禁法的内容实质，早在“第五章·真人”中“二·孙思邈的道教思想，.3

禁法的内容实质，早在“第五章·真人”中“二·孙思邈的道教思想，.3

病之心，永无必愈之效”（见《要方·序例·处方》）。这种论调早已成为 老生常谈，但应该知道孙氏所处的时代里发表此言，却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的。

我们首先洞察当时的社会，当时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社会经 济大步伐地发展，为了有利于发挥熟练程度，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效率，随

着生产的发展进步，分工愈来愈细，生产逐渐趋向专业化，医与药的分开是 趋势的必然结果，乃不可阻挡的客观规律。正因为这样，就带来了那些采药

失时，炮制粗劣，贮藏不妥，工艺不严甚至不法，使药效降低甚至失效的情 况。孙氏正处在由医生自采、自制过度到专由药工、药农、药师来采集、炮

制、管理的历史时期。上下数千年的中医中药史中只此一回的“凡课药之州， 置采药师”（见《新唐书·百官志》）国家法令的颁布恰恰在孙思邈写《要

③ 达摩乌长国，在天竺国北。

④ 《全唐文》1000 卷，18488 篇，为总汇唐代所有诗文而成。主编董浩、曹振镛率领 3400 余人辑成，成书 于清·嘉庆十九年。

⑤ 《天下郡国利病书》120 卷，清·顾炎武编辑。

① 《唐会要》100 卷，514 目，宋·王溥辑。

② 《续高僧传）30 卷，又名《唐高僧传》。唐·道宣和尚辑著，因为继慧皎的《高僧传》而作，故名冠以

“续”字。

③ 拂菻国，古西域地名，指东罗马帝国及西亚地中海沿岸一带。

④ 《诸藩志》2 卷，宋·赵汝适撰。收集 40 余国的地理、风俗。

⑤ 《中国医史医藉述要》，崔秀汉编著，1983 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的前夕、77 岁（618 年）那年。孙思邈亲身经历、亲眼目睹这个医生自 采药、自制药的优良传统的消失，弊端日渐明显，再结合自己长期自种、自

采、自制、自用的丰富经验，不由自主地憾叹古风之优于当代时尚。所以他 的强调要重视药物，是另有其特殊情况与重大意义的。

孙氏除《翼方·药录纂要·采药时节》中介绍了 230 种草药“采”、“阴”、

“暴”、“干”的合法手续，《翼方·药录纂要·药出州土》中指出药源的 地道来源，历数关内道等 13 个道的优良品种，《翼方·居退·种造药》的草

本药培植方法、半成品药制法之外，并为制药、贮药而设计一套设备，如：

⋯⋯四面筑墙，不然厚垒，务令厚密。⋯⋯客至引坐，勿令人寝室及药房，恐外来者

有秽气，损人坏药故也。⋯⋯一房着药，更造一立柜，高脚为之。天阴雾气，柜下安少火，

若江北则不须火也。一房着药器，地上安厚板，板上安之，着地土气恐损。⋯⋯前作格子，

充料理晒暴药物，以篱院隔之。⋯⋯立屋二间，椽梁长壮，柱高间阔，以安药炉，更以篱 院隔之，外人不可至也。⋯⋯（见《翼方·退居·缔剏》）。

总之，孙氏对于为什么要自种、自采、自制、自藏的理由，是“夫药采 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

木不殊，虚费人功，率无裨益”（见《翼方·采药时节》）。

（五）对新品种的发掘

两千多年的中药，就是靠一代一代的扩展壮大起来的，通过世世代代有 心人在治疗疾病用药经验基础上，不断总结而丰富，终使药品逐渐增多，疗 效不断提高。孙氏从

18 岁而志学于医，141 岁而羽化，120 多年的辛勤于临 床第一线，加之寻访民间知识，千方百计地搜索有效丹方验药，达到了“一

事长于已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见《要方·序》）的程度。所以对他 来说，这样的贡献，是毫无疑问的。

例如麦饭石的发现，在内蒙古东部，沿着努鲁儿虎山山嵴，穿过萎萎的 大草原，就是一座卧佛状的山峦，表面被一层泥沙覆盖着，也有一些灰色斑

斓的岩石露在外面，那岩石上还闪着点点金星，它就是号称“神秘的金丹” 麦饭石。早在宋代就已广泛使用于外科病，而且还可外用，陈自明《外科精

要》①中的麦饭石膏，就是一张有名的名方，20 世纪 70 年代在全国又风靡起 来。但谁先发现、发掘、认识及引进到医药领域里造福于人民呢，是孙思逸。

李时珍②根据苏颂的《图经本草》，肯定他说：“此方（指麦饭石），孙真人 千金月令，已有之。”（见《本草纲目·麦饭石》）同时再检阅一下孙氏之

前的医学文献，确实没有见过。

又如乔麦，在孙氏之前，未曾见过，在《要方·食治·谷米》中最早指 出“味酸，微寒，无毒，食之难消，⋯⋯”，事实也的确如此。

羊肝补肝明目，牛肝明目，肝主明目，兔肝主目暗⋯⋯等学说，也是孙 氏首先第一人指出，至今成为眼科一个有效的药物和药膳。

① 《外科精要》3 卷，宋·陈自明撰。成书于 1263 年。

② 李时珍（1518—1593 年），字东壁，又字可观，晚号濒湖山人，靳州（今湖北省靳春县西南）人。名著

《本草纲目》作者。

孙氏把从《神农本草经》到《唐·新修本草》来一次综合处理，在药物 数量上，把作用不大或无效可言的药品删去 216 种（见《翼方·目录》）。

同时又把新的补充进去，新增 210 多种新药品种。内有三白草、水蓼、冬葵 子、安息香、苎根、瓦松、郁李仁、龙葵⋯⋯等 21 味，至今还是临床上不可

“一日无”的常用药。 还有来之国外或边缘地区的如底野迦、毗莱勒、河梨勒、无食子、胡椒、

庵摩勒⋯⋯十多味。 还有在原有的药品中进一步求精取细他讲究“道地”者，如竹叶中强调

淡竹叶，车前子增用车前草，地黄中指明用生地黄而给犀角地黄汤提高了疗 效，在笼统的抬糖中分别出沙糖⋯⋯等等。其他的 180 余种药品，内有鸟血

木、蛇舌、紫葛、甲香、狗舌、马芹子、角蒿⋯⋯等，有些现在已少用，有 些还在使用。

孙氏在这方面的功绩有两个：其一，对药源的扩大，增多了治疗手段； 其二，贡献更大的是，他一方面淘汰一批疗效不高或被时代所遗弃的品种，

一方面发掘新药，在药学世界里开辟了一个“吐故纳新”的先例，使中药永 远在推陈出新中永葆青春。像孙氏那样对待药物的思想，在今天更有其现实

作用，且看伏龙肝、猩绦、百草霜⋯⋯等已宣告绝迹，我们怎样办？

（六）亲自实验

成书于三国（220—280 年）的《水经①·卢江水》：“斯耳传之谈，非 实证也”一言，博学的孙思邈肯定读之再三。所以他的一生，就是脚踏实地，

工作负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极变探幽”和“贵察声色，深究萌芽， 心考锚铢”（见《翼方·序》）而“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

说”（见《要方·大医精诚》）。故而所有新方新药，总要自己亲手通过实 践来作取舍。

例如：

“方称大豆汁解百药毒。余每试之，大悬绝不及甘草”（见《要方·解 毒并杂治·解百药毒》）而否认了过去过份强调大豆解毒的说法。

“古今痢方千万首，不可具载，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见《要方·脾 脏下·热痢》）。反过来说，其中二三为无效而删掉。非亲手实验，是不可

能知道其有效与否。

“古之术子，多用庆云散、承泽丸，今代人绝不用此。虽未试验，其法 可重，故述之”（见《要方·妇人方上·求子》）。其所以“故述之”，因

为没有亲自实验过。“故”借用为“姑”字。“古人有十水丸，历验多利大 便而不利小便，所以不能述录也”（见《要方·水肿》）。正因为他通过多

次亲身实验，说明没有利水作用而不加介绍。

孙氏能有计划、有目的地用客观来考察现象，并将观察所得的变化和结 果来判断某方某药的有效与否？或获效的程度？最后决定取舍是十分科学而

负责的。如其每一位医生都能做到这点，疗效不患不提高。

而且孙氏一取一舍之间，也十分审慎从事，举“芜花散”为例：

① 《水经》2 卷，三国亡名氏撰，晋·郭璞注记述黄河、长江、渭水等 130 条 水流。但原书早佚，北魏·郦 道元作《水经注》40

卷，以《水经》为纲，原文得以复 见。

⋯⋯然比行之，极有神验。其用药殊不伦次，将服节度，大不近人情，至于急救，其

验特异，方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关感，智不能知，亦犹龙吟云起，虎啸风生，此

其不知所然而然，惟圣人莫之辨也。故述之篇末，以贻后嗣。好学君子详之，非止救物兼 深，抑亦庶儿于博见矣”（见《要方·胆腑·万病丸散》）。

孙氏把暂时不能理解的事物，不肯轻率否定、莽鲁摈弃，留待后人来探

索。这种客观而负责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

（七）引进化学制剂

炼丹术是在冶金术中衍化出来的科技，中国是炼丹术出现最早的国家。

《神农本草经》所搜载的 365 种药物里，属于矿物类的就有 46 种之多。这种 矿物药，其中包括金属的和非金属的，单体自然元素的和各种自然化合物的，

都是炼丹的唯一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很早就有了物质基础，所以也很早就 能有宋无忌①、羡门子高②、正伯侨③、充尚④⋯⋯等炼丹方士的辈出。到两晋

（265—420 年）、南北朝（386—589 年）时，由于神仙服食的盛行，炼丹术 更形兴旺，葛玄、郑隐⑤、葛洪、陶弘景等有名的炼丹家，都在这个时代。

正因为炼丹术的兴起，就丰富了药物的内容。《本草纲目》中有 1892

种药物里，矿物药和丹药就有 222 种，竟占有 11.7％之数。 自道教思想的创立者老子到稷下黄老的大集成者庄周，倡导“清净无

为”、“自然为本”、“归真返璞”、“超然绝尘”之余，势所必然地联系 到却病延年。于是导引术、吐纳术相继间世，这是炼内丹。

《抱朴子·金丹》：“夫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 百炼不消，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令人不老不死。”它是用丹砂、硫黄、

水银（炼丹家称姹女）一类的矿物，加以高温来烧炼出黄金或“金丹”。因 为黄金是火烧不变质的东西，所以想象中的“金丹”也有“金刚不坏身”的

作用，人服后当然也可以长生不老。这是炼外丹。

炼内丹远远不及炼外丹的能为统治者效劳，因为统治者“黄金我所要也， 长生我所要也”，不论黄金或金丹都是投其所好，所以内丹道路愈走愈狭，

而外丹就不同了，升堂入室地走进了帝王之家。君不见《史记·封掸书》的

“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 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乎。所以从汉武帝时（公元前 140——前 87 年）开始

刮起了炼丹风，至东汉（25—220 年），因魏伯阳①等方士涌出，为炼丹术更 加油添薪。他们把《易经》的八卦与道家思想相结合，作为炼丹的理论基础。

如以《易经》的“坎离匡郭；运毂正轴”，引进到烧丹的“以乾坤为鼎器， 以坎离为药物”来作为主导思想。易有八八六十四卦，除去三（乾）（坤）

三（坎）三（离）四卦，净存六十卦，作为火候，计三百六十交，所以一丹

① 宋无忌，燕国方士。

② 羡门子高，秦始皇时代人物。

③ 正伯侨，战国末期方土。

④ 充尚，秦时燕人，方士，曾形解成仙。

⑤ 郑隐，名郑思远，隐于括苍山，后成仙。

① 魏伯阳（约 100—170 年），汉·会稽人。从阴阳先生学道，得受金丹大道，与诸弟子出入成仙。

烧的火候须 360 时②之数。同时更凭着这个谎谬可笑的“推理”，认为服之可 与天地并存。于是服食丹石的蠢事就不断产生，更是包括帝王在内的上层阶

级人物。且看《太平圣惠方》（992 年）、《圣济总录》（1111—1117 年） 等书把“乳石发动（即丹石中毒）”作为当时的多发病，常见病来处理即可

知了。

纵然葛洪以清醒的头脑来呼吁着“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 成废笃，以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见

《本草纲目·水银》）。但求长生心切的人们，还是如蛾扑火地趋之若骛。 葛洪在魏伯阳与陶弘景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孙氏再步其后尘

而也精通炼丹技术。而且把黄老道家和方士炼丹术合二为一，在葛洪、陶弘

景之后更成熟地融人于治疗学中。最典型的事例，为太乙神精丹：

⋯⋯右六味，各捣，绢下筛。惟丹砂、雌黄、雄黄三味，以配酚醋浸之。曾青用好酒

铜器中渍，纸密封之，日中曝之百日，经夏，急五日亦得。无日以火暖之，讫。各研，令

如细粉，以醶醋拌，使干湿得所。内（同纳）土釜中，以六一泥固际，勿令泄气，于，然

后安铁环施，脚高一尺五寸，置釜上，以渐放火，无问软硬炭等，皆得。初放火，取熟两

秤炭，各长四寸，置于釜上，待三分二分尽，即益，如此三度，尽用熟火，然后用益生炭，

其过三上熟火已外，皆须加火，渐多。及至一伏时，其火已欲近釜，即便满，其釜下益炭，

经两度即罢。火尽极冷，然后出之，其药精飞化凝釜上。五色者上，三色者次，一色者下，

虽无五色，但色光明皎洁如雪最佳。若飞上不尽，更令与火如前。以雄鸡翼扫取，或多或 少不定，研和枣膏，丸如黍粒⋯⋯（见《要方·胆腑·万病丸散》）。

在上面一段文字中，可以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孙氏把服食丹石的蠢

事，引渡到利用它来治疗疾病的途径上来，变害为宝。其二，就是把炼丹的 技术引进到制药技术中来，扩展了医药内容，为人民造福。

《孔子家语》①:“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那末覆舟的丹石，也未始不 可转化为载舟的良药。这样化学制剂进一步闯入了本草行列，又是孙氏一个

莫大的贡献。或渭，中医的化学制剂，早就进入了医药界，《周礼·天官篇》 就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劀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

郑玄②注“五毒攻之”谓“今医人有五毒之药，合黄輗，置石胆、丹沙、雄黄、 矾石、慈石其中，烧三日夜，其烟上着，以鸡羽扫取以治疡”。所以引进化

学制剂于医学中来并非孙氏开始。我们不能否认在春秋时代（公元前 770— 前 476 年）早已化学制剂进入了医药界，但更要知道当时的制成品十分粗糙，

仅仅供于外用，而孙氏的介绍者是高级的内服药。

所以颂扬孙氏的拜真台前联句中“铁杆铜条”、“铅烧汞炼”八个字， 更突出了这点。

最后，我们要知道孙氏对金丹的看法如何？不妨从“又有贪饵五石，以 求房中之乐，此皆病之根源”（见《要方·序例·治病略例》）一言中，证

实，他是客观的、有科学头脑的。

（八）丹石方圃毕竟功大于过

② 时，当时每天为十二时辰，即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西戍亥。

① 《孔子家语》原 27 卷，今本为 10 卷，44 篇。为三国魏王肃所传。

② 郑玄（127—200 年），字康成，东汉·高密人。为当时有名的学者，著作很 多。

丹石在那个时代一般人眼里，总是视为情同仙丹的至高无上的药品，从

“纵有金丹，亦不可救”（见《要方·消渴》）一言中，可以看出所谓“金 丹”（丹石），是起死回生的第一灵丹妙药。

后世对两部《千金方》中介绍炼丹石方面，大有非议指责。这也是客观 存在的事实，无法避讳的。但在这一方面，毕竟大功可盖小过。

历来炼丹采取矿石，绝大多数为丹砂、硫黄、水银、雄黄之类，而孙氏 则在《要方·服食法》中 24 首抗病保健方中，除了云母水方、钟乳散、西岳

真人灵飞散三方中取用云母、钟乳之类的矿物外，其余都用偷樑法来重用天 门冬、地黄、乌麻、松子、柏子、茯苓、构妃⋯⋯等的确有益无害的植物性

药物。即使云母、钟乳是矿物，但也都没有毒性。

再阅《翼方·养性服饵》里，除华陀云母九中有云母、钟乳之外，也都 是草木有益之品，绝无汞类、砷类。（养老食疗》、《辟谷》等篇中取药，

也完全是无害有益的植物类药物。

显然孙氏深知习俗难改，这个习惯势力的狂澜难以力挽于一时，不能不 独运匠心以因势利导。用无毒有益的药物来在“丹石”的躯壳中作为主位而

把有害无益的药品暗暗排挤出去。不过十分遗憾，这种苦心是否有人能体会 得到。

也有人议论他自己也服用丹石，“余年三十八九，尝服五六两乳”（见

《要方·解毒并杂治》）。欲知那时年未不惑，一个典型的书呆子，涉世未 深，而且身居草野，正值研究道教及炼丹时期，自炼自服当然也是十分自然

的事，而且孙氏一向喜欢亲身一试的个性。但届晚年，则对丹石的看法，就 截然不同于年轻时代。诚如他所谓：“今退居之人，岂望不死羽化之事，但

免外伤逼切，庶几全其天年。然小小金石之事，又须闲解。神精丹防危救急 所不可阙耳。⋯⋯以冀神助，非可率致。”故而他决定“宁食野葛，不服五

石。明其大大猛毒”而谆戒他人“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 而使“其方从以烟火，不复须存，为含生害也”（见《要方·解毒》）。

再则古人“常”“尝”两字可通用，这里的“常服五六两乳”，应作“尝 服五六两乳”。而且以“尝”字来讲，上承“三十八九”，在文法上更通顺

合理。再结合晚年的洞悉丹石危害的体会与言语，尤为混然一体。

因之，我们可以下此论断，孙氏在丹石方面不是鼓吹者而是批判者，所 以是功大于过，甚至有功而无过。

（九）自有天知

解放前，药铺卖成药的仿单（说明书）上，都有“虔修虽无人见，存心 自有天知”的广告性质的联句。可是这个“天知”，做起来谈何容易。

“余以武德中，合玉壶丸，时值天阴，其药成讫后，卒不中用，终弃之”

（见《翼方·杂病下》）。这里就可反映出孙氏对病人的负责及思想品德的 崇高。

过去卖药仿单上还有“如有假劣，五雷殛顶”的誓言式广告。可知他们 是为了怕“五雷殛顶”而不敢卖假卖劣。而孙氏则为了“卒不中用”而毁销

变质药品。其思想境界的天壤之别，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个旧社会的药 商，真的怕“五雷硕顶”者，还是属于具有人性者。

（十）始创剧药逐渐加重的进服法

药物既在“性”上取效，也即药的作用。但还有“量”的问题，也就是 药的浓度问题。因为单单药物，没有接触到人体的吸收经过、反应活动相互

作用是毫无效力可言的。凡药性正确而浓度未达到者，也是无效。反之浓度 过高也能召来流弊，更其是剧毒药品，甚至可以致死。在今天当然已有“阈

剂量”、“半数致死量”、“绝对致死量”和“最小致死量”的指标可据。 但在 1300 年前，根本没有这样条件，所以当时仅仅知道“小毒”、“大毒”

及“无毒”，更没有一定剂量标准。因之很多由于药物浓度过低而无效、过 高而发生流弊。

孙氏第一个强调了这个问题，同时也第一个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主 张“若用毒药治病，先起如黍米，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

度”（见《要方·序例·服饵》），“若不吐利，更加一丸，或至三丸五丸， 须吐利为度”（见《要方·胆腑·万病九散》）。

这种服用剧毒药逐渐加量方法，不论对药物的使用或人身的安全，都有 极大的保险作用。即使在今天，有时我们还在私淑这个方法。

（十一）认真对待药物用量

历来中医对待用药份量，很不考究，直到现在还有这种现象，例如灯心 一扎、荷叶一角、芦根一尺⋯⋯等等。而孙氏早就关注了这个问题。如：

古称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拾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 十六两为一斤，此则神农之称也。吴人以二两为一两，隋人以三两为一两。

今依四分为一两，称为定。方家几云等分者，皆是丸散。凡散药又云刀圭者， 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桐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

为度。钱匕者，以大钱上全抄之。若云半钱匕者，则是一钱抄取一边尔。凡 方云巴豆若干枚者，粒有大小，当先去心皮，乃称之。以一分准十六枚。附

子乌头若干枚者，去皮毕，以半两准一枚。积实若干枚者，去穰毕，以一分 准二枚。

凡方云桂一尺者，削去皮毕，重半两为正。甘草一尺者，重二两为正。⋯⋯

（见《要方·序例·合和》）。 这样认真对待，为孙氏之前所罕见。即使孙氏之后，也不多见。还有如

煎煮人参，强调“用流水”。这一点连宋代大科学家沈括①也十分欣赏，沈氏 谓：“孙思逸千金方人参汤，言必须用流水煮，用止水则不验。人多疑流水

无异，予尝见⋯⋯。”见《补笔谈①·药议》）沈氏申说了许多流水与止水的 不同事例，证实了孙思逸的科学思想。

（十二）小结

① 沈括（1030—1094 年），字存中，宋、钱塘人。嘉佑间进士，博学能文，精通天文、地理、历算、方志、

音乐、医学、并制造过浑仪、景表、浮漏等天文仪器。

① 《补笔谈》，北宋·沈括有名著《梦溪笔谈》3O 卷，是他根据科学实践与平生见闻而写成的。又有《补 笔谈》3 卷，《续笔谈》1 卷。

相传宋神宗时（1068—1085 年在位），翰林学士赵概②，他怀着曾参③“吾 日三省我身”的精神，在书桌上放置黄豆与黑豆各一把。每做一件好事，即

在贮器中投一粒黄豆，坏事则投黑豆，每届一定时间，启器检查，黄豆黑豆 谁多谁少。后人称这个自我检查方法为“功过格”。假定把孙氏在药学方面

的好事坏事来使用“功过格”，肯定是黄豆，即使苛克的要求，也恐难以找 到半粒黑豆。你看，他在药学领域里做的好事：

1.整理前人的本草学，并删增的吐故纳新。使本草学处于永葆青春的局 面。

2.有许多新增的药品，如水蓼、冬葵子、龙葵、郁李仁⋯⋯等，至今还 是属于常用药物。

3.在车前子基础上发展的车前草，在竹叶基础上发展的淡竹叶，在饴糖 基础上发展的沙糖⋯⋯，都为后人所乐用，直到今天。

4.胡椒、无食子、底野迦、毗黎勒、诃黎勒⋯⋯等外来新药，用中医传 统理论来解释，使洋为中用者树立了榜样和方法。尤其在现在中西医结合潮

流里，更有其实用而深远的意义。

5.引进了化药制剂。

6.利用“丹石”的躯壳，以有益药品代替了有害药品，使有害的丹石一 变而为有益的保健延年良丹。更巧妙的是这场革命是在人不知鬼不党的情况

下进行，而且获得了成功。得以使药学论坛上避免了一场无谓的风暴。

7.在介绍炼服丹石的同时，并揭露了丹石的危害性。

8.创造了剧毒药逐渐加重的进服法，1300 年来，不知道避免了以“致死 量”丧生的多少事故。

9.以动物肝脏来治疗目疾，确立了千古定论。

10.对种药、采药、制药、用药极端负责，如：

（1）主张自采、自制及科学的贮藏。

（2）亲自实验，有效者用，无效者删。

（3）不肯轻易介绍自己没有试用过的方药。同时也不轻易否定暂时尚未 明确知道有效或无效的方药。

（4）严格把持质量关，欠佳的、低效的、炮制有问题的宁可销毁，不使 用于病人身上。

像他那样的业务水平，再加上那样的道德品质，而且百余年的临床经验， 坚持终身，这顶“药王”桂冠不加冕于他的头上，给那一个。

② 赵概，字叔平，自学成才。尝集古今谏净事为《谏林》120 卷。

③ 曾参，春秋时鲁人，字子舆，孔子弟子。

七、临床

一个高明医生，必须具备，精湛的专业理论、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高尚的 医德作风，三者基本条件，缺一不可。理论尽好，在临床上无法应付稍感难

治之症，即叹黔技告尽者，像这样的赵括①式医生，对病人有什么好处。孙氏 的理论水平早已尽如前言，这里用专章来讨论他在临床上的成就。

（一）习医动机和条件 历代名医很多出身于世家，河东三风②荀氏八龙③者不乏其人。如徐门④

的熙、秋夫、道度、文伯、雄、叔向、嗣伯、謇、践、之才、之范、敏斋⋯⋯； 危门⑤的云仙、子美、岩崖、熙载、亦林⋯⋯；龚门⑥的信、廷贤⋯⋯；薛门⑦

的销、新甫⋯⋯；以及从宋代到今天还瓜瓞绵延不衰的何门⑧侃、广族、天祥、

銮、士方、■之、公谨、希鲁、廷用、凤春、九经、十翼、从政、汝阈、汝 訚、令昭、鸿堂、铁山、北海、元长、世仁、世英、其伟、书田、其章、其

超、长治、鸿航、昌焕、昌龄、昌粹、振字、振基、伯鸿、寿彭、廷漳⋯⋯ 至今还有几位知名度极高的老中医，历 27 代而不衰，在中医界是绝无仅有 的。

也有因双亲多病，知医以奉亲者，如晋·殷仲堪①，以“父病积年”；五 代的孟昶②以“母病有疾，屡更太医不效”；唐代的王煮，“以母有疾，衣不

解带，亲絮汤剂”；明之吕复③，以“后以母病求医”；汪石山，以“母病呕， 遂究心医学”⋯⋯等。

更有本身为二竖所苦，忿而学医者，如明之秦昌遇④、清之高世栻⑤；黄 元御⑥困千眼病，钱秀昌⑦厄于骨伤。孙氏也正是“才非公干、夙婴沉疾，德

异士安，早缠尪瘵”（见《翼方·序》），“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见

《要方·序》）而为之学医的。而且生平也多病多痛，内、外科病经常不息。

① 赵括（？—公元前 260 年），战国时赵将，平时夸夸其谈，看来十分精通军事，但一旦上了战场，即兵 败如倒。“纸上谈兵”故事，就出在他身上。

② 河东三凤，唐·薛收，族兄薛德音和从兄子薛元敬，俱有文才，为蒲州汾阴人，属河东道，时人称为“河 东三凤”。

③ 荀氏八龙，东汉·荀淑有八子，俭、绲、靖、煮、汪、爽、肃、敷，都有文名，人称“八龙”。

④ 徐门，指六朝·南齐，由徐熙传下的数代名医。

⑤ 危门，指宋·元间由危云仙传下的家传名医，至危亦林已第五代。

⑥ 龚门，指明代，金溪世医，内尤以龚信与子龚廷贤更著名。

⑦ 薛门，指明代，吴县世医薛铠与子薛已。

⑧ 何门，指上海市、青浦县世医何氏，从宋传到现在，已 27 代之久。

① 殷仲堪（？—399 年），东晋·陈郡（今河南淮阳）人，身列仕宦，而独于医。

② 孟昶（919—965 年），五代时蜀国君主，精于医。

③ 吕复，字无膺，浙江鄞人，明代名医。

④ 秦昌遇，明·上海人，字景明，为当代名医。

⑤ 高世栻（1634— ？年），字士宗，清代名医。

⑥ 黄元御（1705—1758 年），字坤载，清·山东昌邑人。因庸医误治而目盲。

⑦ 钱秀昌，字松溪，清·上海人·精伤科。

如“余立身已来，二遭热痢。一经冷痢，皆日夜百余行”（见《要方·热痢》），

“余以武德中（77—85 岁时）六月，得此疾，经五六日，觉心闷不佳”（见

《要方·备急·蛇毒》），“余以正观四年（89 岁那年），忽口角生丁肿”

（见《要方·丁肿痈疽》），“余以贞观五年（90 岁那年）七月十五日夜， 左手中指背，触着庭树，至晓逐

肿，痛不可忍”（见《要方·备急·被打》），“余以正观七年（92 岁 那年）三月八日，于内江县，饮多，至夜睡中觉四体骨肉疼痛，比至晓，头

痛目眩，额左角上如弹丸大肿痈，不得手近，至午时至于右角，至夜诸处皆 到，其眼遂闭合不得开，几致殒毙”（见《要方·丁肿痈疽·丹毒》）。而

且到了晚年，仍然“耄及之年，竟三余而勤药饵”（见《翼方·序》）。孙 氏从童年的“幼遭风冷”到晚年的“而勤药饵”，真是多病之躯。屈原①《九

章·惜诵》“九折臂而成医兮”，孙氏而不是医生，那未在这九折臂之下， 也会成医，俗谓“久病成医”，何况又是身为良医的人。本来以抱病之身的

人来研攻医学，当然更能比一般人更深入。疾病本来是人生不幸，但对于业 医者本身业务的提高，却有锦上添花的裨益。

（二）临床时间和地点

“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见《翼方·取孔穴法》），则他跨入医门约 在陈·武帝·永宝三年（559 年）之际。学习两年，大有进步，故而自谓：

“至于弱冠，颇觉有悟。”（见《翼方。序》）考悟字，为深入理解之意。 中医的业务水平，分为懂、通、精、悟、化、神六级：

懂：把中医基本理论，有了一个初步的较为完整的概念。 通：非但知道其一般，而且能触类旁通。也就是对某一个论点能够过渡

到另一个论点，把前因后果、周围联系之间贯通起来。 精：在通的基础上，能掌握而运用于临床，而且用来要左右逢源，毫无

捉襟见时之憾。 悟：除了具备了精通条件之后，更进一步知道为什么用此方此药而效？

为什么用此方此药而无效？为什么？ 化：精通全套中医理论，熟悉各家不同学说及学派，使许多反面的、出

奇的理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于临床，而且都能有效。 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取方用药，使一般低水平的人们难以

理解的境界。 他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达到了悟的阶段，也就是六个阶梯上登上了第

四级，除了具有得逃俟厚的天资之外，主要是学习刻苦，方法得宜。也有人 认为他的多病和“汤药之资，磬尽家产”（见《要方·序》）的“穷”，也

是促使他刻苦钻研的动力，即欧阳修①所谓：“盖愈穷则愈工。”（见《梅圣 俞诗集·序》）含有哲学的道理

这个时期里，仅仅是尝试性的临床应诊，不过是“亲邻中外，有疾厄者， 多所济益”（见《要方·序》）。

① 屈原（约公元前 340— 前 278 年），战国楚人，名平，字原，楚怀王任三闾大夫。后遭人诬陷，被放逐， 作《离骚》，终于 5 月 5

日投泪罗江而死。

① 欧阳修（1007—1072 年），宋·庐陵吉水人，字永叔、自号醉翁、六一居士。为中国历史上大文豪之一。

以后的临床活动无史可嵇，唯在两部《千金方》中可以找到些一鳞半爪。 在两部《千金方》中最早的为“治蚊龙病，开皇六年（586 年）三月八

日，有人食芹得之，⋯⋯。从兹有人患此疾，令服寒食饧三斗，大验”（见

《要方·肝脏》）。

之后，“余以大业中（605—617 年），数以合和，⋯⋯以之治病，神验 不可论”（见《要方·胆腑》）。

再后，“在唐王朝，武德中（618—626 年），有贵妇人，师市奴，谓之 金石凌，非也。”（见《要方·胃腑》）

再后，“武德中，有德行尼名净明，患此已久。”（见《要方·膀胱腑·霍 乱》）

再后，“武德中，龙资此一卷服水经授余，⋯⋯。”（见《翼方·辟谷·服 水》）

更后，已应召来居长安厘市，时在贞观间（627—649 年），这个阶段的 入于纪录的临床事迹最多。有“昔正观初，有一野老，年七十余。诣余云，

数日来阳气益盛。⋯⋯后四旬发病而死”（见《要方·养性》）。

“贞观初，有人久患赢瘦，殆死。余处此一剂，则差。”（见《要方·肾 脏》）

“正观初，衢州徐使君，访得治疗肿人玉山韩光方。⋯⋯正观中，治得 三十余人，差。”（见《要方·丁肿痈疽》）

“余以贞观年中，将一病士入山，教服云脂。”（见《要方·痔漏》）

“余以贞观五年（631 年）七月十五日，⋯⋯”（见《要方·备急》）

“正观十年（636 年），梓州刺史李文博，先服白石英久，忽然，⋯⋯”

（见《要方·消渴》）

最后一例，为“正观中，有功臣远征，被流矢中其背 上，⋯⋯永徽元 年（650 年）秋，令余诊看。⋯⋯”（见《翼方·杂病下》）

根据以上统计，学医于永定三年（559 年），时 18 岁，在这一阶段里， 不可能马上临床治病。事实上也正如此，自谓：“我初学医，未以为业。”

（见《要方·备急》） 行医事迹有记录可凭者，仅赖两部《千金方》。它的记录开始于隋·开

皇六年（586 年），当时孙氏为 45 岁。从学医到现在已有 28 年之久，在业 务上早已成熟。中间经过大业（605—617

年）、唐·武德（618—626 年）至 贞观（627—649 年）而达到高峰。最后为永徽元年（650 年），也就是《要 方》成书前两年，前后跨度历

65 年之久，也即孙氏从 45 岁到 109 岁之间的 一个漫长岁月。不过开皇六年之前及永徽元年之后到永淳元年中 33 年里，不

可能没有临床治病。想来开皇六年之前，一则身居僻壤，再则名望未高，仅 仅是求诊者为数不多。永徽元年之后，毕竟年事过高，精力有限，杜门谢客

著书（《翼方》）。在此一段时间里很可能把未入京野居时代的研究黄老学 说再度重温复习，且看《翼方》中道教口吻要比《要方》浓厚得多吗？再则

关于临床日期的记录，迹近衍文，不是认真填写，失载漏书更为常有之事。 且看“武德中龙责服水经”与“永徽元年治疗流矢中背”案，都失载于《要

方》而补述于《翼方》吗。

所以即使以 65 年最少的数字来计算，临床时间之长，也为古今所罕有， 所以经验之丰不言可喻。

再谈临床地点，孙氏年轻时代，早已明确得很，是长居的太白山（见《新

唐书·本传》）。

唐·贞观元年（607 年），孙氏奉召入京，来定居长安，当然是在长安。 但问题又来了。《唐会要》：“显庆三年（658 年），诏徽太白山人孙

思邈，至，居干鄱阳公主废府”，似乎在显庆三年才来居长安，要比这里后 退 31 年。其实这里的“大自山人”，不应该理解为居在大白山的人，而要把

“太白山人”作为孙氏的代名词。“居”也不能认为是赐居，而是作为居住、 住宿、寄寓的意思。既然是居住，那末从贞观元年人住以后，只要身处于此，

任何时候，都可称“居”。所以尽管显庆三年又召见一次，和这贞观之初， 毫不相干。再根据孙氏故乡孙家塬孙真人祠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刻的

《重修孙真人祠记》：“宣帝时（569—580 年），以王室多故，遂隐居蜀之 峨嵋山四十年。隋文帝征为博士而弗就，恐征书之复至，又隐于秦之太白山

十二载。”如以贞观元年（627 年）上推 52 年来计算，的确接近于北周宣帝 时代。尽管这个推算是粗糙的，但十分合情入理。

隐居何处？《旧唐书·本传》：“周宣帝时（579—580 年），⋯⋯乃隐 居太白山。”《西阳杂俎》：“尝隐终南山。”考终南山，现在陕西省、西 安市南

40 多公里处。是秦岭西自武功县境，东至兰田县境的总称，包括翠华 山、南五台、圭峰山、骊山等峭壁秀丽的山峰，如锦绣的画屏，屹立在古长

安之南。又称太乙山，为秦岭山峰之一。再以两部《千金方》中反映出从贞 观之后而临床记录特多者，此乃身居闹市之故。他所“固辞不受”者，是爵

位而不是定居京师。

长安住在何处？当他 92 岁时，《病梨树赋·序》：“余病卧疾长安光德 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孙思

逸处士居之，⋯⋯今年 93 矣。”

住在这里应于贞观十七年（643 年）之前。也就是贞观元年到十七年之 间，“正观中，人为少府，奉敕修明堂，与承务郎司马德逸、太医令谢季卿、

太常丞甄立言①等，校定经图”（见《翼方·针灸上》）。考甄立言，当年已

103 岁，也就是他逝世的那年。孙氏比他小一岁。

《旧唐书·本传》：“显庆四年（659 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 又固辞不受。”当时为 118 岁，《要方》已完成了七年。《唐会要》作“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