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孙氏思想总探讨

一、思想背景

（一）远景

春秋战国（公元前 770—前 221 年）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不单局限 于哲学，凡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大都无所

不包，从哲学到文学、从政治到军事、从修养到教育，并没有专门化，也不 可能专门化。除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所限制，他们在主观上都想“以其学易

天下”，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所以济济多士的百家争鸣，到最后则以孔孟 为首的儒家，独占了鳌头。

岁次庚辰（公元前 221 年），当时剩下的最后一个齐国告亡，秦始皇① 统一了中国。为了永远巩固其政权，采纳了法家思想与手段，企图通过法来

实践其“一世”、“十世”、“百世”到“万世”的统一政权之梦，所以傲 然自称为始皇。

正因为有梦求其万世之业的雄心，他最早懂得“人，是事业的本钱”道 理，所以千方百计地求得自己长生不死、永远健康。在赢政①二十八年（公元 前 219

年）巡狩到海上时，东望飘渺的蓬莱，更使他作成仙登天遐想，因之 即使韩佟入海去求不死之药，但去了没有后文，乃又遣派徐福率领 3000 名童

男童女，营造大船，耗费了大量黄金，东行求仙。后果如何？据说不过帮助 了日本国的建国开业。

嬴政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以淳于越点燃了导火线，接受李斯② 建议，颁布了“挟书之律”而掀起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焚书坑儒大役，重

重打击了儒家。所以秦始皇心中只有法家，但方士们可在他眼里尚有一席之 地。

公元前 206 年，刘邦③起义成功，建立西汉王朝。他毕竟是出身平民，所 以对儒家很不重视。加之文帝·刘恒（公元前 179—前 157

年在位）、景帝·刘 启（公元前 156—前 141 年在位）和文帝皇后、景帝母亲窦太后（？—公元 前 129

年）笃信道教。甚至道士陈平④、阴阳家张苍⑤，都位居丞相，而且还 是很有权力的丞相。所以西汉之初，极度提倡“无为而治”的道教学说，大

有占居了支配一切的地位。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以窦太后仇视 儒术，把反对黄老、推崇儒术的窦婴（？—公元前 131 年）、独崇孔孟的田

蚡（？—公元前 131 年）罢去了官，“鲁诗学”的开创者儒家申公（？）撤 职赐归，申公的两个学生赵绾（？）、王臧（？）都下狱而死。

上面谈到的所谓方士，乃吐纳、练丹、自谓力能呼风唤雨、鼓吹成仙登

① 秦始皇（公元前 259— 前 210 年），姓赢名政。先后灭六国，中原统一，自号始皇。

① 嬴政，即秦始皇。

② 李斯（？—公元前 208 年），战国末。楚上蔡人。秦国相。

③ 刘邦（公元前 256—195 年），秦末沛县人，灭秦立国，曰汉，即汉高祖。

④ 陈平（？——公元前 178 年），汉·阳武人。初从项羽，后归于刘邦，官右丞相。佐孝文帝平吕乱后， 即弃官修道。

⑤ 张苍（公元前 256— 前 152 年），汉·阳武人。从刘邦起兵，以有功，封北平侯。

天、可以长生不死的方术之士。起源于战国时齐、鲁一带沿海地区，因秦始 皇“悉召文学方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见《史记·秦

始皇本纪》）的加温而开始兴盛起来。从此代出有名方士，如汉文帝（公元 前 202—前 157 年在位）时，侈言“设立渭阳五帝庙，欲出周鼎”的新垣平

（？）；汉武帝（公元前 140—前 87 年）时，有倡言“祠灶则致物，致物而 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为饮食器，则益寿”的李少君（？）；有使武帝在

一如现代电视机萤光屏前会见亡妃李夫人的齐人少翁；自言“黄金可成，河 决不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的奕大。直到三国（221—280 年）时，

曹操（155—220 年）要杀他，他却遁入壁中隐身而去的左慈（？）⋯⋯。纵 然他们后来有的被诛（奕大）、有的夷其三族（新垣平）可悲下场，但在他

们走运得志之际的受宠当朝，毕竟是使人垂涎三尺的。

当时黯然失色的儒家，当然看清了这个来龙去脉，知道要靠近当局政权、 非创造一套与方士可以经得起周旋而又能取胜的神秘学说不可，否则怎能在

方士口中分得一瓢羹。所以认为邹衍用以推断自然命运和王朝兴亡的“五德 终始”学说，最为接近、合式而可行。邹氏凭他的一套“深观阴阳消息”本

领，周游魏、燕、赵⋯⋯等国，备受诸侯们的尊敬和礼遇。他们把当时流行 的阴阳五行学说，和社会历史变迁联系起来的“■祥度制”，在两汉谶纬学

说中作为重要的核心。这样的学说十分适合统治者的口味，使得凡尘里的皇 帝和天上的上帝更加缩短距离而紧密地连系、甚至混为一体。邹氏“闳大不

经”的“谈天”，使皇帝的神秘性越浓厚，子臣百姓也就更加服帖就范，他 的统治地位就越巩固。而且这种学说，确实比方士们在幻想中寻求一切的要

现实得多。所以儒家尽量地吸收邹氏的学说来充实自己的内容。幸运的是这 只救活了已经三面无气的妙奕，真能使儒家坎坷命运也从绝处逐渐地走出了 低谷。

道教一向是接近于方士，不，应该说方士是从道教中衍化出来的终产物， 所以道教却没有遭到像儒教那样深灾浩劫，这又是儒家对道家的向往另一个 原因。

汉·对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对儒家来说是命运转折点的 一年。三个抑儒崇道有权力人物最后一个人窦太后死了，压在儒家头上的大 山搬走了。

紧接着的翌年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武帝遂有“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的政策施行。并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以示重视儒教体现。事实上武

帝早六年之前的建元元年（公元前 140 年）执政之初，就已颁诏天下“举贤 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也上过以“天人感应”为中心思想的“天人

三策”。说明“王者从天意以从事”，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一举中标，深为武帝欣赏而采纳。

由于统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武帝虽然已尊敬儒教，但仍然不忘其求仙 的迷梦。翌年（公元前 133 年），又遣方士入海求神仙，并建立太一祠。元

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武帝北巡，祭桥山黄帝冢，至缑氏祭中岳太室， 又东巡海上，与方士傅东及间使求神仙。征和三年（公元前 89 年），武帝再

至蓬莱，欲浮海再求神仙。

从武帝起，阴阳五行学说，经过经师们的加工、美化和鼓吹，这空气愈 来愈浓厚了，简直笼罩着所有一切。他们一套“属木的一定是青色而居东；

属火的一定是赤色而居南；属土的一定是黄色而居中；属金的一定是白色而

居西；属水的一定是黑色而居北”，“少阴为西；大阴为北；少阳为东；太 阳为南”的固定不移的老生常谈，但使人惊奇的是人们总是听之不厌而趣味 无穷。

后世称当时的儒教为“两汉经学”，就是在儒生与方士的结合而成。这 样，儒家也利用统治者来推销他们有利于自己的说教。统治者有什么需要，

儒生们就及时地供应什么。这些供应品，表面上似乎都是早就出于有据可稽 的先圣先贤的谶言，但实际上都是从方士式的思想里移植过来。但方士呢？

在汉武帝时盛极一时之后，物极必反地即式微萎缩而憔悴下去。为什么？原 来儒生们也已学会了方士一套技巧而在文学方面更高出一筹胜于方士而取代

了方士。方士们为维持其个人利益，不能不相率归到儒生的队伍里来。所以 董氏在复兴儒学来说，是一位大功臣。但从此而后的儒学，已经不是秦时代

孔孟的儒学，而是渗入了阴阳家谶纬迷信结合起来的儒学了。

王莽①，更是一个笃信阴阳五行的人，更明确地说，他是靠阴阳五行手法 来达到他野心的。所以用阴阳学说来定了南北郊之社，还进一步用五行学说

来定郡神的祭祀。他高举着记述时令及其相关事物、并把各类事物归纳在五 行生克系统中的《礼记·月令》作为红宝书。竟然征求精通《月令》的人建

筑明堂，也古为今用地把殷周一套古代礼仪表演一番。

汉光武·刘秀①，以“赤伏符”受命，又以《西狩获麟谶》来战胜了公孙 述（？—36 年）而得以坐到王位。所以他对阴阳五行的谶纬更极度的信仰和

膜拜，甚至是依赖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之后明帝·刘庄（58—75 年在位）、章帝·刘炟（76—88 年在位）虽非 昏王庸主，但对谶纬之说也十分崇拜的。客观上有了这样的温床，阴阳五行

之说那得不鸿运亨通而兴盛不衰。

明帝·永平十年（67 年），佛教传入之后（详第四章·居士·一佛教）， 从此即儒、道、释三者成了鼎立之势。今后戏剧性的融合、颉颃、斗争、缓

和、冷战、再融合、再颉颃⋯⋯一幕一幕地不断表演下去。

汉代人思想中，满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天文、地理、宗教、政治、军事、 教育、包括医学卫生在内的各门科学及一切日常琐事中如小到出门、理发、

洗澡⋯⋯，没有不用这套方式来作指导的。例如刘向②的《洪范五行传论》， 就是为反映当时外戚专权所服务。但这套学说只能在有利于统治者的利益时

才能通行无阻，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时就不行。最好例子是：有符节令（掌管 符玺的小官）睦弘③，在西汉·元凤中（公元前 80—前 75 年）他见到泰山④

上大石自行竖立，上有铭文。弘即以“五德终始”来破译出为“当有匹夫而 天子”的谶言。于是上《当求贤禅帝位》书，终于在元凤三年（公元前 78

年）以妖言惑众罪把这个不懂什么是“与虎谋皮”的书呆子头颅掉落下来。 所以统治者的尊孔、崇道、信佛，不一定是出于宗教的信仰而是为自己巩固

① 王莽（公元前 45— 后 23 年），字巨君，为东·西两汉之间，另一个新皇朝 的建立者。

① 刘秀（公元前 6— 后 57 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称光武帝。

② 刘向（公元前 77— 前 6 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汉·沛（今江苏省沛县）人。为东汉有名的经学家、 文学家、目录学家。著有《洪范五行传论》11

篇。内容为宣扬“天人相应说和谶纬学说。

③ 睦弘，汉·鲁国藩人，字孟。

④ 泰山，在山东省、泰安县北五里，又称岱宗，为五狱中的东狱。

政权来服务的。且看唐·贞观十八年（644 年），唐太宗李世民诏萧瑀①的书 中，有“朕于佛殿，非意所遵。梁武建文，穷心释氏，社稷为墟。报施之徵，

何其谬也。（当时，宋国公萧瑀，因与房玄龄不合，请出家为僧。既而后悔， 再请还俗。十月太宗以瑀反复而怒，乃诏书谓：“朕于佛殿，非意所遵，梁

武建文，穷心释氏，社稷为墟。报施之徽，何其谬也。瑀践覆车之余轨，袭 亡国之遗风，自请出家，寻变违异岂具瞻之量乎”贬商州刺史）这就是执政

者的自白。他既然看得很明白，为什么还要装模作样不断在佛教方面做了许 多“功德”？则不言可喻了。

多人执笔的《黄帝内经》，开写于春秋战国，而最后定稿或补充完成于 汉代，所以阴阳五行作为重要指导思想，这是势所必然。现在撇开《内经》

不谈，只要观察一下当时医学与五行之。间的客观环境，就可以了然了。且 看：

《汉书·翼奉传》：“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犹人之有五脏六体。五藏 象天，六体象地，故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申动于貌”，“感动阴阳，

其害疾自深。⋯⋯阴阳失节，害及身体。”

《汉书·礼乐志》：“人亟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

《汉书·五行志》：“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疴，时则有青胜青祥，唯金诊 术。⋯⋯及人谓之疴，疴病貌，言■深也。”

《汉书·沟恤志》：“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

《后汉书》中的《易纬·律历志》，用 24 节气来推算疾病，例如立春的

“晷长一丈一尺六寸，当至不至⋯⋯民瘐瘵；未当至而至，多病熛疾痰”。

24 个节气，在“当至”与“不当至”的推算下，有 48 型的病变。 您想医学在四面八方上下阴阳五行学说的包围下，你不谈，可能吗？因

之有人曾提出这阴阳五行是过了时的迷信，现代中医不应该再奉为圭皋。是 的，在一般情况下送入博物馆里过时的东西当然必需抛弃，你不抛弃，时代

的潮流也会替你冲洗刷掉。且看从古代到近代在当时都是风靡一时的宠儿骄 子，而现在已“今安在哉”了。但真正上古的神农氏种稻获粮，缧祖

氏养蚕织帛，夏禹用疏导来治水，孔子以仁恕来育人，为什么到现在 20 世纪甚至 21、22 世纪还是用着它，中医用阴阳五行就是同一个道理。绝对不

能以被谶纬学说污染过的阴阳五行与谶纬同时抛弃。李后主①纵然是昏庸亡国 之君，但后人还是承认他是大词人；宋徽宗②也是亡国天子，大家还是尊之为

大书画家，一手瘦金体在书坛上奉为珍品。董其昌③也不以是典型的恶霸地主 而取消了他大书家的尊称，这就叫唯物辩证法。也有人提出，《伤寒》、《金

匮》也是此时的作品，为什么仅有阴阳的精神而丝毫没有沾到一点谶纬的色 采？的确！我们更要知道，任何时代、任何环境或某一个运动中，必然有为

数极少的几个众醉独醒的冷眼人物，在这一群真痴子、假痴子（瞒了

良心投机取巧的人物）如痴如狂一片浪潮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如罢官 于东汉·永平五年（62 年）的经学家尹敏①精通谶纬学说而不信谶纬，明帝

① 萧瑀，字时文，善属文，好经术。为人耿直，卒后谥称贞■。

① 李后主（937—978 年），即李煜，五代南唐后主。

② 宋徽宗（1082—1135 年），即赵佶。

③ 董其昌（1555—1636 年），明·松江人，字玄宰，号香光。为自成一家的书 家。

① 尹敏，字幼季，为东汉经学家，南阳堵场（今河南省方城县）人。博学广识，精于谶纬而不信谶纬。

要他校订图谶，拒绝而丢官。 又如大科学家张衡，就是一个极端反对谶纬的，可惜当时在谶纬学正泛

滥之际，有谁来支持和响应。幸而被后来南北朝时欣赏他的观点而欣起几次 不彻底的反谶纬运动，这是后话。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伤寒》《金匮》不是

著作而是：“伤寒论，即古汤液论（是否即搜入《医藉考》三十七卷中的《汤 液经法》？待考），盖上世遗书，仲景特编纂云尔，非其自撰之言也。”（引

明·戴启宗②《活人书辩·文定公吴澄序》原文）吴氏认为《伤寒杂病论》中 方剂并非仲景手订而是当时在临床上普遍取用的前人或当时各家之方，十分

准确。试阅《要方》中屡见一点也没有仲景气息的“仲景曰”（见《要方·序 例·治病》等多处），同时在《要方·伤寒上》、《要方·伤寒下》中桂枝

汤、麻黄汤、大青龙汤、五苓散、小青龙汤、大承气汤、麻杏石甘汤、葛根 芩苹连汤、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白虎汤、三物备急丸⋯⋯40 多首方剂，

赫然与《伤寒杂病论》中完全相符。试问孙氏既然称“江南诸师，秘仲景要 方不传”（见《要方·伤寒上》）而同一书却把《伤寒论》中 40 多首方剂，

一药无讹地节录下来，更证明吴澄之言非虚语也。所以敢说仲景仅仅是把临 床上的常用方加以搜集、筛选、整理加以六经辨证的系统化而已。

再如叶梦得：“孙真人为千金方两部，⋯⋯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 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见

《避暑录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千金要方）妙尽古今方书之 要，独伤寒未尽”，《郑堂读书记》：“晁氏称议者，颇恨其独不及伤寒”，

李梴：“著千金方三十卷，独于伤寒不及”（见《医学人门》）⋯⋯。以上 众口一辞的认为《要方》没有仲景的伤寒理论而引为遗憾，所以孙氏言不及

仲景的伤寒论而竟然有 40 首伤寒论方，更说明仲景的伤寒诸方并非手订者而 是当时时行的常用方。

所以有人又认为撰《伤寒杂病论》的人，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家（不 是理论家）而头脑又十分清醒的儒医。他果断地排除谶纬学说的干扰，凭自

己一套六经辩证的方法，搜集筛选出确实具有稳定性有效方剂而纂成《伤寒 杂病论》。全书实而不华，诚如何颙的评价为“用思精而韵不高”（引《太

平御览·何颙别传》原文）。编纂者并引用《书·太甲上》的“若虞机张” 而署名张机，意思是凭我们手里的弩机，扫除一切疾病。古人大多有名有字，

作者慨叹着儒教以谶纬的渗人而陷于变色，希望孔子再出而整顿一下。医学 也必须出一位孔子样人物来振作医学风气。因为孔子名丘，于是联想到《诗·小

雅》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医家必须也出一位值得景仰的孔丘。但古 人更其是儒者，圣人之名应讳而不能直呼，及取其字的仲尼，于是仲景之号

也产生了。当然，这个冷癖的大胆设想，恐怕很少有人附议的。但再冷静地 思索一下，有五个尚没有满意解答的问题存在，这个怪论也没有武器来攻破。 五个问题是：

第一，《史记》上所有名医，包括与张仲景同时的华佗，都有传记，为 什么知名度压倒群医、医中之圣的张仲景只字不提？张仲景之名，不见于晋

前，而在王叔和以后？至唐代以后而才声名大噪。

唐前所见，第一为王叔和《脉经·序》（约公元 3 世纪）；再见于皇甫 谧《甲乙经·序》（稍后于王叔和）；三见于葛洪《抱朴子·内篇》（281

② 戴启宗，字同父，为儒而知医者，著有《活人书辩》。

—341 年间）；四见于《诸病源候论》（610 年）。即使《甲乙经》、《太平 御览》中提到一些事迹在王仲宣（粢）、何永（粢）两人传里，但王、何两

人的“本传”中却无一字谈及张仲景者。

至于见之于唐前正史者有两，前为《隋书》、后为《晋书》，而且《医 籍考》称为“梁有张仲景”，使人又多一个疑窦。

其二，好多史学家遍查了各种史料，东汉时期的各任长沙太守名单中独 独没有张机或张仲景其人。在建安时（196—220 年）的长沙太守为张羡、张

怿父子。故而也有人认为张羡即张机，但除想当然之外，一无证据可凭。

其三，张仲景第一次出现于正史上的为《晋书》，《伤寒论》第一次出 现于《隋书》，在这两书之前，为何未见一言？考《隋书》成书于 636 年，

《晋书》成书于 646 年，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张仲景之名，最早在 646 年时 亮相。

其四，《甲乙经·序》和《太平御览·何颙别传》却谓张仲景用五石汤 来治疗王仲宣，为什么《伤寒》、《金匮》中偏偏无此一方？

其五，自战国至秦汉，大名医很多很多，为什么独独张仲景称之为“圣”？ 所以张仲景的却有其人与否？还是一个“谜”。

（二）近景

上面说过张衡反对谶纬，但在当时没有市场，幸而在南、北朝时代有几 个统治者倒有所赏识，也掀起过几次不彻底的反谶纬运动。

隋（581—618 年）统一中国后，开皇十三年（593 年）春，文帝杨坚对 于谶纬，也索性作一次希望肃清的运动，也派遣人马四出搜索谶纬以及有涉

谶纬的书籍，集中起来学秦始皇的付诸一炬。私人收藏者，查出之后处以死 刑。这次革命的行动是成功的，除了《乾坤凿度》、《周易乾凿度》、《易

纬鉴图》、《易纬辨终备》、《易纬通封验》、《易位乾元序制记》、《易 纬是类谋》与《易位坤灵图》号称八种《易纬》之外，其余的基本上都被毁

掉。后经明、清两代人的苦心搜集缀辑，才又看到了一些粗略的轮廓。所以

17 年后成书于大业六年（610 年）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写作期间，正是废 制谶纬学说律令风行火动的高峰，因之全书中也没有五行学说。但真正要肃

清这种影响，也谈何容易。后在仁寿四年（604 年），杨广杀了父亲杨坚之 后，改元大业之前，还听了章仇太翼谶言“修治洛阳还晋家”之后，十分相

信而到洛阳去“避冲”。（章仇太翼，幼称神童，长而博学，尤精占候算历 之术。进言杨广谓：“陛下本命，雍州为破木之衡，不可久居”，并示以纤

语“修治洛阳还晋家”，杨广采纳其言，于 11 月至洛阳。）

隋皇朝随着地主阶级内部的统一，解决了儒、道、释三者的关系，并利 用了它来作为统治工具。那时立足于儒门的王通①在他的《文中子》里，就提

出了“儒、道、释三教归一”的纲领，企图以儒教为主，调和道、释两教来 共同维护统治。可惜“三教归一”的思想尚未实现而王通本人即以短命而归

道山，翌年隋皇朝也宣告覆灭。不过这种思潮还继续影响着后人，直到孙思 邈身后一段漫长的时间里还徘徊着，而且还没有完全消失，柳宗元就是受到

这个影响的其中之一。

① 王通（584—618 年），字仲淹，王勃的祖父，隋·绛州龙门人。门人薛收等 议谥“文中子”。

唐皇朝建立后，对待三教的关系为其主要国策之一，三教待遇上的丰薄 也作了明确的调正。所以武德八年（625 年），也就是尚隐居于太白山的孙 氏 84

岁那年，高祖亲临国子监②宣布三教地位为：第一是道、第二是儒、第 三是佛。高宗在乾封元年（666 年），也就是已入京的孙氏 125 岁那年，高

宗东巡至泰山封禅，驾曲阜祀孔子。临毫州③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之 后在科举中增设了庄、老、文、列四子科，作为取士考核的依据。

唐朝前叶，是与西汉初期同样，是尊重道教的，虽然唐太宗亲为高僧玄 奘所译的 75 部佛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也写过《大唐三藏圣教序

记》，但对道与释之间还是把法码

多加于道的那边的天平盘上。

虽然在贞观九年（635 年），那时孙氏 94 岁。景教④教士叙利亚人阿罗 本，由波斯来到长安。三年后并建大秦寺以译经传教。但终以追随者寡而难

以持久，全盛时代也仅有 21 位教士。虽然影响极微，但基督教则已悄悄地跨 进了中原大地。

之后，武则天（684—704 年在位）执政之后，就执行了“尊佛抑道”政 策，一手改变了儒、释、道的位置。但那时孙氏早就在则天掌政之前已归道 山。

② 国子监，为当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

③ 毫州，今河南省商丘县北。

④ 景教，属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二、孙氏思想分析

自西汉以来直到孙氏年代，儒、释、道三者、就交替着彼兴此伏、我盛 你衰的局面，而且任何一个局面，都是短暂而难以稳定。在已经就十分紊乱

的浮沉中，加之以当时有很多的多头政权各不统一地为政。如 400 至 403 年 中，就有东晋（马司

氏）、魏（拓跋氏）、后燕（慕容氏）、后秦（姚氏）、西秦（乞伏氏）。 后凉（沮渠氏）、南凉（秃发氏）、北凉（沮渠氏）、西燕（慕容氏）和西

凉（李氏）十个政权同时并存。408 至 411 年中，也有十个割据小王朝，唯 后燕与后凉已亡，代之以北燕（冯氏）与夏（赫连氏）。所以各处都不能相 同。

此外，由道教蜕化出来的方士，由儒教分流出来的谶纬，甚至在某一个 短期中比道教儒教更风云变色，凭三寸如簧之

舌，一夜间赐爵封候，一席话即尚取公主，群魔起舞，翩跹朝野，百丑 毕呈，千年遗笑，所以学术、宗教方面的紊乱，也不言可喻。而孙氏能在此

五光十色、人妖不分的学术界、宗教界中目不眯色、行不迷路、众醉独醒的 走完了漫漫长达 140 多年人生长途始终循着正道通衢上行程，是很不容易 的。

（一）本立于儒

他以“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见《旧唐书·本传》）、“通百家言”

（见《新唐书·本传》），而成为“圣童”，所以儒教思想在他的脑子里毕 竟就先人为主，并打下了根深抵固的基础。

加以家境贫寒（见《要方·序》）：“汤药之资，倾尽家产”），更容 易磨炼出“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穷儒特性。在孙氏之前，已有不

少家贫如洗而磨硕志气的读书人，终成大儒者，如匡衡（约公元前 65—后 7 年）凿壁、荀悦（148—209 年）偷读、阚泽（？—243

年）佣书、车胤（晋） 囊萤、孙康（晋）映雪，⋯⋯这都是孙氏少年时代所崇拜的对象。

又以“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 子博士，称疾不起”（见《旧唐书·本传》）。考周宣帝，指字文资，戊戌

（578 年）六月即位，改年号为大成元年。已亥（579 年）二月，即禅位于太 子宇文阐。所以宣帝执政仅仅八个月。证明孙氏在 578 至 579

年之间在太白 山隐居。隋文帝指杨坚，他辅政之君，是静帝字文阐，当武帝建德二年（573

年）时，太子宇文赟纳杨坚之女为妃，杨坚即有了政治资本。宇文赟执政后

（578 年），封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宇文阐即位（679 年），杨坚为假黄 钺、左大丞相，权倾一时，百官折服。辛丑年（581 年）杨坚灭周称帝，改

国号为隋，自称文帝，改元为开皇元年。所以“隋文帝辅政”，是指 578 至

580 年的三年中。这也证明直到 581 年，孙氏还在隐居。直到唐太宗、贞观 元年（627 年）诏孙氏入京之前的武德九年（626

年），孙氏一直隐居不出。 所以孙氏在前半生（85 岁入京之前）的岁月，安心于韬光养晦隐居于太白山，

这种逃尘避世，君子独善其身的生涯，更有助其学问的长进和思想、道德、 品质、知识、技术的提高。

同时“善谈庄老”（见《旧唐书·本传》）、“善言老子庄周”（见《新

唐书·本传》）、“居于嵩山修道”（见《独异志》）的深究道理、炼丹修 养，甚至撰写了不少道教著作。但并没有妨碍于儒教，相反，这两者有时还

有相互相成的效益。

孙氏 85 岁之前，身处乡野，是前半生，读书、修道及习医，属于耕读性 的智力投资阶段。86 岁入京后的 56 年，应诏王室，身寓京畿，除了学无止

境的还在消遣性的发挥其才能阶段。没有前半生，就不可能有后半生的才能 供你发挥。没有后半生，前半生的辛勤也只能付之东流。所以两个“半生”，

是有其截然不同的明显界限，但又浑然一体无法分开。

当然，更有两个特殊的有利条件：其一，天假其年，如其 80 岁而逝世， 则《要方》还没有动笔，唐太宗也无法请他入京。其二，不遇盛世，不遇明

君，也是老死窗牖，至多在《道藏》中读到他写的没有两部《千金方》在内 的几部道教著作而已。

他儒家思想反映在言语、行动及著作中比比皆是。他每谈及读书，必提 四书五经。平常语言用字，来之于四书五经者更多。对仁、恕、礼、义、忠、

孝、恻隐甚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的思想，在言语或文字中也不断地 反映出来。

还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补勿动”、“君子之远疱厨 也”、“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有教无类”、“三人行必有我

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思无邪”、“朝闻道夕死可也”⋯⋯等等孔孟精神，都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