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佐成贞观之治的大唐宰相，中国历史上敢言直谏之臣的代表，传统政治文化中谏诤的坐标。如何给领导提意见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靠什么坚持不懈地一辈子做好谏臣？以魏徵耿直的个性，如果不是遇到唐太宗，他的命运将会如何？魏徵留给后人的一部《魏郑公谏录》和唐代史臣吴兢的一部《贞观政要》，蕴含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智慧和从政修养。
1、千古一遇的君臣佳话
贞观十七年（643）正月，又是一个新年到了，京城中喜气洋洋。而本朝名臣魏徵的府邸却是一片悲哀的气氛，因为此时的魏徵已经是病势沉重，不久于人世了。
前几天太宗来看望过魏徵一次，把周围的人都打发下去了，两人单独谈了好久。这天太宗又携了太子一起来到魏府。魏徵连忙穿上朝服，恭迎圣驾，但他的身体已经明显支持不住了，走路摇摇晃晃。太宗忙命他躺到床上，自己则坐在旁边，其余人都站立一旁。
太宗看着病重的魏徵，悲伤不已，轻轻拍了拍他，问：“爱卿还有什么想对朕说啊？”魏徵答道：“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这是一句很深奥的话，套用了《左传》里的一个典故，意思是说，我对自己和家里的事倒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就是希望国家不要出乱子啊。尽管唐太宗早年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此时的李世民也早已是满腹诗书了。他听得出来魏徵即使到这个时候也还是话中有话，还在告诫自己要善始善终。这是近几年来魏徵和自己说得最多的话题。于是，太宗叹了一声说：“爱卿什么时候都想着国家社稷啊，从不想想自己的事。唉！朕的女儿衡山公主原本就决定嫁给爱卿的儿子叔玉的，这爱卿也知道。今天她也来了。爱卿先看看未来的儿媳吧。”魏徵勉强想要谢恩，却怎么也不能起身，太宗连忙制止了他。又谈了一会儿，太宗一行才起驾回宫。
晚上，太宗梦见魏徵像平时一样，在朝堂之上直言进谏，不由惊醒。一看时间，已经是次日凌晨了。太宗辗转反侧，半睡半醒。到天亮时分，有人来报，魏徵逝世了。太宗听闻，不由想起夜间的梦，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长叹一声，缓缓流下泪来。
半晌，太宗轻轻对身边的人说：“下令为魏徵罢朝五天，以示哀悼。让文武百官都去吊丧，以一品礼陪葬于昭陵。”说完又自己发起呆来。
圣旨下到魏府，魏徵夫人奏称礼仪规格太高，不是魏徵生前所愿，希望太宗准其简葬。太宗答应了。出殡之日，太宗登上宫苑高楼，望着魏府方向唏嘘垂泪。太宗决定亲自为魏徵写下碑文一篇，刻石立于墓前。
魏徵死后，太宗长时间里怅然若失，总觉得身边少了一点什么。似乎是少了一个在生活中时常和自己过不去的喋喋不休的对手，又似乎是少了一个在朝堂上能够为自己出谋划策、侃侃而谈的朋友。自己也已步入中年，身体状况大不如前。长久以来总出现在身边的人一旦离去，那种不适应难以名状。怀着对故人的思念，也怀着对自己功业来之不易的感佩和对治理国家的戒惕，太宗在一次只有两省核心人员参加的小规模朝会上，发出了深深的感慨：“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太宗环视一下当今朝堂，心想还有谁能够像魏徵一样，既是敌手又是朋友呢！魏徵不仅经常能够照出自己的不足，便于及时纠正；而且，他还能够映衬出自己的每一个进步。有魏徵在身边，太宗自己都觉得自己很伟大。
作为太宗镜子的魏徵，以敢于直言进谏闻名，在本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难得的一位直臣。他的故事脍炙人口。他与太宗的君臣关系更是为后世所津津乐道，被评为典范。可以说，提到贞观不能不提到魏徵，而没有魏徵，贞观也不成其为贞观了。
魏徵虽然出生于官宦之家，但父祖其实都未做大官，父亲只是北齐时的一个县令。魏徵少年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境十分贫寒。他又不会理财，生活相当清苦。但这并不妨碍他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积累知识。他尤其留意于纵横之说，如《春秋左传》和班固《汉书》之类。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魏徵为避世乱出家为道士，但他心中的远大志向却从未磨灭。
后来，魏徵参加到反隋起义的瓦岗军中，得到起义军领导人李密的赏识。他为李密提出“十策”，以经营天下。李密惊叹于他的才华见识，但却不能采纳。尽管李密对魏徵颇为重视，但魏徵总是觉得和他说不到一块儿，自己的许多奇谋深策都被李密和他的亲信所否定和忽略。
武德元年（618），瓦岗军被洛阳的王世充打败，魏徵随李密投奔李渊。以魏徵当时的身份地位，并未引起唐朝方面对他的关注。他带着怀才不遇的深深苦闷，等待着施展自己抱负的时机。魏徵看到李密入关之后，山东地区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感到自己施展才华的时候终于到了。于是他主动要求出使山东，劝降当地武装力量。李渊接受了他的请求，随即任命魏徵为从五品上阶的秘书丞，暂时安排在掌管经籍图书的秘书省任职。魏徵有了一个正式的唐朝中央官身份，接着就被派到山东地区进行安抚。
尽管秘书丞这个职位不很重要，级别也不高，但接到任命的魏徵还是很为自己安抚山东的使命感到自豪，他相信自己能够因此建立奇功。他深知山东地区的局势关系到唐朝统一战争的成败，关系到新政权日后的稳定。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使命落到了自己肩上，魏徵真的感到欢欣鼓舞，意气风发。于是，他在出发前写下了抒发豪情的《述怀》诗：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这首诗雄健苍劲，慷慨激昂，完全是真情流露。此次出关，魏徵为唐朝的统一立下了大功，也如其所愿实现了自己命运的转折。魏徵先后劝降了瓦岗军余部徐世勣和元宝藏。但在武德二年（619）十月，他被南下的窦建德所俘，随之被任命为窦建德夏政权的中书舍人。武德四年（621），窦建德和王世充为本朝所灭，魏徵才又得以回到长安。
当时的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徵此人很有才干，于是将其引入太子府任太子洗马，十分器重。太子洗马是东宫司经局的负责人，相当于朝廷的秘书省长官秘书监，掌管图书的缮写刊辑之事。当时的太子东宫非常实体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准朝廷，当皇帝出巡的时候完全可以运转起来暂行朝廷职能。尽管太子洗马的级别只有从五品下阶，比当初随李密入关后担任的从五品上阶的秘书丞还低了一级，但对于本来就是归降来的、又曾经被俘虏且任了敌方政权要职的魏徵来说，能够进入到未来皇帝的核心圈子中，也还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他将在东宫的岗位上参与到又一番历史的波涛中去。
那个时候的秦王李世民，已经积累了赫赫战功，赢得了满朝瞩目的威名。兄弟之争不可避免。在世民和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魏徵帮助建成出谋划策，并劝他亲自征讨还在河北继续斗争的窦建德余部刘黑闼，以此树立威信，结纳山东豪杰，积累战胜秦王的政治资本。魏徵的部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武德九年（626），当太子和秦王争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魏徵建议太子及早除掉李世民，但他的建议却没有被采纳。当年六月初四，玄武门发生兵变，李建成被杀，李世民获胜，被立为太子。魏徵因为多次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故而早上了秦府的黑名单。魏徵面临着又一次命运的转折。
果不出所料，隔了没几日，已经身为太子的李世民就召见魏徵。
李世民一见魏徵，就厉声问：“你为何要离间我们兄弟？”其他人见此情景，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魏徵却从容不迫地答道：“如果当初原太子听从微臣的建议，则不会有今天的大祸了。”此言一出，真是语惊四座。不仅旁人，就连李世民也不由得愣了一下，没料到此人这么胆大。
李世民于是仔细端详站在下面的魏徵，想起种种往事。这个人确实是个人才。当年父皇派他去安抚山东，他劝得徐世勣归朝。后来自己没能平定刘黑闼反叛，建成去却完成了任务，听说也是靠魏徵的主意。看来此人绝非平庸之辈。若能为我所用，化敌为友，岂不是大有助益。
就在李世民沉思的时候，周围的人心里都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他想怎么处理魏徵。独有魏徵，还是神情自若，直视着坐在上面的李世民，毫无惧色。
李世民沉吟了一会儿，再看魏徵一眼，说：“魏徵，先任命你为詹事主簿。”当时李世民还没有即位为帝，正是以太子身份处理朝政。詹事府是太子东宫的最高行政机构，相当于朝廷的尚书省。此时实际上就是朝廷的最高行政机关。而级别只有从七品上阶的詹事主簿，是负责对所有往来政务文书进行收发审查并用印的职务。魏徵级别越来越低，可这个职务却是极其重要的。
魏徵一点不惊讶，他料到李世民会有如此安排。于是从容拜了拜，说了声“谢殿下”。李世民赞赏地点了点头。
李世民本就是爱才惜才之人，又有容人的度量，特别是从刘黑闼事件中他体会到山东豪杰的重要性。所以他任用魏徵，因为魏徵是山东豪杰中最有眼光的人物。不久李世民又将原来太子建成身边的谋臣王和韦挺召回，并很快委以重任。
这时候，建成、元吉的党羽散在民间，还很不安心，也有些人争着告密以取赏。在王的建议下，李世民重申建成、元吉左右皆赦不问，下令不得相告。但河北州县素来与建成二人关系密切的势力，仍不自安，叛乱的因素一直存在。
魏徵向李世民建议说，如果不采取宽大的政策，使人们真正安心，河北还要闹出乱子的。于是世民派魏徵去河北安抚，准他便宜行事。魏徵在路上正好遇到被当地州县解送进京的建成党羽、前太子千牛李志安和齐王护军李思行，他当机立断，释放了他们，从而解除了建成党羽的顾虑，安定了河北。世民对此十分高兴，也更加欣赏魏徵了。从此李世民与魏徵结下了一生的君臣之谊。
2、忠臣与良臣的选择
魏徵是贞观一朝谏诤之臣的代言人。扮演这种角色，不仅与魏徵本人的性格有关，更是由他以前的复杂经历决定的。从魏徵的经历来看，他从隋末至此，已经历仕几主，并不是李世民的“原班人马”，根本不能算一个忠臣。若他想以“忠”事太宗而获令名，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魏徵选择了一个特殊的立身处世方式，即以太宗客卿的身份，来辅佐他成就一番功业。用魏徵自己的话说，就是尽量做一个良臣而不是忠臣。
贞观元年（627）的时候，有人告魏徵，说他结党营私。太宗就命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证此事，证明是告者所言不实。但温彦博却说，魏徵虽然没有结党营私，但既然有人告发他，也肯定是他的行为有所不妥。就连他和陛下说话的口气和神态，也总是让人觉得看不惯。这虽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但也是应该受到责备的。于是太宗令温彦博转告魏徵说：“爱卿向朕进谏数百条，对国家贡献很大。怎么因为这点小事，便损害了自己的美名呢。自今以后，言行举止要注意一些啊。”也许太宗心里还是对魏徵存有戒备，尤其是像他这样个性很强的人，别人看不惯他，他自然也有许多人是看不惯的，结党的可能性也就存在。
过了几天，太宗问魏徵：“这几天有没有听到什么不合适的事啊？”魏徵答：“前几日陛下令温彦博告诉微臣要多注意言行举止，此话就大大不是。臣听说君臣本为一体，可没听过不问是否出于公道，而只在乎言行举止的。如果君臣上下，都以此为原则，只注重外在的形迹而不关心作为臣下应该坚持的根本原则，那国家是兴是衰，就很难说了啊！”
实际上，在一个过于看重人际关系的政治环境里，人们往往容易为了表面上的一团和气而收敛自己的形迹，隐藏自己的个性，甚至不顾原则而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和稀泥的老好人，总说一些永远正确的废话的人，以及总有耐心听这些废话而不管事情实际效果的人，凡此等等，都会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如鱼得水，稳步升迁。而一些有个性有能力的人，敢于表现自己真性情的人，得到的评价往往是非常具有争议的，甚至完全是负面的。
魏徵最担心的就是朝野内外都为了取悦皇上以及互相取悦而唯唯诺诺、蝇营狗苟。这样的话，国家就只会走向衰亡，根本不可能拥有活力与朝气。他的性格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都决定了他不可能去扮演老好人的角色，他就是要做那直言的臣子，让自己放出不一样的光芒。魏徵是幸运的，因为太宗具有非凡的容量，他自信、大度，能够容得下魏徵这样个性鲜明的大臣。如果没有太宗，魏徵的命运将会如何，恐怕就不得而知了。
太宗听完魏徵的一席话后，正色道：“说过那些话之后，朕也觉得后悔。爱卿不要介意，以后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啊。”
魏徵于是起身拜了两拜，然后说：“臣此身已经交付给国家，必将直言不讳，不敢有所欺隐。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太宗问：“忠、良有差异吗？”
魏徵曰：“良臣不仅可以自身获得美名，还能使君主受到万世景仰。自己的子孙世代相传，享受荣华，福禄无疆。而忠臣却不仅令自己和家人死于非命，还令君主背上杀直臣的恶名，家国并丧。单单有个好名声而已。以此对比而言，相差实在太远了。”
太宗领会了魏徵的意思，点点头说道：“爱卿不要违背今日的话，朕一定不忘为国家社稷大计着想。”之后赐给魏徵二百匹绢。
忠臣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概念，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主张和理解。老子认为，“国家昏乱有忠臣”，只有暴君在位才会产生忠臣，忠臣具体指比干之类因强谏而被杀、进而彰显了时君之恶的人物。韩非子基本跟从老子的思想，并发挥到法家的君臣关系理论。儒家的理论则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臣和良臣（贤臣）是有区别的。大臣有义务匡正君主的失误，但良臣遇到明君则仍为良臣，若遇到昏君则只好成为忠臣了。
魏徵不愿做一个陷君于恶名的忠臣，他决心做好一个良臣。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不能成为忠臣了，但更重要的是魏徵希望辅佐太宗成为一代明君，建设理想中的国家，开创一个辉煌的时代，自然就要把自己定位为良臣，而且是一位敢于直言的良臣。
另外，魏徵做这样的定位，不仅与他自身的性格、经历有关，还由于他对太宗有充分的了解。首先，魏徵明白太宗有自信，可以容下他这原太子的旧臣。更是因为他是太子旧臣，太宗为了表示宽大为怀，对他的进谏反而会有所优容，不会轻易龙颜大怒。其次，魏徵对自己的治国理念、政治修养很有信心，他明白太宗以藩王即位，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不熟悉，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他的意见是会被采纳的。凡此种种，使魏徵最终选择了为太宗“人镜”这一谏诤之路，历史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3、进谏的艺术
魏徵敢于直谏的形象，使他成为贞观一朝甚至中国历史上最为显眼的人物。还在武德九年（626）的时候，魏徵就走上了他的谏诤之路。那时，李世民已经即位了，李渊被尊为太上皇。不过按传统，新皇帝就算登基了，也要等到来年正月才能改年号。
当时太宗下令征兵。封德彝建议，中男虽然未满二十一岁，但身材壮大的，也可以征入军队中来，太宗表示同意。按规定，本来是年满二十一岁的成年男子国家才征调的。敕旨发到门下省，魏徵坚决不同意，不肯署敕。（唐初规定，男女始生者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至玄宗天宝三载，改为十八岁为中，二十二岁为丁。）
魏徵时任给事中，是门下省的官员。门下省是三省之一，主要职责是出纳帝命，总典吏职，以弼庶务，即审核下行的诏敕，审批百司奏抄，处理日常庶政。门下省的长官是侍中，副长官是门下侍郎，负责日常工作的则是给事中。给事中的主要任务，一是审读奏抄，尚书省报请施行的行政决议有不符合法令规定的，可以驳回；二是审查中书省起草的制敕，制敕有差失或不便施行的，可以奏还；三是大狱三司详决，刑名不当，轻重或失的，要根据法例进行裁决；四是六品以下官的任用，吏部拟定后，由给事中进行审定。所以在制度规定上，魏徵有封还制敕的权力。
由于魏徵拒绝在敕旨上签字，太宗下达的这个决议被封还了上去。不过这是皇上的意思啊，所以中书省又把敕再次交到门下省审查。但魏徵再一次送了回去，就是不签署。这样反复了四次。太宗知道了，非常恼怒，立即叫人把魏徵找了来。
“魏徵，你为什么就是不同意？中男长得身形壮大的，有很多都已经年满二十一岁了，他们都是谎报年龄，来逃避兵役的。征调他们本来就很合情合理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
魏徵看着皇上发怒了，也不惊慌，回答说：“军队的战斗力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是不是运用得当。陛下只要挑选勇猛健壮的，以正确的方法驾御他们，就会战无不克，又何必多选。况且陛下当时说，要以诚信来治理天下，希望臣民都不要有欺诈之心。这才即位没多久，怎么就失信于天下好几回了呢。”
太宗愕然，生气也忘了，问：“朕怎么就失信于天下好几回了？”
魏徵又答：“让臣为陛下数一数吧。陛下刚即位的时候下诏说，百姓欠官家的财物，全部都蠲免。后来有司认为欠原来秦府的东西，不算官物，还是征督如故。可陛下本就是从秦王而为天子的，秦府的财物怎么能不算是官家的呢。这是其一。后来，陛下又下令，关中免租调二年，关外免一年。百姓还没来得及高兴，陛下就再次下旨说已经交纳的人也有不少了，那就来年再免税。这刚刚发还就又重新征收，百姓本来就有怨言了。何况现在陛下还要征点中男为兵，又是征税又是征兵，免税之类从何说起呀。再者说，陛下自己都这样去怀疑点兵有诈，还怎么谈以诚信治天下呢？”
太宗听了这一席话，觉得是有道理，不仅不生气反而高兴起来，说：“原来朕是以为卿太固执，怀疑你的政事处理能力。现在听了你这话，深刻精要，全都说在了点子上。是啊，如果法令不能令百姓信服，那他们怎么会去遵守呢，天下又怎么治理得好呢。这回确实是朕的过失。爱卿坚持的对啊。”言罢，命赐魏徵金瓮一个。
魏徵下去后，太宗左思右想，觉得魏徵确实分析得很对。自己虽然早已发现他是个人才，能直言不讳，只是没想到他还有这等的政治眼光。看来以后还要多多重用魏徵才是。
魏徵的才华其实还只是刚刚为太宗发现而已。太宗真正从内心感到魏徵对他的帮助是巨大的，还是不久之后的一次讨论。
在那次讨论中，魏徵分析了大乱之后人心思治、人心思定的政治形势，提出了只有实行教化的方针，才能致太平。太宗当时接受了魏徵的意见，于是数年之后，才有了贞观之治局面的初步形成。
后来，面对一片大好形势，太宗回忆当初，对群臣发出了欣慰的感慨：“贞观初，朕问天下大乱之后是否能够迅速致治。众卿家意见不一。魏徵认为久安之民容易骄横，难以教化；而经过长时间战乱的百姓，生活愁苦，易于安抚。只要力行教化，一定可以迅速迎来天下太平。而封德彝那时候觉得教化肯定是行不通的。让朕不要听魏徵的书生之言。”
说着顿了顿，看看下面的魏徵：“爱卿也还记得当时的辩论吧。”回头又继续说：“朕那时采用了魏徵的意见，以仁义来治理天下。如今才几年工夫，就有了这样喜人的局面。哎！可惜封德彝去世早，看不到了呀。说起来，成就朕今日之功业，可都是魏徵的功劳啊。魏爱卿，你真是朕的良臣啊！”
魏徵答道：“突厥破灭，海内康宁，都是陛下的威德，臣何德何能啊！”太宗笑曰：“朕能重用爱卿，而爱卿能干得称职，那怎么说也不是朕一个人的功劳嘛！美玉还需要良匠的琢磨啊。朕就是美玉，而卿乃是良匠。”
太宗此言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他为君之初的种种困惑，很多都是魏徵帮助解决的。而让太宗一直记忆犹新的那次讨论，更是关系治国方针的大事。可以说，太宗决定施行教化的方针，在他政治思想的发展上，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而这中间，魏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太宗也是在这件事上真正看到了魏徵不凡的政治素质，所以在贞观三年（630），才提拔魏徵为宰相的。
不过魏徵和封德彝的辩论，虽然对太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还只是解决了对形势的认识和统治方针问题。在以后几年的时间里，魏徵又通过不断的进谏，帮助太宗确立了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
魏徵首先特别重视太宗作为一个帝王的个人修养，他认为君主的个人修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
贞观初，太宗有一天谈到自己不敢放纵，因为他认识到如果君主沉迷于声色犬马，私欲太多，就会妨碍政事的处理，扰乱百姓的正常生活。魏徵接着加以发挥，说：“古代圣哲之主，也都是先从身边小事着手，才能体会万事万物的道理。昔日楚国聘请詹何，问他治国之要，詹何却讲如何修身。楚王又问治国的办法到底是什么，詹何说没有听过自身修养搞好了而国家却衰乱的。现在陛下所体会到的，其实与古代的治国真义是相同的。陛下要时时保持这样的想法啊。”太宗点头称是。
话才说了没几日，太宗就迷上了一只很好看的小鸟。这鸟羽毛五彩缤纷，能立于人的手臂之上，不但不会飞走，还会跳来跳去，好像给主人表演一样。太宗十分喜爱，常常让它站在自己的手臂上赏玩。那天太宗正在玩鸟，远远看到魏徵来了，不由心中一动。想起自己前几日还说不能玩物丧志，要以国事为重，可今日就手拿爱鸟，还真有点心虚。而且太宗也知道魏徵那个人，如果他看到自己老是玩这些东西，肯定又是一番大道理。还不如不让他看见，大不了以后自己注意点嘛。想到这儿，太宗就马上把小鸟藏在了怀中。
魏徵其实早已经看到了。不过他脑中一转，觉得不点破圣上也许更好。所以他假装没有看见，照常奏事。
时间慢慢流逝，魏徵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太宗可是如坐针毡，怀里的小鸟不停地挣扎着，眼看就要断气了，他不自觉地伸手摸摸，却又不敢拿出来。魏徵突然不说了，太宗一慌，以为他发现了什么。谁知道魏徵却说：“臣看陛下今日好像有些不适，是不是改日再奏？”
太宗心中本是一乐，但随即又很自责，心想自己的私好怎么能影响到国家大事呢。况且自己刚听魏徵说的很有道理，受益匪浅，也确实想听他说完。于是一摇头，说：“没事。爱卿还是继续吧。”
魏徵神色丝毫未变，答了一声“是”，然后继续侃侃而谈。其实他心中很是欣慰，自己的君王在关键的时候毕竟还是以国家为重的。他明白，作为一国之君，太宗真正敬畏的不是他魏徵，而是一个义，一个道，所以才能控制住一些个人的爱好，才能接受自己的意见。想到这里，魏徵的语气不由得更充满了信心。
太宗也从刚才的状态中回过神来，认真听起了魏徵的论奏。到魏徵说完离开之后，太宗深觉又获得了不少知识，回味半天，竟忘了他怀中的小鸟。后来猛一想起，掏出一看，小鸟早已经死了。太宗虽然十分心痛，不过想了一想，魏徵说的道理是比一只鸟宝贵多了，自己也还是要专心政事才好啊。
魏徵不仅仅关注太宗个人，还关注整个皇室家族的礼仪规范。因为在魏徵看来，动静都合乎礼，那是儒家的道德标准，个人和家族都应该遵守这个标准，而皇帝更要为全国臣民带个好头。
贞观六年（632）三月，太宗的长乐公主要出嫁了，这是朝廷上下的大喜事。长乐公主是太宗和长孙皇后所生的女儿，特别受到皇上的喜爱，真可以算是掌上明珠。正因为这样，太宗赏赐给公主好多东西作为嫁妆，比当年永嘉长公主出嫁时候的要多一倍。魏徵认为这样不合规矩，于是向太宗进言：
“当年汉明帝要封他的儿子，对臣下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比呢。给他们的封地都只是先帝儿子楚王、淮阳王的一半而已。在历史上这件事可是传为美谈。现在陛下给长乐公主的嫁妆多过于永嘉长公主，这不合规矩啊。天子的姐妹封为长公主，女儿封为公主，这是礼法。而长公主前面既然加了“长”字，就表示比公主要尊贵。陛下疼爱长乐公主，那是人之常情。但感情有差别，道义上却不能有差别啊。这给长乐公主的嫁妆比永嘉长公主多，恐怕是于理不合。请陛下三思。”
太宗虽然有些不情愿，不过觉得魏徵的话的确是对的，所以就取消了原来的命令。回到寝宫，太宗向长孙皇后抱怨，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最后叹道：“魏徵这一说，咱们不能送长乐那孩子那么多东西了啊。”
皇后笑了笑，说：“臣妾知道陛下器重魏徵，但一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今天听陛下一说，才了解为什么。魏徵能以礼义来规范人主的个人感情，真是国家社稷的栋梁之臣啊。臣妾与陛下是结发夫妻，情深义重。即便是如此，每回有所进言，还要看陛下当时的心情。何况是那些大臣们呢。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陛下对这些话是要多多采纳才是。”
太宗看看皇后，不由得高兴起来，说“还是有你这个贤妻好啊。真知我心！朕是要听听魏徵说的，他有许多见解对国家非常有利啊。”
皇后温柔地扶太宗坐下，然后回头吩咐：“遣人去赐给魏徵四百缗钱，四百匹娟。跟魏大人说，哀家今日真正见到了卿之正直，故以此物相赐。愿他常保此心，多多为国家着想。”太宗听了，更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起来，魏徵还真是要感谢长孙皇后。不仅是这次化解了太宗的抱怨，更是又一次在关键时候救了他一命。
话说这天罢朝，太宗气呼呼地回到寝宫。长孙皇后一看，忙走过去问：“陛下这是怎么了？”太宗把帽子脱下来，一扔，怒气冲天地说：“朕一定要杀了这个田舍翁！”皇后奇怪地问：“您说谁啊？”太宗答道：“就是魏徵。别看这人个子不高，其貌不扬，脾气还真是倔强。每次都在朝堂上当面跟朕作对。一点面子也不给朕留。”皇后听完，也没说什么，径直走到内室去了。
这下轮到太宗奇怪了，她不是平时都会劝劝朕的吗，怎么这回不吭声了。等了半天，长孙皇后出来了，太宗抬头一看，她居然穿着朝服。
“皇后怎么穿得这么隆重？这，这是要干什么啊？”太宗惊异地问。
“臣妾给皇上贺喜啊！”
“朕何喜之有啊？”
“臣妾听说君明臣直。今日魏徵如此正直，说明陛下英明啊。怎么不值得祝贺呢。”
太宗听罢，马上就乐了，“好你个皇后啊。真是聪明绝顶。好吧，朕不怪罪魏徵了，他也是为国着想嘛。”
“谢陛下！”皇后也跟着笑了起来。
“你呀你。哈哈！”太宗顺手一点皇后的脑门。魏徵又逢凶化吉了。
要说魏徵也真挺危险的，谁让他要管那么多皇上的“私事”呢。不过在魏徵看来，这些都不算是私事。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把自己和家族都管好了，合乎礼义，才能谈得上治国，如果前者都根基不牢，后者就无从谈起了。魏徵正是从这一角度去规范太宗的日常生活和家族事务的。他觉得这都是“为君之道”的一部分。
隔日，太宗大宴群臣，当然少不了魏徵了。席间大家有说有笑，很是热闹。长孙无忌看着魏徵等人，对太宗说：“昔日魏徵、王可都是陛下的仇敌啊。没想到今日大家却坐在一起喝酒。”
太宗哈哈大笑，回答说：“是啊。不过当日两位爱卿也是各为其主。今日两位爱卿能够尽心为国，朕也乐意重用他们啊。”言罢，对魏徵说：“只是卿每次进谏，都那么尖刻。朕不同意卿的意见，卿就连朕的话也不回了。”
魏徵听了，说道：“臣认为事情处理得不对，所以才向陛下进言。如果陛下没有采纳臣的意见，而臣又回应附和的话，那陛下一定会执行错误的决定了。所以臣不敢贸然回应。”
太宗又说：“那你可以表面上先回应一下，等下去后再进谏嘛。也没有什么损害。何必要大家都下不了台呢。”
魏徵答道：“昔日舜曾对他的臣下说，千万不要表面上服从而背后又提意见。臣明明知道事情办得不对，却表面上去附和陛下，那怎么是舜的臣子稷、契侍奉舜的本意呢？”
太宗听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对众人说：“有人说魏徵举止散漫，常带傲气，好像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可是朕就是觉得这样很好，有真性情。朕器重魏徵，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魏徵站起身来，拜了两拜，正色道：“陛下让臣直言，臣方敢进谏，若是陛下拒不接受，那臣又怎敢多次冒犯龙颜呢。”
太宗看着魏徵一笑，满饮了一大杯酒。
其实魏徵哪里是那种什么时候都硬着脖子梗上的人呢，他是很懂得进谏之道的。魏徵明白太宗想成为圣君的心情，更明白人人都需要鼓励与肯定的道理，所以他常常将尧舜拿来做例子，让太宗内心觉得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一代圣君，从而不断地完善自己，采纳他的正确意见。拍马屁谄媚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魏徵讲究进谏之道完全是为了国家。因为他明白只有太宗真心接受，诚心采纳，那些治国理论和方法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才能转化成巨大的动力，推动国家不断前进。
4、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权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动乱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
魏徵之所以在贞观十二年的时候引申发挥“守成更难”这个问题，是他发现太宗在当时已经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了。
太宗原本就有气疾，大概是属于心肺方面的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状况更是明显变糟。贞观七年（633）五月至十月，贞观八年三月至十月，太宗都到九成宫去避暑。贞观九年，做了十年太上皇的高祖李渊去世。贞观十年，四十岁的太宗又失去了贤明恩爱的长孙皇后。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太宗在政治上的锐气大挫。
加上多年的社会政治稳定，经济不断恢复发展，太宗的思想和心理变了，朝中政局也变得不如以前那样稳定和明朗了。一方面，太宗的骄满情绪明显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太宗的心态也明显老化。与以前破除迷信、积极进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开始转入对往事的回顾对身后的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徵才指出守成更难。魏徵希望他的提醒可以让太宗居安思危，继续保持贞观前期的作风，从而将贞观之治保持下去。
在贞观十三年（639），魏徵还特地上疏，明确指出这些年以来，太宗在十个方面都有渐不克终的苗头。其中一个就是滥用民力，还说百姓没有事情干就生骄逸之心，只有让他们多服劳役才容易管束。这与贞观前期的安民之道无疑是天差地别。太宗看了，深表赞赏，跟魏徵说：“卿所上疏，朕已经令人写在了屏风上，可以方便常常观看，提醒自己。”
说实话，魏徵经常性的提示，确实使太宗思想上提高了许多警惕。贞观十五年（641），太宗还对侍臣们说：“朕有二喜一惧。这些年来粮食丰收，长安一斗粟才三、四钱，这是一喜；边境安宁，四方臣服，这是二喜。但天下太平则骄侈易生，骄侈将导致危亡，这是朕害怕的事情。”这说明魏徵提出的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等政治原则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太宗的重视，为贞观之治局面能够持续较长的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魏徵之所以能够做到高瞻远瞩，帮助太宗在天下大乱之后制定出迅速实现天下大治的方针，并在不同时期提出针对性很强的治国原则，协助太宗开创并维护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是与他自身的知识修养和经历分不开的。
一来魏徵掌握了儒家统治理论，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魏徵在隋末的时候跟从当时大儒王通（文中子）学习儒家经典，尤其是对《尚书》和《礼记》等有专门研究，对儒家治国理论有深入探讨。
贞观三年（629），太宗任命魏徵担任掌管本朝国家图书秘籍的秘书监，参预朝政。魏徵鉴于当时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建议太宗召集学者校定四部书。在他的领导下，经过数年的工作，完善了国家的图书收藏。后来魏徵又认为戴圣《礼记》编次不伦，所以亲自花费了数年时间，编写了《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不仅削减了原书的重复之处，并且采先儒的训注进行了注释。甚获当时好评。
魏徵除了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外，还努力提醒太宗将其中积极的思想落实到政策制度上来。从前面魏徵提出的那些修身啊、兼听啊、慎终啊等等问题就可以看出来。他可以说在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自己的这一使命。
有一次，太宗在洛阳宫宴请群臣，酒酣之时，要求每人各就一事赋诗一首。
太宗自己先说：“朕就《尚书》来赋一首：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大家都一起拍手称好。
魏徵则说：“那臣来赋西汉：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太宗听了，说：“魏徵他是要借西汉初年叔孙通帮助刘邦制礼作乐的事，来建议朕从儒家经典吸取治国思想啊！魏徵每次说话，都一定要用礼来约束我啊！真是用心良苦。朕会好好记得的。”
的确，贞观一朝在继西汉董仲舒之后，第二次全面地将儒家思想落实到治国实践，并将儒家的外王理论发挥到了极至。这其中魏徵的贡献十分巨大。
其次，魏徵对历史非常熟悉，了解历代治国经验教训。纵观魏徵的各种章表奏疏，无处不在大量地引用历史典故。他还是贞观时期编修史书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分工是令狐德、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史》、《陈史》，李百药撰《齐史》。魏徵则对这些史书进行统稿，并作序论，这些书修成后，都受到了时论的称赞。魏徵还主持编撰了五十卷的《群书治要》，从历史典籍中总结了许多治国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