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谋杜断”是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的一段千古佳话。房、杜二人也可称得上是历史上宰相中的一对绝配。“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每当唐太宗与房玄龄商讨政事，房玄龄必曰：“非如晦莫筹之。”等到杜如晦到后，最终采用的还是房玄龄的方案。谋和断，是决策过程中的两个环节，房、杜二人各有所长，他们互相配合，深得太宗的信任。从唐宋以来，房玄龄与杜如晦就不断赢得贤相的赞誉。然而，在历史记载中却很难找到他们到底干了什么事情。所谓“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那么，他们的贤相之誉是否名实相符？也许，回到贞观朝政的真实环境里，我们可以发现：房、杜最大的功劳是成就了唐太宗，之所以无迹可寻，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所谋议决断的事情，都变成了唐太宗的智慧和功劳。
1、秦王府里的高参
开皇年间，天下刚刚归于一统，海内升平。隋都长安一片繁华景象，大街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人群之中，一对父子模样的人边走边看，一瞧就是外地人士。他们大概是走得累了，转了个弯就进到一间酒楼里去了。
酒馆里面热闹依旧，大家都乐呵呵地坐在桌旁喝酒聊天。父子俩挑了个靠边的位子坐了下来。刚刚坐下，就听到旁边桌子上的人说：“打了那么长时间仗，现在终于天下太平了啊。俗话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今大乱之后，天下归一，可以坐享太平了。”
“是啊，是啊。”一桌子的人都赞同地说。
“爹，他们说得不对。”这个看来只有十几岁的小儿子对父亲悄悄说：“当今皇上本就没有什么功德，只因为是北周近亲，才夺得了皇位。而得位之后，却不为子孙打算，放任兄弟相争，最后更是混淆长幼，改易储君。这样做只会导致祸起萧瑀墙。现在虽然看起来海内承平，但是不久一定会天下大乱的。”
“小儿不可乱说。”当爹的一边制止了他，一边看看左右是否有人注意。但心里他很是惊奇，儿子小小年纪竟然有这种看问题的眼光。
这小儿是谁？他就是后来与杜如晦并称“贞观贤相”的房玄龄。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父亲名叫房彦谦，是隋朝的一名地方官。房玄龄从小就特别聪明，爱好读书，博览经史，字写得很漂亮，并作得一手好文章。而且还很有政治远见，能把握时局走向，绝不是个书呆子。十八岁那年，他被本州举为进士，授官羽骑尉。当时的隋吏部侍郎高孝基见过房玄龄后感叹说：“我见过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能如他一般。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成大器啊，可惜我看不到他壮志凌云的那一天了。”
不过英雄多坎坷。房玄龄虽然出仕，又受到如此推崇，却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后来，还因为杨广即位之初汉王杨谅反叛一事受到牵连，郁郁不得志。
隋炀帝大业末年，果如房玄龄小时所言，天下大乱，群雄蜂起，海内一片沸腾。房玄龄知道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太原，一路向关中进发。李世民遵循父命，帅军安抚渭北。房玄龄此时正任隰城尉。他凭着卓越的洞察能力，意识到李渊所领导的这支力量，最有可能统一天下，于是他毛遂自荐，走进了李世民的军帐。
却说李世民这日听得有人来投，自然十分高兴。国家正当草创之时，笼络各方面的人才很重要。于是马上吩咐请入营中相见。
“李将军”，因在军中，房玄龄便以将军相称，“在下姓房，名乔龄，齐州人士，愿追随将军，尽微薄之力。”
李世民连忙还礼，他惊异于此人这种开门见山的方式。
二人不由得互相打量一番。房玄龄见李世民虽然年纪轻轻，却不显稚嫩，在那逼人的英气中还透出成熟稳重，心中暗暗称赞，也生出几分欢喜，今日所遇当是明主。而李世民见此人三十岁左右，眉宇间闪出睿智和从容，可见既才华非常又宽容大度，心中也十分高兴。
“先生请坐下详谈。”李世民隐隐感到他们之间必定相得。房玄龄自然乐意，二人仿佛老朋友般，说起话来。
一番长谈过后，两人已经从陌生人变为了知己，真可谓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李世民当即任命房玄龄为记室参军，引为心腹。而房玄龄也是欣喜不已，他不曾想到，能够在此遇见真正了解、重视自己的明主。
他决定尽心竭力，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全部才华，来帮助眼前的这位少年将军。
从此之后，房玄龄开始随李世民四处征战。每到一地，别人都争抢奇玩异宝，独有房玄龄为李世民搜求各种人才，他明白人才乃是无价之宝。房玄龄还与这些人结为挚友，将他们推荐给李世民，令他们为世民效力，壮大了其支持力量。
而李世民也了解房玄龄善于识人并有容人的雅量，能使人人各尽其力而不冲突，所以常常对人说：“我身边有了房玄龄，大家都更加亲密无间了，就如同光武帝身边有了邓禹一样啊。”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史载其少年时从学长安，主动亲附当时也在长安游学的后来成为汉光武帝的刘秀。后来天下乱起，光武帝安抚河北，邓禹又前去效力。光武帝非常高兴，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并常常把邓禹留在身边，同他商议安定天下的大计。而邓禹以他的才华和识见，在光武帝的兴复大业中出谋划策、领兵征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李世民把房玄龄称许为光武帝身边的邓禹，是对房玄龄极高的肯定。
而房玄龄也的确不负李世民的称许。他在秦府十年，撰写公文，从不打草稿，或在马上即时而作，而且文字优美顺畅，道理明晰清楚。连高祖都称赞道：“此人又机智又有才华，难怪世民对他委以重任。每次为我儿上书陈事，虽在千里之外，都像当面对谈一样。”玄龄之所以拥有这种令高祖惊叹的能力，不仅仅是因为他聪明、有才华，更是由于他对李世民十分了解，所以才能准确地表达出世民的想法。正是这种了解使房玄龄成为了李世民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房玄龄更没有辜负李世民的信任，他很快为李世民找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帮手，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搭档，那人就是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此人也是少年时就天资不俗，好学文史。巧的是同样为称赞房玄龄的高孝基所赏识，称之为“栋梁之才”。看来这个高先生的知人之名倒是不虚，房杜二人也是真的有缘。大业年间，杜如晦任滏阳（今河北磁县）尉，但不久就弃官归去。直至李渊的大军攻占长安，房玄龄随之入关，才发现了杜如晦，并一眼看出他有非凡之才，于是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
当时秦王府中汇集了天下许多英才。高祖出于各种考虑，将其中的一些人外调任职，杜如晦被任命为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附近）总管府长史。房玄龄听说了十分着急，他通过与杜如晦的进一步接触，了解到此人是个奇才，这样一个人才怎么可以调走。
刚巧世民看到这么多人才流失，向房玄龄表示担忧之情：“玄龄，你看府中许多僚属都被调走了。我真是不忍他们离开啊。”
于是房玄龄趁机说：“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好可惜的，但杜如晦有辅佐帝王的才干。殿下要是做一个守成的藩王，用不用他无所谓，若要想经营天下，万万要留住他呀！”
李世民听后大惊，道：“卿要是不说，我差点失去这个人才了啊。”遂奏请将杜如晦留在了身边。这一举动成就了三个人和一个辉煌的时代。
房玄龄看重杜如晦，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品质，就是遇事能够勇敢决断，并且判断正确。这可以和他本人相辅相成。杜如晦也确实表现出了他的特长与才干。在以后的戎马岁月中，他与房玄龄一起跟随李世民，征伐薛仁果、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参与军国大事，不仅分析透彻，而且决断准确，深为当时的同僚佩服。
武德四年（621），天策上将府建，杜如晦为十八学士之首，李世民亲令褚亮写赞词：“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可见李世民对他的赏识。
房杜二人当然明白李世民对他们的重视，两人也是竭尽所能，辅佐世民。
即使是在要将性命赌上的玄武门政变中，房玄龄和杜如晦也没有退缩和犹豫。
2、玄武门事变中的首席功臣
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事变前夕。建成与世民的矛盾已经激化，正面冲突一触即发。秦府的僚属都很为此担忧，有人不知道要怎么应对，有人心中暗想计策，却又不敢发言。
房玄龄也已经想好了对策。他清楚地知道现在的局势和李世民的想法。以他的了解，李世民恐怕早已经有了夺储的念头，只是缺少一个公开的时机。房玄龄决定担当这个公布人，而且要巧妙。
“长孙大人，在下有一事相商。”房玄龄找到长孙无忌商量，他是李世民最亲近的人。
“房大人请说。”长孙无忌也不是一般人物，心中如何不明白。
“现在秦王与太子的嫌隙已经公开化了，矛盾真可以说是一触即发。朝廷中各有所向，人人都在揣测，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一旦出事了，那就是大乱子。到时候不但危及秦府上下，还会影响到国家社稷啊。在这紧要关头，我等要深思熟虑才是，不能让秦府和国家陷入混乱之中。”
长孙无忌点点头，“说的很对啊，依房大人看，现在怎么办？”
房玄龄继续说道：“依我看，为今之计，只有劝秦王行周公故事。这样对外安定国家，对内稳定宗室。古人说做大事不拘小节，现在就不能拘小节忘大义啊。不然身败名裂，什么都晚了呀。”
房玄龄的意思当然是要李世民先发制人，武装夺嫡。长孙无忌洞察一切，怎么能不明白？只不过不愿意最先表示出来而已。如今房玄龄既然说明白了，他当然没有不同意的道理。于是当即表示赞同，说道：“所言极是。在下也正有此意。我即刻将此意告诉秦王，我等好好计划商量。”
“好。我在此等候。”两人心照不宣，都明白事情的紧急。
其实这已经将房玄龄善于谋划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没有直接奏请世民，而先告诉了长孙无忌。这是因为，一来长孙与世民的关系更加亲密，由他去挑明比房玄龄这个外人更合适；二来玄龄也想试探一下长孙的意见，获得更多的支持。
借助房玄龄这一巧妙的转换，世民君臣正式进入了夺嫡的谋划当中。
李世民听了长孙无忌的汇报，马上就召见了房玄龄。
“玄龄，如今的形势，不容乐观，该如何才好？”李世民心中自然有考虑，但毕竟一些话还是不能明说。
房玄龄绝顶聪明，又了解李世民，略一思考，答道：“自古以来，社稷遭遇危难，均靠圣主，救于将倾之际。古今同理，时异事同。殿下功在天下，自然有神明相助，上天眷顾，拨乱反正，是天降的大任，又岂是人力所能达到的？”这一席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意思谁都清楚：要出手了！
李世民沉思了一会，也许真的是要赌一把了？
“请如晦也来吧。”房玄龄知道这种时候需要的是一个斩钉截铁的人。
世民点了点头。房玄龄心中暗道：事定矣。
明争暗斗走上了最后的决战，紧锣密鼓的策划正式开始了。
而建成、元吉也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知道房、杜是世民的左右手。于是二人在高祖面前诋毁房、杜，高祖遂下令将他们逐出秦王府。
“玄龄、如晦，是我连累了你们二人。”李世民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但此言却是出自真心。
“殿下何出此言？我等万万不敢当。”房玄龄道。
“现今如何是好？”李世民一下子也没了主意。
“我二人可在城中或城外找一栖身之处，保持秘密联系，再谋大计。”房玄龄说完，看看杜如晦，他也表示同意。
“若是父皇发现，你们不是违旨不遵？”
“殿下放心，玄龄与我会小心。此是上策，若我等离开，形势更加不利。”杜如晦说话简短有力。
三人互相交换一下眼神，房杜二人转身离去。
房杜二人离去之后，最贴心的人只剩下长孙无忌，李世民明显感到许多事情少了人商量，谋划的进程仿佛也减慢了。虽然他也私下与很多府僚谈过，却都没能最后决定一个周详的计划。
直到建成与元吉决定动手，消息传到世民那里，大家才感到事情已经十万火急了。李世民马上命长孙无忌去找房玄龄、杜如晦来府中商议，决定最后的行动方案。
可李世民等来的却是长孙无忌一人而已。
“怎么不见玄龄和如晦？”李世民焦急地问长孙。
“他二人说皇上有旨，不令他们再听命于殿下。现在如果来府，被人发现，必定降罪，故不敢前来。”
李世民听了，有片刻沉吟，随即大怒。取下配刀，对身旁的尉迟敬德说：“此二人难道要背叛我？公可带刀前往，如果两人没有来意，便取他们首级来见。”
“我也同往。”长孙无忌马上说。
在路上，尉迟很是不解，“怎么房、杜二人竟会迟疑不来？他们对大王最是忠心的。”
长孙无忌嘿嘿一笑，道：“这不过是我等想出来的办法，看看殿下是不是真正决心已定，里面也有些激将的意思。他二人自然不会背叛殿下。”
“还是你们这些读书人点子多。我还以为大王早就下定决心了。”
“当年三国时期的孙权，面对众人砍下桌子一角，宣布要联刘抗曹，不也显得很决绝？其实心里也还悬着，直到鲁肃、周瑜之后又劝说了一番，他才坚定下来。咱们殿下也有些相似啊。”长孙无忌解释道。
尉迟敬德点了点头，说到谋略，他还真佩服这些人。
两人见到房、杜，尉迟敬德马上就说：“大王心意已定，赶快回府吧，谋划的事离不开二位啊。”
“我路上已经告诉尉迟公了。”长孙随即解释。
“是啊，大王还不明就里呢。让我取你们首级回去。看，刀就在此。”敬德说罢亮了出来。
“殿下一定很快就回过神来的，知道咱们是激他。”房玄龄笑道。
“还是赶快走吧，路上再谈。”杜如晦拿过两件道士服，与玄龄穿上，他们可不能让人认出。
尉迟敬德忽然说：“慢，我等不可一同进府，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现在可是非常时刻。尔等三人先往，我从另一条路走，府中会合。”
“尉迟公也是粗中有细之人。就这样办。”长孙说完，与房杜先行了。
当日，在秦府之中，大计定下。
玄武门事变一举成功，李世民夺得了太子之位，并很快即位，当上了一国之君。贞观元年（627），李世民召集群臣，要面定他们各自的功勋。
朝堂之中，太宗端坐在上，群臣均侍立于下。太宗满意地看着他的臣子们，然后示意旁边的宣旨官宣旨。
“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功劳第一。房玄龄封为邢国公（后徙梁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杜如晦封为蔡国公（死后徒莱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
念毕，太宗看看大家，说道：“朕封赏诸位爱卿，恐怕会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卿等可以各自发表意见，对此结果可是满意啊？”
淮安王李神通站出来说：“陛下，当初义兵一起，臣就率军赶来支援。可现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刀笔之吏却功劳最大，臣很是不服气，他们怎么能居功第一呢。”
太宗听完，答曰：“义军初起之时，很多人都有心归附。叔父虽然率兵前来，但并没有亲自参战。后来叔父率军出征山东，窦建德南下进攻，尔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叛，尔又望风而逃。今日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等有筹谋帷幄、安定社稷之功。就如同汉代的萧何，虽然没有战马上的功劳，却是国家的功臣。叔父是朕至亲之人，但是却不能因为个人私情就乱赏嘛。不然如何能让大家都心服呢。”一席话说得李神通哑口无言。
将军丘师利听罢，站出来说道：“起初大家都有些不服，但现在看到陛下秉公行赏，连亲人都不偏袒，我等也都心服口服了。”
太宗笑着点点头，朝堂上又恢复了其乐融融的气氛。
房玄龄、杜如晦受到太宗如此嘉奖，可见二人在玄武门事件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历来都认为房、杜之所以被任命为宰相并获得美名，是由于他们有夺嫡之功。
然而，虽然帮助太宗夺嫡是很大的功劳，但也只能作为房杜登上相位的条件，不能成为他们留下良相美名的原因。实际上，房杜两人都有王佐之才，堪当大任，早在太宗即位之前就表现了出来。而经过开国战争、宫廷政变，二人在政治上也更加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能力辅佐王业，任相既因功但更是因才。
而房杜的得名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来自夺嫡之功，因为史书上对他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具体谋议记载甚少，找不到二人过多的事迹。
唐朝史家柳芳和北宋的欧阳修、司马光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他们认为这是房杜有让人之德。即如《新唐书》引用柳芳所言：“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而房、杜让其直；英、卫善兵，而房、杜济以文。持众美效之君。是后，新进更用事，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就是说，在夺嫡问题上房杜功劳很大却不居功自傲；在直言进谏上他们甘于在魏徵、王之后；在带兵打仗上他们辅助李靖、李世勣两位大将；在新人出现后，他们不专权，给别人更多的机会。总是为大局为集体利益着想，因此他们的个人事迹才不显，也因此他们才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房杜二人确实为国家选拔了一批人才，特别是房玄龄知人善任，又能容人。可这种说法还是忽略了他们在贞观朝的政策制定、政务处理上的作用。
房杜最终成为公认的本朝贤相，确是因为在贞观时期的政权建设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3、为国家选贤才
要真正了解房杜二人有什么贡献，还需要从他们担任的职务说起。
太宗即位后，就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杜如晦为兵部尚书。
贞观二年（628），杜如晦除本官外又兼任侍中及吏部尚书，仍总管东宫兵马。
贞观三年（629），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仍知选事。
其中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均为宰相之职。宰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为三省长官，二是以他官加“参预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由皇上指定为知政事官，到政事堂议事，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
本朝沿袭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央有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以及尚书省统领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长官，中书省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出谋，帮助皇帝起草诏令。侍中则是门下省的长官，门下省是协助皇帝处理和决定国家大政的机构。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对政事初步批复的公文）都要经过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各项命令；其长官本是尚书令，但因为尚书省长官既参与决策，又主持政务实施，权力较大，并且尚书令的官品也在中书令、侍中之上，不利于三省的分权制衡，所以李世民即位之后，就不再设尚书令，而以原来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实际长官，从而改变了隋朝以前行政运作中心在尚书省的局面。因此左右仆射也是本朝的宰相。
宰相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回本衙办公。政事堂是宰相议事之所，初设于门下省。凡是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均需经由政事堂会议议决，奏请皇上批准。可以说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
房杜二人作为宰相，当然参与政事堂会议，商量各类军国大事。他们协助太宗完成了许多重大的工作。
贞观初年，正是国家事务最纷繁复杂的阶段。不仅大政方针需要确定，许多具体的政策也要不断完善。魏徵虽然为太宗提出了治国的基本方针，但在国家政务的处理上，房、杜还是最重要的人物。太宗也把很多具体的工作交给他们去完成。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一日下朝之后，他将房玄龄召到便殿。
“玄龄，你最会识人，原来在府中就为朕选出不少人才。现在朕要差你去做一事。”
“请陛下吩咐。”
“朕近日读书，多见古人遗训，谓官在得人，不在员多。此言甚有道理。朝廷官员关键在于量才授职，而不在于人多。如果用的人合适，人员少也能办理各项事务；如果用的人不合适，再多也像在地上画饼，能看不能吃。目前国家机构臃肿，人员编制太多。应当并省官员，随才授任。这样国家方能治理好啊。”
房玄龄答道：“陛下说的很对啊。国家草创时，制度还不完善，不仅大量任命官员，而且授官手续还十分简单。这样势必会造成官员良莠不齐。臣觉得不仅要并省官员，还要通过具体规定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管理才是。”
太宗赞赏说：“卿言之有理。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臣一定尽力。”房玄龄知道这件事情并不容易。
回到府第，杜如晦已经等候多时了。
“有大任务了吧？”杜如晦一见房玄龄的神情，就猜到几分。
“并省官员，唉！人事调整，最是难办。你也知道目前的情况。裁汰冗官已经是很棘手的问题了，还一定会涉及到太原功臣和秦府旧人，阻力可想而知啊。”
“陛下决心很大，只要于国家有利，定会获得支持的。我看你可以大胆放手去干。”杜如晦也明白其中的困难，但他还是充满了希望。
“为人臣子，自当尽力。”房玄龄轻轻但是坚定地说。
事情的进行并不顺利，如房玄龄所料，各种力量在阻碍着他。不过太宗的意见最为重要，房玄龄想明确地知道这位初登皇位的天子到底有什么意见。他去面见太宗。
“玄龄，朕吩咐卿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回陛下，臣正在进行。原来秦府中许多旧人，因为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所以有很多怨言。他们纷纷议论，说那些前东宫和齐府的人都任官了，自己怎么反被排斥在外。”
太宗听了，便问房玄龄：“卿看此事如何处理？”
房玄龄心有所想，却答：“但听陛下吩咐。”
“人君当以天下为公，而不能为己之私产。古者治国，皆明此理。如今朕与卿等衣食皆出于百姓，怎能不为百姓着想？选贤才正是为了安百姓，为百姓谋福利。所以应当问的只有才能是否胜任，而不是新人旧人。并非朕不念旧情，可是如果单以私情为标准衡量，不问才学，岂是至公之道？”
一席话铿锵有力，字字珠玑。
言罢太宗看着房玄龄。房玄龄也看着太宗，心中无限欣慰。他原来担心玄武门的阴影会影响这位自信的少年，会令李世民缺少包容和公正，不能走上治国的正常轨道。现在来看，这已不成问题。
想及此处，房玄龄拜倒，长长说了一句：“臣明白陛下的意思了。”很久未起。
太宗上前拉起房玄龄，“任务很重，卿要多多费心。”
君臣二人都微微一笑。
最后房玄龄等人定京官文武共643人，裁汰了一批官员，大大精简了中央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
同时，房玄龄还编写了《唐律·职制》，对各种官员的违法乱纪现象作出了法律上的制约。比如，规定指出：诸官都有法定的员数。如果主管人置员过限或者不应置而置，多置一人杖一百，多三人罪再加一等，多十人徒二年。这样就有效防止了人员超编。同时，律文中还对官员贻误公事、办公出错等现象规定了惩罚的条款。而正是因为这些制度和法律的严格实施，贞观初年才出现了政治清明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太宗与魏徵同样也讨论过选任官员的问题。
当太宗提出要为官择人，不可滥进之后，魏徵则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想得到英才，必须认真察访他的言行。如果知道此人品行端正，那即使他办事能力不足，也不会有什么大害。但如果误用品行不好的恶人，危害可就大了。在乱世，用人只求他有才，可以不管品行；但是现在太平之世，就一定要才德兼备才行。”
魏徵提出的是一个用人原则的问题，但他并没有说具体怎么操作。而房玄龄则是制度的具体制定者和落实人。魏徵与房、杜的不同由此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确定了官员的人数，规定了每个职务的责任，还只是第一步。如果要真正做到“官在得人”这一原则，还要选择合适的人来担任不同的官职。
贞观三年（629），太宗对分别担任左、右仆射的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由此可知，为国选才，也是房杜二人宰相工作的一部分。
唐朝官员的选授，五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六品以下中低级官员在方法和程序上是不同的。五品以上官的选授不经过考试，是由宰相提名后，皇帝批准的。六品以下官的选授要通过考试，由尚书省吏部和兵部主持铨选。
房、杜作为宰相，自然要承担高级官吏的选授工作。并且杜如晦还兼任吏部尚书，负责中下级文官的任免。可见，房玄龄与杜如晦一直都在做着荐举人才选任官员的工作。
房玄龄本来就很善于发现人才，这在早年就表现了出来。所以太宗一贯很重视他在这方面的意见。
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到翠微宫暂住，玄龄当时在京城留守，没有同去。太宗任命了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不过又想听听房玄龄的意见。正好有人从京师来，太宗就问他：“房玄龄听说李纬拜尚书有什么意见吗？”
来人回答说：“房大人只是说李纬的胡须长得很好看，就没说别的了。”
太宗听后，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知道玄龄并不是很赞同，马上改授李纬为洛州刺史，不让他当户部尚书了。可见房玄龄的意见对太宗是多么重要。
所以《资治通鉴》称赞他“明达吏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
4、为子孙立法度
除了选拔人才之外，更重要的是，房杜二人协助太宗完成了中央行政体制的改革和地方行政体制的规划。
在中央，三省制和政事堂制度都在贞观初期定型。隋代正式确立了三省体制，三省长官共为宰相。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形成按职能和政务处理程序分工的国家行政运行机制，三省各有分工而又互相依存，共同组成了最高政权机关。但是，三省地位还不平等，也没有形成三省制衡运作的有机整体，行政运作之重心仍在尚书省。
太宗即位以后，就决定改善这种状况，严格推行三省制。一方面不置尚书令；另一方面突出中书、门下两省的地位，使三省真正平等。
贞观三年（629），太宗在一次小型的会议上对房玄龄、杜如晦还有其他侍从之臣强调：“中书、门下两省，都是机要部门，朕委任贤才，担任两个部门的要职，是希望尔等有所作为。如果下达的诏敕有什么不合适，皆要向朕反映才是。近来只觉得诸位都顺从旨意，得过且过，而没有谏诤之言，这岂是为官之道？要是两省官员都仅限于签署、发放文件，不是谁都可以担当此任吗？又何必选拔卿等一班人才？自今以后，诏敕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及时汇报，不要因为担心忤旨就不敢直言。”
太宗对两省的重视，大大提高了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地位。三省之间在国家政务裁决和执行中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体制真正得以确立和完善。
同时，最终确立了政事堂议事的制度，令宰相可以合署办公，方便商量筹划而且防止宰相个人专权。
以三省制的完善和政事堂制度的最终成型为代表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上承魏晋隋唐，下启五代宋元。这里，贞观君臣在体制改革上所走出的每一步，都意义重大。同时，改革的每一步，都需要智慧和魄力。太宗固然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但是没有贤能宰相的辅助，这些改革也都是不可能的。而房杜作为具有智慧和魄力的贞观名相，毫无疑问，改革的每一步也都刻下了他们的功劳。
房玄龄和杜如晦在帮助太宗进行中央行政体制建设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对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
唐朝刚刚建立时，直接控制的地区只有很少一部分，其余地方多被隋末群雄占据。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控制的地区也增多了。而高祖为了拉拢各地的地方势力，往往会就地增设州县，任命归降者为官吏。因此全国州县的数目比隋初增了一倍。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地方区划的混乱与行政统属的困难。
因此，太宗即位后就“思革其弊”。从贞观元年（627）开始，由房玄龄和杜如晦主持省并州县的工作，以改革这种不合理的行政区划。
根据两《唐书》的不完全统计，太宗自贞观元年至贞观十三年共废省了152个州府，其中尚未包括贞观年间置、贞观十三年以前就废除了的州及羁縻州。调整之后，不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也有利于地方自身的发展和建设。
同时，为了有效地统治广大州县，贞观元年，在省并州县的同时，还在地方设立了“道”制，分天下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道”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汉代。当时把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所设置的县称为道。贞观设立的道并不是实体化的地方行政单位，而主要是以监察为目的。中央以道为单位，派出官员巡查州县，考察刺史、县令是不是忠于职守，有没有不法行为，优秀者提升，不肖者贬官；同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有灾害及时救助。通过派遣使者分道巡察州县，中央对地方情况有了更全面准确的了解，自然更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统治。而设置十道、创设地方监察区划的工作，作为军国大事，也必定离不开房杜两位宰相的总体规划和全局领导。
当然，房杜二人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他们自身有才能，有能力胜任本职工作之外，还得益于太宗的用人得当和他的用人不疑。
结合制度背景仔细分析太宗的人事安排，就能够发现太宗对房杜二人是多么了解，他用人是多么高明。如上所述，中书省主要职责是出谋划策，正可以发挥房玄龄善谋的特点；而门下省负责国家大政的决定审核，与杜如晦能断的性格吻合，“房谋杜断”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充分展现出来。太宗的这种布局，使贞观初年许多政策的制定及完善可以最大程度地顺利实现，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贞观三年（629），房杜分任左右仆射，太宗对他们说：“两位爱卿担任仆射，要多为朕访求贤才。听说你们每日要处理各种公文上百件，这样哪有时间去选拔人才呢？自今以后啊，小的工作都交给下面的人去干，大事你们再过问，多抽时间为朕挑选国家栋梁才是。”一番话点出了房杜的关键任务和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指导了他们的工作方向。
另外，太宗还对房杜给予了充分的信任。
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了一篇《拔士论》，文中指出一个人不可以担任数个职务，暗中其实是讽喻杜如晦等任职太多。太宗看了说：“玄龄、如晦不是因为有功才受到重用的，而是他们的才干确实可以助朕治理天下，师合难道想以此文来离间我们君臣吗？”下令将陈师合发配到岭南去。
贞观十八年（644），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留守京城，处理日常政务。并准许玄龄不用奏请批准，就可以直接拿主意，处理各种军国大事。在这期间，正好有人上访，声称要秘密告发一个人。
玄龄接见了他，问：“你声称要告发一人，那人是谁？”
回答说：“就是你房大人。”
房玄龄看着此人，想了一会儿，径直走出屋去，吩咐侍从：“派人将他送到皇上那里。”言罢便拂袖而去。
却说太宗听说留守房玄龄送来一个告密人，眉头一皱，很不高兴。一边命人持长刀站在旁边，一边叫那人进来。
“你想告发的人是谁？”太宗盯着他，问道。
“回皇上，是房玄龄。”
“果然是这样。”太宗自言自语，然后回头对持刀的侍卫：“拉出去腰斩。”
“陛下，还没有听草民要告什么啊，陛下饶命啊！”告密者脸色大变，连声求饶。
太宗也不理他，挥一挥手，让人将他拖了出去。
几日之后，玄龄收到太宗的来信，责怪他如此不自信，称“再有这样的人，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要因为与自己有关就有所顾忌。”
太宗对房杜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也是太宗自信的一种表现。君臣都如此优秀，也难怪后世常称贞观时期是君明臣贤了。
而更难得的是房杜二人同为英才，但都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能够精诚合作，互补长短，共助圣君。房玄龄知道杜如晦能够决断大事，而杜如晦则明白房玄龄善于提出好计谋，双方都明白只有两人相辅相成，方能建立奇功。
贞观三年（629），太宗与群臣谋事。大家意见不一致，事情怎么办，迟迟没有决定。太宗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看看下面的人，说：“怎么杜如晦不在啊？他这个人最会拍板。快去召他来见朕。”
旁边的侍从得令，马上去请杜大人。一会儿工夫，人来了。
“参见陛下。”杜如晦一进来就拜。
“不用多礼了，杜卿家。正有一事不决，朕想听听你的意见。”
于是众人又将各自的意见说了一遍。杜如晦听罢，沉思片刻，说：“臣以为采用房大人的意见最为合适。其他办法都有不周全之处。”
太宗表示赞同，立即差人按房玄龄的意见去处理。
隔了几日，事情圆满解决了，太宗很是高兴。对着房、杜还有群臣说：“人言房谋杜断，果然不虚啊。”
的确，在国家政务的决策过程中，需要善于献策的谋略者，也需要当机立断的拍板人，房杜二人正是各当其任。两人这种相知基础上的合作，发挥了各自的才能，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气氛和人事环境，保证了政务处理的准确与高效。他们的合作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对方，既是贞观之治得以形成的条件，也是贞观之治成就的一种表现。
可惜的是，贞观四年（630）三月，杜如晦就逝世了，离开了他的主公和朋友。太宗悲痛难当，之后更是常常想念这位臣子，并流着泪对他的好搭档房玄龄说：“公与如晦同佐朕，今独见公，不见如晦矣！”房玄龄也是唏嘘不已，君臣相对无言。
5、孜孜奉国的贞观大管家
所幸房玄龄还陪伴在太宗的身边，为太宗又完成了许多大事。比如修订律令，制礼作乐，编纂史书，贞观时期的制度由此更加完善，直至玄宗初年都没有大的变化。这其中有房玄龄很大的功劳。
而比起杜如晦来，可以说房玄龄跟太宗更加亲近。他像一个大管家般，管理着贞观朝的国事和太宗的家事，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与魏徵和长孙无忌都不同，房玄龄的角色很是特殊。魏徵是个完完全全的“外人”，不论是他自己，还是太宗，都是将他摆在一个客卿的位置上。而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大舅子，长孙皇后的哥哥，当然是自己人。房玄龄则仿佛是介于两者之间，与魏徵相比，他对待太宗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
贞观八年（634），太宗想要纳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为妃。册封的诏书都已经下发，就差派使者去迎接的时候，魏徵听说此女曾许配给士人陆爽，于是当即上表进谏。太宗事先也不知道，看了魏徵的上书，才知道人家已经有婚约，于是命令使者不必去了。
房玄龄却上奏说：“此女许配给陆爽，并没有明确的聘书之类。现在册书已经下发了，不应该停止。”而陆爽自己也上表说并没有婚姻之约。
太宗又问魏徵：“房爱卿等人说大礼已经开始，不应该终止。而陆爽自己也说他并没有要娶郑氏之女。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
魏徵说：“陆爽是害怕陛下只是表面上放弃了郑女，而背后会整治他，才这么说的。”
太宗笑道：“外人可能真的会这么想。朕的话难道这么没有可信度吗？”最后还是放弃了迎娶郑女的打算。
其实，太宗对魏徵的再次发问，就表明他还是很想册封郑仁基的女儿为妃的。房玄龄心中一定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才会上奏，给太宗再创造一次机会。在魏徵那里，太宗就是帝王，是一国之君，必须动静合乎礼义，才堪为臣民的表率。但在房玄龄那里，太宗除了是皇帝，更是他的主人。所以房玄龄会更多地考虑太宗作为一个人的个人感情，会对太宗表现出一种服从。
正因为如此，在太宗发火的时候，魏徵可以面不改色，房玄龄却总是会叩头流血，惶恐不止。这不仅仅是因为两人的性格不一样，更是因为他们对太宗的定位和感情不一样。魏徵秉承的是儒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原则，他认为只要自己忠心为国，就没有什么不对。而房玄龄本来就是小心谨慎的人，再加上对于太宗，始终怀有侍奉主公的心情，所以看到太宗生气，自然会觉得自己办事不力，理应赔罪。而对于太宗出于人之常情，但不符合国家制度规定的要求，房玄龄也常会满足他。
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史官所记之国史，都不让人君观看，这是为何？”
房玄龄答曰：“因为史官的记载，既不虚美又不隐恶。人主见了一定会发怒，所以不敢献给圣上看。”
太宗却说：“朕跟以往的君主不一样。希望可以自己看看国史，以后就能够改正不足、发扬优点，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
房玄龄心里明白，太宗是想看看玄武门事变到底是如何记载的，即使有谏官劝阻也没有用。果然，谏议大夫朱子奢上书，请求太宗不要亲观国史，太宗没有采纳。于是，房玄龄将国史摘录了一些，呈给太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