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周恩来.2

5月23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各地在学生运动中坚持党的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描述过这时候的中国：“国民党的垮台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是经济、政治和士气上的。1948—1949年的混乱、骚动和危险，使城市居民痛恨国民党政府，因而也仇恨美国对它的援助。”

周恩来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既区别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合法主义，又避免了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冒险主义错误。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说：“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进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

“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了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领袖的广泛响应。

国民党政府天津图书馆馆长时子周的一段话，反映了当时很多上层知识分子的心情。

人民解放军快来了，朋友们劝时子周赶快离开天津，时子周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国民党里面争权夺利，贪污腐化，互相倾轧，已经没有几个好人了，好人也不给他干了。共产党里头倒有不少好人呢！可以肝胆相照的人物，周恩来就是一个。”

周恩来一面协助毛泽东继续指挥全国范围的大决战，一面开始筹划建立人民的国家和政权。

从1948年秋开始，几百个爱国民主人士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治区、香港、海外到了解放区。为使他们平安到达，周恩来作了细致的安排。

11月初，他受已到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代表委托，开始主持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1949年2月27日，他在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审阅修改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批示把它们印成《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供大家协商讨论。

1949年4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北平与张治中率领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谈了8条24款—《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17日，周恩来说：“这8条24款，南京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20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这些条款。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大军渡过长江。4月23日，占领南京。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任大会临时主席，致了开慕词。次日，他在会上作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说明：我们的共同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上，周恩来被推选为常委会副主任，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

8月26、27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中共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要长期存在。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次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27日、29日，会议在周恩来等主持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方案。30日，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副主席。

下午6时，全体代表坐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此典礼上，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毛泽东宣读了碑文。周恩来手书的碑文，镌刻在庄严的纪念碑上。

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一位在场的外国人描写道：“在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昔日皇宫主门的城楼上，悬挂着几个巨大的红色宫灯。在这座城楼上聚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员，他们是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升上了天空，乐队奏起了国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礼炮齐鸣。”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曾写道：“北京故宫的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广场。这支中国人民的军队，从头到脚装备着从国民党分子那里缴获的美国武器……他们连续不断地通过广场，历经两个半小时。”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政府首脑，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精力转到经济建设上

建国之初，北京曾经盛传过一件事：

一天，周恩来总理坐车到西苑飞机场（那时还没有首都机场）去送外宾，回来时，他看到路边上有一座新盖的大楼。他立刻对秘书说：这座楼是谁家盖的？建设计划中并没有呀！秘书回去一查问，果然这是计划外的建筑，是建筑公司利用几项建设后的剩余材料，自行动工兴建的。

这件事说明，周恩来对于建设事项的熟悉，真可谓全局在胸，纤毫不漏。

战争年代，周恩来管军事，也是这样。在大决战中，一次，作战参谋送来一份敌军兵力部署的详图，他一看，立刻指出，缺少了一支部队，漏写了。现在，他把自己缜密的心思、不倦的精力，用到经济建设上了。

周恩来的这个转变，是在1949年。

在新中国建立前，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着全国范围的大进军，他的心目中，是把战争放在第一位的。直到1949年7月，他还说：“现在人们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是还没有完全胜利；我们已经开始建设，但是还没有结束战争。”

“我们的一切工作，首先要为着把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战争仍旧在进行，但是周恩来的思想已经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12月，他说：“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

周恩来总理，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当时，周恩来五十多岁，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敢说敢为，为人民共和国各方面的工作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1949年12月，他提出了“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不料想，1950年夏，发生了朝鲜战争，后来我国进行了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需要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同时，周恩来还要照顾到国内的事情。在国内，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仍在进行，必须统筹安排。他的心是多么挂念着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呀！

当然，首先要保证战争的胜利，否则国家就会陷于危险之中。在战争情况稳住以后，他就在考虑怎样继续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了。

一方面是迫切的心情，另方面又要看客观的可能。这就反映为方针的几次变化。

1950年，国家预算赤字是百分之十二。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一个大胜利。当时，军费占全部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二，抗美援朝直接支出占军费的百分之六十，占全部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一。

1950年12月，周恩来手书1951年的概算总方针是：“既要照顾到国防开支急迫需要，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

到1951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这时他说：“抗美援朝仍应成为1951年各项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我们要“既保证国防急需，又照顾到财政状况及市场的继续稳定”，这时他加了一条：“同时也着手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

到这年11月，周恩来已改变了方针，是“既要保证朝鲜战争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建设”，把“战争胜利，物价稳定，进行建设”作为1952年的要求。

后来，毛泽东概括这十二个字成为六个字：边打，边稳，边建。

1952年度，军事费用（包括在朝鲜的战费）降到了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这年，国家经济建设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国防支开。

1952年，国内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

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五”计划、“二五”建议、“三五”草案、“四五”纲要草案以至不少的重要年度建设计划，都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或参与指导下草拟的。1952年初，按照周恩来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1954年4月，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调整为由陈云任组长的八人小组编制“一五”计划。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聚会广州，用了一个月时间，审查通过修改以后的“一五”计划草案，然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然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颁布实施。总的说来，“一五”计划草案曾经进行过五次重大的修改和充实。周恩来经常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对计划包括细节——进行研究，直到最后定稿。

“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是很成功的。这个计划的完成，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草案”提出了“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

1953年初，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上说：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度的建设计划而奋斗，是我们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1954年9月23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讲：“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旧中国为什么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因为落后，首先是经济落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中国人民直不起身来，处于被压迫、被榨取的境地。革命胜利了，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是改变了生产关系，这就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中华民族才能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说自己要说的话，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

周恩来的这个思想在脑海中是很牢固的，贯穿他的一生。十年后，1963年9月5日，他在接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时，还对他们说：取得完全的独立，建设和改造一个国家，是个更艰巨和长期的任务，不只是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要上百年。关键不仅是取得政治独立，而且要取得经济独立，才算是真正的民族独立。

实行每个五年建设计划，是我国经济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曾经多年任周恩来经济秘书的吴群敢说，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草案，“在此期间，所有苏联援助建设的项目，包括选址、规模、配套等等，都经周恩来逐个审定并电告苏方首脑洽商。‘一五’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立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初步改善了我国工业的地区布局”。1952年8月，周总理审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后和陈云、李富春、李强、阎宝航等同志以及计委、经委的部分同志到苏联去谈判，在双方协定苏联对我国的援助项目时，开始是九十项，以后增加五十一项，合共一四一项，到1956年时经过增补，成为一五六项，这一五六项援助项目，从项目定下来，到供货、安装、生产，以及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进行施工设计、试验研究等，周总理都是亲自过问的。

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就设想通过革命来建立新的政府，从而发展生产，开发实业，达到经济的发展。他说：“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世界上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那时候，才能使“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

现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在中国开始了，周恩来已经是政府总理，面对着旧中国半殖民地的极不合理的经济布局，他费了很多心血——对能源、电力、有色金属、重要煤矿等这类属于经济命脉性质的工业，放在什么地方；内陆地域的大片工业空白中，怎么布点等等，大到国家宏观安排，小到企业内部的一些重要措施，周恩来都考虑到。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抓紧经济建设工作，而且抓得很多，很广，很细，对许多部门的情况、问题、数字了如指掌，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重要企业，有的还不止去一次，50年代、60年代，一直这样。

§“徐师傅，我拜你为师”

周恩来深入工厂、矿山基层，不光是视察、了解情况，而且也是学习。50年代他不止一次地到过上海钢厂。1957年7月他到上钢一厂二转炉车间时，登上了五号行车，恳切地对行车驾驶员徐金庚说：“徐师傅，我拜你为师。”他在徐师傅指点下，亲自驾驶了行车。

1958年7月17日上午和晚上，周恩来两次到上钢一厂，在炉前，他和工人一起挥舞铁锹，进料加矿石，尽管满头大汗，依然干劲十足。在劳动间隙，他和工人一起就地休息，聊天，了解情况。厂领导把冷饮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恩来一边擦汗水，一边看着手里那瓶汽水，问：“他们呢？”

一旁的工人扬起手中的汽水瓶：“我们都有。”

周恩来看见工人手中的汽水是白色的，自己手中的汽水是淡黄色的，就问厂领导：“怎么颜色不一样？”

“这是为总理预备的。”

周恩来慈祥而又严肃地说：“都是劳动者嘛，工人能喝，我为什么不能喝？不能特殊。”说着，他把自己手里的淡黄色汽水换了一瓶白色的盐汽水，和工人一起喝着谈起来。

周恩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非常内行，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广博的学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注意倾听大家的意见，直至亲自实践和体会。

周恩来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在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概括出很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他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一定要落实到经济建设这个业务上；他认为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妥善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他认为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等等。

周恩来说，经济建设要有四个观念：整体观念，重点观念，先后观念，全面观念，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建设不看到整体不行，看到了整体，心中有了全局，才能够建设有重点，安排有先后，全面地考虑问题。他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突出地强调了要“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既分工又合作的事情，必须安排得恰当，才能把全部机器都运转起来，才不至于互相妨碍或抵消，这部机器不是简单的，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领导者对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得好。

1958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等因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周恩来在1962年说：“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是“被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为了改变“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不协调现象，就必须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的积极意义，在于“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基辛格说：周恩来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也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的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他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一切为了这个国家和这个党。

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同志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他认为当时的情况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从这些话可以想见周恩来当时的沉重心情和坚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还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巨又坚韧的战斗，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说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所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陈云说：“没有他，‘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彭真说：“他不那样做，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他是委曲求全，处境困难。”

周恩来的苦衷，从另一件事也可看出来。“文革”中，某省有一个干部，共产党员，贴大字报批评周恩来“别人怎么说你也跟着怎么说”。当地对这个人进行了批判，并且要进一步“审查”他。省委办公厅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就叫身边工作人员给省委打电话：“不要进行批判，不要施以压力。”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作秘书工作的顾明说过一段话，十分透彻地讲了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和态度：

现在有人提出来说周总理当时为什么不劝阻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批评毛主席？我个人认为在那个时间如果周总理批评毛主席，反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导致党的分裂，所以周总理不会批评毛主席，而且在“文革”初期周总理也没有意识到会发展成后来的那个样子。同时我认为周总理有个信心，就是他相信毛主席会自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主席是逐步认识到了，如对王、关、戚，对陈伯达，“九一三”事件批判林彪，一直到批评“四人帮”。周总理做事就是要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分裂。如果那时批评毛主席，当时情况下的很多群众就要起来反对，所以我认为在“文革”中的不幸之大幸，就是党没有分裂，而且保证了基本的生产。

1971年美国的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回国后对总统尼克松说，他同周恩来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几乎无法隐藏他的苦恼。”尼克松认为这是不奇怪的。基辛格对周恩来的评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小时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化大革命’要让我少活十年。”

有位经常采访周恩来会见外宾的记者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从没看见总理有倦容。可在1970年前后，总理的面容显然消瘦下去，头发也白多了。会见客人的时间一长，服务员就送上去一块热毛巾，总理擦把脸，又精神奕奕地谈起来。”

§26年总理，其间经历了多少辛劳和风雨呀！

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中度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间一次常规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到危难的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然而不久，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一正确主张被否定了。全国的中心工作改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形势，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CC。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除了在政治上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外，还常常借故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无端干扰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并且迫使周恩来承担了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要从城里到首都机场往返数十公里。这对一个已经身患重病的古稀老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休，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直到1974年4、5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动手术，但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之后，他才交待了工作，向秘书口授“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作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8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又进行第二次手术。当周恩来住院这一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人们的心头无不笼罩上一层阴影。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人民从周恩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呕心沥血的努力中，认识到他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者，因而更加赢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十余次之多。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所向。

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夺权时机已到。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意在闹掉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邓小平坚决顶了他们。江青集团经过密谋后，派王洪文紧急赶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诡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在医院的周恩来得知“风庆轮事件”后，10月19日，在找了邓小平等同志了解了事情经过后，把当时毛泽东的联络员找到医院，向他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还表示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10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了“风庆轮事件”的汇报后，愤愤地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并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陈云说：“没有他，‘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彭真说：“他不那样做，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他是委曲求全，处境困难。”

周恩来的苦衷，从另一件事也可看出来。“文革”中，某省有一个干部，共产党员，贴大字报批评周恩来“别人怎么说你也跟着怎么说”。当地对这个人进行了批判，并且要进一步“审查”他。省委办公厅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就叫身边工作人员给省委打电话：“不要进行批判，不要施以压力。”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作秘书工作的顾明说过一段话，十分透彻地讲了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和态度：

现在有人提出来说周总理当时为什么不劝阻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批评毛主席？我个人认为在那个时间如果周总理批评毛主席，反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导致党的分裂，所以周总理不会批评毛主席，而且在“文革”初期周总理也没有意识到会发展成后来的那个样子。同时我认为周总理有个信心，就是他相信毛主席会自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主席是逐步认识到了，如对王、关、戚，对陈伯达，“九一三”事件批判林彪，一直到批评“四人帮”。周总理做事就是要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分裂。如果那时批评毛主席，当时情况下的很多群众就要起来反对，所以我认为在“文革”中的不幸之大幸，就是党没有分裂，而且保证了基本的生产。

1971年美国的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回国后对总统尼克松说，他同周恩来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几乎无法隐藏他的苦恼。”尼克松认为这是不奇怪的。基辛格对周恩来的评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小时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化大革命’要让我少活十年。”

有位经常采访周恩来会见外宾的记者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从没看见总理有倦容。可在1970年前后，总理的面容显然消瘦下去，头发也白多了。会见客人的时间一长，服务员就送上去一块热毛巾，总理擦把脸，又精神奕奕地谈起来。”

§26年总理，其间经历了多少辛劳和风雨呀！

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中度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间一次常规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到危难的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然而不久，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一正确主张被否定了。全国的中心工作改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形势，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CC。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除了在政治上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外，还常常借故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无端干扰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并且迫使周恩来承担了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要从城里到首都机场往返数十公里。这对一个已经身患重病的古稀老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休，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直到1974年4、5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动手术，但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之后，他才交待了工作，向秘书口授“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作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8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又进行第二次手术。当周恩来住院这一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人们的心头无不笼罩上一层阴影。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人民从周恩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呕心沥血的努力中，认识到他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者，因而更加赢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十余次之多。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所向。

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夺权时机已到。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意在闹掉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邓小平坚决顶了他们。江青集团经过密谋后，派王洪文紧急赶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诡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在医院的周恩来得知“风庆轮事件”后，10月19日，在找了邓小平等同志了解了事情经过后，把当时毛泽东的联络员找到医院，向他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还表示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10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了“风庆轮事件”的汇报后，愤愤地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并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陈云说：“没有他，‘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彭真说：“他不那样做，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他是委曲求全，处境困难。”

周恩来的苦衷，从另一件事也可看出来。“文革”中，某省有一个干部，共产党员，贴大字报批评周恩来“别人怎么说你也跟着怎么说”。当地对这个人进行了批判，并且要进一步“审查”他。省委办公厅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就叫身边工作人员给省委打电话：“不要进行批判，不要施以压力。”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作秘书工作的顾明说过一段话，十分透彻地讲了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和态度：

现在有人提出来说周总理当时为什么不劝阻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批评毛主席？我个人认为在那个时间如果周总理批评毛主席，反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导致党的分裂，所以周总理不会批评毛主席，而且在“文革”初期周总理也没有意识到会发展成后来的那个样子。同时我认为周总理有个信心，就是他相信毛主席会自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主席是逐步认识到了，如对王、关、戚，对陈伯达，“九一三”事件批判林彪，一直到批评“四人帮”。周总理做事就是要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分裂。如果那时批评毛主席，当时情况下的很多群众就要起来反对，所以我认为在“文革”中的不幸之大幸，就是党没有分裂，而且保证了基本的生产。

1971年美国的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回国后对总统尼克松说，他同周恩来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几乎无法隐藏他的苦恼。”尼克松认为这是不奇怪的。基辛格对周恩来的评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小时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化大革命’要让我少活十年。”

有位经常采访周恩来会见外宾的记者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从没看见总理有倦容。可在1970年前后，总理的面容显然消瘦下去，头发也白多了。会见客人的时间一长，服务员就送上去一块热毛巾，总理擦把脸，又精神奕奕地谈起来。”

§26年总理，其间经历了多少辛劳和风雨呀！

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中度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间一次常规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到危难的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然而不久，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一正确主张被否定了。全国的中心工作改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形势，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CC。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除了在政治上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外，还常常借故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无端干扰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并且迫使周恩来承担了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要从城里到首都机场往返数十公里。这对一个已经身患重病的古稀老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休，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直到1974年4、5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动手术，但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之后，他才交待了工作，向秘书口授“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