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刘少奇.2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502人，代表全国699个工会团体和124万有组织的工人。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好是一年时间。5月4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题为《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他说：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尤其在五卅运动中，更有长足的进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已有极大的进步与发展：全国工会会员不但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且能改良他们的组织，比如香港、广东工会的统一运动，及上海工人群众在严重压迫之下，尚能有20万工人在秘密组织之内，且能不时为各种问题而奋斗。“以此即可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之组织已非反动势力所能消灭的了。”他认为：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的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因此，“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加强各种经济争斗”。大会选举苏兆征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全总秘书长。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刘少奇坚决保护工人利益，支持工人的正义要求，逐步成为深受工人爱戴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

1927年，是中国革命浪潮大起大落的一年。继上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后，1927年初春，北伐军又打到南京、上海一线，革命区域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人民大革命的高潮。

武汉三镇地处长江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后，全国革命的重心由广州转移到武汉。这里革命气势很盛，工人运动十分活跃。在北伐前夕，武汉地区只有13个工会；到1927年初，工会发展到300多个，会员达30万人。从1926年10月起的半年时间里，武汉工人举行罢工300多次，大多数取得了胜利。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从1926年9月起，大部分中共中央委员相继到达武汉。

1926年10月21日，刘少奇抵达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武汉做准备，并兼任全总汉口办事处秘书长、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1927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在全总领导成员未到齐之前，由刘少奇、朱少连、项英、李立三等组成临时常委会，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在这期间，刘少奇将相当精力用于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早在广州时，他曾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开办的劳动学院讲授《中国工会组织法》，通俗、系统地说明工会的组织原理和组织方法，深受学员欢迎。到武汉后，他即应邀到工人运动讲习所讲授《工会组织法》和《工会经济问题》等课程。

1926年12月26日至28日，刘少奇在汉口友益街16号湖北省总工会办公室提笔疾书，先后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3本小册子，交由湖北全省总工会宣传部印行，对会员进行教育。

在这些小册子中，刘少奇着重阐明工会的组织原则及其作用，指出：“工会是群众的、奋斗的机关。工会的权力，应该十分集中，才能奋斗；同时又一定要是民主的集中，才能容纳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致为少数人所包办，变成专制。”他强调：“工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克尽所担负的使命。”所谓“严密的组织”，就是在执行委员会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有群众中的支部基本组织。他说，要使大家懂得，“支部、小组是工会的基础，工会是建筑在支部、小组之上，支部、小组若不坚固，工会的基础就不坚固，有了好的支部和小组，工会的基础就有了保障”。

1927年1月1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华商总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1月3日，刘少奇在会上作组织报告，指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要求各级工会给以正确的指导；武汉的工人，大部分已参加工会；但是，各工会的组织，还没有在群众中建立的基础；因此，武汉各工会及总工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使工会在群众中建立稳固的基础。

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几个工人急急忙忙跑进会场，气喘吁吁地对刘少奇刘：“少奇同志，快，不好了！出大事了！”

“怎么回事？”刘少奇站起身来警觉地问。

几位工人答道：“英国水兵打伤了好多中国人。”

“这帮帝国主义强盗！”刘少奇把棉大衣往桌上一甩，手一挥，愤怒地说：“走！我们到现场去。”说着，大步向出事地点奔去。

原来，从1927年元旦起，连续3天，武汉各界为庆祝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举行各种活动。1月3日下午3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面的广场上讲演，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听众越聚越多。这时，全副武装的英国水兵从租界冲出来，当场打死码头工人李大生，打伤群众30多人，制造了“一三”惨案。

刘少奇赶到现场，望着地上的血迹，怒不可遏地说：“这笔血债，我们一定要他们偿还！”他向工人纠察队员招手说：

“跟我来！我们去向英国当局提出抗议！”

夜深了，汉口友益街16号三层楼上仍灯火通明。刘少奇和李立三主持召开全总汉口办事处和湖北全省总工会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刘少奇在会上报告了“一三”惨案有关情况，并就如何领导群众斗争发表了意见。会议决定，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通电说：

“为争得生存，为要求自由，本代表大会誓领导我全省有组织之三十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奋斗到底！兹经全体一致决议，提出下列条件：

（一）请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

（二）在英租界未收回之前，要求英租界当局立即撤销电网、沙包及各军事上之准备，并绝对不得在租界内干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讲演等自由。

（三）要求立即撤退在华军舰，以后租界内永远不得有外国武装军警驻扎，由公安局派警驻扎租界。

（四）要求赔偿死伤损失。

（五）要求英政府向我政府道歉，并担保以后不得有此等事件发生。

（六）要求凶手即移送我政府惩办。

汉口的英国租界，是1861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时设立的，面积计有115英亩。它濒临长江，南起歆生路（今江汉路），北至界限路（今合作路）对面的大智路一带，四周筑有一道砖墙，各界路口装有铁栅和铁门，不许中国人进入。租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

1月4日上午，李立三、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全省总工会，前往国民政府商谈，要求政府立即与英方交涉，通过外交途径收回英租界。

中午，刘少奇出席武汉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6项条件为基础，补充为8项，要求国民政府向英国领事交涉，限其在72小时内答复。会后，国民政府表示全部接受8项条件，以之与英方交涉，与人民一致行动。

1月5日下午，武汉三镇30万市民从四面八方向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坪汇集，举行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刘少奇站在队伍前列，和各界群众一起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者的罪行。大会向全国各团体发出《通电》，要求英国租界当局圆满答复武汉各界联席会议提出的8项条件。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像波涛汹涌的扬子江水，向英租界行进。刘少奇带领工人纠察队奋勇在前，冲入租界。在英国巡捕房的屋顶上很快升起了中国国旗。被英帝国主义强占了几十年的中国领土，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

当晚9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在普海春大酒店举行招待会，招待全省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到会的工人代表有400多人。刘少奇在招待会上发表演说。他讲道：我们的立脚点是什么？就是解除一切束缚，完成革命。“现在虽然解除了一部分的束缚，但是还有帝国主义者及未打倒的军阀，仍然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准备我们的头颅、我们的血，往前奋斗。”

4月3日下午，日本水兵在汉口乘坐人力车不给车钱，并行凶杀死前来干涉的中国工人。附近群众闻讯赶来，同日本水兵搏斗，当场捉住几名肇事者。日本租界当局调动大批水兵，对中国民众开枪射击，死4人，伤40多人。造成“四三”惨案。

第二天下午3时，武汉各团体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刘少奇代表全总在会上报告了“四三”惨案的情况。晚上7时，全国总工会又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紧急会议，到会代表六七百人。刘少奇报告了武汉各团体联席会议的情况。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工人阶级即时与各界革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同胞的惨杀，取消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4月9日，刘少奇在全总召集的代表大会上报告，号召工人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屠杀，反对妥协。在刘少奇等人领导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行为的斗争很快开展起来，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

革命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原来存在的矛盾日益尖锐地表露出来。当时，已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唆使暂编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倪弼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反共的一个重要信号。

陈赞贤，江西南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因领导当地人民反抗军阀拉夫的斗争，遭搜捕。后去广东南雄开展工农运动。1926年7月间，他到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找刘少奇谈话。他说：“现在国民政府北伐，江西的工人，没有很多组织，请全国总工会派我回江西，先到赣州去秘密组织。将来一方面在战争上可以帮助国民革命军，一方面在公开后工会就有了基础。”刘少奇对他主动请求去江西做秘密工作的胆识，很是佩服，即刻写了一张委任状，委他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回江西开展工人运动。陈赞贤到江西没有数月，就组织了数万工人，领导他们开展经济斗争，被选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

陈赞贤被杀害后，刘少奇于1927年3月17日发表了《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一文，揭露蒋介石镇压工人行动的罪行。文章指出：“江西这事件的发生，是摧残革命，是革命战线内反革命的开始，大家应一致起来奋斗，督促政府及党部肃清一切反动派，并竭力援助江西的革命民众，务必到达国民革命之完全成功。”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刘少奇的预料，蒋介石从赣州开始，一路走，一路杀，从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一直杀奔到上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上海滩顿时成了恐怖世界。

像闪电，像惊雷，蒋介石的血腥暴行很快传到武汉，各界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16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讨蒋通电，列举了蒋介石的6大罪状，号召“全湖北工人阶级应当尽其力量，与革命同志一致行动，向敌进攻……以求打倒蒋介石。”这个通电，表明了湖北工人群众的严正立场和革命决心。

这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1927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这次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未能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少奇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会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继续领导工人群众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反革命叛乱事件。5月17日，驻在宜昌的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进攻武汉。5月21日，反对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解除工农革命武装，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即将同蒋介石公开合流的信号。

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马日事变后的政治局势及对付反革命叛乱的方针。刘少奇列席了会议，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刘少奇深知武装工人的重要性。早在1926年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一成立，就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到1927年5月，队员发展到5000多人，拥有约3000支枪。在武汉三镇，到处都可以看到工人纠察队员。他们身穿蓝卡布中山装，佩带着红布上缝有“工纠”二宇的臂章，帽子上面安着红帽花，腿缠绑带，俨然是军人打扮，显得威武雄壮。省总工会纠察委员会制订培育计划，举办训练班，请刘少奇、邓中夏等去讲课，对队员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夏斗寅叛变后，工人纠察队担负起卫戍武汉三镇、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的任务。5月19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第198号通告，要求各工会负责人领导全体工友“共同努力，以镇压一切反革命势力“，号召工人武装纠察队“正式荷枪弹”，讨伐夏斗寅。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工人武装纠察队配合叶挺部，击败了叛军，保卫了武汉的安全。

6月14日，刘少奇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和夏斗寅、许克祥的行为，应一致反对。他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削平湖南叛乱”。大会通过了《武汉工人目前主张》决议案，提出明令拿办许克祥、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保障工农组织的绝对自由、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实行讨伐蒋介石等8项主张。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举行。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政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刘少奇第一次遭反“右倾”

进入1927年月以后，武汉的政治风云异常险恶。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向全国发出《讨共宣言》，制造借口，企图在武汉发动军事叛乱。

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背叛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反革命企图日益暴露，中其中央决定紧急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凡是能秘密返回本省工作的，都回本省工作；适宜于到其他地方工作的，分配到其他地方去；还有一批人送去苏联学习。刘少奇和湖北全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做了妥善安排，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同时，又新调进一批干部来坚持工作。采取这些应变措施，为的是使党组织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6月28日，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住宅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待即将发生的事变。会议决定：为了削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中共中央把这个决定交给湖北全省总工会执行。当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解散纠察队的布告》。随后，将一些破旧枪枝送交武汉卫戍司令部汉口办事处，而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里。7月2日，刘少奇作为湖北全省总工会的秘书长，被指责“全总党团与中央职工部的领导”已陷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从对于目前革命情绪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走到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走到向黄色工会领袖的屈服与投降”，“一直走到纯粹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因此，临时中央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击”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这之后，临时中央认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还公开批判刘少奇。4月25日，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再次批评刘少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不久，刘少奇离开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到上海市工会联合会任党团书记。他虽然受到临时中央“左”倾领导的打击，但仍然不畏风雨，坚持真理，怀着一颗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一面深入沪东区纱厂从事党的基层建设工作，一面努力学习，研究白区和苏区的工人运动理论，为扭转白区职工运动屡遭失败的严重局面做了不懈的努力。

§在毛泽东家里遇见了第一位夫人

1945年3月22日，刘少奇在延安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亲密伴侣何宝珍，为她写了一篇小传：

“何宝珍，女，湖南道县人。湖南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一九二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党。因反对学校当局的学潮被开除学籍，一九二三年到安源路矿工会所办之工人子弟学校教书，是年与我结婚。

和我一道参加过长沙、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满洲等地党的、工会的、妇女群众的许多工作。生二子一女。

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入狱，被判徒（刑）十五年，由南京第一监狱执行。因她与狱外党的组织发生关系被发现，第二年判决在南京枪毙。”

在这篇言短情长的传记里，记录了刘少奇和何宝珍在白区的艰苦条件下并肩战斗的历程。

1923年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新调来一位女教师。她20岁出头，个子不高，但干劲十足，白天给工人子弟上课，晚上到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同时兼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书报科委员。这位教师就是何宝珍。

刘少奇与何宝珍第一次见面，是在何宝珍到安源之前——1922年的秋天。当时，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刘少奇到长沙清水塘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恰好，何宝珍因领导衡州第三女师学生进行反对反动校长欧阳骏的斗争，被学校开除来到长沙，住在毛泽东家里。在毛家的初次见面，使他们彼此有了一些印象。

何宝珍到安源后，刘少奇与她接触多了，逐渐了解到这位农村姑娘有着一段颇为曲折的生活经历。

何宝珍，又名葆珍、葆贞，乳名林英。1902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父亲何瑞蓉是个潦倒的穷秀才，靠做小买卖维护5口之家的生计。本来家境就十分清贫，加上苛捐杂税、荒年歉月，生活更加窘迫，父母不得不忍着骨肉离散的悲痛，把宝珍送给地主家的女佣做童养媳。此后，她随着婆婆在地主家侍候小姐。年纪稍长时，地主命她陪小姐到私塾念书，后又到县立国民女子小学堂伴读。宝珍聪敏好学，博得了老师的同情和赞赏，被允许作为正式学生与小姐同班上课。苦难生活的磨练，养成了宝珍那种勇敢、坚强的性格。

后来，宝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她积极参加游行、演讲等活动，接受了新思想，成为第三女师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宝珍在长沙期间，受到毛泽东、何叔衡等的亲切关怀和教育。毛泽东给她取了“葆贞”的名字，勉励她永保革命精神，做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

不久，何宝珍被中共湘区区委派去安源。行前，毛泽东对她说：“安源工人俱乐部极需要女同志去工作，你去很好。”

何宝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到安源后，何宝珍在刘少奇的启发、帮助下，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她在工作中表现得那样热情、认真，在生活上又那样开朗、淳朴。没有教材，她找来李六如、陈清河编写的《平民读本》、《工人补习教科书》，自己动手抄刻蜡纸，油印成书。缺少纸笔，她就发动工人自制石板石笔。她还经常运用参观访问、化装演说、组织辩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有一次，她讲《农夫们辛苦了》一课时，先教大家熟读课文：“成群的牛羊，很大的瓜；金黄的稻子，白白的棉花……”；然后又把学生带到矿区附近的三号桥，直接听农民讲怎样种田耕地，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当年，曾听何宝珍讲过课的周德华回忆说：“何老师教书，把课文引到我们心里，至今我还能背诵许多课文。”

刘少奇和何宝珍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1923年4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俩结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这种结合，没有花前月下的偎依，也没有林荫道上的甜言蜜语。但其同的理想和信念，却使幸福和充实感在他们内心深处洋溢常驻。他们心甘情愿地准备为革命事业去共同承受各种艰难阻险的考验。

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儿子斌斌（允斌）出世了。孩子还不到一岁，刘少奇就调离安源。为了工作方便，何宝珍只好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抚养。

之后，刘少奇在白区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何宝珍随同他四进上海。

第一次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不久。当时，刘少奇在上海总工会工作，何宝珍从安源来到刘少奇身边，担负通讯联络、管理文件、抄写资料等工作，同时细心照料身患肺病的丈夫。同年底，刘少奇回湖南养病，不幸被捕入狱。何宝珍四处奔走，多方营救，先是找在长沙长郡中学任教的李治安，争取他的同情和帮助，后又通过关系找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疏通，让宁乡籍省议员及绅士出面保释。

北伐战争期间，何宝珍随刘少奇进入武汉。她除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文件收发管理工作外，还经常参加慰问北伐军伤病员和救济妇女、儿童的活动，热情帮助派到武汉工作的同志解决困难。1927年7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公开背叛革命，武汉形势日趋险恶。刘少奇正在庐山养病，记挂着留在汉口的何宝珍，于是立即通过关系转告她马上转移到庐山。此时，他们的女儿爱琴呱呱坠地来到人间只有几个月。何宝珍为了革命工作，只好把女儿寄养在汉口一个工人积极分子的家里。

1927年10月，何宝珍同刘少奇再次来到上海。那里上海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敌人杀红了眼，到处搜捕革命同志。有一次，刘少奇正在工人宿舍里开会，一群流氓打手闻风赶来搜捕。刘少奇立即布置转移。这时，何宝珍站了起来，把手一挥说：“我们与敌人决一死斗！”拔腿就往外冲。刘少奇一把拖住她，严肃地说：“快走，这是命令！”把她推了出去。1929年春，刘少奇从顺直省委调回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何宝珍随他第三次到上海。不久，又同刘少奇一道去满洲省委工作。

1930年3月，何宝珍随刘少奇离开满洲省委，第四次到上海工作。这次在上海期间，她当过交通，住过机关，搞过联络，守过店铺，任过教员，进过工厂。她不顾个人安危，任劳任怨，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为同志们排忧解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时，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刘少奇仍有忙不完的工作，何宝珍就坐在灯下，默默地为他抄写文件。人们不难看到，在刘少奇的成功后面，凝聚着何宝珍艰辛的劳动。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刘少奇和何宝珍过惯了患难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别离的生活。1932年冬，刘少奇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何宝珍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继续留在上海坚持工作，担任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他俩又一次分离。

互济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专门做援助困难同志及其家属的工作的革命群众团体，于1925年10月在上海成立。到1929年时，全国有会员1．5万多人。何宝珍到互济会就任后，化名王芬芳，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负责同赤色国际互济总会联系，争取国际援助。同时，四处奔走，为狱中难友聘请律师，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营救被捕同志。1933年3月，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被捕，地下党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于是何宝珍多次与张琼夫妇联系，并和他们一道去做何香凝的工作，保释廖承志出狱。

何宝珍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3月底的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包围了何宝珍的住处。她意识到可能要出事，就机智地抱起年仅3岁的小儿子毛毛（允若），迅速塞到邻居一位大嫂的怀里，说：“请帮助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的。”说罢立即转回室内，销毁了机密文件，然后从容地应付前来搜捕她的敌人。由于猝不及防，她终于落入敌人的魔掌。

何宝珍被捕后，被囚禁在上海市公安局。敌人把刑具放在她面前，威逼她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何宝珍说：“我是家属，也当过教师。”敌人不相信，说：“不对，你是政治犯！”何宝珍装着听不懂，一笑答曰：“我只会煮饭，不会蒸饭。”敌人对她严刑拷打了几次，始终没有问出结果，便将她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

仲夏的南京——闻名全国的“火炉”，又闷又热，一丝微风也没有。关押在老虎桥“模范监狱”里的“囚犯”更加受罪，空气里散发出霉烂的臭味，简直要令人窒息。三号号子是专门关押女“政治犯”的牢房。这是一个小独院，一条走廊里共有10间小牢房，关了30多个犯人。大家挤在一起，热得浑身汗水涔涔，实在难过，只盼望晚饭时刻早点到来，因为饭后小放风时可以到井边打水洗一洗。可是，火辣辣的太阳仍高挂在天边，离晚饭时刻还早呢！

突然，哐嘟一声，牢门打开了。姐妹们惊异地朝门口望去，一个新难友被推了进来。她30岁出头，身材细瘦，穿咖啡色的旗袍，一副女教师模样。从她那披肩的长发，苍白的脸色看去，大概已被关了好久，也经受了不少磨难，但那清瘦的脸盘上一对大大的眼睛，却闪烁着倔强、坚毅的光芒。她就是何宝珍。

何宝珍走进牢房，曾与她一起工作过的夏之栩愣住了。

“你……”，夏之栩正欲开口呼其真名，何宝珍机智地抢先说：“还认得我王芬芳吗？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她巧妙地告诉夏之栩等人自己用的是化名。

经过多次审讯，何宝珍坚不吐实，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最后，敌人判她15年徒刑。

被关押期间，何宝珍和早先被捕的帅孟奇、耿建华、夏之栩等几位老大姐同在一个牢房。她是岁数较小的一个，但处事却很老练、果断，所以姐妹们称她为“小大姐”。

一天，从事秘密工作的熊天荆遵照地下党的指示，以探监为名，来同狱中难友联系。她路过何宝珍所在的女牢房时，从窗孔里塞进去一个小纸团。何宝珍拾起纸团，还未来得及打开看，就传来了看守开牢门的声音。她急忙将纸团扔入便桶，从难友黄海明手中接过抱着的孩子说：“你坐在便桶上，我来逗娃娃。”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逗起了孩子。看守闹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好到别的号子去了。看守一走，何宝珍马上从便桶里取出纸团，打开一看，原来是让她们转递给男号子的一个重要消息。何宝珍立即将纸条夹在食品里传递了出去。

有一次，一个名叫“二科长”的狱吏在大家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闯入牢房来。他发现了帅孟奇正在起草的一份报告，如获至宝，奸笑着质问道：“你不是不识字的工人吗？这回又怎么解释呢！”“在监狱里闷得慌，不识字，还不兴学？这是抄书练字。”帅孟奇回答说。帅孟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被判了无期徒刑。何宝珍平时很敬重这位老大姐。见状，马上机敏地接口说：“我是她们的老师，我教他们认字。你对这个号子有什么不放心啊！一个小脚，一个半瞎子，一个老实得连话都不说的。我嘛，是个小学教员，平时就爱唱唱。对这些人有啥搞头啊！”何宝珍指着旁边一本《世界知识》说：“那些话不就是从上面抄下来的吗！”“二科长”翻了翻那本杂志，毫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去。

何宝珍不仅机智、聪敏，而且活泼、开朗，爱唱歌、唱戏，还擅长表演，她不但常把一些带有鼓励性的故事讲给同志们听，而且常把旧戏曲填上自己编的新词唱给同志们听。她常唱《国际歌》，有时唱《打渔杀家》，以此来鼓舞大家的斗志，给大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段骂蒋介石的京戏：“骂一声，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她那丰富的表情，诙谐的动作，引得姐妹们捧腹大笑。在饭后小放风的时候，别的号子的难友要小大姐表演一个节目，她总是大大方方地唱上一段。她的歌声，驱走了难友们的寂寞，带来了激昂奋发的欢乐。

何宝珍很会关心体贴同志。看到耿大姐是小脚，帅大姐受刑时损坏了眼睛和腿，行动不便，她总是抢着去提水、刷碗、倒便桶。她乘放风的机会，与其他号子的姐妹接触，打听消息，为难友们排解疑难。所以，姐妹们都很喜欢这位小大姐。

在阴森恐怖的铁窗里，何宝珍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利用一切机会同敌人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帅孟奇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在狱中，我们常常为改善生活进行绝食斗争。每次斗争，小大姐都积极参加。记得，当时职工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牛兰夫妇被捕，恰恰也关在我们这个监狱里。社会上的人士不断声援，要求释放他们，牛兰夫妇也在狱中绝食。为了援救牛兰夫妇，我们向监狱当局提出释放牛兰夫妇，允许向监内送书、送食品，改善伙食，每周吃一次肉等要求。接着就开始了绝食。要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必须大伙心齐，否则不是饿死人，就是坚持不下去，使斗争失败。阴险的监狱当局就采取分化的办法，先下令把我们几个判无期徒刑的拉出去打一顿，然后由狱长跑来训话：‘你们这些人闹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关几年就可以出去。你们别跟着那几个无期的闹。她们是没指望的，你们还有希望。’但是妹姐们团结得很好，没有一个动摇的。平时饭量好的人，两三天后就开始呕吐，到后来都吐出了绿水，但大家仍然坚持着。俗话说，‘七日不食则死’。七天过去，监狱当局害怕饿死人，不得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斗争胜利了。不久，牛兰夫妇被释放出狱了。走前，牛兰夫人到牢房来看望了我们。”

“绝食斗争的胜利，使监狱内的情况改善了不少，外面可以来探监，可以送书、送食品进牢；伙食也改善了些，每周吃一次荤。但是没隔多久，监狱当局又下令禁止送食品进狱了，这激怒了我们。一天，最凶恶的‘二科长’来查号子时，宝珍质问他：‘为什么不许送吃的？’

‘二科长’说她带头闹事，下令将她拉出去打。姐妹们火了，大家都闹了起来。为了这次闹监，我们每人都遭到一顿毒打，于是又开始了绝食。四天以后，狱方只得再同意恢复向牢内送食品的制度。”

何宝珍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但有时也呆呆地坐着发愣。姐妹们知道，这是她在思念自己的亲人。有一回，一位妹妹问起何宝珍的孩子，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最使她放心不下的还是毛毛。毛毛现在怎样了？邻居会好好照看他吗？有人去领他吗？这些问题，就像一根根针一样，刺痛着慈母的心。但何宝珍毕竟是位坚强、刚毅的妇女。她很快抹去眼角上挂着的泪珠，把手一甩说：“咳，干革命还顾得了这些！人民不解放，我们的孩子也得不到幸福。但愿小宝贝们能在艰苦的环境里挣扎着生存下去。只要他们活着，等革命成功后，找到他们，一定要送他们去学习。让他们学科学，学技术，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说到这里，她又和姐妹们开怀地笑了起来。19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云暗天低。荷枪实弹的狱警恶狼般地嚎叫着，前来押解“王芬芳”。姐妹们深为小大姐担心，不知又出了什么事情。何宝珍听到呼叫她的化名，整理了一下衣服，便从容地离开号子。走到门口时，她回转身来，用沉毅的目光默默地和姐妹们告别。原来，敌人已决定枪杀何宝珍，这是她和姐妹们的永别。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何宝珍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一个年仅32岁的妇女，把青春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用鲜血染红了雨花台。

何宝珍英勇牺牲的消息传到狱中，姐妹们都哭了，无不感到格外的悲痛。

何宝珍是被叛徒出卖了。出卖她的人，是互济会的一个女干部，曾经被捕关押在模范监狱。当时，这个人害怕丈夫供出自己，发生了动摇，何宝珍为此曾做过她的思想工作，对她说：“你有孕在身，你丈夫不会供出你的，只要你一口咬定自己是家庭妇女，到生孩子时是可以取保释放的。”不久，她获释出狱，仍在互济会工作。有一次，她来监狱探监，何宝珍还嘱咐她帮助一位难友家属解决困难。不料，这个女干部后来重新被捕，经不住严刑逼供，供出了何宝珍的真实身份，致使何宝珍重新被提审。

敌人对何宝珍用尽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逼她招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审判官气得发疯，最后宣布：“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选择。要活命，就老实招来。顽抗，则死路一条。”何宝珍响亮地回答说：“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革命者是杀不尽的！”何宝珍在敌人的法庭上，就像绝壁上的一棵苍松，无论怎样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傲然屹立，宁折不弯，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松柏气节和云水襟怀。

帅孟奇在《一件永远不会忘记的事》一文中，称赞何宝珍“是一个模范党员……具备了共产党员优秀高贵的品质，对党一贯忠实，为党牺牲了个人的一切利益。……平日她热爱她的孩子们，当被捕之后，却忘记一切。她常说：共产党员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牺牲是光荣的。”“她以她生命的光辉，照耀了在狱中的同志们，……更坚定了斗争的意志。”

刘少奇和何宝珍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建立起了一种高尚纯洁的爱情。刘少奇在追念何宝珍时，称颂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1951年12月初，刘少奇到南京视察时，曾参谒雨花台烈士陵园，深切悼念何宝珍和其他烈士。

何宝珍生前，对未来满怀希望。她希望推翻黑暗的旧世界，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学习技术，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何宝珍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在她牺牲后的第四年，周恩来派人在武汉找回了她的女儿、已沦为童养媳的爱琴。爱琴在《女儿的怀念》一书中回忆这段生活经历时说：

“为了革命工作，父母亲把我寄养在汉口一个工运积极分子的家里。到了这家，奶妈刚生了一个男孩，她用乳汁和眼泪抚育着我们两个瘦弱的孩子。她心地善良，对我像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开始，党通过父亲的亲属和旧谊，经常给奶妈一些经济补贴，日子还过得去。几年后，这个关系断了。生活的重担逼迫着奶妈，眼看饿得皮包骨头，不得不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把我卖给武汉的一家人去当童养媳，讨碗饭吃。临走的前一天，奶妈像被剜了心头肉一样，哭了整整一夜。”

1938年4月，爱琴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刘少奇。刘少奇深情地对女儿说：你受了苦，不要紧的，这回就好了，你回到家里来了。刘少奇给爱琴讲述了何宝珍牺牲的经过，接着说：“你的母亲牺牲了，她是为革命牺牲的，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把她杀害的。你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很快就要回来了，找你们都很费劲，弟弟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当时为什么把你们送出去？我们没办法长期在那儿住，革命嘛，今天住这里，明天在那里，带着小孩子不方便，就把你们寄养给人家了。现在你回来了，不是挺好吗？”

这一年的夏天，允斌也由湖南老家被接到延安。他1岁多时就离开了母亲，稍一懂事，就开始放牛做活，经受了苦难生活的折磨。如今，兄妹俩一起生活在父亲身边。刘少奇教导他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母亲，学习你们母亲的精神。

要晓得她为什么牺牲，国民党为什么杀害她。”

过了夏天，允斌和爱琴进了延安保育小学。第二年，他们被送往苏联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行前，刘少奇嘱咐他们：“你们到了那儿，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学到更多的本领。另外要把身体搞好，把身体锻炼健壮，回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他们深感任重而道远，在异国勤奋学习，逐渐成长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允斌结束了十年制学校的学习，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后转入莫斯科大学化学系。1957年从苏联回国，曾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爱琴于1949年8月回到北京，第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毕业后先分配到国家计委，后到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参加边疆建设。

允若直到1946年才从苏北农村找回来。当年何宝珍被捕后不久，他被送到一个贫苦农民家做养子。十二、三岁时流落在上海、苏北等地，卖报，当学徒，拣破烂，受尽了百般折磨。回到父亲身边后，他先中学毕业，后入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学习。1960年夏回国，在第七机械工业部工作。

三个孩子都学得了一门专长，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何宝珍烈士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刘少奇的一个英明决策

1936年初春，西北高原上寒风凛冽。一天黄昏，在陕西耀县通往临潼的大道上，一队人马在急急地赶路。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人，稳稳地骑在一匹骏马上。他身穿棕色缎面皮袍，头戴礼帽，俨然像个富商，眼睛里透出沉着、聪慧、机警的光亮。他身后跟着一头颠着碎步的毛驴，上面骑着一位“阔妇”。这就是刘少奇和他的夫人谢飞。几位随行人员扯开大步，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他们是护送刘少奇去临潼的游击队员。

刘少奇是在1936年春，受党中央的指派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的工作的。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牺牲化”。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已发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得到广泛的响应。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一场伟大斗争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