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陈独秀.2

法院宣判后，即把陈独秀、彭述之等关押在江苏第一监狱即南京模范监狱，执行徒刑。

§宋美龄到监狱“看望”陈独秀

判刑后，国民党想劝降陈独秀，不少要人都来狱中探望劝降。

一天，宋美龄带着铁道部长顾孟余也来到了监狱，他们还提着一些礼品，顾孟余以前是北大教授，又是《新青年》同人之一。

宋美龄笑着对陈独秀说：“我是代表中正来看你的，他叫我代向你问好。”

陈独秀不冷不热地说：“谢谢蒋先生。”

寒暄几句后，陈独秀不客气地对顾孟余说：“你当官了，架子很大。”

顾孟余顿时不知所措。

这时，宋美龄插言道：“陈先生讲话，还是文人味，什么大官呀？你要想当个官，不全在你自己。”

陈独秀正色道：“我不是当官的料。”然后他望了望顾孟余讥讽道：“我哪有顾先生会当官啊。”

宋美龄见陈独秀话里含讥，有点坐不住了。顾孟余也不是滋味。出门后他对宋美龄说：“这老头子，给他脸面他不要。”

这期间，陆续来劝降的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徐恩曾出门后对人说，我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但交谈之后，我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

典狱长见国民党要人都来看陈独秀，连蒋夫人都来了，对陈独秀的态度也好起来并给陈独秀看书、写信、接待客人的自由。

慢慢地，陈独秀的案几上书多了起来，朋友又送给他两个书架，不久陈独秀的狱室几乎成了书房。

有时社会上一些不相干的人也来看陈独秀。陈独秀见了几次后，对典狱长说：“这哪成啊，我还要用时间看书，有些人你通知我一声，不认识的就不要来了。”

典狱长问：“他们送来的礼物和钱怎么办？”

陈独秀说：“人都不见了，钱、礼物当然不收。”

典狱长说：“这是对你的优待，来看彭述之的人，要登记，说清关系，我不同意就进不来。”

陈独秀赶忙说：“谢谢。”

§陈独秀一面揭露国民党一面与“托派”保持联系

狱中的陈独秀并未忘却国家的兴亡和人民的忧苦。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企图亡我中华，人民在血泪中挣扎，而这时的国民党政府的首府南京，却见达官贵人们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到处歌舞升平，整日纸醉金迷，陈独秀愤怒写下《金粉泪五十六首》。

其中谴责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屈服退让、卖国求荣的诗有：

“飞机轰炸名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

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澹流；

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两载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

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

表现作者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深恶痛绝和强烈反抗的诗有：

“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消沉受品弹；

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

嬴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白人；

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猛烈鞭挞国民党尊孔重礼、复古倒退的丑恶嘴脸的诗有：

“消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

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蓝衫吴秀才。”

“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

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

“四方峰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

国消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金粉泪》揭露国民党残暴统治下人民困苦生活的诗有：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

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

白发媪翁双跪泣，乞留敝絮过冬天。”

“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

商贾不知遗教类，但愁歇业忍饥寒。”

而这时狱中的陈独秀仍与狱外托派保持联系，他通过郑超麟妻刘静贞把上海托派的文件找来，又让她把自己对外面托派的意见带出去，企图遥控托派，后因观点分歧，陈独秀逐渐与托派疏远了。

§身体虚弱的陈独秀在狱中得到妻子潘兰珍的精心照料

陈独秀一生三次婚姻，早年受父母之命，娶了高大众为妻，但思想差距甚远。陈少年得志，而高目不识丁；陈倾向维新革命，而高恪守古训。随着陈独秀社会活动越来越多，长年在外，二人婚姻已名存实亡。那时高大众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高君曼，是个新派人物。她酷爱文学，活泼洒脱，长相也好，深得陈独秀喜爱。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问题，渐生感情。陈独秀后来又把高君曼带到日本留学，处得很好。1910年，两人不顾家庭和乡里的反对，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自由结婚。但好景不长，高君曼希望过一种稳定宁谧的生活，只想做一位教授夫人，而陈独秀走南闯北，屡遭风险，使高十分不安，加上陈独秀在生活上放荡不羁，于是高不能忍受，两人最终分手。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隐姓埋名，住到上海熙华德路，结识了潘兰珍。当时潘兰珍曾被流氓欺骗，痛苦万分，只身独居陈独秀楼后，孤苦伶仃。二人常常见面，潘兰珍端庄秀美，质朴无华，虽生在农村，但久居城市，开朗、大方、腼腆、羞涩，陈独秀很喜欢她。而陈独秀内在的气质、丰富的知识与潇洒的谈吐也深深地吸引着潘兰珍。两人相识不久，就同居了。

陈独秀被捕时，潘兰珍因和陈发生小争执已在一个月前回娘家去了。当她从报上得知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政府通缉已久的陈独秀时，惊喜万分，惊的是同陈独秀结婚多年，竟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喜的是自己嫁给陈独秀，终生有了依靠。陈独秀被捕后，为了不牵连潘兰珍，提议与她断绝关系，但潘却不畏艰险，立即收拾行装，赶赴南京。她到南京后租了一小屋，揽活挣点钱，过着艰辛的生活，省吃俭用，节约钱买吃的送给陈独秀，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她都在狱中服侍和陪伴陈独秀，风里来，雨里去。三年如一日，直到陈独秀出狱。

§陈独秀不愿写检讨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飞机每天都要轰炸南京。8月中旬，老虎桥监狱也被炸，一颗炸弹将一间房屋顶炸塌。穿着背心的陈独秀慌乱中钻在桌子底下，玻璃碎片哗哗往桌子上掉。事后濮德治跑了过来，见陈独秀在拍灰，忙问，“没事吧？”陈独秀恢复了平静说：“没事，好像外面的窗子震塌了。”

第二天，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独秀北大时的学生陈仲凡来狱中探监，发现监狱被炸塌，说：“我去找胡适商量一下先帮你保释出来。”

陈独秀将信将疑：“这样行吗？”

陈仲凡说：“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释放全国政治犯，日机轰炸，是个机会，也可能答应保释你。”

几天后，中苏文化协会的黄理文陪同周恩来、叶剑英到监狱看望陈独秀。

陈独秀大喜过望，周恩来握着陈独秀的手，说：“仲老，你受累了。”

陈独秀见周恩来还称他“仲老”，手足无措，忙请客人坐。

黄理文说：“经过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的恩来、剑英同志多次交涉，蒋介石同意我们提名单分批释放政治犯，我们也想到了你。”

陈独秀十分感激地说：“谢谢。”

周恩来说：“主要是党中央及各方民众的共同努力。”

周恩来看陈独秀明显衰老了，于是转了话题，说：“听说仲老这几年在监狱中还写了不少的著作，真是精力过人啦！”

陈独秀忙找来《东方杂志》等刊物。

周恩来翻了翻说：“好、好。”

过了一会周恩来问陈独秀出狱后有何打算，黄理文见话题涉及机密，连忙退了出去。

这一次，周恩来、叶剑英与陈独秀谈了很长时间。

周恩来、叶剑英走时，陈独秀坚持往外送，直到典狱长委婉暗示，他才停住了脚步。

周恩来、叶剑英等走后很久，陈独秀才慢慢回到房间。

又过了一天，陈仲凡兴冲冲跑来说：“我与胡适、张伯岑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

陈独秀一听气坏了，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我宁愿炸死狱中。谢谢你和适之、伯岑，我也不要人保了。”

陈仲凡劝陈独秀说：“写悔过书，是个形式，给政府一个台阶，和过去写不一样。”

陈独秀摇头，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出门时，陈仲凡对送他的罗世凡、濮德治说：“老头子还是那个脾气，你们劝劝他。”

这时，胡适也喜笑颜开地来了，他说：“仲甫，我找了兆铭，他已同意保释你出来。”说着，拿出汪精卫的回信。

陈独秀忙接过汪精卫给胡适的信，信上说：“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说：“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找麻烦。”

8月21日，星期六，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公文说：“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益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林森知道汪精卫、蒋介石已同意释放陈独秀，又碍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面子，也乐得做顺水人情。于是他从笔筒中抽出毛笔，写道：“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仰即转饬知照。此令。”

林森令人将“指令”立即送别司法院办理。

司法院见政府已有批示，当即给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国民政府将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3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

隔日，监狱方面告诉陈独秀，国民政府及司示法院已同意将他减刑释放。陈独秀一时茫然无措，潘兰珍却高兴得流下了泪。

典狱长和几个狱卒来贺喜，见濮德治、罗世凡、潘兰珍、陈松年都在屋里，说了几句话，就出去了。

陈独秀对濮德治、罗世凡说：“司法院讲我‘深知悔悟’，我听了很不是滋味。”

罗世凡笑着说：“先不管它，出去再说。”

濮德治压低声音说：“出去再写份声明。”

陈独秀说：“只好如此了。”

中午，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村到狱中接陈独秀，并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住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待所（今湖南路10号）。

陈独秀心里不悦，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个平民好。”

这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来狱中，请陈独秀到他家中，陈独秀连忙答应。丁默村只好作罢。

罗世凡、濮德治两人含泪和陈独秀告别，陈独秀见他们很伤感，眼睛也红了，摆摆手，低头进了车子。罗世凡说：“人出了名就不一样，先生判刑比我们重，出狱却比我们早。”

到了傅斯年家，陈独秀急着看《大公报》发表的短评《陈独秀减刑了》。见上面有“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陈独秀对傅斯年说：“说我爱国可以，说我‘深知悔悟’实难接受。”

傅斯年转移话题说：“罗家伦问你可缺钱，我说陈先生要钱，我那儿有。”

陈独秀说：“不要，不要，已够麻烦的了。”

8月25日陈独秀给申报馆编辑部写了一个短函：“爱国诚意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傅斯年见陈独秀太认真，说：“恐难刊出。”

陈独秀听了，有点不高兴地说：“算是我写了，不刊是他们的事。”

一天，朱家骅到傅斯年家来见陈独秀。朱家骅是蒋介石亲信，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陈独秀知道他来一定有事。果然，朱家骅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给你们10万元经费和5个名额，你看如何？”

陈独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是装点门面。”

朱家骅见陈独秀态度生硬，坐了一会就走了。

罗汉这时找来，劝陈独秀去延安。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罗汉、彭述之三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联合抗日，没得到回音。当年陈独秀被捕时，罗汉因不是托派党委逃脱。此后躲到苏州一家私营漆染厂做事。抗战爆发后，8月下旬经上海到南京。

陈独秀见到罗汉，十分高兴，问：“你跑到哪儿去了？”

罗汉将前前后后说了一遍，临了说：“陈清晨希望你回上海领导反对派工作。”

陈独秀摇头，说：“上海那一班人搞不出什么名堂。”

罗汉又说：“我到南京后，见到叶剑英，叶叫我根据我知道的情况，开个保释名单。”

陈独秀听说罗汉与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马上来了精神。两人又捡起5年前的话题，谈到回党内工作问题，陈独秀问：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对我们怎么样？”

罗汉很有信心地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不然怎么积极地保释你呢？”

陈独秀点点头，沉吟半晌，说：“你再与叶剑英谈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

罗汉答应了。

8月29日，郑超麟也被释放，见到陈独秀，二人都很伤感。陈独秀：“你还好？”

郑超麟摇摇头：“一身病，想到安徽乡下养病。”

陈独秀说：“彭述之、罗世凡回上海去了。濮德治回安庆老家了。”

“想不想去上海？”郑超麟问。

陈独秀摇摇头，说：“反对派活动，不会有结果。”

第二天，陈独秀送郑超麟出门，走了很长一段路。陈独秀心里清楚，从此二人很可能见不上面了。

从街上回来，潘兰珍老远就喊：“包先生来了。”陈独秀知道是包惠僧，忙加快了脚步。包惠僧当时是国民党内政部参事，陈独秀出狱后，他常来坐坐。

陈独秀进屋时，对包惠僧说：“刚才上街，忘了买宣纸。”包惠僧说：“不急不急。”上次包惠僧来，请陈独秀题字，没有宣纸作罢。

中午，潘兰珍留包惠僧吃饭，包惠僧问：“傅先生呢？”

潘兰珍说：“前几天这里炸了，傅先生见这里不安全，搬走了。”

包惠僧忙问：“你们住这里行吗？”

陈独秀说：“还可以。”

当时包惠僧想接陈独秀、潘兰珍去住。陈独秀说：“不去了。哪儿都一样，常见面就可以了。”

隔日，陈仲凡坚持要陈独秀到他家去，陈独秀见陈仲凡家房子宽敞，便答应了。到了陈仲凡家，陈独秀潘兰珍住到楼上。

在陈仲凡家住了几天，陈独秀上街买来宣纸，抄了岳飞《满江红》一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上款题：“赠惠僧老兄”，落款“独秀。”墨迹干后，陈独秀换了一件出狱后新做的深青包对襟褂子，用报纸夹了刚着墨的宣纸，信步往莫悉路包宅而去。

包惠僧见先生来了。忙叫妻子夏松元做饭。见陈独秀刮了胡子，他笑着说：“精神多了。”

包惠僧将陈独秀的字张贴于壁间，点头说：“好！‘莫等闲’三个字，看得出陈先生是老骥伏枥呀。”

陈独秀喝了一口茶说：“上次与孟真谈话，见他很悲观，便想到了这几句。”

见陈独秀提到傅斯年，包惠僧说：“听佛海说，胡适推荐你去一家美国图书公司写自传？”

陈独秀摇头，说：“我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我也怕见生人。”

包惠僧点点头，起身给陈独秀加水。

谈到今后去向，包惠僧说：“听潘兰珍说，蒋介石答应你当劳动部长？”

陈独秀笑笑，说：“适之、佛海还叫我参加‘国防参议会’呢。”

“听佛海说了。”包惠僧说，“他说老头子顽固，没答应。”

陈独秀不悦，说：“我怎能答应呢？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与蒋介石不共戴天。他叫我当劳动部长，参加国防参议会，真是异想天开。我要是做他的走卒，不用等到今天。”

“听说高语罕去见了蒋介石。”包惠僧说。

“高语罕是无耻之徒。”陈独秀正在气头上，也不管是不是老朋友了。

吃饭时，包惠僧劝陈独秀赶快离开南京，这几天日本飞机轰炸更紧，码头上逃难的人已是水泄不通了。

陈独秀本想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消息。当时日军已占张家口，正紧攻大同，每天轰炸南京。于是决定先去武汉。

临行，陈仲凡赠了一首诗：“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膏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训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诗中流露出了对陈独秀铁骨性格的敬佩之情。

陈独秀也当即挥笔写了《和瞭玄兄赠诗原韵》：“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骋郊邑，兼之征尘频。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意即前途艰辛、秉性不移。

9月12日，星期天，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叮叮当当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

陈独秀忧虑地看着淡黄色的江水一波一波向后浪去，不禁一阵心酸。“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眼前的大好河山就蹂躏在日寇的铁蹄之下。

见陈独秀半天无语，潘兰珍轻声问：“老头子，发呆啦？”

陈独秀回过神来，合上半张开的嘴唇，眸子里，仍闪烁着悲哀的光芒。

“我想写一本抗战小册子。”陈独秀双手紧握栏杆说。

“不会坐牢吧？”潘兰珍穿着一件橄榄绿的裙子，两眼忽闪忽闪的，睁得很大。

“这和以前不同。抗战是全民族的事，毛泽东要抗战，蒋介石也要抗战。”陈独秀说。

陈独秀到汉口后，在汉口住两夜旅馆。包惠僧是武汉人，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去信，请何成浚关照陈独秀。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

这时武昌一个姓半的慕陈名气，接陈独秀、潘兰珍到武昌城双柏庙后街他家去住。

陈独秀搬到双柏庙后街26号不久，罗汉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见罗汉兴冲冲的样子，陈独秀想：大约有了眉目。

罗汉8月底启程，在傅厚岗叶剑英、李克农手中领了路费及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到西安后，因山洪爆发，不能到延安。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与罗汉谈到他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陈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尚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我们深切希望陈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空的前面，过去一切是是非非都不要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9月2日，罗汉到西安当晚，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也到罗汉房间会谈，王若飞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

林伯渠将陈独秀希望回党内工作的要求电告了延安。

9月1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中共中央总负责）回电西安七贤庄，提出与陈独秀事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罗汉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心情沉重地说：“陈独秀的脾气和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过相当困难。”

回南京后，陈独秀已去武汉。罗汉到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博古。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博古、叶剑英都认为关键是第一条。陈独秀去武汉前，与叶剑英、博古谈过话，以后又与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博古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又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

罗汉问：“由毛泽东与陈独秀谈可否？”

博古透过圆形近视眼镜片看了一眼罗汉，说：“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恰当，因为他们个性都很强，有闹翻的危险。不如等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许会圆满些。且不久必武会回武汉，他自然与独秀交换意见。”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说“前一项我已声明同托派脱离关系。”

罗汉忙问：“是么，我怎么不知道？”

陈独秀从一束信扎中找出一份手稿，说：“你到西安后，我请包惠僧发表了这个声明。”

罗汉接过来看，上面写到：“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罗汉用手托住下颔：“报上没见到啊？”

陈独秀沉吟一下，说：“我找了《中央日报》的编辑程苍波，他答应帮忙，不知为什么没发出来。”

罗汉拿着字条子说：“我最担心你不肯公开声明，现在不怕了，后面两条更不成问题了。”

陈独秀说：“后两条好办，我写一封信，你抽个时间再去趟南京。”

罗汉点点头。

去延安的事一时定不下来，陈独秀便潜心写抗日小册子。1937年10月2日，星期六，陈独秀写了一篇短文《从第一双十到第二十六双十》，被《宇宙风》散文杂志刊出。

10月6日，星期三，陈独秀到武昌化中大学讲演《抗日战争之意义》。同日，武汉文化界举行盛大集会，邀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一再表示抱歉：“华中大学事先约好，实在分不开身。”

陈独秀又成了“红”人。毕竟坐牢太久，从华中大学演讲回来，陈独秀就病倒了。

双十节前一日，雨下个不停。

这时一位陌生的年轻人来到陈独秀住处拿着伞敲门，见潘兰珍开门，忙拿出名片说：“我是《抗战》周刊记者，想采访陈先生。“

躺在床上的陈独秀正百般无聊，见记者上门，忙穿衣起床。记者见陈独秀桌上摆的药，说：“明天是国庆节，所以冒雨来了，想不到先生病了。”

陈独秀笑着说：“不妨、不妨，难得雨中来客。”

记者问了一些集中现金、征集壮丁问题后，问：“听说陈先生要办刊物，确否？”

陈独秀说：“没这个意思，现在各派杂志都肯登我的文章，我何必自己去办刊物呢？”

又问：“报上说，陈先生今后要去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

答：“我的个性不大适宜做官，但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

问：“明天是国庆日了，陈先生准备发表一点东西吗？”

答：“武汉日报约我写一篇国庆论文。打算只写几百千把字就够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

记者看看表，已是下午6点，于是起身告辞，说：“我还要过江。”

1937年10月15日，陈独秀恢复了一点精力，到汉口青年会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胜利》。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不能盲目反对唯武器论。半年之后，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批评了唯武器论。毛泽东说，“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

并不像陈独秀说的那样，各报都肯刊登他的文章。《扫荡报》刊登了陈独秀在华中大学的讲演稿后，有关方面下了禁令“暂缓登载。”

在汉口青年会讲演后，罗汉与董必武来见陈独秀。谈到“三个条件”，董必武说：“我劝你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检讨，回党工作。”

陈独秀不同意写检讨，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董必武见陈独秀很任性，不好再劝。

事后，陈独秀写了关于抗战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去南京。

罗汉去南京又找了博古与叶剑英。博古说，陈独秀的抗战七条纲领和中央路线并无大的分歧，但根据中央电报，陈独秀要有个书面检查。

陈独秀忙上忙下，闲下来时，便常思念濮德治，狱中两人无话不谈，此时稍一分开，就又依依不舍了。濮德治到安庆后不久，接二连三收到陈独秀从武汉寄来的信。

濮德治将家里安顿好后，11月中旬来到武汉，在武昌双柏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见濮德治来了，十分高兴。在新老朋友中，濮德治既是亲戚，又是难友。

陈独秀递了《宇宙风》第49期给濮德治，上面有《实庵自传》广告，称为：“传记文学之瑰宝。”

濮德治说：“到底出来了。”

陈独秀说：“还是你与世凡劝我写自传。现在亢德又来信催我要稿，怪我没有按时写下文。”

濮德治说：“你接着写就是。”

“哪能呢。一则我没有时间，到处在请我演讲；二则流于粗制滥造。”

濮德治说：“说的也是。”一天，陈独秀对濮德治说：听说罗章龙在河南大学教书，你去一趟郑州，看他愿不愿出来，我们几个合作还可以做点事。”

濮德治买了一张去郑州的火车票，第二天就去了郑州，找到了罗章龙。罗说：“陈先生好意我十分感激。不过我现在正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活动。”

濮德治回来把罗章龙的话告诉了陈独秀。

“罗章龙没有讲别的话？”陈独秀问。

“罗和我没私交，我们谈不下去，我看他房间有一个摩登女士，两人像是在谈恋爱。”

陈独秀无可奈何：“差不多了。”

12月，刚出狱的王文元到了武汉，住到双柏巷陈独秀家中。

王文元、陈独秀、濮德治三人经常谈论局势。王文元提出办刊物。陈独秀不同意，说：“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必须抛弃，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濮德治、王文元问陈独秀，有什么新方法？陈独秀说，“我们可以与第三党、救国会及一部分民主人士接触，组织一个联合战线。”

王文元一听很对劲，忙问：“这与史派共产党是什么关系？”

陈独秀想了一下说：“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

王文元说：“听说谭平山想拉你组织第三党？”

陈独秀说：“拉我组织第三党的还有朱家骅，但我向来不愿受人摆布。”

提到组织联合战线，濮德治想起陈独秀刊登在《宇宙风》第52期上的文章《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在那篇文章中，陈独秀认为鲁迅并不根本反对联合战线政策，但反对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一概联合。

“鲁迅若在世，他是一定要反驳你的。”濮德治说。

陈独秀想到鲁迅反驳陈其昌，说：“鲁迅也是人，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我向来反对贬他，把他骂得一文不值。也反对抬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我很敬佩他不附和别人。”

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小册子，收进了报刊“暂缓登载”的演讲稿。

这时，罗汉从宜兴逃难到武汉。他赞成陈独秀独树一帜的“联合战线”思想，鞍前马后为之奔波。渐渐，一些民主人士对罗汉冷眼相待。开始，罗汉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王明、康生在报刊上说陈独秀、罗汉是日本间谍。

二人大吃了一惊。

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6年后的1937年11月29日，王明飞抵延安，同机到达的还有陈云、康生。

王明到延安后第5天，《解放》刊出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啄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看到这篇文章，陈独秀打了一个寒颤，似乎预感到什么。11月20日，《解放》刊登“冰”文《陈有行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时隔半月《解放》的调子突转180度。

罗汉也疑惑不解，在南京时，周恩来曾告诉他，“在中国托派中，陈独秀与你是主张抗日的，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人，可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陈独秀、罗汉哪里知道，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和他们有关的政治局会议。

谈到中共中央提的与陈独秀合作的抗日的三项条件，王明声色俱厉，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却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有人反对，说：“陈独秀与托落茨基也有所不同。”

王明大叫：“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

王明又加重语气，说：“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

王明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谋，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会议结束后，王明到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1938年新年，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及《群众》、《解放》杂志突然登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陈独秀一时目瞪口呆，脸色发白。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叛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事关”，将这场陈独秀是汉奸的风波推向高潮。

康生说：“1931年‘3·18’事变……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国民党外交次长）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津贴，待有成就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了。……托匪格拉斯……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组织。……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康生这么卑鄙，竟无耻到无中生有捏造人的汉奸罪名。”

陈独秀十分气愤地说。

罗汉也阴沉着脸：“他不仅陷害你，连我也陷害了。”1938年3月16日，逃难到汉口的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梁寒操、周佛海、张西曼、陶希圣、林庚白9人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发表信涵，为陈独秀抱不平。信上说，“汉奸匪徒之头衔如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为表白。”

第二天，《扫荡报》将此信转载。

《新华日报》发表“幸之”的短评，驳斥王星拱等9人来信，谓“此风不可长。”

林庚白看了报上的信，发现和原来签字的信有出入，原文是“为新文化运动起见，”现在成了“为正义为友谊。”

于是林庚白写信给《新华日报》，提出对该信不负责。

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发表一个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说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以为断。”

陈独秀看了此评论，十分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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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他对罗汉说：“他们见我不跟他们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不讲道德。”

当时，陈独秀也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的信》，因是盛气之作，《新华日报》拒绝发表。

3月18日，陈独秀急急打开《新华日报》，并没找到自己的信，却找到了张西曼来函，声明对前信不负责任。

周哀南发表“政治家的风度”一文，讽刺林、张二人登报“署名而又声明不负责任的来信。”“听说林、张二人精神上很不舒服，林庚白虽然带着他的后备太太在各大小馆子里出现，但兴趣大不如前，……张西曼则好几天蛰江汉路贯忠里的20号的楼上，颇为憔悴。”

为于周哀南和林庚白、张西曼的笔墨战，《新华日报》发表短评《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说“我们再一次坦白声明，陈独秀现在还是否托派汉奸，要由陈独秀本人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托派汉奸行为以为断。”

陈独秀把他给《新华日报》的信寄给了《扫荡报》，《扫荡报》于3月20日刊出。

陈独秀在信中说；“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

关于声明与托匪脱离关系问题，他说：“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

最后他质问康生等人：“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吗？。”

针对陈独秀的信，《新华日报》3月21日发出短评说，“以曾经是中国托派首领身份的陈独秀，声明他今天未参加汉奸党派，……在托派汉奸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敌时，陈独秀有这种表示，足见其尚有羞耻之心，这是值得赞同的事。”

短评又说；“可是，他仍然不愿意起来反对他过去的伙伴和部属，不愿意起来反对那些丧尽天良的托派汉奸，而且还力为洗刷辨护……不能掩饰陈独秀的不愿反对日本间谍的托派汉奸底本意，这首先是因为陈独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与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新华日报》同时刊出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叙述他们三次与陈独秀会见的经过。

陈独秀一眼便看出，他们是证明自己始终不愿公开表示脱离和反对托派的情况。

罗汉对陈独秀说：“你上次给陈其昌的信，已明确不隶属任何派别，何不把这封信发表，他们不是要脱离托派的证据吗？”

陈独秀说：“这样老彭他们又会不高兴的。”

罗汉说：“顾不得那么多了。”

陈独秀便将去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的信底稿找了出来，连夜抄了一遍，公开发表。

《新华日报》见陈独秀发表了“给陈其昌的信”，没立即作出反应，双方暂时收兵。

4月，徐特立约何之瑜从长沙到汉口，调解这场笔墨官司。这期间，周恩来也多次托人到陈独秀寓所，劝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徐特立来看他时说：“事情是解决了的。”

但陈独秀估计王明、康生不会善罢甘休的。

4月8日，他给长沙的何之瑜去信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日，他们自己既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在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造谣诬蔑……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帐。”

何之瑜2月初曾写信邀请陈独秀暂避长沙，在岳麓山下从事著述活动。陈独秀又担心湖南乡间土匪多，离武汉又近，于是写信称“湖南非乐土”没答应。

罗汉对陈独秀说：“你的事情有了一个段落，我的事怎么办呢？”

陈独秀知道罗汉是指康生的文章，说：“康几次提到你有汉奸行为，你也要有个申明才好。”

罗汉便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他知道《新华日报》不会发表，便投给汉口《正报》。

4月24日，《正报》刊登了罗汉的信。罗汉在信上说：“康生君一文，真可谓极尽诬蔑造谣之能事……”；关于领取日寇津贴事。罗汉反驳说：“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三百元成交。真可谓廉价之高峰……”；关于和美国侦探联系事，罗汉反驳说：“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先生们，你们只管造谣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38年4月3日，张国焘以祭黄陵为名，逃到汉口。4月14日，周恩来找到住在大华饭店的张国焘，接他到八路军办事处住，并劝他回延安。张国焘说：“我与毛泽东、王明不能志同道合。”便想溜之大吉，最后选择周恩来提出的三个办法中的第三个办法：“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你的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