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毛泽东.2

毛泽东开始住在步云山。步云山离茅坪不远，步行半小时就到了。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非常敬佩他，觉得毛泽东住得离自己太远了，商谈工作不方便，主动请毛委员住到茅坪来。永新和莲花的共产党员，原来住在茅坪的八角楼，为了迎接毛泽东到茅坪居住，他们把房子腾了出来。后来毛泽东在八角楼住的那间房子，就是原先贺敏学住过的。

八角楼离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出出进进，晚上到平河边散步，或者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子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见到了，都要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非常和蔼亲切。有时候，毛泽东不忙，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聊天。

有一次，毛泽东对贺子珍说：“井冈山的地理环境好得很。可以讲，现在我们搞革命有了落脚点，井冈山就是我们的落脚点。这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回旋余地大得很哩！”

贺子珍告诉他，井冈山附近几个县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群众发动比较深入广泛。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

“井冈山这几个县都是好的，你们永新更好。永新的地理条件很重要，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也比较好。你们永新的同志应该回永新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

贺子珍还同毛泽东谈起了袁文才和王佐，毛泽东兴奋地肯定地说：“袁文才是个好同志，是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王佐也是好的，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也是革命的队伍嘛！”

的确，毛泽东上山以后，王佐参加革命的思想稳定了，一条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半年后的1928年4月，红军第二次去湖南作战前，王佐在茅坪的一个庙里入了党。他入党后，非常高兴，逢人就爱说：“我现在也成了挂牌子（取得党员称号）的了。”对王佐的入党，毛泽东也很高兴。有一回他对王佐说：“我们现在更加是同志了。”当时国民党有的书刊把袁文才、王佐写成土匪，把他们领导的、已经改编为自卫军的队伍仍然称作土匪队伍，这完全是有意歪曲的。怎么能把共产党员说成是土匪，把有地下党领导的武装说成土匪队伍呢？在毛泽东没有上山之前，山上就有党的组织，支部书记是贺敏学。

以后，毛泽东把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改编为红二团，团长是袁文才，副团长是王佐，团党委书记是贺敏学，党代表是何长工。党代表与后来的政委一样，要服从党委集体领导，但行政上团党委书记要服从党代表领导。当时为了搞好团结，多安排几个职务。

不久，毛泽东带领一部分战士也到了塘边村。工作队安排他住到老婆婆的家里，老婆婆高兴地把堂屋腾出来让毛泽东居住。

毛泽东一住下来，立刻听取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们汇报。毛泽东一面认真地听，一面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着，并不时地提出问题，比如：对这种土地分配方案，满意的人多，还是不满意的人多？满意的都是什么人，不满意的又是什么人？他们的阶级成份和政治态度如何？贺子珍对这些问题，一时还归纳不起来，她只能如实地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妇女主任是什么态度，贫协主席是怎么说的。看看自己没能够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贺子珍感到羞愧，白皙的脸涨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

毛泽东丝毫没有责备之意，他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说：

“调查研究也是一种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

于是，他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体会，风趣地谈起应该如何搞调查研究来。首先是调查者自己要心里明确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调查要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否则，费了很大劲，收集到的是一堆无用的材料。另外，要特别注意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不同的调查对象，要用不同方法。对有的人，比如说对土改的积极分子，可以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要是向富裕中农作调查，就要转两个弯，因为他们的肚肠也有几个弯。

贺子珍睁大眼睛听着。她从没有想到过调查研究还有这么多的研究。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接着，毛泽东不仅在塘边村深入调查，还到附近的村庄去作调查。他了解的内容，有农村土地分配情况。以后，毛泽东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写了一个报告，也就是后来他十分惋惜被丢失了的《永新调查》。

《永新调查》，贺子珍曾经看过。几十年后，她还记忆犹新地说：“里面主要谈了经济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有关于土地革命方面的情况，也有对工商业政策的意见。当时，有的人实行过左的政策，对工商业者的财产，采取没收的政策。毛泽东实地作了调查后，纠正了这个错误。《永新调查》是毛泽东在宁冈写的，写好以后曾经油印出来，发到井冈山各个团。”

贺子珍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对毛泽东的印象也越深。

这时，在塘边，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有一天，一支地主保安队突然向塘边村袭来。四五十名全副武装的敌人，以密集的枪弹向在要道上的塘边暴动队发起进攻。塘边地处在遂川、莲花和永新三县的交界。虽然永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塘边附近几个县仍是敌人的天下。从塘边逃出去的地主向附近的保安队报告说，共产党有个中央委员毛泽东在这里活动，蒋介石正以五万大洋作悬赏，捉拿毛泽东呢！保安队一些家伙贪财心切，立即纠集起来向塘边发起突然袭击。

正在堂屋同毛泽东分析调查材料的贺子珍，听到枪声和暴动队员的报告，不禁大吃一惊。她知道，塘边附近有一个连的红军，还有毛泽东的一个警卫班。但是，因为事前没有料到会发生意外，队伍全部分散到各个庄子去做群众工作，一时无法集中。暴动队员大部分没有枪，只有梭镖，光靠他们能不能顶住保安队的火力，实在是个问题，万一顶不住，毛泽东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要是毛泽东出了什么事……贺子珍越想越紧张，脑子全乱了。

她抬眼看看毛泽东，他却非常沉着冷静，仍然慢条斯理地抽他的烟，稳稳地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事实上，毛泽东正在分析眼前的局势。贺子珍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他觉得，来者是敌人的先头部队还是一小股保安队，尚未搞清楚，这一仗如果冒险去打，有可能陷入被动，危及塘边人民的安全。于是他果断地作出决定：“通知村里群众，马上撤出村子！”

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知道这里的百姓已经有了准备。他们人数不多，怕中了红军的埋伏，不敢久留，在村子里抢掠一阵子就走掉了。

一小队民团，小小的一次骚扰，这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同多少重大的战役相比，是小事一桩，根本不值一书。但是，它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的时刻，是怎样镇定自若，沉着应付。这种冷静、自信和力量，正是她所缺少的。同毛泽东的接触中，贺子珍常常拿自己同毛泽东相比，都感到自己年轻幼稚，同时感到在毛泽东的身上，不仅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有无穷的力量。毛泽东这种优异的、革命者的素质，是这样强烈的吸引着她。每当她来到他的身边，就感到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有他的帮助和指点，自己也变得聪明和成熟多了。

她的感情起了微妙的变化，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能够永远在他的身边工作，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该有多好！”

年轻姑娘的心事是从来不会轻易吐露的。贺子珍虽说是反封建的先锋战士，但一想到自己悄悄爱上一个人，就感到那样不好意思，胸口怦怦直跳，平时的勇敢、大胆、泼辣的作风也变得无影无踪了。毛泽东从她的神态和表情中，懂得了她的心思，仿佛看到这个年轻、质朴的姑娘那颗火热的心。

有一天，贺子珍外出工作回来，和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她看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光，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土布上衣的衣角。

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温存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接着，他动情地讲述了他的经历和身世。

贺子珍从毛泽东谈话中，知道了他追求革命、献身革命的经过。他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地说，我同家人已经很久不通信了，关山远隔，杳无音信，路途又这么遥远，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湖南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他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是真是假。

听到毛泽东这些坦诚之言，贺子珍被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为了革命，抛妻别子，孑然一身。他身上的担子那么重，工作那么忙，自己的生活无暇料理，是多么困难啊！她看看毛泽东那身好久没洗过的旧军装，在敬佩、同情的目光中，又加上更多的怜爱之情。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谈得那样投机。两颗赤诚的心不知不觉地融汇在一起了。

他们继续在塘边进行工作。塘边的山间、田野、农家小屋，处处留下他们双双的脚印。

贺子珍和毛泽东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摆酒祝贺，在那样艰苦的年月，只能一切从简。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一下，就完了。

§她不会被历史勾销

贺子珍同毛泽东结婚10年，长征到达陕北。有着强烈事业心的贺子珍不满足于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此时，夫妻间也出现裂痕。1937年，贺子珍到了西安，为了取出身体中的弹片，转道新疆去了苏联，一住就是9年。而此间，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

在贺子珍家庭发生变故以后，在苏联的同学中，有人对她表示过倾慕之情。回祖国后，仍然有人希望能获得她的爱情。但是，贺子珍都婉言拒绝了。许多人关心她今后的生活道路怎么走？她说：“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不可能再爱第二个了。”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正在上海哥哥的家里休息，收音机里播送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录音。贺子珍听得发呆了。这声音对她来说是多么熟悉呀！她已经有10多年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

“毛主席的声音真洪亮。”她的嫂子李立英赞了一句。

“是呀，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贺子珍回答说。

收音机把毛泽东的讲话录音播了一遍又一遍。贺子珍忘了睡觉。

第二天早上，李立英起床，发现贺子珍还坐在那里，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凝神听什么。

她问李立英：“怎么收音机不响了，不广播毛主席的讲话了？”

李立英走过来一看，原来收音机一夜没关，已烧坏了。

从此，贺子珍病了。

贺子珍生病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他知道贺子珍是为什么病的以后，流下了眼泪。他提笔写了第二封信。听说贺子珍不肯吃药，也不肯看病，就在信中嘱咐她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要听医生的话。他听说贺子珍抽烟抽得很历害，就在信上劝她说，不要抽那么多烟，烟抽多了对身体不好。

贺子珍看了这封信后，病情竟然慢慢地好起来。她也肯吃药，也肯看病，还把烟戒了。

毛泽东不时给贺子珍捎点东西来，有吃的，有用的。他知道贺子珍烧坏了一台收音机，就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送给她。有一次，毛泽东还捎来一千元钱。贺子珍用这些钱买了许多日用品，送给井冈山时期掩护过她的乡亲。毛泽东劝贺子珍戒烟，可是有一回，外宾送给他一条名牌香烟，他打开一包抽了一半，突然想起贺子珍爱吸烟，就把那九包没开封的烟，连同抽过的那半包烟一起包好，托人送给贺子珍。贺子珍收到烟后，原来已经戒了烟，又抽了起来。

在毛泽东送给贺子珍的东西中，还有一块淡黄色的大手帕，是毛泽东用过的。贺子珍看到这块手帕，思念之情不能自已。她写了第四封信。她在信里写到自己对他的怀念。并写道：你一定要注意王明这样的人对你的迫害。她深受王明的迫害。在她的观念中，王明成了一切坏人的代名词。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给贺子珍写了第三封信。信上说：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贺子珍也常常通过李敏给毛泽东捎东西。毛泽东爱吃南方的青菜，像芥菜、边笋这些东西。贺子珍就把鲜嫩的青菜捎给他。一次贺子珍还给他捎去一个很精致的骨雕耳挖子。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这个习惯，贺子珍记住了。

1959年，她正闲居南昌。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请她上庐山。到达宾馆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她被领进一间屋子，不觉一惊，里面坐的竟是毛泽东。他微笑地站起来同她打招呼，然后倒了两杯茶。贺子珍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他，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且像打开了闸门的水，再关不住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

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毛泽东详细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她一一都说了。他听了后，轻轻地叹了口气，神色凄然地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谈起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说他实在太忙，想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他又告诉贺子珍：“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我也同意。”贺说。

毛泽东还告诉她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就要为他们举行婚礼。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了起来：“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谁料到，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原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见贺子珍的时候，江青正在杭州，那天夜里，她突然来了长途电话，说她第二天要来庐山。毛泽东连忙让贺子珍下山了。在批判林彪、陈伯达的时候，毛主席批评陈伯达1959年，你在庐山，没有任务，你为何下山动员了？你下山干什么去了？贺怀疑，陈可能是下山把毛泽东同贺会见的事，告诉江青了。他不敢在山上打电话，山下有个通讯连，就到那里打电话去了。所以江青突然来到山上。

直到“四人帮”倒台后，人们才发现，贺子珍这个从1929年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竟是一个“黑人”。中央组织部、上海市委都没有一份有关她的档案。正式档案没有，文书档案没有，连人头档案也没有。那伙野心家企图把她从历史上、从现实中一笔勾销。

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她！历史将永远记住她！

§毛泽东主导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执行完全错误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在10月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在红军惨遭损失和敌军封锁围堵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上，力主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他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的支持。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

1935年1月7日，黔北重镇遵义宣告解放。

1月9日下午，当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与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山人海、夹道欢迎红军的极为热烈的场面。毛泽东等在丰乐桥头下了马，与前来欢迎的群众一一握手。他们一齐走向旧府衙前。

在遵义，散发了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军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表的《出路在哪里？》的文告，这份文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阐述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

1月12日，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下午一时，大会开始，朱德、毛泽东、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讲话，朱德在讲话中说，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

接着，毛泽东讲话，题目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他说：“穷人为什么受穷？就是因为政权不在穷人自己的手里，地主、官僚压迫和剥削穷人。……穷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枪杆子，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还要实行全民选举……”他又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行为，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随后李富春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通俗生动，讲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使大家明白了翻身求解放的大道理，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一些人过去因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着误解偏见，听了他们的讲话也改变了认识。

就在这个会上，成立了黔北高原上从古以来的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遵义周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等组织纷纷成立。各族贫苦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踊跃参军，使红军扩大了五千名新战士。

黎平会议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解决从湘南及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陈云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

伟大的遵义会议，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到召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

从长征开始，他就鲜明地树起了旗帜，与“左”倾错误战线展开斗争。对长征中的每项重大行动，他都向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反对错误的意见。他反对把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积极开展说服教育工作，提高了多数人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认识，而首先是取得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的交谈中，他们商谈了应如何使红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战略转移中夺取胜利的问题，商谈了应该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进一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意见。王稼祥主张把李德轰下台，正合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认为“他（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失苏区，被迫长征。”王稼祥去找张闻天交谈，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行，他也支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与因脚伤坐担架的聂荣臻一同行军，互相交谈，共同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王稼祥又找周恩来和朱德交换意见，周、朱原来就很佩服与敬重毛泽东，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意见。

红军自黎平会议后，日下一城，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凯歌行进。在到达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泽东当即回答道：“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王稼祥找张闻天交谈，张闻天支持；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同意；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义开会总结。这样，遵义会议的召开就决定下来了。

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也迫切期望召开党的高级会议来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杨尚昆说：“在毛泽东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支红军的共同努力下，在1933年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共产党员也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重新发展到30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把毛泽东同志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排除出去。其结果是使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并使红军险遭覆灭。正是这种严重失败教育了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使我们觉悟和团结起来。”正是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进军黔北，智取遵义，前出松坎之后，取得了进行休整的有利条件。为召开会议保证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后，党中央即开始进行开会的准备，决定由博古准备一个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在认真作发言准备，他们三人一起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一个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开会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较详细的发言提纲。

§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举行（原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会议室设在二楼。因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室内生了火盆取暖。

出席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参加会议的共20人。

由于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会议多数是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又坚持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他把不能粉碎“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等等，过分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指挥上是有某些失误的，执行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但他也同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从湘南开始的争论，使周恩来进一步认识李德指挥的错误与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周恩来后来说，在这些争论后，“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指出大方向，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周恩来在会上的诚恳的态度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对于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李德评论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

紧接着，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战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深刻的批判。这个报告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

随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会议上最重要的发言，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毛泽东在发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大量事实，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说明当时解决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当会议上有人提出“左”倾冒险主义政治方面的错误时，毛泽东机智地予以制止了。他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三次“左”倾冒主义在“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和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创造性是被抹杀了”。还指出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意的赞同。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

周恩来后来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战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立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因为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是继毛泽东发言之后立即发言支持毛泽东的第一人。作用很大，后来毛泽东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伟大功绩，称他投的是“关键的一票”。周恩来也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是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强调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他的态度对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毛泽东称赞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

在会议上，周恩来也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朱德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结成的亲密战友，他历来佩服毛泽东的战略远见和卓越指挥才能。他在会上严肃批评博古、李德排挤毛泽东，军事上瞎指挥的错误，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他声色俱厉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他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当时正患感冒，发烧，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但他仍然专注地听取李卓然的汇报。李卓然汇报了长征两个多月来五军团部队的情况，在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指战员浴血奋战，连连失利，指战员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等等。毛泽东认为他讲的情况很重要，就说：“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李卓然在会议上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会议上大多数人反对“左”倾军事路线，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也有少数人坚持错误。凯丰坚决不同意对“左”倾军事战线的批判，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凯丰无言以对。他对会议持保留意见，会后一段时间仍坚持错误立场，他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博古在会上虽然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是照顾大局，讲党性，守纪律的。他是会议的主持人，在主持会议时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会后他同意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交给中央新的负责人，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我们应该服从。”后来经过实践的教育，博古和凯丰都转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等斗争中，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和李德被取消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李德受到了批评，对博古的批评很大一部分也是批评李德的。他在会上情绪低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并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军事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他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后，他要求随一军团行动，以体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仍然很尊重他，在重大军事行动问题上有意识地经常征求他的意见。然而他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对遵义会议极为不满，甚至到70年代初期，他在《中国纪事》中谈到遵义会议时，仍然充满愤懑，说：“在遵义人们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后来由于情况变化，改在川滇黔边发展。

遵义会议最后还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还增选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云南扎西（威信）的行军途中，在云贵川三省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水田寨宿营时，常委开会分工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统治党中央达四年之久的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根本转折点。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组成的党中央集体领导核心，领导中国革命达40年之久，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会后不久，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纵横驰骋于川滇黔边界地区，先后四渡赤水，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声东击西，调动和迷惑敌人，突然南渡乌江，出敌不意地威逼贵阳，乘虚疾进云南，胜利地渡过金沙江，从而摆脱追堵的几十万敌军，取得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的这种高超的指挥艺术，被人们赞叹为“用兵真如神”。

同年6月，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同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界地区退却。

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行为作了斗争，为了纠正他的错误进行了说服和批评，否定了他企图要挟中共中央南下川康边界的冒险主张，特别是当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暴露出危害中央的阴谋时，毛泽东果断地率领红一方面第一军、第三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红军恢复一方面军番号，第一军团改为第一军，第三军团改为第三军）继续北上，10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至此，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

11月初，毛泽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月下旬，他直接指挥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准备东出与日军直接作战，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红一方面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

在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拦击情况下，为顾全抗日大局，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政策，5月，毛泽东毅然决策回师陕北。

随后，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红举向陕甘宁边境西部地区进行西征战役，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使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并发展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

12月，毛泽东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1936年整整一年中，毛泽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而倾注全部心血。他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给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各方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发出一封封书信，阐明我党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议谈判停战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参加谈判，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国共两党两次合作、团结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1937年1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迁驻延安。

此后10年，毛泽东坐镇延安，运筹帷幄，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日夜搡劳，延安即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确定我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实行向抗日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

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8月25日，他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9月，毛泽东向八路军领导同志连续发出电报，指出：“八路军变更战略部署，三个师由集中配置变为分散配置，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深入到日军的侧翼和后方，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在毛泽东的领导和部署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先后在敌后开辟了大小19块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成为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1945年4月至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毛泽东思想是怎样提出的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当时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52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时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