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趁战事结束、回镇锦州之际，为自己和部属，反复请恩，多要地，要好地，要官职，要世职、加特权，求优恤，等等，不一而足。凡他所求，朝廷无不慨然应允。他想要的都得到了，但只有一样珍贵的东西，他不敢要。这就是荣誉至极、尊贵无比的“亲王”称号。他征剿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返京、回镇锦州前，顺治以朝廷的名义给他加封亲王的称号。三桂称“亲王”，可与多尔衮兄弟中称亲王的同列，位至人臣的极限，无以复加。大概吴三桂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他没有思想准备，做臣子的谁不想飞黄腾达！“亲王”是个多么光辉灿烂的称号，但这一尊号对于每个人来说，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因为“亲王”爵号，只在皇室的范围内实行，也只有他们中功绩卓著的人才能得此殊荣。三桂以异姓、异族而突然得此称号，他不禁有些惶惑。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此称号万不能接受。他在辞“亲王”的奏折中写道：“臣倾心剿寇守关，不过臣子职分。荷蒙圣恩，特授王爵，又复蒙恩加称亲王，万难祗承，伏恳允辞‘亲’字，以安愚分。”《清世祖实录》，卷20，9页。短短几句话，已透露出吴三桂因得“亲王”称号的惶恐心情。他明白，以自己后降而得此尊号。难免遭人所忌，使自己处于众矢之的危险地位。朝廷也将疑心自己不安其本分，有贪得权势之野心。他不愿因得“亲王”而招致上下的疑忌，臣尊主疑。以他久处政治旋涡中，是深通此中奥秘的。因此，他明智地辞去，用“万难祗承”，表示自己的坚决态度。顺治命部大臣速议，同意了三桂辞去亲王的请求。这使人强烈感到，多尔衮等人并非真心诚意给他加亲王称号，或许有意测试他对朝廷的忠心、降后的思想动向。直到康熙元年，又一次进封他为“亲王”时，朝廷出于诚意，他亦不拒绝。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这次晋封似有测试之意。
吴三桂请地、请赐恤，为部属请赏，这在一般人看来，是无政治企图的表现，不过是追求安乐享受，不会引人注意的。而在至关重要的加封亲王这个问题上，他采取了激流勇退的态度，看出他在政治上颇富有理智，因而赢得了朝廷的进一步信任。
山海关外，辽河两岸，昔日曾是明清常年争夺和较量的战场，而清入关时，它的军队、家属及其子弟皆“从龙”进关，留下一座座空城、废堡，令人触目悲凉。随着战争的进程，战场已远远地移向长江以南和西南、东南沿海地区，早年烽火连天的辽东已成为不知兵的大后方了。吴三桂携家眷与部属又回到离别才两年多的家乡，好像进入一个无人区。当年曾是为明驻守这里的一名总兵官，如今以平西王的高贵身份返回，人事变化之大，谁能料及！忆及往事，虽不免慷慨，甚至有点感伤，毕竟从多年的奔波中得到了安宁，既无往日长途跋涉之苦，也无战场上的拼死活的千钧一发之险。试想三桂此刻的心情，他会从这暂歇中感到慰藉吧！
吴三桂和他的部属已经不打仗了，周围也无敌人威胁，他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除了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就是料理农事。生活倒也安闲。朝廷并没有忘记他们，就在三桂返回锦州的第二年，即顺治三年（1646年）七月，他奉诏进京觐见皇帝。他带了一批将官陪同前往，亲睹“天颜”，皇上也要让他们感到皇恩浩荡。二十二日，以顺治的名义在武英殿设宴，三桂和他的总兵官一员、副将十一员、参将、游击三十二员应邀赴宴。《清世祖实录》，卷27，11页。二十六日，又在武英殿单独赐三桂宴，恰好孔有德、尚可喜两王与续顺公沈志祥奉诏来京，与他一并受宴。宴后，赐给每人蟒衣一袭、帽一顶、靴袜一双、鞍马一匹。为酬劳三桂这次“迁移劳众”，格外加赏十匹马、白银二万两。《清世祖实录》，卷27，12页。朝廷频频向吴三桂加赏，极示特殊恩宠之意，往往在孔有德“三顺王”之上。
不仅如此，朝廷还通过礼仪来提高吴三桂的权威。顺治四年五月末，礼部专为三桂应否乘轿请旨。顺治帝指示：平西王以及“三顺王”允许在其驻镇地方乘轿，至北京时，“令乘马行走”《清世祖实录》，卷32，12页。。六月初，礼部又为三桂的仪仗请旨，顺治批复：平西王仪仗可依“三顺王”的规定制造：贴金红罗伞一柄、卧瓜一对、骨朵一对、吾仗一对、坐纛一杆、小旗八杆。《清世祖实录》，卷32，12~13页。顺治五年四月，当三桂将出镇汉中时，更定他的仪仗：销金红罗伞二柄、绣红罗团扇二柄、立爪一对、卧瓜一对、骨朵一对、吾仗一对、条纛一杆、大纛一杆、小旗八面、马四匹。《清世祖实录》，卷38，12页。经此更定，其仪仗之盛，又远出“三顺王”之上，与皇室王爵同等，这又使三桂的地位上升一步。所谓仪重则威，三桂有了这套仪仗，顿时八面威风，显示出高贵的身价与令人敬畏的地位。三桂从受封平西王，到规定和更立仪仗、礼仪，真正具备了一位王爷的一切象征。他这时不过35岁！
吴三桂受到的恩宠，连他的部属也大受其益，不仅有功必得高升，甚至犯有过失，也可轻易获得赦免。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是在顺治二年底，兵部处分随阿济格出征陕西犯有过失的将官。其中有一员护军统领，名叫巴克勇，是三桂部将，他犯有“随众私逃”罪。兵部议定予以革职。清朝法令颇严，这个处分已经照顾了三桂的面子，还是很轻的。但以顺治名义（实际是多尔衮）发下的旨意，否决兵部意见，予以“免罪”，不给任何处分，也不做什么说明。当然，谁都明白这是朝廷对吴三桂的格外优待，不再提任何异议。顺治四年时。这位曾犯有严重过失的副将被授予三等梅勒章京的较高世职！《清世祖实录》，卷22，15页。吴三桂所得到的恩宠，还仅仅开始，对他来说，更光辉的前程还在频频向他招手呢！
吴三桂在锦州的安闲日子并没有过多久，他又奉命进关，踏上新的征途。命运的安排，使他一去不复返，而在遥远的南疆开辟出新天地！
吴三桂大传
第二部 清初藩王
一、千里西迁
在南明的弘光政权、农民军的大顺政权相继垮台后，初步形成了清朝的一统局面。但是，全国的形势还很不稳定，在已占领的许多地区，又出现了反复，已归顺清朝的原明将吏，屡屡发生复叛事件。如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十二日，南京城内百姓与城外反清力量合谋起事，消息泄露，为首者30人被擒斩。至十八日夜，以亡明潞安王、瑞昌王为首，率兵2万余人，分三路进攻南京，被清军击败。《清世祖实录》，卷24，3页。参见蒋良骐《东华录》，卷5，83页，中华书局版。类似的事件，大量地反映在清官方记录之中。参见《清世祖实录》及《东华录》顺治二至六年间纪事。这些意料不到的“反叛”活动，已使清政权感到惶惧不安。在弘光政权覆亡之后，明朝宗室又成立了隆武政权、鲁王监国政权，稍后又有永历政权，继续与清朝相对抗。分散在各地的明朝遗忠孤臣，因为不甘心归入清政权，也在从事反清活动，不断地给清地方政权制造麻烦。对清威胁更大的仍然是农民起义军。首先是张献忠已在四川建大西政权，正在发展自己的力量。李自成虽然牺牲，他的余部还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地方，继续从事抗清的军事活动。清虽然攻灭了弘光政权，占领了南京，仍有广大的地区尚未攻取，如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湖南、湖北部分地区等，不是被农民军占有，就是为南明所掌握。
所有这些抗清活动，集中发生在顺治二年到七年、八年之间。总的看，他们的活动还是很分散的，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力量。然而，从他们所控制的广大地区和掌握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看，清统治集团已深深地感到严重威胁，这关系到清能否长久立足中原。形势还是相当复杂而严峻的。特别是长江以南，东南沿海，以及西到四川，这一广大地区仍然控制在南明或农民起义军手中，直接影响到全国的形势动荡不定。面对这一危险的局势，摄政的多尔衮是无法乐观的。如何稳定形势，尽快夺取未占领的地区，歼灭各个抗清的武装力量，是摆在首要地位的头等大事。多尔衮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靠军事手段，才能最终实现一统天下的宏伟的政治目标。从顺治二年下半年开始，多尔衮不断选将命帅，派出一支支部队，攻取未占领的地区，并到各出事地区，扫荡一切敢于反抗清政权的军事与政治势力：
顺治二年十一月，以驻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会同右翼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等进军四川，征剿张献忠的农民军。《清世祖实录》，卷21，8页。
年底，以贝勒勒克德深为“平南大将军”率师向湖广进兵。
三年正月，以和硕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进川，合剿张献忠。《清世祖实录》，卷23，9页。
二月，任命多罗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率师征福建、浙江。《清世祖实录》，卷24，16页。
四月，多尔衮以皇帝的名义，通知兵部：命令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各统所部骑兵，于五月初一日先赶到北京，其步兵可派委官率领，也同时启程，随后至京。《清世祖实录》，卷25，14页。没有说明调动意图，但孔有德等人也明白，把兵马调进京，必有出征之举。
五月，得到蒙古苏尼特部落腾机思等王公贵族叛乱，率部叛逃喀尔喀（外蒙），即命和硕德豫亲王多铎为“扬威大将军”，同多罗承泽郡王硕塞等，统率大军征讨。《清世祖实录》，卷26，2页。
八月，正式下达命令委任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会同耿仲明、沈志祥等率满蒙汉八旗兵往征湖广（湖南）、两广（广东、广西）。《清世祖实录》，卷27，21页。数日后，又令尚可喜率部赴孔有德军，协征湖广等地。《清世祖实录》，卷27，22页。
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原明降将江西总兵金声桓据南昌叛清。三月，命固山额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统兵赴江西平叛。《清世祖实录》，卷37，18~19页。
……
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将士相继出征，投入新的战斗。孔、耿、尚“三顺王”与续顺公沈志祥已经率部进关，奉命南征。只有吴三桂尚未得到应征的命令。不过，他从朝廷一系列的调兵特别是孔、耿、尚也被调走来判断，他已感到自己在锦州的日子不会很长了。果如所料，顺治五年初，朝廷向他下达了携家西征的命令。他立即回报启程赴京的日期。接着，二月十五日，他又向朝廷写了一份奏折，请示他走后家事如何处理。他写道：
本藩（吴自称）奉命西迁，已将起行日期奏报外，但本藩生于辽，长于辽，有祖父坟园葬立中后（所），叨蒙皇恩特赐葬祭。今本藩领全家及官兵全家往西剿抚，本藩思源之念虽殷，不敢私自留人看守。中后原有本藩安设庄田拾处，今留人丁百余，并本藩兄吴三凤、部劄游击张羽高督率看守，以备祭扫。恳祈皇上、皇叔父摄政王洪慈，俯勅户部，准给原设庄田留人看守坟园，即本藩之祖父得沾圣恩于九泉，本藩矢忠之心得图报于万一矣。《明清史料》丙编第7本，658页。
从这份奏折，我们知道，不仅他死去的父母、弟弟已受到优恤，而且他的祖父也给予“特赐葬祭”。以往凡有所请，朝廷无不恩准。这次要求留下哥哥吴三凤和一名游击将官督率百余人看守庄田，祭扫祖坟，朝廷不会有异议。为了免除他的后顾之忧，安心西征，主持朝政的多尔衮自然是满口应承的。三桂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便迅速料理好家事，整治行装，携带家眷，率骑兵先行进京，步兵随后进发。
四月二十二日，顺治皇帝召见吴三桂，当面慰劳，赐宴一次。《清世祖实录》，卷38，8页。三桂在京整整滞留一个月，一方面做各种准备，一方面等待后续部队。至闰四月二十一日，三桂即将离京西行，顺治帝在他新建成的居所位育宫（此宫建成于顺治三年十一月，见《清世祖实录》，卷29，10页），赐吴三桂宴，为他饯行。宴后，又赐他蟒袍一袭、凉帽一顶、金黄带一围、玲珑撒袋一副、一套弓矢、鞍马一匹。《清世祖实录》，卷38，12页。
吴三桂此次不是临时奉命征伐，而是戍守已得疆土，朝廷要求他携带家眷西迁。他镇守的地方是陕西汉中，驻地南郑，即与四川北部相毗邻的地区。因为三桂即将赴陕西镇守，朝廷采取一项措施，决定在陕西设“辽学教官”一员，每科中举人两名、岁贡两名。同时，考虑到永平府还有一大批辽人定居，特将永平府寓学改为“辽学”，裁教官一人，留一人，每科取举人三名，岁贡三名。《清世祖实录》，卷38，10页。这都为的是照顾三桂携带一大批辽人赴陕西，在那里安家落户，使他们主要是他们的子弟能得到就学和应试的机会，让他们安心地在陕西待下去。
多尔衮把汉中地区交给吴三桂镇守，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陕西地处西北边塞，北邻内蒙古，南界四川，西接甘肃，东靠山西。汉、回、蒙古等族广布黄土高原，过着十分贫穷的生活。这里民情、政情复杂，一向多事。远的不说，明末农民大起义就从这里开始，向全国发展。与它邻近的四川、甘肃、山西等省，也都是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基地。虽然李自成失败了，但他的余部还在这一广大地区活动。当地群众的反抗情绪尚未熄灭，与周边各省互通声气，酝酿着新的斗争。清军平定陕西后，以为太平无事，班师回京，留下守御地方的军队很少。岂料清军刚走，陕西、山西等地很快出现了较大的反复。已降清的原明将吏趁机反清复明，农民军余部重新举行起义；还有一些毫无政治目的、专图钱财的地方武装团伙，趁乱占山头，打家劫舍。大约从顺治二年底，到次年初，山、陕警报频传，如邠州（陕西彬县）、庆阳、延安等地，都被“叛军”占领。他们的首领贺珍在汉中府，“二只虎”，孙守法据兴安州（陕西安康）；武大定、高如砺、蒋登需、石国玺、王可臣等头目据徽州（甘肃徽县）、阶州（甘肃武都）……《清世祖实录》，卷28，3~6页。这使多尔衮感到震惊，不得不加派军队进陕。及至大军撤出后，残敌继续活动，以贺珍为首的“叛军”仍盘踞兴安。《清世祖实录》，卷29，12页。顺治四年二月，据陕西总督孟乔芳奏报：“贺珍等残孽，出没汉中；孙守法盘踞兴安，胡向负固不服。”《清世祖实录》，卷30，14页。五年三月，又报：叛军头目武大定纠合残部，“窥犯宁羌界（陕西汉中宁强）”《清世祖实录》，卷37，24页。。
四月，就在吴三桂进京陛见，接受西征的任命时，又从陕西传来惊人的消息：凉州（甘肃武威）回民举行暴动，与甘肃兰州的回民相联合，向巩昌（甘肃陇西）进攻。《清世祖实录》，卷38，9页。回民起义，使陕甘震动。四月底，吴三桂刚离京就道，多尔衮急忙任命固山贝子吞齐为“平西大将军”，统领八旗兵及外调蒙古兵开赴陕西。《清世祖实录》，卷38，13页。
顺治五年十二月初，山西大同总兵、原明朝降将姜瓖又叛清，“其附近十一城皆叛”《清世祖实录》，卷41，18页、20页。。姜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带头反清，山西各地响应，陕西也直接受到影响，明遗臣宿将，多起兵配合。例如，原明参将王永强据延安，清将刘登楼据榆林，甘肃回民领袖丁国栋连陷河西洮泯诸州县，降清的明臣李建泰也据太平（山西襄汾西）叛变。山、陕反清斗争与东南地区出现的大反复遥相配合、呼应。
以上官方记录表明，自吴三桂、阿济格第一次进陕征剿李自成，迄后始终未见宁静，清兵已几进几出，不但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山西、陕西、甘肃三省，一处有事，各处呼应。这一地区多少个世纪以来就是用武之地，青壮年都很能战斗，更有蒙古、回民等少数民族剽悍、善骑射，连精锐的清骑兵也很难对付它。像阿济格、吴三桂、豪格等许多名将都曾来陕西征剿，都给予重创。可是，清军主力一撤，复聚兵众反清。
汉中地当甘肃、四川与陕西之冲要，守此可控扼三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反清的武装力量都企图占领它，同清军展开了多次争夺。陕西及汉中地区叛复无常，严重地困扰着清统治集团。于是多尔衮便从两个方面来巩固以往的战果。一是不断派出强有力的部队扫清现有的叛乱势力；二是派出有威望的、善战的将领率部驻扎战略要地汉中地区，以起到威慑作用。多尔衮想到了吴三桂，还想到了善战的墨尔根侍卫李国翰。重用这二员骁将镇守汉中，守可稳定山西、陕西形势，进可抵川，阻止农民军东进。多尔衮一经想好的主意，少年皇帝顺治和参与朝政大计的诸臣都会毫不犹豫地表示赞成。
在吴三桂到京的前夕，多尔衮已任命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为“定西将军”，率右翼汉军官兵启程，先赴汉中。《清世祖实录》，卷38，7页。李国翰是辽东人，早在天命六年（1621年），其父归顺后金。父年老时，他承袭了世职，太宗授予侍卫之职，赐号“墨尔根”。他作战一向勇敢，有谋略，深得信任。他与三桂同军，第一次进剿陕西，彼此有过很好的合作关系。这次多尔衮责令二人同守战略要地汉中，表示了对他们两人的充分信任。《清史稿·李国翰传》，卷236，9451~9452页。
一个月后，三桂准备妥当，把他的长子吴应熊留在京师《清世祖实录》，卷39，9页。，携带家眷离京启程了。
吴三桂凭他多年的实战经验和正值盛年的一股锐气，毅然踏上征程。他的部属也都拉家带口，跟随他离开故土，走向陌生的远方。
三桂最宠爱的美人陈圆圆随侍军中，朝夕相伴，虽说头顶烈日，又兼鞍马劳顿，长途跋涉之苦，却也自得其乐。有诗为证：
专征箫鼓向泰川，
金牛道上车千乘。
斜谷云深起画楼，
散关月落开妆镜。《圆圆曲》。
你看，手握皇帝赐予征战之权的吴三桂，盛排仪仗，放炮起行。只见军旗飞舞，剑戟如林，铁骑杂踏，荡起阵阵烟尘。又有箫鼓吹吹打打，伴着浩浩荡荡的人马向着秦川（泛指陕西）进发。在从陕西至四川的金牛道上金牛道，亦称石牛道，指汉中通向巴蜀的交通要道。“金牛道上车千乘”句，是指吴三桂后来入川。此诗句是写陈圆圆随吴三桂迁移，至四川，故以此句描写。，车轮滚滚，千百乘车子，一字排开，鱼贯而行。数千里的途程，跋山涉水，历重重险关，越道道隘口。褒斜谷陕西省眉县西南，谷口有关，名曰斜谷关，又称褒斜谷。山高云深处，为美人搭起了如画一般的楼阁；大散关陕西宝鸡市西南，有岭名叫大散岭，岭上有关，称大散关。上空的月亮已经落了，还要为美人摆上能照人打扮的明镜呢！……
吴三桂及其所部将士并家属，不下数万人，自华北平原向西行，穿越太行山，稳渡黄河，攀援秦岭，晓行夜住，行军非以日计，坚定地向着既定目标前进！
吴三桂率部携家，西迁汉中，任重而道远，在他前进的路上布满了艰险。然而，这正是给他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更辉煌的战果正等待他去摘取！
二、汉中战守
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对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四位异姓王十分器重，甚至有所偏爱。在皇太极清太宗身边长大，并受到言传身教的多尔衮这位年轻有为的真正主宰者，深深懂得如何利用汉官汉将来达到他的政治目标。他贯彻清太宗的“以汉攻汉”的政策，用他们的力量来击败明朝与农民军的反抗，完成一统的大业。他从实践中，已看到吴、孔、耿、尚和他们的部队都是一支生力军，是对付一切反清力量的四把利剑。在消灭李自成农民军和弘光政权后，全国形势又出现了反复，连京畿和邻近省份也处于动荡不定的局势之中。礼科右给事中姚文然惊呼：“北直接壤山东、河北一带，盗贼日炽，商贾不前，耕桑失时。兵到，则东剿西遁；兵撤，则勾连复起。”《清世祖实录》，卷45，10页。满洲、蒙古八旗兵善于平原旷野驰奔，大展骑射之长技。河北、山东等地处平原，很有利于他们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但一进入丘陵、山区地带，则相形见绌。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乃至江南如江西、福建等省，多山丘、林壑，在这些地区作战，单靠满洲、蒙古八旗已难以奏效。尤其是西北地区“风俗强悍”，习性顽强，《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798页。勇于决斗，已使他们吃了不少苦头。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不能不起用汉军主要是“四王”的力量，把他们作为主力，配以满洲八旗，协同作战。
为使“四王”效忠于清朝，多尔衮不惜封王之赏，频频施恩。这就是贯彻清太宗优礼汉官、“恩养”汉人的政策。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改封恭顺王孔有德为定南王，怀顺王耿仲明为靖南王，智顺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各授予金册金印。《清世祖实录》，卷44，36页。过了数日，又给吴三桂与孔、耿、尚“四王”颁布帽顶、服饰的规制，重新制定“仪从”的规模。
帽顶的样式是：下座嵌东珠四颗，上座嵌东珠三颗，上下节各嵌东珠一颗。金佛，上嵌东珠五颗；后金花，上嵌东珠四颗。
金镶玉带，每板嵌猫睛石一颗，东珠三颗。
坐褥，冬用猞猁狲，镶以貂皮；夏用蟒缎，俱红毡，下衬一白毡。
帽顶、腰带、坐褥所用的东珠、猫睛石、猞猁狲、貂皮、蟒缎等皆是平民及一般官吏甚至朝廷大员都不得使用的皇室专有之物，视为世间之宝，而吴三桂等“四王”准予享用，以此来彰显他们的尊贵。
新更定的仪仗，也比原定提高了规格。具体规定是：红罗曲柄绣伞一柄、红罗销金绣伞二柄、红罗绣圆伞一柄、红罗绣圆扇二把、青罗绣孔雀圆扇二把、立爪二对、卧爪一对、骨朵一对、吾仗二对、大纛一杆、条纛二面、小旗八面、大刀二把、马六匹；各设三品长史一员、头等护卫六员、四品典仪一员、二等护卫五员、五品典仪二员、三等护卫六员、六品典仪二员。《清世祖实录》，卷14，11~12页。
豪华的仪仗，盛大的排场，又使吴三桂身价倍增！凡出行，排列出这一套仪仗，是何等威风！不禁令人望而敬畏。
大概吴三桂和他的部众还在赴汉中的途中，朝廷宣布了上述新规定，信使把皇帝的赏赐驰送军前，吴三桂不能不再次感受到“皇恩浩荡”，心里又增加了一分对清朝的感激之情！他果然不负多尔衮和朝廷的一番苦心与期望，以在汉中且战且守之计，迅速打开了新局面，加倍回报。
吴三桂镇守汉中，远非锦州可比。这里不是一块平安无事的“乐土”，却是危险无时不至的险境，随时都有遭到邻近地区反清力量袭击的可能。这是三桂第二次入陕，与顺治二年冬第一次入陕有所不同。那时是同李自成的正规部队作战，兵力集中，战事都在若干个战略据点进行，一经决出胜负，便迎刃而解。这次入陕，三桂面临的形势更为严重。自大同总兵姜瓖叛清，其“兵势甚盛，西连榆林、宁夏、甘肃，三总兵同时并起，全秦震动”《庭闻录》，卷2，“镇秦徇蜀”。。由于抗清武装力量分散各地，清军攻破一地，另处又反，此伏彼起，战斗反复进行。尤其是反清武装抵抗不住清军的攻击时，就奔窜他处，使清军疲于奔命，剿不胜剿。
吴三桂入陕不久，就投入战斗。顺治六年二月，朝廷收到了他的战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官方记录的三桂第一份战报。这次战斗是在汉中西部今属甘肃境内的阶州（武都）展开的。明宗室自封为王的朱金釜、定远侯赵荣贵率万余人马进攻阶州，三桂与李国翰分兵前后进击，大获全胜，共歼灭七千余人，朱赤釜、赵荣贵被斩于阵中。还缴获侯印一颗、总兵印十颗以及马骡、金银等物。《清世祖实录》，卷42，18页。
与此同时，延安营参将王永强“在榆林倡谋叛乱”，攻陷延安，领兵南下，目标直取西安。他先后攻陷榆林以南十九州县，势力达于西安东北部的蒲城。《明清史料》丙编第9本，805页。清地方官兵遭到重大损失。绥德县（陕西绥德州）巡抚王正志、靖远道（甘肃靖远）夏时芳被杀，宜君县（陕西宜君）知县贾士璋全家自缢，总兵官沈朝华、中部县（陕西黄陵）知县许襄仓皇逃窜，鄜州（陕西富县）道王希舜、延安府知府宋心、鄜州知州李芳征被俘，遭囚禁。只有榆林（陕西榆林）道孙士宁、洛川（陕西洛川）知县左射斗等人投降了农民军，并接受了任职。《清世祖实录》，卷43，4页。接着，农民军又攻陷了同官（陕西铜川附近）、定边（陕西定边）、花马池（甘肃盐池）等地。《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7页。
吴三桂与阿济格第一次入陕攻取榆林、延安等地十九州县又被农民军夺去，显示了农民起义军在遭到清军的严重打击后，又重新复苏，再次集结起来，迅速控制了陕北地区，并同清军展开激烈的争城夺地的斗争，其势力之盛，大有蔓延之势。
面对抗清武装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吴三桂率部向他们展开了进攻。他会同李国翰、汉羌镇总兵张天福、兴安镇标游击盛嘉宝各统马步兵北上，于顺治六年三月十三日抵达咸阳。陕西巡抚黄尔性与吏部侍郎哈哈木也来到咸阳，共同商定三路进兵：一由黄龙山（陕西黄龙），一由同官县，一由澄城（陕西澄城），三路会兵于洛川与鄜州，然后共取延安。《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723页。
当吴三桂进抵宜君时，听说王永强已南下，便回师跟踪，于二十二日疾驰至富平，又得到王永强已在蒲城东北驻营的消息，立即挥师“连夜统兵”奔蒲城。王永强已拔营西行。三桂下令追击，于二十三日赶至流曲镇以北，恰与王永强及其部众遭遇。三桂挥师进击，力挫农民军《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724页。，王永强被击杀《明清史料》丙编第9本，805页。。
三月末，吴三桂的战报送到北京。他在战况的奏疏中写道：“大兵入秦（陕西），克复宜君、同官二县”，击败王永强，歼灭7000余人，另获驼马450余匹。《清世祖实录》，卷43，11页。
四月，陕西巡抚黄尔性奏报：三桂部攻克蒲县（山西蒲县），斩杀王永强所设官吏，大量部众向清军投降。《清世祖实录》，卷43，12页。
这些捷报接踵而至，最高当权者多尔衮自然感到满意。引起他们注意的是，在这些战斗中，三桂总是身先士卒，率领他们冲锋陷阵，虽说他也快40岁的人了，他的勇气和敢战精神仍不减当年。从山海关战役至这次入陕，六七年中，他屡经战阵，却很少打过败仗。朝廷给予了莫大的鼓励，称赞三桂等“忠勇智略，与将士同心击贼，擒获叛将，大获全胜，深可嘉悦”。多尔衮特别嘱咐三桂，今后遇有战斗，只须“发纵指示，不必身先士卒”《清世祖实录》，卷43，12～13页。。要他发号施令，不要亲临战阵，也不必与士卒一样冲杀。多尔衮代表朝廷发出的这一指示，只要三桂明白，朝廷对他是多么关心和爱护！
五月，据陕西巡抚黄尔性奏报的最新战况，三桂与李国翰挥师向延安进攻。王永强部得到消息，自知不敌，放弃了延安，撤离而去。吴兵没经什么战斗就重新占领了延安。《清世祖实录》，卷44，13页。
在恢复延安后，三桂统兵迅速攻取了延绥镇城，击败农民军余部，斩首4600余级。陕西巡抚黄尔性请求速派地方官员到任，治理地方。《清世祖实录》，卷43，12～13页。
收到恢复延绥镇的捷报仅仅几天，已是八月初，三桂又送上新的战报：他与李国翰又率部自西安北上，在蒲城（陕西蒲城）与南下的榆林叛军相遇，杀伤相当。至中午，三桂率铁骑数百，冒矢石冲锋陷阵，榆林兵败退。克蒲城后，乘胜继续北上追击，连克宜君（陕西宜君）、安塞（陕西安塞南）、清涧（陕西清涧）诸镇，歼灭数千人《清世祖实录》，卷45，8页；参见《庭闻录》，卷2。，兵锋直指榆林。
到了这年冬，在其他一些地区，陕西与四川交界处，两省的农民军欲会合，逼向陕西。当地驻守清兵迎战，把他们击败。《清世祖实录》，卷46，19页。在陕西西南部，邻近河南的龙驹寨（今丹凤），已被农民军占领，商雒道（指商州、雒南地区）清兵破其地，阵斩其首领雷登高。《清世祖实录》，卷46，28页。但大规模的战斗是在陕西北部、长城脚下的榆林地区展开的。由刘登楼、任一贵、谢汝德等率领，集中了大批农民军，坚守榆林。三桂率部直逼城下，猛攻数日，农民军支撑不住，溃奔榆林西协定边一带。三桂配合作战，发兵追剿，几次遭遇战都把农民军击败。他们中的一个将领叫齐进才，将首领谢汝德杀死，向清军投降；清一个将官马永爵，射死了另一个首领任一贵。三桂所属的总兵官刘芳名俘获主要首领刘登楼，当即处死。《清世祖实录》，卷46，29页。三桂占领榆林，将城中大姓尤姓、杜姓几乎全部屠杀。在清理农民军遗留的文件中，发现当地一些士大夫与姜瓖的往来书信，便按文件提供的姓名，又屠杀数十家。《庭闻录》，卷2。
三桂自榆林地区分兵渡过黄河，直奔陕西最北部。与山西交界的两处重要城镇，一是保德、一是府谷，这两座城正好坐落在黄河南北两岸，遥相对应。三桂部与李国翰部包围了两城，边围边攻。三桂发布招抚令，黄河东岸附近的农民军都向清军投降。何保营的“伪总兵”张凤翼被杀，在保德北部，山西境内的偏关，其守关者是叛清的万炼，由于内部发生变乱，走投无路，自焚而死。《清世祖实录》，卷46，29页。
这就是三桂到陕西一年多的战况，大都载入官方实录档案。但这些记载都极简略，远不如满洲将领出征与战斗情况记录的详细，也不如对孔、耿、尚战况记录的完整。而凡关于吴三桂战况的报道，多记为陕西总督、巡抚的奏报。只有个别地方采用三桂的报告。这很可能是官方修顺治实录时，不愿对一个已叛清的逆臣三桂的战功作更多更详细地反映。即使这些零碎的、很不完备的记录，也使我们看到，顺治六年，对于三桂来说，是他入陕最为紧张、充满艰险的一年。三桂自入陕，转战各地，南北驰逐无宁日，参加并指挥了大小无数次战斗，又给农民军余部和其他抗清势力以重创，基本肃清了各种抗清势力在陕西的活动。在山西那边，多尔衮曾两度亲征大同叛军，招降不成，便以武力解决，原明朝大同总兵降清的姜瓖授首，大同投降。《清世祖实录》，卷46，2页。陕西的回族起义也被“平西大将军”吞齐所率清军给镇压下去了。（蒋氏）《东华录》，卷6，101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其他各处农民军余部各自为战，互不联系，因此分散了自己的力量，经不住清军集中兵力的攻击，结果都失败了。
在陕西的抗清势力中，不全是农民军的余部，其中有的是故明宗室起兵反清；有的是故明遗臣士大夫不愿归服清朝而组织当地民众抗清；有的原为明将吏，降清后复叛；有的原为农民军将官，先降明，再降清，复举兵叛清；也有的原为明官，先降农民军，及至农民军失败，又转向清朝，为时不久，又趁机为乱。如姜瓖就是一个典型。所有这些抗清活动，给清朝一定的打击，逼使清朝改变某些压迫政策，但从根本上说，已失去了意义，尤其是某些人反复无常，完全以一己利益之得失为转移，既无气节可言，也无积极意义可赞许。一次次的战斗，反反复复的用兵，已使陕西和其他地区的生产和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平民百姓无谓流血牺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只不过成了某些政治集团获取个人私利的牺牲品。至于一些人趁混乱，拉起旗号，打家劫舍，为害更大。因此，吴三桂在陕西的军事活动，虽说屠杀了不少叛军，使他们遭到重大牺牲，但从大局来考虑，也是势所必然。
到顺治七年（1650年），陕西的战事迅速减少，这反映在清官方档案《实录》的记载也很少见。这一年，只有两次记录了三桂的军事活动。一次是在五月，据三桂报告，保德州（山西保德）的兵民，以崔耀为首，活捉所谓“定国公”牛化麟，并把他处死，然后开城投降。三桂将其中接受官职的217人都处死。《清世祖实录》，卷49，7页。三桂于去年冬已开始围城，直至此时才得保德州，算起来，围攻此城已达半年以上。恢复府谷县（陕西府谷）就更晚了，迟至十一月初才见报道，这就是他的第二次军事活动记录。据此推算，其收复时间约在九月、十月间。从三桂的报告来看，清兵经过长时间的围困之后，发动猛攻，才攻下府谷县，以“经略”高友才为首的将官300余人都被处死，全歼兵士1000余人，活捉投降叛军的原榆林道孙士宁、副将贾梧、游击季鼎。三桂执生杀大权，对此类反复无常的人决不宽容，当即下令就地处决。对先降的人则不杀，保留原职。“总兵”郝自法已受三桂招降，得到宽大处理。《清世祖实录》，卷51，5页。次年即顺治八年正月，三桂与李国翰率部离开府谷，返汉中。《明清史料》丙编第9本，862页。
驻陕西的封疆大吏，几乎都是汉官汉将，从巡按到巡抚，到总督；从总兵官到驻防军的统帅，无不由勇冠三军的骁将担任。如陕西巡按卢传、巡抚黄尔性、陕西宁夏总兵刘芳名、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再加上镇守汉中的平西王吴三桂和他的辽兵，以及“平西将军”李国翰，都是能谋能战的人物。他们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终于把难以对付的陕甘地区的抗清力量镇压下去。到顺治八年底，陕西“一切巨寇俱已歼灭殆尽”《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798页。。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驻陕十年，“破灭群盗，降其胁从”，前后共达176000余人。《清史稿·孟乔芳传》，卷237，9479页。而三桂到陕西近两年，剿抚也达四五万人。只有偏远的山区，还藏有小股武装，“不时出没，劫掠乡村”，已构不成大患。《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798页。陕西的局势恢复正常，得以安定下来。
这时，朝廷发生重大变化，操皇帝实权的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于顺治七年十二月病死于内蒙古喀喇城。《清世祖实录》，卷51，10页。自入关七年来，他选将命官，四出讨伐，击败李自成、张献忠及南明的弘光、隆武两政权，遂成一统之业。他去世前夕，全国形势日趋稳定。他重用吴三桂等四王及续顺公，为实现他的政治目标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他个人的声望、地位已达巅峰。清朝的事业也是百废待兴，有赖他继续发挥指导作用。他的突然去世，自然给尚未成年的顺治帝带来很大的悲痛；赖其提携的三桂，不能不对前程有些考虑。不过，三桂估计不会因多尔衮的死对他们的地位有何影响。可是，当朝廷内外正悼念多尔衮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变：多尔衮被人告犯有种种“逆谋”之罪，顺治翻然改变态度，将其“所得封典，悉行追夺”，他的罪状布告天下，通国皆知。《清世祖实录》，卷53，21~24页。这是顺治八年二月的事，距多尔衮死还不到两个月！接着，凡与多尔衮同属一伙、为其重用的重臣、亲信，如大学士刚林、祁光格等被判死刑，他们的家属，凡任职的，随之而丢官。还涉连一批人被革职、免职、受罚，连忠心耿耿的范文程也未能幸免，好在犯过尚轻，给予革职留任、以观后效的处分。《清世祖实录》，卷54，21~25页。
政治角逐场上，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变化，三桂的心情是不会那么平静的。因为他跟多尔衮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他降清时，首先就跟此人谈判定盟。以后，在他的提携下，三桂青云直上。如果说，多尔衮的死，没有给他带来惊动的话，那么，朝廷处置死后的多尔衮一事，已使他不能安坐于席了。他当然有理由担心自己会受到牵连。
四月间，三桂突然写了一份奏报，驰送北京，要求“入觐”，朝见皇帝。除了诉说自己眷念皇帝的心情，表达要见皇帝的愿望，在思想深一层，还是想观察朝廷的动向，如多尔衮事，牵连自己，也有应对辩驳的机会。他从觐见中体察皇帝的态度，也就可以断定朝廷对自己的基本看法。顺治接到奏请，以陕西战事已息，便慨然批准三桂进京。《清世祖实录》，卷56，17页。
八月初，三桂抵京，礼部安排了觐见的时间。十日，已亲政的顺治帝至中和殿，接见三桂，少不了一番慰劳的话。然后，赐宴款待。《清世祖实录》，卷59，5页。作为一个前任大臣或将官，不仅能准许觐见，还赐宴，这是一般大臣所不易获得的殊荣，三桂感到莫大满足。皇帝的这一举动，使三桂心中的疑团顿时冰释。多尔衮被举发，并没有牵连到他，朝廷一如既往给予信任，他对此不禁十分欣慰。
顺治皇帝对三桂的信任和器重，通过赐给金册金印再次表现出来。九月八日，顺治重封三桂为平西王，颁发的册文，其前半部是抄录顺治元年十月十三日册文内容，接着是概述他封平西王后到现在的功绩，这些都是他出镇汉中两年多的功绩记录：
……后领兵在陕西阶州地方，诛伪秦王朱金釜、伪定远侯赵荣贵，并贼七千有余；获伪定远侯印一颗、伪总兵印十颗；遣官兵至碧鱼口，斩贼兵三百余名，擒戮伪总兵王应选；在富平县、延安府等州县，美园等处地方，斩伪经略王永强、高友才、伪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郭玉麟等官五百四十名，并贼二万六百有余，获伪定国将军印一颗、伪官印十一颗，攻克山、陕二省五十八城。遣官兵在同官县、临县等处地方，斩伪经略平四、伪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官二十六名、并贼兵五千五百有余，获伪印六颗；在延安府、府谷县招降伪总兵官二名、伪道一名、伪副将一名，并兵六百名。
今特授金册金印，仍封为平西王。王其善励忠勤，屏藩王室。钦哉无。《清世祖实录》，卷60，6~7页。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796页。
金册内历数三桂镇汉中的功绩，可看做是对他三年来的一个总结。但金册文内，对吴三桂随阿济格第一次入陕的功绩只字不提，这是因为阿济格犯了军律，遭到谴责，所以，朝廷回避提及此次入陕之战果。根据金册所记录的数字，他在陕西已歼灭抗清力量五万余人，为稳定清朝在陕西的统治和大业的统一，做出了新的贡献。朝廷是满意的。尽管多尔衮死后失势，丝毫没有影响和动摇三桂的地位。相反，在顺治亲政伊始，就给他颁发金册金印，这既表示对以前赐封的承认，又等于是重新赐封，来显示新当权的世祖的权威。不言而喻，此举对三桂也是个安抚和鼓励。
事实表明，三桂在汉中三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他又赢得了顺治和朝廷诸臣的欢心，这使他在前程似锦的道路上继续朝前迅跑！
三、略定四川
在给吴三桂颁发平西王金册金印的同一天，即顺治八年（1651年）九月八日，朝廷又向他发布了出征四川的命令，全文如下：
四川逆贼盘聚，斯民陷于水火，兹特命尔统领大军，入川征剿。凡事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计议而行。投诚者抚之，抗拒者诛之。若武官有功核实题叙，有临阵退缩、迟误军机、不遵号令应处者，听王便宜从事；若罪大不便自处者，指名参奏。其应用粮饷，会陕西、四川总督、巡抚料理支给。地方既定之后，凡军机事务，悉听王调度，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管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