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五日，马宁等疾驰数日，追到猛卯（距锡波江约800余里），追上了文选，反复劝降。文选进退无路，于仓促中决定“全军归降”，计官员499员、兵丁3800余人、家口7000余口，共11299人，还有马3260匹、象12只。《清圣祖实录》，卷6，9~10页。《庭闻录》，卷3载：“文选以众11749人，马3200匹、象12只降。”其降众人数与《实录》所载略有差异，其俘获的马匹与象的数量从《庭闻录》。文选降后，隶属汉军正白旗，康熙元年（1662年）十一月，封承恩公。《清圣祖实录》，卷7，18页；参见《小腆纪传·白文选传》，卷37，368页。
再说吴三桂率大军至腾越时，已两度派人向缅甸发出通牒：“令执送伪永历朱由榔，否则，兵临城下，后悔无及。”《行在阳秋》，卷下，303页。缅甸已迫于强大的清军的压力，又为摆脱李定国、白文选的兵端，决计归服清朝。
吴三桂于十二月初一日，率部至旧晚坡。此地在阿瓦城东六十里。缅甸王十分恐慌，急派出他的宰相锡真持贝叶缅文送交三桂，文内声明：“愿送驾（指永历帝）出城，但祈来兵退扎锡坡。”缅方请求退兵扎锡坡，害怕清军攻击阿瓦城。《行在阳秋》，卷下，303页。三桂见目的已达到，便接受了缅甸的请求，条件是必须交出永历，清军就不攻城。
永历已知清兵临境，他明白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命运。他支撑了十五年的政权行将结束，而他的生命也处于生死之间。这一结局，是命中注定的吗？他思绪万千，悲哀、愤激一起袭来，不假思索，提笔给三桂写了一封长信，把他的痛苦、哀怨、愤怒尽情地倾泻于一纸之中。现把全文引录如下：
将军新朝之勋臣，旧朝（指明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指崇祯）之于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贼肆恶，突入我京城，殄灭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杀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庭，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原未泯也。奈何凭借大国（指清），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逆贼授首之后，而南方一带土宇非复先朝有也。南方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南阳（指福王）。何图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祀，隆武伏诛。仆（永历自称）于此时，几不欲生，犹睱为宗社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错。
自是以来，一战而楚地失，再战而东粤亡，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仆于贵州，接仆于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仆由是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哭谁欢，祗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微命于蛮服，亦自幸矣！乃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族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对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
第思高皇帝（指朱元璋）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毁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愁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党其薄。奕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仆今者兵丧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浅草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霑雨露于圣朝，仆纵有亿万之众，亦付于将军，惟将军是命。将军臣事大清，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蒋良骐：《东华录》，卷8，137~138页。参见《小腆纪传·永历下》，卷6，81~82页。［日本］丸山正参：《郑成功传》亦详载此文，仅个别字有出入。
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想见，永历是在极度痛苦与愤怒交织的情绪中写成的。我们且不必分辨其中的是非，仅从全文的气势来看，声情并茂，不禁令人感泣！明朝自朱元璋创立，到现在已历二百六十多年，其结局如同建国时一样，轰轰烈烈，又多了一个悲壮、惨烈！永历为失去祖先创下的江山，心中充满了无限悲愤和无力回天的哀叹。在无可挽回的命运面前，他显得多么渺小，多么怯懦！作为一个末世的亡国之君，总是不敢面对残酷的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可是，失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这如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总有完结的一天。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在广漠的天地间，都不过是暂时存在的现象，没有永久存在，也没有久盛不衰。恰恰相反，盛则衰、衰而亡，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可惜，封建帝王永历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只能是怨天尤人。吴三桂从引清兵入关，到穷追永历，从道义上说，有负于明朝，但从理性而论，却是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判断历史的是非，道义不是衡量是非的主要标准，还是从历史的发展来考察，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永历恰恰是从道义上谴责三桂背主求荣，可能会唤起人们的同情，却不能改变历史的发展趋势。南明经弘光、隆武、永历三主，都是腐败的政权，它们的存在，无补于历史的发展，与这个政权同归于尽，殉道而亡，虽气节可嘉，不过成了这些腐败而不可救药的政权的牺牲品而已。永历对三桂的诛心之伐，仅仅是历史的瞬间回声，是以永历为代表的过时的人物对自己行将完结，而表示出的无可挽回的抗争。
永历在对祖业沦丧的泣诉中，包含着对三桂的切责；在甘愿“粉身碎骨，血溅草莱”的悲歌中，隐含着求生之念。此刻，他不再想如何恢复旧山河，而是如何能使他得“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或是如同一介草木，受“圣朝”之“雨露”而延续生命！
永历求生的呼喊，如此情真意切，然而却是那么微弱，那么可怜，岂能打动三桂的心肠！他是在执行一项历史使命，他不能左右自己的感情，更不能随心所欲地任意行动。他“不避艰险”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一个行动，就是活捉永历和剩余追随者，一网打尽，“根除净尽”！
就在永历写这封信时，三桂与缅甸策划的计谋正在加紧进行……
清兵压境，永历忧心忡忡，而他的母亲又病了，永历心情更是凄惨。他把幸存的都督同知邓凯召入，语气凄凉地说：“太后病了，不知她的骸骨能否归还故里？”又说，“白文选未封亲王，马宝未封郡王，是我负了他们的忠心。滇、黔百姓，我的军队在那里，真苦了他们多年，现在又不知情况如何！”《爝火录》，卷31，955页。参见《行在阳秋》，卷下，302~303页。到这个时候，永历还不知马宝、白文选已先后降清，心中犹惦记着他们的功劳，因为未能及时给予晋封，心里还感到内疚呢！看到他已处险境，尚有此爱怜部下之心，作为一个人君，诚难能可贵了。
十二月初二日，日已西落，夜幕悄悄降临，忽有两三名缅甸官员来到永历的住所，对他说：“晋王李定国兵已到，现在送你去他那里。”还没说完，缅官随从人员上前，连同坐椅，把永历抬了起来就往外走。太后和后妃等人都大放悲声，哭声震荡着寂静的晚空。太后马氏以下，皇后王氏、太子朱慈亘、公主、宫女十四人、太监七人，被害文武诸臣妻妾子女百余人，不约而同地随永历之后，缓缓而行。行有二百余步，有三乘轿子迎来，让永历、太后和皇后乘上，其余男女老少也未及收拾东西，跟随轿子步行。行约五里，至河岸，早有几只船等候，永历一行登上船。于是，船鱼贯而行。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永历不辨东西，谁也不知道去往何处。不一会儿，船已近岸，因为水浅，船只好停近岸的地方。这时有一人，黑暗中涉水至永历船前，背上永历就走，永历问他的姓名，此人说：“臣是平西王前锋高得捷（又写作大节）。”永历平静地说：“平西王吴三桂吧！现在已到这里吗？”见对方没有回答，永历默默无语……
约二更，到达一营地。此刻，永历才知道已入三桂兵营。
原来，缅甸与三桂约定，为避免发生意外，他们把永历一行骗至三桂营。事先，三桂先派高得捷、官国泰、盛有功、徐伯率兵百人前去，暗中监视；接着，又派出二百人，接应前一批，以防出差错。当永历一行被骗出走，高得捷等都在暗中密切注视。这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没费一兵一卒，神不知鬼不觉，就把永历及其家属一个不漏地全部擒获到手！以上参见《庭闻录》，卷3，《行在阳秋》，卷下，《小腆纪年附考》，卷20。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朝廷至此灭亡，明朝的历史亦宣告结束。
当夜，永历入三桂营，南面端坐达旦。三桂标下官员见到他，跪拜如礼。不一会儿，三桂入，行长揖礼，不跪拜。永历问：来人是谁？三桂口噤，不能回答。永历再问，三桂不觉膝屈而跪。永历坚持问来人姓名。问之再四，三桂无法，只好说出自己姓名。永伍当即严厉斥责，最后叹了一口气：“今亦已矣！朕本北人，欲还见十二陵而死，尔能任之乎？”三桂回答说：“能。”永历挥手，让他出去。三桂却伏在地上起不来，左右人上前扶他起来，搀着他走出了永历的住所。这时，只见他面如死灰，汗流浃背，自此再也不见永历了。《小腆纪传·永历下》，卷6，81页。
三日，将永历一行携至旧晚坡。初四日，邓凯跪拜永历面前，说：“今日事至此，皇上当行一烈，使老臣得其死所。”他的意思是让永历自尽，他做臣子的也跟着他死。永历却说：“你说得很对。但有太后在，而洪某（承畴）、吴某（三桂）世受我家恩，未必毒及我母子。”《行在阳秋》，卷下，303页。
永历一行受到三桂的良好待遇。永历下属，不管大小官员、男女，都给马乘用。给永历进餐，都用金碗，他和母亲、妻子都给鲜服铺盖，内宫宫女及妻妾都各给一套衣服。
十二月十日，三桂下令离缅甸班师。三桂班师日期，各书多载十二月九日，而《庭闻录》，卷3、《清圣祖实录》，卷6载，三桂报捷书记为十二月十日，今从之。次年，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十三日，吴三桂携永历并大军回到昆明。三桂把永历安置在世恩坊原明崇信伯李本高宅内［明］刘茞：《狩缅纪事》，2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派兵严守，每天进餐，奉送衣物，生活用品更倍于前。
十、晋封亲王
吴三桂擒获永历后，以他和爱星阿的名义，将此事的详细经过，写成一长篇奏疏报捷，驰送北京。康熙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圣祖接读报捷书，高兴异常，当即批示：“览王等奏，大兵进抵缅城，伪永历及其眷属，全获无遗”，“伪巩昌王白文选逃奔茶山，大兵尽夜追及……全军归降”。此事“具见王等调度有方，将士同心戮力，克奏肤功，朕心深为嘉悦。在事有功官兵，著从优议叙”《清圣祖实录》，卷6，9~10页。。
圣祖还是一个才九岁的孩子，其见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可能达到如此程度，这都是索尼四辅臣的意见，不过是以皇帝的名义写成谕旨颁发。以圣祖的名义颁发的这道谕旨，对三桂、爱星阿多方赞赏，可以说，完全反映了朝廷重臣的共同心情。
接着，圣祖又对礼部说，擒获永历是一件大事，这都是“仰赖天地、祖宗眷佑，克集大勋，捷音布闻，神人胥悦”。指示礼部官员，“应行祭告典礼，尔部速行察例，择吉具奏”《清圣祖实录》，卷6，10页。。
三月一日，圣祖又指示礼部：平定永历是“天下之大庆”，要“昭告中外，咸使闻之”，要求礼部就此事“速议”。《清圣祖实录》，卷6，11页。
三月十二日，“以伪永历朱由榔就擒”，告祭世祖；同一天，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福陵（太祖）、昭陵（太宗）。《清圣祖实录》，卷6，14页。
同一天，圣祖驾临太和殿，王以下文武百官“上表朝贺”，又“颁昭天下”，把三桂、爱星阿进缅擒永历之事布告全国，最后写道：“念永历既获，大勋克集，士卒免征戍之苦，兆姓省挽输之劳，疆域从此奠定，闾阎获宁干止。是用昭告天下，以慰群情。”《清圣祖实录》，卷6，15页。
永历逃亡缅甸，白文选等仅拥有万余人（包括家属），其力量已微不足道，对清朝构不成严重威胁。开始，它本不在意。但是，永历的存在，至少在政治上还象征明朝并没有完全灭亡，那么，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就不是完整的，不能视它为天下共主。而永历的被擒获，清朝就成为全国惟一合法的统治者。所以，清灭永历残余势力，在军事上并无重要价值，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具有深远而广泛的意义。通过进缅擒永历，又使它的邻国缅甸受到震慑，并置于清朝的势力范围以内，这是清统治者并没有料及的事！清朝统治集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此事大加渲染，把它当作国中头等大事，并采取各种形式，加以宣传，目的是绝明朝故旧遗老和反清势力复明之念，可收安定人心、巩固统治之效。
清朝统治集团越是重视和广为宣传擒永历之事，就越是提高三桂的威望和地位；同时，也越加显示出三桂的功劳之大，因而表现出三桂对清朝的忠诚已达到何种程度。三桂对永历的处置更博得朝廷的一片欢心。
吴三桂擒获永历和他的眷属，一举荡平南明的最后一个政权，朝廷为之振奋，忙于各种庆祝活动，对三桂的赞扬不绝于耳。这些，都不在话下。
此时，可怜的永历和他的母亲、妻子都被严密拘禁在遥远的昆明。三桂给予了他们良好的待遇。永历头戴“马鬃瓦楞帽”，身着“纯绢大袖袍”，腰系“黄丝带”，“举止有度”。《庭闻录》，卷3。他身材魁伟，体态丰满，相貌堂堂，年方38岁，显出一副英气勃勃，加上那一身朴素而颇讲究的衣着，仍不失皇帝的风度。《小腆纪年附考》，卷20，21页。他被囚禁在室内，经常端坐不动，不管谁来送饭，或有人来观看，他都无动于衷，一概不问。有一名士兵看后，不禁赞叹：“这才是真皇帝呢！”《庭闻录》，卷3。
当然，外人是不准随便进去看永历的，能看到他的，首先是一些卫士。吴三桂见了他一次面，受到故主的谴责，胆战心惊，再也不敢见了。永历曾几次想见三桂，三桂并无意见他。永历的户部尚书龚彝置办了酒肴，准备进献永历，守卫的士兵不允许。龚彝厉声说：“他为吾君，我为其臣。君臣之义，南北相同，我只求见一面，为何阻我？”守卫的士兵请示三桂后，才被准许进去。龚彝把酒宴摆好，请永历出来，向他行跪拜礼后，恭恭敬敬把酒端上，永历本不喜欢饮酒，此时处境，一见酒，顿时痛哭不已。龚彝伏在地上痛哭流涕，再劝酒，永历勉强饮了三爵（盛酒的容器），龚彝再拜不止。突然他从地上一跃而起，用力将头触地，头破而死。永历一下子惊呆了，稍清醒，扑到他的尸体上，悲痛欲绝，几乎昏倒……
永历和他的母亲，妻子已成了吴三桂的阶下囚，是生，是死，他们既无法知道，更无权决定。在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只有悲哀和眼泪伴随着他们。然而，最后的命运很快地降临到他们面前！
据有些史书记载，清军中有一甲喇章京军官，暗中联络满人，准备劫持永历，逃往陕西，奉为君主，“以成不世之功”。处事不慎，走漏消息，三桂、爱星阿非常惊慌，迅速逮捕密谋起事的十一人，把他们以最残酷的磔刑处死。为防止再生事变，三桂加速对永历的处置。《狩缅纪事》，20页；《行在阳秋》，卷下，304页；《庭闻录》，卷3。
如何处置永历，毫无疑问，三桂个人不敢也不能自作主张。处置永历是一件要事，必须由朝廷来决定，他只能执行。奇怪的是，清朝官方史书对此重要问题却没有记载，只有个别史书仅记：“仁皇帝（圣祖）命恩免献俘。”《小腆纪年附考》，卷20，21页。照清朝以往的做法，凡俘获或投诚的明宗室人员，一律解送北京，给予适当安置。目的是防止明朝的这些后裔留在地方为反清势力所利用，煽惑闹事。只有坚持明朝立场，与它为敌的，一经擒获，无不就地正法处决。清兵进关后，收降了不少宗室人员，也处死了一大批。其中，清对明宗室至关重要的人物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清入北京后，有“朱三太子”案，出现了真伪太子，这使朝廷很不安。如果崇祯帝的太子真的还在，对它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因此，它以假冒太子之罪名，把已被认出的太子也给杀了。至今，此事成了难解之谜。清兵下江南，破弘光政权，把立为皇帝的福王杀了。隆武政权的唐王朱聿键兵败被擒，没有解往北京，也是就地汀州（福建长汀）处死。永历政权的皇帝朱由榔维持时间最长，在云贵达十四年之久，颇得人心。现在已被擒获，留此人物，已属无益，可能还给刚刚立足的清政权造成威胁。根据它以往的政策，可知清朝统治集团不会对永历实行特赦的。但此时形势与擒福王、唐王时有所不同。在消灭了这两个政权后，永历已远逃缅甸，大陆形势趋于稳定，而一经把他擒获，危险消除，为了笼络人心，留下永历一条命，也是可能的。尽管官方史书不载清朝对永历及亲属的处置意见，并不能说它没有做出相应的决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也许清朝统治集团感到屠杀手无寸铁，又无缚鸡之力的永历母子不是什么光彩之事，因此，在它所修的所有官方史书包括《实录》中，有意回避，漏载此事，只记擒获永历及其亲属，绝笔不提朝廷的处置意见，亦不书永历死事。《清圣祖实录》，卷6、（蒋氏）《东华录》等书，在康熙元年二至四月记事条下，均失载。连私家著述的某些书，似为避讳，亦不载。实际上，决定永历命运的，还是吴三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擒获永历后，吴三桂跟内大臣、定西将军爱星阿等曾讨论过如何处置永历。爱星阿提出，应献俘北京，由朝廷处置。三桂认为不妥，他说，从昆明至北京路途遥远，地方还不那么安静，万一途中被劫，谁也负不了这个重大责任。他主张奏请朝廷，就地处决。《庭闻录》，卷3，《狩缅纪事》，20页。三桂这样考虑，不无道理。平定云南后，全国形势趋于平静，但仍有抗清的势力存在，如李定国正在寻找永历，在两湖、四川交界处，抗清的武装力量继续活动，特别是暗中的反清势力包括个人，也没有完全停止活动。把永历从昆明解往北京，很难说万无一失。三桂的担心，不是多虑，而是出于老谋深算。除此，在他思想的深处，以获永历，再建不世之功，如途中被人劫去，他的这一功劳不但前功尽弃，还将承受不可推卸的罪责。他也深知，朝廷虽然给予他崇高的荣誉和地位，仍存有戒心，含有猜疑。因此，他不同意解往北京，主张就地处死永历。一来可以保全已获得的功劳，二来可以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猜疑。这一层意思，他没有说，仅据上述理由，便说服了爱星阿，同意上奏朝廷，请示将永历就地正法。
四月下旬，朝廷的批复下达到云南：“仁皇帝（圣祖）命恩免献俘”，“著将永历正法”。《狩缅纪事》，20页。朝廷完全同意三桂的意见，永历不必解往北京，可以在昆明处决。朝廷已授权三桂处决，怎样处决，由三桂与诸将议定。处决的方式种种，如斩首、磔死、毒死、勒死、自缢等等。爱星阿询问三桂以何种方式处置，三桂回答得很干脆：“骈首！”（指其头为多余无用之物，意即斩首）爱星阿以为不可，说：“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三桂还想辩，他只是“奉旨”杀头，非个人专断独行。安南将军卓罗厉声说道：“一死而已，他也曾当过皇帝，应当全其首领，何必用斩！”《庭闻录》，卷3，参见《狩缅纪事》，20页。
斩首是对犯有死罪的人通常施用的刑法，死无全尸，身首异处，实为受刑人和家属所忌。对某些重要的特殊人物若处以死刑，可由皇帝格外施恩，例改为自缢，或饮毒酒等法处死，全其尸首，免受刀斧之苦，这也算是一种莫大的恩典。爱星阿、卓罗等满将出于对一个弱者的怜悯之心，念永历曾是皇帝，欲成全他保全尸，也属难得。三桂此时的心情，大抵是害怕满人看出他对故主永历的眷念之情，故不假思索，张口道出斩首处决。当两位有身份的满将坚持不斩首，他也就顺水推舟，表示同意。
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二十五日处死永历的时间，各书记载不一。一说四月二十五日（《庭闻录》、《狩缅纪事》、《皇明末造录》，卷下、《爝火录》、《求野录》等）；一说四月十五日（《小腆纪传》、《小腆纪年附考》、《南疆逸史》）；一说为四月八日，（《也是录》）。还有的只书月而不记日期的（《清史稿·吴三桂传》）；也有的不知或不书永历“崩日崩所”的（《永历纪年》、《明末滇南纪略》），等等。考三桂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日离缅甸，即给朝廷上奏报捷，至次年（康熙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朝廷接到这份奏报，双方尚未讨论决定对永历的处置。至三月十三日，三桂率大军回到昆明，这才进一步议决对永历的处置，加紧请示朝廷，往返总得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故知四月二十五日说法较近实际。再者，记述永历死的时间，多系当时亲身经历的人，有的虽未目击，亦采可靠传闻而记。故四月二十五日说较之他人更有所据。，上午十时左右，三桂亲自部署和执行对永历的处决。他派纛章京吴国贵率亲兵《狩缅纪事》，20页。《庭闻录》，卷3，记执行死刑者为杨珅、夏国相。，前往永历囚禁之所，将永历和他的儿子，还有皇室王维恭之子抬出门首小庙中，吴国贵命人出示弓弦，准备用刑。永历知死期已到，既没有求饶，也没有抗争。他的儿子——太子，才12岁，大骂吴三桂：“黠贼！我朝何负于你？我父子何负于你？乃至此耶！”《行在阳秋》，卷下。吴国贵等不由分说，用弓弦把永历父子和王维恭之子逐个勒死。《庭闻录》、《求野录》等书记载：吴三桂命杨珅、夏国相向永历“进帛”，赐其自尽。而《狩缅纪事》、《小腆纪年附考》、《清史稿·吴三桂传》诸书皆载以弓弦勒死，今从之。永历时年38岁。永历父子死地，原称篦子坡。后因此地逼死永历，人们又改称“逼死坡”。勒死永历三人后，三桂命昆明县知县聂联甲亲运薪木至城北门外，将他们的尸体烧化，然后尸灰四扬，彻底消尸灭迹。剩余部分就地埋葬。二十八日，三桂遣人押解永历的母亲太后、妻子皇后与宫人李贵芳赴北京。至中途，皆自杀。她们不属重要人物。既然自杀而死，朝廷也不以为然，未予追究。《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卷3，29页。关于永历后与母是否解往北京，各书记载互异。如《行在阳秋》：“太后王氏不食崩”，是说王氏在遣送北京前已死。《小腆纪年附考》载：永历被处死后，其母与妻均解往北京，中途，两宫自杀。征之《狩缅纪事》，亦载永历母、妻确实被解往北京。但未记是否自杀。《清史稿·吴三桂传》亦采取解北京、中途自杀的说法。
永历带着他终生的遗恨见他的祖宗去了。对于他的死，时人和史家都表示了很大的同情。永历被勒死时，“滇人如丧妣，罢市哀恸。各街市民假称丁艰丧服，半皆缟素”《狩缅纪事》，20页。。各史书都记载，当时，“风霾突地，屋瓦俱飞，霹雳三震，大雨倾注，空中有黑气如龙，蜿蜒而逝”《庭闻录》，卷3。。有的写道：“雷电交作，空中有二龙蜿蜒……军民无不悲悼。”《小腆纪年附考》。有的写道：这一天，“大昏黑，风霾并作，人影不见”《行在阳秋》。。又有的写道：“天地昏黄，士民相走，哭于道者不绝。”《求野录》。还有的写道：永历“蒙难之日，暴风雷雨，昼晦，士卒皆出涕”《南疆逸史》。。
所有这些天愁人怨的描写，无不寄托了人们对永历的同情和哀悼之意。永历政权同弘光、隆武政权一样腐败，但永历帝个人的一些品行，颇为人们所称道。他长得仪表堂堂，气度不凡；作风较朴实，厌恶繁华，不饮酒，无声色玩好，喜闻和谈论忠义事，供奉母后很尽孝道。据说他惟一的缺欠是不甚好学。终其短暂一生，他没给人留下恶感，相反，他个人的某些好的品质博得了赞赏。因为他死得如此悲惨，倒是激起人们更多的同情，洒下哀伤的泪。普遍怀念故国之情，对新政权满人的清朝的多少厌恶之感，也增加了人们对永历的怀恋。
吴三桂绞杀永历父子，逼死其母后和中宫皇后，可谓斩草除根，为清朝除去了一大隐患。他为清朝建树的这一大功勋，很快又得到了最高爵赏。
康熙元年五月十一日，圣祖亲自提名，给三桂晋封亲王，命礼部准备“应行事宜”。圣祖依照索尼四辅臣拟定的旨意，指示说：
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秦、蜀，绥辑滇、黔，抚顺剿逆，茂著勋劳。伪永历朱由榔，以明室遗孽，煽集党羽，妄称尊号，窃据一隅，历年以来，屡烦王师征剿，疆圉弗宁。今王奉命统领满汉大兵，出边进讨，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内进抵缅甸，擒伪永历及其眷属，又降伪巩昌王白文选，并伪官全军。此皆王殚忠奋力，运筹谋略，调动有方，遂使国威远播，逆孽荡平，功莫大焉。宜加殊礼，以示眷酬，著晋封亲王，应行事宜，尔部察例具奏。《清圣祖实录》，卷6，22页。
清朝从建国伊始，就有一项政策，有功必赏。特别是到清太宗皇太极时期，有大功者，不吝惜爵赏，凡明朝归降过来的人，皆照原级录用，一有勋劳，即升级加官，如平步青云。此后，这项政策进一步全面施行，并比前人实行得更彻底、更坚决。这在清军进关后，尤其明显，收效相当显著。这一政策吸引了明朝大批将吏纷纷投降，对瓦解明朝的军事与政治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相反，明朝统治者很吝惜爵赏，坚持异姓不封王的原则，至高爵赏也不过侯、伯。如吴三桂，在明朝最需要他进京勤王时，才赏了一个“平西伯”，但他一投降清朝，马上封为“平西王”。对比之下，一些人宁肯投降，也不愿为明效力。
清朝对吴三桂的态度，最鲜明地反映了它一贯的精明的招降政策。圣祖在上述谕旨中，仅提到三桂镇守陕西、四川与进军云贵，及擒永历之功。他强调擒永历“功莫大焉”，应加给不同一般功劳的“殊礼”——晋封亲王。爵位至“亲王”，已达到赏赐的极限。按清朝规定，只有宗室积大功者，才能得此爵位。现在，圣祖和四辅臣把宗室专享的这个爵位的崇高尊号赐给了三桂，这又一次显示了它恢弘的气度，是对他的前任们的政策一个重大突破。三桂是得此爵位的第一个汉人，其后，在三桂发动叛乱时，尚可喜又得亲王爵位，是为第二人。自此至清亡，再没有第三个汉人能享受到如此崇高的礼遇。所以，给三桂晋封亲王，在当时是何等荣耀，何等尊崇！
晋封三桂为亲王，乃皇帝钦定，大臣们无权再讨论该不该封，而是按照皇帝的旨意，去办晋封典礼所需要做的有关事宜。
康熙元年六月三十日，圣祖正式向三桂颁发晋封亲王的金册、金宝。金册详载三桂降清后所建树的功勋。我们依据册文的内容，按时间顺序，把三桂的战功归纳如下，也是对三桂前半生的一个总结。
第一，顺治元年，“开关迎入”清军，又随多尔衮“破贼兵数十万，底定中原，大功茂著”。十月十三日，“授以册印”，封为平西王。
第二，出征陕西，在阶州（甘肃武都）地方“杀伪秦王朱生福、伪定远侯赵荣贵并贼7000有余”，获定远侯印1颗、总兵官印10颗；在碧鱼口“杀贼兵300余名”，擒斩总兵官王应选；在富平县、延安府等州县、美园等处杀经略王永强、高友才及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郭玉麟等540名和兵士20600余人，获定国将军印1颗、其他“伪印”11颗；共攻克山西、陕西两省58城。又派遣官兵在同官县、临县等处杀经略平四、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等官26名及兵士5500余人，获印6颗，在延安府、府谷县招降总兵官2名，道员官1名、副将1名及兵士600人。
顺治八年九月初八日，特授金册金印，仍封为平西王。
第三，奉命入川，战败嘉定州总兵官龙名扬及其所部千余人，斩敌700余人，擒斩总兵官龙名扬，行文招抚四川3州16县。
驻守保宁城，击败孙可望部将抚南王刘文秀部马步5万余众，杀敌4万有余，擒斩将军王复臣、总兵官姚之员等200余名，获抚南王金印、象3只、马骡2300余匹头。
顺治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以三桂“亲身督战，剿灭大寇，勤劳行间”之功，加俸1000两，“所有功添入册内”。
第四，收复重庆，归入版图，降服遵义，招抚总兵官郭李爱等及其将士家口5000余人，获象3只、马500余匹。招抚兴宁伯王兴及其将士家口7000余人，获马骡300余匹头、缴敕印扎。
进军云南，追剿巩昌王白文选，获象5头、马100余匹，又剿杀总兵王国勋等，活捉其兵士11名、太监1名、获象3头，马180匹、巩昌王金印1颗、孔雀尾伞1把、销金龙伞1把；收复永昌府、腾越州，招抚“伪侯”狄三品等，计获庆阳王冯双礼，把抚其将士2000余及家口4000余人投诚，又有“伪伯□□恩等”率将士2000余人、“伪□山侯王会”带领“官□□千余人并官印投诚”。
在川南永宁，招降伪总兵官陈希贤等及其将士与家口1400余人。
在迤西，招抚文职官员张佐宸等150余人、武职官员曹延生等50余人。
攻取沅江，剿杀沅江首领那嵩等，活捉将军高应凤等人，获关防印一颗，招抚黔国公沐天波之子沐忠显及家口投清，剿杀将军那伦等人，获马200余匹，招抚公安伯李如碧等，各带家口将士6600余人、马1960余匹、伪金银铜印共16颗、敕扎236张。
“伪将军”杨武带领□兵共3400余人，家口共7500余人、马一千□百八十匹、象4头并官印4颗、敕扎69张；游击胡国才率兵400余人、印防14颗来清军投诚；还有副将孙崇雅等及兵七八百余、家口700余；“怀仁侯”吴子圣等率将吏士兵760余人、家口960余人、马230余匹、印敕2张、官印8颗先后来归。
阳武伯廖鱼带将士690余人、家口690余人、马150余匹、官防印6颗、敕扎88张投诚。
明淮国公马宝、叙国公马惟兴、汉阳王马进忠之子马自德等带将士4550余人、家口一万一千七百五□余人、马一千四百□十余匹、印防35颗、伪敕扎□□七十余张、金册二□投诚。
总兵王然、李景瑜等人带领所部900余人、家口800余人、关防印1颗、扎70张投诚。
招抚土舍、那杰等并印1颗、象1头；总兵何起龙等带领所部730余人、马120匹、关防印6颗投诚。
成阳侯祁三升、孟津伯魏勇等带部属、家口7900余人、马1340余匹、象3头、金银铜印12颗、敕谕扎89张投降。
派官兵剿杀马乃，擒获首逆龙吉兆等；副将丁仲柳带所部与家口500余人、印防4颗、谕1张、马56匹、象1头投诚。
册文在详载吴三桂历年战功之后，写道：
“王（三桂）镇守秦蜀，绥辑滇黔，抚顺剿逆，茂著勋劳。伪永历以明室遗孽，煽集党羽，妄称尊号，窃据一隅……”以下，与上引圣祖指示礼部的话相同，故删而不录。最后，册文特别强调，“特仿古制”，进封亲王，“以示眷酬”，赐之金册、金宝，鼓励三桂“益励忠勤，屏藩王室。钦哉无！”册文不载《清圣祖实录》，见《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701~707页。
吴三桂以永历父子的鲜血染红了镶嵌在亲王冠上的宝石，是那样鲜艳夺目，大放异彩！圣祖说得很清楚，特加三桂以“殊礼”，是因为奖励他为清朝立下的特殊功勋。同时，他也毫不隐晦地表明，他给三桂晋封亲王，目的是鼓励他继续为朝廷效忠，以他的力量“屏藩王室”，维护清朝的稳定统治。三桂能否做到这一点，且让后事来证明吧！
在朝廷为三桂加官晋爵，举朝额手相庆之时，似乎忘记了在云南与老挝交界处还有李定国的势力的存在。他已退到景线一带驻扎。三桂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为防止李定国由车里进兵，特令提督张勇领兵万余，分布普洱、沅江一带堵剿李定国。《逆臣传·吴三桂传》。迟至十月十九日，朝廷得到云南巡抚袁懋功奏报：据车里（云南景洪）宣慰使刀木祷的报告：“李定国逃奔景线地方，染病身死。”《清圣祖实录》，卷7，17页。
李定国之死，是由于哀痛永历父子被害所致。当永历及其家属被三桂擒获时，他一无所知，以为还在缅甸，专派副将刘子远率八百精骑赴锡波江侦察缅人动向。未过十天，刘子远疾驰回报永历已被擒获的消息。定国如五雷轰顶，哀痛难抑，绝望地喊道：“恢复事还可为吗？我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刘彬：《晋王李定国传》，载《滇粹》。他哀愤过度，病倒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永历被缢死的消息传来，他痛不欲生，哭天号地不止。他披散着头发，赤着脚，“号踊抢地，两目皆血泪”。他不想再活了，只求速死。七天不进一粒，于康熙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去世。《庭闻录》，卷3、《南疆逸史》，卷52，411页。如《行在阳秋》，卷下，载李定国去世时间为七月二十九日。《小腆纪年附考》，卷20，只载六月，不注日期。死前，他把部将靳统武和儿子嗣兴召至面前，嘱咐说：“任死荒郊，无降也。”《小腆纪传·李定国传》，卷30，366页。不久，靳统武也相继去世。定国的儿子嗣兴没有遵从父亲的遗愿，率部投降了三桂。
李定国的去世和其子率余部投降，标志着永历政治与军事势力的彻底覆灭。吴三桂在云贵的一统之局已成。从战争转入和平时期，三桂开始努力经营自己的小天地，自成一地方的巨大势力。
十一、独擅特权
顺治十六年三月，朝廷命三桂留镇云南，总管云南军政一切事务。康熙元年十二月，在三桂已全权掌管云南后，圣祖和四辅臣又把贵州交由三桂全权管理。圣祖（实则是四辅臣）指示吏部、兵部说：“贵州接址云南，皆系疆要地，且苗蛮杂居，与云南无二，其一切文武官员、兵民各项事务，俱照云南例，著平西王管理。”《清圣祖实录》，卷7，25页。
由于朝廷的特许，吴三桂取得了对云贵两省的完全支配权。这样，便形成了三桂王云贵、尚可喜王广东、耿继茂王福建的“三藩”并立的局面。“三王”中，无疑三桂占地最多，兵力最强，势力也最为雄厚。
终清之世，异姓受封为王的，只有五人，最先受封的是，“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合称“三顺王”。他们是在清入关前天聪七年、八年间先后降清，而受封为异姓王。顺治六年，“三顺王”改封号，尚可喜为平南王，平定两广，藩守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在南下途中死于江南，其子耿继茂袭爵，后病死，其孙（继茂之子）耿精忠嗣继。孔有德为定南王，进军广西，于顺治九年兵败桂林，自焚死。因无子承袭，爵除。吴三桂归降稍晚，迟至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在山海关前率部投降，即封为平西王，再进封为亲王。原封爵四王，孔有德死后，剩吴、耿、尚三王，各据藩地，并称“三藩”。最后是孙可望，他于顺治十四年降清后，封为“义王”，驻京师，无辖地，亦无政治作用。
清朝入关前后，为何不吝封异姓异族为王？这里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形势的要求。这要追溯到皇太极时期，是他开其端，首先破例，一次就封了孔、耿、尚三个异姓的汉人为王。皇太极与其父努尔哈赤不同之处，他的目标不只是在关外东北地区立国，而是要进居关内，同明朝争天下。为实现这个目标，他打破民族的狭隘观念，大量起用汉官汉将，不惜封王封爵，借以笼络和招徕大批汉官汉将，有利于瓦解明朝而壮大清朝的自身力量。对他们中功高、有较特殊贡献的，非以仿古制封王而不足奖赏。孔、耿、尚归清（后金），既不是兵败被俘而降，也不是被清（后金）兵围困而乞降，更不是孑然一身前来投靠的亡命者。他们都是先叛明并同它进行了规模不等的战斗，然后携带万余名将吏兵丁、家口和大批军资，主动投向清朝（后金）的。这一点，皇太极看得很清楚。例如，在尚可喜率众航海来归时，他对满汉蒙古贝勒诸大臣说：“广鹿岛副将（尚可喜），招抚长山、石城二岛，携民来归，非以我国衣食有余而来也，承天眷佑，彼自求附。”他认为后金兵“不费一弓，不折一矢，而王（尚可喜）率甲众卷，倾心归命，首建大勋，为国家肃清海岛，此识时之俊杰，宜有以优礼之”王先谦：《华东录》天聪九，3~4页。。他在敕书中高度赞扬尚可喜“全携兵民，尽载盔甲器械，乘危涉险，航海来归，伟绩丰功，超群出类，诚可嘉尚”《清太宗实录》，卷8，16~17页；参见《尚氏宗谱》，“先王实迹”。。他对先尚可喜归诚的孔有德，耿仲明给予了几乎相同的赞扬。至世祖继位时，又有吴三桂投诚。他有雄兵猛将三万余人，接引清兵入关，联合击败李自成精锐，为清兵入主中原举行了一次悲壮的奠基礼！三桂为清朝建此大功，更非孔、耿、尚三人所能比拟。故“平西王册”文内载其“洞识天时”，于摄政王多尔衮率军西征之际，“遣官归命军前”，“开关迎入”，与清军“破贼兵数十万，底定中原，大功茂著，宜膺延世之赏，永坚带砺之盟”。其后，又以平定云贵、擒获永历的特大功劳，晋封亲王，地位又远远高出耿、尚（孔有德已死）之上。有功给赏，功高重赏，是清建国以来笼络汉官汉将的一贯政策。事实证明，这一政策鼓励了他们矢志为清朝效力。这就是说，当初封异姓汉人为王，实是当时实行的一项特殊政策，也是清朝的政治需要而必须采取的特殊做法。
但是，“三王”所领之地，不是封地。圣祖在给吴三桂晋封亲王的册印中说得很清楚：“朕登大宝，特仿古制，视诸臣功德差等，授以册印，俾荣及前人，福流后嗣。”《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701页。这段话概括地表达了自皇太极以来，封王与历代的那种分封有着根本的不同。清朝的做法，仅在封王的名称上“特仿古制”，而在实质内容上却有别于历代的分封制。周代以后的分封诸王，多各有自己的领地，在这块领地上享有全权，实则是国中之国。清代所谓封王，是爵位之名，地位崇高，待遇优厚，不具有封藩的意义。即使皇室中封王的，也不给封地，都住京师，不具有政治权利，只有他们出任朝廷某种职务时，才握有该职务所规定的一种权力。当初皇太极所封孔、耿、尚三王分驻辽阳与海州（今辽宁海城），此为驻防地，并不是封地。顺治时，仍然沿袭这一体制，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当时，正处于千军万马纵横奔驰的征战状态，一无藩地，二无特殊权力的规定，不过待遇比关外更优厚些。当战事稍缓，大规模战争逐渐结束时，便把他们陆续调到关外各自的家乡驻防。尚可喜于顺治二年自江西班师，“还镇海州”《贰臣传·尚可喜传》。，孔有德与耿仲明“还镇辽阳”《贰臣传·耿仲明传》。。与此同时，吴三桂在追击李自成致其死后，也班师回京，“出镇锦州，所部屯宁（远）、锦（州）、中右、中后、中前、前屯”等清军入关后不设防的已弃城镇。《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