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虽偏远,“地产五金”,为生财的又一大来源。自元明以来,开采不断,已形成金、银、铜、铁、铅等采矿中心,各有矿厂。老矿厂有蒙自、楚雄、南安、新平的银锅等厂,易门的三家老铜厂,定远的苴铁厂。新开的矿厂更多。在呈贡的黄土坡、昆阳(普宁)的母子营、罗次(今富民西北)的花箐、寻甸(今仍名)的迤曲里、建水(今仍名)的鲁苴冲、老鹤塘、石屏(今仍名)的飞角甸、路南(彝族自治县)的泰来、广通(楚雄东北)的火把箐、定远(牟定)的大福山、和曲(今地不详)的白露、顺宁(凤庆)的老阴沟,皆为铜厂;
易门(今仍名)的新、旧县、马龙的江南口、寻甸的白土坡、石屏的龙明里、路南的小水井、陆凉(陆良)的三山、大姚(今仍名)的小东界、武定(今仍名)的只苴、马鹿塘、蒙化(巍彝族自治县)的西窑,皆有铁厂;
罗平(今仍名)的愧泽河、建水的清水沟、姚安的三尖山,皆有铅厂;寻甸的歪冲,建水的黄毛岭、判山;广通(楚雄东北)的广运,南安的弋孟、石羊;赵州(下关市附近)的观音山、云南(祥云)的梁王山、鹤庆的玉丝、顺宁的遮赖,皆有银厂;
鹤庆的南北衙、金沙江等处,则有金银厂。以上见《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11页。
五金之厂遍布省内各地。这些厂,有的已封闭多年,多数为三桂治云南时所开采,有的开采不久便废弃。三桂垄断这些矿厂的开采,利润源源进入他的府库。一种办法是,向金银铜铅等厂征收高额税,部分矿厂则直接由藩府经营,获利更多。再有一法是,用铜铅铸钱,如在蒙自设炉,制成金属钱币,专发售给交趾(越南),换取银两。蒙自以南二百里,即交江的蛮耗,特设一关口,至水路二百里,有一坝,在此设市卖钱。交趾人愿得此钱,买卖十分兴隆。三桂通过这种违禁的交易,从中获利。《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10页。
除了开矿取利,还有盐井税收,也被藩府所垄断。云南有黑白两种盐井,明朝年间征收黑井盐税为26600余两,白井盐税为10500余两,再有一种是琅井盐税为2400余两。至明末时,税额远远高出旧时数倍。如,黑井盐税征96000两,每斤盐征税一分六厘;白井盐税28560两,每斤盐征银八厘;琅井税9600两,每斤征税六厘。三桂即以此数为准征收。当时,浙江的盐税,一等盐一斤才征不足二厘,下等的不及厘许。邻省四川盐税,每斤才征六毫八丝。同为盐税,相差竟是如此悬殊!因此,云南百姓买不起盐,“甘心食淡”,而少数民族“经时不知盐味”。从事煎盐的户费时、工本费用高,又加以重税,盐卖不出去,困苦异常,藩府却坐收利润!《八旗通志·石琳传》,卷196,4590页。
放高利贷,是三桂谋取资财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把钱贷给商人,称为“藩本”,从中取高额利息,不断增厚“藩本”,使军需得到了保证。在这方面,现存的数量很少的档案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一份《关于江苏省严追未究各处隐匿吴逆本银残黄册》档案中《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94~998页。,记录了薛肇元、王言、王玫、王济民、王洪、朱廷聘、朱献、陆程宾、老养志、老养祯、朱志行等“案犯”,直接或间接地从平西王府贷“本银”,经商开典当等行业。经江西按察司会同各厅、县等衙门多次会审,查明王言“原领吴逆(三桂)本银十万两”。王言,辽东人,原任山西岢岚道,“久经革职”。很可能他借助与三桂同乡的关系,从三桂处领来巨额银两,从事商业活动。王玫之父王济民也“领吴逆本银十万两”;老养志、老养祯兄弟俩,于康熙五年“曾领吴逆本银四万两”,“开典贸易”。
他们当中,借领三桂银钱最多的是薛肇元。从审问的记录来看,这是一个贸易集团。薛肇元,山西人,一向与王言、王如丝父子,王济民、王玫父子“先后各领借叛逆吴三桂本银,行盐贸易”。从“本银账目”所记,薛肇元向三桂借领“本银”23万两。但查明后,他“原接领吴逆本银28万两”。又据揭发,他“接管逆本”,一收“盐本银245000余两”,再收程弘道“典本利债等项”银50900余两,又以“吓诈”的手段,从老养志处取得“逆本银”1万两、朱志行“逆本银4500两”,一共“入囊银311000余两”。最后核实,去掉劫取他人银两,他实领本银28万两。先是,朱之秀为原领,朱氏去世,交给了程弘道,程氏又去世,才将此本银交给了薛肇元。显见他们是一伙的,而他是盐业的老板。薛对此供认不讳。仅从此数额,可以看出,薛肇元经营盐业的规模是很可观的。
上述档案,只反映了三桂在江苏一省的放贷,因此不难想见,他在别省肯定也是放了贷的。他放给薛肇元的贷银共达50多万两,由此可以推算,他在全国各地放贷,其总数又不知有多少万银两!他取高额利息(当时惯例,放债每100两只发40两,剩60两为利息,才3个月,即应还100两),其“藩本”的数额就更惊人了。
三桂的部属也大量从事放高利贷的活动。他的部将提督王进功贷给南京的洪宜山与余希圣本银7000两,开“宜圣典铺”;三桂手下一个姓王的下员到苏州买缎匹,从康熙五年到九年,同从事“机织缎”业的朱应申“交易过银”25000两,也被当作“逆本”而予清查。《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96~997页。三桂同他的部属的放高利贷活动遍及各处,依此非法活动,大发横财!
从事贸易活动,是三桂的又一项重要财源。还在顺治十八年三月,恰巧有西藏达赖喇嘛与蒙古干都台吉派遣使者前来云南,一则祝贺平定云南;一则要求在北胜州(地在云南北部与西藏接界之处)互市茶、马。这给三桂带来了希望,但事关重大,他不敢做主,就向朝廷报告。部议:认为在北胜州互市没有先例。但考虑到云南新近平定,形势已发生变化,应否开市,请三桂酌议,提出办法。三桂立即上奏章,也说马市原在陕西、西宁,从无在北胜州开市之例。接着,他又说,北胜州位于云南北部边缘,外接西藏,再外就是蒙古,所产马匹与西宁边外相等,早已明划疆界,彼此不来往,所设防边的兵士,多是步兵,不用马匹,所以未开过互市贸易,朝廷文件未曾记载过开市的事。现在,皇上威望宣扬内外,“统驭万邦”,蒙古、西藏皆为臣仆。干都台吉和达赖喇嘛受皇上推诚之恩,特以互市恳请,这是远方人归化的表现,应给予嘉许。这和以前是不能比的。况且云南需马,每年都由兵部发单,派人远赴甘肃、西宁购买。云南与陕西相距数千里,必经累月跋涉之劳,饷料之费,殊非易事。假如云南近边无马,远购于陕西,亦是不得已。如今,西藏愿意通市贸易,要问臣(三桂自称)的意见,应允许开市为便。
三桂对在云南通市持赞成的态度。毫无疑问,他是把他的利益考虑在内的,不过,他不能直说,而是委婉地说明此事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国家均有利可图。他说服了朝廷,批准与西藏互市贸易。实际上,三桂以开市与藏人交易有大利可图,已与西藏达赖及蒙古人达成协议:三桂把金沙江外的金甸、中甸地区割给西藏,让藏人、蒙古人屯牧,“为交好之计,通商互市”,以此来换取藏蒙供给马匹。《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5页。他向朝廷请示批准,不过换取合法名义而已。
互市项目,以茶叶、马匹互易,即云南以茶易马,西藏以马易茶。具体互市办法,户部提出,开市所需茶叶,或由云南本省采买,或到别省采买,可否比照西宁例互市,应请三桂考虑。三桂又上奏:北胜州不通江道,交通不便,远省的商人一定不肯来。而本省普洱地方,产茶不多;到外省采买,肩挑背负,跋涉万山,为数很有限,难以比照西宁例,也不能告领户部茶引。可否令商人在云南驿盐道领票,前往普洱或四川、两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州互市,由官府盘验后,听任与藏人交易,每两茶收税银三分,如贸易亏损藏人的,允许他们互市于“官解处”。如夹带私茶与私买马匹的,国家有法律惩治。
三桂的意见,又获得了上自皇帝,下至各部臣的支持。以上,有关云南茶马互市、藏人请求开市等情,详见《庭闻录》,卷3。
西藏要求在云南北部互市茶马一事,对三桂是有利的。迹象表明,事先藏人已同三桂谈妥,三桂才委婉地提出了主张开市的意见,取得了朝廷的批准。自此他可以公开地从茶马互市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他借茶马互市,广泛招徕商人,从事各种贸易,活跃当地经济,于百姓也有些好处。三桂从事贸易活动又不止西藏,更远至辽东。尽人皆知,辽东地区产参,被称为关东一宝。人参作为名贵药材,向为人们所看重。三桂利用自己的家乡关系,将辽东参运往云南发售。四川巴蜀地产黄连、附子,也是名贵药材。三桂都通过官方加以垄断,不准私人贩卖,设官衙严禁,违禁以死论处。而由官方出面操纵人参、黄连、附子等药材的贸易,获取利润。《四王合传·吴三桂传》。他还借疏通渠道、筑城为名,征收重税。在云贵各水陆要冲,私自派遣心腹把守,“榷敛市货”。《庭闻录》,卷4。
地方官员私行贸易、放债等活动,为朝廷法律所不许,已引起朝廷的注意。康熙六年五月,左都御史王熙遵照圣祖的旨意,专门查询了此事。他在报告中指出,福建、广东、江西、湖广等沿海与交通要冲地区,当地官员就近“自置货物”,卖给部属,从中赢利,有的“巨舸连樯”,装载到别的地方买卖,“行同商贾”,更有甚者,有的“指称藩下,挟势横行,假借营兵,放债取利”。他要求详议并制定条例,严禁王公将军、督抚、提镇“恃势贸易”,不得“与人争利”,违者严处。圣祖下令“议行”。《清圣祖实录》,卷22,7页。王熙的指控直接点了尚可喜所在的广东、耿继茂所在的福建,官员放贷、私行出海贸易走私是相当猖獗的。虽未提及云贵,但三桂种种违法之事,不在尚可喜、耿继茂之下,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他的属下一般“旗员多领资贸易”,将官也以贩私盐活动,大发横财。《庭闻录》,“杂录备遗”,卷6。无论是朝廷大员,还是云南地方的监察官员,都惧于三桂的权势过大,没人敢触动他。在此之前,御史杨素蕴等人曾批评了三桂,碰了钉子,还为此丢了官,险些送命。王熙在思考上述问题时,不能不有些顾忌。所以,他在报告中回避了对三桂的点名批评。朝廷对他提出的问题很重视,立即责成户部等部制定了具体惩治条例。其中一条是,如藩王(主要指“三藩”,包括三桂在内)纵容家人“强占关津要地,不容商民贸易者”,要对藩王本人罚银一万两,将管理藩王家务的官员革职,将军、督抚以下文武各官都以革职论处。《清圣祖实录》,卷23,2页。一句话,就是不准为官者包括从役人员经商,不得与民商争利。为此而犯禁的,在在皆有,时时发生,很少有能逃避处分的。惟“三藩”继续违法犯禁,却很少受到处分,即使处分,也多属下人员。三桂在反叛前,所作所为,多系不法,竟未受到过任何处分!
吴三桂在云贵聚敛财富,目前限于材料不足,尚难统计。这里,只举一个小例证。清兵剿灭三桂叛乱,进入昆明,没收三桂的所有财产,只见“伪宫财物充斥”,仅没收的裁纸折叠小刀竟多达数库!《庭闻录》,卷6,8页。据载,三桂在昆明修玉皇阁时,意外地获窖金五十余万两。老君殿倒塌,他捐资重建。搬移神座时,又获窖金百余万两。在其他处因土木之建,又多次发现十万两藏金。《庭闻录》,卷6,2页。这些巨额金银财富,大抵是永历政权留昆明时,为孙可望、李定国、黔国公沐天波所藏,在撤离的仓皇时刻未及带走,始被三桂大兴土木建筑时发现,全部收入他的府库。看来,三桂所拥有的财富是难以用数字计算的。可以肯定,他把云贵的土地、贸易、高利贷、商业、手工业、采矿、关税、盐铁金银之利等所有权益集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特等权贵兼大军阀、大地主、大商人、大高利贷者。时人曾这样描写三桂的富有:
日解饷银,时供粮;庄佃三百六,铺税千万两;今朝给银贸易,明日发货市鬻;库仓金银,币帛积之如山,厩圈骡马豚羊畜之如林。《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91页。
又据时人对三桂的极盛作了如下的叙述:
三桂之所部,视三藩为众。平滇后,收诸降将,兵益强。滇池固僻饶,三桂厚自封殖,席黔国(公)庄田之利,又灭水西安氏,获其累世财宝无算。诸奴客以言利进,商贾偏于海内,远至迤西,徼外珍宝充牣,富于天室,园囿声伎之盛,僭侈踰禁中矣。《漫游纪略·楚游下》,卷4,9~10页。
这两段文字,即具体又形象地道出了三桂聚敛财富、兵强马壮,已到了令人不胜惊讶的地步。史传三桂“财用富饶,兵革坚利”,果然名不虚传,是三藩中实力最为雄厚的藩王!
十三、崇奢纵欲
吴三桂以亲王的显爵坐镇云南,握兵柄,擅特权,专制一方。云南远距京师五千里外,所谓“天高皇帝远”,他自行其是,俨然成了云贵的土皇帝,令行禁止,一切生杀予夺大权都出自他手。在过去近二十年的征战中,他南北征讨,手握大刀,未下鞍,很少过上几天安闲的日子。作为一个勋臣武将,他所应得的,除了皇帝的宝座之外,他都得到了。现在,战争已经成为过去,他尽可以纵情享受荣华富贵了。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功成名就,为什么不好好享受一番呢!
最能显示荣华和地位的,除了爵位,莫过于他的居室。它的规制和装饰,总是和主人的身份及富有的程度相匹称。吴三桂移镇云南之初,“省城大小衙门,悉被逆属(指三桂部属)占为私第”《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16页。。他占据了原南明蜀王刘文秀的故宅。没住多久,他就感到居室狭小,跟他的亲王地位不相称,想另选新居。他一眼就看中了南明永历帝居住过的五华山故宫。不过,在三桂眼中,此宫还不够华丽,不够气魄。他要重新增修、扩建,作为他的平西王府。建成后的王府,如同京师的皇宫一样宏伟、壮丽,显得无比神圣!但吴三桂并不满足于一次增修和扩建,随着财富的增长,及其地位的蒸蒸日上,他还在不断扩展王府的规制,每扩修一次,装饰亦随之增色,再放异彩。增修王府,前后持续了十余年,造成了一个占地广阔、规模宏大的宫殿群。五华山周围,山上山下,到处都是宫室殿阁衔接,“备极壮丽”钱泳:《履园丛话》。,真是“千门万户,极土木之盛”!只见殿阁崇峙,溪水淙淙;回廊百转,曲径千折。彼此衔接,不知尽处!门外有门,墙外有墙,殿顶装琉璃瓦,墙壁饰以图画,金碧辉煌,令人眩目。
建造楼堂殿阁,还不足以称奇。三桂一心要使他的王府富丽,还要巧妙设计,以新奇称甲天下。在宫府中造亭海,名曰:“近华浦”(又有写“承华圃”),可称一奇。有人曾这样描写道:
红亭碧沼,曲折依泉,杰阁崇堂,参差因岫,冠以巍阙,缭以雕墙,袤广数十里。钮琇:《觚剩》。
寥寥数笔,已写尽亭、海之妙。再有一奇,要数“安阜园”了。此园位王府西,以三年之功造成,连同五华宫,方圆也达数十里。园内开通渠道,引进城内菜海子之水,注入园内流淌。在渠道两岸建台对峙,高达百余丈,中间建桥相接,人可登桥,凌空往来。园中移种高三丈许的松柏,植以各种珍稀花草,招来奇禽异鸟,日夜欢噪于松柏与花草之间。昆明本是四季如春,此园经人工装点,一年尽是春光明媚,花香鸟语!为建造这座园子,三桂不惜毁坏和占用昆明城郊百姓的庐舍、墓地;缙绅之家有名花奇石,“必穿屋破壁致之,虽数百里外不恤也”王思训:《野园歌序》,载《陈圆圆事辑续》。。
三桂在园中特建一书屋,名曰“万卷楼”,收藏了古今书籍,“无一不备”。这大概就是“万卷”之意,表示藏书之多,亦可向人夸耀自己重读书、重人才,取悦于知识界。在“万卷”书中,他放进去自己的一本书:《开疆疏草》。其实也不算什么书。他是把个人历年向朝廷的奏疏草稿结集成书,刊刻保留,自诩“平蛮功绩”,放置在古今图书之中,“期垂永久”。顺便提到,三桂欲使自己“期垂永久”,又为自己塑像。这座塑像安放在保国寺内。据见过三桂塑像的人描述说:身披松花色衣,锦边,右手抚膝,左手执书卷,脸朝左顾。《庭闻录》,卷6,2页。谁都看得出来,三桂在他的娱乐园里也都留下了他的标志,意在为自己树碑立传,宣扬于百代之后。
在三桂的庞大的宫阙和人工刻意修造的花园里,集中了天下之奇:
卉木之奇,运自两粤(两广);器玩之丽,购自于闽;而管弦绵绮,以及书画之属,则必取之三吴(指苏州地区)。
吴三桂四处派出专人置办各种器物,“捆载不绝”,源源运进王府和花园,不断增华添彩。钮琇:《觚剩》。
所有这一切,都使三桂赏心悦目,放浪形骸,纵情享受。每当闲来无事,换上幅巾便服,就到安阜园娱乐。他召集一些文人名士宴会,“弹琴赋诗,徜徉其间”。有一次,他借西寺落成,大宴文武诸官。宴会中,他命盐道官赵廷标作诗,指金刚为题,令赋咏金刚。赵廷标平时好作诗,也不谦让,随口咏出四句:
金刚本是一团泥,
张拳鼓掌把人欺。
你说你是硬汉子,
你敢同我洗澡去!
三桂听罢,哈哈大笑,在场的官员也忍不住暗暗发笑。他明知诗中有讽刺自己之意,也不怪罪,与文武官员尽欢而散。《庭闻录》,卷6,2页。
除非是重大庆典,出行乘辇,闲行多骑马,间或安步当车,悠然自得。一年中,屡屡携众出郊外狩猎。他在关外时,已养成狩猎的习惯。昆明郊外,多山林,更兼四季如春,禽鸟无处不有。他投身大自然的怀抱,从中获取乐趣。
三桂的穿戴同样豪华无比。办公事时,要穿蟒缎,还觉得不全,另选各色哆罗及金甲嵌明珠,银甲则嵌珊瑚。腰带有玉带、金带、银带、枷楠带、犀角带、沉香带,皆嵌珠宝,价值数万金,装入三十箱,收藏在安阜园内,随时取用。
夏日,他头戴象牙抽丝的凉笠,用孔雀毛做盖,真是雍容华贵,名副其实的“云南王”。在他身上,除了不敢绘绣团龙之类的图案标志,或不敢用皇帝专享的东珠一类的御用之物,他是应有尽有,其华贵可比当朝皇帝!
在拥有的万般财宝中,三桂最得意的有三宝:一是虎皮,白质而黑章,与别种虎皮颜色相比,颇为奇特。虎象征着神武,历代武将多用虎皮做成坐垫,以壮英雄之色。三桂的这张颜色奇特的虎皮,还是早年守宁远时得到的,在当时亦非易得之物。山海关外辽西走廊地带,到处是密林,灌木丛生,藏有飞禽走兽,老虎也多。三桂常出猎,他视为珍宝的虎皮,很可能是他亲自猎取的,及至带到了云南,把它作为一宝而长久地保留下来。
他的另一宝是大理石屏。原为明黔国公沐氏的旧物。沐氏镇云南二百多年,根基深厚,积有财宝无数。黔国公最后一代叫沐天波,他随永历逃到了缅甸,并死在那里。他们家的财富未及带走的,都被清军截获,多落到吴三桂手里。这块大理石屏,必是三桂得之于黔国府中。石屏高六尺,“山水木石浑然天成”,屏面所画,据悉乃出自元人名笔,这都显示出它的名贵。难怪三桂也把它视为一宝。
他的第三宝是镶嵌在帽顶的大红宝石。宝石是名贵之物,被称为人世间一宝,以体积大,色泽度强为重宝。三桂所得的这颗大宝石,直径一寸,长二寸许,“光照数丈,炎炎如火”《庭闻录》,卷6,3页。。是真正的一宝!三桂的这三件宝,价值连城。他常夸示于人,为众人皆知。
吴三桂迎来送往,上下交结,馈赠礼物,又显示出他的奢侈程度。每逢年节和自己的生日,他必举行盛大欢宴,抛赠大量金钱财物。他的儿子——额驸吴应熊在北京采办大量人参、貂皮、潞绸、京绢、绸、松仁、榛肉、瓜仁、苹果、银桃、蒲桃、秋白、高丽烟、布等物,多达五百驮,费银数万两,押运至云南,奉献给自己的父亲。送礼如此丰厚,三桂则加倍回赠,康熙十一年(1672年),是三桂的六十寿辰,应熊偕同妻子前来祝寿,返京时,三桂赠送川马二百匹。三桂每年两次向皇太后和公主进贡,贡物皆地方珍品,有普茶、鸡枞、茯苓、风兰、金壶、金碗、水西皮碗、象牙器皿之类,每次礼物价值都达数万两。孙旭:《平吴录》。
三桂穷奢极欲,他的部将也无不富有,至于他的亲属更是个个富贵,独霸一方。且不说在云南,就是远在外省也倚仗三桂的权势肆意横行。三桂的一个女婿,叫王永宁(或康)。当初,三桂与永宁父同为将校,两家结为亲家,他答应如有女许以为妻。永宁尚在襁褓,父亲去世,家中生活失去依靠,把他寄养在邻家,等他长大了,漂流无依,到三十岁也未娶亲。三桂早已携家进关,直至云南镇守。永宁的一个年老亲戚了解往事,把三桂女与之定亲的事告诉了他。事有碰巧,他偶有一次翻检书箱,意外地得到了当年缔姻的帖子,这才决心去云南求亲。他一路乞讨到了云南,无法见三桂,就写了一个“子婿帖”,通过门卫转达,过了三天,才传到三桂手里。他想了良久,说:“确有此事。”当即命备一公馆,作为居室,授为三品官,供应衣食,备办了一切生活用品和结婚用的器具,择日成亲,另给女儿一套极为丰厚的妆奁。同时,给江苏巡抚发了一个文件,令其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巡抚大人不敢怠慢,遵嘱照办,选定苏州城齐门内拙政园作为府第。
王永宁以穷困潦倒的寒士,骤然变成了平西王的乘龙快婿,身价顿增。他在云南数月,三桂始终不见女婿一面,即打发他们新婚夫妇赴苏州。
拙政园原为明嘉靖时御史王献臣在大弘寺遗址营造的别墅。清初,为海昌所得,复加修饰,“珠廉甲帐,烜赫一时”。内有“宝珠山茶三、四株,交枝连理,钜丽鲜姘”。有诗赞美道:
艳如天孙织云锦,
如姹女烧丹砂。
吐如珊瑚缀火齐,
映如凌朝霞。
但主人身居政府,十载未归。及至败落,此园籍没入官,做了驻防将军府。旗军撤走后,屡次为营员居所。王永宁荣归,便将此园拨给了他,作为居宅。他利用三桂赏赐的大量金钱,重修拙政园,“益复崇高雕镂,备极华侈”阮葵生:《茶余客话》,20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王永宁倚仗三桂的权势,成了苏州的首富,“穷奢极欲”,与官府往来,“居然列于公卿之间”《履园丛话》,“旧闻”,11页。。同城内有个姓赵的,诨名叫赵虾,原是三桂的侍卫,家中也是富有无比,常与近邻大富朱鸣虞“斗富”。朱家惧怕三桂的势力,不敢跟他为难。有一年元宵节,朱家在家门前挂珠灯数十盏。赵虾见了,心中不快,又比不上人家,就命家丁把朱家门前的珠灯全部打碎。朱鸣虞敢怒不敢言,就求助雅园的顾予咸,他也不敢直接与赵虾抗衡,就密授计谋,朱鸣虞心领袖会。
有一天,朱鸣虞以重币请王永宁来家宴饮,宾主都很高兴。席散游园,永宁一眼就看到堆在地上被打碎的珠灯,不禁惋惜地说:“可惜好珠灯,都打碎了。怎么不修补?”
朱鸣虞很伤感地说:“这都是左邻赵虾给打碎的,因为他是平西王的人,未敢跟他计较。”
王永宁会意,传语家丁,下了逐客令,连夜把赵虾驱逐出城,迁往别处。赵虾自料斗不过吴三桂的女婿,忍气吞声地迁走了。《履园丛话》,“旧闻,斗富”,17页。
三桂属下甲士,“嗜利无耻,其术百出”,以各种手段掠取财富,供家人享受。有一甲士,想出一新招,勒索钱财。他看准了城内一家富翁,找上门去,向富翁诉说自己早年是孤儿,现在长成,又不懂事理,想拜老翁为父,早晚受教诲。此翁嘴上连说“不敢”,而心里却实在高兴,以为借此可与平西王府攀上关系,使自己声势显赫。于是谦让了一番,慨然应允。择定吉日,此甲士行拜父礼,举止甚是恭敬,如同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此翁更是欢喜,拿出银两赏给干儿子。过了些日子,这位干儿子又把他媳妇领来,吃喝穿用,全由干爹供给。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把跟自己有来往的人都领到干爹家中,吃喝玩乐。这位富翁每天花费日益增多,已承受不起。就请求干儿子离开,请不走,就哀声恳求,最后只得拿出数目可观的银两赠送,这个甲士才算同意,扬长而去。此风一开,昆明的富户“半受干儿之累”。连城外的少数民族中的富人也有上此大当的。驻城内的甲士,每逢府、厅官员公出,他们“冲道而行,甚且跳跃旋舞,故作狂态”《庭闻录》,卷6,7页。。
三桂的部属倚仗平西王府的权势,目空一切,到处横冲直撞。有一次,三桂派官押送贡品进京,中途宿店,正巧遇上一位自京来的朝廷命官,携带皇帝诏书已先住店。论他的身份和使命,谁敢冒犯?可这个解役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挥起手中鞭子,驱赶这位钦命官,大叫:“天下更有何人大于我家(指平西王)者哉!”《平吴录》,4页。如此横暴,没人敢回一句话!三桂的勋庄“管庄者杀人夺货,滋为民患”。凡人命、盗窃案,他的“兵居半”。不法事,不一而足。《清史稿·李兴元传》,卷253,9733页。
吴三桂武将出身,颇爱风流,以得美姬为其一心愿。年轻时,虽置身于塞外烽火之中,也不忘情于此,终获绝代佳人陈圆圆。至云南镇守,天下太平,而他已年过半百,纵欲享受更倍于前。他正处于位重而权倾朝野的巅峰,更助长了他追欢逐乐的无限奢求。
吴三桂于男大当娶之时,娶妻张氏,个别史书只记载她是“关东人”《庭闻录》,卷6,8页。。也就是明代所称的辽东,当属现今辽宁省境人。究属何城何乡,历史没留下记载,其出身也无从查考。仅据《庭闻录》所记,也不过寥寥数语,写道:张氏“自奉俭约,常叹曰:‘昔作嫁衣裳,吾母尝吝一红裠,今若此,岂非命耶’!”由此看来,张氏出身并非显官名宦之家,至出嫁时,她的母亲还舍不得给她一件红衣裳!其母可能是厉行节约的美德,但也不能排除家中不富有。到云南后,富贵荣华已极,所以她前后对比,发出了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感叹。她的今昔比较,也说明她的娘家不那么富有。她嫁给了吴三桂,生活才节节上升,达到至富至贵!她为三桂生了一个儿子,即吴应熊。直到目前,据我们所掌握的史料,仅知道三桂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还被皇帝招为额驸,也提高了三桂的政治地位。她母子的命也大,当李自成进据北京后,囚禁三桂父母全家,最后把他们全部处死,而张氏与其子幸免于厄运,是因为她母子不在北京,可能随侍三桂于宁远,或居中后所。这样说来,张氏与应熊真是幸运!据纽琇《圆圆》载,李自成杀吴襄三十余口时,三桂“正室亦遇害”;又说三桂遵朝旨,欲立圆圆为妃,圆圆谢绝,三桂“不得已,乃别娶中阃”。《庭闻录》则说三桂正室为张氏,生应熊。应熊生于关外,三桂降清时,约七八岁。据此可知,应熊与母亲脱逃死难,并未“遇害”,此说较确。
据说张氏长得不那么漂亮,却有点嫉妒。三桂得了圆圆,不敢携往宁远,大概是“惧内”的缘故吧!说三桂惧怕张氏,倒是真的。在云南时,他常跟布政司崔之瑛坐便殿,每每谈及家事。崔之瑛怕老婆,两人同病相怜,这位崔大人说到伤心处,不禁哽咽哭泣。三桂没有哭,也不住地连声叹息,表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情状。
顺治十七年,朝廷明文规定:“平西(王)、平南(王)、靖南(王)及外藩蒙古诸王,义王(指孙可望)正室曰妃。”《清世祖实录》,卷133,24页。照情理,张氏是三桂的元配夫妻,又生长子,妃位应属于她。可是,三桂不想把妃位给张氏,想给陈圆圆。应该说,圆圆是三桂最早喜爱的美姬,跟随他已有二十余年,为人机灵,能诗文,很得三桂的宠爱。圆圆颇有自知之明,深明大义,忆及当年“牵梦幽谷,挟瑟句阑时,岂复思有兹日”钮琇:《圆圆》。!深深地感到一种满足,荣华富贵何以复加,如再为正妃,深以为非分之求,必遭人嫉,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固辞不受妃位。据说,她亲自写给三桂一信,陈述自己的坦荡情怀。她写道:
妾以章台陋质,谬污琼寝。始于一顾之恩,继以千金之聘。流离契阔,幸得残驱。获与奉匜之役,珠服玉馔,依享殊荣,分已过矣。
今我王析珪祚上,威镇南天,正宜续鸾戚里,谐凤侯门,上则立体朝廷,下则重型裨属,稽之大典,斯曰德齐。若欲蒂弱絮于绣裀,培轻尘于玉几,既蹈非耦之嫌,必贻无仪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见钮琇:《圆圆》。此信他书不见载,今人怀疑是否出自陈圆圆手笔,或“为后世之好事者所造作乎?”(见台湾《集粹》1986年11期载:帘外风:《陈圆圆写给吴三桂的两封信》)考陈圆圆出身梨园,熟知唱词,颇有素养。时人皆称陈氏能诗能文,且能深明大义,从她后来遁入空门,急流勇退观之,亦显出见识非浅。三桂抛正室,立她为妃,遭婉拒,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她写信拒立为妃,是可能之事。信中情文并茂,辞藻华美,不排除有后世文人加工和润色。
此信情文并茂,入情入理,三桂不再勉强,遂立正室张氏为妃。尽管陈圆圆没有立为妃,三桂对她的宠爱未见减少。圆圆能歌善舞,凡事通晓明达,虽年届四旬,风韵不减当年,仍能博得三桂的欢心,特为她建一清幽的“野园”。该园建在昆明北城外,占地颇广,由安阜园可直达商山寺,其中楼阁亭榭无不壮丽,引人入胜。
吴三桂常在春花、秋月之夜来野园,在月光下,摆酒宴饮,美人圆圆陪坐一边,不时劝酒,每当酒兴正浓之时,让圆圆唱上一曲。三桂最爱听的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这时,圆圆起身唱道: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风歌》词,见《西汉年纪》,卷2,汉高祖十二年十月。
这首短歌,抒发了刘邦当皇帝后渴求人才,治理国家,巩固刘家江山的壮志情怀。三桂仰慕刘邦的业绩,以此歌自喻,倾注了他的政治追求。
三桂一边饮酒,一边欣赏着圆圆的歌唱。歌声清丽,感情激扬,唱得三桂动情入迷。歌声助酒兴,喝到似醉非醉之际,情不自禁地拔出宝剑,在圆圆反复回唱的歌声中,漫步起舞,“作发扬踏厉之容”。舞罢,圆圆“捧觞为寿”,三桂更是满心欢喜,对她愈加宠爱。“故专房之宠,数十年如一日。”陆次云:《圆圆传》。有《野园歌》为证:
浮云渺忽春城隈,
乐游谁似姑苏台。
夷光未去走麋鹿,
红墙碧树鸟栖哀。
放萤别苑千山拥,
凿一池抛万家。
毕穿旧室求琼华,
妙选良家唱罗唝。
……王思训:《野园歌》,载李根源:《陈圆圆事辑续》。
三桂宠爱圆圆,对她的娘家亲属也格外关切。俗话说,爱屋及乌。三桂把对圆圆的爱施加到她的亲人。有一次,他问起圆圆,家乡还有什么亲属,圆圆只说她还有一个叔父,叫陈玉汝。她本是随便说说,三桂却记在心上,事后派人携带千金前去家乡武进县,寻找此人,打算把他召到云南,同享福贵。当找到陈玉汝时,他笑笑说:“我是前明的老孝廉,怎么可以当人家宠姬的叔父呢!”拒绝去云南。
后来,三桂又派人找到了圆圆的父亲陈货郎。他穷困不堪,知道女儿大富大贵,很是高兴,千里迢迢,来到昆明,一心想见见失去音信多年的女儿。三桂对这位岳父大人盛情款待,极尽恭敬之至意,在曲房设宴,亲自举杯向他敬酒。陈货郎受宠若惊。他以一个平民百姓突然身价十倍,受到当朝高贵的平西王的接见,并向他敬酒,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一只手正拿着斟满酒的玉杯,一松劲,玉杯从手上掉到了地上,杯子跌碎了,酒洒了一地……
除货郎失礼的举动,使圆圆感到难堪。过了些日子,就打发他回了家乡,临走时,给了他很多银钱。[道光]《武进阴湖县志》,卷27。
据有的材料记载,吴三桂镇守云南后,曾以个人的名义,向江南各省发了一个文件,责令各地方官员,代为寻访陈圆圆的母亲和大哥。上自总督、巡抚,下至各府州县,不敢怠慢,接到文件后,迅即下发。江苏的官员听说圆圆的家乡是武进县,特把三桂的命令公开张贴在大街小巷。圆圆有一个哥哥和母亲正住在乡下,根本就不知道城里正张榜寻访他们。过了十天,他们的一个亲戚匆忙赶来,报告了这意外的大喜事。圆圆的哥哥看了榜文布告,“细察”布告中的姓名和地址,果然是他的妹妹!这突来的喜讯,使他简直不敢相信,反倒犹豫不决起来,不敢相认。这也难怪,他是乡下人,妹妹已失去音信多年,如今已成了赫赫有名的平西王的宠姬,如冒认,无论如何是吃罪不起的。乡亲们都确认无疑,鼓动他赶快报官。官府闻知,急派差役把他请到衙门,经再三讯问,确认无误,才把他们母子送到云南。圆圆知母兄将至,带百余名侍女,骑马出城迎接。母亲年事已高,见一队身着华贵的满族服装的青年女子飞骑而至,顿时精神紧张,心惊肉跳。当为首的一个中年妇女飞身下马,抱着她痛哭不已,母亲却认不出是自己的女儿。一时胆战恐怖,竟昏死过去,过了好大一阵子,才苏醒过来。三桂对圆圆的母亲和哥哥却是盛情备至,把他们母子安置在府中,天天款待。昨天他们还是不被人理睬的乡下人,此刻竟成了平西王的岳母和内兄,荣宠无以复加!圆圆的母亲却不习惯这种前呼后拥的寄生生活,感到拘束,不自在。住了一段时间,一再要回乡下。三桂与圆圆留不住,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奉赠了大批金银财物,让她们母子衣锦还乡。李介立:《天香阁笔记》。本书作者,江阴人,明季遗民,对明清之季的时事甚为熟悉。江阴与武进接壤,有关圆圆和她父母及哥哥的遗事知之甚详。故上述所记虽与《武进县志》略有出入,基本符合史实。参见陈生玺:《陈圆圆事迹考》,载《南开史学》1981年2期。。
三桂敬重圆圆的父母兄长,亦可想见三桂对圆圆的宠爱程度!
与圆圆同受三桂宠爱的,还有“八面观音”、“四面观音”。这两位美姬原是南昌人,明礼部侍郎李明睿的家妓。李有侍妓十数人,“声色极一时之选”,而以八面与四面长得最美,楚楚动人。据《庭闻录》的作者刘健说,他的父亲刘昆曾在李家见过她们歌舞,不禁赞叹:“果尤物也!”李明睿衰老,被给事高安弄到手,献给了三桂。《庭闻录》,卷6,12页。刘昆任云南同知,三桂叛清时,拒绝共事。所以,他的话是可信的。八面、四面以貌美和善歌舞得宠于三桂,藏之于丽宫金屋。
留侍三桂身边的还有一个侍儿,深得三桂的喜爱,她的名字叫“莲儿”,年方十七,姿容婉丽,在稚气中洋溢着诱人的青春魅力,三桂为之倾倒。夏天时,曾陪三桂游荷塘;只见她“练裳缟袂”,手拿一把白扇,伫立于九曲桥上,远远望去,疑是“出水芙蓉”,三桂观赏良久,不禁心醉如迷……《陈圆圆事辑》,22页。
三桂拥有这些绝代佳人日夜陪伴,犹不感满足,特遣专人前往出美女的“三吴”地区选购十五六岁的秀女。先后购买吴伶美女四十余人,朝夕歌舞。《长恨歌》说,唐明皇后宫有“佳丽三千”,三桂虽不能与唐明皇相比,其后宫之选,也不下千人!每当宴会之际,三桂吹笛,宫人美女们伴以和唱。歌罢,三桂命人取钱给赏,立刻珠玉金帛堆满堂前,宫人美女们嘻嘻笑笑,一拥上前争抢。三桂看到她们娇滴滴争抢的样子,十分开心,大笑不止。《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卷5,33页。
府苑中,花木清幽。内有一座“列翠轩”,里面有大厅五间并列,宽敞明亮。窗外空地数丈,都栽上绿油油的小草,如一块翠绿的地毯。这块空地的尽头,层峦叠嶂,高插天际。每到春秋两季,乘风和日丽,三桂携笔墨到轩内写大字。他本不善写字,却喜欢“临池”挥毫。当他挥笔写字时,有侍姬数人,环列在他的周围,“鬓影钗光”,与翠绿的山光之色互相辉映,三桂置身其中,真如蓬莱仙境![民国]张维翰:《昆明市志》,322页。
三桂日夜生活在这成百上千的美女之间,穷奢极欲。像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各在自己的藩地无所不为,抢男霸女之事时有发生。他们的妻妾成群,极尽声色之乐。如平南王尚可喜先后共有24个妻子,一半是到了广东后续娶的。妻妾多,子女也多。他有32个儿子、24个女儿,见《尚氏宗谱》世系表。儿子娶妻,女儿出嫁,在广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尚氏家族。
三桂妻妾虽多,子女却很少。他因叛清而遭灭族之灾,没有家谱传世,很难确知他的家庭人口。不过,从已知的史书中所记,三桂只有一个儿子吴应熊。应熊在北京成家,有子四人,三桂的女儿大约有六个,无事迹可考,只知她们丈夫的名字。在云南的有四个,即胡国柱、夏国相、郭壮图、卫朴,他们既是三桂的女婿,又都是他的心腹之将。《平吴录》、《庭闻录》,卷6,4页。另两个,一居广陵(扬州),丈夫姓什么叫什么,皆失考。一居苏州拙政园,她的丈夫,就是王永宁。三桂还有一个侄儿,名叫吴应期;一个从弟,叫吴三枚。再加上他的妻妾,构成了他的家庭基本成员。他的哥哥吴三凤自留守中后所祖坟,便音讯皆无。
三桂的家庭,倒没什么大矛盾,问题还是出自后宫。他的王妃张氏,为人强悍,好嫉妒,见有貌美的受到三桂宠爱,想方设法陷害,甚至不惜弄死,使很多新召进王府中的年轻女子死于非命。圆圆受三桂的宠爱,张氏自然妒火中烧。圆圆为避祸,便事事顺从她,处处尊重她,不让她抓住自己的纰漏。同时,她还避免同张氏争风斗艳,谢绝过分的豪华,独居另一院落。张氏为正妃,至贵至尊,圆圆位低而宠,她却不愿跟张氏相倾轧,想法保持着亲如姒娣的关系。八面观音、四面观音、莲儿等人,因为被三桂格外宠爱,张氏不敢加害,无可奈何。可怜那些从外地新买进来、出身又卑贱的小姑娘,都成了张氏嫉妒的牺牲品!
十四、丽宫藏娇
吴三桂武将出身,颇爱风流,以得美姬为其一心愿。年轻时,虽置身于塞外烽火之中,也不忘情于此,终获绝代佳人陈圆圆。至云南镇守,天下太平,而他已年过半百,纵欲享受更倍于前。他正处于位重而权倾朝野的巅峰,更助长了他追欢逐乐的无限奢求。
吴三桂于男大当娶之时,娶妻张氏,个别史书只记载她是“关东人”《庭闻录》,卷6,8页。。也就是明代所称的辽东,当属现今辽宁省境人。究属何城何乡,历史没留下记载,
其出身也无从查考。仅据《庭闻录》所记,也不过寥寥数语,写道:张氏“自奉俭约,常叹曰:‘昔作嫁衣裳,吾母尝吝一红裠,今若此,岂非命耶’!”由此看来,张氏出身并非显官名宦之家,至出嫁时,她的母亲还舍不得给她一件红衣裳!其母可能是厉行节约的美德,但也不能排除家中不富有。到云南后,富贵荣华已极,所以她前后对比,发出了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感叹。她的今昔比较,也说明她的娘家不那么富有。她嫁给了吴三桂,生活才节节上升,达到至富至贵!她为三桂生了一个儿子,即吴应熊。直到目前,据我们所掌握的史料,仅知道三桂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还被皇帝招为额驸,也提高了三桂的政治地位。她母子的命也大,当李自成进据北京后,囚禁三桂父母全家,最后把他们全部处死,而张氏与其子幸免于厄运,是因为她母子不在北京,可能随侍三桂于宁远,或居中后所。这样说来,张氏与应熊真是幸运!据纽琇《圆圆》载,李自成杀吴襄三十余口时,三桂“正室亦遇害”;又说三桂遵朝旨,欲立圆圆为妃,圆圆谢绝,三桂“不得已,乃别娶中阃”。《庭闻录》则说三桂正室为张氏,生应熊。应熊生于关外,三桂降清时,约七八岁。据此可知,应熊与母亲脱逃死难,并未“遇害”,此说较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