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大传
第三部 独树一帜
一、猜忌日深
吴三桂自受命镇守云贵，就有一个长远打算：他要世世代代以云贵为家，把这一广大的肥土沃野作为他及其子孙的世守藩地。他一心要仿效明朝的黔国公沐氏，做清朝的“黔国公”，与清朝相始终。
云贵原为明朝黔国公沐氏世守的故地。早在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沐氏始祖沐英即受命镇守云南。沐英，定远（安徽宁远）人，十余岁时，被太祖朱元璋收养，一度改姓朱。长大后，随军出征，屡立功勋，深得太祖信任。洪武十年，封西平侯。洪武十四年（1381年），南征云南时，他已是一员重要的战将，智勇双全，从元朝手中夺取了云南。战争结束后，太祖就把他留镇云南。元朝余部和仍受元朝影响的少数民族不时策动反抗活动，都被沐英逐一平定。沐英威镇四方，云贵局势日愈稳定。太祖非常满意。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冬，沐英入朝南京，太祖赐宴奉天殿，赏赐大量黄金、白银等贵重物品。临别时，太祖用手抚了抚沐英的肩背，亲切地说：“使我高枕无南顾之忧的，就是你沐英啊！”表示了对沐英的完全信赖和期待。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病故，追封黔宁王。自沐英死后，其子沐春袭爵，沐春死，无子，其弟沐晟袭爵，始封黔国公。从沐晟后，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准许他们的子孙继续世袭黔国公爵位，镇守云南。《明史·沐英传》，卷126，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云贵真正成了沐氏子孙世袭的领地。自朱元璋开始，重建同姓诸侯王，沐氏虽生前都不得封王，但其地位同朱氏诸王无别，而且世袭不变，这在明朝可算是一个例外。因为作为异姓的沐氏，享国最久，竟与朱氏诸王一样，跟明朝相终始。从朱元璋在世时的第一代沐英，到崇祯、南明永历两朝的沐天波，已历十二代。前文已交代，沐天波随永历避难于缅甸，又遇害于缅甸。永历被俘，南明亡国，沐氏爵位与世袭也随之而烟消云散。《小腆纪传·沐天波传》，卷20，214页。
明朝允许沐氏世守云贵，那么，清朝是否也允许吴氏世守云贵呢？这的确是个谜。朝廷在任命三桂镇守云南时，洪承畴就曾援引明朝沐氏世袭云贵例，建议命三桂世守云贵。这很符合三桂的愿望，因为给他这一块土地，已满足了他的利益要求，也符合清朝入关时许诺的裂土封赏的条件，他对此感到满意。他期待他的平西王爵可以世代传下去，让吴氏子子孙孙永享富贵。这是三桂镇守云贵的基本想法。因此，他开始苦心经营，积敛财富，广殖田产，大建宫室，他的亲属部将也都营建家室，以为永久之计。这时，还看不出三桂有阴怀异志的迹象。康熙曾说“三桂蓄异志久”《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3页。；一些史书也说他“不轨之志，固不待知者而后知也”《四王合传·吴三桂传》。。这都是在吴三桂叛清事后对前因的一个推测，而清朝要撤藩，便不能不找个借口。现今某些论著也都这样认定，是不符合事实的。
三桂的愿望如此，然而，他对朝廷有朝一日改变政策不无担心。在洪承畴离云南时，三桂曾密求固守之法，已透露了他的心事。三桂并非是一介武夫，他对历史颇为熟悉，像“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一类的惨剧，他应该有所记忆。历代许多王朝，往往在取得了全国的统治权后，大肆屠戮功臣宿将。这就如打猎一样，鸟打尽了，再好的弓箭也没用了；抓到了兔子，猎狗就成了多余，不如与兔子一起杀掉吃肉。三桂一想到这一幕幕惨剧，不能不心有余悸。因此，他“怀‘藏弓烹狗’的虑深”《庭闻录》，卷4，11页。，极力保住兵权，掌握军队，以图自固，才不致被任意宰割。
三桂对朝廷的疑虑不是杞人忧天。从表面看，清在入关前，就实行“满汉一体”的政策，对满汉文臣武将一视同仁。其实不尽然。凡属征伐，满族贵族掌兵权，政府六部首脑，皆以满官为头。处于一般地位的汉官，朝廷还可放心，但身处显位又掌握军队的汉将就不同了。朝廷对他们是放心不下的。既要用他们，还给予必要的监视和控制，体现了朝廷对汉官汉将政策的两重性。采取留子（或亲属）于京师的办法，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控制。汉官中权重位宠的，莫过于三桂及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当他们长驱南下后，三桂把长子吴应熊、尚可喜把三子尚之隆、耿继茂（其父耿仲明已去世）先后把二子昭忠、三子聚忠送京师，入侍世祖。康熙七年六月，尚可喜又主动把长子尚之信送来“入侍”圣祖，受到皇上的嘉许。《清圣祖实录》，卷26，14页。朝廷明里给这些入侍的子弟以优厚的地位，都招为额驸，极示笼络之意；实则暗里将他们当作人质。三桂等人的儿子掌握在朝廷手中，不敢心存叛逆之念，只能小心谨慎地尽忠于大清王朝。
朝廷与三桂等人各怀心事，是不言自明的。既然他们的儿子留在京师，他们正好利用这个条件，时刻探听朝廷的动向。三桂有此考虑，特把他的一个亲属胡心水安排在应熊身边，嘱咐他说：“吾子年少，不懂事，烦你代为照料一切事。”胡心水心领神会，悉心掌管应熊额驸府中日常庶务。他“挥金如土，上下左右无不相得”。凡有关吴三桂的事，都靠买通的朝臣替他说话。《平吴录》，3页。他专刺探“密事”，及时向三桂报告；《庭闻录》，卷6，5页。应熊也留心朝廷举动，“多聚奸人，散金钱，交通四方”，凡大小事，他都“飞骑报闻”。《庭闻录》，卷4，13页；《清史稿·王熙传》，卷250，9694页。三桂虽身在数千里之外，朝中一举一动，无不了如指掌。朝廷与三桂的相互疑心，彼此心照不宣。当然，朝廷尽量做得不让他们觉察出朝廷的疑心。可是，随着大规模战事的结束，大局稳定，朝廷便发现手握重兵的这几个异姓王对它是个潜在的危险。这种担心与日俱增。朝廷的疑虑，很快就被朝中个别大臣一语道破。早在顺治十八年，四川川北道杨素蕴最先发难，首次揭发三桂擅自用权，随便选任云南官吏，“有碍国体”，第一次给朝廷敲了警钟。继杨素蕴之后，康熙七年，又有甘肃庆阳府知府傅弘烈参劾三桂，直言三桂“必有异志，宜早为防备”。在逆迹未显，缺乏足够的证据的情况下，朝廷是不敢轻易触动三桂的，只能制裁傅弘烈。经部议，认定他“越职言事，劾奏亲王”，犯有诬告罪，将他逮捕，判处斩刑。康熙九年，圣祖予以减刑，发充广西梧州军中效力。《清史稿·傅弘烈传》，卷252，9727页。参见《平吴录》，4页。接着，中城御史李棠，也因参劾三桂受到革职的处分。《平吴录》，4页。
虽说朝廷处分了参劾三桂的官员，但从皇帝到朝中大臣们不会无动于衷。历代凡武将权重，威望超过了皇帝，制造叛乱夺权的事件，已不是个别事例，而眼前面对这几个强大的异姓藩王，不可能熟视无睹，只是时机未到。再说南疆还不安定，朝廷还非常需要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巩固它在这一广大地区的统治。所以，杨素蕴等人受到严厉处分，不是说得不对，而是发之太早，惊动三桂等人，会把事情弄糟的。显然，朝廷处分杨素蕴等人，是在安抚三桂。同时，却不动声色地采取实际步骤，逐步削弱三桂的势力。执掌朝中大权的鳌拜开始调散三桂党羽，先后把云南、贵州总督赵廷臣调任浙江总督《清圣祖实录》，卷4，15页。、调张勇为宁夏提督《清圣祖实录》，卷23，29页。、王辅臣为固原提督、马宁为山东提督、李本琛为贵州提督、吴得功为湖广提督、严自明为广东提督、刘进忠为潮州总兵、王进功为福建提督。这些人原都是三桂的心腹将领，朝廷把他们逐一地调离云南。三桂曾精心建置“忠勇营”、“义勇营”，安插自己的亲信。康熙四年五月，朝廷重新调整两营将官的任命，改换驻地：命云南广罗总兵官赵良栋为贵州比喇总兵官、云南“忠勇”右营总兵官刘之复为贵州大方总兵官、云南“忠勇”前营总兵官李如碧为贵州水西总兵官、云南“义勇”中营总兵官王会为广罗总兵官、“忠勇”后营总兵官塔新策为贵州定广总兵官、贵州思南总兵官王平为安笼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15，15~16页。康熙五年九月，改乌撒土府为威宁府；六年二月，将塔新策调任为威宁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21，10页。康熙八年三月，又把贵州平远（比喇）总兵官赵良栋远调山西大同任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28，12~13页。
朝廷把三桂的两营部分将官调离云南，以便分散三桂的势力。
康熙五年二月，朝廷又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再次削弱三桂的“忠勇”、“义勇”的军事实力。以增设云南开化镇总兵官为名，裁去“忠勇”中营总兵官缺，所属官兵，归并到开化镇统辖，其总兵官由原“忠勇”左营总兵官高启隆出任，并调“忠勇”中营总兵官马宝任曲寻、武霑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18，7~8页。
几经朝廷调动，三桂所建的“忠勇”与“义勇”两营已属有名无实。
在朝廷采取某些组织措施时，特别是傅弘烈等人直书三桂有“异志”时，已引起三桂的严重不安。
三桂手下有个浙江人，叫吕黍子，他献策说：“亲王权尊势重，致使傅（弘烈）、李（棠）敢于参劾。何不营造园亭，多买歌童舞女，日夜欢娱，使朝廷勿疑。”《平吴录》，4页。
吕黍子用的是古人的韬晦之计。就拿刘备来说吧，当年他寄篱曹操之下，惟恐志向被曹操识破，便装得整天无所事事，以莳弄园田自娱。吕黍子让三桂追欢逐乐，既符合他的愿望，又避去朝廷的怀疑，何乐而不为！三桂感到此策甚好，欣然接受。
三桂明白，光是追欢逐乐还不足以释去朝廷之疑，还必须采取实际步骤，拿出行动来。至关重要的莫过于军队，朝廷对此疑心最大，已屡次讨论要裁减他的部队。于是，他适时地提出裁减军队，力图变被动为主动。至康熙四年五月，在平定水西、乌蒙之后，三桂立即请求朝廷，将云南省的额兵进行裁汰。他计划裁去额兵7200名，其中将1800名兵士调到广罗、蒙景两镇和云州、马龙两营，实裁兵士5400名。应裁将官，除总兵官以下将领另行改任外，实裁将领副将1员、参将1员、游击1员、千总2员、把总4员。三桂还要求，把他的“忠勇”等五营全部裁去。他要求裁军，正符合朝廷的本意。兵部讨论了他的奏疏，立即表示同意，圣祖批复照准。《清圣祖实录》，卷15，12~13页。
三桂自请裁去了5000余名士兵，不过是做出了一个姿态，对他的实力还构不成根本损害。
正当朝廷不时以疑虑的目光注视云南时，又发生了有人给吴三桂“上血书”的事件。上书的人，名叫查如龙，他原是南明弘光政权某部的官员，后流落江湖，以反清复明为己志，到处活动。至康熙初年，他伪造全国各省总督、巡抚、提督的书信，其官封、印信、花押、图章，非常逼真，令人很难识破。他伪造的信中，都有“联络声气，共图举事，恢复中原”的内容。他把这些伪信汇为一册，携带身上，前往云南。他宿于离昆明不远的一座寺庙中，咬破食指，给三桂写了一封血书，大意是：
天下督抚提镇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为盟津之会（武王伐纣，会八百诸侯于河南孟津渡口）。大王，您是华人，当年之事（指吴降清），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机杼把握在王的手里，王如果出兵以临中原，天下响应，此千古一大时机啊！
查如龙写好血书，托付一个侍童送到三桂王府。他企图让人们都知道这封信，给三桂施加压力，造成迫使他不得不从之势。侍童到了昆明，却没有办法进王府，他徘徊了一阵。返回到寺庙，把信退给了查如龙。投书不成，他到了曲靖府，不慎犯了事，被知府李率祖拿获，所有伪造的信札和写给三桂的血书等都被查出。李率祖与三桂不和，得此物证甚是高兴。但见其书札稿中牵连各省官员，无一遗漏，就都给烧掉了，只留下血书，申报督抚，上达朝廷。李率祖不能不报告三桂，并把查如龙交给他处置。三桂命千总董三纲把查如龙押解进京。临行，查如龙大叫：“我死，你灭九族之日也不远了！”至京，朝廷以叛逆十恶不赦之罪判凌迟处死。刘献延：《广阳杂记》，卷4，178~179页。查如龙写血书，与三桂本无关系，但他使朝廷感到三桂的存在，总是一个祸根，因此疑忌更深。
尽管三桂让出了一部分权力，朝廷对他的防范却日益明显。过去，凡三桂题请，兵部、吏部直至皇帝无不应允，大约从康熙五、六年之交开始，三桂题补各官，多不批准。此时，三桂安插在京师的心腹胡心水刚刚死去，“内外不相炤应”，使三桂失去了一个耳目，与京师的关系也陷入停顿状态。三桂的女婿、胡心水的侄儿胡国柱和重要谋臣、参赞机务的方光琛向三桂进言：“朝廷已怀疑王，王应当想个自全之计。”《平吴录》，4页。三桂以退为进，于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上疏朝廷，自感“两目昏瞀，精力日减”，请求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2页。
圣祖毫无挽留之意，马上批示：“王久镇疆。总理两省，勋劳茂著，倚毗方殷。览奏，知两目昏瞀，精力日销，皆因事繁过瘁，深轸朕怀。云贵两省事务，应作何管理，著该部（指吏部）议奏。”《清圣祖实录》，卷22，10页。
刚亲政的康熙已作出明确的决断，原则上表示同意三桂的请求，他所要求吏部的，是三桂辞去云贵总管后，如何管理两省事务，要拿出具体方案。
圣祖批示十二天后，五月三十日，吏部很快议定：“应将该藩（指三桂）所管各项事务，照各省例，责令该（两省）督、抚管理，其大小官，亦照各省例，臣部（吏部）题授。”圣祖当即批准。《清圣祖实录》，卷22，11页。
到康熙六年，三桂已满55岁，论年龄还没到昏昏然的程度。数年后，他起兵叛乱，精神抖擞，满有劲头，与此时的他判若两人。显见，他说“两目昏瞀”，精力衰减不是心里话。圣祖和廷臣就来个顺水推舟，在对三桂的赞扬声中，批准了他的请求，趁机又把他的选任大小官员权收回吏部。三桂一看朝廷一意收他的权，干脆把选任武官的权也上缴。朝廷也不谦让，又一并收回。
三桂辞总管云贵事，交回用人权，所剩权力无几，仅剩个高贵的亲王名号。他失去了大权，就成了食君禄无所事事的“闲王”了。
一向热衷权力的吴三桂，一旦失去权力，心中怏怏不乐。他的部属却沉不住气了。方光琛等人着急地说：“王还不明白朝廷的意图吗？”久历朝事的三桂何尝不明白！可他能说什么呢？他只有沉默，闷闷不语罢了。《平吴录》，4页。
到九月底，云贵总督卞三元、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琛忽然联合上奏，力陈三桂功劳，要求朝廷仍命三桂总管云贵事务。《清圣祖实录》，卷24，8页。
本来，朝廷把三桂所掌管的权力归还云贵总督、巡抚、提督等文武将官，照理，他们应高兴，可是，他们却一反常理，居然不肯接受应得的权利，宁愿给三桂。三桂对此如何想，没有材料予以证明。但从他们跟三桂的密切关系，可以肯定，卞三元等人的举动是得到三桂的默认和鼓励的。朝廷既然把三桂总管权收回，怎么可能又还给他！皇帝已做出的决定，一般来说，做臣子的是不敢再另有要求的。卞三元等人的疏言有忤皇帝意旨，按说轻则受申斥，重则要丢官！出乎意料的是，圣祖没有动怒，特作解释：“该藩以精力日为销减奏请，故照所请允行。今地方已平，若令王复理事务，恐其过劳，以致精力大损。如边疆地方，遇有军机，王自应料理。”《清圣祖实录》，卷24，8页。
圣祖的口气相当平和，丝毫也没有责备之意，解释也颇合情理，主要还是从爱护和关怀三桂出发，才批准了他的请求的。圣祖还采取灵活的变通办法，如遇有军事，仍由三桂“料理”，这等于授予三桂临时用兵的权力。圣祖很明智，因为他没有必要，至少在此刻无须激化和加剧矛盾，使三桂与朝廷离心离德，这不符合朝廷的根本利益。圣祖的一番温言细语，卞三元等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三桂自请辞总管等权，朝廷迅速照准，实际是削去他在云贵的军政大权，圣祖和他的心腹大臣也担心引起三桂的怀疑，便马上进行安抚。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提升三桂的儿子和硕额驸吴应熊为少傅兼太子太傅。为显示皇恩浩荡，一视同仁，同时还提升已故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耿聚忠、耿昭忠及平南王尚可喜三子尚之隆为太子少师。《清圣祖实录》，卷25，10页。相比之下，吴应熊的爵位仍高于耿聚忠等三人，这向三桂明确暗示，朝廷对他们父子恩遇独厚。朝廷在提升应熊爵位后，约于康熙八、九年之交，命他赴云南探望父亲三桂，又一次表示出朝廷对他关怀备至。《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2页。命应熊出京探病，足以安慰三桂。在这方面，朝廷既显出胸怀大度，符合人之常情，还不透露其怀疑，仍然信赖如常。三桂也知趣，于康熙九年八月初给朝廷奏报：八月二十六日，“仍遣吴应熊自滇赴京”。《清圣祖实录》，卷34，8页。应熊探病后，三桂不敢多留儿子，很痛快地打发他回北京，表示出他对朝廷的不变的忠心。
三桂辞去云贵总管后，已无多少事可干，仅据《清圣祖实录》，自康熙六年辞去云贵总管后，《实录》极少载三桂事，而直接记录几乎绝无。由此可见，三桂政事已大为减少，军事活动也基本停止。差不多每天跟自己的侄儿、女婿等至亲靠近的人在一起宴乐。闲来无事，就跟他们到“箭道”演武场较射比箭。远处悬一铁甲为目标，凡箭能射中、穿透铁甲的，“罪函人”；箭矢弯曲而不能穿透铁甲的，“罪矢人”。后又改为赏赐。此事被朝廷知道（显见朝廷密切注视三桂的一举一动），圣祖就派侍卫吴丹前去昆明，携带弓箭数千副，代表朝廷，赏赐给三桂的将士。三桂陈兵于校场，率左右梅勒、固山、章京等将领，接受赏赐，遥向圣祖谢恩。仪式举行完毕，三桂陪同吴丹检阅将士，比射箭法。多谋的吴三桂隐匿精壮将士，专派老的上场比射。吴丹回京复命，报告了他对三桂的考察，朝廷对三桂的疑虑稍为减轻。《平吴录》，5页。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三桂满60岁，举行大寿庆典。应熊同他的爱妻及其子世璠一同来昆明祝寿。三桂非常高兴，悄悄对方光琛等人说：“可见朝廷不疑我，你们都要谨慎些。”《平吴录》，5页。
朝廷与三桂互相猜疑，也是难免之事。朝廷虑三桂势大，与它分庭抗礼，威胁皇权；三桂一心世守云南，疑朝廷不履行诺言，惟恐撤其藩地。自云南安定后，彼此猜忌日益加深，但双方都很谨慎，尽量消除对方对自己的怀疑。从朝廷方面说，鉴于历代教训，它不会贸然行动，挑起纷争，激化矛盾，这不符合以圣祖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愿望。从三桂方面说，他也不愿意跟朝廷决裂，而决裂就意味着战争，这同样不符合三桂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想避免矛盾加深，也各自做出一定努力，企图缓和气氛。所以，双方的猜疑也时强时弱。但是，三桂以及尚可喜、耿精忠三藩的“独立王国”与清朝中央日益加强的专制体制之间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从满汉关系来看，在广大汉人特别是在士大夫阶层，对满族贵族的统治还不是心甘情愿的，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清朝统治者自知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有数千年文化积累的广大汉人，时时存有临渊履冰之虑，尤其是三个汉人异姓王占地如此广大，兵力如此厚实，资财如此雄厚，清朝统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高枕无忧，它已把三藩问题看成是一个隐患，因而高度警惕，密切注视他们的举动。它对“三王”种种优待，意在笼络，采取不断加恩，不断晋爵，乃至联姻，都是为了稳住他们，一旦时机成熟，它还是要撤藩，以求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消除隐患。这就是说，从主观上看，朝廷也不愿三藩永久地存在下去。因此，三桂等三藩跟朝廷的矛盾是不能消除的，双方的破裂，仅是时间问题！
二、宸衷独断
世祖顺治帝在世时，先后封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四人为王，并令他们携带家口前往南方征剿南明残余势力。当两广、云贵、福建等省渐次平定，命他们就地驻镇。然而，他们中有的人并不愿意留在南方，提出申请，欲解兵柄北归。
最先提出北归的是定南王孔有德。顺治九年，孔有德上疏：“粤西（广西）业已底定，臣生长北地，与南荒烟瘴不习，每解衣自视刀箭瘢痕，宛如刻划，风雨之夕，骨痛痰涌，一昏几绝。臣年迈子幼，乞圣慈垂鉴，即敕能臣受代，俾臣早觐天颜，优游绿野。”
孔有德陈情，言词恳切，令人生怜爱之心。他长期征战，多处受伤，留下了斑斑伤痕，经受不住南方湿热气候的煎熬，烟瘴之气更使北方人感到畏惧。他惟一的一个儿子还不足十岁，倘若自己一旦染病，妻与子何以依赖！他不愿留镇广西，实出自内心的真情。他期望解除兵权，回到北京，天天伴侍皇帝，得以清闲无事，“优游绿野”，以终天年。他在奏疏中的最后这段话，强烈地表示了功成引退之意。
世祖为了大清王朝的安宁，需要他镇守广西，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下旨委婉地挽留：“览王奏，悉知功苦，但南疆未尽宁谧，还须少留，以俟大康。”《贰臣传·孔有德传》，14~15页。世祖这番话，也是实情。因为李定国的势力还在，不允许孔有德撤军北还。果然，就在他上疏不久，于同年七月，被李定国包围于桂林，城破自焚死。幼子被害，无人袭爵，“定南王”自此而爵除。
比孔有德稍晚些时候，顺治十年，平南王尚可喜，以痰疾不时发作为由，第一次疏请“解兵回京调养”，也表示了引退之意。世祖同样挽留：“潮（州）逆初定，地方事多，正资悉力料理，以奠岩疆，不必遽以病请。”《尚氏宗谱》，“先王实迹”。顺治十二年，他第二次申请北归，直截了当要求朝廷给予安置地，或在山东兖州故明鲁王原封地，或在辽东“旧地筑居安插”。意在向皇帝表明自己在政治上已无进取心，只想到为子女将来的生计，而个人只愿养病闲居。他大概仿效王翦代楚请美田，以释始皇疑心的故事，力图消除皇帝对他的疑心。世祖批示：“王图根本，情理允协”，但不同意他马上引退，要等天下太平时一并另议。《元功垂范》，卷上，顺治12年条。孔有德、尚可喜的态度，都反映了他们对朝廷抱有疑惧情绪，惟恐自己的权重位高，将来遭到不测，而尚可喜对个人的前程考虑得更深一些。
在孔、尚二王要求引退之时，吴三桂尚在汉中驻镇，他似乎还没有想到引退的事。至顺治十四年，他奉命进军云贵，在战事结束后，他驻镇昆明，也没有引退之意，而是欲仿效明黔国公，世守于此。
上述情况说明，直到世祖去世，朝廷毫无撤藩之意，相反，对孔、尚的引退，一再挽留，授以重权。而对三桂，尤其看重，把云贵两省的军政大权一并授给了他。这为当时形势和同南明斗争所需要，世祖坚持他们应留下去。他曾表示，应等到天下太平无事时“一并另议”。世祖没等到这一天，就去世了，把这一重大问题留给了他的儿子——圣祖玄烨去解决。
圣祖继位时，由索尼等四辅政执掌朝政，他们继续执行世祖的政策，依赖他们镇守南疆，对付南明残余势力和叛服无常的少数民族的土司及海上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对吴、尚、耿三王百般笼络，听任三藩自行其是。当外部矛盾——同南明和农民军余部的斗争结束，内部的矛盾便突现出来。世祖钦命，把“三王”留镇南疆，本意是以三王“世守边圉，以为藩镇”，借以“藩屏王室”，维护清朝的稳定统治。然而，事物的发展却走向了清朝统治者愿望的反面。四辅臣的政策，恰好鼓励与助长了三藩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不能护卫王室，却形成了一股与它抗衡的政治军事力量。
在四辅臣执政的六年期间，三藩渐成割据之势。他们各握兵权，拥兵自重。尚可喜、耿精忠各有旗兵15佐领，绿营兵7000人左右，丁口各2万。魏源：《圣武记》，卷2，61页。按1佐领甲士200人计算《逆臣传·吴三桂传》载：“甲二百设一佐领”。，15佐领应为3000人，加上绿营兵，各有军队万余人。这是朝廷准予额设的兵数尚、耿两藩所设兵员，详见《清世祖实录》，卷133，9页。，除此，他们各“旗下所蓄养甚众”许旭：《闽中纪略》载：“时王府额计有万余，而旗下所蓄养甚众。”，恐怕要超过额兵数。吴三桂的兵员最多，实力最雄厚。他平定云贵后，兵力多达7万余人，后屡经裁减，又有一些将领调离云贵，带走一些军队，仍定制53佐领，计甲士万余人、绿营兵12000人，总共23000余人，还有丁口数万。《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10~11页。三桂掌握的军队远远超过了尚、耿二王的兵力，比他们的总和还多一些。实际上，三桂的军队远不止2万，他明里裁军，暗地里继续征兵，他“按地加粮，按粮征兵”，因此，他的军队有增无减。《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初集）卷197，4608页。参见《滇策》，“艺文志”3，“蔡毓荣筹滇善后第一疏”。如果加上他在外省的心腹将领所领的军队，受其控制的军队就更多了。三藩掌握南方数省的兵权，各领精兵猛将，形同军事割据。
尚、耿同三桂一样，都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特权。他们恃此来扩展自己的实力。尚可喜专制广东，在广东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连日用鸡豚及蔬菜水果等不税之物一概加倍抽税，其他如铜、铁、锡、木材等除按规定纳税外，又加私抽税，此种盘削，每年不下十余万两白银。郝玉麟：《广东通志》，卷62，“艺文志”4；吴兴祚：《议除藩下苛政疏》。总之，“凡米谷鱼盐，刍茭布帛之属，市侩侵渔，利归王府”刘嗣衍：《广州府志》，卷28，“金先祖传”。。广东有通海之便，尚可喜大搞海上私贩，牟取巨利。“藩府之富几甲天下”。《觚剩》，卷8，“粤觚”下。耿藩所在的福建，盛产鱼盐，其“利为天下最”，百姓皆以此为生。许旭：《闽中纪略》。耿藩“横征盐课”，“荷派夫驿，勒索银米”，掠取大量财富。《清圣祖实录》，卷94，13页。他利用海运之便，跟荷兰及东南亚各地大搞走私贸易，无所顾忌。他们同三桂一样，各在自己的统治区非法从事种种经济活动，已经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带来了不良的政治影响。
吴、尚、耿一方面搜刮民财，聚敛财富；一面伸手向朝廷索取千百万粮饷和经费，用于养兵和行政及生活开支。三藩所属将吏士卒所需俸饷，动以巨万，征调各省“协济”云贵、广东、福建。以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一省年需俸饷900余万两，“天下正赋钱粮其数当不及此也”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4，“论滇饷疏”。！加上福建、广东两省饷银。共需2000余万两。而这年的全国军饷也才不过1700余万两。康熙五年（1666年），左都御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十分之一），势难经久。”《清史稿·王熙传》，卷250，9694页。因此说“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圣武记》，卷2，62页。，实非虚语。朝廷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是常常不够用，因欠饷而发生兵士逃亡、暴动的事时有发生。每有饷不足，他们就连章告急；有了剩余，隐匿不报告，支用情况，也不叫户部核查。三藩需求浩大，常使各省为难，也使负责钱粮的户部疲于奔命，整个财政为此陷入困难的境地。《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平西王吴三桂密奏本”。
三藩的存在，在经济上已成为国家的巨大负担。
至撤藩前，尚可喜年老多病，获准由其长子尚之信理事，《清圣祖实录》，卷37，9页。他“以凶虐横于粤”；耿精忠“以税敛暴于闽”，三桂在云南“尤骄纵”。《圣武记》，卷2，62页，参见《清史稿·吴三桂传》。
显而易见，三藩问题日益变得严重起来。造成这一后果，要而言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吴、耿、尚“三王”有意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实力；二是从顺治到康熙初年，两朝给予他们过多的特权和优待，在客观上鼓励和助长了他们的势力的恶性膨胀。他们久握精兵，横行一方，自行其是，不能不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产生尖锐的矛盾。因此，造成这个政治后果，朝廷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康熙六年（1667年），圣祖刚满14岁，已到了独自处理政务的时候了。七月，举行亲政大典，辅政四大臣（首席辅政大臣索尼刚去世）已完成历史使命，正式把朝廷大权移交给这位少年天子。过了两年，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圣祖毅然下令逮捕了专横跋扈的四辅臣之一鳌拜，才真正把权力收归自己手中。圣祖亲政，乾纲独断，标志着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在迅速加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不言而喻，形同割据的“三藩”跟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的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圣祖久有撤藩之意，据他自己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清圣祖实录》，卷99，8~9页。。他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厪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至康熙三十一年，字迹还保留在柱子上。《清圣祖实录》，卷154，10页。圣祖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三藩对国家已构成腹心之患，把它列为自己执政所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的头等大事，时刻思虑裁撤的时机与办法。
圣祖深虑“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驯致不测”《清圣祖实录》，卷99，8页。，虽早有撤藩的打算，又以三藩掌握精兵猛将为忧，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在撤藩前的一两年间，即从康熙十一年到十二年初，圣祖十分关注云贵的动向，有目的地进行人事变动，多方笼络三桂的部属。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七月，圣祖突然决定“叙征缅甸，获伪永历朱由榔及进云南、贵州、征水西功”，大赏三桂属下有功将士；授给都统何进忠为一等精奇尼哈番，护军统领夏国相、副都统吴应正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都统吴国贵、副都统高得捷、高拱、参领傅其栋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杨珅之子杨延先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李天植、傅文元之子李廷璧、傅天柱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自护军参领杨奉元等以下127人，都各授给世职不等。《清圣祖实录》，卷39，12页。
征云贵事已过去了十余年，却迟至康熙十一年才叙功给授，从中可以窥见圣祖有意施恩于三桂将领，加深他们对朝廷的感情，使他们对朝廷怀恩图报。
圣祖提拔三桂部将，委以重任。康熙十一年五月，圣祖任命三桂藩下参领张足法为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39，6页。张足法从参领一下子提到总兵官，实为破格提拔，圣祖特在北京接见他，面授机宜：“兹特简授尔边疆总戎之职，尔其练习兵卒，修整器械，俾兵民相安，副朕一体爱养至意。”《清圣祖实录》，卷39，12页。同年六月，把云南“义勇营”总兵官马惟兴调到福建兴化任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39，8~9页。七月，特派一等侍卫吴丹前去传达他的谕旨：“兹授尔福建滨海重地，特加恩赉，异于别镇，尔须加意镇守，以尽厥职。”赏给马惟兴金盔甲全副、表里各两匹。《清圣祖实录》，卷39，16页。圣祖的谕旨和赏赐，向马惟兴明示，皇帝特别看重他，给予比其他总兵官更优厚的礼遇。圣祖对张足法、马惟兴的提升和谕旨，接见、派专使赏赐，都是不同寻常的。在此之前，圣祖还提升参领王永清为贵州黔西总兵官，升云南左镇中军副将王景为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34，12页、14页。圣祖的举动，使人强烈地感到，他有意识地在分化三桂的势力，力图把他的心腹人物拉出来，作为朝廷的耳目，以备将来之用。
与此同时，圣祖也把自己亲信之人派往云贵。康熙十年（1671年）初，圣祖简派吏部右侍郎曹申吉为贵州巡抚。《清圣祖实录》，卷35，6页。此人不争气，后来三桂叛乱时，他叛清降吴。调原任贵州巡抚佟凤彩出任河南巡抚。同年四月，云南巡抚李天浴“疏请终养”，圣祖批准。《清圣祖实录》，卷35，24页；卷39，19页。五月，另派原任江宁巡抚朱国治为云南巡抚。《清圣祖实录》，卷36，4页。云贵总督是在康熙七年底任命的，原任总督卞三元是三桂的人，他提出“终养”老母，圣祖也不慰留，马上提升直隶巡抚甘文焜为云贵总督，八年初，又加兵部尚书衔，以重事权。《清圣祖实录》，卷27，21页；卷28，5页。康熙十一年五月，升陕西陇右道李兴元为云南按察使司按察使。《清圣祖实录》，卷39，2页。
总兵官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关系重大。圣祖不时地调整云贵总兵官人选，康熙十年二月，调广东右路水师总兵官杜辉取代“以病乞休”的陈德，任云南永北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35，12页。十一年十一月，以原任广东饶平总兵官吴启丰为贵州安笼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40，14页。十二月，将云南前镇总兵官马宁调出，升为湖广提督。《清圣祖实录》，卷40，17页。十二年（1673年）正月，任命三桂藩下长史卫朴为云南援剿后镇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41，6页。
以上凡属云贵军政大员的调进调出，提升罢免，都出自吏兵两部铨选，由圣祖钦命，三桂无从插手。迹象表明，圣祖正在为撤藩做人事安排，以保证有朝一日撤藩能顺利进行。多年来，由于年老或引退，因病或休或故去，三桂的部将失去不少，加之朝廷频繁调动，已打乱了三桂的原先部署，但对他周围的至关重要人物如夏国相、方光琛以及他的吴氏亲属还没有触动，以免惊动他。三桂已窥见朝廷正在逐步削弱他的实力，便伺机夺回某些权益。康熙十一年六月，云贵总督甘文焜因母病故，准假回京处理丧事，《清圣祖实录》，卷39，7页。三桂请以云南巡抚暂管总督事务，私自将总督所辖的标兵从贵州调到云南，受他节制，“而以利啗之，冀为己用”《清史稿·甘文焜传》，卷252，9722页。。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圣祖又向三桂作出朝廷隆礼的姿态：亲派一等侍卫吴丹、二等侍卫塞扈立前往云南，慰问三桂，并携带他御用的貂帽、团龙貂裘、青蟒狐腋袍各一袭，束带一条，赏给三桂。另派两名侍卫前往广东，向尚可喜颁赏，其赐物略比三桂低些。《清圣祖实录》，卷41，7~8页。
就在圣祖赏赐和慰问吴、尚两藩后的一个月，即三月十二日，尚可喜突然提出申请撤藩，“归老辽东”的奏疏，圣祖不禁心中一喜，只见尚可喜写道：
臣自奉命镇粤以来，家口日蕃。顺治十二年、曾具疏请解兵柄。部臣以地方未宁，俟后议。方今四海升平，臣年已七十，精力就衰，正退耕陇亩之日。伏念太宗皇帝时，曾赐臣以辽东海州（今辽宁海城市）及清阳堡等处地，今乞准臣仍归辽东，安插故土，以资养赡。计带两佐领甲兵及老闲丁，约二万四千有奇。沿途夫船口粮，请并议拨给。《平定三逆方略》，卷1，5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41，17页。
尚可喜以“颇能戢兵御众，奉职维谨”《平定三逆方略》，卷1，4页。，一直受到朝廷的恩宠，却屡次申请引退，仅仅是因为年老多病吗？这只是表面现象。那么，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据熟悉尚可喜的人，《元功垂范》的作者“澹归上人”对他于顺治十年要求解除兵柄一事，曾作出这样的评论：尚可喜“身在名位权势之中，心常出名位权势之外”，“归耕之念时切”。清朝官方也曾作出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尚可喜之所以申请撤藩，是因为长子尚之信的缘故。尚之信素来强悍，不守礼法。可喜把他留在京师入侍后，很担心他触犯朝廷大法，奏请还镇广州。之信却“暴横日甚，招纳奸宄，布为爪牙”，横行无忌，引起官民怨恨。他酗酒好杀人，常常在父亲面前持刀比划，“所为益不法”。可喜管束不了他，忧虑他惹是生非，祸及自己，一生声誉将毁于一旦。为避祸计，“可喜引年乞骸骨”，自愿放弃权位，回故乡耕牧。《平定三逆方略》，卷1，4页。
现今居住在辽宁海城的尚可喜的后人，盛传有关他要求撤藩的“轶事”：可喜手下有一谋士叫金光《逆臣传·尚之信传》载金光“浙江义乌人，随可喜幕下最久”，以功授鸿胪寺卿衔。他以之信暴虐，劝可喜不让他袭爵。后为之信所害。，善计谋，他私下劝可喜：王已位极人臣，恩宠无以复加。树大招风，朝廷对王很不放心，历来外姓封王没有一个能长久的，莫如交出兵权，回辽东养老。考《清圣祖实录》记载，金光一席话却是道破了圣祖对三藩的疑忌之深。1981年春，笔者曾同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文良先生同去海城考察，访尚可喜后人第十一代孙尚世渭，据他回忆，解放前，他曾看到一书稿，名曰《宗谱别录》，收集了丰富的“先王（指可喜）轶事”。可惜此书在动乱中遭毁弃失传。此系他的回忆，可资参考。尚可喜不愧政治敏锐，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接受了金光的劝告，下决心引退。他一连上了数道奏章，向圣祖申请回辽东。
由此看来，尚可喜申请撤藩不单单是因年老多病，实质问题是，深虑位高权重引起朝廷怀疑，而长子之信不法，终将招来不测之祸，殃及宗族。他只有求退，才能保全自己声誉，得一善终结果。
正当圣祖处心积虑选择适当时机，解决三藩问题时，可喜不待朝廷下令，也不管吴、耿两藩如何打算，先自提出撤藩，既明智，又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在客观上为圣祖处理三藩问题铺平了道路。于是，圣祖抓住这一难得时机，顺水推舟，准备立即采取行动，实施撤藩。
撤藩与否，是重大政治问题，非等闲事可比。圣祖特召集各部阁臣讨论。在会上，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绝大多数人，力主撤藩，应同意尚藩迁移。惟独大学士图海坚持自己的意见，与众人争辩，“断不可迁移”。圣祖迅速表态，支持莫洛等人的意见，“决意撤回”尚藩《清圣祖实录》，卷99，8页。参见《清史稿·图海传》，卷251，9712页。，当即写给可喜一道撤藩谕旨：
王自航海归诚，克殚忠荩，行间戮力，平定地方，效力累朝（指太宗、世祖、圣祖三朝），功绩茂著。绥戢东粤，镇守疆，宣劳岁久。览奏，（王）年已七十，欲归辽东耕种。情词恳切，具见恭谨，能知大体，朕心深为嘉悦。今广东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迁移安插，户兵二部会同确议以闻。《平定三逆方略》，卷1，5页。
尚可喜以年老引退的方式，向朝廷表达了自己始终不渝的忠诚，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一个主动退让，因而博得了圣祖的高度评价，在褒美中含蓄地赞赏他知趣，“能知大体”，自动去位，使君臣两无嫌猜，共享太平之福，这层意思虽没有说破，彼此已心照不宣地猜透了对方的心事。圣祖的谕旨，证明可喜以引退求善终，实为明智之举，显示年迈的可喜计虑深远。
可喜在申请撤藩时，提出一个条件，即留镇长子尚之信于广州，由他承袭平南王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