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降生的时候，历史已给他准备了军事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并由此走上了他活动的主要舞台——军事舞台，终其一生，与战争和军事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出生在一个将门之家，受到社会尚武风气的熏陶，家庭、亲属的影响，尚武的观念从小就被灌注到他幼小的心灵之中。在他只有几岁的时候，父亲就尝试对他进行骑射训练，随着年龄的增长，训练也逐年严格。这种训练，如同做功课一样，每天手不离箭，身不离鞍。父亲善养马，在马匹的选择和骑术方面，都能给他以指导。三桂很聪颖，据三桂的教生陈邦选说：三桂小时，“聪明自然超群”。《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陈邦选致明宁远总兵书”。他学习很用心，也颇刻苦，骑射进步很快。还有舅父祖大寿对他很关心，不时地加以指教。他经常出入军营，很喜欢军队的战斗生活，一心想将来长大了当一名军官……
从山海关，经中后，至宁远以东，抵锦州，北面一望丘陵、山岭，绵延不尽，林木繁茂，多飞禽走兽，虎、豹、野猪等猛兽，无时不出没林中深处。行猎是当地猎户的衣食之源，而对于达官贵人来说，却是一种消遣。三桂的父兄每于闲暇携家丁进山打猎，当他能独立骑马时，便跟随父兄左右，骑逐山林之中。稍大点，他就自带家丁，独闯山林，与禽兽周旋，每次都有收获，这养成了他“好田猎”的习惯。孙旭：《平吴录》。这种带有军事味道的生活，培养了他勇敢、不畏艰险、“沈鸷多谋”的思想性格。钮琇：《觚剩》。他掌握的骑射技能，后来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哥哥、弟弟。他演习过各种兵器，最喜欢使大刀，练得很有功夫。从此，这柄大刀就成了他在未来的岁月中南征北战的制胜武器。现今保存在昆明市博物馆的一口长柄大刀，据说是三桂的遗物。
三桂十六七岁时，应试武功，得中武举。关于三桂中武举和从军的时间，还未见到具体记载。但他20岁时已升为游击，可以肯定，他中举和入伍必在20岁之前，而升为游击一职，也须一定时间和军功才有可能。故确定为十六七岁中举，与《庭闻录》，“自少为边将”似吻合无疑。国家设置武场，通过考试“技勇”，选拔将才。明末，按武场考试规定，一般以九箭射中目标为状元。谈迁：《国榷》，卷93，5665页。三桂以其少年应试，在强手如林的角逐中，获得武举人，颇为难得。这都得之于平时的严格训练。
他得中武举后，取得了在军中任职的资格，开始了军事生涯。《庭闻录》的作者刘健说他“自少为边将”，他的教生陈邦选也说“总爷（指三桂）少年悬印”，《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陈邦选致明宁远总兵书”。指的就是这个时候。三桂初任军职，就在舅父手下任中军官。孙旭：《平吴录》。据《庭闻录》，卷6：“三桂少时曾为毛文龙部将”。这是个低级军官，是三桂走向将帅的起点。他在舅父祖大寿的指挥下，参加了对后金的战争。很快，他崭露头角，日益显示出悍将的素质。
崇祯五年（1632年），他已是一个20岁的青年，却已升为游击将军。《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9页。虽说这个职位还不算高，但已进入将军的行列，而父亲这时已升到总兵官这个高级军官的地位。
20岁这个年龄，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身体长成，思想敏锐，精力旺盛，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20岁的吴三桂，比一般青年更引人注目：大耳垂，高鼻梁，脸色富有光泽，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瞻视顾盼，尊严若神”《庭闻录》，卷1。。他的身材不算高，看起来，也不那么魁伟，可是“臂力过人”，没有人能赶得上他的力气大！《平吴录》。难怪凡见过他的人都用“美丰姿”、“状貌奇伟”的话来赞美他，《觚剩》。大概并非虚语，亦非媚人之辞。不过，他的相貌也不是完美无缺，只要仔细察看，就会发现他的鼻子稍有缺欠：鼻梁右高左低，中间有一条黑纹如丝，像是受过刀伤的痕迹。他的鼻子的确受过刀伤。《庭闻录》，卷1。那是在几年前，他为救父亲，一往无前地闯入数万后金兵重围之中……
吴三桂17岁那年冬，正是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发动了奇袭北京的战役。他亲率五六万大军，避开明朝构筑的宁（远）锦（州）防线，绕道内蒙古地区，从大安口、龙井关等处突入长城，直趋北京，给明朝以猝不及防的打击。不幸的是，崇祯误中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祖大寿惊恐，携吴襄父子及辽兵一万五千人自北京仓皇撤军，急返宁远，以图自保。崇祯听从大学士孙承宗的建议，赶快派人安抚。使者疾驰至山海关才撵上祖大寿，当众宣谕朝廷慰劳之意，声明只逮治袁崇焕一人，与众将无涉。辽兵得到朝廷宽大，人心才安定下来。
次年正月，祖大寿奉命与孙承宗分驻三屯营（河北遵化附近）、丰润（今仍名）之间，互相“联络犄角”。祖大寿又命所部分驻乐亭（河北乐亭）、昌黎（河北昌黎）、抚宁（河北抚宁）、石门、台头营、燕河营（均在河北抚宁北、长城南）诸城镇，以堵截后金兵归路。《国榷》，卷91，5512页。然而，后金兵“潜师饱飏”，行动非常诡秘，明官军常常捕捉不到它的任何消息。《国榷》，卷91，5516页。为摸清后金兵的去向，他常派出多达三百多人的“侦骑远探”。《国榷》，卷91，5512页。
二月，祖大寿率部出长城，北进至建昌（辽宁凌源）。该城周围多山，丘陵连绵，其西北面与内蒙古喀喇沁等部相接。皇太极绕道内蒙古入关和北返，建昌是他所经之地。明兵集结于此，企图截断后金兵归路。
吴襄携带三桂随征，不离大寿左右。三桂年龄还小，在军中不担负具体军务。父亲和舅父对他很喜爱，不愿让他做任何冒险的事，让他随军，是想训练他，增长见识。父亲已是一员参将，常受派遣，执行任务。可是，有一次发生了意外情况……
一天，吴襄率数百人出城侦察，突然与数万后金兵遭遇。后金将领没有把几百明兵放在眼里，实行围而不攻的战术，迫其投降。吴襄无意投降，只有突围才能摆脱险境。他与部下“急奔”，后金兵就“急围”；“缓奔”就“缓围”。直至近城处，吴襄仍无法摆脱后金兵的围困。祖大寿凭城楼远望，知后金兵势大，明兵出击，如以卵击石，倘遭全军覆没，丢失城池，将犯不赦之罪。他不能救吴襄，只好听天由命了。
三桂见父亲被围，心急如焚，便跪在舅父面前，请求发兵，为父亲解围。祖大寿以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不敢出战，说：“我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三桂请求再三，大寿就是不答应。最后，三桂痛哭流涕地说：“总爷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以死相救。”大寿似应非应地“嗯”了一声。他以为三桂必不能救，但三桂马上应口说：“遵令！”站起身来，转身下了城楼，率家丁20人，出城救父。大寿心情矛盾，也没严加阻止，由他去吧！
三桂左右各置一将领，自己居中，分18人为两翼冲阵。后金兵见明兵极少，而敢轻易出战，很是怀疑，便闪开一个阵口，将三桂20人裹入阵中。
三桂入阵，以风驰电掣般速度向后金兵展开了冲杀，连续射出两箭，后金兵应弦而倒。后金一员将官拥纛旗向他冲来。三桂迅即搭箭，用尽气力，一箭射中，这员将官从马上跌落下来。三桂急驰近前，下马割取首级。不料此人受重伤未死，他眼看三桂举刀之际，说时迟，那时快，抽出随身的短刀，奋力跃起，照准三桂面部刺来，三桂没有防，一刀砍中他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注。他顾不得伤口，手起刀落，将这个将官的头砍了下来，并疾速地拣起死者扔在地上的红旗，撕下一块，胡乱地把鼻子裹起来，飞身上马，呐喊着冲杀。寻到了父亲，大呼：“随我来！”数百名明兵都随他往外突围。这时，大寿在城楼上眺望，命城上明兵擂鼓助威。城上城下，阵里阵外，喊杀声、战鼓声响成一片，似有千军万马奔腾之势。
后金始终怀疑明兵以少冲阵，可能是“诱敌”之术，也不敢用力堵截，加之三桂冲锋在前，来势凶猛，锐不可当，他与数百名明兵冲到哪里，哪里就纷纷闪开。于是，三桂带领明兵冲围而出。后金兵怕中诱兵之计，并不敢追赶，眼睁睁地望着这一小队明兵飞速远去……
三桂疾驰至城下，大寿已亲自出城迎接，看到他血流满面，不禁发出赞叹：“好样的，贤甥！”三桂下马，向大寿跪拜，忍不住哭了起来。吴襄站在旁边，痛楚地说：“要不是我儿舍命相救，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大寿抚摸着三桂的肩背，爱抚地说：“儿不要忧虑不富贵，我马上题请超擢！”吴三桂闯围救父，明清官书均不见载。《庭闻录》记其事，而不记时间、地点；《吴三桂纪略》记事详，也不记时间，却记此事发生在大同。《平吴录》同样不记时间，又记事在宁远。考之史实，祖大寿并未守过大同，故不存在大寿与后金兵遇于大同城下之事。惟天聪七年（崇祯六年，1633年），皇太极率大军袭大同、宣府，吴襄奉命应援，三桂可能在军中，大寿则远在锦州。如此次有三桂救父之举，与各书所记“少年救父”不合，至于在宁远城外，遇后金兵，亦无史实可证。最有可能的是，天聪四年（崇祯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率大军绕道内蒙古入关，祖大寿应援，在建昌相遇，吴襄率侦骑远探被围，才有三桂救父之事。关宁援兵太监高起潜是三桂的义父，他得到三桂救父出围的消息，大喜，说：“真是我的儿子啊！”《庭闻录》，卷1。
三桂就是在这次战斗中，鼻子受到创伤而留下了轻微疤痕。幸亏他受伤时很年轻，靠着他旺盛的生命力，恢复得很快，疤痕还不那么显眼。也许他感到这是一个缺陷，每当与人谈话不投合时，就用手“自扪其鼻”，这已成了习惯，到了晚年，也未改变。据长期同他一起共事的人说，观察他的这个下意识的动作，“百不失一”。《庭闻录》，卷6。
吴三桂的地位和名望的显著变化，大约就是以此次闯围救父为转机的。他的这一壮举，被人们以“忠孝”之名而传颂着；他的“娴骑射”的高超技能，他那“勇而敢战”的无畏精神，他“沈鸷多谋”的韬略，都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三桂时来运转，步步晋升。他由中军升到游击，确切时间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在这次战斗后不久的事。因为他在崇祯五年（1632年）时，作为游击将官参加了山东“平叛”的战斗，所以，他的这次提升时间应在崇祯三年至崇祯五年之间无疑。这期间，他隶属傅宗龙。崇祯三年，傅宗龙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三桂的提升也与他有关。有一事，可以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三桂在云南封王时，傅宗龙的儿子傅汝是三桂的部属，三桂待他如“亲兄弟”，以报当年其父之恩。《庭闻录》，卷6。傅宗龙在辽任职时间很短，很快就被解职回家。《明史·傅宗龙传》，卷262。
崇祯四年（1631年），由于父亲兵败而被削职，使家庭小有挫折。事情是这样的：
这年八月，皇太极发动了攻取大凌河（辽宁锦县）之役，他以数万军队包围了大凌河城，祖大寿率城内3万军民固守。皇太极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掘壕筑墙，四面以重兵把城围住，断其饷道，又于城西另驻一军，专截锦州方面的援兵，企图经过一段时间的围困，城内粮尽援绝，逼使祖大寿献城投降。
明朝识破后金的作战意图，不能坐视不救。辽东巡抚丘禾嘉督率总兵官吴襄、宋伟宋伟，《清太宗实录》和个别史书写作“钟伟”，《明史》、《国榷》、《庭闻录》等多数史书写作“宋伟”，今从之。合兵四万余赴援。《清太宗实录》，卷9，41页称：明“马步兵四万余”，此系夸大数字，实则不过两万多人。行至离松山（辽宁锦县松山乡）30里许的地方，即长山与小凌河之间，与后金兵遭遇，双方展开大战，互有杀伤，明援兵撤回。九月中旬，后金兵一面继续围困大凌河城，一面又出击锦州，直抵城下，吴襄、宋伟率部出战，没有取得战果，便退入城中。二十四日这天，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又会同吴、宋两军援大凌河。明军渡过小凌河，行五里，“筑垒列车营”。后金兵扼守长山，明兵不得前进。二十七日，皇太极亲率八旗骑兵，分作两翼，直冲明兵大营。明兵施放火器和弓箭，铅子如雹，矢下如雨。后金兵右翼首先冲入张春大营，明兵奋起接战，但抵挡不住后金兵的猛烈冲击，阵势混乱。“（宋）伟与（吴）襄又不相能”《明史·孙承宗传》，卷250，6476页。，吴襄等未经接战，先自逃奔。后金兵趁势从后面追赶，疾追三四十里，才收兵，吴襄及其部属早已逃脱。由于吴襄先逃，招致张春以下诸将33人都被活捉。《清太宗实录》，卷9，42~43页；《明史·丘禾嘉传》，卷261。三桂是否参加了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史无明文，但据吴襄说：“臣每奉调，父子俱入行间。”《明清史料》乙编第2本，136页。看来，三桂必在军中，并与父亲一起脱逃。
明朝屡次增援大凌河城，屡次失败，损失一次比一次大，而以张春、吴襄、宋伟等这次增援损失最为惨重。自此，援兵断绝，祖大寿再也不敢出城突围，坐以待毙。败报传到北京，“举朝震骇”。《明史·丘禾嘉传》，卷261，6771页。在追究兵败责任时，给予吴襄以削职的处分。三桂是低级军官，不负败兵之责，自然还处分不到他的头上。
吴襄被削职，并没有给家庭带来根本影响。因为朝廷还允许他在军队中继续供职，戴罪立功自赎，而他也等待机会，以图东山再起。
就在吴襄被削职时，山东爆发了以孔有德、李九成为首的兵变。孔有德原任山东登州参将，后金兵围大凌河城时，受登、莱巡抚孙元化派遣，率八百骑兵出关赴援。行至河北吴桥，“兵乏食，肆掠村堡”，继而哗变。《贰臣传》，“孔有德传”。孔有德与李九成等密议，宣布起义叛明，率军回师山东，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县城（今仍名，均在山东济南北）。次年（崇祯五年）正月，孔有德回师攻下登州（山东蓬莱），设官置署，他自称“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等为总兵官。于是，整顿兵马，攻城略地，反明的斗争浪潮席卷山东。
山东近京师，关系甚重，孔有德起兵反明，使朝廷十分惊慌，急令保定、天津、昌平诸镇兵马会剿。官军连连遭到失败，朝廷一时手足无措。
六月初，户部右侍郎刘重庆、四川道御史王万象建议调战斗力顽强的山海关与宁远的辽兵来对付孔有德的“叛兵”。《庭闻录》，卷1，“乞师逐寇”。经朝廷重臣讨论，奏请崇祯批准。九日，崇祯下诏，命监视关宁总监太监高起潜督率副将祖大弼、总兵官金国奇等携数万兵马前往山东镇压。宦官本是皇帝的宫内奴仆，不能参与国家大政。但明自永乐时就起用宦官，特别是到天启时，将宦官放出宫，置于军队之中，命他们监视各级将领的一言一行，凡军情必请示他们而后行，名曰：监军。高起潜即是其中之一。崇祯即位，虽然镇压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却继续指派太监监军，此实为明末一大弊政。崇祯给吴襄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特许以“戴罪立功”的总兵官随军出征。吴三桂以游击将军跟随父亲与舅父祖大弼参加“平叛”。
辽兵不愧为一支劲旅。八月十九日，辽兵与孔有德部首先战于沙河（山东掖县城西），将对方击败；三十日，推进至白马，双方大战，孔有德寡不敌众，被迫后撤，退守登州。辽兵乘胜前进，于九月一日兵临登州城下，迅速将全城包围起来。开始，孔有德遣兵将出城交战，企图打破明军的包围。到十一月，孔有德连续于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两次组织突围，结果都被逐回城中。副元帅李九成不幸中弹阵亡，兵士也多有损失。“叛军”处境越来越困难。祖大弼与金国奇，吴襄指挥明军严密围困，欲把他们困死于城中。
从明方的战报中看到，吴襄作战勇敢，往来冲杀，表现出色。关宁监军太监高起潜为他题请，朝廷当即恢复其原总兵官职务。《明清史料》首册第1本，“督发关宁援兵太监高起潜题本”，参见《庭闻录》，卷1。
明军围城已经三个月了，城内士气低落，对于能否坚持下去，逐渐失去信心。孔有德决定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突围，“决一死战”，以求得一条生路。不料十二月二日，一名叫洪成训的士兵，乘夜逃出城，投降了明军，并泄露孔有德将于三日夜从城西门出城突围。
总兵官金国奇得到这一重要情报，急与监军高起潜、吴襄等重要将领定计，分设埋伏，其余各营将士皆“披甲上马预备”，又调来300名火器手埋伏于山前，专轰击孔有德的大队人马。
三日，天将黎明，孔有德悄悄率军倾城而出，计马步兵七八千人，分作三股突围。官军也分三路埋伏，准备迎击。金国奇与高起潜、吴襄率领副将以下，至千总、把总等大小将官40余员为其主力，挡住孔兵出城的要冲。三桂也在这众多将领之内，参加对孔兵的伏击。
孔有德完全不知道突围计划已被泄露，明军已作了围剿的准备。他率部放心大胆地出城，行至金国奇部的埋伏圈，明军立即挥红旗迎战，截住厮杀。顿时，喊杀声响彻黎明的晨空，枪炮声同时大作，震得大地不禁抖动起来……
金国奇、吴襄部刚一交战，祖大弼率部从东南方向飞驰策应。孔军抵敌不住早有准备的明军的四面堵截，无法突围出去，便拨转马头，向城内疾退。明军穷追至城下，力图一举破城，但城上“炮石如雨”，无法靠近城下。金国奇只好传令，举号收兵回营。《明清史料》首册第1本，“监视登岛等处太监吕直题本”。
登州北面临海，官军无法围堵。就在兵败退回城的当天夜里，孔有德决定从海上逃走，率余部连同全部家属共万余人，分乘数百只船，航海辽东，投奔后金去了。
登州已是一座空城，很快就被明军占领。关宁援山东之役，历时近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吴襄在这次战役中，总算没有辜负崇祯和朝廷的期望，实心任事，勇敢作战。所以，他不但恢复了原职，还于七月间被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袭。《庭闻录》，卷1，“乞师逐寇”。吴三桂在上百员战将中，他是资望最浅、年龄最小的一个，地位不显。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史料具体反映他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但可以想见他一定不会放弃这个立功的机会，必能施展出他的敢战、冲锋陷阵的本事。特别是有他的义父高起潜监军，父亲在军中任高职，立功受奖，这就使他在明将中处于很优越的地位。不言而喻，三桂此次军事实践，为他以后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吴三桂是个很勤奋的人，除了习武，还勤于读书学文。从少年时起，他每天鸡叫就起床，到半夜才就寝休息，“终日无惰容”《庭闻录》，卷6，“杂录备遗”。，就是到了晚年，也保持这个习惯。他坚持读书，不断从古人那里汲取思想营养，并从中萌发和树立了自己的志向。青少年时，他曾读过《汉记》，其中有两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这两句说：“仕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意思是，当官应做皇帝身边的官，娶妻应得到像汉代阴丽华那样的美人。他对此大发感慨，脱口而出：“我亦遂此愿足矣！”《觚剩》。在封建主义时代，一个刚涉世的青年，追求的无非一是显爵名宦，二是绝代佳人。三桂有此思想，自然不足为怪。他为达到这个目标，终生奋斗不已。后来，他果然功成名就，想得到的都得到了。然而，这一思想竟成了他自取灭亡的祸根。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吴三桂在仕宦之途进展迅速，到崇祯八年（1635年），才23岁，就提为前锋右营参将；《明清史料》丁编第5本，478页、492页。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他已是前锋右营副将。《明清史料》丁编第6本，573页。我们虽然暂时还不能确定他被提拔到副将的具体时间，但可以肯定，必在崇祯十一年九月之前，或者说，当在崇祯十年前后提到副将。在不到八年的时间，三桂由游击而参将、而副将，提升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他还有一步就要登上总兵官的宝座。这对于他来说，已是垂手可得。
吴三桂正以飞快地速度，一步步地走向权力的顶峰。
三、登坛拜将
吴三桂崛起之时，庞大的明王朝正处在急速崩溃中。天启七年（1627年），在陕西澄城县爆发了农民抗粮的武装斗争，它如星星之火，点燃了明末农民战争的燎原大火。文秉：《烈皇小识》，卷2，参见《鹿樵纪闻》，卷下。崇祯初年，天下群雄并起，各路农民起义军已深入到中原腹心地区，他们活动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四川、湖北等省，向明朝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彭孙贻：《平寇志》，卷3，57页。后来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主要领袖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也在这时先后参加了起义，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至崇祯九年（1636年）前后，全国农民大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明朝穷于应付，它的将士疲于奔命，扑灭一处，另处又起；打跑一股，另股又出现在明兵面前。明兵防不胜防，打不胜打。明朝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拖得苟延残喘，它像一个久病的巨人，已临近精疲力竭，摇晃不定的可悲地步！
在山海关外，新建的满族贵族政权，在经历努尔哈赤开基立业后，皇太极大胆变革，已变得空前强大。皇太极于天聪十年（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在沈阳正式即帝位，变国号为“大清”，气象一新。他和他的兄弟子侄、文臣武将比任何时候都充满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信心。明朝仅凭借着宁锦防线，还在奋力挣扎着，勉强维持着辽西残局。
但是，曾在辽河两岸和这条走廊上同清（后金）兵激战、顶住它进攻的一大批将领、运筹帷幄的统帅，诸如杨镐、杜松、刘、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袁崇焕、孙承宗、满桂、赵率教、何可纲、毛文龙等，就像夜空中的一颗颗流星一样，转瞬消逝了。他们或战死于疆场，或失意于官场而遭排斥，多数则死于党争，成了明末黑暗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时，在辽西惟剩祖氏一家和他们的亲兵家丁，始终坚持固守辽西，所幸朝廷不敢触动祖氏，故能保全而没有受到伤害。吴襄与三桂父子作为祖氏姻亲，命运所系，共撑残局，同度艰难。吴氏父子在明朝统治集团中政治与军事地位变得日益突出，终于一跃而扮演了辽西最后一幕的主要角色。
崇祯十二年（1638年）七月，提升的机会又一次降临到这位幸运的青年将领的身上。这年，三桂刚27岁，喜报传来；他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86页。还在崇祯五年，他仅是个游击，而在此后的六年中，他很快由游击升到参将，再升到副将，由副将升到总兵，也只隔了四年时间。这个晋升速度，应该说，还是相当快的。对于三桂来说，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跟他同时代的所有辽西将领相比，以他这个年龄，竟升到总兵官这一要职，大概他是第一人吧！他的好友姜新大为感叹：“仁兄廿七登坛，儒门出将，父子元戎，讵谓奇遘哉！”《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86页。
自明清战争以来，特别是战事发展到辽西以后，宁远已成为明朝防御清兵的一大军事重镇，与锦州并重，是宁锦防线的重要一环。先有袁崇焕、孙承宗力主筑宁远，两次获得大捷，给清（后金）兵以重创。袁崇焕冤死，祖大寿继任守此，后又调到锦州驻防。吴三桂则继袁崇焕、祖大寿之后，驻防宁远，已显示出朝廷对三桂的倚重。关外八城，以锦州、宁远两城最为重要。监军、巡抚、道台等官都在此城设衙办公，三桂以总兵官驻守于此，也就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
吴三桂升任总兵官要职，开始跻身于封疆大吏、朝廷显官的行列，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政治基础。他的锦绣前程，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是，应当承认，三桂确有才能，这在他的同辈人中已受到广泛称赞，在朝廷中也颇受赏识。人们都说他才华出众，“聪俊绝人”《清太宗实录》，卷60，9页。、“聪明自然超群”《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85页。，自少年已“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夏永彝：《幸存录》。，他的勇略使“夷夏震慑”《吴三桂纪略》，载《辛巳丛编》，1页。，堪称是“智勇兼备之大将”《明清史料》甲编第10本，958页。。连清朝人也承认在明边将中惟三桂“敢战”。诸如此类的称颂，不无溢美之辞，但平心而论，三桂实为一将才，非是庸碌之辈可比。他就是凭借个人的才能，为自己获取越来越多的功名利禄。所以，不论来自哪些人的赞扬，并不都是毫无根据的吹捧。
二是，他晋升如此之快，也是靠了内外交结，多方提携的结果。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前程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有后台的强有力的支持。就是说，要寻找一个或几个有权势的人物做自己的后台，就会保证步步高升。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恰是说中了问题的要害。三桂的晋升的途径也不出这个范围。他有舅父祖大寿兄弟为后盾，加意培养，不断地给予他立功创业的机会，不时地向上司或朝廷为他请功、晋职。这一点，三桂的姨夫裴国珍看得很清楚。三桂提升总兵时，他说：“贤甥登显职，皆由于祖镇台（祖大寿）。”《清太宗实录》，卷60，10页。不过，只靠祖大寿兄弟几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三桂与其父深通官场之道，他们并不惟祖大寿是赖，而是广交朝廷内外大员，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从而保证了他们父子仕途顺利，扶摇直上。三桂任总兵，就是由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名，约辽东巡抚方一藻共同推荐，经总监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同意，并由他向朝廷报告，经崇祯批准的。《国榷》，卷97，5848页。《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03页。这三个人，地位相当重要。方一藻为辽东地区行政最高长官，洪承畴为一方统帅，而高起潜虽说是宫廷中掌管御马的太监，却是由皇帝“钦命”，位在诸将帅之上的“监军”。三桂与他们都有着特殊的关系。方一藻巡抚辽东时，三桂即“拜其门下”，与其子方光琛“缔盟为忘形交”。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出任蓟辽总督，三桂“又拜其门下”。洪氏幕僚谢四新博学，深得其信用。三桂与之“纳交最厚”。孙旭：《平吴录》。高起潜对于三桂来说，更是一个强有力的后台人物。明末，宦官操纵权柄，凡为官为将的，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很难立足于朝廷。特别是皇帝信任宦官，派到各地“监军”，而“在边镇者，悉名监视”。高起潜“以知兵称，帝（崇祯）委任之”，“监视”宁远、锦州及山海关诸军。《明史·高起潜传》，卷305，7829页。不论哪一级将官，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处于“监军”严密监视之下，稍有得罪，不惟丢官，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三桂拜高起潜为“义父”，他们之间的关系必定要超过同方、洪等人的关系，毫无疑问，会得到他们格外庇护，给三桂加官晋爵只是时间问题。这些权势显赫的人物都成了三桂的后援。所以洪承畴一提名三桂任总兵，正合高起潜心意，他亲自写“题本”，立即被批准，《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03页。与三桂同时提名的还有刘肇基任总兵，却没有获准（至次年才通过）。洪承畴出关将“虚冒”钱粮的千总刘某处死。此千总为“高起潜私人”，高对洪大为不满，因此洪提名与高没有多少关系的刘肇基，高不予支持，即成罢论。谈迁：《国榷》，卷97，5848页。可见高起潜权势之大！
由于有高、洪、方等三人的一致支持，吴三桂轻而易举地登上将坛，身挂帅印，达到为将者所企望的地位。三桂入选总兵，除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关系，也是当时军事的需要。洪承畴原任陕西三边总督，同李自成农民军周旋十余年。当辽东军事时局日益恶化，明军防御吃紧时，于崇祯十二年初被调到这里，出任明军的统帅。他一到任，就检查各处兵士训练，兵力配置，及将领优劣等情况。他阅示山海关内外，发现明兵的训练不足。来自前线的侦察情报，使他感到“虏情紧急”，而明兵“必刻期”尽速完成训练，以应付同清兵的不可避免的战斗。此时，急需“选举辽东练兵大将”，“速图整练”军队，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他与高、方等选中吴三桂，来负责“统练辽兵”《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03页。，包括演习刺杀、熟练使用各种武器，布阵、进退方法、掌握战斗号令，等等，这对于每个士兵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关系到战役战斗的胜败。担任此项任务训练的人，不仅要有实战经验，而且应当通晓兵法，以此而论，吴三桂倒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洪承畴提出一项练兵计划，业经高起潜同意，朝廷批准，即从现有辽兵中抽出一万，分驻中后所与前屯卫两处，正居关外八城的适中之地，责成吴三桂和监纪通判朱国梓“详审安插，分合操练”。三桂的部下辽人游击董永显，“管领内丁，胆勇超众，屡次建功”，也被选中，由游击提升到后勤中营管参将。《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07页。洪承畴认为，宁远、锦州各有“总镇”（即总兵官）驻扎，再于各冲要之处布置劲兵，使宁锦一线首尾相应，八城不单虚，山海关则“益厚保障”。《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07页。三桂即照其部署，与朱国梓分练辽兵。他“日日言练”，提出：“不独练人，尤宜练（武）器，必人与器相合，器与人相合，而后可以言练。”《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32页。他严格进行训练，兵士的战斗素质明显提高，仅用两年的时间，三桂与其他负责训练的将官已练兵三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劲旅。
吴三桂任团练总兵，不限于练兵，同时也参加对清兵作战。
这是在三桂提升总兵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1640年）五月十八日，明兵与清兵在杏山（今辽宁锦县杏山）附近的夹马山发生一场遭遇战。原来，在杏山西五里台居住的蒙古多罗特部民，共有30家，60余人。他们秘密约降清朝，请求清兵前来接应，保护他们免遭杏山、松山、锦州等处明兵的堵击。正巧皇太极亲历锦州一带巡视，当即指令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等一批骁将率护军1500人前去迎接这批蒙古人。清兵为躲过明兵的阻击，便于十七日夜偷过锦州城，次日即十八日，天还没亮，顺利到达杏山西五里台。护卫蒙古人急速回返。黎明，被明兵发现。《清太宗实录》，卷51，30页。驻防杏山的辽东分练总兵刘肇基率军出城迎战。他于七日奉命率5000余精锐兵马自前屯卫起行，十一日赶到杏山“安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6号卷，4号。《清太宗实录》，卷51，30页记：“杏山总兵刘周智”，误，实为刘肇基。他闻警，即从所部5000人中抽调3000人马，从原驻守此城的明兵中调出300人，共3700人，投入战斗。吴三桂在离杏山北十余里的松山附近驻防，一得到警报，立即出动3000人马，“长驱直过杏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6号卷，7号。。锦州总兵祖大寿会游击戴明率马步兵700赶来会战。很快，明兵集结7000余人马，进逼清军。关于此役双方兵力，清官方明确记载：明7000，清1500。明官方无此记载，据吴三桂报告：“明盔明甲奴贼一万五千余骑”（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6号卷，7号），比清官方所报清兵1500人增加了10倍兵力。又据刘肇基所部5000人，战斗时出动3000人是可能的，加之三桂及锦州兵马，总数达7000，比较接近实际。但清方所自报兵力显系缩小。从战后双方损失相当，可知清兵至少在2000以上。清将济尔哈朗为避开城下明步兵，引诱其骑兵出战，便把所部撤退到离城九里的夹马山地方，扎住阵脚，明骑兵紧紧追随，至阵前，明百余骑兵首先出击，呼喊冲来。济尔哈朗纵兵还击，分队冲入。紧接着，济尔哈朗挥众将冲入阵中搏战，清护军皆系精锐，勇猛异常，更兼有济尔哈朗、多铎、阿达礼一批悍将，特别能冲锋陷阵。三桂虽然不示弱，表现了高超的战斗技能，却敌不住对方的凶猛攻击。清兵以他为目标，迅速把他围在中间，他拼命冲杀，“与贼血战”，却无法出围，幸亏刘肇基及时援救，才使他脱离危险。明兵且战且退，在杏山城下，清兵不敢恋战，乘机回兵，明兵亦不敢拦截，任其通过。此役明兵“失亡千人”《国榷》，卷97，5865页；参见《明史·刘肇基传》，卷272，6982页。，副将杨伦、周延州、参将李得位等被俘，当场斩首。《清太宗实录》，卷51，31页4。三桂奏报：此役明兵“大获全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6号卷，第7号。，不尽符合实际。从副将杨伦等人被擒，亦可看出明兵损失不小。清兵损失与明兵大致相当。六月十五日，皇太极从沈阳发来一万兵马增援；十七日、十八日又“发披甲兵”，虽说是“发兵换班”，确“因杏山上阵损伤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88号卷，第7号。显见清兵为迎护蒙古多罗特部民付出了一定代价。
接着，在七月间，吴三桂又参加了两次战斗。
这时，皇太极正在积极谋划攻取锦州，早在三月间，已采取第一个实际步骤，派遣济尔哈朗与多铎为左右翼主帅，率部进驻锦州北90里的义州，作为清兵进取锦州的战略基地。他们一面筑城，一面屯种；同时，不断向锦州地区出击，袭扰明宁远、锦州驻兵。锦州地区的军事形势变得日益紧张起来。明朝的战略家们对清兵意图已有所察觉，崇祯指令辽东督抚与各镇臣速筹应急方略。辽东新任巡抚丘民仰会同吴三桂、祖大寿、刘肇基等“昕夕商榷”，谋划战守之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53号卷，第4号。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出：“今日筹辽非徒言守，必守而兼战，然后可以成其守；而战又非浪战，必正而出之以奇，然后可以守其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53号卷，第2号。这就是，对付清兵不能单独防守，要守战兼顾，才能守得住；战又不能总是正面交锋，还要采取多种作战方式，如奇袭、打埋伏等，才能见效。这一方略，成为明兵作战的指导方针。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明兵开始对清兵主动出击，展开各种形式的进攻。七月八日夜，吴三桂指挥马步兵五百自松山奇袭锦州附近的清兵镶蓝旗营地。清将贝子罗托等人仓皇率兵出营，双方在黑暗中展开一场混战。三桂的意图，是对清兵进行骚扰。当大批清兵出动时，便急速引兵撤退。清将一时不知明兵究竟有多少，害怕误中埋伏，不敢追赶。据清方报道：次日见战场留下八具尸体，马九匹。《清太宗实录》，卷52，16页。清将报告此次夜袭，为“锦州马步兵”，误，实为三桂所属之松山明兵。又据吴三桂给朝廷的塘报称：“贼于初八日夜被我袭击，旋即移营。”《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24页。按，《清太宗实录》，卷52，16页。只记当夜战斗，不记清兵被迫“移营”事。从双方战后报道可以看出，明兵与清兵伤亡很小，战斗时间短促。如果三桂的报道属实，清兵真的移营，那么，这次小股夜袭达到了目的。
继八日夜突袭清军之后，蓟辽总督洪承畴会同三桂、东协总兵曹变蛟、援剿总兵左光先、辽东总兵刘肇基四镇统帅共议，组织了一次对清兵的新的进攻。另调山海关总兵马科率部助战。清官方记载，明出动马步兵四万至杏山。《清太宗实录》，卷52，16页。战斗在松山与杏山之间展开。根据明清战后的报告，我们可以窥见此次战役的大致情况。
十日夜，三桂、曹变蛟等各挑选数十员勇将“带领精锐马兵”，进至离杏山城十里地方，在山洼地埋伏起来，并各派出哨探在周围山上潜伏瞭望。
第二天（十一日）晨，三桂率领副将以下将官五十余员，“齐出杏山城，整列队伍”，令骑兵居前，便于冲击；步兵火器居后，以备堵击。明兵力多少，未见记载，但从三桂亲自出马，将官如此之多，可以判断明兵当在四五千人。这时，担任侦察的大拨都司张成报告，清兵两万余骑从汤河子向西南奔来。三桂闻讯，即亲统副将于永绶、张鉴等领骑兵飞驰至五道岭，与先埋伏在这里的明兵会合，准备迎击。清兵已发现明兵，便向五道岭疾驰，直抵张官屯。《明清史料》甲本第1本，24页载：据洪承畴、吴三桂报：战斗发生在张官屯、夹马山等地。而《明史·曹变蛟传》与《国榷》卷97均载与清兵战于黄土台。考之两地，均在杏山附近。这支清军由善战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等统领，“蜂拥”般向明兵冲来。三桂一声令下，以逸待劳的明兵呐喊着冲上去，“跃马冲砍”。清兵退至夹马山，各镇官兵“飞驰夹击”。三桂挥军冲杀，兵士皆“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又有炮火轰击，枪箭交加，激战数回合，清兵死伤甚多。吴军为争得功劳，纷纷下马割死伤清兵的首级。三桂发现山头还有大量清骑兵“密布”，料定是接应前军的，他惟恐部属忙于割首级误事，下令：不许下马，只以“恶砍”为功。鏖战多时，清兵已感不支，逐渐败下阵来。在山头接应的清兵不敢出战，急忙保护驮拉“死尸”，向北遁逃。在战斗进行时，坚守锦州的副将祖大乐率数十员将官出锦州30里，与三桂等四镇兵汇合，以策应他们。因风沙蔽天，不便追剿，依次收兵，齐回杏山。此役明将士阵亡11人，受轻重伤的，有65人，被射死的马56匹。以上见《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24页。清兵伤亡多少？明清官方皆不见载。多尔衮向皇太极隐瞒实况，只说：清兵“追至（杏山）城壕，掩杀之，获马七十匹”。《清太宗实录》，卷52，17页。也不提明兵伤亡情况。显见此次战斗虽说规模大，而彼此伤亡并不重，都在一定程度上各自夸大本军所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此战为明诸镇“合击”，兵力占有明显优势，“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国榷》，卷97，5872页。。经此打击，清兵失利，“退屯义州”《明史·曹变蛟传》，卷272，6978页。。
崇祯十四年（1641年）初，“自锦（州）城东、南、北三路，奴骑充斥，势殊猖獗”《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27页。，逐渐形成对锦州的包围之势。明将官担心锦州被围，一旦缺粮，就无法坚守下去。眼下，运粮比增兵更为急需。可是，负责运粮各官“惊心奴儆”，不敢往锦、松、杏等前锋三城运送，仅运至宁远以西各城，致使宁远西各城储粮猛增至一万石，前锋锦州、松山、杏山三城各仓只存米二千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87号卷，第5号。从朝廷到前线将士都为此万分焦急。蓟辽总督洪承畴与辽东巡抚丘民仰（于崇祯十三年三月擢升右佥都御史，代方一藻巡抚辽东，驻宁远）、三桂等再三商酌，决定冒险向锦、松、杏三城运米，“以实根本”。正好赶上春节，他们便“以新年过节，出其不意”将粮运去。此项任务交由三桂完成。正月初二、初三两天，以牛骡驴车三千四百辆，装米一万五千石。初六日，三桂亲自“督运米车”出发。此计果然躲过清兵的监视，于次日中午，顺利到达锦州。当即卸车，至当天晚上二更时分全部卸完。八日，空车又安全地返回宁远。此次运米，往返“并未遇警，绝无疏失”。至初九日，清兵才有觉察，出动两万余骑分为四股追击，企图夺粮，遭到沿途守护的明军炮击，一无所获，“仍从原路北遁回营”。此次运粮成功，“俱蒙诸上台筹画周详，而更蒙（吴）练镇防护谨毖所致”《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