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桂这一激，再次把诸将激怒了，个个怒吼：“要走就走，为何逼人太甚！”
三桂劝道：“这是朝廷的命令，实在不能延缓。但诸君得处此块土地，各有其家，得享福贵，是谁赐给的？诸君应当想一想。”
诸将稽首，异口同声地说：“都托殿下（指三桂）之福！”
三桂断然否决：“不对！”
诸将接着说：“那就是皇上给的恩情。”
三桂不以为然地说：“这也未必都对。当年我曾受先朝（指明）厚恩，待罪东陲。正值闯贼（指李自成）构乱，我计不能两全，被迫乞师本朝，以复君父大仇。后来平定滇蜀，得以栖息于此。今日之福贵，都是托先朝的余荫啊！故君的陵寝（指永历）在这里，我们将离开这里，能不向他告别吗？”
三桂的这番话，说动了诸将，都表示一切惟命是听。《四王合传·吴三桂传》。三桂已命夫役给永历修陵寝，又修永历的母亲王氏陵，外筑土围，周长一里许，建寝殿三楹和寝门。《庭闻录》，卷6，“杂录备遗”。三桂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起兵做必要的准备。
眼下，看起来都很平静，但凡了解一点政情的人已感到气氛越来越紧张，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的确，形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五、哭陵倡乱
人们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吴三桂召集四镇十营总兵马宝、高起隆、刘之复、张足法、王会、王屏藩及胡国柱、吴应期、郭壮图等各将官赴王府会议。云南巡抚朱国治率所属官吏奉命而来。三桂全身戎装，威坐殿上，正式宣布起兵，与朝廷决裂。他当场勒令朱国治投降，遭到断然拒绝。三桂下令把朱国治和不降的官员全部逮捕，其中包括云南按察使司按察使李兴元、云南知府高显辰、云南同知刘昆等一大批官员都先后被捕，看押起来。三桂派人传令，不得随意妄杀。命令到时，胡国柱率兵已将朱国治乱刀砍死，身首异处。当年，苏州有一民谣：“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明年国治又被国柱歼”。《平滇始末》。民谣反映了当地百姓对朱国治枉杀金圣叹的痛恨之情，却不幸被言中。此时，他自己真的被“歼”，死于与他的名字相谐音的“国柱”之手！
三桂为收揽人心，不想开杀戒，虽然他痛恨朱国治，也想留他一命，慢慢劝降。既然部下已将他杀了，也无须追究。他们杀死了朱国治后，正要对李兴元、刘昆等官员下手，一接到命令，这才停止。过了一会儿，胡国柱出面，让兵士给各官员松绑，命他们照旧供职。李兴元、高显辰、刘昆等坚持不降，被看押起来。圣祖的钦差折尔肯、傅达礼等被拘留软禁。
三桂的妻子张氏得知丈夫谋反的消息，急上殿。大哭大闹，指着她的女婿、侄儿们说：“朝廷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你们竟敢闹出这种事来！”又冲着三桂说：“这不是要害死我的儿子吗？”她指的是应熊还在北京，这边谋反，朝廷能不要她儿子的命吗？三桂不为所动，叫他的女婿郭壮图等人赶快把她扶进后宫。她哭哭啼啼，被强行架走了。
处置完朱国治等一批抗拒从叛的官员，三桂宣布，他自这天起，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建国号“周”，以明年为周元年。
接着，三桂选择吉日，率三军拜谒永历帝陵，誓师北伐。事先，他召集诸将，说：“拜别已故君主，应当穿故君时的衣服见他。”他指着自己的头说：“我先朝曾有此帽子吗？”又指指自己身上的衣服，说：“我先朝曾有此衣服吗？我这老臣将易服祭故君，你们自己考虑该不该易服。”诸将都表示易服。
清朝自关外建国伊始，就确立一项政策，凡从明朝俘获或投降过来的汉族百姓，汉官汉将都必须剃发易服，改穿满族服饰，否则，就是不遵国体，对清朝（后金）不忠，视为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入关后，直至亡国，一直把它作为国策，贯彻始终。在明朝看来，凡已剃发易服的汉人，就是叛逆，视为敌人。三桂去满装，改穿汉服，重新蓄发，标志着他同清朝的彻底决裂，是对清朝的背叛。
三桂说通了诸将，择日下令，三军都改穿汉服，蓄留头发，一如明朝装饰。三桂头戴方巾，身穿素服，在永历陵前，亲自酹酒，三呼再拜，恸哭不止，趴在地上不起来，大放悲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永历帝是他擒获的，又是他下令秘密处死的，十余年后的今天，此时此刻，他却拜倒在永历陵前，痛哭流涕，究竟悲从何来？与其说哭永历帝，倒不如说哭他自己更符合实际。他为什么不哭自己呢？他为清朝奋斗了大半生，以牺牲千百万明人和农民军的生命，换取了一顶王冠，获得一方土地，希图永镇，世享福贵。谁想朝廷撤藩，打碎了他的迷梦，他将失去所得到的一切，两手空空地回到那荒凉的关外，了此残生。而且，到那时，命运如何，谁又能敢保他及子孙平安无事呢？他想到这些，心里怎能好受！在那数行热泪中包含了他多少愤激、不平和悲叹、后悔的情绪！三桂的这番举动，是对他降清后所作所为的自我否定。人往往在遭到重大挫折或失败时，才反躬自省，发现自己的不足或错误。三桂的前程由于撤藩而毁弃，实为他一生中重大挫折，这才“觉今是而昨非”，否定自己的过去，重新缔造未来。因此，他弃以往之非，跪倒在自己杀害的永历帝的神位面前，一种忏悔的正义感在他心中不断升华，良心得以重新发现，他感到自己变得神圣、思想纯正，已从“邪恶”中摆脱出来，偿还了欠下永历的血债。于是，眼泪从心底涌出，无法抑止。哭吧，让眼泪洗刷掉自己的耻辱！
也许哭得过于悲痛，三桂的悲声牵动了三军的民族情感，他们只想到朝廷不守信义，剥夺了他们已得到的东西，对朝廷的愤恨——满人压制汉人，占据了他们的心头，谁还去想永历帝死于谁手？偶尔想到，自然得归罪于满人的清朝。所以，三桂一哭，三军同哭，“声震如雷，人怀异志”，惟有听命于他们的统帅吴三桂，去重新开辟自己的锦绣前程！
三桂哭陵，是对他的广大将士的思想动员和誓师，激励他们跟随他去同清朝决战决胜。第二天，他又下令三军赴昆明郊外校场阅兵、较射，从军事上再动员。约定：不按时到场的，必以军法从事。
次日，天刚亮，鼓角齐鸣，各镇将士整队入场，军容肃然。三桂全身披甲，飞身上马，扬鞭疾驰，手发三矢，皆中目标。三军为之欢呼雷动。演习完射箭，再演练各种武器。校场正面两侧摆列着大剑、画戟、雕戈等长短格斗兵器。三桂每驰马一回，即驰至武器处，由侍卫飞递一兵器，他在马上稳稳接住，然后策马疾驰，挥动兵器，如搏战进击，运用自如，恰似“风驰雨骤，英武绝人”。三桂以62岁的高龄，在飞驰的马上精彩地表演了射箭和各种长短兵器，武艺娴熟，技法高超，威风不减当年！三军看得发呆，不时爆发出欢呼声。三桂就是要让他的广大将士亲眼目睹他的雄风，他要使他们相信，虽然他已进入老年，仍然有能力率领他们去夺取新的胜利。他要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藐视清朝，驱除他们对清朝的迷信和畏惧心理。三桂的目的达到了，他为此感到欣慰。以上关于三桂哭陵、校场演武诸事，皆取自《四王合传·吴三桂传》。需要考察的是，该书把此事都记在三桂宣布叛清前发生的，这不符合情理。三桂叛清前，一切准备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易服祭陵、演武只能是在公开宣布叛清时搞的。
三桂欲师出有名，先声夺人，特精心制作一道讨伐清朝的檄文，全文如下：
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告天下文武官吏军民人等知悉：
本镇深叨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贼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惨矣！东宫定藩之颠踣，文武瓦解，六宫恣乱，宗庙瞬息丘墟，生灵流离涂炭，臣民侧目，莫可谁何。普天之下，竟无仗义兴师勤王讨贼，伤哉！国运夫曷可言？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逃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悮（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
兹彼夷君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辽（僚），斗筲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吏酷官贪，水惨山悲，妇号子泣，以至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崩土震，地怨于下；官卖爵，仕怨于朝；苟政横征，民怨于乡；关税重征，商怨于涂；徭役频兴，工怨于肆。
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勷义举，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旦寅刻，推奉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宝，建元周启，檄示布闻，告庙兴师，刻期进发。移会总统兵马上将耿（精忠）、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郑（经），调集水陆官兵三百六十万员，直捣燕山。长驱潞水，出铜驼于荆棘，奠玉灼于金汤，义旗一举，响应万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愤。振我神武，剪彼氛，宏启中兴之略；踊跃风雷，建划万全之策，啸歌雨露；倘能洞悉时宜，望风归顺，则草木不损，鸡犬无惊；敢有背顺从逆，恋目前之私恩，忘中原之故主，据险扼隘，抗我王师，即督铁骑，亲征蹈巢覆穴，老稚不留，男女皆诛；若有生儒，精谙兵法，奋拔谷，不妨献策军前，以佐股肱，自当星材优擢，无靳高爵厚封，其各省官员，果有洁己爱民、清廉素著者，仍单仕；所催征粮谷，封贮仓库，印信册籍，赉解军前。其有未尽事，宜另颁条约，各宜凛遵告诫，毋致血染刀头，本镇幸甚，天下幸甚！《华夷变态》，卷2，53~54页。该书卷2，80~82页，收录了三桂又一道檄文，可资参照。两相比较，两道檄文内容大体相类，惟文字有差异，个别事实亦有不同。
吴三桂的这篇“讨清”檄文，论文采虽比不上骆宾王的名篇《讨武曌檄》见《古文观止》（上）。，却也大有气贯长虹之概，不失为名士精心之作。如从内容上考察，此文多有不实之词，巧饰伪装，随处可见，且回避要害，掩天下人耳目。檄文开头一大段，以当年“讨贼”自任，历数复君父之仇的盖世之功，向天下人自我夸耀。可是，他当时骑墙山海关，首鼠两端，对一度降李自成一事避而不提。此其一。
他大书不得已借清兵复仇之苦衷，并以最终灭掉李自成而自诩，这也确是事实，但却掩饰了自己完全降清的真相。声称他委曲求全，“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明朝已有三十年，云云。可是，他无法解释这三十年他为清朝效命疆场，剿灭农民军，扫荡南明，尤其是擒杀永历帝等血的事实。他坐镇云南，希图永镇，千方百计保存自己的权势与地位，何曾为恢复明朝而做什么准备！因此，对这些事，他只好避而不书一字！他叛明降清，这是不容篡改的历史，无论时人和今人，有谁能质疑呢？即使有人为之辩解，不过是嘲弄历史，徒劳无益！此其二。
檄文声称，当年他曾奉三太子，欲恢复明朝。三太子何曾到过他手？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根本谈不上奉三太子入都即位。此事显系三桂伪造，不足为据。如今，已过去三十年，忽然又冒出一个“三太子”，要“恭登大宝”了，这又是弥天大谎！他自己的行为，自称周王，自立年号，就使自己的谎言不攻自破！此其三。
檄文声讨清朝罪行，说得如此吓人，却是夸大之词。清入关后，废除了明朝一些苛政，采取了恢复生产的措施，特别是到圣祖亲政后，整个形势日见好转，不像三桂说的，如天怨、地怨，仕、民、商、工皆“怨”，还未达到这种程度。此其四。
檄文的最后一段，极力渲染他兵多将广，势力之大，有气吞中华之概，以此动员人们响应和支持他的行动。他规定数项政策，目的是争取同情者，吓唬那些拥护清朝的人。仅此而已。
檄文表述了三桂的目标，是要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一代新王朝。但看起来，好像是三桂的自白书，或叫做自我“辩解书”。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全部相信他所说的话，那就错了，可能会把我们的认识引向歧途！
奇怪的是，三桂的这道檄文，不见诸任何清官方或私人著述。在官方书中只说三桂“伪檄”四处传布，对其中内容不及一字。这证明三桂当时确实发布过檄文。为何置而不书？细想起来，也不难理解。檄文毕竟触及了当年三桂与多尔衮订盟等事实，清圣祖和他的廷臣们也不敢做出回答；尤其是檄文无处不痛骂清朝，这对清朝是不光彩的，如刊于官方史书，倒是替三桂做了宣传。因此宁可不保留一字，勿使其传世。至于私家著述，为避讳也不敢刊登此文。这可能就是檄文在清代文献中失载的原因吧！
三桂的檄文，是他叛清、抗清的宣言书。为动员全国汉人反清，他大量复印檄文，派人奔赴各地传送，他亲自致书平南、靖南两王，并向贵州、四川、湖南、陕西等省跟他有关系的将官去信，动员他们起兵响应。
云南是三桂直接控制下的努力范围，省城昆明是他的“栖息”之地，他的心腹和党羽分布各要津，他一声令下，全省与昆明同声听命。朝廷命官、地方官吏大多投降应叛，像云南提督张国柱、永北总兵官杜辉、鹤庆总兵柯泽、布政使崔之瑛、提学道国昌等等一大批汉官汉将都响应了三桂的叛清号令，接受三桂的职务。《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14页；《逆臣传·张国柱传》，卷2，2~3页。只有少数官吏，如按察使李兴元、云南知府高显辰、同知刘昆抗拒不从。三桂本意，并不想杀死他们。责令胡国柱把他们押送到“审事堂”。刘昆斥责说：“要死就死，有何事可审！”国柱笑着说：“需等待命令。”说着，很客气地给他们座位坐下。李兴元慷慨激昂，骂不绝口，痛斥三桂：“你内为国戚，外封亲王，受恩最重，为什么要背叛朝廷？我为丈夫，义可杀，不可辱，惟有一死报朝廷！”《清史稿·李兴元传》，卷253，9734页。三桂的刑曹官杨彦光上前劝道：“您不必如此，且等刘先生（指刘茂遐）一言。”另一刑曹官傅奇栋接着说：“您与旗员不同，您是明朝世家，今日正要恢复明朝，您应该效力。”
刘昆驳斥说：“你说的完全错误。顺治元年，吴三桂等辈迎王师入关，至十八年，又于缅甸擒永历。前明之亡，是谁干的？在明朝，亡明朝；事清朝，叛清朝，是两朝乱贼，天地不容！我恨力不能杀你们，还想污辱我这七尺之躯吗！”
刘昆等三人至死不屈，审问他们的人非常痛恨，又无可奈何，只得转告三桂，下令查抄刘昆的公署衙门，除了图书外，只有两件衣服、米二石、钱三千文，马一匹，夫役二人，余无他物。三桂转恨为钦佩，怒责左右人：“你们平日总说他贪，今‘贪’如此！几乎被你们误了事。”对胡国柱说：“刘某清廉能干，我行大事，不可无此人。你们替我劝降他。”半夜，三桂派人来到审事堂，转达了他的愿望。刘昆怒斥来使，来使说：“如不从，将有杀身之祸。”刘昆怒目圆睁，厉声斥责，操起铁索向来使掷去。来使不得已，急忙回去复命。三桂不禁发怒：“难道真倔强如此吗？”指示国柱说：“要给他特殊的苦头，再降他！”十一月二十七日，给刘昆上了刑具，押送到三市街，与高显辰一起，各杖四十，然后把高显辰发往永昌卫、刘昆发往云南西部边远的腾冲卫充军。这两地多烟，让他们备尝苦头，将李兴元投入监狱《庭闻录》，卷5，1~2页。，不久，他服毒自杀身死《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14页。又，《清史稿·李兴元传》，卷253则载：兴元被三桂孙子世璠刺杀于狱中。。
三桂毫不费力地消除了“亲情”派的微不足道的反抗，云南迅速成了他的一统天下。他公开打出了独立的旗号，立即准备出师战斗。他迅速着手组织他的军队，重新建制，部署兵力，选将命官，使之适应即将开始而又不可避免的军事斗争。
按照三桂的意图，设金吾前后左右四将军，为各军的首领，其次设左右两翼将军，以下设左右两掖将军、铁骑前后左右将军、骁骑前后左右将军；命名奋威、仁威、亲威、建威、龙威、绥远、怀远、广武、勇略等将军。其下便是各路总管，设征朔、讨朔、覆朔、灭朔、殄朔、破朔、剿朔、靖朔八大将军。各级将领均以“将军”称之，在“将军”之前冠以各种响亮、富有征战意味的名号。所设“征朔”八大将军，都加一“朔”字，是对起自东北的满人的蔑称，前冠以征、灭、殄、覆、破、剿、讨、靖八个字，都是彻底消灭清朝的意思。从这些新起的名号，都可窥见三桂誓与清朝血战到底、“汉贼不两立”的决心。
三桂按此名号分封他的将领：封郭壮图为留守云南路总管，料理核查云南府属印信，催征银两，保证军饷的供给。以胡国柱为金吾左将军，夏国相为金吾右将军，吴国贵为金吾前将军，吴应期为金吾后将军；马宝为铁骑总管将军；以上见《平吴录》，7页。王屏藩、卫朴为骠骑前后将军；陶继志、张足法为骠骑左右将军；王会、高启隆为骁骑左右将军；线维明、田进学为铁骑前后将军；范齐韩、廖进中为铁骑左右将军。《庭闻录》，卷5，2页。按，三桂所设职官与“将军”，各书略有差异，今参酌各书记之。
任命各部职官：以方光琛为吏曹、来度为户曹、钱点为礼曹、韩大任为兵曹、冯苏为刑曹、吕忝子为土曹。以郭昌为云南巡抚。三桂所设“六曹”，亦即清廷的“六部”。显然，三桂开始仿照清制来建设他的新政权。他采取的一系列组织措施，就把他所掌握的军政力量都组织到一个政权之内，形成了上下相维的比较严密的整体。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三桂自云南发兵北伐，向清朝展开了战略进攻。军队所使用的战旗皆用白色，步骑兵头戴用白毡做的帽子，表示为永历挂孝，不忘明朝旧恩。《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14页。三桂派吴国贵、夏国相率步骑为前驱，兵锋直指贵州。他自率马宝等诸将随后进发。在此之前，三桂已派王屏藩率部独取四川、陕西。三桂很信任他，说：“王屏藩前去取四川，如同我去。”马宝请求自任两广方面的军事，率部取两广。三桂说：“两广只须一辩士口舌可下，不烦派兵，我已派人前去游说。”《平滇始末》，3页。
由圣祖撤藩引起、三桂发动的大规模内战由此而爆发。刚刚安定的局面又陷入新的大混乱，广大人民重新被打入战争的火海之中，不断遭到流血牺牲。现在来讨论撤藩的后果及其政策是否得当，为时尚早。还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和它对全国局势的影响，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三桂反叛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判断出这场战争的性质与是非。
六、圣祖决策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差往贵州备办吴三桂搬迁所需夫役粮草、船只的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都员外萨穆哈，以十万火急，日夜疾驰到北京，直奔兵部衙门，一下马，上气不接下气，两手抱住柱子，说不出话来。他们已疾驰十一昼夜，累得筋疲力尽，一时气厥，口不能言。堂吏见状，知有紧急事，忙用水灌进他俩的口中，过了一会儿，党务礼二人慢慢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说：“吴三桂反了！”接着，他们便把三桂谋反的事详细地作了奏报……《清圣祖实录》，卷44，12页。关于回京告变，《四王合传》载：“奉使笔帖式王新命乘间得脱，疾驰五昼夜至京师。”此记不确。核之《清圣祖实录》、《平定三逆方略》、《逆臣传》等书，均记为党务礼、萨穆哈等。又，《清史稿·萨穆哈传》，卷268，明载党务礼等疾驰到京时，“下马喘息，抱柱不能言”等详情。
原来，党务礼、萨穆哈、户部郎中席兰泰、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奉命至贵州，为吴三桂搬迁置办船只、粮料。他们一到贵州，云贵总督甘文焜最先把三桂在云南造反的消息密告了他们。贵州提督李本琛已参与三桂的叛乱，他给贵州巡抚曹申吉写了封密信，约他起兵响应，投靠三桂。不料此信被甘文焜截获，始知三桂起兵迫在眉睫。他大吃一惊，意识到事态十分严重。他认为，事出猝然，党务礼一行继续留下筹备搬迁事宜，已无必要，当前最紧迫的是，速返北京，向朝廷报告，请兵赴援。
在甘文焜的掩护下，党务礼、萨穆哈、席兰泰三人偷偷出贵阳，直趋北京。但是，三桂的密令已到了贵阳，指令他们暗中据守城隘，严禁出入。
党务礼等行至镇远，守将不给驿马。他们好不容易地弄到两匹马，躲过了叛兵的追捕，疾驰至沅州，逃出了吴三桂的势力范围，进入湖南境内，才得到补充的驿马，日夜赶路，终于到达北京！不幸的是，兵部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没有逃出来。他们被叛兵逮住，劝降不从，被杀身死。《清史稿·萨穆哈传》，卷268，9985~9986页。与党务礼同去贵州的户部郎中席兰察，因没有马匹，在镇远乘船至常德，换乘驿马，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京。《清圣祖实录》，卷44，20页。
党务礼等逃走后，贵阳形势急剧恶化。总督甘文焜刚办完母亲的丧事，才返回贵阳不久，就赶上了这场突然到来的大事变。他得知吴三桂杀害巡抚朱国治、扣留折尔肯的消息后，立即派他的族弟甘文烱赴京报告。同时又写信给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向他通报云南的事变。他紧急命令贵州提督李本琛率部扼守盘江。本琛已怀二心。先以书信试探他的态度。文焜回信，表示誓死守贵阳。本琛知他无意从三桂，便不再听从他的调令。文焜直属的部队，已为三桂收买，拒绝服从他的命令，有不少兵士听到事变的消息，纷纷逃窜。这时，纷传三桂兵正向贵阳逼近，城内一片惊慌。文焜料到贵阳已不能守，决计离开贵阳。他先令自己的姬妾同府中七名妇女吊死，独自携第四子甘国城率十余名骑兵，赴镇远，打算招湖北兵扼守险隘，堵住三桂兵不得出贵州。十二月八日，他们父子驰至镇远（贵州镇远）。守城副将江义已接受三桂命令，拒不准进城。文焜只好渡河，行至一座寺庙吉祥寺，江义派兵把他们包围在寺内。文焜料到已无法逃出，又不甘心受辱，便朝北京方向向圣祖拜别，拨出佩刀，刚要自刎，其子国城忙阻止，请求先死，还没等父亲同意，他夺下刀，猛地朝自己的脖子一挥，迅速把刀还给父亲，身子随即扑倒在地，血涌如注，喷溅到父亲的衣服上。文焜不禁赞叹：“儿子的勇气超过我！”举起带血的刀，自刎而死。时年仅42岁。随从笔帖式和善、雅图甘愿从他们父子死。《清史稿·甘文焜传》，卷252，9721页。
党务礼等向圣祖仅报告吴三桂杀朱国治、扣留使臣的事，对贵阳事变、甘文焜父子之死还一无所知。圣祖当面听取党务礼报告的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二日，蔡毓荣提供了更为详细和最新情况的报告，《清圣祖实录》，卷44，13页。有关吴三桂的名号、国号、贵州提督李本琛从叛、钦差被扣、兵部主事辛珠、萨尔图及甘文焜父子之死等等消息接踵传来，“举朝震惊”。《圣武记》，“康熙戡定三藩记”（上）。圣祖在得到党务礼的报告的当天，虽说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三桂的叛乱将给清朝统治造成何等危害，但已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他凭着青年人的政治敏感，迅速做出应变的反应。他紧急召见议政王大臣，商讨对策。
当初，在是否批准吴三桂撤藩的问题上，朝廷议政王大臣及各部官员始终存在着严量分歧。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人主撤，礼部尚书图海等多数人反对撤藩，还有很多大臣不表态，实际也是赞成图海等人的意见。圣祖做出了撤藩的决定，持反对意见的大臣们不敢再坚持。然而，他们最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吴三桂叛变的消息一传来，原先持两种意见的大臣们又发生了新的争论。主撤的人此时没什么理由可辩，而反对撤藩的大臣们把这场事变归咎于主撤者，纷纷要求追究他们的责任。以大学士索额图为首，要求处死主撤的大臣。圣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清史稿·明珠传》，卷269，9992页。一句话，便平息了争论，当务之急，是如何应付这场事变。
毫无疑问，制止吴三桂叛乱和预防他把叛乱扩大，只能用军事手段来达到目的。圣祖和廷臣们都很自然地首先从军事上考虑，采取何种应急措施来阻止这场叛乱的继续发展。不言而喻，他们恨不得立即把吴三桂擒拿在手，以正国法。措施迅速制定出来，概括言之，第一，荆州（湖北江陵）系长江南北咽喉要地，关系最重。圣祖料吴军必犯湖南，而荆州必先设防。他特派前锋统领硕岱率每佐领前锋兵一名，兼程前往，保守荆州，固军民之心。然后，由荆州再进至常德（湖南常德），“以遏贼势”；第二，为争取时间，由户部负责，预先在沿途出征将士停留处备下粮饷，保证硕岱兵到粮饷亦到。圣祖责成议政王大臣如何遣派大军，后续部队如何增调到前线等问题，“速议具奏”。
议政王大臣不敢怠慢，很快议定：派满洲与蒙古八旗每佐领前锋各一名，护军各七名，骁骑各十名、汉军每佐领出骁骑各五名，领兵官员视兵数酌量派出。他们拿出此方案请示，圣祖挥笔批准。《清圣祖实录》，卷44，12~13页。此次为清朝平叛用兵之始，直到平叛结束，几乎不提用兵的具体数字，只说从某旗某佐领下抽调若干名组成若干军。因此，我们也难准确知道每次用兵之数。圣祖接到蔡毓荣的报告后，在军事上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调兵遣将，分守战略要地。圣祖考虑到广西与贵州邻境，不得不预先设防，立授驻防广西的已故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为“抚蛮将军”、线国安为都统，责成他们“统兵固守”；
（二）命西安将军瓦尔喀进兵四川。圣祖指示说：“四川与滇省接壤，今吴三桂已反，你可率副都统一员、全部骑兵，选拔将领，星夜赴四川。凡自云南入川的险隘之地，都必须坚守。大兵不日即进剿云南，等我师临境，贼势渐分，如有可乘之机，你即与提督相机进讨。至于西安等处，朕当刻期遣发禁旅，前去驻防。”《清圣祖实录》，卷44，14页。巴蜀乃是滇黔门户。圣祖料定吴三桂必有窥伺四川之心，趁他尚未挥军进川之际，速派兵扼守险要，进可取云南，退可以守，实为万全之策。在征调瓦尔喀进川的命令发出后，紧接着，又命都统赫叶为“安西将军”，率兵同瓦尔喀等由汉中入川，以护军统领胡礼布为副将军，率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颜布随同出征。《清圣祖实录》，卷44，20页。
（三）圣祖视荆州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前已派硕岱率精锐防守，犹感不足，再派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总统一大批满洲八旗和部分汉将开赴荆州。圣祖特给兵士颁赏，原定凡出征兵士每人白银十两外，此次再增加十两；委署章京的护军校、骁骑校以下，护军、拨什库、甲兵、弓匠以上，各赏银二十两，铁匠等夫役人员也各给银十两。《清圣祖实录》，卷44，16页。圣祖用重赏来鼓励他们勇赴前线。
（四）以山东兖州地近江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广；山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均属东西孔道，为适中之地，分别集结部队，“秣马以待”，随时调遣或应援各邻近地区。这一新的部署，缩短和节省军队从北京南下的时间，将士免受长途奔波，鞍马劳顿之苦。圣祖特命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清圣祖实录》，卷44，17页。
（五）为适应平叛的需要，命直隶各省巡抚仍管兵务，各设左右两营，归巡抚直接统辖。《清圣祖实录》，卷44，17~18页。
在采取军事措施、布置兵力的同时，圣祖又连续采取如下政治措施：
（一）下令停撤平南王、靖南王两藩。圣祖各给两王一道手诏，给靖南王的手诏内云：“朕闻云南作乱，靖南王相应固守地方，不必搬家。平南王亦如之。”立即召还前往广东、福建办理撤藩的钦差大臣梁清标、陈一炳回京。《清圣祖实录》，卷44，14页；参见《爝火录》附记1卷，965页。
（二）原三桂属下文武官员，以及现仍在直隶各省，无论是在职的、闲住的，虽有父子兄弟现在云南的，“概不株连治罪，自今以后，各宜安心守职。无怀疑虑”。《清圣祖实录》，卷44，16页。
（三）为防止内外沟通，圣祖听信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意见，将三桂子吴应熊“暂行拘禁”，待“事平”再作处置。《清圣祖实录》，卷44，17页。廷臣们怀疑应熊及属下官员对三桂谋反可能知情。所以采取防范措施，也是必要的。
（四）向各重要军镇通报吴三桂反叛，指授方略，多方安抚和鼓励他们守御地方。圣祖非常重视陕西省情，因为该省距京师甚近，又控驭西北边疆，它的存在对京师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圣祖特给陕西总督哈占、提督张勇、王辅臣发去紧急谕旨：要他们注意发现三桂散布的“伪札、伪书”，晓谕官兵、百姓，检举揭发，向上报告。他称赞他们是朝廷攫任的“股肱之臣”，捍御边疆，绥辑军民，惟他们是赖。圣祖此举，实为思想政治动员之一策，极力笼络他们实心任事，为朝廷效力。《清圣祖实录》，卷44，19页。圣祖的这一对策，在以后的平叛中日益显示出重大作用。
（五）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政治措施，是在十二月二十六日采取的，即正式下诏削除吴三桂的王爵，向云贵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发布通告。全文如下：
逆贼吴三桂，穷蹙来归，我世祖章皇帝（顺治）念其输款投诚，授之军旅，赐封王爵，盟勒山河，其所属将弁崇阶世职，恩赉有加，开阃云南，倾心倚任。迨及朕躬，特隆异数，晋爵亲王，重寄于城，实托心膂，殊恩优礼，振古所无。讵意吴三桂，性类穷奇，中怀狙诈，宪极生骄，阴图不轨，于本年七月内，自请搬移。朕以吴三桂出于诚心，且念其年齿衰迈，师徒远戍已久，遂允所请，令其休息，乃敕所司安插周至，务使得所。又特遣大臣前往，宣谕朕怀。朕之待吴三桂，可谓礼隆情至，蔑以加矣。
近览川湖总督蔡毓荣等疏称，吴三桂径行反叛，背累朝豢养之恩，逞一旦鸱张之势，横行凶逆，涂炭生灵，理法难容，神人共愤。今削其爵，特遣宁南靖寇大将军统领劲旅，前往扑灭，兵威所至，刻期荡平。但念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贼境，或心存忠义，不能自拔；或被贼驱迫，怀疑畏罪，大兵一到，玉石莫分，朕心甚为不忍。爰颁敕旨，通行晓谕，尔等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子兄弟亲族人等，见在直隶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毋怀疑虑，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尔等皆朕之赤子，忠孝天性，人孰无之！从逆从顺，吉凶判然，各宜审度，勿贻后悔。地方官即广为宣布遵行。《清圣祖实录》，卷44，18~19页。
圣祖的讨吴谕旨，核心内容，阐明了朝廷同吴三桂毫不妥协的原则立场和准备实行的各项政策。谕旨一反以往对三桂的无限赞扬，大张挞伐和声讨。例如，过去一向称赞他开关迎降为“归诚向化”，实为明智之举，而今则说他“穷蹙来归”、“性类穷奇”，心怀“狡诈”云云。通篇谕旨，一笔勾销三桂为清朝夺取全国政权所建立的不世之功；相反，不厌其烦地说明自顺治以来两朝给予他的隆礼厚恩，斥责他背恩反叛。公平地说，清朝没有亏待他，给予的酬报无以复加。但对于撤藩一事，以圣祖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没有说实话。声称是三桂自请撤藩，朝廷为照顾他年迈齿衰，不忍心让他久驻遐荒，故允其所请。这都是冠冕堂皇的话，骨子里却对三桂日益猜忌，不予信任，时刻想撤他的职，削他的权。一旦撤藩成功，三桂接受朝廷的安排，下一步将如何处置无兵无权的三桂？事情远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我们还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三桂撤藩后能安分守己，尚能过得去，倘有差错，后果可想而知。
吴三桂在他讨清的檄文中，大谈他当年委曲求全借兵复仇的壮举，反复申明当时跟多尔衮订有立明太子的协议，谴责清朝违背诺言，阴谋夺取了全国政权。对此重大问题，圣祖讨吴的谕旨不曾道及一字，干脆加以回避。这就叫“王顾左右而言他”！
圣祖所持的立场，必欲将三桂置于死地，悬赏要三桂和他的核心成员的头颅。可以看出，圣祖和他的心腹大臣对三桂痛恨的程度！由此，我们便推断出，在撤藩前朝廷对三桂已经是又怕又恨。所以，三桂一叛变，圣祖毫无招安、劝谕之意，却持异常强硬的态度，企图趁机把他彻底消灭。“刻期荡平”，颇有灭此朝食之慨，恰恰反映了圣祖急欲消灭吴三桂的基本思想。
圣祖与吴三桂互讨的谕旨、檄文，各持一端，遇有于己不利之事，则避开辩论，而以自己有利之处攻击对方的短处。这才是：一旦翻了脸，历史事实也随之而翻！这也恰恰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政治斗争的伎俩，是没有多少信义可言的。所谓原则、真理，只有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时才是有效的！我们不会为双方的振振有词所困惑，而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总能分清他们各自的是非的。
圣祖讨吴檄文，与上述军事、政治各项措施及其政策，都是在圣祖接到党务礼、蔡毓荣的报告后，仅仅六天（十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七日）之内做出的，而且都是由圣祖亲自裁定，其中不少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政策性的规定和措施，一经确定，圣祖立即付诸实施。大胆、果断、迅速、沉着，体现了年轻的皇帝圣祖的思想风格。这大概是三桂始料不及的吧！事实表明，他把圣祖估计得过低了。他认为，只要他一起兵，就会使朝廷、圣祖惊慌失措，手忙脚乱。他想错了。圣祖临事不慌，在紧急状态下，却能有条不紊地进行部署，当机立断，异常迅速地采取果断措施，足以应付眼前突然发生的事变。
从军事上说，圣祖所采取的政策，反映了他的战略思想：以荆州为重点，加强其防御，抵挡叛军的正面北进；以四川、陕西为侧翼，派八旗兵进入四川，其目的是预防叛军经四川进入陕西，威胁北京；以兖州、太原为南北东西的中继站，集结兵力，随时听调出击。广西方面，授孙延龄以兵权，固守防地，以牵制叛军的北进。这些措施，初步构成了圣祖的战略防御体系，基本符合此时的形势需要。
从政治上来看，圣祖采取的几个实际步骤，也是相当有力的。他停撤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两藩，这是对他原定三藩同撤的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和修正。撤藩前，圣祖没有预料到将会出现什么麻烦，更没有想到会激起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反抗。他所说的“撤亦反，不撤亦反”，是事后的遮掩遁词，并非事先想到的。在处理三藩问题上，圣祖确实失之于轻率。如果真像他所说的撤藩“必反”，为何没有预先设防？却只派了几个钦差去办理，以为一切顺利，高枕无忧。事实已经证明，他采取的三藩同撤是一大失误。三桂叛变，固然有他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圣祖估计不足，政策不当，才使矛盾激化，迅速转变为公开的武装对抗。因此，圣祖的这一政策，不仅激起三桂的反抗，而且由三桂带头倡乱，又扩大为全国性的内战。毫无疑问，发生这场大动乱，圣祖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值得赞许的是，圣祖能在事变面前，很快认识到区别对待的必要性，因而迅速地改变三藩同撤的政策，紧急下令，尚、耿两藩停撤，诏削三桂王爵，发布通告，声讨其叛乱。这一结果，不过是实施了撤藩前大部分大臣所主张的区别对待的政策。那时，他们同意尚、耿两藩搬移，主张三桂留镇，怕的是他闹事。此刻，作了个颠倒，让尚、耿留下，只撤吴藩，削去其爵位，把他置于朝廷的叛逆的地位。圣祖这样做，目的是稳住和安抚尚、耿两藩，孤立三桂。由于三桂叛变的教训，使圣祖不敢把尚、耿推向三桂一边，不得不区别去留，分化三藩的势力。从平叛的需要出发，留下他们镇守地方，实为必要。否则，二藩一撤，福建、广东一时无人防守，岂不是丢给了三桂！
圣祖对广西将军孙延龄的政策，也体现了他孤立三桂的意图。当三藩请求撤藩时，也波及到是否要撤孙延龄。他原是定南王孔有德属下一个无名小卒，后被有德赏识，不断提拔，还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孔四贞嫁给了他。他如登龙门，今非昔比了！有德死后，朝廷为追念其功绩，特令延龄为“广西将军”，“掌管王旗”，驻桂林。他出身卑微，才望“庸劣”，为朝野所轻视，平时，他擅自杀人犯法，已被都统王永年揭发。现趁三藩并撤时，朝廷内外诸臣，开始攻击他，要求撤他。广东道御史鞠珣，首先“开炮”，参劾孙延龄。奏文一开头，就说他原是一个“标员”，“年齿素轻，位权未重”，只因他配定南王之女，才执掌该王所属军队。接着，说他“终属外姓，论名分”，他无承袭勋爵之理；论军心，“多有未肯帖服之情”。鞠珣又引述广东广西总督金光祖的奏疏中揭发孙的许多不法事。他要求将孔四贞跟孙延龄“撤回京师”，孔有德所部官兵，或归并正黄旗，或分隶八旗，另派将军统辖。《清圣祖实录》，卷42，20页。孙延龄本不足道，朝廷并不担心他会生事，因此并不想急于把他撤下来，而是派官调查后“再议”。经查证，犯罪属实，将他罢职。三桂一叛乱，圣祖便改变了主意，特授他“抚蛮将军”之职，令其固守广西。《平定三逆方略》，卷1，18页。圣祖由轻视一变而为重视，其意仍是孤立三桂。况且孙延龄毕竟是定南王孔有德的旧人，并有孔四贞佐助，只有用他为将，统率孔有德旧部，可保无乱。笼络住孙延龄，亦能稳住军心。从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这个主要敌人的战略考虑，圣祖的这一政策是可取的。
以圣祖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对吴三桂的态度，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毫不妥协、坚决镇压的立场。其一系列措施，都表明他把吴三桂视为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圣祖发布的讨吴三桂谕旨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使不久又相继发生了陕西王辅臣、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等人的叛变，他仍然坚持把三桂作为主要的对手和打击目标。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针对吴三桂的。这一点并没有错。然而，在平叛初期，圣祖和谋臣们对整个形势估计不足，总以为三桂一人造反，翻不了大局，平息不难。尽管他曾在几个战略要地部署兵力，不过是预防性的，不曾料到平息三桂叛乱如后来所遇到的困难，也不曾想到平叛时间如此之长。正是基于这个思想，他根本就不想和三桂和解。不久，叛乱几乎蔓延到全国，他才感到形势的严重，一度被迫向三桂作出和解的姿态。前后对比，很清楚地说明圣祖此时对整个形势估计不足。
一场关系清朝命运的殊死大搏斗正在展开，谁胜谁负，一时还难以预料，人们正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