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祖览奏，大为感动。在四方叛乱的浪潮席卷全国之际，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坚守南疆，不为三桂煽惑所动，又与亲戚耿氏划清界限，实为难得，圣祖感到欣慰之至，提笔写下了如下赞扬之词：
王累朝勋旧，惟笃忠贞，朕心久已洞悉。近复屡摅猷略，保固疆，厥功甚茂。览奏，披历悃忱，深为可嘉，著益殚心料理，相机剿御，以副朕倚任之意。
他又对兵部官员说：
平南王尚可喜奏请调遣官兵保固疆圉，忠诚显著，深为可嘉。两广一应军机调遣，及固守地方事宜，著尚可喜与总督金光祖同心同力，务酌万全而行。《清圣祖实录》，卷47，5页。
圣祖给予尚可喜完全的信任，把两广军务全部委托他掌理，也就放心了。
吴、耿叛乱，使可喜忧心忡忡，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不足以应付紧急事变。他决心让他的一个儿子袭封他的王爵，主持军事，他可以从中进行具体指导。照理说，他的长子尚之信应当袭封。之信，字德符，号白，生于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他已经39岁。之信“生而神勇，嗜酒不拘细行。临阵遇危，瞋目一呼，千人俱废，故终身无劲敌”。他19岁奉父命，入侍世祖之侧，直到康熙十年，父亲可喜以年老多病，奏请皇帝批准之信回广东管理王事。他酗酒恶习未除，常凌虐藩下人员，可喜很厌恶他。《尚氏宗谱》，卷2，“大房”（尚之信）。参见《逆臣传·尚之信传》，卷2，1页。在考虑谁来继承王爵时，可喜的心腹谋士金光进言：“俺（安）答公（指之信，“安达”号为皇帝所赐）刚而多虚，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于国家，请废他，立次子之孝。”钮琇：《觚剩》，卷8，“粤觚”（下）。可喜也怕他拥兵权重，招惹灾祸。他听从了金光的建议，决定把王爵传给次子之孝。康熙十三年四月，可喜向朝廷奏言：
太宗皇帝时，袭职之子，不论年长，必选才能。今臣年逾七十，若不早决于生前，窃恐偾辕于异日。臣察众子中惟次子都统尚之孝，律己端慎，驭下宽厚，可继臣职，至于军机战守缓急事宜，臣虽衰老，不能驰驱，然一日尚存，当尽一日之心，指挥调度，断不至有误封疆也。《平定三逆方略》，卷5，5~6页。
在一般情况下，朝廷不会同意。我们还记得，可喜在请求撤藩时，曾提出，让长子之信袭王爵，留镇广东，他回辽东养老。朝中王大臣会议，以未有此“先例”而不允准。此次可喜又提出把王爵让给次子之孝袭封，他当“太上王”，圣祖却异乎寻常地马上同意。这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当此变乱之秋，圣祖非常需要可喜保固广东，牵制三桂，这对朝廷平叛极为有利。他听从了可喜的请求，以示笼络。
可喜任贤不任长，把王位让给了之孝，引起了之信的极大愤懑，招致兄弟之间矛盾尖锐，家庭不和，产生了严重后果。此是后话。再说之孝为人到底是厚道些，他知道其兄之信不满，竟不敢承袭王爵，要求辞掉。七月，广东巡抚刘秉权出面周旋，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说尚之孝请辞王爵，他的意见，如今“诸逆”鸱张，大兵进剿之时，平南王尚可喜精神强健，应令他照旧管事，等事平之后，再令之孝袭爵。议政王大臣会议，经圣祖批示同意。《清圣祖实录》，卷43，18页。
广东位于广西与福建之间，北与湖南、江西相邻。孙延龄、耿精忠已叛，而三桂军集结湖南境内，这就使尚可喜处于叛乱势力的包围之中。当他得知三桂派遣两万人马屯扎黄沙河时，立即向朝廷报告，如果“孙吴二逆合兵一处，则势益猖獗”，他请求就近调拨援兵，速来广东会同他一起剿灭“孙逆”。《平定三逆方略》，卷5，16页。
圣祖命副都统根特巴图鲁、席布等，速率所部官兵“急赴广东”，同尚可喜商酌行事《清圣祖实录》，卷47，14页。。同时，又指示可喜会同两广总督金光祖对付广西孙延龄，相度形势，有可剿之机，即可进剿。
在尚可喜的支持下，广东的局势还维持着稳定。可是，为时不久，就传来了发生叛乱的消息：广东潮州（今潮安）总兵官刘进忠于康熙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公开举兵叛乱。刘进忠是辽阳（辽宁辽阳市）人，原是明总兵官马得功部下，顺治二年随得功在芜湖迎降清军。后随军征福建，升为靖南王下左路镇标副将。到康熙三年，升任福建中路总兵官。八年，又调到广东潮州任职。他跟耿藩早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一听说耿藩有变，便跃跃欲试。他先派心腹杨希震赴福州，与精忠联络，以献潮州土地为条件，给他将军的名号。精忠大喜，满口同意。于是，刘进忠就在潮州城内密谋发动叛乱。此事被驻在城内的续顺公沈端侦知，就与游击李成功、张善继密商对付刘进忠。四月二十日，双方爆发了武装冲突，在城内展开了巷战。沈端兵败被俘，李成功等被杀。精忠已派漳浦总兵官刘炎统兵应援，二十三日，刘进忠把福建军迎送了潮州城，兵势大振。刘进忠把沈端和他的家口、兵丁都移到了福建。《八旗通志·沈志祥传》（初集），卷176，4264~4265页。精忠授刘进忠为“宁粤将军”。《逆臣传·刘进忠传》，卷2，43~44页。
刘进忠叛乱，是发生在尚可喜所辖的广东境内，他及时向朝廷作了报告。
圣祖对可喜的忠诚，真是感动至极！他指示兵部：“平南王尚可喜，累朝勋旧，久镇疆，劳绩茂著。自吴逆叛后，尤能笃守忠贞，殚心筹划，屡抒谋略，保固疆圉。事平之日，从优议叙。”他许诺可喜将士都将得到从优奖赏。他让兵部尽速转达他的恩典。《清圣祖实录》，卷47，24页。
刘进忠把耿藩的闽军引进广东，直接危及到广东的安全。可喜派次子都统尚之孝统兵讨刘进忠，屡挫叛军。康熙十三年七月，次第收复了程乡、邻近福建的镇平（蕉岭）和邻近江西的平远（今平远附近）等县。《清圣祖实录》，卷48，19页、26页。可喜子副都统尚之节自程乡间道入福建，沿途恢复了大埔县（广东大埔北），抵达三河坝，《清圣祖实录》，卷49，17页。迅速逼近潮州。十月，可喜属下总兵官王国栋在潮州城下同刘进忠部与郑氏军的联军激战，三战三捷。《清圣祖实录》，卷50，10页。十一月，之节进兵潮州府，攻下东津笔架山、洗马桥等地方。巡抚刘秉权、王国栋等攻破潮州城南凤凰州木城两座、击毙都督金河臣等，歼灭叛军五千余人。副将何九衢恢复潮州府澄海县（今仍名）。《清圣祖实录》，卷50，18页。
在尚可喜的总指挥下，他的两个儿子和诸将连战连捷，刘进忠、耿精忠及台湾郑氏军屡屡受挫。可喜同耿藩断绝亲戚关系，向他发起了进攻，可谓大义灭亲，赢得了圣祖的进一步信任。这年十月，圣祖命令广东文武将吏都听平南王尚可喜节制。他对议政王诸臣说：自三桂叛逆以来，可喜为国抒忠，功绩茂著。当此广州军兴之际，凡总督、巡抚、提督以下各将吏都要听从可喜调遣，此后补授文武官员也皆由可喜选补奏报。至于一切调遣兵马及招抚事宜亦听可喜酌行。《平定三逆方略》，卷10，5~6页。圣祖把广东全权交给了可喜，掌管一切军政事务。可喜因撤藩而失掉的特权在这紧急时刻又被恢复！对比之下，三桂由荣宠地位跌落到地下，而原先居三桂之下的可喜，其地位直线上升。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又一件特殊的荣宠降临到他的身上：圣祖为表彰和奖励尚可喜对朝廷忠诚不贰，特命晋爵亲王！他指示吏部、礼部说：
平南王尚可喜航海归诚，勋猷懋著。太宗文皇帝嘉其劳绩，特赐王封，及定鼎燕京，复能殚竭忠忱，襄大业。世祖章皇帝知其夙笃忠贞，畀以疆重任，镇守粤东，海氛宁静，百姓安。近因吴三桂耿精忠等叛逆，该藩益励忠纯，克抒伟略，悉心筹划，数建肤功，朕甚嘉焉。事平优叙，屡有谕旨。前奏年老任重，请以其子尚之孝承袭王爵，已允所请。今思该藩累朝勋旧，功著封疆，宜锡殊荣，以酬懋绩。平南王尚可喜著进封平南亲王，即令其子尚之孝袭封。尚可喜以亲王品级顶带支俸，示朕优眷之意。广东文武事务，著尚可喜照旧料理，其亲王之宝，亦暂行掌管。尚之孝统兵在潮（州），著给予大将军印。应行封典，尔部即遵谕行。《清圣祖实录》，卷52，5~6页。
吴三桂亲王爵被削除后，尚可喜是汉人惟一得此最高爵位的人。可喜父子同时晋爵，事后给之孝加“平南大将军”，而且又在可喜在世之时，已指定之孝袭封，这都是破例之举。圣祖不吝最高之赏，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以此鼓励尚氏父子继续效力于朝廷，这对平定三桂之乱具有重要意义。
尚可喜父子得到朝廷的特殊礼遇，更加拼力征剿。但他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广东日益严重的局势，以刘进忠为首，在广东掀起武装叛乱，使广东全省人心不稳，流言四布，隐藏在山中的“土寇”，乘机煽乱，其中也不乏反抗清朝及地方官吏残暴统治的起义。广东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且大有蔓延之势。据尚可喜闰五月疏报：饶平（广东与福建西面临界之处，今广东饶平北）失守，“逆贼”朱缵率部众屯湖寮、廖昙等屯白堠（两地均在广东大埔梅潭河畔），“劫掠村寨”；连州（广东连县，今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地区的大镬、古楼山、小水坪、石马坪等处，有李化龙、沈九珠等聚众据守；甚至连省城广州所属的龙门（今仍名）、增城（今仍名）、从化（今仍名），以及惠州的博罗（今仍名）、河源（今仍名）、长宁（新丰）等县，一向是“土贼”活动和隐匿之处，现在也趁机聚众公开活动，“恣行剽掠”，进犯龙门。在碣石、白沙湖等沿海地方也有“贼众”的武装活动。可喜调兵遣将，剿不胜剿。
广东的形势在继续恶化。尚之孝统师围潮州，刘进忠负城顽抗，连战连败，清军如及时破城，对平复全省的形势是有利的。不料，惊慌失措的刘进忠求救于台湾的郑经，郑派大将刘国轩、赵得胜、总兵何佑率众万余来救。之孝部因众寡不敌，退至普宁（今普宁北）。接着，六月又有高州（今仍名）总兵祖泽清叛变。以上详见《八旗通志·尚可喜传》（初集），卷183，4373页。祖泽清是原明朝著名的锦州总兵官祖大寿的第四子。大寿一家于崇德六年降清。康熙六年，泽清由参领晋升为广东高、雷、廉总兵。《逆臣传·祖泽清传》，卷2，22页。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父，祖泽清与三桂是姑舅表兄弟。他们有这一层亲属关系，所以泽清叛清并投靠了三桂。招引来广西叛将马雄、董重民、李廷栋、王洪勋、郭义等将军，有部众数万，连续攻陷雷、廉、德庆、开建、电白诸郡县，尚部官兵屡战失利，叛军直抵新会、潮州。郑将刘国轩与刘进忠合军，于春节除夕，攻破可喜的普宁大营，乘胜追至惠州的博罗。《八旗通志·尚可喜传》（初集），卷183，4373页。新会与博罗（今仍名）是广州的外围地区，叛军一举占领，使省城广州受到严重威胁。
可喜连章告急，亟请援兵。康熙十五年正月，他在一份告急的奏疏中说：“臣病日剧，寇在门庭。臣子尚之孝又在潮（州），臣躯恐有不测，则粤省渐至危急，请遣威望大臣，星驰抵粤，以资弹压。”
二月一日，圣祖批示：
今览王奏称年老渐衰，身婴疴疾，请遣大臣经理广东事务，具见王实心为国，计虑周详。朕与王情同父子，谊同手足。览疏未竟，朕心恻然。但王属官兵，驻镇日久，地方宁谧，措置咸宜，军民依赖，若别遣大臣前往，恐该省之事，一时未能周知，所关匪细。王可于诸子中，择才略素优者遣赴潮州，整理军务，大将军平南王尚之孝回省城，侍王左右，捍卫封守，王其加意调护，期于平复，以慰朕忧虑眷念至意。《清圣祖实录》，卷59，16~17页。
此时，叛乱蔓延，正向广州逼近，而可喜恰在病中，之孝又远在潮州，广州空虚，他焦虑煎熬，计无所出，惟请朝廷另遣大臣主持广东事务。他这一片为国之心，再一次打动了圣祖，不禁说出“情同父子，谊同手足”这番感情至深的话来，对他的病情和处境，给予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在广东危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圣祖对他表示了极大的信任，鼓励他选择其中一子赴潮州，替换之孝回广州，“捍卫封守”。
圣祖的批示刚发走，可喜又上告急奏章：叛将马雄、董重民等，乘高、雷叛变，“益肆猖獗”。一部分满汉官兵已退驻肇庆；尚之孝所率官兵在潮州叛将刘进忠与郑军的压力下，都已退至惠州。可喜呼吁援兵“兼程”前来广东。还在正月初十日，圣祖已下令从江西兵中抽调精锐，由副都统额赫纳统领前赴广东救援。圣祖得到这份告急后，指示兵部，令额赫纳“倍道速进”。《清圣祖实录》，卷59，17~18页。
时隔几天，可喜又告急：叛军进攻惠州、肇庆诸城，“省会危急”。
圣祖已感到事态严重，紧急发出指示：“粤省要地，倘部凼ВΣ恍 ！彼偌优稍钭ど蕉鹬莸牟糠制锉兔晒疟甙倜鞲敖暇肿そ拿孔袅戽缙锉幻⒚晒疟倜⒓白し阑罩荨⒊刂莸穆蕖⒚晒疟甙倜芗圃既в嗝坎欢啵词蔷瘢伞捌娇芙惫胪陈食鄹肮愣Ｊプ嫜狭睿骸叭缬谢伲允缶铩！薄肚迨プ媸德肌罚?9，23页。
圣祖的谕旨还没到广东，援兵正在调遣中，广东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吴三桂调遣军队加紧对广东进攻，矛头指向肇庆而逼临广州。肇庆离广州不过二百里左右，骑兵疾驰不足一天可至。尤其严重的是，尚可喜所辖总兵官苗文秀、副将吴启镇、游击李有才等相继叛变，更加剧了广州危在旦夕。《平定三逆方略》，卷23，4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60，14页。三桂的意图，无非一是逼尚可喜投降；二是如不降，就以武力解决，占领广东全省。能否夺取广东，对他至关重要。因为广东邻接广西、湖南、福建三省，而吴兵已进至湖南，广东足以构成三桂北进的后顾之忧，因此他急于拿下广东，志在必得！
由于刘进忠、祖泽清等重要将领先后叛变，引来台湾郑经军队与广西叛军，三桂从中配合督战，很短时间，“粤东十郡，竟失其四”。而广州“省会一区，亡在目前，人情汹汹，俱无固志”。可喜年老多病，心中焦急如焚，病情继续加重。他屡次告急请兵，迟迟未到，他自感无力抵御，疾病使他不能理事，又不甘心叛变，决心以死报国。他在府中后楼准备了薪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自焚殉节。《尚氏宗谱》，卷2，“大房”。
吴三桂对可喜加紧了进攻，一面施加军事压力，目的是继续逼迫可喜投降；一面则利用尚氏家族中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派人游说之信，千方百计收买他，诱使其投降。三桂答应事成后，封之信为王，世守广东。《平滇始末》，3页。的确，之信作为长子却没能袭爵，很恼怒他的父亲，嫉妒弟弟之孝，一肚子怨气。《庭闻录》，卷5，8页。参见《国朝嗜献类征初编》，“尚之信传”，卷276，5页。他在北京入侍十余年，很受宠爱，但在袭爵这个问题上，朝廷首先是圣祖皇帝都不替他说话，竟然同意了父亲把王位让给二弟之孝的要求，心中愤愤不平。在给父亲晋爵亲王、之孝加“大将军”封号后，他仅得了个“讨寇将军”！他处于尚氏家族中长子地位，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一种失意，乃至羞辱感，使他心情异加暴躁，放荡不羁，酗酒凌辱藩下人，甚至连他的弟弟、可喜的妃妾，都不时受到他的作弄和欺凌。王钺：《世德堂文集》，“水西纪略”。众人敢怒不敢言。之孝虽受命袭爵，也不敢跟他抗争，处处退让。尽管如此，仍没能缓和哥哥尚之信的怨恨情绪，他却把这种情绪都发泄到别人身上。他最痛恨的是父亲的心腹幕僚金光，他之所以没能袭爵，正是此人出的主意。他恨他，发誓要杀死他。可是，父亲还健在，而他自己无权，他不敢轻举妄动……
吴三桂的引诱，使之信很动心。但他对叛变一事也不是心甘情愿。他出生时，父亲已被太宗封为“智顺王”，地位显赫。他是食清朝俸禄长大成人的。从小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成为能征惯战的一员勇将。在京十余年，享尽朝廷赐予的无以复加的恩惠。因此，在此要作出重大抉择的时刻，他思前想后，“念三朝（指太宗、世祖、圣祖）重恩，五代荣宠（从可喜祖父算起，迄至其孙，为五代，皆得封典），值此攻守维艰，救援莫待，以死报国，分所宜然”。尚氏家族受清三朝重恩，五代受封，恩情如此深重，即以一死相报，也是应该的。但他又想到，在叛军兵临广州城下之际，全家都死，自焚殉节，广东一省必定全失，“南方一带皆为贼有，其势愈炽，若乘风破浪，长驱四进，何以禁之！况粤地千有余里，将来恢复非数万之众、数年之久不克奏功，是死非报国，适足遗病于国也。”他想到这里，不禁长叹：“吾心可对天日，安事虚名为哉！”《尚氏宗谱》，卷2，“大房”。
这是《尚氏宗谱》为他记录下的心里独白。内中不无溢美之辞，也不无掩饰之处，如，说他不事“虚名”，就是掩饰了他谋取袭爵的企图。《宗谱》对他被废，没有袭爵一事也只字不提，不满情绪不露分毫。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宗谱》所述之信此时的心境，大体符合他本人的实际。在广州濒临绝望之际，处于困境中的尚可喜家族。无非是两种选择，要么全家自杀，或抗而后死；要么投降吴三桂。之信并不想死，认为死而无益，名为报国，实无益于国；变节而降，又负于三朝重恩。他不愿取此一策。从个人恩怨来说，他对父亲和兄弟不满，不甘心被父亲废黜。所以，他心情充满了矛盾。但谋求王爵的虚荣心，促使他欲借助三桂兵逼的有利形势，夺取平南亲王的承袭权。这样，他就必须向三桂表示投顺，之信骁勇，颇有心计。他不想真降过去，面上敷衍，一经把王爵弄到手，他再向朝廷表明心迹，说明他降吴真实意图，求得朝廷的谅解。
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尚之信发动兵变，炮击清兵大营，派兵看守了父亲的府第，封锁内外，接管了平南王的权利。并接受了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之伪号。病中的尚可喜闻讯，气急，挣扎着起来，“投缳自尽”，被左右人发现，急救过来，自此，病情日益加重。尚之信“叛变”，两广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也听他的号令，跟着降吴。之信派人逮捕了金光，处死，报了私仇。
尚可喜病重，苟延时日，不能自理，一切都听任之信摆布。延至十月二十九日，他已昏迷，忽然，强睁大了眼睛，说：“吾受三朝隆恩，时势至此，不能杀贼，死有余辜！”他自知生命已到了尽头，令诸子把太宗所赐冠服取出来，穿戴好，扶他起来，向北叩头。然后对诸子说：“吾死后，必返殡海城（辽宁海城市）。魂魄有知，仍事先帝。”说完，溘然而逝，年七十三岁。《八旗通志·尚可喜传》（初集），卷183，4374页。参见《尚氏宗谱》，卷1，“先王实迹”。由于战争阻隔，圣祖迟至康熙十六年六月才得知可喜逝世的消息，不胜悲叹地说：“平南亲王尚可喜久镇疆，劳绩素著。自闻兵变，忧郁成疾，始终未改臣节，遂至殒逝可悯。”指示要给予“恩卹”。《清圣祖实录》，卷67，12页。
尚之信“叛变”的消息，是江西总督董卫国第一个向朝廷提供的。圣祖则在同年四月八日读到了董卫国的奏疏。《圣祖实录》仅载：“尚之信阴与贼通，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号，于二月二十一日，守其父尚可喜第，倡兵作乱。镇南将军舒恕等引兵归，副都统莽依图自肇庆突围出。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俱降贼。”《清圣祖实录》，卷60，14~15页。
平定三桂叛乱后，康熙二十一年始修的《平定三逆方略》，将上述一段记载中又加进了“易服改旗帜”一句话。其后修的《逆臣传》、《清史稿》等有关尚之信“叛变”的事，皆出自《实录》与《平定三逆方略》。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朝始修、至乾隆四年完成的官修《八旗通志》（初集）尚可喜传中，对之信发动兵变、守可喜府第，可喜自尽等情节，只字未提。只提到“两粤东西交讧”，藩下部分将领叛归三桂，致使“人情汹汹，罔有固志”，“可喜年老，不胜忧愤”。仅此而已。康熙、雍正两朝都由官方修史，为何对尚之信“叛变”一事记载差异如此之大？《八旗通志》不载此事，显然不能说出于疏忽，而是对此事有所核订后，才略去了《实录》的这段内容的。质言之，不认为之信降吴。
董卫国的疏报中一句话：“镇南将军舒恕等引兵归”颇耐人寻味。这说明，之信“叛”时，并没有发兵攻击舒恕，双方根本没有交战，也没有任何伤亡，而舒恕自动“引兵归”即北返，离开广州。至于被围在肇庆的副都统莽依图，尚不在之信的兵力所及范围之内，只能“突围”而走。舒恕与莽依图没得圣祖命令，遇敌不战，擅自北返，这其中必有文章。《尚氏宗谱》明记：“潜引将军舒恕率满洲官兵入京，一无所损。”这与董卫国所报“引兵归”完全吻合。很清楚，之信已于事先与舒恕等达成默契，在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之信的不得已而取此“降吴”之策，已得舒恕谅解，在之信的暗中协助下，他才得以率部“一无所损”地北返了。
令人再思考的是，圣祖在得到尚之信“叛变”、舒恕“引兵退”的消息后，既未动怒，也未加一句责怪舒恕临阵北归的话。对此大事未予评论，未予声讨，未予部署兵力阻击之信，而是放置一边，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却把注意力放在江西方面，仅说：“广东变乱，江南、江西殊属可虞。若闽粤诸贼，会犯京口等处，则江南兵单，难以防御。”他稍加调整部署，注意防守京口地方，而把重兵发往江西应援，责令将军哈尔哈齐、额楚等速取江西吉安，与将军舒恕等“合兵御闽粤诸寇”。《清圣祖实录》，卷60，15~16页。表面上，圣祖不能不说“闽粤诸寇”，加强防守京口。因为之信“降吴”一事属机密，他对臣下不能说破。但从他对之信的态度和兵力部署上，看出他不以“广东变乱”为忧。在变乱之中，他还保留一点警惕，之信能否如他所表示的那样，他还是以防万一，才于京口处稍为布防。
那么，之信对圣祖如何表示的？《尚氏宗谱》透露了内情：之信“以丸书（即以腊丸裹封的奏疏）入告，阳为顺逆，实保地方，大兵一到，即便归正”，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潜引”舒恕及其所部安全地撤离广东。圣祖得此信息，给予了理解，自然就不把“广东变乱”放在心上。这合乎情理，又合乎逻辑，顺理成章。之信的举动，已使进据广东的广西叛将“马雄疑公（指之信），立营三水（今仍名，位广州西）、肇庆，以窥公意”《尚氏宗谱》，卷2，“大房”。。三桂屡次催令甚至胁迫他出兵庾岭，开辟新战场，同清军作战。可他就是按兵不动，实在没法应付，便出库金十万两佐叛军，以塞三桂口。《逆臣传·尚之信传》，卷2，2页。他表面上，天天饮酒，不问政事，借以麻痹三桂，“以安贼志”，三桂也以之信酗酒无度，无大志而不以为意。所以，之信从“叛降”吴，到“归正”朝廷，共计二百八十余天，始终没出一兵一卒，没同清军交过一次锋。这期间，他坐镇广州，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活动。《清圣祖实录》仅记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杨威大将军”和硕简亲王喇布赴援广东，途次清远县，“适值尚逆遣人赍书，招清远县知县白启明”，他“坚拒不从”，逮捕来使并“伪书三函”，解送军前。圣祖得报告，表彰了白启明，提升为候补知府。除此，什么也没有说。《清圣祖实录》，卷64，14页。
以当时形势而论，尚之信夺了平南亲王的承袭权，发动叛乱，都应该是一件大事，对朝廷是个很大的震动。但事实是，圣祖始终没致声讨，也没发兵征伐，完全把广东放弃一旁，不予理睬，却把注意力都放在江西、湖南战场，不断催战。因此，作为官方的历史文献《清实录》对此也毫无反应。事情不言自明：圣祖与之信已达成了默契，即圣祖理解之信“屈从”三桂之本意，只要保持广东方面安定，使清兵以全力用于湖南主战场，等待清兵入广时，作为“内应”，再公开“归正”。《清圣祖实录》，卷66，16页。
写到这里，尚之信是否真降三桂，读者自可作出判断。从三桂叛乱一开始，及其以后圣祖就一再指出，一些地方官员和将士有被胁从，逼迫而叛的，要体谅他们，不要把他们视为叛逆，他们何时“反正”，都要欢迎，免其一切过犯。仅举一例，书中前已交代，曾因检举吴三桂而获罪，被谪发到广西的傅弘烈，在孙延龄叛时，他假降过去。至康熙十六年五月，他表示，只要大军速进南安，他便“从中接应”，并自荐可独当广西全部平叛及地方善后之事。他要求给一“虚衔”，以为号召。圣祖对此非常高兴，赞扬他“图报国恩，忠诚懋著”，当即批复，“优升广西巡抚”。《清圣祖实录》，卷67，3页。类似这种情况不少，即使真降而后“归正”，圣祖都不以“叛逆”论处。所以，即使之信真叛而又很快归正，也为圣祖的政策所允许。何况他“叛降”有因，并没有给清朝造成任何危害，却是保固地方，未受三桂及叛兵蹂躏。关于这一点，也被圣祖肯定下来。迄今，世人一直论定之信叛乱，把他与三桂、精忠并提为“三藩之乱”首，是缺乏分析的。
十一、陕甘激变
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的时候，迅速遣使各地，带着他的信和讨清檄文，约会他的旧部故交，同他一起行动。除了约会尚藩、耿藩、孙延龄等人，还有两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平凉的王辅臣，甘肃的张勇。书中前已交代，他们都曾是三桂的部下，先后调离云南，王辅臣赴陕西任提督，驻守平凉（甘肃平凉）；张勇则出任甘肃提督，驻守甘州（甘肃张掖）。以个人关系而论，三桂跟辅臣的关系最为亲密。他在选择使者的人选时，得知云南援剿右营标下听用官汪士荣一向为辅臣所亲信，于是就选派他为特使，携带他的两封信和任命札二道，从间道赴平凉，都交给辅臣，令辅臣将其中的一封信和一委任札交给张勇。
王辅臣、张勇都以骁勇敢战著称。他们为人正直，忠于职守，为三桂所器重。他非常需要他们起兵，在西北开辟新战场，可造成南北夹击清朝之势。这一形势对他将具有深远的政治与军事意义。因为王、张实握西北地区的兵权，手下有强兵猛将，是两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无疑将给三桂的叛军增添不可多得的生力军。不仅如此，王与张驻防的地方，皆属战略要地和边防重镇。辅臣驻平凉，为陕西与甘肃两省的适中之地。自明以来，山西、陕西向称京师“右臂”，与山海关外的辽东称为“左臂”，恰成两个对应的战略地区。如果王、张两将在平凉、甘州起兵，一举可以控制西北，而出平凉，举足可进入陕、山，迅速逼近清朝的心脏——北京，从而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时，王、张的兵力足以牵制住清朝的大批兵力，三桂在湖南可以从容攻战，而在东南沿海又有耿藩之助，这就造成东西、南北夹击清朝的有利态势，置清朝于不能自拔的绝境。
吴三桂满以为，凭自己往日对王、张的恩情，特别是对辅臣的特殊礼遇，他们一定会闻风而动，听命于他。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张无意从叛，而且予以坚决地拒绝。当王辅臣读了三桂的信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朝廷恩情至深，待他如心腹。他还记得，三年前，他在京准备赴平凉上任时，圣祖对他的一片厚望。圣祖爱惜他是个将才，总舍不得让他离京远去，眷眷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朕真想把你留在朝中，朝夕接见。但平凉边庭重地，非你去不可。”特命钦天监为他选择一个好日子动身。日期选在年内，而时已近年底，圣祖又说：“行期已近，朕舍不得你走。上元节就到了，你陪朕看过灯后再走。”又命钦天监再选择上元节后的吉日。到临行这一天，圣祖接见他，温言细语，授以方略，谈了很久，然后重加赏赐。御座前有蟠龙豹尾枪一对，圣祖指着这条枪说：“此枪是先帝留给朕的。朕每次外出，必把此枪列于马前，为的是不忘先帝。你是先帝之臣，朕是先帝之子。他物不足珍贵，唯把此枪赐给你。你持此枪往镇平凉，见此枪就如见到朕，朕想到留给你的这支枪就如见到你一样。”辅臣感动得拜伏于地，痛哭流涕，久久不起，说：“圣恩深重，臣即肝脑涂地，不能稍报万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他接受了圣祖赏给的这条枪，流着眼泪拜辞圣祖，带着朝廷的“天恩”厚谊，踏上新的征程……《广阳杂记》，卷4，185~186页。
辅臣重念朝廷厚恩，相形之下，三桂的一点恩情就显得黯然失色了。在圣祖与三桂之间，意味着正义与叛逆，他只能选择前者，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后者。还在一个多月前，即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圣祖刚得到了三桂起兵的消息，马上就给陕西总督哈占、提督张勇、王辅臣等发去了特急指示：“逆贼吴三桂，傥有伪札、伪书，潜行煽惑，当晓谕官兵百姓，令其举首，向朝廷报告。”他特别强调，他们都是他亲自提拔的“股肱之臣”，捍卫边境，绥辑军民，惟他们是赖。圣祖让他们把他的希望和命令传达下去，使陕西军民都知晓。《清圣祖实录》，卷44，19~20页。圣祖预先告诫的话语，犹在耳畔回响，鼓励着他忠于朝廷，绝不背叛。因此，他在三桂的诱惑面前，一刀切断他与三桂的个人感情的联系，没有犹豫，立即命令拿下汪士荣，连同信札，派他的儿子王继贞押解，星夜驰往北京。
康熙十三年二月初，王继贞押解汪士荣到了北京，面见圣祖，奏报事情经过，把三桂的信札一并呈上。圣祖大喜，夸赞了他们父子一番，将汪士荣处死。圣祖对兵部指示说：
陕西提督王辅臣，久历戍行，劳绩素著，近举首反贼吴三桂所送伪劄，遣子奏闻，坚守臣节，益见忠贞，朕心深为嘉悦，前已有旨，事平之日，从优议叙。今应即行加恩，以彰激劝。
当即授给辅臣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职，授其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清圣祖实录》，卷46，3页。
王辅臣举首三桂逆书、父子晋级的事，却激起张勇不胜愤怒：“我二人事同一体，你既想作忠臣，也应事先告诉我，以便共同商量后，派人进京报告。不想却背着我，单独献忠于朝廷，这是叫朝廷怀疑我，岂不是出卖我吗？我看你忠臣能做到什么时候！”自此，两人结下了矛盾，不能和衷共事。《广阳杂记》，卷4，186页。
其实，张勇既然没有得到三桂的信札（王辅臣并没有把三桂的信札转给他），都被辅臣一并交上，朝廷也不会轻易怀疑他的。不过，辅臣事先不知照张勇，难免有邀功请赏之嫌，张勇生气，也是人之常情。恰巧此时，四川已叛，总兵官吴之茂派人给张勇送去劝降信，这回该轮到他立功了。他在同年三月，把来使同“逆书”一起上交给圣祖处理。圣祖大为称赞，“命从优议叙”。《清圣祖实录》，卷46，17页。
辅臣父子举发三桂“逆书”，促使圣祖对陕西方面警觉起来，十分重视这一地区的防务。他感到有必要派一得力大臣前去总揽一切事权，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事变。他选中了刑部尚书莫洛，授以全权，经略陕西。圣祖在向吏、兵两部解释这项任命时说，陕西是边陲重地，西控番、回，南通巴蜀，幅员辽阔，素称“疆”。“逆贼”吴三桂煽乱滇、黔，四川从逆，而山西“地处邻封”，恐有“奸徒”摇惑，以至人心不宁。虽有督抚、提镇等官各尽职守，但军务繁重，必须派遣一大臣，“假以便宜，相机行事，方可绥靖内外，保固边疆”。他认为刑部尚书莫洛曾任陕西总督，深得当地军民之心，熟悉当地情况。因此，他决定特授经略，率领满兵驻扎西安，会同将军、总督一起制定有效措施。他规定，巡抚、提镇以下各将官，“悉听节制”，兵马粮饷也都听他调发，“一切应行事宜，不从中制”；文武各官由他选用，吏兵二部“不得从中掣肘”；邻省用兵，应当救援的，酌量策应。如有军事行动，将军、总督要领兵前去。等湖广、四川地方平定，即命莫洛还朝。
为提高莫洛的地位，有利于统辖各个方面，号令专一，特加莫洛武英殿大学士，仍以刑部尚书管兵部尚书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任陕西经略，赐以敕印。《平定三逆方略》，卷8，13页。
陕西本来有封疆大员，圣祖却又置一经略，位在总督之上。实际上，圣祖是把莫洛当做他个人的代表派到陕西，行使着朝廷所赋予的最大的权力。这表明，圣祖是多么重视陕西的防务！
尽管辅臣父子向朝廷表明态度，同三桂划清界限，未必能赢得圣祖的完全信任。因为他知道辅臣与三桂有过密的关系，他确信这种关系不会一下子断绝。圣祖对辅臣不那么放心，这从他的军事部署和具体任命可以反映出来。
这是同年七月初的事。圣祖单独给甘肃提督张勇发了一道指示：“秦省边陲重地，恐奸宄窃发，尔乃封疆大臣，朕所简任，可率所部总兵等官，固守地方，有为乱者，严行辑治，以副朕倚任股肱之意。”《清圣祖实录》，卷48，18页。张勇任甘肃提督，却让他关注陕西方面的情势，密授以方略，严防逆乱发生。尤其强调张勇是他亲自选任的，以示恩于他，表明皇帝对他的特殊信任。
对张勇如此，相反，对辅臣却想法把他调离陕西。在对张勇发出上述密旨之前，圣祖已命令辅臣同将军席卜臣等赴荆州增援。后因情况有变，指示辅臣不必再去荆州，或者随将军赫叶等进取四川保宁，或仍驻平凉，具体由莫洛酌遣。莫洛回奏，说四川“逆贼”正固守保宁，而广元所属百丈关诸处，有“贼众盘踞”，前往增援的兵力不足，拟将增援的副都统吴国正和马一宝的军队发往广元（今仍名）。《清圣祖实录》，卷48，12页。
这时，突然发生了新的情况：叛军分三路来犯，已包围了宁羌州（陕西宁强）。此处属陕西，为清军入川的后路，圣祖命令莫洛“速行救援”。《清圣祖实录》，卷50，6页。正在保宁的莫洛得到命令，即速传令有关将领赴援。先在宁羌州城外击败叛军，迫使他们撤围而逃。考虑到宁羌地关重要，圣祖及时改变时辅臣的命令，通知莫洛，调遣副将雷继宗与辅臣部固守宁羌诸处。《清圣祖实录》，卷50，8页。就这样，辅臣没有去平凉，而到宁羌州驻守下来。
经略莫洛率师进征四川，在陕西汉中与四川保宁交界的地区受阻：四川叛军又攻占了七盘关与朝天关（两关在广元与宁羌州之间），切断了清军的饷道，驻广元的清援军已缺饷两个月，屯聚在略阳（今仍名）嘉陵江上的粮船被叛军夺去。粮饷不继，清军无法向前推进，而且已处于很危险的境地。圣祖急令：“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经略莫洛、四川总督周有德、巡抚张德地速撤保宁清军，回师广元。要莫洛等人亲自殿后，以利原驻广元的清军安全回汉中，固守阳平（宁羌西北，略阳南）等处，歼除宁羌地区的叛军，“整顿士马，再图恢复”《清圣祖实录》，卷50，11页。。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莫洛率部至宁羌州，驻南教场，与辅臣兵营相距二里许。初四日，辅臣标兵突然向莫洛营发起进攻，愤怒呼喊，要粮饷，要好马，蜂拥而来。莫洛猝不及防，他的亲随满兵拼力抵抗，以雨点般的箭矢将乱兵射退。于是，辅臣亲自督战，再次猛冲，矢齐发。莫洛也出，挥兵反击。一颗鸟枪流弹飞来，正命中莫洛，当即身死。莫洛所部章京、笔帖式及兵士多死于乱阵之中。《八旗通志·莫洛传》（初集），卷158。3975页。
战斗结束后，莫洛的标兵和运粮兵还有两千余人，均被辅臣收降。七日，辅臣率叛兵自宁羌州撤至沔县（今陕西勉县西侧）。莫洛余部两千余人不愿参加叛乱，纷纷逃窜，所剩无几。辅臣感到势孤，便从沔县北上略阳驻守。《清圣祖实录》，卷51，19页。定西大将军董额随莫洛之后，撤至沔县，才得知辅臣叛变，急忙退保汉中，迅速向朝廷奏报。他此时还不知道莫洛死活下落，至于辅臣为何叛变，他也一无所知《清圣祖实录》，卷51，7页。。
王辅臣叛变，大概是圣祖没有想到的事吧！消息一传来，他十分震惊。他无法想像，前不久辅臣还揭发了三桂的煽诱，逮住其使者，遣其子入京报告，如今其子还在京师，那么，辅臣为何突然叛朝廷呢？虽然已很快得知莫洛已死及辅臣兵变经过，至于兵变的内幕，他尚不知。圣祖急忙召见辅臣的儿子王继贞，一则告诉其父谋反的消息，一则想从他那里得到点信息。圣祖劈头就是一句：“你父亲反了！”继贞尚能镇静，也许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便回答：“我一点也不知道。”圣祖就把陕西方面的奏报出示给他，继贞神情突变，吓得浑身战栗，口噤不能言。圣祖从容地说：“你不要害怕，朕知你父忠贞，决不至于做出谋反的事。大概是经略莫洛不善于调解和抚慰，才有平凉兵哗变，胁迫你父不得不从叛。你马上就回去，宣布朕的命令，你父无罪，杀经略莫洛，罪在众人。你父应竭力约束部下，破贼立功，朕赦免一切罪过，决不食言！”《广阳杂记》，卷4，186页。
圣祖把继贞放回，赦免其父之罪，即已确定了对王辅臣的基本方针，力争招抚，和平解决。这时，圣祖深知，王辅臣兵变，已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他对大学士们说：“今王辅臣兵叛，人心震动，丑类乘机窃发，亦未可定。”反映了他内心忧虑重重的沉重心情。由于王辅臣叛变，他甚至打算亲临荆州，指挥作战。《清圣祖实录》，卷51，7~8页。可见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已直接危及他的整个战略。事情很明显，陕西一乱，与四川叛军会合，北进中原，长驱北京，而清军云集荆州，北方空虚，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清朝的危机。但圣祖仍然相信王辅臣不会背叛他，很可能为叛兵裹挟所至，宁愿招抚，省去兵戈，对朝廷有利。
圣祖在放走王继贞之后，又派遣科臣苏拜携带他的招抚谕旨前往陕西，会同总督哈占商酌，选择干练人员，或亲去辅臣处，或派他人代替，向辅臣宣布朝廷旨意，招其归顺，并尽快“安抚乱兵”。《清圣祖实录》，卷51，13页。与此同时，圣祖在军事上不能不严加防备。首先加强省会西安的兵力，以“保固秦省”。他把调往兴安等处的兵马改调到西安，令他们“星夜奔赴”，不得迟误。他犹感兵力不足，但“京师禁旅，遣发颇多”，已无兵马可调，他决定再调蒙古兵。他指示兵部：“秦省重要”，令理藩院员外郎拉笃祜等三名官员速征鄂尔多斯调蒙古兵三千五百人，调归化城土默特兵七百人，皆赴西安驻守备征。《清圣祖实录》，卷51，8~10页。至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归化城土默特二部、四子部落、毛（茂明安）、吴喇忒三部计七旗兵已启行，鄂尔多斯因天寒马瘦，先行备装，等待调发。《清圣祖实录》，卷52，14页。圣祖很担心驻守广元（四川广元）、保宁的清军遭到辅臣叛军攻灭。为保证这支生力军安全地撤离，顺利撤至汉中，特遣驻北京的八旗兵（每佐领三名），“速催起程”，赴西安协守。进驻西安的各支大军，酌置留兵守西安，其余全部赴定西大将军董鄂军前，接应广元、保宁的清军撤回汉中。《清圣祖实录》，卷51，13~14页。
继上述指令发出之后，圣祖发现陕西兴安州（今安康）实为一战略要地，便对议政王大臣等人说：此地“西近汉中，北接潼关，东南直逼郧阳（湖北郧县），最为要地”。他迅速命令副都统穆舒浑、已任命为云贵总督的鄂善、副都统希福等率兵，包括增援的蒙古甲兵，“驰赴兴安”，共同防守汉中各处战略据点。《清圣祖实录》，卷5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