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祖紧急部署完毕，又加紧对辅臣进行招抚。在派出苏拜招抚专使之后，即十二月二十三日，圣祖再给辅臣发出一道长篇敕谕，大略内容是：
近据总督哈占奏称：进剿四川，军中噪变，你所部溃乱，朕闻听此信，“殊为骇异”！朕思你自大同归属英王阿济格，后归于正白旗，世祖知你赋性忠义，才勇兼优，特把你提拔到侍卫之列，继而命你随经略洪承畴进取滇贵。你果然不负期望，竭诚尽忠，大建功勋，因而晋级总兵，宠任优渥。及至朕即位，以你为勋旧重臣，疆所依赖，特提升你任陕西提督，召你进京陛见，当面询问，益加知你天性忠贞，献计略超群，朕心深为喜悦。特赐作密谕，至今言犹在耳，想你还能记得吧！
去冬（康熙十二年）吴逆叛变，所在人心怀疑观望，实在不少。你独首创忠义，揭举逆札，擒捕逆使，差遣你子王继贞驰奏。朕召见你子，当面询问情况，愈知你忠诚纯正笃厚，果然不负朕，知疾风劲草，于此一现！其后，你奏请进京觐见，面陈方略。联以你一向忠诚，深为倚信，而且边疆要地，正需你弹压，因此未让你来京。经略莫洛奏请率你入蜀。朕以为你与莫洛和衷共济，彼此毫无嫌疑，故命你同往再建功勋。直到此次兵变之后，面询你子，始知莫洛对你心怀私隙，颇有猜嫌，致有今日之事。这是朕知人不明，使你变遭意外，不能申诉忠贞，责任在于朕，你有何罪！朕对于你，“谊则君臣，情同父子”，任信出自内心，恩重于河山。以朕如此眷眷于你，知你必不负朕啊！至于你所属官兵，被调进川，征戍困苦，行役艰辛，朕亦悉知。今事变起于仓促，实出于不得已。朕惟有加以矜恤，并无谴责。刚刚发下谕旨，令陕西督抚，招徕安排，并已遣还你子，代为传达朕意。惟恐你还犹豫，因之再特颁发一专敕，你果真不忘累朝恩眷，不负你平日的忠贞，幡然悔悟，收拢所属官兵，各归营伍，即令你率领，仍回平凉，原任职不变。已往之事，一概从宽赦免。或许经略莫洛，别有变故，亦系兵卒一时激愤所致，朕并不追究。朕推心置腹，决不食言。你切勿心存疑虑畏惧，幸负朕笃念旧勋之意。《清圣祖实录》，卷51，19~21页。
圣祖的这道敕谕，如其说是谕旨，不如说是他个人给王辅臣的私人信件，写得异乎寻常地心平气和，娓娓动情。回忆他与辅臣之间的一件件、一桩桩事，充满了浓厚的情谊，就是心肠再硬的人读了这些话，也不能无动于衷！全篇无一句指责辅臣的话，相反，他把这场事变的责任自己全部承担过来，自责没有知人善任，事先并不了解他跟莫洛之间的嫌隙，而莫洛之死，或许是他别有变故，惹起士卒一时激愤所致，这些都与辅臣本人和士卒毫无关系。所有过犯，一概宽免，不予追究。只望他回心转意，不辜负以往君臣间的情谊和朝廷的重托。直到最后，圣祖也没有说一句威胁的话。相反，在字里行间不免流露出乞求之意。这是前所未有的。在这里，圣祖表现了政治家的恢弘的气度，极大的耐心。在圣祖看来，当此危机的时刻，追究莫洛至死的罪责已无任何实际意义。最紧迫的是，要尽一切努力消除由于辅臣叛变所造成的政治危机，权衡利害，他宁肯牺牲莫洛，甚至不惜乞求，千方百计把辅臣重新争取过来，是符合清朝根本利益的。
王辅臣为什么突然叛变，在事实真相未予澄清之前，的确是个谜。不久，辅臣给圣祖上了一道奏疏，申诉兵变起因，真相才得以大白于世。这是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十五日，他写了一份自我剖白的奏本，派遣莫洛部属原任郎中祝表正携带，代为转达，把他的儿子王继贞留下不遣返北京。祝表正至京，呈上奏本，兵变经过才一目了然。事情是这样的：
正月十三日，陕西总督哈占派遣一官员，把圣祖的敕书送来略阳，辅臣与众将领“恭设香案，跪听宣读”，倍受感动：“臣听闻之下，肝肠寸裂，心胆俱碎，恨不即自灭亡！”惟有向北京方向“号泣，抚众哀鸣而已”。他怀抱感恩之情，如泣如诉地写道：“草木尚尔知春，犬马亦思报主。臣独何忍负我皇上！”接着，他申诉事变起因。事情的远因，还在莫洛初到任陕西时，辅臣提出要进京谒见皇上。圣祖指示，可与经略面议。他自平凉奔赴西安，见到了莫洛，以当年洪承畴所实行事宜向他陈述了几点想法，希望莫洛从中吸取其经验教训，但莫洛听不进去，不以其忠言为忠，反以其言为忤谬，对他遂生猜嫌。莫洛没把辅臣放在眼里，他的司官们也个个“侧目”，瞧不起他。辅臣写到这里，申辩说：“我是奉旨意特远道来西安，向他陈说方略的，说得是与不是，他何曾答复一句话！竟然置之不理。辅臣是个刚烈性子的人，为人倔强，当年三桂对他很好，也仅是件不大的事，伤了他才决意走的。他岂能容忍莫洛如此高傲！自此“怀恨在心”。当时，他便顾虑文武不和，“恐误大事”，于是，向圣祖要求随军南征，离开此地，脱离莫洛而已。圣祖答复，无论到湖南，还是到四川，都是给朝廷效力，眼下需要他留下。辅臣就留了下来。此事，已种下了怨恨、嫌猜。
辅臣又说到第二件事：那是在去年（康熙十三年）八月，辅臣一再请求，莫洛才同意给他添马兵两千，同时却将辅臣所属固原官兵的好马“尽行调去”，而把“被瘦茶马”发给他。到了九月，马还未到；十月初，就催他起程进川。这明明是逼迫于一时，“陷臣死地”，报复他多说话、提建议之怨。及至部属发动兵变，并非他的本意，他至死不从，“几欲自尽”。但事变已成事实，他如死，莫经略的事必加于自己身上，因此“臣死亦不能明”，故“忍耻以至今日”。圣祖赦免其一切过犯，要他还平凉，即表示“臣敢不仰遵圣意”！最后，他请求圣祖派使臣到陕西，宣布圣意，使“官兵各得生全”，“俯加存恤”即使“粉臣之骨，碎臣之尸，臣亦死且甘心焉”。
同月二十四日，圣祖批示按，据档案原件，辅臣奏本为康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圣祖批示为正月二十四日。核之《清圣祖实录》，卷52，6页，记在“癸酉”条下，为正月十四日，与原档所记相差十天。，关于遣使安插官兵，前已有旨，辅臣所属官兵照旧归伍，即率他们回平凉，至于莫洛部属兵丁愿归农者，由地方官“加意安插”，愿到辅臣处充兵的，可与哈占商量“收补入伍”。关于差使臣事，从北京到陕路途遥远，官兵久待不便，一切事宜即照前已发谕旨执行。至于辅臣忠贞，“朕所悉知，屡疏陈奏，心迹已明”。应“殚心供职，以图后效，不必复行引罪”以上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陕西提督王辅臣密奏本”，案字577号。。圣祖将此敕谕交祝表正，返回陕西，再向辅臣招抚。不幸的是，他也被辅臣杀害了。《清圣祖实录》，卷52，6页。
王辅臣的奏本和圣祖的批示，已清楚地说明宁羌州兵变，实非出自他事先的策划，乃是莫洛欺压汉官兵，激成变乱。《圣武记》、《逆臣传·王辅臣传》等书均说王辅臣“怀叛志”、“阴生异志”等，此说不确。莫洛的悲剧，是他以满族贵族大员傲视王辅臣，不平等地对待他，不仅引起他本人的不平，连他的部属也愤愤不已。当时从陕西到四川，历程艰辛，粮饷不足，忍饥挨饿，好马被换成劣马，更增加了行军的艰难，加之当时形势混乱，军心不稳，故易启事端，一触即发，终于造成了莫洛之死。他不过是统治集团优待满人、排斥汉人政策的牺牲品。这一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桂叛变包含着民族矛盾的诱因。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正在湖南战场指挥作战的吴三桂，一直在盼着陕西王辅臣、张勇起兵的好消息。他知道，他们一旦起兵，将会带动整个西北乃至中原响应，成为又一大战场，那时，将会给清朝造成多么巨大的军事与政治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仍不见任何动静，他派去的使者也一去不复返。一年过去了，他对辅臣、张勇不再抱有希望。就在康熙十三年底与次年正月之交，突然传来辅臣在宁羌起兵的消息，三桂精神为之一振，毫不迟疑地拨出二十万两白银，铸印“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交付已叛降的秦州知州巴三纲转赠给辅臣。《圣武记》，卷2，65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53，11页；《逆臣传·王辅臣传》。三桂慷慨馈赠，似乎比清朝空口安抚更有吸引力！辅臣所居平凉，原属荒凉的边防之区，生活一向很清苦，他的部下度日维艰，粮饷不足，本来就对朝廷不满，人心思乱，而三桂的诱惑，助长了其部属与清朝的离心力，反满的民族情绪顿时高涨。三桂指示已入川的大将王屏藩和吴之茂由汉中出陇西应援，到处散布委以官职的文札，地方武装及回、蒙古等少数民族都纷纷响应，接踵而起。三桂叛后一年还平静的西北地区，迅速陷入大动乱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辅臣已经身不由己。他是个精细的人，凡事都看得明白。尽管朝廷对他表示出了高姿态，圣祖做出非常友好的表示，并保证他本人和家属的生命与地位不受丝毫侵犯，可他仍然疑虑重重，总担心此系朝廷的权宜之计，谁能肯定朝廷于事后不追究往事！特别是莫洛身为朝廷满族重臣，圣祖的心腹，能说就让他白白死掉吗？不管怎么说，辅臣是不能逃脱责任的。担心、后怕，使辅臣无意回归清朝，他把朝廷的招抚置之脑后，决心铤而走险！
王辅臣抗拒清兵，依附于三桂，在陕甘地区展开了军事行动。他先说降秦州副将陈善，以秦州城（甘肃天水）叛降。辅臣由略阳移至秦州，并毁掉陕甘两省边界的凤县（今凤县西南）偏桥，派其部将王好文率众把守栈道，清兵粮道不通，所运之粮不得运送。入守凤县的清兵以粮竭突围而走。《清圣祖实录》，卷53，2页。辅臣则留兵守秦州，自率旧部归平凉。
圣祖得知王辅臣安然回平凉，清兵粮道被断，很生气，下诏斥责“定西大将军”董鄂等人：你们到了西安，没有随经略莫洛取道秦州，却经由栈道绕路而进，托故马瘦，竟驻汉中，致使宁羌兵变；王辅臣回秦州时，你们又不跟踪追击，急忙回汉中，及至保宁清兵撤回，你们又仅留将军席卜臣守汉中，自统大军回了西安。已提醒你们，栈道险要，却不多留兵防守，竟让叛军据守，致使广元、朝天关等处又被叛军占领。这都是董鄂等人“退缩迟延”造成的，理应解除职务。但目前正临大敌之时，仍令董鄂平定秦州、平凉等地。《清圣祖实录》，卷53，2~3页。
圣祖的部署及其战略战术，还不能马上奏效，陕甘叛乱在迅速蔓延，扩大，清兵步步退却。由于饷道被切断，清军被迫退回西安。汉中、兴安等重镇已被三桂将王屏藩等占据。辅臣向各地发出信函和任命文件，约会起兵。固原道（今宁夏固原）陈彭受巡抚之职，定边（陕西定边）副将朱龙受任为招抚总兵，还有巩昌（甘肃陇西）游击袁承梁以城叛，副将江有仓、参将潘瑀策动阶州（甘肃武都）、文县（甘肃今仍名）、洮州（甘肃临潭东）、岷州（甘肃岷县）叛变；临洮（今仍名）守备鲁文耀叛；尤其是甘肃省城兰州被游击董正巳策反，巡抚所属弁卒作乱，占据全城。《逆臣传·王辅臣传》，卷2，13~14页。据甘肃提督张勇得到的可靠情报，甘肃方面最先跟三桂、辅臣通款谋反的，就是董正巳。他差心腹先去秦州，跟知州巴三纲通信。其后，守备吴承印又串联鲁文耀、马洪，各与辅臣联络，表示愿同时起兵。兰州城千总杜士黄，充当马洪、吴承印的内应，煽动甘肃巡抚所属各军官和士卒，密谋起事。秦州知州巴三纲派其弟巴五秘密来兰州，与任职布政司的笔帖式本家人巴锡谋划，白天在董正巳家，晚上居于巴锡家，逐个作巡抚所属游击、守备各军官的策反工作。
二月五日，辅臣部向兰州进攻，董正巳等乘机夺占了全城，清巡抚华善逃出城，奔凉州去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张勇密题”，案字713号；参见《清圣祖实录》，卷53，8页。兰州“外控西垂，内接临（洮）、巩（昌），为秦中要区”《平定三逆方略》，卷12。。此城一失，西北震动，许多城镇或叛或陷，还有一些城镇与乡村，被当地武装所把持。如三水、溶化、白水、浦城、韩城诸县，“土寇蜂起，掠劫乡村”《清圣祖实录》，卷53，11页。，局势混乱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陕西方面，各郡邑随之骚动，叛乱纷起。同州（大荔）游击李师膺据神道岭起兵，连陷洛川（今仍名）、宜川（今仍名）、鄜州（富县）等城，延绥镇所属鬻水、鱼河、波罗各营、葭州（佳县）、吴堡（今仍名）、清涧（今仍名）、米脂（今仍名）等县先后叛，起兵响应。他们攻城略地，绥德、延安、花马池、靖边等相继失陷。《逆臣传·王辅臣传》，卷2，14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53，20页。
由王辅臣带头起兵，引起陕甘连锁反应，绝大多数的地方将吏都参加了叛乱，只有甘肃提督张勇、总兵孙思克、西宁总兵官王进宝、宁夏总兵官陈福未叛。因此，陕西全省未能全部失陷，只剩下西安一府及邠、乾二州了。甘肃仅保有辽西走廊一狭长地带。康熙十四年三月，圣祖为表彰他们尽忠朝廷，特晋升新职，授予张勇为“靖逆将军”、加孙思克左都督、加王进宝都督同知；提升陈福为陕西提督。《清圣祖实录》，卷53，18页。四月，王辅臣派人携带吴三桂授给张勇的札印，再次前去诱降，授张勇为“陕西西路总管平远大将军”。张勇大怒，不容分说，下令把来使推出斩首。王辅臣给王进宝送去一封信，劝其归降吴三桂。进宝断然拒绝。他们两人将此事如实报告了圣祖，圣祖大为高兴，为鼓励他们竭诚投效朝廷，特封张勇为“靖逆侯”、授王进宝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清圣祖实录》，卷54，8页。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吴三桂又亲自发给王进宝札文，他向圣祖报告，并把札文一并交给朝廷。《清圣祖实录》，卷58，9页。
圣祖已看出，将来恢复陕甘，必赖张勇、王进宝等汉将。还在二月，甘肃巡抚华善极言张勇可用。他在奏疏中说：“逆贼王辅臣今据关山以西，岐山以北，黄河以南，与蜀贼（指吴之茂等人）联结，加以西番、土回乘隙屡犯，河西危甚，其得免于沦陷者，提督张勇之力。目前情势，非提臣不能守，非提臣不能战，非提臣不能破贼恢复。第事权不重，未免掣肘。”他请皇上赐给敕印，得以“便宜行事”。《贰臣传·张勇传》甲中，79页。此疏正合圣祖之意，故立授“靖逆将军”，通知兵、吏部大臣：甘肃省“凡总兵以下官员，听从张勇调遣、提拔、补授”。《清圣祖实录》，卷59，2~3页。仍兼管甘肃提督事务；总督不得制约，一切征剿事宜，均由张勇便宜行事。《清圣祖实录》，卷59，11页。张勇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圣祖的完全信赖，把甘肃省的军事全部托付给他了。
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宁夏突然发生兵变，张勇的得力助手和战将陈福被乱兵杀死。次年正月，圣祖迅即采取措施，改调西宁总兵官王进宝代替陈福的职务，出任陕西提督，暂驻秦州，继续兼西宁总兵官。宁夏总兵官缺，责成张勇和巡抚华善推补。《清圣祖实录》，卷59，3页。很快，张勇推荐他的原部将现任天津总兵官赵良栋到宁夏任职。圣祖立即批准，还把总兵官一职改为宁夏提督，由赵良栋升任此职。由于西北军情紧急，命令他兼程上任。赵良栋卸任的天津总兵官，由陈福的弟弟、现任涿州参将的陈奇破格出任。《清圣祖实录》，卷59，11页。赵良栋是甘肃宁夏人，骁勇善战，颇有机谋，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将才，他与张勇、王进宝并称为“河西三汉将”。在张勇的统率下，同王辅臣展开了激烈的争战，最终完成了恢复陕甘的任务，并在平定三桂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十二、饮马长江
吴三桂同清朝的军事斗争，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三桂起兵，到十四年（1675年）底，三桂发动战略进攻，清朝战略退却；
第二阶段，从康熙十五年（1676年），到十六年（1677年）底，双方进入战略相持，展开了互有胜负的拉锯战，而清在局部地区如甘肃、陕西、江西、浙江等处逐渐转入战略性进攻；
第三阶段，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到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清军战略反攻，吴军全面退却，直至被彻底消灭。战争的全过程，显示了它的内在规律性，颇有节奏地向前发展着，变化着。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的二年中，吴三桂乘清军无备，突然发动武装政变，并以迅猛的攻势，连续夺取了云南、贵州、广东、湖南、四川及江西部分地区，并把这些省份和地区置于周王政权的控制之下。吴军前锋直抵长江南岸。三桂“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清圣祖实录》，卷99，10页。。福建耿蕃夺取了福建及江西、浙江大部分地区；王辅臣叛于陕西，除了个别地区，陕西与甘肃绝大部分都陷入叛军之手。康熙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从长城脚下又传来了警报：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也乘三桂叛变，“兴兵造反”。布尔尼为林丹汗后裔，太宗时被剿灭，扶植其子额哲为亲王，嫁一公主，为清朝额驸。布尔尼为公主所生，与朝廷是血肉至亲。布尔尼煽动蒙古各部造反，只有奈曼王扎木山响应，其参加叛变的，仅有二旗。四月六日，圣祖命将出师，以多罗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以大学士都统图海为副将军，护军统领哈克山、副都统吴丹、洪世禄同为军务参赞，率满洲八旗兵和调取蒙古诸部兵马讨布尔尼。《清圣祖实录》，卷53，22页；卷54，3~4页。
北疆出了事，西部也不安宁。西藏受到吴三桂的煽惑与收买，不时地挑起军事摩擦。它在政治上同情吴三桂，对清朝怀有动摇，若即若离。《清圣祖实录》，卷54，16页。从全国情况看，除了关外的辽东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等少数地区还较稳定，再也找不到一块安静的土地！叛乱所及，波连十余省，“贼势益猖獗”《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8页。。战事仅一年，圣祖不禁惊呼：“逆贼得据大江（长江）之南！”《清圣祖实录》，卷51，7~8页。战事还在向北发展，直抵长城内外。所谓“东、南、西、北，在在鼎沸”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1，“平定三逆述略”。。就是战争第一阶段的生动概括！
在王辅臣叛于宁羌州后，带动陕甘两省纷纷叛离清朝，圣祖深感局势的严重性，一时性急，打算御驾亲征。他对几位大学士说：“朕欲亲至荆州，相机调遣，速灭贼渠吴三桂。若吴三桂既灭，则所在贼党，不攻自息，生民得安。”他要求他们跟议政王大臣密议，大臣们当然不会赞同圣祖出征。因为此事关系重大，圣祖离京，京师为根本重地，倘生意外，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至祖接受了劝告，暂停亲征。圣祖的这个举动，足以说明当时局势的严重程度。
因战争而引起的混乱，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清朝所处的国际形势，也潜伏着危险。康熙十三年七月，两广总督金光祖密报：“交趾（越南）知孙延龄叛逆，乘机蠢动，陈兵边界，其情叵测，请加防御。”圣祖不得不增兵，“防守险隘”《清圣祖实录》，卷48，23页。。交趾陈兵边界，其意图不外是，担心中国内战蔓延到该国，以事先封锁边界，防止窜入。但鉴于它与中国的关系，欲乘中国内乱侵入，获取中国领土，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它毕竟力量不足，只能小心谨慎从事。
还有朝鲜李氏王朝，它原与明朝的关系密切，在受到清朝两次武力入侵而被迫称臣，内心一直不屈服。吴三桂发动叛乱后。它密切注视中国政情变化。一些大臣和知识分子（儒生）甚至上疏国王，要求乘时起兵复仇。儒生罗硕佐、赵显期等于康熙十三年（李氏显宗十五年）五月，相继上疏，大意是，吴三桂“既据南方，蒙古亦不亲附，天下事变，近在目前，乘此机会，练兵峙粮，大可以复仇雪耻，小可以安国保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2，3988页。。七月，有一“布衣臣”叫尹，他进一长篇密疏，痛陈以往所受国耻，要求乘三桂起兵，朝鲜可与之配合行动，内称：“我国精兵劲矢，闻于天下，大炮飞丸，足以方行；得选卒万队，北首燕山，规恢进取，以拊其背，而扼其吭；开海洋一路，约郑人（台湾郑经）并势，以挠其腹里；以传檄燕、蓟、辽河以北野春诸部，日域诸岛，青齐（山东）、淮浙（安徽、浙江）等处，以通于西蜀（四川），使同仇疾，兴共奋起……我顾不难横据医闾（辽宁锦州北之山），薄逐幽沈，而为天下请兵矣！……”《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2，3992页。这篇奏疏，表达了朝鲜统治集团与知识界对清朝的愤激的情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未必顺利。国王持慎重态度，未予批答，要视形势而定。看得出来，南边的交趾，东北的朝鲜都对清朝抱有敌意。只是因为清朝很快转败为胜，形势见好，这些抱有敌意的国家才没敢采取行动。
交趾、朝鲜等国蠢蠢欲动，深刻地表明，吴三桂叛乱所产生的政治与军事震动已远远超出中国境内，而在交趾、朝鲜等国发生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如发展下去，有可能使这些国家与三桂联合，将清朝置于空前孤立的地位。当然，形势的变化，最终没有出现这个结果。这对清朝来说，的确是一次幸运！
这就是战争第一阶段所出现的一系列结果。确如三桂和他的谋士们在起兵前所预想，兵出云贵，旗开得胜，一路势如破竹，前锋直抵湖北境内、长江南岸的松滋（今松滋北），隔江与清军大本营荆州相望。三桂饮马长江，翘首北望，已摆出渡江北进之态势。至此，三桂的军事进攻已达到了顶峰。
吴军进至松滋，举足即可渡江。此时，清军未集，江北已是风声鹤唳，人心不固。如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稳操在手，并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参加，清朝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奇怪的是，吴军进至松滋，屯驻已三个多月，却毫无北进的迹象。他的将领们都很着急，一般人士也感到不解，在云南留守的三桂核心中的人物对军事停顿不前，大军不过江甚是诧异。三桂的谋士刘玄初急忙起草了一份报告，陈述了他的战略主张。信的大致内容如下：
此时，应为直捣“黄龙府”而痛饮。可是，现在却屯兵不进、河上逍遥，坐失良机，等待清四方之兵集结，我真不知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不是王（指三桂）特送诸大臣入朝为王请命？诸大臣都是辱国之臣，自救性命不暇，怎能为王请命！如说待世子（指吴应熊）回来吗？我以为朝廷宁可失掉四海疆土，决不会令世子回归云南！一般来说，弱者与强者斗，弱者之利在于行动迅速，而强者利于较量实力。富者与贫者打官司，贫者乐意尽快使案子完结，而富者乐意把案子拖得长久。如今云南系一隅之地，抵不上东南一郡。而吴越（指江浙地区）之财货，山（西）陕（西）之武勇，都集中在荆州、襄阳、长江、汉水之间，王按兵不进，想与清兵久持，这与弱者同强者较量实力、贫者与富者比赛财富有什么不同！
刘玄初写到这里，不胜感叹：唉！只盼望上天早降圣人，以安定中华吧！《广阳杂记》，卷4，179~180页。
吴三桂读了这封信，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没有给以答复。
在此关键时刻，三桂没有听从刘玄初的忠告，犯了一个战略上的致命错误，而这个错误最终导致他的彻底失败。刘玄初对形势和双方力量的对比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拿吴氏集团的实力与清朝相比，两者强弱分明，贫富悬殊。表面看，三桂起兵时，具有相当的实力，而一年后，有各地的响应，实力大增，可以同清军相抗衡。但他毕竟是以一隅之地云贵为老本，后劲不足，况且各地响应者不过各自为战，形成不了一个统一指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清朝占据全国统治者的地位，可以在政治上进行动员，在军事上可以四处征调军队，又拥有广大的领土和人口，无论在人力物力上都具有很大的潜力，当它一旦发挥出来，将产生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它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其实力并没遭受过大的损失。因为滇、黔、闽、两粤等主要叛乱地区，多属三藩的汉军、绿旗兵，而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兵多集中在北方，故其军事实力未减。清朝所占有的条件，使它的后劲远远胜过吴三桂集团。得明显，三桂只利在速战，不可久持，宜乘胜进军，借助各地起兵反清的有利形势，乘清军无备，兵力未集，清统治集团惊慌之时，一鼓作气，挥戈渡江，北涉黄河，直逼北京，可收全胜之局。清朝以全国的兵力和物力，利在较量实力，不怕持久之战。如战争拖延下去，固然双方都将困难重重，但对吴军更不利，只能消耗掉它的有限力量，从而使清军转败为胜。三桂的致命错误，进至长江南岸，即停止进兵，使圣祖从容而有步骤地部署兵力同吴军展开决战而胜之。这步棋，在吴氏集团中一些有识之士已有所察觉，除了刘玄初力主迅速渡江北上，还有主张下九江，扼长江、淮河、以绝清朝的南北运道；也有的劝三桂据巴蜀，塞殽函以自固。这些主张，各有侧重，但从战略上，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力主进兵，而不能停顿下来。可惜三桂都不听，一到湖南，就屯兵不进，坐失机宜。《四王合传·吴三桂传》，4页。三桂的悲剧，即源于此！
吴三桂为什么不愿北进？他久历战阵，娴熟战略战术，应该说，已成老谋深算，对于是否继续进兵，自有打算。他考虑问题，也许自以为比他人更老成持重。他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他苦心经营云贵十多年，视此为根基所在，北上意味着弃根本，另辟新天地。倘若大事不顺，中道受挫，就使自己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屯兵长江以南，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划江为国”，立半壁江山。这番考虑，虽属稳，却难保胜利。兵法上说，有进无退。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和巩固已得的胜利。而军事进攻一旦停顿下来，变为防御，就将使自己被动挨打。三桂的这种军事上的保守主义，使自己的军队很快丧失掉进取的锐气。从刘玄初的信中，看出三桂还顾虑儿子吴应熊尚在北京，指望以儿子作为交换条件，把应熊放回江南，他就不过江。他以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清朝会接受他的条件，跟他“裂土议和”《清鉴纲目》，卷4。。圣祖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削去他的亲王爵，处死吴应熊父子，跟他势不两立！三桂顿时气沮，精神低落，无法振作起来。
据说，吴三桂很迷信，对于是否渡江北上这件大事，求诸占卜。他进驻衡阳后，听说衡山岳神庙里有一只白色的小龟，其大小如一枚铜钱，居此庙已有年头了，当地人以为鬼神之使，把它奉为神灵，藏在帏中，按时敬祀它，用它来占卜吉凶祸福之事。三桂就自己的前程想问卜此龟。他择一吉日，前去庙中祀神。他把全国山川地图铺放在神座前，将白龟置于地图上，心里默默祝祷，看此龟究竟走向何方。只见小龟在地图上蹒跚而行，始终不出长沙、常德、岳州之间，然后回转至云南而止。占卜了三次，都是一个结果。三桂暗暗吃惊，信以为真，不敢轻出湖南，亦不敢渡江。《大有奇书》，转引自《爝火录》（下），“附记”，卷1，969页。
这则故事，剥去迷信的色彩，只能说明吴三桂有自己的政治目标，不便渡江罢了。此系后话，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康熙十三年四月，三桂在湖南常德给圣祖写去一封信，交给被扣留的礼部侍郎折尔肯和翰林院学士傅达礼，释放他们回去，转呈圣祖。走时，还给他们备了厚礼携带回京。折尔肯和傅达礼离开常德，先到了武汉，“镇南将军”尼雅翰立即向朝廷写去了报告。
圣祖还没有见到三桂的信，就给“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等人发去指示：
朕思吴三桂素多狡诈，此中疑有诡计。如吴三桂服罪请降，王及将军等，仍议招致之，益加警备，毋坠奸谋，即吴三桂束身归命，王等但以礼受降，其官属益加严防，不可分散兵力，急于前进，务相机以行。《清圣祖实录》，卷47，1~2页。
圣祖从三桂遣返折尔肯、傅达礼等回京一事，估计他的奏章可能有归降之意，因此一方面表示可以受降；一方面嘱咐保持高度警惕，切勿受骗上当，误中奸计。事实并非如此。当他看到了三桂的奏章，就对兵部、刑部官员说：他本来期待三桂“悔过自新，束身待罪，未忍加诛（吴应熊）”。但“近览吴三桂奏章，词语乖戾，妄行乞请。诸王大臣咸以吴三桂怙恶不悛，其子孙即宜弃市，义难宽缓”《清圣祖实录》，卷47，6~7页。。
吴三桂的这份奏章内容，官书不载，他书亦失载，迄今鲜为人知。从圣祖的话中，有三桂“妄行乞请”、“词语乖戾”等语，把这句话联系起来看，可以肯定地说，三桂并无降意，亦无服罪的表示。在圣祖看来，三桂的话皆属荒谬悖伦，是他所不能接受的。这大抵就是“词语乖戾”的意思。所谓“妄行乞请”，联系圣祖读了三桂的奏章，便决定处死其子吴应熊和孙子，还毁掉了他在关外的祖坟，王一元：《辽左见闻录》，参见《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38页。可以推知，三桂“乞请”，赦免他的儿孙，他不北进，划江为国等事。关于这个问题，圣祖于康熙十四年四月在答复西藏达赖喇嘛的信中透露，达赖曾给他上过奏章，其中有为三桂请命的话：“若吴三桂力穷，乞免其死罪；万一鸱张，莫若裂土罢兵。”此事系三桂贿买达赖从中斡旋，代为恳请。仅此证明，三桂的“乞请”，必是包括了讲和、划江为国的内容。圣祖断然拒绝三桂和达赖的要求，驳斥说：“三桂乃明时微弁，父死流贼，摇尾乞降。世祖章皇帝优擢封王，尚其子以公主，朕又宠加亲王，所受恩典，不但越绝封臣，盖自古所罕有！三桂负此殊恩，构衅残民，天人共愤。朕乃天下臣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但果悔罪来归，亦当待以不死。”《平定三逆方略》，卷14，7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54，16~17页。圣祖的回答和处死他的儿孙，彻底绝了三桂的一切幻想，他颓然不振，无力北进了！
圣祖对吴三桂已经切齿痛恨，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他利用各种场合，予以痛斥和声讨，不止一次地向兵部、户部、刑部等各部臣揭露其劣行。例如，说“逆贼吴三桂心若虺蛇，行同枭獍，负恩谋叛，倡乱害民”。又说：“吴三桂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行即悬首街，以泄神人之愤”《清圣祖实录》，卷46，14页。；又说：“吴三桂以枭獍之资，怀狙诈之计，阴图不轨，自启衅端……煽惑奸宄，荼毒生灵，极恶穷凶，神人共愤！”《清圣祖实录》，卷47，6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看得出来，圣祖一旦把三桂擒住，虽碎尸万段也不解心头之恨！
康熙十三年六月，圣祖命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前赴岳州，授意他以个人名义给三桂写信，在政治上进一步揭露三桂。此信写得颇婉转而有力，现摘录如下：
王（指三桂）以亡国余生，乞师殄寇。蒙恩眷顾，列爵分藩，迄今三十年，富贵荣宠之盛，近代人臣罕比，而末路晚节顿效童昏，自取颠覆。仆（尚善谦称）窃谓王不解也。何者？王藉言兴复明室，则曩者大兵入关，奚不闻王请立明裔？且天下大定，犹为我计除后患，剪灭明宗，安在其为故主效忠哉？将为子孙谋创大业，则公主额驸曾偕至滇，其时何不遽萌反？至王遣子入侍，乃复背叛，以陷子于刑戮，可谓慈乎？王之投诚也，祖考皆膺封赐，今则坟茔毁弃，骸骨委于道路，可谓孝乎？为人臣仆，选事两朝，而未尝全忠于一主，可谓义乎？不忠、不孝、不义、不慈之罪，躬自踏之，而欲逞角力，收服人心，犹厝薪于火而云安，结巢于幕而云固也。何乃至是！殆由所属将弁，煽激生变耳。如即输诚悔罪，圣朝宽大，应许自新，毋踏公孙述、彭宠故辙，赤族湛身，为世大僇！《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18~19页。
表面看，这封信内容，无不顺理成章，以忠、孝、义、慈所谓封建道德加以责备，想三桂是不能推辞掉的。但其主旨在于，三桂已事两朝之主，均不能终守臣节。他揭露三桂此次起兵，声言匡复明室，实乃骗局。尚善质问三桂，当初清军入关时，为什么没听说你请立明朝后人？此话出自尚善之口，却不出自圣祖，这是因为圣祖对此历史公案，实有难言之隐，让尚善说出去，以解世人之惑，并以此驳斥三桂于天下安定之后忽然要匡复明朝，不过是掩饰个人的政治目的。尚善特别反驳他对清朝灭掉明朝的指责，指出，正是三桂献计并亲临缅甸，擒获永历，诛灭明宗室。这一点颇为有力，连汉人士大夫也为三桂此种行径所不齿！最后，尚善劝其悔过自新，以求得朝廷宽大处理。
三桂已骑上“虎背”，岂肯下来！尚善与三桂相识，有过来往，《漫游纪略》，“楚游下”，卷4，10页。圣祖利用他们之间的关系来斥说三桂。信中所说，确使三桂难以回答。所以他对尚善的信只好抱以沉默，而心里未必能心安理得！
三桂领兵不进，这就给圣祖调兵遣将、集结兵力、加强布防争取到了充裕的时间。截至康熙十四年四月，圣祖已初步完成了对各战略要地的兵力部署：
镇南将军尼雅翰、都统朱满、巴尔布等率师由武昌水陆进取岳州、长沙，直入广西；
都统宜里布等率师驻彝陵，都统范达礼、副都统德叶立等率师驻镇郧襄；安西将军赫叶、副将军胡礼布、西安将军瓦尔喀等率师由汉中进取四川；
副都统扩尔坤、吴国祯等率师驻防汉中；
镇西将军席卜臣等率师驻防西安，复遣尚书莫洛经略陕西等处（不久，即被叛兵击死），率大军居中调度；
镇东将军喇哈达等率师于山东、河南、江南要地驻防；
安南将军华善等率满汉官兵，同镇海将军王之鼎等于京口水陆驻防；
扬威将军阿密达等率师同江宁将军额楚等防守江宁、安庆沿江险要；
平南将军赖塔率师由浙江平定福建，浙江将军图喇率师驻杭州，兼防海疆；
定南将军希尔根、副将军哈尔哈齐等率师由江西建昌、广信进兵福建；
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席布等率师赴广东，会同尚可喜进剿叛军。《清圣祖实录》，卷47，16~17页。
圣祖分遣各方面军，任命各方面军的统帅——将军，迅速进入各自的战区，诸如武昌、荆州、彝陵、郧阳、襄阳、汉中、西安、京口、江宁、安庆、山东与河南等要地，以及江西建昌等地，都被圣祖划入战略地区。这些战略据点，凭借长江天险，以荆州为中心，重点布列在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与长江南、山东、河南个别地区互有延伸交错，形成了一道颇为严密的军事攻守防线。
战争开始时，圣祖以为速胜，估计剿灭吴三桂“指日授首”《清圣祖实录》，卷48，2页。，只动用了满洲八旗和汉军绿旗兵。康熙十三年底，蒙古各部王公进京朝觐，主动要求提供马匹和军队助战，圣祖婉言谢绝。《清圣祖实录》，卷44，21页。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圣祖已感兵力不敷，到康熙十四年六月，不得不征调蒙古各旗部队。先调察哈尔护军骁骑一半兵力，从蒙古四十九旗中先调距离北京稍近的科尔沁十旗、敖汉一旗、奈曼一旗、克西克腾一旗、归化城十旗，共出兵万人。其中抽出六千人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固山贝子准达率往荆州；剩下四千名蒙古兵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多罗贝勒尚善等率往岳州。圣祖限定，蒙古兵于八月一日以前至京。同时，圣祖命科尔沁部辅国公图纳黑、杜尔伯特台吉温布赴荆州听用，巴林部贝子温春、台吉格勒尔图赴岳州。《清圣祖实录》，卷48，7页。
清朝一向讳言用兵实数，多用旗下兵一半，各旗出护军若干各来表示用兵数，给我们统计兵力带来很大困难。估计战争的初期阶段，各路将军所率部队，加上动员蒙古兵，约近二十万。三桂的兵力多集中在湖南一线，约二十万左右，加上出征四川、两广、江西及留守云贵，占地兵力，约在三十万以上。
圣祖和他的将军们开始时对战争估计不足，以为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全胜，恢复云贵疆土。到了康熙十三年三月间，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前锋统领硕岱等都还认为“进取云贵之期，不过八月”。就是说，到八月时，清军反攻，恢复云贵。这时，圣祖已认识到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告诫说：“朕思云贵，尚未可轻进，必俟四川全定，方图进取。”四川已被三桂掌握，如清军只顾进军云贵，四川叛军必挠其后路，而不得前进。再说进云贵，一路必经四川，此路不通，进军也难。就拿湖南情况来说，叛军未到，长沙、澧州、常德等处已叛投三桂，如等到八月，其他地方再发生叛变怎么办？圣祖问道：“你们分兵征讨吗？分兵则势单，以次剿取，马匹疲劳，不堪驰使，岂能胜利？如今之计，只有先取常德、长沙，以寒贼胆，方为制胜之策。”《清圣祖实录》，卷46，17~18页。
战争第一阶段的战况表明，一方面，三桂军事力量正处鼎盛，战果继续扩大，一方面，圣祖正调兵遣将，部署防线，未及展开全面攻击。因此，便出现了吴军进攻，清军防御的局面，双方都不可能速胜。在清军抵住了吴军的强大进攻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峙的新局势。
十三、荆岳对峙
到康熙十三年底，王辅臣叛于宁羌州，在全国已形成了三大战场，这就是：以耿精忠占据福建，攻取浙江、江西为左翼东部战场；以王辅臣、王屏藩占据的四川与甘肃、陕西大部地区为右翼的西部战场；以吴军占据下的湖南，地当全国中心，为正面的中路战场。这三大战场，无疑是以吴三桂所在的湖南战场最为重要。三桂自离云南北进，抵达湖南后，来往于常德、澧州、长沙、湘潭之间，最北至松滋，亲临前线指挥。吴军的主力、精锐近二十万人都集中于湖南一隅之地，分布在长沙、岳州、萍乡、松滋、常德、澧州等几个战略据点。其中，以七万兵力据守岳州、澧州诸水口，与驻守江北的清军对峙；又以七万兵力、总兵十余人、“猓猓”兵三千驻醴陵、长沙、萍乡诸处，抗拒江西的岳乐部清军。《清圣祖实录》，卷52，19页。三桂驱使云贵土司苗、壮等少数民族的土军前来湖南助战，组成一支有四五十只大象的象军，也调来前线。采伐贵州、湖南的山木，造楼船巨舰，往来水上，控制水路。调拨四川、湖南的粮食以供军需。
三桂最重视的是岳州，特派他的侄儿吴应期率数万精兵防守。应期十分骁勇，能冲能拼，是三桂的一员得力猛将，把岳州交给他，三桂感到放心而无忧了。
岳州不只是湖南也是长江中下游“水陆冲要之地”。它位于浩瀚的洞庭湖之畔，长江南岸，三面环水，一面通陆地。而洞庭之水又与长江一脉相通，因此借助洞庭之浪，可顺水至长江，出湖南省境，水陆并行，随心所欲。而借一脉之便，从长江即可进入洞庭，入湖南省境，必经岳州。南北东西，行旅转运，欲得水陆兼有之利，岳州乃不可逾越之区。在军事上，得岳州，可控制湖南之命脉，可断南北交通，故此城为兵家必争之地。三桂刚起兵时，圣祖已洞见岳州极端重要，严令驻防部队“宜亟固守”；同时，又派出都统觉罗朱满、一等侍卫毕桑阿等率增援部队水陆兼行，速往协守。《清圣祖实录》，卷48，11页。岂料清军未及固守，岳州已为吴军袭取。三桂以岳州为他在湖南立足的一个战略支撑点，集兵七万。此据清官方报道，见《清圣祖实录》，卷43，27页。特令吴应期加强防守。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岳州城内外构筑防御工事：在城外陆路一面，挖通三道壕堑，筑堡垒，设陷坑、鹿角、挨牌，以阻止清步骑兵攻城。在洞庭湖峡口处，攒立梢桩，以阻止清水军船只进入湖内，守备相当严密。同时，三桂又在澧州、石首（今仍名）、华容（今仍名）、松滋等处派驻重兵，与岳州成掎角之势。三桂把岳州的存亡，看成是他的生命线，据投诚的吴军守备薛麟兆所见，三桂时时关注岳州的防御，还特派他的护卫至岳州，向应期传达方略，“令贼将坚守，且趣进兵”《清圣祖实录》，卷48，9页。参见《漫游纪略》，“楚游下”，卷4，11页。。由此看来，三桂作了长期固守湖南的打算，这大概就是他企图划江为国的计划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