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图趁机从城内杀出，内外夹击，横冲吴军营寨，连破四营。九月二十八日，马宝等弃帽峰山，大败而逃。江西岸吴军也被迫弃营潜逃。清军乘胜追击，至乐昌的风门澳，三路攻击，把吴军杀得大败，恢复仁化县，而马宝等逃奔衡州去了。韶州一战，驱除了三桂的势力，广东全省的形势得到了进一步稳定。以上参见《清圣祖实录》，卷69，22页、27页；《圣武记》，卷2，77页，《庭闻录》，卷5。于是，额楚等奉命据守韶州，莽依图以部属八千人马，同新任命的广西巡抚傅弘烈平定广西，令尚之信出藩兵三千助战。
由于尚之信迟迟没有发兵，也没有为莽依图部准备船只送到梧州，致使原定之信、莽依图与傅弘烈会师的计划未能实现。弘烈便独率所部万余人马展开军事行动，先后克取了广西重镇梧州、浔州（桂平）等地，所向奏凯。
三桂不能得志于广东，便“悉其骁锐，俱向广西”《清圣祖实录》，卷71，15页。。他于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六日来到衡州，亲派马宝取道宜章，进入广西富川（今仍名），派其孙吴世琮等至桂林，诱杀孙延龄（时马雄病死），占领了桂林。三桂的意图，在于巩固湖南后方，此为保守湖南的战略的一部分。
清军统率部认为，“平定广西，扫荡云贵，关系紧要”。因此决策进兵，迎战叛军。《清圣祖实录》，卷71，3页。此时，傅弘烈部尚在梧州，奉命与莽依图邦联合取平乐（广西，今仍名）、桂林，正面迎战；尚之信、将军额楚、都统勒贝等进攻宜章、郴州（湖南郴县），从后夹击，使吴军首尾受敌，不能兼顾。《清圣祖实录》，卷70，17页。十二月十八日，傅弘烈从梧州出发，莽依图于二十日率师由封川（广东封开东侧）进兵，两路会师于贺县（广西贺县东侧），进取平乐。《清圣祖实录》，卷71，3页。
三桂得知清军取广西，立即增调精兵，厚集兵力，全力固守广西。清军已感吃紧，吁请增援。圣祖即遣驻韶州的将军额楚、勒贝等速赴广西，令尚之信亲率将士前往，接济大军。据之信报告，他原奉命进取宜章，郴州、永州，行至清远，因为接到警报，遂撤回广州，又以“海贼”突犯，他的“官兵有限，不能分应”。圣祖不允，指出：“深入广西，事机所系甚重，且广西早定，则湖南之寇不敢自存。”督令之信将沿海地方交赖塔防御，亲往接济广西大军，“毋误军事”《清圣祖实录》，卷71，16页。。
康熙十七年初，莽依图、傅弘烈等进抵平乐，将城围困起来。吴世琮率吴军五千，分水陆来援平乐，与清军夹江立营寨，迅即渡桂江，先攻绿营兵。傅弘烈与都统王国栋率军接战，寡不敌众，被吴军击败。适值江水泛涨，莽依图所部满洲八旗兵不能渡江，眼看绿旗兵溃败。吴军又占据河道，清军粮饷不济，他自感孤军不能久留，撤至中山镇，再退至贺县、梧州，就饷于德庆。圣祖接到报告，再次下令尚之信发精锐万人，多备火药，火炮，速往广西应援；令赖塔会同耿精忠选藩下兵千人与刘进忠部五千人，交与都统马九玉疾驰广西，由莽依图、傅弘烈指挥，“并力破贼”以上见《清圣祖实录》，卷71，26~27页。参见《庭闻录》，卷5，12~13页。。之信提出，他如去广西，恐叛军再犯浔、梧两城，而且高（州）、雷（州）、廉（州）三郡初定，人心不稳，不得不驻广州，以应意外之变。圣祖允准，不必亲往广西，可速发万人精锐增援，《清圣祖实录》，卷2，7页。同时再调将军舒恕自江西赣州、额楚自肇庆兼程向广西进兵。
正当圣祖调兵增援广西时，吴军及广西叛军趁平乐战胜，大举反攻，把清军已收复的浔州等郡邑陆续夺回，至三月，仅存梧州一府了。二十二日，已投诚的高雷总兵官祖泽清又在高州（广东高州）复叛，广东震动。圣祖对反复无常的祖泽清痛恨已极，命尚之信亲征，授权除掉他。《清圣祖实录》，卷72，18~19页。尚之信奉命，与副都统额赫纳等于四月十一日抵电白（今电白东），大败叛军，城被攻克。祖泽清闻讯，乘夜逃跑。十九日，恢复高州，招降雷州。
清军在广西再次得手，进展很快。而且孙延龄已被三桂杀害，另一主要叛将马雄刚刚病死，叛军无首，人心惶恐，给清军的进攻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不料清军又连连失利，主要原因，除了双方众寡悬差，还因尚之信迟迟不出兵，莽依图观望不前，特别是在平乐临战之时，他遥驻桂江北岸，以江水湍急，不敢渡江，畏难而止，又不经报告，擅自后撤，一直撤到梧州，还以粮饷不足，直撤到德庆，致使清军动摇，所得城镇如贺县、昭平等地都得而复失。吴军得势，广西形势又出现了反复。《清圣祖实录》，卷72，11页、22页。
清军在广西由进攻暂时变防御，固守梧州，待机反攻。吴世琮率数万吴军继续追击清军，渡左江，逼近梧州地区。傅弘烈孤军奋战，先后在梧州附近的贺县（今贺县东南）、藤县（今仍名）展开激战，清军又接连失利，吴军以水陆三路进逼梧州。尚之信率军赴援，于康熙十八年正月，会同弘烈、莽依图诸军，在梧州城下，三路夹击，大败吴军。清军乘锐奋进，长驱入桂林。吴军转而围南宁。此城原为叛将马雄所据，他病死后，其子马承荫降清，仍守南宁。吴世琮围攻数月，眼看将城攻陷，幸亏莽依图等倍道来援，才免使城陷。吴世琮挥
军同清援军展开大战。莽依图以额楚前锋兵冲击，他与舒恕自后挥大军继进，预伏精兵于山后，截其归路。莽依图指挥得宜，加之满汉军奋力攻战，终将吴军彻底击溃，吴世琮负重伤而逃。南宁解围，广西全省收复。《圣武记》，卷2，79页。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清军从战略上已实现了对吴三桂的外线大包围。这就是从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省的东南沿海至南部，形成了半圆形的包围圈，而西北王辅臣归降，与南部诸省又形成南北进逼的态势。至于四川叛军，已被清军切断了它与吴三桂大本营的联系，陕西汉中、兴安的叛军局限一隅，处于清军的严密监视之中，束手待毙。
在基本完成对吴军的外线包围后，清军在内线开始向湖南推进，仍取南北夹攻之势：北以岳州、长沙为攻击重点，南则从广东、江西进兵，目标取衡州。康熙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征南将军”穆占率部进至江西永新（今仍名），矛头直指临近江西省前湖南的茶陵（今仍名）。它是“江西门户重地”《平定三逆方略》，卷36，20页。，“江西通省、所系维在茶陵”《清圣祖实录》，卷72，3页。。夺取茶陵，便可打开通向湖南之路。三桂于十一月六日进驻衡州（湖南衡阳）。茶陵位衡州之东，两地距离甚近，有水路之便，从茶陵乘船，顺洣水而下，经攸县，进入湘江，转向南行，可直入湘江之畔的衡州。因此先取茶陵，可威胁三桂的重镇衡州。十一月十四日，穆占领兵自永新进兵茶陵，守城的吴军已弃城逃跑，清军不战而得。穆占得茶陵，马上命令都统宜理布等领兵追剿，吴军已奔入茶陵北，洣水岸边的攸县城（今仍名），据河岸迎战，清军奋力冲击，夺取城门，吴军弃城而逃。此役歼灭吴军四千余人《清圣祖实录》，卷70，9页。。三桂一失茶陵、攸县，很快陷入困境，“馈饷不给，军士胥怨，民多远避。”《清圣祖实录》，卷71，3页。十二月十四日，都统觉罗画特等率清军攻克了湖南北部、邻近江西的平江（今仍名）。平江处岳州与长沙之间，清军可南可北，从中可断吴军南北联络。《清圣祖实录》，卷71，2页。
清军从茶陵、攸县打开了从湖南的东南部进兵的缺口，并迅速扩展战果，加大缺口。穆占取茶陵、攸县后，遣兵攻取了茶陵南的酃县，斩获吴军总兵、副将等十余员。《清圣祖实录》，卷71，4页。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四月前后，穆占连续攻克湖南郴州（郴县）、桂阳州（今仍名）、兴宁（资兴）、宜章等城镇，招抚吴将总兵官王育民等人，收复临武（今仍名）、蓝山（今仍名）、嘉乐（今仍名）、桂阳（前一桂阳为州，此一桂阳为县，今汝城）、桂东（今仍名）等五县，再进兵至永兴（今仍名）。《清圣祖实录》，卷73，4~5页。茶陵等十余个州县城，都在湖南东部、东南部至南部地区，已连成一片，与江西、广东、广西诸省临近，道路已经打通，清兵可以畅通无阻地由这些省境源源不断地进入湖南。清兵已占领的这十余个城镇，决意守住。统帅部不惜派驻重兵，这对即将发起向湖南的总攻击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茶陵为军事重地，将军穆占派驻满汉兵，“有满兵每佐领四人”及总兵官赵应奎与穆占所领的湖广绿旗兵，还留下简亲王喇布兵的一半，“为数不少”，约计在万人以上。其他地方也都拨出强兵劲旅据守。《清圣祖实录》，卷73，4~5页。
清兵已在湖南东与南部开辟战场，建立了稳固的据点，正在衡州的三桂已处于清军的进逼之中。三桂的危亡正日益逼近！
吴三桂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导致内部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内部核心不和，互相倾轧。三桂的心腹大将高得捷《清圣祖实录》写作“高大杰”，《庭闻录》写作“高得杰”，也有的写作“高大节”。，跟韩大任之间的矛盾，最终招致兵败，或死或降。
高得捷十分骁勇敢战，通晓军事，所将部卒都是精兵，临战向以少击多，是三桂的一支劲旅。康熙十五年二月，他奉三桂之命，率数万之众进攻江西重镇吉安（今仍名）。此时，清军正以全力进攻江西萍乡、袁州（宜春）两处要地。三桂便乘此空隙，对吉安发动了攻击。仅数日，高得捷便将吉安攻陷。吉安对清军“关系最重”，圣祖严令夺回。《清圣祖实录》，卷59，28~30页。清重兵攻吉安，高得捷“死守”，至六月，清军“尚未克复”。《清圣祖实录》，卷61，15页。一次，得捷只率百余骑出战，竟把清军杀败！《庭闻录》，卷5，8页。
高得捷夺取战略要地吉安，切断了江西通广东的道路，迫使江西清军无法进入广东。他能战能守，不愧称一骁将！与得捷形成对照的是，三桂的女婿夏国相防守萍乡，于康熙十五年二月十六日，被和硕安亲王岳乐统帅的满汉大军攻破十二寨，歼灭万余人，他本人弃印败逃，将萍乡丢给了清军。《清圣祖实录》，卷59，31页。参见《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6，5页。他失去萍乡这一战略要地，损兵折将，弃印而逃，本当重治其罪，三桂竟宽容，仅削去两级了事，引起内部强烈不满。
更严重的矛盾，在高得捷与韩大任之间日益尖锐。大任职位本在得捷之下，起初尚能奉命谨慎，但他也不甘心居下，得机会就想巴结三桂的权势人物。他们曾在吉安清副将色勒故宅中获取窖金数万两，大任将此事报告了胡国柱。他就给得捷写信，说：“我兵缺饷，公所得窖金，可借支佐军。公立大功，何患不富！他日将百倍偿还。”得捷得信，怏怏不乐，恨大任卖己。大概巴结有效，三桂晋升大任为“扬威将军”，其地位与得捷相等，便跟得捷分庭抗礼。得捷深感受辱，郁郁成疾，不久，病死于吉安。于是，大任独掌吉安兵权。《庭闻
录》，卷5，8页。又，《平吴录》、《平滇始末》不载高得捷夺吉安并据守之事，只记韩大任守吉安。此记不确。据《清圣祖实录》、《庭闻录》所载，夺吉安者，实得捷，至得捷死后，才为韩大任所掌握。
韩大任每天以诗酒自娱，对军事不说一句话。为夺回吉安，简亲王喇布率江西总督董卫国等十万之众围困吉安。《庭闻录》载10万之众，《平吴录》载20万，系夸大之辞。大任惧清军势大，不敢出战，闭门坚守。
三桂得知吉安被围，急遣大将马宝、陶继志、王绪率九千人增援。马宝先派人混进城，通报援兵消息。大任说：“我听说马帅已降清，你来真伪不可知。”来人说：“马帅已虑及此，临行，嘱我以‘棒槌’两字示信。”大任沉默良久，才说：“马帅如真来增援，可到城下，免去胄帽，有头发在，我当出面会他。”马宝进兵，因受阻于江水，不能达于城下，而城中却寂然无一炮相应，他疑惑，不敢前进，便向后退兵。清军乘机追击，先攻王绪大营，马宝与继忠挥军救援，都被清军击败。救援无效，退还湖南。《庭闻录》，卷5，9页。
马宝等援救失败，而吴军在其他战场也日益吃紧，无法再向吉安增援。吉安属要地，倘失守，将对吴军产生严重影响。三桂非常忧虑，计无所出，一天天拖下去，而大任及其将士日日盼救兵，终不见一个人影！清军重重包围，攻不进去，就以断其粮饷相持。清军围困吉安已达二百余天，三桂不能救，城中粮饷早已断绝，将士饥饿，眼看支持不下去了，大任决计弃城逃跑。康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夜，大任率残部悄悄出城南门，渡白鹭洲，然后发射大炮，击鼓，清军以为劫营，各营兵惊扰，惶乱不止，至天亮，始知大任逃跑，但惧怕大任兵精，不敢追，任其逃遁。《清圣祖实录》，卷66，15页；参见《庭闻录》，卷5，《平吴录》。
韩大任逃出吉安重围，奔宁都、乐安诸处屯扎。又逃往万安、泰和等处，站不住脚，再奔往兴国宝石砦、永丰与庐陵之间，复奔阆川洞、白扬坳。《清圣祖实录》，卷70，4页、13页；卷71，4页、10页。圣祖以大任为三桂要人，屡次指示简亲王喇布等堵御，必欲将大任剿灭。因此，大任逃到哪里，清兵就追到哪里。三桂虽知吉安被夺去，大任无处安身，也无可奈何，任其逃窜。
大任手下有一幕客，原名叫孙旭，充任大任幕客后，改名叫王怀明。他为人机警，颇有谋略，跟大任很要好，深得信任。大任从吉安深夜逃出，此计就是孙旭出的。孙旭不想从叛到底，欲说降大任。在逃跑中，正赶上九月九日重阳节，孙旭与大任登高望远。便谈到天下形势和未来的前途。孙旭趁机说：“如果广东相连福建，平凉犄角汉中，天下事尚未有定。今闻王辅臣倒戈，恐后耿精忠、尚之信相继归诚（此时尚未归正）。没有广东，则湖南腹背受敌；无平凉，则汉中摇动，四川坐以待毙。安危存亡之机不可不察！”语意深长，大任为之心动，道出了自己与孙旭相同的看法。孙旭再深入地解说，大任心领神会。本来，清军一面加紧追剿，一面行文招抚，大任早已有意投降。孙旭为他剖析天下大势，他降意益坚。《平吴录》。
康熙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在江西地名老虎洞地方，大任被追剿的清军击败，死6 000余人，营寨被烧毁，总兵、副将等300余员被擒杀。大任势穷，听从了孙旭的劝告，决定到福建康亲王杰书军前投降。二月间，韩大任及其部将陈尧先、李懋珠等率官员954员、兵13 319人至福州，向杰书投降。圣祖命将大任驿送京师，特赦其叛逆之罪，给予良好待遇。《清圣祖实录》，卷71，14页、25页。三月，清军在万安、泰和等地歼灭大任部众4万余，招抚总兵邱大成等300余员、兵丁46 000余名。《清圣祖实录》，卷72，18页。
韩大任携万余名精兵和大批战具降清，清又招抚其部众46 000人，总计近6万人。骁将和统帅之一高得捷忧郁而死。这些对三桂来说，是个重大的损失。这一事件，标志着三桂集团开始分崩离析，从此急剧走向下坡路。
接着，同月又有三桂的水师将军林兴珠密派人至清营约降。《清圣祖实录》，卷72，22页。林兴珠任三桂“亲军水师右翼将军”，精通水战，掌洞庭湖水师，几次同清军水战，兴珠都充任指挥，把清水师打败。他看到三桂日益败落，大势已去，密谋降清。他先派部将杨廷言从湘潭至和硕安亲王岳乐军前，投致降书。准降后，岳乐即派副都统甘度海、阿进泰率兵前往湘潭迎接。圣祖得到奏报，当即从优封侯爵，授“建义将军”，留在岳乐军中助剿吴三桂。《清圣祖实录》，卷72，28页。林兴珠降清，对三桂是又一次严重打击。因为林熟悉湖南水道，掌握吴军水师机密，并携带了所属船只和大炮（可惜被前去迎降的甘度海等“尽行焚毁”），使吴军赖以依靠的水师的优势失去，而给清军增添了实力。此后在长、岳决战中，吴军惨败，与林兴珠之降颇有关系。
吴三桂面临的另一个困难，这就是经济出现危机，粮饷不继。自起兵以来，云南、贵州储积逐渐用尽，又遇到了荒年，收成不好，米价腾贵，一石价高达白银六两，盐价贵至每斤三四两。军需不足，就加税田亩，额征每亩至五六钱。征催严迫，怨声四起。加税不足，又在云南丽江等地，凿山开矿，采取金银，役使苗人万人，土司多怨。《四王合传·吴三桂传》。当清军深入湖南境内，三桂拼力抗拒，“筑垒挖壕，环营列栅，近郊阡陌，悉作战场。遍野榛芜，徒堪牧马”。土地荒废，粮从何出？只有靠搜求，甚至劫掠，来获得军需。《八
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8页。
三桂已失民心，百姓盼王师，对这个周政权不再支持了。三桂已陷入空前危机之中。
康熙十七年，在吴军的政治与军事日益恶化的形势下，吴三桂迎来了他人生的第六十七个年头，而起兵也有五年了。他在云南起兵那年，才六十刚出头，过了多年养尊处优的生活，身体也还强健，马上功夫不减当年，射箭，飞舞大刀，亦见功底不凡。在起兵之日，他振臂一呼，天下响应；挥军北进，铁骑如云，旌旗翻飞，所向克捷，他是何等得意，踌躇满志！可是，五年过去了，他得到了什么呢？他的头发平添了过多的白发，他日夜操劳，耗去了多少心血！随着时间的流逝，初期的胜利迅即消失，局势变化之大，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不断的失败，不断的背叛、逃亡、投降，各种坏消息，几乎天天、每时每刻都送到他的面前，这同几年前捷报飞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感到惶惑不已，初期的那种自信，那种豪情，渐渐也黯淡下去……初到湖南时，他考虑过挥军渡江北上，他迟疑不决，荆州、武昌很快被清重兵驻守，不可逾越；他也曾西招张勇，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响应，王辅臣一度起兵，迅即被击败，回归朝廷；东招耿精忠，南招尚之信，皆不得志，到头来，仍归降清朝……这些年来，他奔波于长沙、松滋、常德、湘潭、衡州之间，他所指授的方略，毫无起色的迹象。相反，处处被动挨打，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他开始徘徊不定，百般计虑，仍无法摆脱目前的困境。他已感度日维艰，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的确是衰老了，心计已用尽，血也似乎熬干，精疲力竭，一筹莫展。他眼巴巴地看着已得的疆土正在迅速缩小，却无力恢复；财用耗竭，川、湖赋税不足供兵饷，储积用尽，筹措无方，他整天愁容满面，不时地发出哀伤的叹息……
三桂的心腹、党羽，眼见他悲悲切切，情志不舒，都想安慰他安心以待，明知实际情况很糟，不得不曲意奉承。于是，便相率劝进即皇帝位。这样，既可取悦于三桂，又可安抚军民之心，鼓舞士气。开始，三桂还没有心思考虑这个问题，但经不住左右将吏的反复劝进，念及自己已是暮年之人，何不趁此称帝，也不枉五年的征战！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已到山穷水尽地步，再行称帝即位，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过是使自己图个快乐罢了。
三桂接受了诸将官的劝进，决定即位当皇帝。先占卜吉日，选定康熙十七年三月一日在衡州继位。他的部属匆匆在市郊南狱之麓先筑一坛，置办御用仪仗、卤簿一应必用之物，来不及建造宫殿朝房，仅构庐舍万间为朝房，宫殿瓦来不及改成黄色，就用漆涂抹。
三月一日这天，三桂头戴翼善冠，身穿大红衣，骑着马，出宫至郊外，登坛，行衮冕礼。正行礼间，忽然天阴，下起大雨来，仪仗、卤薄被雨水打湿，泥污不堪。这场大雨使群臣大为扫兴，礼仪也草草而罢。
三桂即皇帝位，宣布国号大周，从三月改元“昭武”，以衡州为都城，改名为“定天府”。他当了皇帝，置百官，属下也改易官称，逐一册封。首先封他的妻子张氏为“皇后”，封应熊庶子吴世璠为“太孙”。加郭壮图为“大学士”，仍守云南，设云南五军府、兵马司，改留守为六曹六部。大封诸将，“首国公，次郡公，亚以侯、伯。”晋升胡国柱、吴应期、吴国贵、吴世琮、马宝等为大将军。封王屏藩为东宁侯，赐上方剑。其余皆按等次晋爵。关于三桂称帝大封诸将和设置官吏的情况，史籍记载零散且不系统，迄今我们知之不多。造新历，制新钱币，曰“昭武通宝”。还在云南、贵州、湖南、四川举行乡试，选拔举人，极力给人造成政权稳定的假象。
我们从以往的历史现象中看到，举凡创业之君者，无不在取得相当大的领土，具有强大势力的时候，登帝位，立国号，以号令天下。换言之，即帝位必与其实力相称，极少在势竭力衰之时称帝的，即使勉强称帝，亦不过玩玩政治游戏，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的。三桂称帝可说是个例外，他在兵力极盛时还不敢即皇帝位，只称“周王”，谁料到了势衰之际忽然想起当皇帝！三桂此番举动，令人不解。正如时人及后人所论定：三桂到了穷困之时称帝，借以“自娱”，聊作自我安慰。他非但没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还招致天下人耻笑！
人们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在三桂和他的臣属看来，还有自己的及政治上的考虑，这就是以即帝位为号召、安定人心。实际情况是，他的羽翼如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等非死即降，失去那么多人的支持，有谁承认他的帝位呢！他在起兵时，去明号，自立周王，建元立国，已使亡明士大夫及知识分子阶层大失所望，再进而称帝，更为他们所不齿，就是一般老百姓对此也失去热情，因为现实状况使他们看不到希望，从新政权中也没有获得什么利益。随着吴三桂的日益失败，陷入困境，他们的生治遭到了比以前更大的损害。所以，三桂无法再号召汉族各个阶层的广泛支持，他们对这个政权简直报以怨恨。从而使三桂陷入政治上的空前孤立。当时，针对三桂的年号“昭武”，传出一首民谣：“横也是二年，竖也是二年。”以“昭”字横竖都是二笔而编的。还有的人，对“昭武”两字作这样的解释：析“昭”字为“斜日”（即“日”）、“刀口”（即“召”）。日已过午，不可久照；而“斜日”又在“刀口”之侧，主凶兆，谓三桂不久必死！“武”字析为“止戈”，即制止干戈亦即停止战争之意。由此又断定，“贼亡无日矣”！以上见《庭闻录》，卷5，《平吴录》、《平滇始末》、《圣武记》，卷2，《甲申传信录》，卷8，《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7页。可以肯定，不识字或文化甚浅的百姓是编不出这些话来的，必出自亡明士大夫及儒生之手。可是它们一经传出，就为百姓接受。人心之向背，已看出端倪。
三桂称帝后，丝毫也没有给他带来新希望，他本人及其所建政权的处境，同样没有得到改善。随着军事上的接连惨败，他的境遇每况愈下，一天天变得险恶起来。他的精神更加颓废，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他的生命已近尽头
十七、长岳决战
长沙、岳州决战，是关系吴三桂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之战，清朝能否最后消灭吴三桂，重新统一全国，也取决于此战。长、岳之战，无论对谁，都具有战略意义。
长岳大战，从其酝酿、准备，到爆发，确是经历了数年之久……
吴三桂占领湖南后，就以常德、长沙、岳州、湘潭、衡州为战略据点，又以长沙、岳州
为战略重点，派驻重兵精锐，各达七万余人。特派他的侄儿吴应期守岳州，抗拒江北荆州清军；大将马宝等守长沙、萍乡、醴陵，以拒江西清军。后以衡州为都城，其心腹大将女婿胡国柱、夏国相及吴国贵等皆聚守衡州。三桂不时地前往长沙坐镇，以坚其将士守御之志。
岳州位湖南东北部，北隔长江，与湖北相望，占据着战略位置。长沙是吴军的粮食基地，岳州等处粮饷“全赖长沙水陆运送”，吴水军所需鸟机船也在长沙制造。《清圣祖实录》，卷48，9页。岳州与长沙互为依存，皆不可失。三桂对长、岳两城一直时刻给予关注，以两处恃洞庭湖与湘江之险，有水陆之便，设水师、列象阵，与陆军相配合，配备大量火器、火药，掘重壕，挖陷坑，设木桩，构筑坚固工事，护卫全城。三桂以一切可用的手段来不断加强长、岳的防御，自视为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三桂不欲北进，以湖南为其根本，而欲固守湖南，必死守住长沙、岳州！
圣祖则派重兵守荆州，并以荆州、襄阳、宜昌、武昌等处为重点，厚集兵力，迅速沿长江布防，阻止吴军渡江北上。当三桂驻足湖南后，圣祖很快看清了三桂的战略意图，指示：“岳州，长沙势如两足，此蹶则彼不能独立。”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十六年二月丁卯。他特别重视岳州，说：此城是“湖南咽喉要地，必此处恢复，则长沙、荆州之兵始能前进”《东华录》，康熙十七年七月巳末。。早在康熙十三年六月，他就命令将军根特巴图鲁、前锋统领舒恕等率兵由江西袁州取长沙，令兵部部署大军取岳州。《平定三逆方略》，卷7，5~6页。至十二月，督令大将军贝勒尚善等“速取岳州”，指示说：“若克复岳州，则人心自定，稍有迟缓，恐所在动摇，倍多可虞，贝勒等何日决战，宜审机决策，以期必得。”要求尚善就夺取岳州事赶快定议，向他报告。《平定三逆方略》，卷7，6~7页。
战事的发展，很快证明，欲速则不达。圣祖急于同吴军决战，速取长沙、岳州，未免求胜心切，操之过急。虽说他的见解完全正确，但脱离实际，因此决战之日迟迟未到，却是一拖再拖。实际情况是，他所用的皇族贵胄无实战经验，临敌怯懦不敢战，八旗兵久不参战，一时还不适应突然到来的战争。再说清兵力不足，大批援军未到，粮饷未集，无法同人数众多的吴军相匹敌。吴军正处极盛之时，兵锋锐不可当。如当时按圣祖之策进行决战，恐怕只能招致失败，遭到更大损失。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此后，圣祖反复向前线统帅阐述他的战略意图，始终以攻取长沙、岳州为重点，不时地催促他们发动进攻。到决战前，除了康熙十三年七月发动了一次进攻岳州的战斗，略有小胜，迟至康熙十五年三月九日，大将军贝勒尚善率水陆大军攻岳州，其舟师进入洞庭湖。吴水军拥数百只，横列南浔、君山等处迎战，被清军击败，君山落入清军之手，逼岳州城下，击退来援的吴军，获吴水军船五十只。十八日，顺承郡王勒尔锦与诸大臣统率满洲、蒙古、汉军、绿旗兵数万出发，至文村，渡过长江，吴军人数少，弃营走，在石首虎渡口焚毁吴军二营，水师逼太平街泊营。二十七日，与吴军激战于丰州（丰县）太平街，击溃吴军。是时，吴军皆调援长沙。岳州一带兵力单弱，如清军乘势猛攻，可收长驱直进之效。但清军渡江后，迁延不进，又不力扼虎渡口，给吴军以可乘之机。三桂很快从松滋调来援军，勒尔锦惊慌，弃太平街不守，又以暑天为借口，急忙率部退保荆州，尚善水师也未能断吴军饷道，江湖之险，又为吴军所据有。《平定三逆方略》，卷22，6页、8页；卷23，6~7页。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清兵对岳州发动过二次进攻，终因岳州防守坚固，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无功退还。这期间，长沙处于腹地，清兵尚无力量去进攻它。直到发动对岳州的进攻之前，圣祖首先发动了对长沙的进攻。康熙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安亲王岳乐统率大军攻克了萍乡和临近的醴陵，长沙近在眼前。圣祖指示：“乘胜直取湖南”，进取长沙。他料定三桂必增调援兵守长沙，他处兵力不足，可乘隙速攻岳州。不意勒尔锦等在岳州城下失利，没能实现圣祖的作战计划。圣祖只好又改变计划，命令尚善分兵由通城（湖北，今仍名）陆路增援，会合岳乐攻长沙。尚善委派副都统阿进泰率八旗骁骑兵八百名、蒙古与绿旗兵各五百名共一千八百名，于四月二十六日从通城出发，前往长沙。《清圣祖实录》，卷60，18页。
在勒尔锦等人率水陆清军渡江击岳州时，岳乐大军已于康熙十五年三月一日自江西进逼长沙。与此同时，另一支清军正围吉安。三桂已从松滋率诸悍将至长沙增援，他的意图是先败岳乐军，然后援吉安。有一个叫梁质人的，自江西吉安来长沙请援兵。三桂把他留下来，说：“你于壁上观看我军容，回去后告诉东方诸豪杰。”
岳乐军扎营于长沙东，官山的后面。官山在长沙与浏阳（今仍名）之间。自城北铁佛寺后布阵，至城西南，成半圆形，分兵十九路，绵延数十里。三桂军出城西布阵，给营岳麓山，横亘数十里，军容之盛，为近古所未见！三桂欲亲自同安亲王岳乐决战，诸将苦苦劝住，都表示誓死奋战。三桂坐在谯楼上，亲自观战，并命梁质人也立于城上，亲眼看看吴军将如何击败清军。
战斗开始了。三桂大将王绪先决阵，冲入清兵营中。清军合围，把王绪部数千人围了数重。吴军的旗帜已淹没在数万清军的包围中，也听不到击鼓鸣金声。城上人都大惊失色，三桂也很惊慌，以为王绪和他的部众全部覆没。正在惊疑不定，忽听火枪连发，就像骤急的鼓声，白刃排空，涛翻雪舞，呼声动天地，只见清骑兵纷纷坠马，王绪和他的将士奋力冲突，锐不可当，没有敢抵挡的。三桂的侄儿吴应正、大将马宝、夏国相等一齐冲出搏战。正酣战中，应正忽中流矢落马，夏国相力战，把他救起归营，清军趁势追至城下，忽然冲出一队巨象，把清军的阵势冲垮，冲到前面的清骑兵都被象群踩倒在巨掌之下。清军见势不妙，纷纷败退。原来，三桂事先在城下设下埋伏，一群四十余头大象伏于山冈下，如清军冲来，即让大象出击。清军没有提防，吃了大亏。这场血战，持续到中午，天忽降大雨，双方各收军而退。三桂本意气吞官山，先以十九路对阵，余军驻岳麓，如前军不胜，后军继之，必平官山清军而后已。不料应正受伤，天又下大雨，三桂只好下令收军回城据守。应正伤重，不治而死。
此战，双方投入兵力达十余万，吴军三路得胜，其余杀伤相当。清军失利，不敢进攻，便扎营掘壕，与吴军相持。以上详见《庭闻录》，卷5，《广阳杂记》，卷2，77~78页。此战不见载于《清圣祖实录》。大概它不愿把清军的失败载入档案，故漏载。前两书记载此次战况内容基本相同，个别地方略有差异。《广阳杂记》载清将穆占参加此役，误。考穆占自陕西调来湖南长沙，是在康熙十六年二月三日，故知他不可能参与此役。又，该书载吴三桂侄儿吴应贵于战役中战死，《庭闻录》写作吴应正，今从之。
据岳乐报告：清军于四月开始围困长沙。实际上，并没有围住。一是兵力不足，无法把长沙七万吴军围困起来；二是三桂把大批战船调来长沙，占有水上作战的优势，而清军连一条船也没有，岂能破敌！
从康熙十三年至十七年上半年，圣祖不停地调兵遣将，持续不断地加强进攻岳州与长沙的作战能力。
为破长沙、岳州，清军最需要的是船。圣祖马上指示，把攻岳州的沙船调到长沙，并命人就地伐木造船，由偏沅巡抚韩世琦率所部赴长沙，帮助料理地方事务。《清圣祖实录》，卷61，1页。圣祖批准动用国库银二十万两，充作犒兵与造船的费用。《清圣祖实录》，卷62，2页。十六年正月，命从京口发沙唬船六十只，随带炮械、水手、夫役，量配官兵护送至岳州。另外，安徽巡抚靳辅奉命送船，加上京口的六十只，已足一百只之数，送至岳乐军中。《平定三逆方略》，卷28，5~6页。康熙十六年六月，命江宁巡抚督造乌船，限期务于八月内造成，送往岳州。《平定三逆方略》，卷31，2页。三桂凭江湖之险，广积战船，致使清军久攻不下。圣祖据前线报告，清军船只仍不足用，于九月又下令增造战舰乌船六十只、沙船二百只。特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江南同督抚“速行督造”。《平定三逆方略》，卷32，13~14页。至康熙十七年三月，已增造乌船一百只、沙船四百三十八只，《清圣祖实录》，卷72，16页。加上岳州原有乌船，已“多于贼数倍”。七月，圣祖说：岳州“贼船仅四十余，我船甚多”《清圣祖实录》，卷72，8页；卷75，22页。。
水路进攻靠船，陆路进军靠马。清军南下日久，战马多有倒毙，急需补充大量马匹，圣祖对此所需，有求必应。康熙十五年十一月，指示理藩院从外藩蒙古所献马匹中拨足一千九百匹，调往岳州等处。《平定三逆方略》，卷27，4页。十二月，指示兵部，从每佐领下各选肥马四匹，量拨八旗官兵护送到长沙。《平定三逆方略》，卷27，14~15页。十六年三月，他又动员王、贝勒以下文武各官“可酌量捐马”，再从内厩拨马一千匹，送赴长沙。《平定三逆方略》，卷29，6页。在此之前，即二月二十六日，尚善已拨福州蒙古、绿旗兵一千余人由岳州护送三千匹马到长沙。三月八日，行至七星台，被吴伏兵袭击，三千匹马全被夺去。圣祖闻讯，不胜愤怒，指示“待事平之日，从重议罪”！《平定三逆方略》，卷29，12~13页。四月，圣祖又从京师补发给长沙战马四千余匹，拨新铸红衣炮二十门，令兵、工两部派人送至南昌。经袁州，护送到长沙。《平定三逆方略》，卷29，10页，卷30，1~2页。
战马多来自蒙古。自战争爆发以来，蒙古诸部王公贵族争献马匹“助军”。康熙十六年八月的一天，圣祖对议政王大臣们说，“外藩蒙古王等捐马甚多”。没说具体数目，显见为数不少。为保证战争的胜利，如同选择兖州为适中之地，储备军队一样，特选取江西邻近湖北、湖南、广东为“适中之地”，一次就拨五千匹战马，发往江西南昌蓄养，以待不时之需。同时再从兵部选取该部喂养马和营驿马两千匹发往武昌备用。《平定三逆方略》，卷32，2~3页。江南非产马之地，所需战马都得从京师发来，如不事先发到这里储备，到急需时，因道路遥远，不能马上发到。圣祖于事先作好储备，随用随调。圣祖虑事周详，而且富有预见，由此亦见一斑！
圣祖决心打赢这场战争，必欲夺取长沙，岳州而后已。他除了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军需，又陆续从其他战场增调军队，投入长、岳两处。当图海一平定陕西、甘肃，圣祖马上下令，停止征剿汉中与兴安叛军，以便把主力投入到主要战场，指令图海统率精兵赴湖南助剿三桂。图海以陕甘初定，不宜离开，推荐勇将署前锋统领穆占，实授都统之职，佩“征南将军”印，统领原拨给陕西每佐领骑兵五人、再增拨每位领护军二人，简选新降的总兵官王好问所属精兵两千，还有现在湖南的瑚什巴等所率每佐领兵一人，都交付穆占统率，速赴湖南。
其兵数约在万人以上。《平定三逆方略》，卷26，5~6页。穆占奉命疾行，于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抵荆州，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又增拨在荆州的满洲、汉军、边外蒙古、绿旗兵共六千余人，率领赴岳州、长沙。次年正月十一日抵岳州，二十二日由岳州赴长沙。《平定三逆方略》，卷28，4~5页。
同年二月初，调都统鄂鼐，付以“讨逆将军印”，令其统率舟师赴岳州。《平定三道方略》，卷28，7~8页。
经屡次征调，清兵在长沙及其邻近地区已聚结约十万人马，与吴军人数大致相当，略占优势。
清分布在岳州、长沙等地战马、舟船、火器与人马已齐备。圣祖屡下命令，催促向岳州、长沙发动进攻。康熙十六年五月三日，清舟师入洞庭湖，将军鄂鼐率大军驾驶战船二百余只，直越吴船，进取君山（今仍名，位岳阳西侧，洞庭湖中），吴军水师出动迎战。双方连续激战数日，清军仍不能突破吴军湖上防线，被迫撤退。《平定三逆方略》，卷30，6页。这次水战，再次证明岳州吴军防守相当严密，清军仍不得尺寸之功！
吴三桂很清楚清军的意图，必取长沙、岳州。此两城相依为命，彼此互为依赖。他明白，如失掉长沙，岳州饷道断绝，孤悬无助，势难自立；如失岳州，清军就会水陆齐进，势如破竹，长沙不能久存。因此，每当长、岳两处受到清兵进攻，他就不惜从别处调来大批援兵，倾全力保固两城。他采取的另一战略是，以重兵出击，攻取了醴陵，窥测萍乡，断岳乐军的后路，迫使清军从长沙撤出应援，以减轻清军对长沙的军事压力。另遣一军攻取吉安，占据江西与湖南的门户。
圣祖识破三桂的用意，一再指令恢复醴陵、吉安，固守萍乡。双方在这几个战略要地展开了反复的争夺。三桂又派精兵取广东韶州、广西桂林，目的是诱使清分兵各处，并保固湖南的后路。他的这一战略，已使清兵疲于奔命，不得不从长沙分出一部分八旗兵应援。穆占奉命赴乐昌等处，以断进犯韶州叛军的后路。岳乐则分出一部兵力防守刚刚收复的醴陵。《平定三逆方略》，卷32，4页、6页。战马不停地奔驰、战斗，急需休整，穆占获准率部到袁州养马二十五天，《平定三逆方略》，卷33，1~2页。然后即奉命剿灭正在逃跑中的三桂大将韩大任。清兵已分散各战场，不能集结兵力攻长沙和岳州。岳乐请求增派能战斗的绿旗兵，先取岳州，再由水路进兵逼长沙。但绿旗兵已无可调之兵，只得暂时放弃取长、岳，分兵取长沙以南的湘潭。《平定三逆方略》，卷34，4页。
从康熙十五年到十七年，双方的战斗日趋激烈，特别是在康熙十七年上半年，争夺尤为酷烈。清军进入湖南东部与东南部，连夺茶陵、攸兴等十二座县城，又在东北部夺了平江、湘阴。康熙十七年三月，穆占部则攻下郴州（郴县）、永兴（今仍名），以数万的兵力由永兴北上直取耒阳（今仍名）进逼衡州。
吴三桂正在衡州，急命骁将马宝率部迎战，他行至永兴北六十里，在盐沙岭设伏以待。清军毫无察觉，大队人马进入谷口，吴军伏兵四起，谷口被堵住，在岭上安设火器，猛烈轰击。清兵进退不得，又不得驰驱，无法还击，听任吴军攻杀。吴军大获全胜。清军万余人被歼，都统宜理布、统领哈克三被击毙。吴军追至永兴，晚上渡过耒水，在永兴城下扎营，虚张声势，仅以少部立营，而以大队人马潜袭郴州。驻营城外河南岸的清军大营被攻陷，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失利，退至郴州城，硕岱撤往永兴去了。清军两度失利，圣祖大为震惊，甚至下令逮捕硕岱等将官，余怒稍息，又改为仍留原任，立功赎罪。以上详见《广阳杂记》，卷2，110页；《清圣祖实录》，卷74，15~16页；《逆臣传·吴三桂传》，卷2。
吴军在一些战役中获胜，暂时缓解日益危机的局势，但总的趋势不容丝毫乐观。吴三桂作为总指挥，以其军事实践经验，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目前的严峻形势。他不能高枕无忧。他愤于诸将征战不利，虽年近七十，或冒酷暑，或顶寒风，来往于各战场，亲自调兵遣将，有时亲临战场，指挥对清军的作战。失去吉安后，清顺承郡王勒尔锦率大军直逼近长沙五里山下营。三桂愤极，亲自临阵督战，没有成功，自家兵溃，往城里逃。清军追赶不舍。幸亏在越城埋伏了六头大象，纵之出城，清兵连同战马惊恐，不敢上前，慌忙退却。吴军士气已低落，连三桂指挥也无济于事，照样损兵折将，他的女婿卫朴即死于此次战斗。《平滇始末》，5页。这二三年来，他北至松滋，窥视江北；回师长沙，率其部属解围，“死守湖南”。康熙十六年四月，他率众去衡州，《平定三逆方略》，卷30，4页。部署作战；九月，他已到了湘潭，部署进攻两广；《平定三逆方略》，卷32，8页。十一月，又去了衡州，直到死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