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桂奔波于各战略据点之间，虽奏效一时，却无回天之力。吴军形势，如江河日下，不可能重振雄风了！
表面上，岳州、长沙防御坚固，似乎是无懈可击。然而，大规模的清军的一天紧似一天的逼近，吴军在军事上一连串失败，给三桂的将领们、广大士兵的心灵上笼罩了一层阴影，他们各怀心事，情绪低落。这正是产生猜忌的土壤，而猜忌一经产生，进而引为内讧，就会
进一步瓦解自身的组织。守岳州的大将吴应期是三桂的亲侄，起兵时，谋士方光琛就提醒三桂：“吴应期妄自尊大，夏国相轻浮浅露，此二人必不可重用。”三桂点头，表示同意。《平吴录》，7页。事实上，三桂还是用人惟亲，把最重要的岳州交给他防守，依为固守湖南的“屏蔽”。三桂做了长期固守湖南的打算，在岳州积蓄了大量粮食，备有三年的储积，以防万一。平时，这些粮食是不许动用的。在荆州与岳州相持时期，跟清军不相攻战，两地商贾互相出入，甚至各设关抽税，用以佐助军需。当时，荆州米价一两一石，湖南银贱，只有三钱的价格。荆州盐贱，一钱一包，而湖南贵至三钱一包。两地商人议定，以五包盐换一石米。吴应期贪婪，以为用三钱之米换一两五钱之盐，是一桩奇利的买卖，便倾仓倒换，所得银两尽入私囊。应发军饷不足，随意克扣。有一个姓王的总兵极力劝阻，应期大怒，欲除掉他。王总兵害怕，密带三百人投了清朝。前文说到，有个叫林兴珠的大将，他原是郑成功部下，久在海上，精通水上作战。后来，他跟杜辉一起投诚清朝，镇守辰、沅。三桂进兵湖南时。他们都降了吴，三桂以他俩为帅，率水师守洞庭湖。他们督造海上用的鸟船，出入洪波大浪，如履平地，大小铳炮布列船的左右首尾，遇敌攻击，无不击溃。他们扼守布袋口，清兵寸步不得入。应期自视权重位宠，对林兴珠傲慢无礼，兴珠不那么驯服，两人关系紧张。应期向三桂进谗言，妄加心怀不轨的罪名，三桂下了一道命令，把兴珠调到湘江，让杜辉守布袋口。兴珠大为不满，与湘阴县知县合谋投清。这位知县因得罪马宝，时有性命之忧，两人想法不谋而合。他们准备搬移家口时，事情败露，仓皇中只身渡江投了清营。开始，清将以其家属未带，不免怀疑。很快侦知兴珠的儿子被杀，妻子发往云南，这才对他大加信任，封赐侯爵。兴珠愤激家属被害，必欲报仇，把岳州城内外防御情况全部泄露，献计献策，帮助清军破岳州。《平滇始末》。杜辉因一次兵败，只身潜入湖底逃回，引起应期怀疑。杜辉有一子在清军中，暗派人至父前，叫他想法脱离吴军归清朝。此事泄露，应期不由分说，就把杜辉和同谋者都杀掉了，杜的部将黄明出逃降清。《逆臣传·吴三桂传》；参见《平吴录》、《清圣祖实录》，卷78，19页。岳乐等针对吴军内部互相猜疑，屡设反间计，应期不辨真假，抓住假证即杀，引起部属惶惶不安，人人自危。岳州城内外的百姓痛恨吴应期，编出民谣传唱：“吴应期，吴应期，杀了你献康熙！”《平吴录》。他们切齿痛恨他，诅咒他，盼他早日灭亡！
清兵围长沙，断其饷道后，岳州失去了粮食供应，城内原储粮食已被应期倒卖出很多，剩下的粮食很快被几万军队用尽，粮食一断，饥荒立即来临，挨饿的兵士想法逃出，没逃出的，也奄奄待毙……
清军在实行军事进攻的同时，不断地展开政治攻势，向三桂的将士和被占地区的百姓发出告示，陈说形势，公布朝廷招降政策，指明出路。身在前线的“安远靖寇大将军”尚善经常用他个人的名义，或指名给三桂的部属，或给岳州、长沙的兵士与百姓发出布告。拿康熙十五年二月他写给马宝、高得捷的信来说吧，他在评述三桂和吴军内部情况的一段这样写道：“吴三桂凡窃据之地，即挖深沟，插马签。抱头缩颈，惟恐大军进剿，乃专务诡诈，往往以败为胜，虚张声势，蛊惑人心，想两将军亦熟闻而厌薄之矣。兼之昏聩，残年奄奄待毙，逆侄逆婿尤凶暴不仁，性多猜忌，行将祸起萧墙，此必溃之势也。……三桂困守一隅，如蜗牛升壁，涎沫一尽，立见枯死，人情瓦解，逆胆已寒，正两将军立功报国之日，事在反掌之间。……”《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6，501页。这里面免不了有些夸大的成分，或眼下尚无之事，也煞有介事，但他指出三桂的末路趋势的确如此。
清军统帅给三桂官兵的布告，其主旨是鼓励他们尽早叛归清朝，或临阵斩杀叛军头目来献，或交战时“能按兵不动，暗相照应，此功亦为不小”，都“从优爵赏”，如执迷不悟，一旦荡平，必“骈首就戮”处死。《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6，501页。
给岳州百姓的布告，是通告清军不日就取岳州，严禁将粮米盐薪接济吴军，一经拿获，所犯村庄全部处死，妻子分旗为奴。如吴军官弁前来需索百姓，即拿获清军前，不许隐匿。《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6，501页。这是威胁百姓不得给予吴军以任何支持。还有一项内容的布告，即安抚当地百姓，当清兵到来时，不必惊慌逃避，各安居乐业，免致田园抛荒，妻子离散。告诫他们速“剃发归诚”，免得清军进兵时，不辨真伪，遭意外横祸。《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6，502~503页。如此等等。
当吴军处于鼎盛之时，清统帅部的诸如此类的布告和招抚，只能被对方视为无稽之谈，不会引动多少人的心。可是，当形势急转直下，人们都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就不能不认真对待清统帅部的劝诱和招抚，是否有道理，是否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始悔前事之非，极欲寻找新的出路，因而清统帅部的政治攻势才产生出更大的影响力。
清军统帅部还及时地利用已被招抚或主动投诚的原吴军将官做典型人物，以他们的实际
向吴军劝说更有说服力。康熙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刚投清不久已受封“建义侯”的林兴珠，就以侯爵的身份，发布告示，以自己现身说法，鼓动人们投降清朝。
他写道，当年他守辰州，三桂兼程突逼城下，他的士卒解体，孤城无援。他想到，徒死无益，不如忍辱以图后举。五年以来，无日不以杀贼立功为念。接着，他对三桂于三月在衡州即位予以愤怒声讨，指斥三桂“恶贯满盈，天人共愤”。他不能与鸟兽“一日同居”，故“捐弃妻子毅然渡湘（江）”，早已把家置之度外。以下，他更具体说明三桂已是穷途末路，亡在旦夕。岳州的吴应期被围日久，旦暮就擒，广西的吴世琮孤军深入，自投陷阱；刘之复告急于彝陵；吴国贵牵制于虎渡口；高启隆久困于长沙。三桂纠集余烬，谬作困兽之计，日复败亡逃窜，退守耒阳。三桂所有之众，已屈指可数：彝陵之兵不过五千，松滋、虎渡、石首未满万人，岳州水陆多可万五千人，其余如长沙数千，湘潭几百，渌口寥寥千余，衡州合数伪将军之众，不满两万，广西兼孙延龄之兵也不过万余。通盘计算，兵力不足以当“天朝”一旗之旅，况且处处告溃，被创一年，开三年的税征，民不聊生，每月给五百钱，兵无宿饱，今日事势已成瓦解。他号召被胁的将士、百姓，当此“逆贼”危机之秋，正当立功自新之良机，或擒斩“老贼”（指三桂），“以膺分茅之宠”，或“剪其羽翼，率众输诚”，或投献郡邑，纳土来归，“皆当荣封侯爵”。最后，他总结上述情况，指出：“小固不可以敌大，弱固不可以敌强，况三桂以逆犯顺，以臣背主，其亡固可以翘足待也。”在布告署明年月日之后，又补充一句：你们久有斩吴应期之心，倘能杀此贼来投，定不失公侯之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385号。以此补充句来看，这份布告，显系草稿，在取得清军统帅同意后，再抄写传布出去。
林兴珠所说的这些话，并不都是实话，如说他违心降吴、自愿“捐弃”妻子投清等情节，与事实不符。再如说到各处吴军目前兵数，大大压缩数字，实际上，吴军还没到如此穷绝的地步。这些都无关宏旨，举凡政治斗争的需要，不过达到宣传的目的，人们不必去追究事实的真伪。但他的布告是写在康熙十七年八月，吴军确已处于败亡前夕，因此，他指出的吴军危机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
清朝的政治攻势，增大了吴军内部的离心力，据林兴珠所提供的吴军内情，“逆贼俱无固志”《清圣祖实录》，卷72，22~23页。；又据投奔清朝的吴将诉说，吴应期“残忍擅杀，遂致人心解体，望风归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79号。。据当时报道：继林兴珠叛逃后，还有岳州的吴军总兵官陈华、李超等投诚，其后，“陆续投诚”的络绎不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79号。克取岳州的条件与时机已趋于成熟。
林兴珠于康熙十七年三月降清后，立即献破岳州之策。他根据清军船只甚多，提出分一半船只停泊君山，以断常德之道，余船泊香炉峡、扁山、布袋口诸处，沿九贡山陆路立营，截断长沙、衡州之道，可阻塞岳州吴军陆上交通。即使城内有粮米，而薪刍器用必致乏绝，可不战而使之毙命。安亲王岳乐将此水陆部署向圣祖报告，当即批准，特别嘱咐：水陆大军进攻岳州，既克之日，乘虚速取常德、澧州等城，“勿令贼得为备”《清圣祖实录》，卷73，14~15页。。
清军即按上述方针迅速布置，并于五月十八日由“安远靖寇大将军”尚善、湖广总督蔡毓荣、提督桑格等统帅水师，浩浩荡荡驶入洞庭湖，发起对岳州的总进攻。数日来，与吴军水师对抗，大小十余战，屡挫吴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82号。六月三日黎明，吴水师乘风而来，攻击柳林嘴、君山两处清军水师。清军各路兵船一齐出动，分道迎击，用炮不断击沉吴船，擒斩吴将官兵丁，终将其进攻打退。《清圣祖实录》，卷74，10页。
在发起总攻前夕，清统帅部加紧做瓦解岳州吴军的工作，争取更多的将官兵丁投诚，这样，可减少进攻的对抗力量。他们“大书告示，广布皇仁，更屡次密书悬置高脚庙地方”，向据守此地的吴水师将官陈碧等人“晓以大义”。他们还叫陈华、李超等已降的将领直接到城前，“高声传喻”清朝对他们的政策。陈碧认真考虑后，决定投诚。同时又有吴军兵士及家属一千余口背吴投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79号。
至康熙十七年七月，清水路围岳州，而九贵山尚未驻兵，吴军仍能往来此地，以通樵采。圣祖派到岳州清军营中督察军事的詹事宜昌阿报告说：如岳州不下，长沙无船可用，而荆州清兵也不能渡江。应固守长沙、荆州，调余兵困岳州，使之内外不得通，断其樵采，吴军困穷，约十月内外，似可克复。圣祖指示：岳州为湖南咽喉要地，必恢复此地，围攻长沙及荆州的兵始能前进。大将军顺承郡王所部兵数不少，攻取岳州，“事关紧要”，再增兵助围，原调江西的陕西兵攻赴岳州、河南巡抚董国兴可遣标下兵一千五百人、安徽巡抚徐国相遣标下兵五百人，令贤能官统领，都赴岳州，还有原军四千人也同往岳州。此诸路兵抵达，可于九贵山设一营，只要有机可乘，即进兵攻取。《清圣祖实录》，卷76，6~7页。
尽管圣祖在岳州原集兵力达到六七万人，备船数百只，军需山积，粮饷也足，可是岳州迟迟不下。至八月，圣祖看到诸将军“破贼无期”，又担心满兵不耐水土，因而挫折锐气，再也按捺不住，说：“今日之事，岳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提出他要亲统六师，“躬行伐罪”。但议政王会议不赞成圣祖亲征，极力劝阻。《清圣祖实录》，卷76，6~7页。这反映了圣祖对他所遣将领不用力攻战的不满情绪，等了几年，还未见攻取岳州的行动，他已等得不耐烦了！圣祖正欲亲征岳州，忽然传来吴三桂已死的消息，才改变主意，取消亲征之议
，指示前线各将军：吴三桂已死，“贼必内变”，各路大军要乘时分路进剿。他下达指示，新代行刚死去的大将军尚善的贝勒察尼等人，“务水陆夹击，速取岳州”《清圣祖实录》，卷76，16页。。
清军从五月进入洞庭湖，至九月初，已达三月余，小战屡次，吴军未受大挫，也不敢倾巢出战，而清军仍没有把城紧紧围住。问题是，清将领临战怯懦，不敢迎战。九月初，一队吴军乘船仅二十余只，赴湘阴取粮米和火药，所经清副都统德业立和提督周卜世的防区，有船一百三十只，竟不敢攻击，任其出入！圣祖得报，将二人革职留任，效力赎罪。将军鄂内总统军师，身为主将，却用“庸懦之徒”，致误大事，待事平之日，“从重议处”。《清圣祖实录》，卷77，12页。
十月二十二日，吴水师将军巴养元、姜义等人率船二百五十艘，进攻陆石口，被清军击败；二十九日，清军进击岳州，破吴军万余。吴军出击目的，是打通道路，取得粮食支援。九月初吴军取粮成功，据降人说，取到的粮食也仅能支持到十一月。《平定三逆方略》，卷78，8页。在圣祖的严督下，清水陆加紧对岳州的围困。十一月初旬，湖水干涸，清军移泊大小布袋口，继续以水陆围困，绝岳州粮饷。湖广总督预先购买了数千根木头，打桩做牌，拦截上流，防吴水军出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82号。岳州城内粮食来源已绝。十一月初，岳州吴军水师倾巢出动，意在疏通粮道，进攻柳林嘴，激战不已。另有一支五千吴军从陆上进攻，从高家庙渡口进攻陆石口营，清军奋力阻击。《清圣祖实录》，卷78，8页。清军在湖上“频频出战”，炮多损坏。“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要求增发江南子母等炮一千。在高家庙、君山陆地设营，应调荆州水师营总兵张忠及其标下兵赴岳。圣祖一概应允。洞庭湖每年至冬季水量减少，干涸，部分湖段露出陆地，不能行船。清军以水陆相接，湖水干涸，兵营彼此隔绝，兵力又感不足。察尼请求增兵。议政王不同意，而圣祖为攻取岳州，仍然同意。指示将岳乐增援永兴的兵每佐领出二名可撤到岳州，长沙方面战事稍缓，可发每佐领兵二三人增岳州，江西总督董卫国标下官兵可选调二千五百人，就近由铜鼓经武昌，赴岳州，立营于要地，都听察尼指挥。《清圣祖实录》，卷78，10页。董卫国表示，他愿率标兵五千，再调江西各营兵数千援岳。圣祖嘉许。《清圣祖实录》，卷78，20页。此次续调兵计一万八千人。《清圣祖实录》，卷79，4页、7页。看来，圣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各处兵力倾注于岳州一地，以求全胜！至此，清兵集结岳州已达十万左右。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中，三桂遣援兵救岳，“势甚猖獗”，见清军水陆封锁严密，“不能飞渡”，于是败回，“而岳逆在城饥馑日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82号。据随军的官员宜昌阿报告，清军已截获吴应期与各处往来的文书。内容都是呼叫救兵、运送粮饷。说明岳州城粮食已断，从岳州“相继归诚”的吴将士也证实了绝粮的悲惨境况。《清圣祖实录》，卷78，20页。吴军将士继续潜逃投清，至年底，岳州城内吴军游击刘鹏等文武官员七十五人接受招抚，投奔了清营。《清圣祖实录》，卷79，3页。
吴应期所属将士大量叛逃，他的军事力量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他感到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也不能束手就擒，惟一的办法，只有逃跑。康熙十八年正月十八日，天还没亮，已约降的叛军官兵及家口数千有余，分乘乌船十余只，小船三十余只，在前去接引的清将引导下，开到高脚庙一带登岸，事先清兵已在岸上站队迎接。同一天归降的，还有吴军总兵官王度冲、将军陈珀等，各率舟师来降。到晚上时，只见城内四处起火，“贼众沸腾”。原来吴应期于下午四五时率余部约有数万人出城，丢弃岳州，向东南方向逃遁。清军急忙追逐二百余里，因没携带炊具而还军。次日，即十九日晨，蔡毓荣、桑格等率清军浩浩荡荡开进岳州城。
岳州这座坚城，在吴军坚守下，历时五年，终被清军收复。圣祖在报捷奏章上批道：招降伪将，“恢复岳州府城知道了，兵部知道”以上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82号、1679号，参见《清圣祖实录》，卷79，7~8页。。虽说件喜事，圣祖并不那么高兴。因为他数年来一直关注此城的收复，而他的将领们迟迟不进兵，致使这个胜利来得太迟了。他也明白，投入这么多兵力、没有攻下城，而是叛军主动撤离，竟让吴应期携众逃跑了，不过是得了座叛军“所弃之空城”罢了。为此，圣祖大为恼火，斥责贝勒察尼失计，《清圣祖实录》，卷79，16页。圣祖说的“失计”，是指察尼这些将领不懂军事，让吴应期率数万人在眼皮底下安然逃跑了！这支有生力量没有被歼灭，势必加强其他战略据点的防御，将给清军的下步行动造成很大困难。话虽是这么说，毕竟得到了一个战略要地。正如他曾指出的，长沙与岳州恰似两足，若断其一足，吴三桂就不能自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岳州之得，对全局的影响是重大的。所以，圣祖从心里还是感到安慰。他“特赋长歌，以舒其怀”：
聿予凉薄莅洪荒，
遂使巨慝乱天常。
东南黎庶苦纷扰，
几年戍马蹂疆场。
临轩重简亲藩出，
军威万里风雷激。
肆虐原因讨不庭，
专征大义昭星日。
卧榻安容有悖狂，
太阿岂好弛纪律；
再敕元臣佩虎符，
戈茅划地生寒栗。
铁骑骁腾拥楚云，
霓旌闪烁连江，
七泽三湘据冲要，
楼船壁垒屯诸军。
一时将士尽忿激，
人人都愿成功勋。
悬知叛逆众所恶，
直须吹气清妖氛。
顾此生灵负何罪，
流离转徙多饥馁，
处处田畴荒不耕，
年年桑柘无人采。
闻说荒榛遍野庐，
还伤老弱填江海。
每念边陲一怃然，
立身天地惭三宰。
未忍加兵戕我民，
深宫宵旰勤五载。
五载踌蹰常恭默，
会当灭此乃朝食！
旗卷闽疆甲士降，
阵开百粤坚城克，
已见怀光伏冥诛，
更看元济成俘馘，
鼙鼓旌旄定岳阳，
指顾能收六诏烟，
宣恩早布招徕德，
书奏传来慰两宫，
安社稷开鸿濛，
翼翼小心恒敬慎，
敢忘继述在朕躬！
期与宰司百职事，
共相砥砺克厥终。此诗系圣祖《为收复岳州作》，转引自《康熙诗选》，18~2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这首诗写于收复岳州之后，详述吴三桂发生叛乱和朝廷征讨的经过，描写了八旗将士奋勇作战，捷报频传的生动情景。诗中也透露出作为帝王的圣祖，对百姓遭受战争灾难的同情。全诗洋溢着喜悦的心情和夺取全胜的坚定信念。感慨激昂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战局的发展，果如诗中所预料，吴军退出岳州，恰似海水退潮，不可抑止。长岳决战，只决于岳州，而全局迎刃而解。岳州之战，敲响了吴氏政权的丧钟，以此为开端，便开始了吴军大溃退。直至最后彻底倾覆！
十八、衡州暴亡
生老病死，乃人生不可避免之事，而死亡却是人生的终点。吴三桂作为一个人，终不免一死，这是毫无疑问的。人之死，有各种各样的死，有的死得壮烈，有的死得悲惨，有的死得安详而幸福，等等。以其死所，有的死于疆场，有的死于病榻之上，有的死于江河湖海之中，有的死于意想不到之处。以其死因，又有千差万别，不一而足。关于三桂的死，前文仅提及一句，这里还得从头说起。
吴三桂的一生，的确是轰轰烈烈，非同凡响。遥想当年，他意气风发，英武俊逸，驰骋于塞外辽西大地，为明朝冲锋陷阵，毫无惧色；引清兵进关，南北纵横，势无阻挡，伴随着马蹄的奔驰声，他飞速地走向人臣的权位的顶峰！他光芒四射，灿烂辉煌，像一颗耀眼的明星，为时人所企望！他的一生，竟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军事战场是他人生活动的舞台。他扮演的是同时代人不能替代的角色，这使他一生的经历，充满了惊险传奇甚至多少有点浪漫的色彩。可是，到他死亡来临时，与其绘声绘色、威武壮烈的一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死得很凄惨，是在心非所愿，异常愁苦中死去的，或者说，是怀着满腔悔恨离开人世的……
吴三桂即帝位后，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希望与信心。军事形势无可挽回的恶化，政治上的动荡，人心渐变，使他失望的情绪与日俱增。起兵初期，曾一度展现在他面前的光辉灿烂的前程，此时已变得黯淡无光，希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遥远、更渺茫了。因为他已看到各路清军正呐喊着向他逼近，在衡州的北面、东面、南面，远则数百里，近则百余里，已布满了清军，他感到他的皇帝宝座正在激烈地震荡，摇摇欲坠！他试图挣扎，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同命运抗争，来挽救自己的厄运。然而，他的一切努力，都证明徒劳无益。他已经心力交瘁，夜不能安眠，经常处于惶惶然状态。他所拥有的美衣美食美女，已无法引起他丝毫的欢颜，愁苦、悲哀，就像魔影一样时刻伴随着他。
尽管如此，他不愿向厄运屈服，他还要顽强地活着，要战斗下去。就在他去世的前两个月，即康熙十七年六月初，他在衡州亲自点将马宝，并授计率数万人马南下，攻击有战略意义的兵家必争之地永兴，两战两胜，大创清军，一战击毙都统宜里布、护军统领哈克三，夺据清兵河外营地（永兴依耒水而立，此水上接衡州，下通郴州，由旱路接宜章）；一战大败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宜思孝所率援军，营垒被冲垮，河南岸失陷，清军被迫退回郴州。这次军事打击，给清军直至圣祖以很大的震动。圣祖说：“近来行兵，致有大臣阵亡，闻之不胜伤悼。”《清圣祖实录》，卷75，4页。马宝并全力继续攻永兴，直接危及郴州，顿时打乱了清军的部署，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搞得圣祖与前线的将帅穆占、简亲王喇布等手忙脚乱，急忙重新调整兵力，加强对茶陵、攸县、安仁各处的防守，担心遭到袭击。如失去这已得的十余个县，就会前功尽弃，江西就会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形势可能将出现大反复，后果不堪设想。清兵总算暂时顶住了马宝的进攻。马宝强悍无比，必欲攻下永兴。眼看就要攻下，三桂却死了，马宝被迫放弃进攻，悄悄回军，此是后话。
三桂死前，还亲自部署了对广东、广西的大规模进攻。他派出胡国柱、夏国相率数万人马，突入两广，几度得手，尤其是在广西取得了更大的进展，除了梧州，几乎都被吴军夺回！功业未竟之时，三桂死了，遂使这一进攻停顿下来。
三桂在南线取得进展，而北部岳州岌岌可危。岳州是湖南的屏障，倘屏障一倒，湖南门户洞开，清兵渡江，局面将不可收拾。因此，三桂一时南喜北忧，而最关键的是岳州的得失。他已开辟了两广战场，又南下永兴，已感无力北上援岳。他只好听天由命，一切由他的侄儿吴应期主持了。他时时注视着岳州，心中隐忧不散，南面战场的胜利，使他稍得一点安慰，但高兴不起来。很快，吴军在广东的进攻又被顶了回来；在永兴，久攻不下，他所得到的一点安慰于瞬息间消失了！
更糟的是，人心、军心正在变化，他的部属一批又一批地背叛了他，投向了他的敌人的阵营。当初，他的人马雄壮、所到之处，谁不举手以迎王师！而眼前，他的人却悄悄地离他而去；过去，钱粮盈库，他挥金如土养士，如今，师老粮匮，府库空虚，度日维艰。种种烦恼困扰着他，这时才真正感到“力实难支”，每每自言自语，哀叹：“何苦！何苦！”《平滇始末》，6页。在兵败力竭之际，他的这番自叹，或许透露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了吧？他总结自己的一生，南征北战，在人生名利场上不停地追逐，落得这个结局，他怎能不自悟，略示自己的忏悔呢！为时太晚了，时间对他来说，已经不多了。大江东去，一去而不可复返，一切都无可挽回了。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一批首要人物，都相继倒下了，剩他这一棵孤树，也独立难支。他正受到数十万清军日益逼近的大包围。在地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死去。他明白，处在他这个地位，绝不能投降，即使投降，朝廷也绝不会饶恕他。只有一条路，等待死亡！
六月，吴三桂又受到一次精神打击：他的妻子、皇后张氏病死了。《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32页。又《庭闻录》，卷5记张氏死于9月，误。张氏虽无姿色，毕竟是结发妻子，故位至皇后。张氏之死，给他带来无限的哀伤，是不言而喻的。他又陷入孤独的愁思之中。他郁郁寡欢，情志不舒，面容日见憔悴……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吴三桂突然得了“中风噎嗝”的病症。(蒋氏)《东华录》，卷11，183页。这是中医学的病症名。按中医解释，中风是指突然昏倒，口眼歪斜，言语困难或半身不遂等症状。即使不昏倒，也会出现上述等病症。中风还指外感风邪，也会出现口眼歪斜等症状。“噎嗝”又是一种病，按中医临床解释，它的病症是，“噎”为吞咽梗塞，水饮不下，食物难入。“嗝”指食管狭窄，食下抵拒作痛，或格拒难下。二者合称“噎嗝”。现代医学知识告诉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得了这种病是很麻烦的。在当时医疗条件下，难以
治愈。得这种病，大抵与情志不舒有关。中风多由肝阴不足、肝阳偏亢、肝风内动，或暴怒伤肝，或嗜食油腻，痰热内壅、阳盛化风，或气血亏损、虚风内动所致。“噎嗝”多由气血大损、津液枯涸、气机郁结、痰淤凝阻而成。关于对“中风噎嗝”的病理分析和解释，从《辞海》的释文。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显然，这两种病症，都是由于心情不舒，焦虑过重，心力交瘁，气血亏空，肝火过盛，而成为诱发此病的内因。
在中国古代，早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吴三桂久居南方，经受住了酷热与潮湿的气候，能活到六十七岁这个年龄，也算高寿了。这还是靠了他的良好的身体素质。他从少年就习武，学军事，身体素质原来就是极好的。以后虽然长期奔波，吃了不少辛苦，经历了不少磨难，但也锻炼了身体能适应各种生活环境，加之饮食一向不错，到了云南，又过了一段安逸舒适的生活，身体得到了很好的保养。因此，他没有得上老年人的常见病，却突然患“中风噎嗝”之症。这种病，在其他年龄段的人都有可能得上。不过，因为年老关系，又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像吴三桂已属高龄的人，恐怕得这种病更容易些吧！
吴三桂为皇帝，自然会得到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最好的治疗。虽说未见大好，却也维持下去，未见恶化。不幸的是，有一天，忽然有条狗窜到他的几案上，安详地端坐着。(蒋氏)《东华录》，卷11，183页。三桂先是吓了一跳，马上意识到狗坐几案是不祥之兆。他很迷信，又经狗惊吓，精神一下子垮了下来，病情迅速恶化，口不能张。说明他初得此病时，口尚能开合，而此时却不能张口。接着，他又添了“下痢”的病症，中医称痢疾，泄泻不止。请郎中百般调治，终不见效。三桂知道自己不行了，授意他的心腹大臣，速命他的孙子吴世璠(即吴应熊的儿子)来衡州，托付后事。
除此遗命，吴三桂对未来之事大概没有留下什么要紧的话，这在他死后诸将讨论大计时，各持一说，已见三桂死前未予指示今后的出路。看来，他不想说出他不愿说的话，一切听天由命，听凭他们主持吧。他自知是将死之人，心灰意冷，还能给他们留下什么话呢？或许口不能张，说不了话？或许他想到孙子从云南来衡州时一并说？反正，他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是可以肯定的。
信使从衡州到云南，再从云南携世璠回到衡州，路途何其遥远！三桂的病继续恶化，还未等到世璠来到，便于八月十八日病逝了，享年六十七岁。参见《清圣祖实录》，卷76，15页；《庭闻录》，卷5，14页；《逆臣传·吴三桂传》，卷2，《平吴录》。关于三桂死的时间，《清圣祖实录》、《东华录》等记为八月十七日，与各书所记差误一天。据《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932页载：穆占于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题报三桂死于八月十七日，系来之传闻。至八月三十日，他亲自审问被俘吴将，始知三桂死于十八日，而《实录》不慎，误将穆占前一题本报的时间写入《实录》。这年正是康熙十七年、周五年。三桂带着他的遗恨离开了人世。他的轰轰烈烈的一生，在凄凄惨惨中结束了。至此，作为他个人的历史已经完结。他没有留给子孙和臣属们丰厚的遗产，而是一个烂摊子，亟待收拾的残局，并且把必不可免的灭族之祸转嫁给了他们！
三桂的死，不用说，对他的子孙和臣属们是很不利的。今后向何处去，作何打算？他们中无论哪个人都不能作出决定。况且还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将领仍在前方指挥作战，必须让他们参与大事。留在衡州的将领密议，派专使紧急把在前方的核心人物都召集到衡州后，再定大计。为防止因三桂死而导致军心涣散和动摇，更防备不测事件发生，他们下令，将衡州城门关闭，禁出入，也不发丧，把三桂的死暂时隐瞒起来。为遮人耳目，每天令仆从照旧给三桂进奉衣食，如平时一样，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被蒙在鼓里的衡州军民，只觉得关闭城门太突然，也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都没想到三桂已经死了。当然，清朝方面更无从知道了。
过了四天，正在永兴等处的胡国柱、马宝等接到密令，率部疾速回衡州。吴国贵也差不多同时赶到。待核心人物到齐，城门才开，照常通行旅。守永兴的清将领报告：从八月二日到二十日，马宝等部逼永兴，满汉官兵日夜坚守，屡退吴军。二十一日夜，忽见马宝等所有吴军焚毁营寨，慌忙整队撤退。《庭闻录》，卷5，14页。直到八月末，他们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
三桂的侄、婿与心腹将领齐聚衡州，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派胡国柱回云南，迎世璠前来衡州奔丧。国柱到达云南，向留守的郭壮图传达众将的意见，准备护送世璠去衡州。郭壮图当即表示反对，他认为云南为根本重地，世璠不能轻易出国门。国柱极力说服，壮图根本不听，以为可弃湖南，守险隘，犹可以在云南作“夜郎王国”，力阻世璠离开云南。国柱气急大哭，在城外东郊徘徊数日，痛哭流涕，壮图丝毫不为所动。实际上，壮图有自己的打算。她有一个女儿嫁给了世璠，三桂一死，世璠必然即位，立皇后。与她的女儿争皇后的还有卫朴的女儿。壮图力图把世璠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就不准他去衡州。《平滇始末》。国柱无奈，哭着离云南而去。《庭闻录》，卷5，14页。
胡国柱走后，吴国贵召集并主持诸将会议，讨论今后的方针大计。国贵首先发表见解，说：“从前所为大误！今日大计，应该舍弃云南而不顾，北向以争天下：以一军图荆州，略襄阳，直趋河南；一军下武昌，顺流而下，经略江北。吾辈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拼死决战，剜中原之腹心，断东南之漕运，即令不能混一，黄河以南，我当有之。”
诸将都很持重；不敢赞同吴国贵的意见。马宝率先表示反对，阻挠弃滇北上之议。诸将
的家产、亲属都在云南，放弃云南，意味着家私破产，个人利益遭受最大损失。马宝反对弃滇，正符合他们的利益，他首梗国贵意见，“一唱百和”，国贵的意见很轻易地被否决了。《庭闻录》，卷5。
综观当时形势，国贵之计，带有相当大的冒险性。因为此时北上与初到湖南北上大不相同。那时吴军声势浩大，锐气正盛，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直至京师，无处不有响应者。清朝对此事件原无准备，如趁此时它兵力未集，利用这个有利的形势，毅然北上，必然会所向无敌，至少可在黄河以北站稳脚跟，清朝必以重兵趋北京勤王，而南方空虚，可让耿精忠独挡南方数省之征剿。三桂计不出去，驻兵湖南不进，一则给清朝以喘息时间，使它有足够时间调兵遣将，倾注全国兵力于江南一隅之地，造成了自己的优势；吴军则年随一年地失去优势，变主动为被动，以致成现在之局面！国贵在三桂死后，敢于否定三桂的所为是“大误”，表现出他的气魄和远见。他提出此时北上，一个不利的条件是，他们的军队已由盛而衰，锐气已失，斗志下降，多年征战，伤亡甚重，久经战斗的老兵急剧减员，新增的兵员，论素质和战斗力都不能跟老兵相比。从清朝方面看，它在征战中已完成了全面备战，兵员和兵器、火药等军需物资装备、粮饷都已相当充足，保证了前线的供给。特别是它的八旗兵已从战争初期的惊慌失措恢复了战斗力，而且越战越强，显示出无坚不摧的威力。一句话，双方强弱之势各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吴军毅然北上，必然充满了巨大的风险和困难，甚至有覆没的可能。这一不利条件，国贵似乎已充分地估计到了，正如他以巨大的决心所表示的：“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宁肯在前进中死去，也不在后退中活着！这是一种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是要建功立业，而不图个人之私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倘要干一番事业，此种精神必不可少！
如果再仔细推敲，反复掂量国贵的战略，并非全是冒险而无可行性。从全局考虑，清军几乎是倾巢南下，这在防御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长江以北特别是黄河南北，已呈现真空状态，屡次征发禁旅，连驻守京师的兵力为数不多，已到了无兵可发的极限。为了战争的需要，朝廷从东北地区征发了黑龙江宁古塔(今宁安)兵，直至黑龙江以北的索伦兵，还有吉林乌拉兵、今辽宁省的盛京兵、长城以北蒙古诸部的骑兵。在平息王辅臣叛乱后，又征调了陕西兵。各处援兵云集长江以南。北方各重点城镇驻兵为数不多。以康熙十三年十二月所报长江沿岸及以南一些重点城镇驻兵为例：如武昌府只有巡抚兵1 500名、城守参将所属1 000名，新近设水师副将与官兵1 000名，总计3 500名。南昌现有总督标兵3 000名、城守官兵500名及水师官兵1 000名，总计4 500名。安庆有巡抚所属官兵1 500名及城守官兵1 000名，还有新设安徽提督官兵3 000名，计5 500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557号。这几处城镇是战略防御的重点，为防御和阻击吴军，陆续增加兵员，多者也只有5 000余人，平均每城不过4 000余人。如无战事，常驻兵不超过3 000人。以此推算，北方一般城防至多不会超过2 000人，有的可能更少，也仅有千百人罢了。这些驻防兵不足以应付战事，仅够维持地方治安秩序而已。圣祖于初期尚注意北方防务，当他看清三桂无意北上，便放心大胆地倾注全部兵力于江南。如果吴国贵的方针得以实行，乘虚而入，就会给清朝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清军再从南方各地北调追逐，势必疲于奔命，一时难以应战。仍在陕西活动的叛军余部及固守兴安、汉中的大股叛军、领有四川的吴之茂等就会立即配合。当清军从南方北调，就会解除或减轻它对据守的叛军的军事进攻。台湾郑氏军队再乘虚占据福建、广东沿海城镇，可能会乘机向内地扩展，必然牵制了清军的部分力量。吴军水陆齐出，攻打清军措手不及，便有可能直下河南、河北地区。以当时吴兵力，如集结各处兵员，至少可达十万人以上，不会成为问题。吴国贵的战略，“剜中原之腹心”，断绝清朝赖以生存的东南漕运，更致清朝于险境。他认为即使不能统一全国，也可得黄河以南而自立一国政权。完成此举，并非一件易事，必以困兽之斗，“拼死决战”的精神，一往无前，方有成功的希望。
吴国贵的战略，既大胆，又冒险，而且不无实现的可能。看得出来，他是三桂营垒中一个颇有眼光、有胆有识的统帅人物。但此议没经慎重讨论，就轻易地被否决了。
三桂死后，迟至十月才发丧，《云南备征志》，卷17，记“十七年戊午十月，逆贼吴三桂死于衡州。”误。该书把三桂十月发丧，记为死期。《庭闻录》对此进行了辨正。胡国柱等用棉裹三桂遗体，秘密载往常德，由此载运回贵州、云南，颇为方便。三桂孙世璠没有去衡州，只迎至贵阳，并在此即帝位，以贵阳府贡院为其行在，定明年为“洪化”元年(康熙十八年)，给其祖父上尊号“太祖高皇帝”，父吴应熊为“孝恭皇帝”。官制皆依三桂所定，对各将吏都有所封赏，以三桂所封大学士方光琛、新封国公郭壮图为腹心，三桂的侄、世璠的叔叔吴应期晋封楚王。经过一番明争暗夺，郭壮图的女儿嫁给世璠，被封为皇后。世璠召顾命大臣曹申吉等人赴云南，只有曹申吉听调应命，其余皆托故不到。世璠即位时就遇有不祥之兆。在胡国柱奉命筑坛代祭时，“阴风疾起”，灯烛皆灭。《庭闻录》，卷5。这一说法，不过是人们在吴军败后，追述前事，以此偶然现象来比附吴必败而已。
三桂死后，诸将领否决了北上争天下之议，专力保守云贵，但也不想轻易丢弃湖南，还在尽一切力量力图保住湖南。这对保住云贵仍然是一大关键。愿望如此，却不能左右形势的逆转。自三桂一死，军心进一步涣散，愈发不可收拾。吴应期坚守岳州，勉强维持到康熙十八年正月，便弃城冲围而逃。丢弃岳州，湖南门户洞开，时刻待命渡江的荆州清军于正月二十七日蜂拥渡江，千帆竞发，漫江而来。圣祖下令展开总攻击，遂成破竹之势，吴军全线溃退……
吴应期自岳州撤出后，奔长沙，不敢多停留，于正月二十九日烧毁船只，弃城逃跑，率残部投向辰州，胡国柱也同吴应期撤出长沙，退屯辰龙关，与吴应期相掎角，企图力守。《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8~12849页。
吴军一撤出长沙，清军随后入城。长沙不战而得。圣祖指示：“贼失岳州、长沙诸要地，正当惊惶骚动之时，乘机进取衡州，击灭逆贼，殊为要务！”他命令大将军察尼，发水师营总兵官等率绿旗兵三千八百、沙船一百、快船八十赴长沙。除此，速发满洲兵，多带船炮，尽快至长沙。《平定三逆方略》，卷43，8~9页。给广东尚之信发布进军命令：“乘此各路贼寇涣散之际，平定广西。”他要求尚之信，将军莽依图、舒恕、额楚、傅弘烈、总督金光祖等“勿失事机，速定广西”。下诏江西总督董卫国，率所部兵赴大将军岳乐处，协力攻取衡州等地。《平定三逆方略》，卷43，11页。
荆州清军一路由署都统多谟克图等率师渡江，据守对岸的太平街、虎渡口等处的吴军放弃抵抗，悉数溃逃。一路由顺承郡王勒尔锦率领，比前一路迟二天，即于二十九日渡江，驻元始，前队官兵分路追剿，松滋、枝江、宜都(均在湖北省境，荆州上游，长江南岸)，还有石门、慈利诸县与澧州的吴军不战而逃，尽被清军收复，守百里州(松滋附近)，吴将洪福率舟师投诚。《平定三逆方略》，卷43，12页。二月十四日，勒尔锦抵澧州，遣派固山贝子准达等率部进取常德。吴军不守，在清军未到之前，纵火焚烧城中庐舍与船舰，然后逃遁。十八日，清军入常德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先后攻下华容、安乡、湘潭，二月初七日复衡山县(今仍名)，令前锋统领希福等收衡州。吴军闻风丧胆，吴国贵、夏国相等自度难守，弃城而逃，十三日，喇布率清军开进衡州。这座曾被三桂即位时更名为“定天府”的行在，固守多年而一朝失掉，没有逃脱的官员一百余人投降。《平定三逆方略》，卷43，13页，参见《逆臣传·吴三桂传》。清兵没有停留，由衡州继取耒阳、祁阳(今仍名)，三月五日，再克宝庆(邵阳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