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冒险督运粮食，显见他的胆略远在众将官之上。在人们视锦松等为险途而畏缩不前时，他却敢于承担责任，实心任事，一举成功，因而受到朝廷和周围将领的赞扬。由于锦州得到了给养的补充，更坚定了全城将士守城的信心，并长期坚持下去，虽被清兵围困，亦毫无所惧，这与给养充足有直接关系。
自从三桂被提升总兵官以后，效力朝廷更倍于前，“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剿杀虏级独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案卷号漏记）。。朝廷给予他的这几句评语，不仅概略地反映了他在这一阶段的军事活动情况，而且把他的功绩置于所有将官之上，也可看出他的地位明显提高。朝廷表彰他勇敢杀敌，屡建战功，但最根本的是赞扬他对朝廷表现出无限的忠心，夸为“忠可炙日”。三桂得到明廷的信任和器重，其父亦身居显官，其亲属无不富贵，这自然使吴氏及与吴氏有血缘关系的宗族跟朝廷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三桂当然明白，只有忠实于朝廷才能得到他追求的功名富贵。因此，他凭一股青年人的锐气为朝廷效力，在他看来实属天经地义。他在升任总兵官前前后后的表现，都说明他在为保卫大明江山而战斗。就个人而言，如同历代那些有作为的青年人所怀有的志向一样，他要建功立业，获得他所追求的一切荣誉。这就是正在蓬勃向上，在前程似锦的道路上疾驰的吴三桂的基本思想。
四、松山之败
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年）初，明清在辽西的交战频繁不歇，日趋激烈，终于导致明清兴亡史上又一次大战——松山决战的爆发。
这次大战，首先由清太宗皇太极发起。自从天启初年袁崇焕构筑宁、锦防线，迫使清兵不得长驱直进，在大、小凌河之间徘徊不前长达十余年，严重阻碍了清朝同明朝的争衡。皇太极曾屡次企图打破明军的防御，但没有成功。他获得的惟一战果是在天聪五年（1631年）围攻下大凌河城（今辽宁锦西县），便再没有取得尺寸进展。锦州与宁远这两座如坚不可摧的堡垒横亘在清军通向山海关的辽西走廊的咽喉之地。这使皇太极喟然叹息，而莫可奈何。但是，皇太极在其他战线取得了巨大胜利，他东征朝鲜，使之臣服；西讨强大的蒙古察哈尔部，使之俯首听命。皇太极以十余年的奋战使清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明朝正遭遇“三百年来未有之饥荒，父子相食”《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25页。，民不聊生，铤而走险，纷纷揭竿而起，汇入到农民战争的洪流之中。明朝被李自成、张献忠等为领袖的农民军打得焦头烂额，难以喘息；在关外，清兵咄咄逼人的进攻使它陷入深深的困境，只有勉强挣扎，却无还击之力。庞然大物的明朝内外交困，一天天垮下去，迅速走向没落，而整个形势对清政权空前有利。清谋臣们不禁欢呼：“今四方咸归，后患已绝，既无内顾之忧……试看南朝（指明）君臣将相，谁是敌手！”《天聪朝臣工奏仪》，卷下，“陈锦请攻北京及甄别人才奏”。这些话不无自我夸耀的成分。但总的来说，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形势的明显变化。
皇太极正确地估量了明清双方的力量，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决心打破明清在辽西的长期僵持状态，对明的新的强大进攻就从首当其冲的锦州开始。崇德五年（崇祯十三年，1640年）春，他采取第一个步骤，就是在义州筑城，屯田，积粮饷，作为向锦州进兵的基地，然后向锦州进逼。到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清兵严密包围了锦州，“填壕毁堑，声援断绝”《明史·丘民仰传》，卷261，6769页。。
清兵进居义州，筑城屯田时，锦州告急，已引起明朝统治集团严重警惕，及至逐步逼锦、围锦，他们不禁感到惊慌。这时，他们才看清对方的战略意图，不仅要夺得锦州，还要谋取战略要地松山。有人指出：“松（山）城与锦（州）相隔十八里，奴贼离锦五六里下营，即近在松城左右，今锦城濠栅已成，奴众精骑尽绕松城，势虽困锦，实乃伺松。”《明清史料》乙编，296页。兵部认为，清兵此举，“是又困大凌（河）故智也”，便紧急指令蓟辽总督洪承畴“设计解围”。《明清史料》乙编，298~299页。
崇祯十三年五月上旬，洪承畴奉命出山海关，驻宁远，指挥各路兵马援锦。三桂是援锦大将之一。洪承畴首先召集三桂和前屯卫总兵王廷臣、玉田总兵曹变蛟、蓟镇总兵白广恩，议破围锦之敌。然后，洪承畴亲至锦州外围军事要地松山，相度地势，察看清军态势，感到明朝兵力尚嫌不足，请求增加兵力，应达15万。十二月，经阁臣会议，崇祯批准，同意增兵。于是，增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山海关总兵马科等四员战将，各率所部援锦。加上前四总兵，共为八镇总兵，合兵力10万、马4万、骡1万。还不足15万之数，朝廷又做了番努力，最大限度续增至13万而止。令各镇总兵“刻期出关”，速会兵于宁远。《国榷》，卷97，5884页。
吴三桂作为八大镇将之一，应召率部参加援锦解围。这八员大将，“仅白广恩、马科、吴三桂敢战”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1481页，参见《国榷》，卷97，5898页。。论战斗力，也以三桂的辽东兵为强悍善战。他率兵2万，按自己独特的治军办法进行组织：从中选出精锐骑兵1000，以50骑为一队，共分20队，每队设一领骑官，计20名。他把这20名领骑官姓名分别书写在20只竹签上，插在自己的靴筒上，遇到紧急情况，便信手从靴筒中取出一签，呼叫某领骑官，该领骑官即统领本骑队，跟随他冲突决阵，“无往不利”。孙旭：《平吴录》。的确，年仅29岁的吴三桂统率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称得上明兵中一支精锐的部队。难怪统帅洪承畴认定三桂与白广恩、马科三员勇将可独当一面，其余五将只有合力，不宜单独采取军事行动。
崇祯十四年（1641年）四月下旬，洪承畴挥师进至松山与杏山之间，除唐通，其余七镇总兵各率部分路移军至松山城附近的东西石门，皆照分定营次，分别旗色，摆开阵势：在离松山南数里的地方，自南向北布列车、步、火器营，以骑兵组成两翼：在西石门，吴三桂部居左翼之首，按顺序，以下是王廷臣与杨国柱部；在东石门，曹变蛟部居右翼之首，以下则是白广恩、马科部。而王朴部居两翼之间，与右翼相连接。
围锦的清步兵已部署在锦州与松山之间的乳峰山上，占据着有利的地势，而在东西石门屯聚精骑约两万，各埋伏于周围待战，其战略意图是，伏击前头增援的明兵。
四月二十五日，明清双方在乳峰山上山下，东西石门处，展开了一场激战。
明七镇各挑选精锐步兵，携弓箭、枪炮，分别从山下东西两翼向山上的清兵发起进攻，山上的清军居高下击。明“兵心甚壮”，冒着如雨点般的矢石奋勇登山进击，抢占近台高处，放炮张旗帜，大批明兵勇气倍增，喊声震天，拼命冲锋，被围在锦州城内的明兵听到枪炮与呐喊声，知道援兵已到，祖大寿即挥军出城南门外，摆列营阵，与援兵遥相呼应，形成了内外夹击清兵的态势。当明兵抢上山与清步兵搏战时，山下埋伏的清骑兵先自西石门冲出七八千，居左翼的三桂等率部迎战，“鼓锐当先”，直冲十余次，“兵气强劲”，阵斩清骑兵十人，挫败了清骑兵的攻击。它原欲以精锐骑兵将明兵阵势冲垮，不料明“马步官兵拒战甚猛”，因而没有得势。在东石门，有明炮兵营，居东山险要处轰击，有力地配合了步兵的进攻。关于此役经过，详见《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11~312页。
清兵攻击不成，便用牛车推运红衣大炮30门，从东西两面向明兵轰击，明兵炮营不甘示弱，奋力与之对射。战斗持续到傍晚，清兵被迫退却。清方承认此次战斗“失利”。
这是松山决战前的一次接触战。明七镇出动兵员约6万。又据明方报道，清骑兵2万，加上乳峰山上的步兵，总共约3万余人，但双方实际上投入的兵力并不多。故伤亡还不算严重。来自明兵前线的报告，说在阵上斩杀清兵首级只有20人，还生擒1人。明伤亡颇重，据洪承畴统计：阵亡738人，不同程度的轻重伤员793人，被击毙的马骡达657匹。据《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11页，“蓟辽督师洪承畴揭帖”统计。清将济尔哈朗称：斩首明兵2000级，《清太宗实录》，卷55，29页。与事实不尽相符。但明兵处于进攻一方，又是在山下“从下仰攻，最难着力”，同时还受清炮火攻击，其伤亡肯定要大于清兵。
战斗结束后，洪承畴将有功人员向朝廷呈报。他把吴三桂列为首功，称颂说：“吴三桂英略独擅，两年来，以廉勇振饬辽兵，战气倍尝，此番斩获功多。”他请求给予加升一级。三桂此次斩首清兵10级，内有头目1人，居各镇第一，获战利品也不少。部下伤亡也比起其他各镇较轻，计阵亡38人，重伤38人，轻伤48人，营马被射毙较多，达134匹。比较之下，三桂战功还是显著的。《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12页。
松山东西石门之战，明兵以较大的代价获取小胜，并没有达到解锦州之围的目的。洪承畴意识到恶战还在后头，他向朝廷表示：“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难缓，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即再督决战，用纾锦州之急。”《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12页。
主帅洪承畴决心如此之大，可他所信赖的吴三桂竟在即将爆发的决战中当了逃兵……
洪承畴原主“持久之策”，即“且战且守”，稳扎稳打，拖住清兵，使其欲战不能，粮饷不继，逼它“自困”，然后明兵一鼓而击败。但主管军事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以旷日持久，靡费粮饷为由，力主速战速决，竟责备他出关“用师年余，费粮饷数十万，而锦围未解，内地又困”，怎能对得起皇上的信赖与朝中文武重望！《国榷》，卷97，5898~5899页。不仅如此，他还极力说服崇祯皇帝支持他的战略，令洪承畴“刻期进兵”；同时，他又分任马绍愉、张若麒为兵部职方主事、职方郎中，“出关赞画”军事，督促洪与清兵决战。承畴无奈，被迫放弃自己的方略，于崇祯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正式誓师援锦，二十八日进兵，次日，抵松山城《国榷》，卷97，5901页。，统八镇大军倾注于松山“孤危之地”《国榷》，卷97，5899页、5908页。。自八月二日，洪承畴乘明兵锐气，连连发动进攻。宣府总兵杨国柱战死，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替。这些进攻虽然“未能奏凯”，已给清军造成重大压力，并使它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失利。《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27页。战场形势的发展，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迫在眉睫。
清太宗正为清军连续受挫而焦急，及至得到洪承畴率大军援锦的消息，心急如焚，便倾国中之兵，亲临前线指挥。疾驰六昼夜，于七月十九日到达松山附近的戚家堡。他察看地势后，当机立断，指挥精兵从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至南海口一线下营，并指令将士就地挖壕，仅一天工夫，就掘壕三重，每道壕深八尺，宽丈余，“断绝松山要路”，顿时切断了明军饷道，将明八镇兵围于松山城附近。《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27页。清太宗为防明兵突围逃脱，派兵围杏山，使明溃兵不得入城。自塔山南至海边，北至山岭，以及宁远北的连山，“一切去路，俱遣兵邀截，又分兵各路截守”《清太宗实录》，卷57，31页。。清太宗这一番部署，已把明军置于全歼的绝境。
洪承畴发现清兵掘壕断饷道，颇感惊慌，当天（十九日）晚上，召集各镇总兵官紧急会商破敌之策。最后，决定明天与清兵交战，以突破其围困。
二十日，各镇兵一齐出动，与清兵大战，激战一天，胜负未分，明兵仍然没有闯出包围。
二十一日，各镇步骑兵再次发动进攻。但是，清兵拼命拦截，明兵“终不能闯壕”。《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27页。
当时，明兵只携三日行粮，眼见饷道被断，粮食吃尽，人心惶惶。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洪承畴别无选择，只有同清兵速战，才能摆脱困境。八月二十一日晚，他召集八大将，决定作战方略，要求他们：“各敕励本部力斗，予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忧虑粮饷不足，主张暂回宁远补充给养，以图再战。议论纷纷，未有结果。兵部尚书陈新甲派来的心腹张若麒支持诸将回宁远取粮饷的意见。这实际上是撤军，“大敌当前，岂有退师就饷之理”！一下子便涣散了将士的斗志。洪承畴深知闯出包围实非易事，但还是鼓励说：“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不战亦死，如战或可死中求生，不佞决意孤注，明日望诸君悉力。”《国榷》，卷97，5904页，参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1488页。
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洪承畴把诸将送走，各自回营作突围的准备。
吴三桂颇有心术，回营即与将士商量突围办法。有一新降的蒙古人献计说：“敌兵诡计极多，小路必严兵堵截，大路当设备稍宽，宜从大路。”看来这位久居清政权中的蒙古人十分熟悉清用兵的特点，这就是中国兵书上所说的：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人们一般心理，以为在大路上必设重兵，而小路不会设兵或少设兵。清太宗恰是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反其道而行之，在不引人注意的小路或地方埋伏重兵。吴三桂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用蒙古降人之计，决定从大路突围。无名氏撰：《吴三桂纪略》，载《辛巳丛编》。正在这时，忽听明兵各营人马嘈杂，打破了夜空的沉寂，火把晃动，构成了零乱的颗颗光点。原来，怯懦的大同总兵王朴为保全性命，不顾军令，回营便率本部人马首先乘夜突围逃跑。其他各镇总兵官一看形势不好，谁也不愿被消灭，惟恐落后，仓皇争先拔营，顿时一片混乱。三桂既不想尽节，也不想束手待毙，一听各营要逃，亦不怠慢，当即传令本部人马起行，直奔大路杀出。
清太宗料到明兵粮绝，很可能乘夜逃跑，早作了截击的准备。黑夜中，明兵“且战且闯，各兵散乱，黑夜难认”，不辨方向，互相拥挤，自相践踏。当突进至壕边，遭到严阵以待的清兵的迎头截砍，死伤累累，而掉进壕堑里的不计其数。《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27页。大批明兵无法突围，被压缩到南海边，适遇涨潮，都让无情的潮水席卷而去。
吴三桂从大路杀出，直奔杏山城。果如所料，清太宗布置兵力，大都在小路邀集明兵，而大路兵力不多，只有他与文武随从三四百人守卫营帐。虽然盛设旌旗、帐幙，却无重要将领。清太宗见吴兵来势凶猛，无力狙截，下令说：“归兵莫遇，纵之可也。”还赞叹：“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吴三桂纪略》。据清朝官方记载，清太宗埋伏在杏山路的兵，是蒙古固山额真库鲁克达尔汉阿赖和察哈尔毛海各率所部拦击逃向杏山的明兵。命他们不许远追。《清太宗实录》，卷56，23页。清太宗任命的这两员并不重要的将领和少量兵力不足以抵挡吴兵，三桂乘其虚，终于闯过拦击，奔入杏山城。在逃跑中，自顾逃命，连印信也顾不得拿，为清军所得，显见惊慌到何等程度！《清太宗实录》，卷60，6页。先逃的王朴也逃来此城。其他将领如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等相继逃出重围。鼓吹决战的张若麒等临战惊慌，逃至小凌河口，从海上驾舟逃向宁远去了。曹变蛟、王廷臣突围不成，退回松山城，与洪承畴固守。
清太宗继续部署兵力聚歼明残兵余众。八月二十四日，他命内大臣宗室锡翰、国戚多尔济两员骁将率济席哈、车尔布、巴兰及精兵250人、蒙古翁牛特、四子部落都尔拜率兵250，分别埋伏于杏山明兵逃走必经之地的高桥（锦州西南、属锦西县）大路和桑噶尔寨堡，另派甲喇率京隋荪、格尔泰、郎球等战将率三旗精锐护军150人协助堵截三桂兵。太宗所派满蒙八旗兵数量不多，但皆多精锐，其将领也都是骁将，足以击败已成惊弓之鸟的明残兵败将。当天，杏山明兵1000人自城中逃出，遇到清伏兵，迎头痛击，明兵死伤甚多。太宗闻讯，亲自赶到高桥东，指授方略。指示如明兵自杏山逃出，尾随追击，不得使明兵入城。为加强兵力，又派多罗贝勒罗洛宏、固山贝子博洛、内大臣图尔格等以每旗精兵20名及正白旗护军、翁牛特兵、锡翰、多尔济兵，统由善战的名将多罗贝勒多铎指挥，继续设伏以待杏山明逃兵。
吴三桂、王朴已感到杏山岌岌可危，不宜久留，便于二十六日率部出城逃跑。埋伏杏山西的清兵立即迎战，将明兵截入大路追击。三桂与王朴“且战且退”《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28页。，向高桥逃去。清将多铎一声号令，伏兵四起，迎面截住，而后面清兵紧追不舍。三桂、王朴与明兵手足无措，无心恋战，急欲夺路逃跑。清兵奋力攻击，明兵大败，四处溃逃。清兵边追边攻击，到傍晚，已将桑噶尔寨至海一线列兵固守，严密封锁。三桂、王朴率残部乘夜逃跑，兵士死伤殆尽，三桂与王朴以个人的高超的武功，拼着性命侥幸冲出重重堵截，仅以身免，逃到了宁远。《清太宗实录》，卷57，27~29页。。据宁前道石凤台向朝廷密报：三桂的“兵丁尚多，还能整搠兵马，誓拯封疆”。《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28页。
三桂等逃离杏山后，城里还有数千明兵，他们已成惊弓之鸟，或千人，或数百，或几十人，分股逃窜，都被埋伏的清兵所歼灭。《清太宗实录》，卷57，29页。
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战，短短几天，清兵大获全胜，歼灭明兵53783人，获马7440余匹、骆驼66峰、甲胄9346副，而被海水淹死的明兵“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清太宗实录》，卷57，29页。。其余溃兵散勇，都逃向了宁远，被三桂收留起来。由于明兵惨败，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连失，明辽东骁将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国榷》，卷97，5905页。此役之严重后果，已直接危及大明江山之安危。明朝连失关外四城，已使稳固的宁锦防线处于瓦解之中。朝廷得此消息，“京师大震”。按例，朝廷要追究丧地之责。三桂同其他各镇将不能逃脱责任。但出乎意料的是，大约在八月末，崇祯却给三桂加升提督职衔，指示他“收残转败”，把各镇残兵败卒总归三桂收拾集中，“上紧整顿，徐图再举”《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28~329页。。祖泽溥等“首请大彰法纪，以振肃将来”《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60页。。受到惩处的是王朴，以临阵“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这种不公平的处置引起朝廷舆论哗然。御史郝晋发言：“六镇（指已逃活命的马科、李辅明、白广恩、吴三桂、王朴、唐通。另二镇总兵曹变蛟、王廷臣死守松山没逃，后城破被杀）罪同，皆宜死。”他认为，六镇总兵都应按逃罪处死，而朝廷只问罪王朴，却不追论其余五人之罪是不公平的。郝晋对此大为不满，特别提到，“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复议，向崇祯提出处理意见：只斩王朴，勒令马科立军令状，再有失误必处死。三桂失地，也应斩首，但姑念其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明史·曹变蛟传》，卷272，6979页。崇祯帝批准，于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五月十九日将王朴处决。《国榷》，卷98，5927页。三桂仅受到降级处分，仍守宁远。职方郎中张若麒受到朝野谴责，要求重处，迟至八月末逮捕处以死刑；十一月，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国榷》，卷98，5940页、5949页。
吴三桂自投身行伍以来，一向以“敢战”而著称，他显著的军功和飞速晋升，已成为朝廷内外军事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晋升为总兵，独掌一方帅印，已说明朝廷对他的器重。这次援锦他又是八大将之一，实为一员主将。照以往的表现，三桂必能冲锋决战，再立功勋。出人意料的是，在至关重要的闯围战斗中，他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拼战厮杀，当王朴先逃时，他竟随其后，逃之夭夭。他的决战勇气顿然消失，霎时，他对大明的忠心也不复存在。这一点，他连曹变蛟、王廷臣都不如。他们坚持与洪承畴同命运，没有逃跑，与之同守孤城松山。三桂却置他的老师洪承畴于不顾，自率所部拣大路先逃至杏山，再逃至宁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以说明其不可告人的内心的材料。但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即三桂为保全自身性命，也为了保存他与父亲辛苦积聚的军事力量，不惜一逃。也就是说，他不愿在这次不能取得胜利的决战中消耗或消灭自己的实力。在他的将士中，其骨干将士都是他的亲丁家将充任的，这一部分人可以说是他的私人武装力量。自明初以来，凡辽东将帅无不有自己的家丁任军职。三桂自然不能例外。据其父吴襄说，他们父子有家丁将士三千余人。这些家丁都效命于吴家父子，听其指挥。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往往依赖他们出力。不用说，不论哪一位将帅都不会愿意自己的亲丁家将被消灭。事实上，在松山大战中，他的亲丁家将保存独多，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三桂“不战而逃”，不会出于别的原因，只能是为保存实力而不惜一逃。他作为一个后起的军阀，当然懂得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否则，失去实力，也就失去了他力求保持的地位。
朝廷不追究他的死罪，予以宽大，绝不是随意作出的，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吴氏在辽东已占据要津，是地方的一大实力派。继松山之败，祖大寿降清，在这里除了吴氏父子已无更合适的人选为朝廷固守这块残土。显然，朝廷不敢得罪吴氏，因吴氏父子尚有可利用的价值，朝廷中有吴氏的靠山，为其开脱，也不无作用。对比之下，王朴的地位，没有吴三桂那么重要，他所得军功不显，名曰总兵，但在朝廷中并无实际影响。他在关系明朝危亡的松山决战中，带头逃跑，搅乱军心，以致各镇将纷纷效尤。王朴的行径恶劣，罪在不赦。按律处斩，人们无足惜。当然，也不能把所有败将都处死。问题是，独斩王朴，而其他各帅只给以降级的象征性处分，这就看出三桂等人与王朴在朝廷心目中的悬差的地位了。后来的事变，恰恰证明此次战败对三桂的前程丝毫没有影响，相反，继续得到晋升。
不管怎么说，吴三桂做了松山决战的一员逃将。这在他为明效忠的历史上是一页并不光彩的记录。也许因为这一逃，保全了身家性命与实力，历史却在不久的将来给了他一个机遇，使他成了明清兴亡大事变中的举世瞩目的人物！
五、婉拒诱降
吴三桂先自松山，再自杏山，几乎独身一人逃归宁远，所部人马损失殆尽，他也在所不惜了。朝廷对他仍给予信任和重用。他被提升提督后，授权宁远辽兵和援兵都听他调遣。对三桂来说，眼前最重要的是，搜集散亡，招募兵勇，重新集结兵力。至崇祯十五年初，三桂练兵已达一万，《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4页。加上其他各镇新练的兵，约是二万五千之数。《国榷》，卷97，5908页，记为3万。《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5页。崇祯指使他：“整练主官兵马，既有头绪，着□□枹冲锋破垒，有进无退，糜坚不抗。立解久困之围。”《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4页。崇祯把松山败后解锦州、松山、塔山之围的重任完全托付给吴三桂了，命令他“奇正互用，马步各驱，励必死之心，奋无前之气，誓师进剿，击惰捣虚，务期一鼓解围。庶几除凶雪耻”《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5页。。显见，吴三桂这时已成为明在关外的惟一依靠了。而他依靠这支重新组织起来的军队，继续坚守宁远。
吴三桂自知犯有逃罪，也许出于赎罪之念，他在松山战后的第二年，即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三月，松山刚破，便与另一逃将白广恩等率兵四千，试图组织一次进攻。他们进至塔山扎营。塔山已处在清军的围困之中，三桂下令以一半兵力至高桥，与清兵遭遇，但“不战而退”。三桂此次军事行动，大抵是试探清军虚实，并非是寻找清兵展开战斗。《清太宗实录》，卷59，10页。
过了四天，三月八日，祖大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愿献城投降。他向围锦的清将诸王许下诺言：“我若归顺，宁远亦可得也。”诸王准降。于是，锦州经一年的围困。终于不战而克。锦州一破，“诸王议取宁远之策，当乘大寿妻子尚未搬回，总兵吴三桂尚未交替之时，亟当前往”《清太宗实录》，卷59，10页。。他们认为，吴三桂犯有逃罪，肯定要被朝廷撤换，当乘其尚未撤换之时，利用祖大寿在宁远的家属与他的亲属关系，一举夺取宁远。但是，吴三桂并不想降。据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睿郡王多尔衮奏报：他们曾派人到宁远，想与祖大寿的儿子取得联络。守城官员知大寿已降，不许入城。派去的人被拒之城外，对城上喊话，城上守官没听几句，就不予理睬。此项取宁远计划遂告落空。《国榷》，卷97，5908页。
松山、锦州相继攻取，杏山、塔山日夕可破，清太宗和他的诸王、大臣便把注意力转向宁远。此城距锦州仅两百里，骑兵瞬间可至。宁远原先有锦州及松山诸城作屏障，明兵进退自如。而此时，宁远已直接暴露在强大的清兵面前，驻守此城的明朝官兵已失去安全感。明朝谋臣、统帅最担心的是，清兵随时可以直驱城下，以围锦的战术来围宁远。《清太宗实录》，卷59，24页。
清朝内部确有人主张乘清兵大胜，迅速取宁远。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雷兴等汉官向清太宗建议说：“今锦州既下，宁远惊骇，山海溃乱，燕京震动，明总兵吴三桂以松、锦失守之故，既踏可杀之罪，今祖氏全归，吴镇自不能安，又必有脱死之术。祖氏之子妇在宁远者，已心切来归矣。况其为祖镇之遗类，与其在门墙者，岂不畏死而求生乎！”因此，大军当乘机临于宁远，“声言吴兵所属各官之罪，摇动其志”，必能得宁远，“未必不如得松山后，即得锦州之速也”《清太宗实录》，卷59，15页。。
尽管清朝中有此主张，明朝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因为清太宗还不打算乘胜加兵于宁远，他以为处于惊慌失措中的宁远明官兵无力抗拒清兵的攻击，可以传檄而定。他在处理锦州明官兵及家属时，特别强调，凡在锦州的原属宁远等处的官员，一律“留养”保全，不得伤害。《清太宗实录》，卷59，17页。看来，他要用招抚的政策，不动干戈地得到宁远。同时，清太宗又派遣八旗兵屯驻于宁远以西的大路，保持对吴三桂的军事压力。他指示在前线的诸王贝勒，说：“宁远之人，若欲归顺，令我军入城，必索城中大员为质，命我兵严守城门，然后可入，不然，恐堕其计。”《清太宗实录》，卷59，18页。
时间一天天过去，已经到了四月，仍然看不出吴三桂投降的任何迹象。汉官张存仁再进取宁远之策。这次，他不主张进兵宁远，提出对宁远采取和平攻势，阐明政策，招之来归。他说：“皇上宜颁敕谕于宁远城中镇将等官，开明松、锦生杀之理，顺逆之端，诛留分别，一一详示。吴三桂并非奇才良将，有不摇动其心者乎！”他忆及当年守大凌河城时，屡次读到清太宗的招降信，促使守城的将官包括他本人无不“动念”，最后献城投降。他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提醒清太宗当乘“今之宁远正在仓皇无措之际”，速给宁远吴三桂等人写信劝降，“仗我皇上之福，一纸赐书，胜于加兵数万，人心动摇，势如破竹，皇上乘机运策，因时速成”《清太宗实录》，卷60，4~5页。。
清太宗接受了张存仁的建议，立即以他的名义，分别给宁远吴三桂诸将及被围的塔山、杏山官兵写信招降。特派刑部启心郎额尔格图赶往前线，将他的信件交围城的诸王贝勒，由他们传送各处。
这是清太宗首次直接给吴三桂写信，呼吁他认清形势，乘时归顺。为了解清朝对吴三桂的政策，不妨将此信的内容引述如下：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吴大将军：
朕以大兵围困松锦，松山副将夏承德先行纳款，率众来归，故彼眷属，并所部之人俱加留养，洪承畴亦留养之矣，其余抗命者尽行诛戮。惟祖大乐等，因系将军之戚，姑留之。锦州祖大寿归命，其眷属部众俱获保全，此正大将军趋吉避凶建功立业之秋也。倘狐疑未决，不速来归，尔明国皇帝有不疑将军而加之罪者乎？将军果能乘机构会，决意来归，则明哲之智，诚附之功，与迫而后归之松锦诸臣，大相悬绝。将军之亲戚可以完聚，富贵可以长保矣。否则，将军之全军已为我所取，印信已为我所夺，松锦陷没，坐视而不能救，种种罪愆，尔明国皇帝宁有轻恕将军之理耶！
曩者祖大寿之在锦州也，尔明国皇帝每疑之而欲加以罪，然而终不能者，以其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耳。今将军以孤立之身，负危疑之迹，岂能自保无虞！况尔明国，“流寇”转炽，土宇凋残，倾亡之象，将军已目击之。时势若此，将军虽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将军不于此时幡然悔悟，决计归顺，劳我士兵，迟我时日，彼时虽降，亦不足重矣。今尔明国皇帝，虽遣使讲和，其诚伪难知，成否亦未可必，而将军亲故，俱在于斯，归我之念，诚宜早定。朕以真情反复开谕，将军其详虑而熟思之。
清太宗还给同守宁远的白广恩和柏副将各一封信，文字不长，中心内容，与给吴三桂的信基本相同。他要求他们能“开导吴将军”，“同心协谋，举城归顺”，将给予优厚待遇。以上三封信全文，详见《清太宗实录》，卷60，5~7页。
紧接着，清太宗授意与吴三桂有亲属关系及个人交情最厚的人，都给他写信，力促其归降。吴三桂的挚友张存仁、其兄吴三凤、舅父祖大寿、姨夫裴国珍、表兄胡弘先（为姨母表兄弟，皆系祖大寿外甥）等都“遵旨各遗三桂书一函”。限于篇幅，这些信的内容不便一一引述，全文详见《清太宗实录》，卷六十。我们还从其他记载中看到吴三桂的好友，如汉官邓长春见《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46页。、陈邦选、姜新等人见《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85~86页。，也与张存仁等先后分别“致明宁远总兵书”，不用说，他们也是“遵旨”而写的。
以清太宗为首，动员这么多人给吴三桂写信，确实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攻势。他们的信，都写得很实际，都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其利害，娓娓道来，不禁令人感动。
吴三桂读到这些如雪片飞来的信，该作何感想呢？恐怕不会无动于衷吧！写信的这些人，除清太宗外，都是他的至亲好友，有的甚至是同他一起长大，因而最了解他，也能洞察他的思想活动，尤其是能体谅他此时的处境，他们的话，不能不引起他思想的起伏。首先，三桂的处境是他三十年来最困难的时刻。他真的陷入孤立和最危险的旋涡之中，他正处在十字路口，需要作出抉择。他所依靠的与之有血缘关系的祖氏满门，包括祖大寿等三个舅父，祖泽润等十余个表兄弟皆降，还有他的哥哥、姨夫一家，以及共事多年互为依赖的好友都投入清政权，“俱臣服于此”，“明国岂有不疑”三桂？而他欲“洗骨肉之嫌疑”，实不可得。这就是，鉴于三桂的亲属皆降清，崇祯不会再信任他。主疑臣危，自古而然。其次，松山大战时，三桂“在阵逃出，大兵尽丧，总督文武官俱陷”，三桂独存，“罪将安归”？不惟富贵不能“举保”，连身家性命“又不知作何结局”。他们警告三桂，崇祯不会宽恕他临阵逃跑的罪过的。第三，三桂在军事上已遭惨重损失，现固守宁远。势单力孤，如清兵一旦兵临城下，明朝无力援救，那时，或是被迫降，或是为明尽节而死，除此两途无他。三桂的宗族亲朋都认为不可取。正如清太宗所明告：归降早，功最大，与迫于形势而归的松锦诸将官则待之完全不同。所有这些，三桂比谁都更清楚自己的目前处境，他从自己的亲属和好友在对方已得到的优待，当然不会怀疑他们提出归降条件的诚意。清太宗向他发出归降的呼吁，的确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殷切之意，不可谓不诚，替他剖析事理，不可谓不深，提出优待条件，不可谓不厚。总之，这一切，都无可挑剔，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然而，吴三桂对此毫无反应，这些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响，这多少使人感到有点意外。三桂的亲属与至交都满以为有把握的事，却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让他们失望。
转眼之间，夏去秋尽，已是崇德七年十月的初冬季节，清太宗和三桂的亲属好友的招降仍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三桂继续保持沉默，不置一答。这时，清太宗以他的哥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又组织了一次对关内的远征。《清太宗实录》，卷63，15页。与此同时，他仍不放弃对吴三桂的争取，再次给三桂发出了劝降信，写道：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
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属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
清太宗这封信写得简短明确，实则是催促吴三桂尽速作出回答。他“又命总兵官祖大寿致书吴三桂”，希图以吴三桂最依重和最信任的祖大寿来打动他。祖大寿立即写信，并附上他自己常佩带的小刀一口，作为信物，来取信于三桂。祖大寿的信是这样写的：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沾渥泽，而洪（承畴）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幸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如何耳。以愚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而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以上两信全文见《清太宗实录》，卷63，16~17页。
清太宗与祖大寿的信，送去宁远，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不久，十一月初，吴三桂以实际行动做了回答；这就是继续与清军对抗。据多罗豫郡王奏报：明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马步兵出战，清兵将其骑兵击败，获马72匹、甲37副、弓39张及其他少量军用物品。《清太宗实录》，卷63，27页。由此看来，三桂仍无降意。
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祖大寿深感于清太宗的厚待，特上进取之策。他提出：宜先取关外五城（指宁远、沙后所、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诸城，今属辽宁绥中与兴城两县）最为上策。他认为“彼（指明）已虚弱，燕京震动，关外惊惶，况吴（三桂）总兵罪重忧深，文武官属，心皆恐怖。罔知所措。”应乘此时，“或收抚，或征讨”。他特别提到，“先攻取中后所，收吴总兵家属，吴襄必为之心动，吴三桂亦自然扰乱”。其余各城，“不劳而自动矣”，宁远失去支持，更易攻取。《清太宗实录》，卷64，2~3页。祖大寿这一建议的中心意思，还是着眼收降吴三桂。他在锦州投降时，曾许下说降三桂的诺言，至今未见实效。因此，他要清太宗出兵先攻三桂家所在的中后所城，取其家属，逼迫三桂自动投清。但这一建议未能实施，而清太宗于半年后去世了。
就在祖大寿提出这一建议后的第八天，正月十九日，突然，接到吴三桂派一名叫索内的蒙古人给他送来的一封信。吴三桂终于回信，总算给了他舅父一点面子。祖大寿立即将信呈交清太宗御览。可惜，清朝官方史书没有把这封足以反映三桂思想的重要信件记录下来。这也难怪，因为信是写给祖大寿的，倘若写给清太宗，很可能“实录”于史书之中。尽管我们无从知道此信的内容，但从清太宗阅后给三桂的信中，多少可以窥见三桂的基本态度。清太宗的信一开头便说：“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清太宗实录》，卷64，5页。清太宗读了信，概括三桂的态度是“犹豫未决”。这就是说，三桂已有降意，但尚未下定决心，还在考虑之中。三桂选择这个时机给舅父祖大寿写信，确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此时距明亡仅有年余，明已处在亡国的前夕。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正在蓬勃发展，矛头所向，确指北京无疑。关外清兵正向山海关、进而向北京逼近。关内外这两大军事力量，不管他们的各自利益多么不同，而在实际上却形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明朝如一个垂危的病人，已失去任何自卫的能力。等待它的只有灭亡！凡有识之士已看出明亡仅是时间问题。正如明末有人指出：“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佚名：《明亡述略》序。以三桂之明哲，不会看不出这一险恶的形势的。一年前，他拒不答复多方劝降信，表明他对明朝尚未丧失信心。而现在复信，至少反映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对降清一事“犹豫未决”，虽流露出一点降意，不过是为将来降清留下根据，把进退选择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究其本意，至少在眼前，他还不打算归降，或者进一步说，他根本就没有降清的想法。他不直接写信给清太宗，对这位渴望招抚的皇帝一番好意不置一词，就已清楚地说明他不想尊奉或不承认他是皇帝，只从亲属的关系上来答复舅父的劝说。他也明知此信一定会落在清太宗手中，因此以委婉的口气透露自己左右为难的想法，明处是求得他们的理解，而实际是婉言谢绝劝降。清太宗在给他的复信中，又不厌其烦地阐述形势，力劝尽早来归。三桂不予理睬。此后，直至顺治即位，还不断招抚，也没有使他改变主意。甚至他一度决定投降农民军，而不投清朝。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事联系起来，就会明白，吴三桂确实与他人不同，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没有降清的思想。
吴三桂为什么长期坚持不降清？史学界通常有一种几乎固定的说法，认为三桂是“明朝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顽固的阶层的政治代表”，他没有降清，据说“是纯从个人利害考虑的”，如说他有庞大的家产，父子皆贵，居于优越的地位，等等；他没有公开降清，仅是“表面现象”，因而“迷惑了明朝统治集团中不少人，包括崇祯皇帝在内”。《叛徒吴三桂政治活动中的阶级根源》，载《明清人物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尽正确的一个方面。考察三桂的主导思想，还是“忠君”的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我们看到，在明清长期交战中，有大批明朝将官降清，基本有三种情况，一是战败被俘，如洪承畴；一是走投无路，被迫接受招抚，如祖大寿二度被围，二度投降；三是受到明朝迫害，无法自存，转而投清，谋求生路，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在险遭明朝谋害时，毅然归降。除此，极少自动投顺，特别是在明朝高级将吏中，更属罕见。他们生活在封建礼仪之家，接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教育，尤其是到了明代，思想统治更严于历代，所受思想训练亦更严格，他们重名节，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在朝为官，则把忠君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此，明朝皇帝无论昏庸与否，也以忠心对“上”——皇帝。在同清的战争中，死节之士屡见不鲜，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投降。祖大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第一次被围于大凌河，达数月之久，城里粮食吃尽了，杀马吃；马快吃完了，杀人吃，没柴烧，以人尸骨代替。已到了如此悲惨的绝境，还是坚持下去。直到清太宗再三招抚，才被迫停止抵抗。他以智取锦州作脱身之计，重返明朝，又与清兵打了整整十年仗；最后他守锦州，第二次被围，坚持了整整一年而后降。明朝将士这种顽强精神，清太宗十分钦敬。他认为，这都是读书明理的结果，所以才以生命忠君不移。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闰十一月。明末人在论及明衰败原因时，揭露其“失德”种种，但却肯定其思想教育可取，说：“惟学校教养之泽，涵濡人心，四方忠义之士，捐驱断痘，迄国亡之后犹不绝，此以见太祖法制之善，历三百年而未敝也。”《明亡述略》序。可以说，明朝士大夫及将吏都受此“教养之泽”，以丧名节为耻。吴三桂同他们一样，这一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虽然战败于松山，但仍然有宁远，有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岂能轻易投降！中国向有轻“夷狄”的传统大汉族主义思想，作为“天朝”的臣子，臣服于“夷人”，也为士大夫所不齿。要使他们放下架子，屈尊于“夷人”之下，一般来说，也是很难做到的。吴三桂的基本思想不会超出这个范畴的。他“忠君”的思想，较之已降的那些汉官，似可以说，更坚定些，这在以后的事变中一再表现出来。如果说，明未亡时，他尚有所恃，那么，当命他撤宁远进京“勤王”时，他还没有动摇；即使明亡时，他也没有向清求降。他是清入关前明在辽东最后一个降清的人，仅以此而论，难道还不能说三桂“忠君”吗？三桂少时就有“忠孝”之名，即忠君、孝父母，及长，他将此奉为至圣的准则。有父亲在朝，他是不会违背“忠孝”而降清的。顺治二年十一月，他在给世祖的奏疏中，公开说：“臣受前朝知遇最厚。”正好说明当时他恰恰是出于感恩图报，决不肯叛明降清。《清世祖实录》，卷21，20页。一句话，他在明清关系上，直至明亡，他是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的。他给祖大寿的信，表现出“犹豫不决”，大抵是敷衍塞责，不好伤害舅父的苦心，并不说明实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