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对三桂和他父亲深信不疑，可以说，与日俱增，恩泽深厚。崇祯对祖吴两家采取优容厚待的政策，以两家为撑持辽西危局的支柱，是明得以保持辽西这块残土和阻止清兵进关夺权的基本力量。崇祯明知祖大寿在后金围大凌河城时已降清，故作不知，仍给以信任；祖大寿随同袁崇焕入援京师，因袁被逮，大寿率众哗变，逃离北京返宁远，崇祯亦不加罪。同样，三桂父以先后援大凌河城和大同得罪而一度被削职，很快又恢复职务。三桂本人在松山逃脱，仅降级而已。清太宗和祖大寿、张存仁等人所写信中一再警告他，崇祯不会轻饶其临阵脱逃之罪的。这样估计，一般说来，并不错误，但他们没有想到崇祯为了全局的利益，对他会采取特殊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不但稳定了三桂，更使他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三桂自知逃罪之重，却不叛明，亦说明他忠明之心不变。这种情况，到了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秋，清太宗去世，顺治即位后，迅即夺取了中后、前屯，中前三城，惟宁远孤存，处境更难于前，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忠明的立场。因此，用诸如财产多、在明地位高等原因来解释三桂没有降清，显然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三桂的家产大都在关外，父升官，在北京供职，那已经是很晚的事了，他在北京的时间很短，不会有更多的财产。至于地位，清太宗许诺的条件是“分茅裂土”，意即封王，恐怕比明朝给他的总兵官要高得多。伴随而来的，财富也不会比明朝给的少。这些对三桂个人来说，是他思想考虑的因素，但主要的不在于此，实在是“忠孝”思想起主导作用，支配着他的行动。不这样从具体人具体思想去分析问题，就会把极为复杂的思想活动简单化，很难深刻地阐明历史的真相。
六、赎买圆圆
在明清两大势力搏击的舞台上，有这样一个女人，她，既不是战场上的勇士，却随侍军中，南北涉足；也不是政治角逐场上的能手，却出入宫闱、王府，与皇帝、王爷、农民军领袖有着错综纷出的联系。她没有参与1644年的伟大事变，却是被卷入这一事变的巨大波涛中泛起的一朵浪花；她更不是明清交替这出悲壮的历史活剧的主角，却是一个其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从序幕到剧终，无不与她有着某种牵连。她，说到底，就是一位色艺倾城的绝代佳人。历史的种种奇遇，把她这个小人物推上了政治舞台，为明清之际的伟大悲剧抹上一层玫瑰色。
她的名字，叫陈圆圆。
吴三桂与陈圆圆的艳史，自然是他个人生活中的部分内容，似乎无足轻重。其实不然。因为这个女人，在1644年事变的关键时刻，对吴三桂的思想情绪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个女人，又给李自成农民军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祸根。明清以来，多少史家，乃至文学之士，不惜笔墨，为之评论、歌咏，有关他们的故事，盛传不衰。此时，当我们书写吴三桂的个人历史，他与圆圆的悲欢离合是不可或缺的，更不应轻视。
说起三桂和圆圆的结合，有着一段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崇祯十六年（1643年）盛夏。
有一天，吴三桂正在当朝贵戚田弘遇府上做客，主人备佳肴盛馔，殷切款待。
三桂一直坚守宁远，何以到京师，又何以有此闲情在田家做客？原来，还在上年秋，关外清太宗派他的七兄阿巴泰率大军征明，一直深入到山东兖州等地，铁骑踏遍河北、山东等地。至次年（崇祯十六年）春，吴三桂奉命，迅即率部驰援京师。同他入援的，还有山海关总兵马科、山东总兵刘泽清等数镇兵马。大学士周延儒督师，集结官兵，在螺山（怀柔县北）附近，同清兵展开激战。大多将领不战而逃，惟三桂、马科所部敢战，屡有斩获。《山中闻见录》，卷6。五月十二日，崇祯指示兵部：“如各总兵入援，至近郊许陛见。”《国榷》，卷99，5975页。
十五日，崇祯把入援的三桂、刘泽清、马科等请入宫中，在武英殿设宴，慰劳他们。崇祯特别看重三桂，把他视为关外的保障，赏赐独厚，赐上方剑，寄以重托。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贞自诩也”陆次云：《圆圆传》，载《陈圆圆事辑》，6页。。
这时，清兵正从冷口北退，警报解除，三桂也不能久留京师，略事休息后，准备返宁远。忽然，京城大富豪、皇亲田弘遇请他到府上“观家乐”。
田弘遇，原是山西人，曾在扬州任千总小官，娶扬州娼妇吴氏为妻，故又视为广陵人（江苏扬州），他的养女嫁给了崇祯为妃，称皇贵妃，她“能书，最机警”，很受崇祯的宠爱。田弘遇从此身价十倍，官封右都督。因为他是皇亲，人们习惯称他为“田戚畹”。他仰仗女儿得宠，“窃弄威权”，京城里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他，敢怒不敢言，心里无不痛恨他。张岱：《石匮书后集》，“戚畹世家”，卷6。又，该书记田氏为贵妃兄，误。参见《国榷》，卷98，5935页。他作为崇祯的宠臣，当然也最了解国势已危急到何等地步！农民军日益向京畿逼近，不能不引起他对自身安全与家室财富的忧虑。田贵妃已于崇祯十五年七月病逝，田弘遇失去内援，更感孤立。他看到三桂年轻有为，又受到皇帝的器重，便有心与之交结，欲把他当做自己的保护人。于是，就趁三桂进京陛见之机，请至府上，博取欢心。
吴三桂接到邀请，欣然前往。因为田弘遇如此有权势，他能得到这位皇亲的青睐，心里自是感到高兴。再说，他长期生活在烽火连天的关外，趁此时在京之际，看看歌舞，听几支小曲，享受一点晏平之福，何乐而不往！
田弘遇亲自降阶躬迎，接入豪华的客厅，陈列各式珍馐，令人赏心悦目。他礼仪更周，显得十分虔敬，频频让酒。至酒兴正浓时，田弘遇唤出本府一群歌妓，个个盛装艳丽，如出水芙蓉，随着悠扬的丝竹声，三桂魂魄已被摄入仙境。在这群歌妓中，为首有一美女，天生丽质，穿着素淡，先自唱了起来，边唱边舞。其舞姿，体态轻盈，飘飘欲飞；其歌声，音质清丽，恰似夜莺啼鸣。三桂看得“神移心荡”，忽对田弘遇说：“这位不就是人们说的圆圆吗？真有倾城之色！”田弘遇听到三桂夸他的歌妓，一时高兴，命圆圆给他斟酒。三桂停酒，不住地顾盼。他在关外，无日不忙于军务，或者打仗，整天听到的是，军中特有的金鼓及各式号角之声；看到的是，千军万马，山头上报警的狼烟，除了带给他激昂、准备厮杀的情绪以外，还能得到什么？但在这里，远离战场的京师繁华之地，一个有权势的豪奢的府第，亲眼看到了世上最美的女人，听到了与军号完全不同的江南靡靡之音，对他这位三十刚出头的青年将军来说，这也许是平生第一次吧！他大饱眼福，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
这个为首的最美的青年女子，正是陈圆圆。关于陈圆圆与吴三桂何时何地相遇，说法很多。要而言之，有两说。一说，圆圆为外戚周奎所得，周为结交三桂，宴请家中，故三桂得见陈圆圆。一说，遇于田弘遇家，其经过情节，同周奎。考之两说，以后说为是。其根据有吴梅村诗《圆圆曲》：“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刘健《庭闻录》亦认定三桂得圆圆于田家，并考各说，认为“惟吴梅村《圆圆曲》为得其真”。又有张岱《石匮书后集》载，田弘遇曾去江南掠美女，其时间、情节与它书所载暗合，足证陈圆圆为田氏所得。此点，本书将在正文中详证。刘健之父为三桂属吏，知吴事最详；吴梅村与吴是同时代的人，故能得其真。而其他传闻不足证明。至于三桂何时至京，众书多系含混之词。考之史实，明亡前夕，三桂进京，一次是在癸未年即崇祯十六年夏，一次是应诏勤王，时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刚进关，京师已陷，便回师关上。三桂见圆圆只能是前一次。
趁吴三桂开怀畅饮，我们就把陈圆圆的来历作一交代。
陈圆圆，《明史》写作“沅”，字畹芬《庭闻录》：“陈姬，名沅，字圆圆。”有的书还载陈圆圆本姓刑因母早逝，托姨母养育，故从姨姓陈氏。。江苏武进县金牛里（即今奔牛镇）人。她出生时间，史缺载，从她十八岁那年入籍梨园，可推知她约生于天启（1621—1627）初年。家境贫寒，“父业惊闺，俗称陈货郎”。《武进阴湖县志》（道光版），卷27；（光绪版）卷30。父亲操此小本经营，走街串巷，出屯入村，卖些针头线脑之类，所得寥寥，勉强口。这个行当，手摇铃鼓，还须口唱，所以养成了喜欢音乐、好歌曲的嗜好。他还招来能唱歌的人与他同住，家里常有十数人，“日夜讴歌不辍”。本来挣钱不多，家里还常养这么多人，家境就更窘迫，以至家产破败。也许因为圆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受父好歌的熏染，后来她也很会唱歌。命运不幸，她为生活所迫，流落至苏州，“卖身为妓”李介立:《天香阁笔记》。。十八岁时，正当豆蔻年华，隶籍梨园。据当时看过她演戏的人说：“每一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钮琇：《觚剩》。圆圆色艺双绝，“擅梨园之胜”冒襄：《影梅庵忆悟》。。她善唱弋阳腔，“演西厢，扮贴旦红娘角色，体态轻靡，说白便巧，曲尽萧寺当年情绪”邹枢：《十美词记》。。更有的说：圆圆“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陆次云：《圆圆传》，载《虞初新志》，卷11。。她的色艺远近闻名，誉为苏州名妓。当时，人们众口一词，无不说她长得美，压倒群芳，有倾城之色。她的歌声也超群逸众，无与伦比。
自古红颜多薄命。在人奴役人的封建时代，一个女子长得美，也会招来很多灾祸。在天下所谓升平时，她们成了公子哥儿追逐的求欢对象，尤其是在兵荒马乱之际，年轻女子的命运就更是朝不保夕。明末，黄河以北，长城内外，兵连祸结，连续不断的战争把人们推入痛苦的深渊。而在长江以南，有天堑阻隔，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圆圆被当地花花公子当做玩物，供他们恣意取乐。更不幸的是，她在苏州两度遭人抢掠。一次是崇祯十四年（1640年）秋，“窦霍豪家”企图劫夺，她藏到别处而得脱。再一次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春，遭人抢掠，掠夺者就是豪门大家田弘遇。
这年，田弘遇携带千人，去南海进香，沿途所经之地，非抢即夺，凡遇货船客载，“掳掠一空”。还抢劫美女，只要听说有点姿色，不论娼妓，必千方百计弄到手，甚至不惜施以暴力行抢。地方官吏惧其势力，谁也“不敢诘问”。张岱：《石匮书后集》，卷6。田弘遇路经苏州，派其心腹、爪牙到处搜求美女。圆圆闻讯，又躲藏起来。当地百姓集千人出来保护她。但田弘遇以权势相威胁，又不惜千金贿买。地方吏民怕得罪这位权贵，遭其报复，便把圆圆交出。《影梅庵忆悟》。据苏州人邹枢说，圆圆曾在他家多次演戏。而田弘遇索要她时，出了两千金的高价，将钱付给了圆圆的母亲，这才把圆圆带到北京。与陈圆圆同被掠买的，还有名妓顾寿、杨宛等人。《十美词记》。据说，田弘遇将圆圆带进宫中，准备进献给崇祯。崇祯焦虑国事，无心眷顾，田弘遇便把圆圆领到自己府第，成了他宠爱的歌妓。正是：“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圆圆曲》。
田弘遇掳掠歌舞女子，甚至不惜高价贿买，目的是用女色取悦崇祯，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崇祯原很宠爱田妃，可是，其他权贵，如太监曹化淳也从南方掠来不少美女，供崇祯玩乐。崇祯一时被女色迷住，十分宠爱，竟“累月未与（田）妃相见”孙承泽：《思陵典礼记》，参见查继佐：《罪惟录》。，田妃未免吃醋。田弘遇见自己的女儿失宠，也趁进香机会掠美女，以图博取崇祯的欢心。不料，崇祯没有收留，使田弘遇大为扫兴。
这样，圆圆就落于田弘遇家，为他歌舞，供其玩乐。为结交吴三桂，他又让圆圆出面，轻歌曼舞，陪三桂饮酒，极力让他高兴。他已注意到三桂对圆圆目不转睛，心中已明白了几分。在谈话间，三桂已流露出钟情于圆圆的意思。田弘遇自思自己已年迈，不如赠三桂，以尽其拉拢之意。想到这，田弘遇即以圆圆慷慨相赠。三桂喜不自胜，得一美女，绝代佳人，是他人生一愿。他为实现此愿，禁不住喜形于色。不过，三桂也不想白要，他从崇祯所赏银两中拿出千金付给了田弘遇。至于圆圆，不用问，心里也很愿意。因为跟一个年迈的老人怎比得上同一个年轻有为的将军在一起生活更合心意呢！虽然三桂已娶妻辽东人张氏《庭闻录》，卷6，“杂录备遗”。，而圆圆只能做他的侍妾，这对一个沦落风尘的青年女子来说，也是不易得的事。
吴三桂的家不在北京，其父尚未进京供职，一时无法迎娶，也不便带到烽火连天的关外，于是就暂居在田弘遇家。正是：
许将戚里空侯伎，
等取将军油壁车。《圆圆曲》。
既然田弘遇已经答应，就只等三桂用装饰华美的油壁车来迎娶她了。
三桂得了圆圆，免不了产生某种眷恋之情。就在田家宴后，从关外不断传来警报，崇祯催促三桂从速离京。三桂不敢违，驰马出京，又奔向宁远战地去了。他哪里会料到，此一去，竟是他与崇祯诀别，他所报效的大明政权一朝垮台，而他的爱姬也因此遭到种种磨难。……
《圆圆曲》有一段，形象地道出了他与圆圆的分别和圆圆的殷切期待：
白皙通候最少年，
拣取花枝屡回顾。
早携娇鸟出樊笼，
待得银河几时度？
恨杀军书底死催，
苦留后约将人误。
长得脸面白净、年少英俊，为明王朝立下了大功的三桂，他得到如花似玉的我，频频回顾，充满无限依恋之情。盼望他快快把我这只关在笼子里的娇鸟放出来，我们见时才能像牛郎织女那样相会，在一起生活呢？令人烦恼的出征命令，狠命地催促你出征，尽管苦心留下了约言，岂不是误了你我的人生！
诗意哀婉、凄切，幽怨重重，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当时分别及别后的相互思念之情。陆次云《圆圆传》，钮琇《觚剩》等各书所载，三桂得圆圆后，田弘遇即送至其父吴襄家，或说吴襄惧怕崇祯知其子纳歌女，不敢留，又送至田家，云云。诸种说法均不确。考其史实，吴襄被调入京，家随之迁来，时在崇祯十七年正月，在此之前，襄不在京，根本不可能有送圆圆至吴襄家之事。见《崇祯长编》、《甲申传信录》
七、孤守宁远
松山决战，皇太极挥师八旗劲旅，以摧枯拉朽之力，大败明军13万，连夺松山、锦州、杏山、塔山四城。城头上原插明将的帅字旗，已被色彩鲜艳的“八旗”所取代。在城外，大道上，清巡逻、侦探、信使等骑兵，往来奔驰，马项下的铁铃声时远时近，铁蹄荡起的尘埃，如阵阵迷雾，时散时聚……
早年，明统帅孙承宗、袁崇焕精心布置，坚持20余年的宁（远）锦（州）防线，以失锦州四城而告瓦解，作为这条防线的中枢一环，已不复存在。它孤零零地处于强大的清军的直接威胁之下。离宁远最近的塔山，相距不过百里，骑兵仅数小时可达。清军进攻宁远，随时都会发生。清军占领锦州四城，对明军已无所顾忌，他们不但来往于四城之间，而且可以沿着大道，越宁远城而西，直抵山海关前窥视。在山海关与宁远之间，明还据有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三城，城小，兵力单薄，已成惊弓之鸟，自顾不暇，对宁远已无力护卫。显然，实际上宁远已成了一座孤城。而清兵有锦州四城为根据地，进攻宁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有利。宁远已处于清军的控制之下。
宁远城面临着自天启六年（1626年）以来近20年中最危险的局势。
天启六年那次，是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号称“十三万”大军（实际为五六万）将宁远城团团包围，努尔哈赤以必克之心，不惜一切代价欲攻占它。当时，关外明军，除了袁崇焕独守孤城宁远，已全部撤到山海关。就在这孤立无援、听任后金兵围攻的危机情况下，袁崇焕率军民顶住了它的猛烈攻击。努尔哈赤损兵折将，无可奈何，只得悻悻而去。宁远转危为安。
宁远遭到第二次危险，是在努尔哈赤败退不久，仅隔一年多，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夏，努尔哈赤已去世，他的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为报其父宁远城下之耻，亲率大军先攻锦州，再攻宁远。这次与前次不同的是，明军又返回到关外已弃城镇，筑城布防，特别是又有锦州作为宁远之屏障，而它本身又加强了自己的防御能力，明军自是有恃无恐，顽强抵抗，继续发挥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威力，很轻易地击败了皇太极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此时，松山决战刚刚结束。毫无疑问，宁远已成了清军下次进攻和夺取的主要目标。眼下，尚没见清军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迹象。辽西走廊暂时呈现出沉寂的状态。稍有点军事经验的人都会看出，这种一时的沉寂预示着更大规模的战斗。
吴三桂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身处孤危之地，仍然坚守着。而朝廷全力加强宁远的防御能力，又使他增强了坚守的信心。当松山城破两个月后，崇祯十五年四月初，崇祯立即任命原兵部左侍郎范志完为督师，总督辽东宁锦军务兼巡抚，《国榷》，卷98，5921页。赶往宁远，整顿败卒，收拾残局，稳住阵脚。四月十二日，崇祯亲自发下手谕，指示范志完：“宁远守御以积峙粮饷”最为重要。经松山一战，明在关外仅剩宁远、前屯、中前、中后四城，其中宁远首当其冲，如若失守，其他三城则无法保障。因此，崇祯特别强调对宁远的防御，还要“兼顾”其他三城，多积贮粮饷，作固守之计。崇祯发帑金12万，户部发折色银30万两，再调天津漕米，陆续运至宁远。指示他将这些钱粮“酌量分贮各城，俾处处有备，庶保无虞”。四城原存贮的粮食，以2/3给三桂，剩1/3给白广恩、李辅明二将所统之兵。如三桂招募新兵，即准按户给食。《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85页。
钱粮已足，吴三桂等又请示盔甲、弓箭、枪炮等军需。四月二十日，崇祯当即批示兵部：“即速察发”。兵部奉命，不敢迟缓，令兵杖局迅速筹办，由兵部差官“速解赴军前，以资援剿之需，万勿延缓”。《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89页。
在很短时间内，宁远集兵三万余人，军需已足，防御能力大大增强。崇祯意识到守住宁远的重要性，凡有吴三桂、范志完所请，无不允准。他把吴三桂视为辽西安危的保障，专责其抵御清兵。因此，尽管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步步逼近，明政权危机日益加深，崇祯宁可调白广恩等辽将进关增援，也不让吴三桂离宁远一步。而三桂专心守御，不断加强宁远的战备。我们从一份档案记载，可以看出三桂对清兵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他派出得力将官率“惯哨兵丁，远出侦探”清兵动静。他们“昼则埋伏深涧重，夜则且哨且行”，侦察到大量可靠的“虏情”，他向朝廷作了详细奏报，得到崇祯的重视，指示：“关外门备御宜周，著再行严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242号卷，第16号。此时，已至明亡前夕，三桂非但没有降意，仍一如既往，坚守危城。
自松山战后，至皇太极去世前有一年多时间，清兵对宁远一直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皇太极企图利用祖氏兄弟及其他汉官与三桂的亲故关系，劝其投降，可收不战而收宁远之效。另外，他大概不会忘记乃父和他本人两次攻宁远的惨败教训，宁远并非强攻所能奏效，况且他也深知三桂骁勇敢战，武力强逼过甚，必激起他拼死一战，可能招致他第三次宁远城下之败，且不说损兵折将，就连他的威信也怕是扫地以尽。他宁愿不厌其烦地劝降，即使等待下去也在所不惜。第二，松山战后，他又派他的弟弟阿巴泰等为“奉命大将军”率大军进关袭明，如同时发动对宁远的进攻，力量惟恐不足。第三，皇太极身体不好，不断发病，特别是他的爱妃宸妃刚刚去世，他的情绪一直很低落，也减弱了他在军事上大举进取的锐气。因此，宁远才没有遭到大规模的进攻。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突然病逝，他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位，称世祖，明年始，改元顺治。因为他年龄太小，众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由于正为皇太极办丧事，也暂时停止了军事活动。
然而，这段军事的间歇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皇太极死后仅一个月，济尔哈朗、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便做出征宁远的决策，凡出征的将领大臣先除丧服，为出征做准备。此次名为征宁远，实际是攻取宁远以西至山海关之间的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三城。他们的这一战术很明显，就是要先剪除防守薄弱的前屯卫三城，这在军事上叫避实击虚。夺取此三城，便切断了宁远与大本营山海关的联系，从而把宁远彻底孤立起来，再集中力量对它发动攻击。
崇德八年九月十一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统领大军，携红衣炮和各种火器自沈阳出发，直奔宁远而来。《清世祖实录》，卷2，2页。
关于这次战役，在明朝官方文献中很少反映。惟《清实录》作了准确的记载。据济尔哈朗与阿济格自军中发出的战报，清军越过宁远，首先攻击中后所城。攻城是在清军抵达中后所的第二天，即九月二十四日傍晚开始的。清军先填平壕堑，拥至城下，用云梯、挨牌攻城，红衣大炮轰击城墙。激战一夜，于次日将城轰开，明兵溃退，清兵随之入城，擒斩明游击吴良弼、都司王国安等20余人，歼灭明马步兵4500人，俘虏4000余人。《清世祖实录》，卷2，8～9页。接着，九月二十九日转攻前屯卫，至十月一日破城，斩杀明总兵李辅明、袁尚仁等30余员将官，歼灭4000余人，俘获2000余人。济尔哈朗乘胜扩大战果，派护军统领阿济格尼堪率部分八旗兵进攻中前所。守城的明总兵黄色得知前屯卫城已陷落，惊惶失措，弃城而逃。清军进入中前所，俘获千余人。《清世祖实录》，卷2，12页。
此次战役，前后不过七八天，明军做了力所能及的抵抗，很快被清军连连击败。这反映了明军已不堪一击，而清军却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攻必克，战必胜。明朝方面，三城损失了15000余人，城中所储的军需物资，都被清军收掠一空。
三桂的舅父祖大寿降清后，曾建议先取中后所，搬取三桂的家眷做人质，以胁迫他投降。但清朝官方却没有记载这次济尔哈朗攻取中后所后取三桂家眷的事。惟一的可能是，三桂已在清军攻城前，将其家眷撤离中后所。不久，他的父亲携家眷进京，也证明他们并没有被清兵俘获，似无疑问。
中后所三城失陷了，从锦州至山海关四百里间如今只剩下宁远，它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座孤城。虽然济尔哈朗、阿济格在夺取三城后并没有向宁远发起攻击，但它已完全处于清军的控制与包围之中。城内军民人心惶惶，不断有逃亡及降清的事发生。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守备孙友白自宁远逃出，投向清朝，受到优待。《清世祖实录》，卷2，16页。宁远城和吴三桂的处境更加险恶。
吴三桂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他眼睁睁地看着清军把中后所三城逐一攻克。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他神不守舍，烦闷时，不由自主地登上城楼，举目远眺，在大道上，清侦察兵不断地出没；远处山峦，明修建的烽火台、哨所、台堡林立，都已被清军夺占。入夜，四周死一般的沉寂，只听得南边海潮涨落的涛声，偶尔隐隐传来几声牛角号声。三桂感到一阵心寒。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使自己的心情安静下来，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命运。他以忧郁的目光关注着局势的哪怕是微小的变化，寄托着某种期待，究竟期待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有一点他是想得很明白的，这就是在三城失去之后，他感到他和他的将士们继续留在宁远已失去实际意义，坐以待毙，只能是为皇上尽忠了。然而，人越是在危机时，求生欲越是强烈。这时，在他心里确实产生了欲求脱离险境的愿望。于是，他的思绪便集中到一点。倘在此时，圣上下旨调他离开该多好！……谁知道哪一天才能做得到！他是忠君的，在没得到朝廷的命令前，他决不能离开宁远城。况且，律法规定：“守土者擅弃封疆，律无赦。”《吴三桂纪略》。他是不敢擅自弃宁远而逃的。他想到忠君报国，似乎又恢复了某种信心。
形势发展出乎意料地快。他在宁远的时间的确不长了。谁能料到命运就将把他推进历史潮流的旋涡之中呢？
八、应诏勤王
1644年终于来到了。
这一年正是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这一年，在我国编年史上堪称是伟大的年代之一。在这一年之内，不，几个月之中，甚至数日间，形势变化之大，恰似天翻地覆，明建国近三百年之定局为之巨变。历史公平地给每个人特别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了新的机遇，生死浮沉，荣辱升降，无不决于瞬息之间。
新年伊始，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建中央政权机构，以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位列丞相；以宋献策为军师。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以五等爵大封功臣。《明史》，“流贼”，卷309，7693页。李自成建国改元，标志着农民军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向腐朽的明政权发起最后的攻击。
事实正是这样。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统率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分两路向北京进军：一出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一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然后，两路大军会师于北京。
农民军势如破竹，进展迅速，“近逼畿甸”，对明政权来说，已到了“危机存亡之秋”。《流寇志》，卷9，13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自成在进军途中，不断散发讨明檄文，并向明兵部转送通牒，表明农民军誓与明政权决战的严正立场。《石匮书》，卷第一，《烈帝本纪》，34页。这一切，都使明统治集团十分震惊。崇祯忧虑至深，临朝时，对诸臣不住地叹气，说：“卿等能无分忧哉！”《明史纪事本末》，“甲申之变”，卷79，1369页。明廷无饷，“内帑如洗，一毫无措”，而“民穷财尽”。《流寇志》，卷9，137页。兵不足用、不堪用。崇祯向他的大臣们说出的这番话，确实说明了这个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崇祯正计无所出时，忽然将三桂的父亲吴襄调京候用。吴襄得旨，于十七年正月初，即携带家眷进京。表面看，是因为“秦寇势迫，调襄入京协守”钱：《甲申传信录》，卷8，139页。。实际上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在调吴襄进京之前，他作为“废将”已退休在家，闲居数年，连“俸廪”也给取消了。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经蓟辽总督王永吉代为请求，崇祯批准“给吴襄俸廪”《崇祯长编》，卷1，34页。。这次把吴襄调进京，授予提督御营的要职，显然是重用。崇祯看得明白，吴三桂手握重兵，关外防务全依赖此人，为笼络他，不能不重用其父。三桂的亲属故旧多已降清，也难保三桂不受其诱劝，随时可能被招降。崇祯把其父及家属升调北京供职，实则也有拘为人质之深意，以此来稳住和牵制三桂，绝其降清之念。应该说，崇祯的这一策略，对三桂至少在心理上能产生某种影响。
崇祯调吴襄进京，无补于大局的好转。相反，整个局势继续迅速败坏下去。崇祯和他的大臣们已苦于拿不出一项切实可行的对策，每天君臣问答，章疏不少，议论纷纷，不过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各持己见，相互扯皮，敷衍塞责。其中，有个官左中允的李明睿秘密提出：“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都城南迁，事关国家根本，崇祯虽早有此意，又担心遭群臣反对。及至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果持异议，也就不了了之。《流寇志》，卷9，136页、141页。这时，崇祯便想到可否调守边将士进关防堵农民起义军。他一想到此事也难，说：“此时兵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李明睿表示：“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他建议就近京八府处招募兵员。然而，在“府库殚竭”的情况下，招募又谈何容易！《流寇志》，卷9，137页。
招兵困难重重，而现有的明兵在各个战场上几乎都不是农民军的对手，败报不断从前线传来，使崇祯日益陷入绝望之中。他反复思量，谁能担任抵御农民军的重任。于是，他猛然想起了吴三桂，年轻有为，身任边疆要职已多年，积有实战经验，若将此人调来，一定不会辜负他的委任。崇祯的想法，不失为一个补救措施。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正式提出这个想法，向大臣们征询意见。谁也不否认吴三桂在当时总兵这一层高级将领中享有颇高的声望，人们皆称“三桂敢战”，他所率领的辽兵号为关门“劲旅”。《绥寇纪略补遗》（上），33页。调他进关征剿农民军，应当承认，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此事本来是不会有争议的。但是，与崇祯的愿望相反，围绕调三桂一事，却又引出了一场纷争。崇祯这个人，虚荣心很强，总怕大臣们揭短，特别是出了问题时，他会把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办事大臣的身上。为了保全个人的尊严，不惜陷人于死。他妄杀兵部尚书陈新甲即是一例。在明兵被农民军打得丢盔卸甲时，他曾打算与清兵议和，以便腾出力量对付农民军。此事只有他与兵部尚书陈新甲知道，崇祯特嘱他秘密进行，惟恐大臣们知道要受到攻击。岂料陈新甲做事疏忽，明跟清议和的事很快张扬出去。大臣们以跟“虏”谈和为耻，群起而攻击陈新甲，纷纷质询是否有此事？如有，就是“陈新甲主和辱国”［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191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崇祯很恼火，严厉指责新甲，而新甲不服，不但不认错，还自以为有功。崇祯怒不可遏，批准把他处死。《明史·陈新甲传》，卷257，6639页。可怜的陈新甲竟做了崇祯的替罪羊。这是崇祯十五年的事，人们记忆犹新。
目前，在调三桂进关的问题上，他又耍此手段。他很清楚，把三桂及其精兵调进关，也就等于把宁远放弃给清兵，他怕落个不战而弃祖宗土地的罪名，企图把“弃地”的责任推诿给诸臣共同承担。他委婉地说，此次只调三桂和五千精兵，关外“余兵尚多”，尚可维持局面，但又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蒋德璟：《悫书》，卷11。转引自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下同。崇祯一席话，就把这样的大事轻轻推给了诸臣，让他们承担“弃地”的后果责任。调三桂所部，关系宁远是否放弃，直接涉及国家安危。崇祯当断不断，却有意推卸责任。诸臣多久历朝廷，深知崇祯的心术，谁肯自取杀身之祸！他们便唱高调来应付，巧妙地把责任再推给崇祯。首辅陈演冠冕堂皇地声称：“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不可调。”寸土也不能丢弃，表示不同意撤宁远。［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21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参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4，“闻警求去”。转引自《明末农民战争史》。《明史·陈演传》，卷253，6547页；《庭闻录》，卷1，2页。他也明白，维护而不是丢弃国家土地到任何时候也不致有罪。因此，他明里称赞崇祯的主意可取，暗里又婉转塞责。如他说：“第关（山海关）宁（远）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清兵）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如“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皆如此，实未敢轻议也”。最后，他诚惶诚恐地表示：“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刚提升为兵部尚书的张缙彦一句话点中要害：“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可是他并没有“决”出个所以然来，崇祯无法，不得不说出他的决定：“收守关（山海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以上见蒋德璟：《悫书》，卷11；参见《庭闻录》，卷1，2页。崇祯做出了决定，陈演仍不肯承担责任，又召集阁臣们会议，浮议一通，不敢说真话，有主张不可调的，有持两可的，有主张南迁的，意见歧出，莫衷一是，不过敷衍崇祯的谕旨而已。陈演故意拖延，继续把责任下推：“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山海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急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问题又返回到崇祯手里，他无可奈何，只得又下达谕旨：“差官前去，及取回奏。”《春明梦余录》，卷24。形势变得越来越紧迫，刻不容缓，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毫无责任感，上下推诿，直把责任推给了在外各督抚，等把他们的意见收拢上来，又要误去多少时间！这岂不是误了国家大事！
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调三桂的事还没定下来。而农民军已于二月八日攻下山西首府太原。消息传来，“京师为之震动”。边镇各督抚得到征求撤宁远意见的谕旨，也在慎重考虑。蓟辽总督王永吉抓住杨鹗的胳膊，叹了口气说：“上（崇祯）倚吾蓟门一旅，今所调习整练者几何？而可以御贼计，莫若搬关外四城而守关。召吴帅三桂之兵亟入，以卫京师。都下公卿莫肯先发，吾两人于责无所诿，其何可以不请！”杨鹗说：“对！”极表赞成，就以两人的名义写给崇祯一份奏疏，建议请撤关外四城。《绥寇纪略补遗》（上），36页。《三垣笔记》载2月8日王承吉上疏撤宁远。他们认为，“前后屯失守，宁远孤悬二百里外，四面阻敌，防御极难，且寇氛日迫，三辅震惊，宜撤宁远，令吴三桂统边兵守山海关，即京师有警，关门之援可旦夕而至也。”《庭闻录》，卷1，1页。参见《明季北略》，卷20，368页。他们指出：“不独宁远军民欲入关内以图存，即山海军民，亦欲借宁远兵力以自助。请敕镇臣吴三桂料理。”《三垣笔记附识中》，219页。
崇祯将王永吉的奏疏出示给阁臣陈演、魏澡德等人。陈演、魏澡德惊疑，不敢表示意见，却又提出：此议应征求各抚镇将的意见后再定夺。他们私下窃议：“上有急，故行其计，即事定以‘弃地’杀我辈，且奈何？”一语道破了崇祯为人猜忌之深，难怪陈、魏等大臣如此胆怯。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争辩说：“此何时而可顾后患！”《绥寇纪略补遗》（上），36页。参见《明史·吴麟征传》，卷266，6858页。他表示完全同意王永吉的建议。崇祯征询陈、魏意见不得结果，又在德政殿召集科道九卿诸臣会议，讨论撤宁远的事。在众多臣僚中，只有大学士范景文、倪元路、朱元俊等少数几个人支持王永吉的意见，而吴麟征辩论尤为激烈。他说：“宁远当徙与否，该抚镇当于皇上密议之，而辅枢二臣与皇上密议之，委之盈庭，谁执其咎？然臣请任少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难，死法死敌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则夫裹革沙场、横尸西市者，皆赍志而未瞑目者也。宁远一镇(指三桂)一抚，皆当今人杰，臣有三思，不觉汗泪俱下。”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220页。阁部议久不决，他又进一步申明撤宁远势在必行：“宁远孤城，其势必弃。今日弃之为弃地，明日弃之为弃人。弃地已不可，弃地兼弃人更不可。吴三桂勇将宜收用，（不可）委之敌人。今寇旦夕至，若使来捍京师，一举两得。”他要求六科共同署名，但他们相互推诿。麟征气极，独自署名，将这一奏疏交崇祯，但崇祯却扣留了奏疏，不批示，不下发。《明史·吴麟征传》，卷268，6858页。接着，麟征又补充一疏，写道：“边臣不可令有惧心，尤不可令有死心。臣读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惧心，始以裹尸自任，终为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势方张，不早徙近，捍卫京师，何所恃乎！”《庭闻录》，卷1，2页。参见《三垣笔记附识中》。
从吴麟征的奏疏中，我们才得知三桂已给崇祯上过奏章，言词恳切，透露出他孤守宁远的恐惧心情，如奉命坚守到底，势必一死，却也不敢明确说出撤宁远的意见，有“不忍言之意”，立誓效死疆场，马革裹尸，为此，他向崇祯为他的父亲和弟弟乞恩，给予格外关照。很明显，三桂的陈述，已暗示了他主张撤宁远之意。《明季北略》，卷20，368页。
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不能不认识到撤宁远辽兵，集结于山海关至北京近郊一带，是惟一可取之策。吴麟征的疏言，已清楚地阐明撤宁远、调三桂守关的极端重要性。可是，廷臣们囿于以往成见，不知通权达变，以“弃地”为耻，而不顾形势已发生大变，根本不考虑农民军正日益而迅速地逼近京师所造成的严重危机，更出于惟恐得罪于崇祯的明哲保身的私心，顽固反对弃宁远，对吴麟征的疏言完全不予理睬。这时，陈、魏等人又想出一招，建议崇祯召见三桂父吴襄，征求弃宁远、守关门之议。二月十二日《崇祯长编》，卷2，75页，记召见吴襄为二月十六日（乙亥），《平寇志》，卷8，183页及《国榷》，卷100，6025页，记为二月十二日（辛未），今从此说。，崇祯在中左门召见户兵两部和吴襄，征询“弃地守关策”。
吴襄明确而坚定地说：“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
崇祯明知他害怕承担“弃地”的责任，忙解释说：“此朕为国家大计，非谓卿父子弃地也。”话又转到三桂能否对付农民军：“贼势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
吴襄胸有成竹地说：“臣揣贼据秦晋未必来，即来亦遣先驱尝我耳。若逆闯（指李自成）自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献陛下！”
崇祯听吴襄说得如此轻松，不禁笑了，说：“逆闯已百万，卿何言之易？”
吴襄分辩说：“贼声言百万，实不过数万耳。中原乌合，未遇边兵交手战。”他指斥以往诸将所率之兵皆无战斗力，遇农民军非溃即降，以五千人往，就等于给对方增加五千人；以一万人往，则又增加一万人，遂使农民军越聚越多，势力愈加壮大；相反，明兵势力越发衰落下去。他又说，如今农民军屡胜而骄，是因为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他向崇祯保证：“若以臣子之兵当之，直成擒耳！”
崇祯便询问他们父子的兵力：“卿父子之兵几何？”
吴襄忙顿首请罪：“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也。”
崇祯又问：“此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
吴襄说：“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
崇祯很惊讶：“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
“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
话题由兵数转到粮饷：“需饷几何？”
“百万！”
崇祯一听“百万”，不禁吓了一跳。忙惊问：“即论三万（人），何用多饷？”
“百万犹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亩？）庄田，今舍之入内，给何地屯种？额饷少十四（个）月，作何法请补？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今驱以同入（关），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论，百万（两）恐不足以济，臣何敢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