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襄算了这笔“百万”账，崇祯也只好认了，但一想国库空虚，如何能拿出百万两？不禁面带凄色，说：“国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二三十万耳。”《绥寇纪略补遗》（卷上），36~37页。
吴襄这番议论，竟是信口开河，大话连篇，崇祯却被他说动了心。这些年来，官兵越剿杀，农民军仍不见减少，却日益发展，官军也越败得惨，不可收拾。吴襄所列举官军败绩，不足以对付农民军，多少也道出了些实情。另一方面，吴氏父子所领“边兵”毕竟没同农民军作过战，他吹嘘他的儿子三桂敢战，能擒住李自成，这肯定会给崇祯留下深刻印象。但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撤宁远援京师，吴襄作了否定的回答，弄得崇祯又没了主意。
尽管崇祯已有撤宁远的想法，也得到了京外许多督抚的赞成，但以陈演、魏澡德为首的廷臣们仍抱定“弃地非策”的主见《流寇志》，卷9，149页。，声明：“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就是怕崇祯事后以“弃地”论罪，所以咬定不能撤。《明史·吴麟征传》，卷268，6858页。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79，1375页。议撤宁远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月，由于阁臣们反对，崇祯自己也不愿承担“弃地”的责任，就把这件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给压下去了。
误了宝贵的时间，失去了良机，京师终于无可挽救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农民军已兵临宣府城下，正向京师逼近。宣府距京师五六百里，指日可达。告急文书传来，举朝惊慌。崇祯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问“战守之策”。诸臣默默无语。崇祯叹了口气，愤愤地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说完，拂袖而起，恨恨地离座而去。《石匮书后集》，卷1，36页。
随着形势的急速恶化，京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一起谣言，说吴三桂投降了清朝。廷臣不胜惊惧，崇祯急忙询问吴襄，核实此事。吴襄很肯定地说：“三桂忠孝，必不至此。”经此解释，崇祯和廷臣才放下心来。《明季北略》，卷24，“流寇大略”；参见《国榷》，卷100，6065页。
面对极其危险的局势，廷臣们仍无一言可进。京外督抚大都认为撤宁远援京师为便，崇祯这才后悔不用吴麟征之议，赶急把扣留的奏疏发下，决定弃宁远以卫京师。为了挽救覆亡的命运，他不惜用重赏、高爵位来激励将士用命。三月四日，崇祯手诏赐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与三桂同封的还有左良玉、唐通、黄得功，皆封伯，后又补封刘泽清为“平东伯”。另给刘良佐等二十余员将官晋级。
六日，崇祯下令弃宁远，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入京“勤王”。《流寇志》，卷9，152页，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97，1379页。崇祯发出征召全国兵马“勤王”，却几乎无人响应。刘泽清谎报坠马，脚受伤，借故不奉诏。吴三桂、王永吉等离北京远，何时发兵，尚不得而知。只有唐通部离北京近，率八千人马先到北京。这真是杯水车薪，怎能救得了明朝的危亡！况且唐通其人“口辩无勇略”，也是无济于事的。《明史·曹变蛟传》，卷272，6981页。崇祯视之如救星，当即给予重赏，封“定西伯”。唐通慷慨激昂，表示不辱君命。不料他与监军太监杜之秩率部赴居庸关防堵农民军时，投降了李自成，居庸关不守而破。此关是北京的门户，农民军一无阻挡地直趋北京。
崇祯直到农民军已临近北京门户才下令撤宁远，征召吴三桂等入援，可惜为时太晚了。明政权已亡在旦夕！
吴三桂一直焦急地在等待撤宁远的命令。他先得到赐封的喜讯，当然感到高兴。他以33岁之盛年得封平西伯，这在他的仕途上无疑又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此刻，他确是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然而，在他短暂的兴奋之后，不能不想到，崇祯这次破格优赏意味着什么，他凭自己多年的经验，意识到崇祯慷慨加封必有用自己之处。再深入一层想一想，他感到形势变得严重起来，已到了十分危机的程度，否则，崇祯怎么会突然把“平西伯”的赐封加到自己身上？他身居辽东，封号不加“平辽”、“征辽”字样，却加了“平西”两字，这不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准备打西边的农民军吗？果然，崇祯特使太监谢文举星夜驰至宁远，向他下达了征召“勤王”的旨意。三桂当即拜诏，感激皇恩浩荡，不敢怠慢，立刻部署撤离事宜。与此同时，王永吉奉命出关，督率关外宁远军民入关。
吴三桂所部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夷丁突骑数千，尤骁悍”徐鼐：《小腆纪年》，卷4，45页。。如果仅是撤军，自然容易，但还要撤走当地百姓，就麻烦多了。三桂生长于辽东，他的部属也多系辽东人。由于长期同清兵仇杀，一旦失去辽兵和三桂的保护，处境可想而知。所以，辽民和士兵家属不愿留在宁远。三桂也不能不为他的部属着想，便决定把宁远及其附近的兵民全部迁入关内。尽管形势紧急，刻不容缓，他“迁延不即行，简阅步骑”，为准备撤退仍耽搁了数日佚名：《四王合传·吴三桂传》，载《荆驼逸史》。。撤离诸事完毕，约在三月初十日或稍后，三桂率军民五十万众明清官方文献及私人著述，多记为百姓50万，此数显然夸大。《国榷》，卷100，6040页载：“三桂徙二十万众。”此说近似。又，撤离宁远时间，史无记载，以三月六日下达撤宁远令计之，可知正式撤离时间当在十日稍后。，遗弃明朝苦心经营近两百年的宁远孤城，向山海关进发。百姓离家乡随军逃难，妇幼老少啼号，拥塞于道，每天行路不过五十里。此时，三桂如急国家所急，本来可以选出精锐，亲率他们兼程疾驰，就像当年袁崇焕驰赴北京解后金兵之围那样，是能够早日抵达北京的。可是，他仅以部分步骑兵先入关，他自率精兵殿后《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5页。，随百姓缓缓行进，看来他并不急于进兵。如为护卫百姓安全，免遭清兵袭击，不能疾行，也不无道理。事实并非如此。清兵破了中后所等三城，很快撤军，没有占领。因为中后所三城处于山海关与宁远之间，清朝担心腹背受敌，宁可弃城而不守，仅对宁远施加军事压力，时加侦探。这次宁远军民撤离，一路上没有受到清军的阻击或拦截，任其离去。事后才得知，防守锦州的清将艾度礼等从“逃人”口中获悉：“宁远一带，人心震恐，闻风而遁。”至三月十六日才将这一消息传达到沈阳，当即决定“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清世祖实录》，卷3，21页。，可见清朝在得知吴军撤离宁远后，并没有追击或拦截他进关的企图，也没有立即夺取宁远的企图，而是作为准备，等到四月时再进兵。因此，可以认为，三桂颇有意拖延时间，不愿意捷足先登，他宁愿让其他各镇兵先行北京与农民军一战，而后坐收渔人之利，既保全了自己的实力不受大损失，又得与各镇总兵分享“勤王”之功。从宁远至山海关两百里，骑兵日行可达一百余里，如日夜兼程，一日夜便可到达山海关。三桂并没有这样做，在路上行了五天左右，迟至十六日才入关，而农民军先头部队已过昌平，进入北京郊外。三桂还是不急于进京，特向朝廷兵部“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各史书均载吴三桂率宁远军民于3月16日入关，但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2“关宁调援纪事”，记为三月十三日，又指出三桂要求“安歇家口五日”，救京师“遂无及矣”。。救兵如救火，崇祯虽心急如焚，又有何办法！
吴三桂与宁远军民进了山海关，总兵高第接应，将百姓分驻在山海关附近昌黎、乐亭、滦州、开平等各州县。他“犹豫不进”，又迫于君命难违，只得率所部继续向北京进兵。《明史·流贼》，卷309，8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三月二十日，抵丰润，恰与李自成派来攻滦州的降将唐通、白广恩遭遇。三桂挥军将他们击败，收降八千人。《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5页。
北京已于前一天即十九日被农民军攻破，崇祯走投无路，登煤山，吊死于寿皇亭下。
这的确是历史上一大悲剧。倘若及时把吴三桂及各边镇劲卒悍将调到北京，至少会延缓悲剧的发生。事情就坏在那些掌实权的阁臣一再贻误时机，崇祯优柔寡断，刚愎自用，重用太监指挥守城，自取灭亡。崇祯至死也不承认自己有失误，还发出“文臣人人可杀”的切齿痛恨。这遗恨不过换来后人的几声叹息罢了。
北京失陷的消息，很快传来。吴三桂在震惊之余，感到进京“勤王”已无实际意义，便拨转马头，回师山海关。《明季北略》，卷20，368页。至此，三桂“勤王”无功而终。何去何从，三桂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
九、徘徊关上
吴三桂入卫京师不成，返回山海关屯驻。他焦灼、苦闷；往事、眼前的种种事变，都涌上了心头……
自投身行伍以来，三桂一直驰骋于辽西大地，与清兵长年周旋。他以防边固疆自任，自恃关隘坚固，加之辽兵勇悍，料清兵也难以突破。他忧虑过时局艰难，却不曾想到农民军会如此迅速地把建都达两百余年的北京攻破，也不能想像庞大的明兵和众多如云的将官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昨天，他还是堂堂的总兵官、平西伯，而今天，君王是亡国之君，他是亡国之臣。他又想到自己的家，父母与妹妹等亲人三十余口尚在北京，生死未明，吉凶未卜。一阵阵悬念而产生的隐忧撕扯着他的心。他这时才感到自己真成了一个无国无家之人。他想到这里，不禁茫然，悲从中来。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想到死，不会以身殉国。要知道，他才33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为什么要想到死呢？他还是一军的统帅，掌握四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其中有三千余人还是他吴氏的子弟兵，凭借这个资本，他自信还会有作为的。今后怎么办？他徘徊不定，心里尚无定算。投清吗？这一出路不能不在他思想中闪现过，但回顾以往他对清的一贯态度和他的基本思想，这时他不会想得那么多，或者可以说，他把这一想法暂时排除了；投农民军吗？谁知道李自成能否立住脚跟，建立一代新王朝？再说还不清楚李自成对自己的态度，眼下也不能考虑。三桂正处在明清政权换代的十字路口，在他眼前摆着的这两条路，他必须做出选择，寻找出路。他感到目前形势变化莫测，鹿死谁手，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三桂估量了各方面的力量，权衡利害得失，还是采取了静观形势变化的态度。他要等待形势明朗，并且稳定下来以后再作打算。他觉得此着不失为万全而保险之计。所以，他在山海关按兵不动，暂不采取任何行动，重要的是，等待时机。
果如所料，吴三桂选择的时刻很快来到。这就是李自成主动向三桂采取行动，向他发出了招抚的信息。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各镇将皆降，三桂道未通”钱：《甲申传信录》，“借兵复仇”，卷8，139页。，这引起了李自成的注意，他意识到了占有山海关的重要性，志在必得。他曾派明降将唐通、白广恩率部东攻滦州（河北滦县），作为夺取山海关的第一个步骤。唐、白的进攻没有得逞，被三桂击败，退回北京，三桂也没有追击，仍驻师关上。李自成最担心的是，驻兵山海关的吴三桂何去何从，对大顺政权至关重要。他深知三桂和他的辽兵都是勇兵悍将，实为农民军的一支劲敌。山海关距北京七百里路程，又跟清兵一关之隔，近在咫尺。因此，三桂进，可威胁北京；退，可凭山海之险固守；逃，可举足即至清兵营中。如若两者联合起来，将置农民军于险境。李自成想到三桂及其辽兵的存在，寝食不安。有一次，他带着忧虑的心情对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说，“山（西）陕（西）、河南、荆襄（湖北）已在掌握之中，大江以南传檄可定，惟山海关吴三桂是一骁将，当招致麾下，而辽东劲敌又使我衽席不安。”孙旭：《平吴录》，参见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吴三桂始末”，卷5。如何解决山海关的问题，只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用武力夺取，直至彻底消灭吴部；二是和平招抚，避免流血战斗，这对农民军最为有利。他的心腹谋士顾君恩献计说：“闻南方立藩王皆不足有为，惟山海关外不可无虑，宜储饷练兵以待之。”自成赞成他的意见：“吾亦以此为虑耳。”《甲申朝事小纪》，“李自成始末”，卷3。但自成不想动用军事力量，争取政治解决。此举堪称明智。这一解决办法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象征明政权的北京被占领，亦宣告它的统治垮台，人心向着大顺政权，已是大势所趋，原明将吏非降即死，三桂不能自存，也势必走投降这条路。李自成以为招降吴三桂是很有把握的。
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农民军入北京的第三天，李自成召见从狱中放出原职方司郎中张若麒等人。他在明与清松山决战中负有战败之责，被捕下狱，这时他极力申诉自己的督战之功，并表示投降农民军。李自成当即授他为山海关防御史杨士聪：《甲申核真略》，1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其目的是让他做吴三桂的劝降工作。三桂称张为“老师”，关系密切，有助于劝降。此人后来经三桂介绍，投降了清朝。《甲申核真略》，35页。这说明三桂对待他是很友好的，而由他出面劝降，对三桂一度欲降农民军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自成还“令诸降将各发书招三桂”，对他施加影响。《甲申传信录》，“借兵复仇”，卷8。
接着，三月底，李自成派唐通率所部，携犒师银四万两，前去山海关赏赐辽兵。同时，特授明降官左懋泰为兵政府左侍郎与唐通协守山海关，又派出将吏各一人携白银万两、黄金千两、锦币千端赏三桂，另有敕书一通，封三桂为侯。《平寇志》，卷10，228页。
三桂的父亲在北京已被农民军逮捕，自成令他给儿子写信，劝其来降，信全文如下：
汝以皇恩特简耑阃，非真累战功历年岁也，不过为强敌在前，非有异恩激劝不足诱致英士。此管子所以行素赏之令，而汉高（祖）一见韩（信）、彭（越）而予重任也。今尔徒饰军容，巽懦观望，使李兵长驱深入，既无批亢捣虚之谋，复无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已失，天命难回，吾君已矣，尔父须臾。呜呼！识时事者可以知变计矣。昔徐元直弃汉归魏，不为不忠；子胥违楚适吴，不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为子胥难，为元直易。我为尔计，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骄愤，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僇辱，身名俱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语云：知子莫若父。吾不能为赵奢耳，尔殆有疑（赵）括也。《流寇志》，卷11，《国榷》，卷100，《明季北略》，卷20等书均载此信全文，字句略有出入。此据《国榷》之文照录。
世传此信出自牛金星的手笔。观其信的口气，大加训示三桂，博引典故，极力劝诱投降，完全表达了李自成劝降之深意。如父子间通话，似不至如此写法。看来，此信为牛金星所写应是可信的。牛金星起草，吴襄照抄，以取信三桂。
吴襄掌握在农民军手中，对劝降三桂起了直接作用。在授意唐通和吴襄劝降三桂前后，李自成还曾派原明密云巡抚、降李后任兵政府尚书的王则尧等不断进行劝降的活动。以巡抚李甲和兵备道陈乙为使，“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甲申朝事小记》，“吴三桂始末”，卷5。。
三桂安顿好来使，便秘密召集诸将官商议是否向李自成投降。本来，他对李自成招降很动心，已“忻然受命”《甲申传信录》，“吴三桂入关之由”，卷8。。三桂突然改变立场，欲与过去的死敌农民军握手言和，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效忠的大明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李自成的大顺朝将取朱氏王朝而代之，成为中国的新的主宰，只有依附于这个新政权，才有自己的出路。而且自成给予的条件的确是再优厚不过的，礼遇有加，这对三桂来说，正是多年来他所追求的东西，一朝到手，心里亦感到满足。他还顾虑到父母亲属生命及家产均系于农民军之手，如投降，不仅保全一家生命财产，而且不失荣华富贵。此时，三桂所部严重缺饷，急需补充，不然，将士们就会动摇，乃至瓦解。三桂将士在宁远时已缺饷十四个月《小腆纪年附考》，卷4。，处境很困难，而现在李自成送饷到门，恰似雪中送炭，何乐而不取！从眼前考虑，投降农民军大有好处。否则，一切就会化为乌有。三桂经过深思熟虑，已有投降的定见，却不明说。因为他顾虑部下的想法能否跟他一致，特别是在当前政局激烈动荡的时候，人心混乱，还摸不透他们的真实打算。所以，他要先试探部下的思想动向。他故意问诸将官：“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籍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
诸将官默默无语，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三桂连问了三次，还是没有一个人敢表示意见。三桂以逼人的目光环视了每个将官的脸，语调沉重地说：“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说到这里，三桂提高了声音，斩钉截铁地问道：“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
三桂咄咄逼人的追问，诸将官心中不由得一惊，好像如梦初醒，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个声音：“今日死生惟将军命！”诸将官已表态一切惟三桂之命是听，他这才宣布决定；正式接待来使，投降农民军。于是，“报使于（李）自成，卷甲入朝”彭孙贻：《流寇志》，卷11，177页。关于吴三桂是否投降李自成，史籍记载颇有歧异。考之史实，三桂降李确有其事。参见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三桂由忠明转而投向农民军，这一根本转变，完全是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八成支配着他的性灵的主要成分，是贪求尊荣的心理，其次也就是不见得高尚的个人动机”魏特：《汤若望传》，214~215页。。
李自成得报三桂投降，很是高兴，便乘势给明将左良玉、高杰、刘泽清写去劝降信：“大顺国应运龙兴，豪杰响附，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朕嘉其志，俱赐彩缎、黄金，所将兵卒给四月军粮，俟立功日升赏。”《平寇志》，卷10，227~229页。
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桂为殉难的崇祯帝及其后妃治丧，全军缟素举哀。他虽然决定投降农民军，还要以此举动表明自己不忘明室对他们一家的恩情。
治丧之后，吴三桂将山海关交唐通守御，自率所部进京谒见李自成。约四月初，军至永平（河北卢龙县），“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吴三桂纪略》。。四日，抵永平西沙河驿，遇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三桂询问父亲的情况，家人禀告：父亲已被捕。三桂没有在意，说：“此胁我降耳，何患！”又问到他的爱妾陈圆圆，家人以实相告：陈圆圆已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庭闻录》，卷1，“乞师逐寇”。。与此同时，三桂派往北京密探其父消息的人也报告说，父亲正在被拷追赃。据《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说农民军在北京提拿大批勋戚文武大臣，拷掠追银，吴襄也在其中，“拷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还有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秘密出京，“将京中一应大事”，向三桂“一一诉禀”，并说：“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三桂听了这些情况，“不胜发竖”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尤其是陈圆圆被掠，对他刺激更大，深感奇耻大辱，好像挖了他的心头肉，不由勃然变色，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地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庭闻录》，卷1。他不假思索，当即下令停止前进，挥师返山海关，一改“秋毫无犯”的保证，一路“纵掠”，直奔山海关而来……正是：
恸哭六军俱缟素，
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圆圆曲》）
吴襄被捕，圆圆被掠，这都是事实。此事还须从头说起。李自成率农民军一进入北京，就采取一项重大行动，即对京中各级官吏实行追赃派饷，予以无情地打击。从三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五、二十六日，农民军“遍街提士大夫”《三垣笔记附识中》，230页。，以大册登记姓名，每一百人为一组，由八名骑兵武装押送到各营拘禁，从早到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甲申核真略》，23页。。追赃助饷，是从翰林官开始的。当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发现一翰林家藏巨金时，便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其后，明官吏“被刑拷”，追赃银，向农民军助饷，即由此而起。《甲申核真略》，22页。二十七日，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起用的，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自刘宗敏寓所以下，各处兵营、勋戚名官之家，甚至在路旁街边，“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派饷的具体数目，按等追缴：中堂官即原明首辅、大学士一级的官，须出白银十万两，各部院、京堂、锦衣官为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官为五万、三万，翰林官多则为三万、二万，少则为一万，各部属员以下的，均以千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已。”至四月一日，追赃刑拷扩大化，“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据亲眼目睹的杨士聪说：刘宗敏所居府第有三个大院，每院落被夹的有百余人。这三百余人中，缙绅占十分之一二，绝大部分是史馆办事、卫幕杂流、指挥千百户、各衙门办事人员，及各部书办等基层小官。他们被夹，有哀号的，有不能哀号的，“惨状不忍见闻”。凡已被夹死，然后用绳子拽出去，“不啻千余”。上述三百人尚未被夹死《甲申核真略》，30页。参见《明季北略》，卷20，355页。。“夹棍”，这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它是农民军进京后新造的，夹棍皆有棱，且用铁钉相连，用此棍夹人，“无不骨碎立死”。京中原明朝各官凡受此刑者，很少有活命的。《甲申核真略》，22页、25页、26页。
吴襄自为御营提督，自然不能幸免。李自成为了要挟三桂就范，是把吴襄一家作为人质收系的。他们被拘禁于刘宗敏寓所，也同样受刑追赃。当时刘宗敏负责追赃，大部分明官都被拘禁于他的寓所。对吴襄拷掠的说法不一，有的说，“其父（吴襄）为贼刑掠且甚”《甲申传信录》，卷8，“借兵复仇”。；有的说他被“拷掠甚酷”《三垣笔记附识中》，232页。；甚至还有的说“已受闯贼刑法将死”；有的说他“被获将夹，复宥而宴之”《甲申核真略》，29页。。关于追饷数目，也有种种说法，一说向吴襄“索饷二十万”张怡：《溲闻续笔》，卷1。，一说他被拷打，只凑了五千两白银，交给了农民军，而索饷确定额数不得其详。如此等等。考之史实，吴襄被捕已无疑问。又据三桂派往京中密探消息的人证实，他的父亲被刑拷，追赃银；再有吴襄密派旗鼓官傅海山向三桂密报他“受闯贼刑法将死”。可以肯定，这些当事人所报不无夸大成分，就基本方面，当属事实。这就是说，吴襄受刑追赃，同样是没有疑问的。但从吴襄及其家属既无生命之危，也没有致残来判断，可知吴氏一家受刑不重，派饷数目也不大。当李自成需要利用吴襄劝降三桂时，就把吴襄释放，甚至宴请他，也是可信的。吴襄深知自己“终不免，遗人贻书于子（三桂）”《甲申核真略》，29页。。明里“遗书”招降，暗中“遗书”三桂速来“救父”。
刘宗敏逮捕和拷打吴襄，除了追赃，还勒令他交出陈圆圆。搜求美女，这在农民军中已不是个别事例。农民军进入北京，一方面大肆追饷，一方面也抢劫美妇艳女为妾，极尽享乐之事。身为农民领袖的李自成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一进北京，就住到皇宫，“即唤娼妇小唱梨园数十人入内”赵士锦：《甲申纪事》。，将宫中掌书宫女杜氏、陈氏、窦氏、张氏占有，而窦氏尤受宠爱，号曰“窦妃”。他还把宫女集中起来，分赐给随来诸将，每将各三十人，如牛金星、宋献策等要人都各得数人。《小腆纪年附考》，卷4。参见《明季北略》，卷20，348页；《国榷》，卷100等书。他批准将戚畹家妇女分给各队营长，按册配给，不拘老少，有子女的也一并随养，有的得到一个年少而貌美的，就兴高采烈地抱到马上；有的得到年龄大或相貌丑的，也无可奈何。《甲申纪事》，参见《甲申核真略》，33页。
农民军的领袖们自李自成而下，一进入繁华大都市，便追求享乐。李自成入居皇宫，各将帅则“分居百官第”，如刘宗敏占都督田弘遇府第，李过占都督袁祐府第，谷可成占万驸马府，田见秀据曹驸马府，李岩占嘉定伯府等等。“其余多踞富民巨室”，有的甚至还“占其妻子”《平寇志》，卷9，207页。，“子女玉帛尽供其用”《李闯小史》，卷4，123页。。刘宗敏掠妇女尤甚。他占据皇亲田弘遇府第，《甲申纪事》的作者明工部主事赵士锦被拘于刘宗敏宅，据他亲见，三月二十日农民军进京的第二天，他在刘宗敏的宅前，看见一位长得漂亮、衣着艳丽的少妇，同数十名女人随之而进入刘宅，这些女人都是田弘遇家的媳妇。她们中除了被刘宗敏占有的，其他都被营队长及其部属分占。有的明官为逃脱助饷、保全身家性命，竟以赠送美女来收买农民军领导人或下属将领。如明礼部侍郎杨汝成被夹一天，献出美婢、玉杯、金壶等物，送给农民军一名小军官王旗鼓，便被释放。《流寇志》，卷11，75页；参见《明季北略》，卷20，355页。这说明追赃者受赃，已乱了纪律。著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曾被引见“二王爷”刘宗敏。他在第一个室间内看见明朝许多高级官员正在受刑拷问。刘宗敏见他来时，“登时就把屋内正在献技之女优、女伶驱至屋外”杨丙辰译、魏特著：《汤若望传》，第7章。。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等领导人尚且如此，其部下所为亦可想而知。农民军刚进北京城时，纪律尚好，但很快就变得败坏，往往到夜间，“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奴女，民始苦之”《甲申纪事》。。
陈圆圆之美，京中尽人皆知。刘宗敏据田弘遇宅，当然不能放过她，必搜求而后已。田弘遇下江南时，同时以重金买来陈圆圆、杨宛、顾寿等名妓。刘宗敏一入田宅，就把她们挟为己有。杨宛曾对人言：她与圆圆同时被宗敏所执。杨宛不甘心，化装成乞丐，携带田家幼女离京南下。到了南京近郊，遭到强盗污辱，抗拒不从而被杀害。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陈圆圆、顾寿也与男优“私约”潜逃，但事行不密败露，刘宗敏大怒，将七名男优抓回一并处死，但顾寿已逃，刘宗敏没有抓到陈济生：《再生纪略》。，而陈圆圆“为刘宗敏所挟去，不知所往”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9。史传陈圆圆为李自成掳去，误。又，近世有否认刘宗敏掠圆圆之说，亦误。参见陈生玺：《陈圆圆事迹考》，载《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吴梅村《圆圆曲》：“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恰是形象地道出了陈圆圆被劫的事实。
李自成在向北京进军过程中，宣布“三年免征”，兵士又无固定军饷，皆靠没收和抄掠明室宗亲、勋戚，以及富豪、官僚的家产来维持财政开支。进京后，又继续以追赃的办法，抄官门之家和没收宫中储藏金银来获得财政来源。因此，士兵“皆资掳掠，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甲申核真略》。农民军实行这一政策，大规模追赃派饷，毫无疑问，是对官僚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它表现了广大农民对封建统治者的无比痛恨。当他们一进入北京，看到这些寄生虫的奢侈腐化的生活，其仇恨的怒火如火山一般爆发出来，对他们实行毫不留情地打击。从本质上说，这是农民革命性的自发的反映。
但是，李自成把这种对封建统治者的仇恨和打击给扩大化了，不分主次，竟殃及一般富裕人家，甚至连平民也遭到抢劫，是完全错误的。虽然历史记载皆出自地主官僚及其文人之手，其中不无失实甚或污蔑之词，但仍能透露出农民军在北京的过火行动，触犯了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只能使农民政权陷于孤立。而抢财物、掠美女，也是不得民心的。农民军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们，过早地追求享乐，腐化了本身的战斗力，他们除了整天的追赃派饷，搜求财物，占女人，忙于登基大典的筹备，却不知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亟待处理。误了时间和机会，以致招致迅速地覆亡。诚为可惜！严格地讲，农民军在北京所作所为，还停留在打家劫舍的低水平的斗争上。李自成等不像是一个创业之君，说他是一个只图痛快一时，而无远谋的草莽英雄也不算过分。难怪那些降农民军的官僚士大夫无不大失所望，后悔不该投向这个新政权，因而对农民军这个新政权不予支持。李自成、刘宗敏盲目蛮干，连吴三桂的家也给抄了，父母亲属都被拘禁，爱妾陈圆圆也被劫掠。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绝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农民军严重伤害了三桂一家的切身利益，他当然不能置若罔闻。他出身行伍，是在同清（后金）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员骁将，他年岁正轻，血气刚烈，在君死、亲人蒙难、爱妾遭人凌辱的情况下，他怎能忍辱再投向李自成！同时，纷纷传来的农民军在京大规模追赃派饷、严刑拷索的消息，更使他望京师而却步，岂肯自投罗网，前去束手就擒。他本来就忠于明室，当世公认他对父母至孝，迫于形势，为保父母生命，不得不接受农民军的招降，而此刻父母遭难，爱妾被占，顿时把他的勉强投降的信念击得粉碎，想到国仇家恨，怒火中烧，他再也按捺不住对农民军的极端仇恨，对部下说：“我不忠不孝，尚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拔刀欲自刎。部将们急制止，说“将军何至此？吾辈当死战”！《国榷》，卷101，6071页。于是，他发誓“讨贼”，誓与农民军不两立！
吴三桂降而复叛，是李自成、刘宗敏等人的非常错误的政策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而这个恶果又直接迅速地导致了李自成悲惨的结局。
吴三桂怀着满腔愤怒，于四月四日突然返至山海关，向唐通部发动袭击。唐通受自成指使，曾给三桂写过招降信，“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流寇志》，卷11，178页。。虽然三桂没有回答他，却根本没料到三桂会中途变卦，毫无防备，仓促迎战，被吴军杀得人马几尽，仅剩八骑逃还北京。《国榷》，卷101，6909页；参见《平寇志》，卷10，235页。山海关重新被吴军占领。三桂率部返回关上，人们对这一事变都感到突然，不免惊惶。关城乡绅佘一元写诗记其事《临榆县志》，卷9，《舆地编·纪事》4，佘一元《叙旧事诗》。：
吴帅旋关日，
文武尽辞行。
士女争骇窜，
农商互震惊。
二三绅儒辈，
早晚共趋迎。
……
三桂返回关城后，决心征讨李自成。他陈兵演武场，举行阅兵誓师，激励将士的战斗意志。他的兵力，已达五万人《临榆县志》载佘一元诗：“关辽五万众，庚际呼如何”。又，程儒珍《关门举义诸公记》云：“甲申四月，吴三桂奉召入援，兵五万，号十五万。”佘、程两人均是当时人，为其亲见，故言吴军五万可信。。在他的激励下，这支数目可观的战斗部队，已显示出一股敢战勇斗的气势。三桂的这一举动，博得了当地士绅的欢心，他们“饷以牛酒”慰劳吴军。有诗为证：
一朝忽下令，
南郊大阅兵。
飞骑唤吾侪，
偕来予参评。
壮士贯甲胄，
健儿拥旆旌。
将军据高座，
貔貅列环营。
相见申大义，
誓与仇雠争。
目前缺犒赏，
烦为一赞成。《临榆县志》，卷9，《舆地编·纪事》4。
三桂得意地问他们：“我兵何如？”众乡绅们都说：“真天兵也！”又问：“可杀李贼否？”这时，大家把目光移向了李自成派来的两名使臣，一个叫李甲，官巡抚；一个叫陈乙，官兵备道。李、陈是来劝降的，到这时，尚未离开吴营。他们俩虽觉得气氛不对头，料吴三桂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当三桂问乡绅们：“可杀李贼否？”众乡绅以李、陈在座而不敢答，他出其不意下达命令：立斩李甲，割下首级祭旗；割下陈乙两耳，放他回京，让他传话说：“令李贼自送头来！”孙旭：《平吴录》。参见佘一元：《山海关志》。三桂的这番勇气和魄力，赢得了一军的赞叹：“吾帅忠孝人也！”《甲申传信录》，卷8，144页。
三桂同李自成彻底决裂，给父亲吴襄写了一封绝情的信，其文曰：
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己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素绱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明季北略》，卷20，369~370页；参见《流寇志》，卷11，176页。其他各书所记，仅个别文字有差异，内容相同。又，三桂写此信时间，史籍多不载，有的记载含混或不确。如《国榷》，卷100、《平寇志》，卷10均载三桂写信为三月二十九日，而载吴襄致三桂的信为三月二十七日（乙卯）。父子来往通信仅两日之隔，计北京至山海关为七百里，当时无论如何两天不能往返。故三桂绝父之信当在拒降袭山海关之后，即《明季北略》所记，应是四月四日写信，四日（丙寅）自成得信，一怒而兴兵致讨。此说近似。
吴三桂的这封信，明里是针对父亲，实则也是针对李自成、牛金星等农民军领袖而写的。他直斥父亲隐忍偷生投降，对他训以非义，断然表示拒绝，并宣布自写信之日即与父亲断绝关系，即使李自成将父亲置于油锅或菜板之上，他也毫不动心，义无反顾。这封信不仅与父诀别，而且也是同农民军的彻底决裂。三桂是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倾注了他的全部心声，悲壮慷慨，气冲霄汉，读来有撼人心肺的气势。
四月六日，李自成刚刚得到他的使臣被三桂处死的消息，十分震惊，转而大怒，余怒未息，九日又得三桂绝父的信，当即“徘惶失据”《国榷》，卷100，6065页。。他感到事态严重，便责备刘宗敏不该拷掠吴襄，为了补救失误，悄悄地把他从狱中放出来，还宴请他，“厚加抚慰”，以示笼络。《甲申传信录》，卷8，140页；吴伟业：《鹿樵纪闻》，“西平乞师”，卷下，216页。但为时已晚，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这时，不断传来吴三桂募兵备战“讨贼”的消息。李自成别无选择，招降不成，只有兴兵致讨。
十、关键选择
吴三桂斩杀李自成使臣，与父诀别，从而彻底断绝了同农民军的讨价还价，公开宣布“讨贼”，向各处散发告示，写道：
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吴示：为复大仇，歼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剧寇披昌，往代未有，凡属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殒心！今义兵不日来京，尔绅衿百姓，须各穿缟素，协力会剿，所过地方，俱接应粮草，务期罄捣巢穴，纤介无遗。庶使克复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明季北略》，卷20，374页。
这篇告示已表明他与农民军为敌的原则立场，使自己陷于孤立，腹背受敌；西有李自成的农民军威胁，关外之东有清军压境。虽说三桂及其所部辽兵善战，毕竟力量不足，无法抗拒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此时，他又一次面临着十分困难的选择，既然投向农民军这条路已堵死，剩下的选择是否投向清朝。他在同农民军彻底决裂时，尚未想到投清，而是自任“讨贼”之责，以报君父之仇。他在山海关“传檄远近”，号召和动员人们同他一起对抗农民军。他召集溃散的士兵及唐通的部分降兵，约二万人《三垣笔纪》，232页，载三桂“募兵7千”；《甲申传信录》，卷8，114页，载三桂“共收兵1800人”。《庭闻录》，卷1，载三桂收溃卒，降唐通兵“约2万人”，加上原兵马3万，合为5万。，加上原有的三万人，总计五万余人。显而易见，只凭这些兵力，仍然无法同久经战阵的农民大军相抵抗。三桂充分地估计到李自成不会放过他，迟早会来攻关的，他很忧虑双方力量悬殊，“众寡不敌”《庭闻录》，卷1。。他几经与诸将官讨论对策。有人提出“借兵”之策：“莫若请北兵（即清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向三桂进“请兵”之策者，多不见载史籍，如《甲申传信录》，卷8，144页则道其姓名为部将胡守亮；《平吴录》另载此策为部将方光琛所提。又据三桂说：文官童达行也是当时的核心人物之一。见《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31页。三桂极欲自存，报仇心切，除此。别无良策。后来，他曾回忆：当时“正值闯贼构乱，召卫神京，计不能两全，乃乞师本朝，以雪君父大仇”《平西王吴三桂传》。。这是吴三桂的自饰之词。实际上他是在报君父仇的旗号掩饰下，为了一己之私，转而乞请清兵。
吴三桂从一度短暂的降李迅速转向请清兵，这是他的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机。促使他根本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报复农民军对他的家庭的触犯，陈圆圆被劫，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在的思想因素。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因素不予重视，往往批判封建史家夸大其词，误把一个女人被劫当成三桂投降清朝的主因。固然封建史家不能正确解释历史，而今反其道而论之，亦不见得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一个人来说，客观环境、本人出身、家庭状况等诸种情况从来就是决定他（她）的政治思想倾向的基本因素。人是有血有肉、赋予感情的具体人，性格、品行、某个时候的感情、心理状态无不对其行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人的一喜一怒，一动一静，都可能改变某种既定的行为。尤其在大事临身的紧要关头，这种情绪无不起着某种哪怕是微弱的制约作用。吴三桂处在选择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他的心情既复杂而又动荡不定。心理上的，感情上的，性格上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他作出选择。如果说三桂置国亡家破、父亲遭难于不顾，却为了一个女人而变脸，显然是不正确的。然而，在他本来心非所愿地投向李自成时，骤然得知自己所爱为刘宗敏劫夺，感情上不能不受到猛烈刺伤，深感蒙受耻辱，由感情上的创伤进而激成暴怒，一变而为复仇心理。如他所说：“大丈夫在世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面目立于世上！”就是他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于是，一瞬之间，政治态度骤变。这就是说。陈圆圆被劫一事在他的感情上起了催化、激愤的作用。吴梅村《圆圆曲》说他“冲冠一怒为红颜”，是讽刺他为了一个女人而投了清朝。但这句话却点明了此事对三桂感情的刺激之大。无须解释，刘宗敏劫陈圆圆只能激起三桂对农民军的仇恨，而仇恨一经产生，便无法再弥合他与农民军之间的感情联系。反过来说，刘宗敏为了占有一个女人，不惜拷掠吴襄，而完全不顾及三桂，这不是自坏大事吗？陈圆圆与三桂对农民军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所以，刘宗敏占有圆圆，不能说只是一个女人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重大的政策与策略的原则问题。李自成、刘宗敏因小失大，最终把三桂推向了清朝一边，不是很可悲吗？参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写道：刘宗敏“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刘“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此事“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此论甚确。这千古遗恨，又能怨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