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桂得知清军已至欢喜岭，还不见清军行动，又急忙派出山海关士绅冯祥聘、吕鸣章、曹时敏、程邱古、佘一元五人代表民意前去敦请。佘一元曾作叙事诗数首，专记此事经过，其中一首写道：
清晨王师至，
驻旌威远台。
平西（三桂）召我辈，
出见勿迟回。
冯吕暨曹程，
偕余五骑来。
相随谒摄政，
部伍无喧豗。
范（文程）公致来意，
万姓莫疑猜。
煌煌十数语，
王言实大哉。
语毕复赐茶，
还辔向城隈。《临榆县志》，卷8，18页。
这首诗真实地记叙了他们五人面谒多尔衮的详细经过。佘一元首先点明清军在二十二日晨已到欢喜岭，三桂委托他们代表他去见摄政王多尔衮，并嘱他们速去速回，透露出三桂的急迫心情。他们到了威远台，多尔衮立即接见，还有范文程陪同，“赐坐赐茶，款接温蔼”《临榆县志》，卷21，“事实篇·乡型”。。范文程向他们说明清军此次出兵的意图，请他们转告山海关军民不需“疑猜”。多尔衮“煌煌十数语”，无非把他们出征前规定的政策及帮助三桂报君父之仇的堂皇之言解释一番，这使佘一元等五人置信不疑，倍加感激。说完，又一次赐茶，就告辞回关。从诗中所说，已知这次会见短促，因军情紧急，仅“十数语”而罢。
会见结束，多尔衮派范文程随同佘一元五人返回山海关，面见三桂，“晓谕军民”，通告清军即刻入关。范文程是清朝的高级决策人物，他的到来，对三桂是个很大的鼓舞。他跟三桂说了些什么，没留下任何记载。但范一去山海关，三桂即决定面谒多尔衮。这正是多尔衮所渴求的。他迟缓不进兵的目的是，迫使三桂亲自出马，当面把话说清楚。这里面当然包含了诱三桂投降的基本意图。
天已大亮，哨探不断送来农民军正在迅速集结，准备攻城的消息。三桂更是焦急。他感到此时必须亲自走一遭，当面敦请进兵。他点齐十余员将官、精骑数百，三桂出关迎清军的将士人数，各书记载不一，有的说“从数骑”（《鹿樵纪闻》），有的说“将数百骑突围出关外”（《平寇志》），有的更说“自率精锐千余骑出关”（《平吴录》），惟目睹此事的随征朝鲜麟坪大君得其真，说三桂“亲率百骑出城”，此说是（《沈馆录》）。出关“突围”，关上放炮助威，一口气驰至欢喜岭。
多尔衮得知三桂亲自前来，大为兴奋，说：“天下在掌中矣！”《平吴录》。他与洪承畴共同出面接见。
多尔衮问：“此来何意？”
吴三桂斩钉截铁地回答：“请大兵共诛李贼耳！”
“此意果真？”
坐在一旁的洪承畴不等三桂回话，便抢着说：“三桂报君父之仇。岂得不真！”
接着，三桂慷慨而言，“情词恳切”，“声与泪俱下”，力请进兵。《甲申传信录》，卷8，144页。参见《庭闻录》，卷1。
多尔衮不禁为之动容，说：“你们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我领兵前来成全这一美事。先帝（崇祯）时事，在今日不必说，也不忍心说。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你们可以通告大小官员百姓，勿须惊慌。”《临榆县志》，卷8，170页。
多尔衮要的当然不是三桂对明朝的忠心，更不是感情愤激的眼泪，他想得到的是三桂投降，以及出兵助战应得的报酬。因此，话题很快就集中到具体条件上来，双方展开了一场开门见山的紧急谈判。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载，幸好有《谀闻续笔》一书卷一载其事：
桂念腹背受敌，势不得全，乃与清帅约云：“从吾言，并力击贼，吾取北京归汝。不从吾言，等死耳，请决一战。”（多尔衮）问所欲？曰：“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清帅许之，攥刀说誓，而以兵若干，助桂击贼。
这里，三桂提出酬谢清朝的条件，归结起来，一是寻找到崇祯的太子，在南京重建大明政权；二是以黄河为界，以北归清，以南归大明，两国通好，互不侵犯；三是，请清兵入北京，不得侵犯明历朝皇帝陵寝，也不得伤害百姓。三个条件以前两条最为重要。
问题是，三桂与多尔衮果真达成如上协议吗？应该说，从后来的种种迹象透露出这一协议的真实性。首先，三桂的第一封请兵信中已先自提出“裂土”酬谢的许诺；在第二封信中，他表示，击败李自成，“京东西可传檄而定”，并许下“财土亦得，何事不成”的诺言。他与多尔衮谈判时不会自食其言。“裂土”何处？亦如谈判中约定以黄河为界，河之北即分给清朝，这与三桂信中提出的“裂土”酬谢是一致的。三桂降清后，曾自求封地齐鲁，“且悉用旧人”。《甲申核真略》，41页。齐鲁（山东）正当南北之间，与之黄河为界正相吻合。特别是在山海关决战后，他追击李自成，索要崇祯的太子，并向京城发出迎立东宫的通知。显然也是得到多尔衮的首肯的。清兵进入北京后，并无南下之意，一度声明南北“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也证明当时确有划黄河为界之约。清朝准备信守《国榷》，卷102，6119页。。当三桂后来叛清，特给康熙帝上书，指责当年多尔衮“顿背前盟”，“贪心无厌，驱兵南入，以致灭我社稷”黄体芳：《醉乡琐志》。。他在讨清的檄文中，公开声讨多尔衮“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华夷变态》，卷2，53页。。清朝对“背盟”一事不敢正面反驳，避而不答，又反证出三桂的指责不是子虚乌有之事。所有这些，都与《谀闻续笔》记载不谋而合。参见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此文对吴三桂与多尔衮盟约一事有精辟考证与分析。
清朝出兵前，曾详细讨论并确定它的战略目标是夺取河北数省，以自己的力量有限尚不敢有更大的希图。它不曾料到会有吴三桂请兵之事，如今他亲自前来，愿与清兵合击李自成，这等于借助吴兵消灭清的劲敌，而三桂又借助清兵之力雪君父之仇。两者在对付农民军这个问题上利益完全一致。多尔衮何乐而不为！三桂提出“裂土”酬谢，把黄河以北土地让给清朝，是完全符合它的既定的目标的。当时，军情紧急未能商细节，就基本原则问题达成了协议。有此意料不到的成果，多尔衮高兴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满族习俗，凡有大事，如政治、军事性质的结盟等，必得举行仪式，拜天，各出警言，以昭信守。因为清与明素无盟约，多尔衮要求正式盟誓，又提出农民军与吴兵装束甲仗相似，无法辨认，恐致误伤，令三桂与其将士剃发以相区别。形势紧迫，容不得犹豫，三桂慨然应诺：“说的是。我并非懦怯，使我再得万名骑兵，何惧于贼！今为兵少，故向您乞师，盟誓、剃发无恨！”《鹿樵纪闻》，卷1，217页。说完，即行剃发，表示归顺清朝。这是清（后金）建国以来，至清入关前，继李永芳第一个降顺后，吴三桂是最后一个降清的明朝重要将领，也是清入关之际第一个降清的人。
吴三桂降清一事，时人有种种评论。著名史学家谈迁写道：“三桂乞援建州（指清朝），非其意也。………三桂内贼寇，外怵建人，权其两害，势必东款以击寇，而三桂孤矣”。“三桂孤旅，又无一人佐其谋，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至不暇顾，惜哉！”又写道：“甲申之变，仓猝不及料，中外震慑，吴氏不胜其忿，瞋目语难，捐身家以从之。”他认为，在突然的事变面前，“吴氏既不能分身以应，又不能先事以防，天未厌祸，蒙羞左衽，虚五日之期，成九州之痛。寡助之至，未可独责三桂，而揆以春秋责备之义，三桂又安所辞乎！”《国榷》，卷101，6075、6084页。谈迁充分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和三桂的艰难处境，被迫乞援清军，此实非得已，表示理解。但从春秋之义来衡量，三桂不能不受到责备。
另一文化名士夏允彝，著《幸存录》，其中称赞三桂请兵复仇，如“包胥复楚”，他当之“无愧”。但他“借东夷，而东夷遂吞我中华，岂三桂罪哉？所遭不幸耳”！三桂降清，而清趁机夺了汉人的政权，并非是三桂的罪过，是时代加给他的不幸。当时，一般士绅多表示了赞许的态度，少部分人持批判的立场。如目睹和亲身经历甲申之变的杨士聪，在其《甲申核真略》中痛斥三桂的变节行为，写道：“吴三桂西不能讨贼，东不能守关”，有何功而言？以忠孝来说，他“有何当焉”！
稍后，大约在康熙年间，更有人做了尤为严厉的批判。如《甲申传信录》引述一位刘生的话写道：“自古不子不臣之人，鲜有如吴三桂者。当自成薄城日，假令自成虽迫死君亲，而不图夺其妾，三桂固已卷甲归之矣。徒以嬖妾故，与闯（指李自成）争床笫之私，然后效申胥之泣，乞王师，剿巨寇，彼披发于面，悬首于纛者，曾何足系三桂之心耶？厥后受封于王，又复地僻生恃，鼓浪潢池，而论者因仅诛其晚节，而犹称其昔复仇事，以是知三桂之一身固始终一不忠不孝之人也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就当时或稍后人们的认识，对三桂称誉者多，同情者多，即使不赞成他降清，也理解他的处境，不得已而为之。
闲话少说。多尔衮对三桂如此痛快地表态，并剃发，愿意盟誓，不由得大喜，就在威远台设下仪仗，吹螺，杀白马祭天，宰乌牛祭地，向天行礼，歃血订盟，斩衣折箭为誓，《明季北略》，卷20，370页。关于“歃血订盟”，吴三桂后来叛清时，在伐清的檄文中也承认实有其事。表示双方恪守诺言，绝不反悔。
仪式举行完毕，三桂把他所率诸将引见给多尔衮。他考虑到时间万分紧迫，吴兵来不及剃发，便对三桂说：“你回去，可令你的兵士用白布系在肩上，作为记号。不然，同是汉人，无法分辨，恐致误杀。”《清世祖实录》，卷4，16页。说完，令三桂先行，他随后传令清军准备入关。
三桂率随从将士疾驰，返回关城，果断地下令：开城门。于是，山海雄关的东大门洞开，迎接着它的新主人的到来。不一会儿，只见浩浩荡荡的清军分作两路，如两股洪流，飞奔而来：左翼是英王阿济格，统万余骑兵，从北水门入；右翼是豫王多铎，统万余骑兵，从南水门入。多尔衮自率主力三万余骑兵殿后，从关中门入。余部仍驻欢喜岭待命《清世祖实录》，卷4，19页。。有诗为证：
虎旅三关入，
桓赳尽雄才。
须臾妖氛扫，
乾坤再辟开。《临榆县志》，卷8，18页。
这四句诗，出自当时山海关一个士绅之口。他对清军的赞扬和对农民军的怒骂是显而易见的。
当清军正在大规模进关时，吴三桂按约定，先率五万余众出战，直奔石河西而去。
李自成指挥大军已在石河西岸的红瓦店一带摆开决战的阵势；北自山，南至海，绵亘二三十里，阵如一字长蛇，面向山海关，展开了一举夺关的态势。自成带少数随从人员，还有崇祯太子等，立马于西北角一座高岗上，在他的背面，燕山峰峦耸峙；在前面，向西南至山海关，向南至海，展现出一片宽阔的平川地带，石河流贯其间，它从燕山谷底流出，南入大海。时值四月下旬（公历已是五月），正是它的枯水季节，水势浅缓，清澈见底，人马涉水，如履平地。自成立马高岗，战场全貌，尽收眼底。此刻，他的心情起伏不定。他起自西北高原，而跃马纵横于中原大地，征战已十多年，出生入死，经历了多少血战！刚到山海关时，他并不把吴军放在眼里，曾说：“吴三桂兵仅三千，我三十万，以一百人捉一人，可用靴尖踢倒！而且三桂与北兵（指清军）久相仇杀，必不相救，即使来救，北兵住满洲，衣粮马匹器械，尚须整顿而来，也得旷日累月。”《吴三桂纪略》。出征前，他还许下诺言：“等攻下山海关，我再即位。”《定思小纪》，73页。他低估了吴军的战斗力，也没想到清兵会来得如此之快，“因此全不提防。”可是，他从昨日（二十一日）与吴军首次战石河，已感到辽东边兵是他与明兵作战以来所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之一。他已意识到，今后的命运，“成败决于一战”。为了保证这次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他已把全部军队包括精锐都投入了战场《明史纪事本末》，卷78，1363页。。尽管他已倾注了全力，仍不免有几分担心呢！
他正想着，吴军呐喊着飞驰过河。忽然刮起了大风，飞沙走石，尘土蔽空，刮得对面不见人。吴军的呐喊声，伴着狂风怒号声，不顾一切地直冲农民军右翼（即阵首，靠近北山一侧）的后部。农民军毫不畏惧地迎了上去，一场空前的血战开始了。
吴三桂复仇心切，见到农民军分外眼红，又有清兵的后援，勇猛倍增，鼓噪全军奋击。三桂亲自出马，他的大将吴国贵提刀跃马，身先陷阵，被三桂激励起来的士卒个个自奋《甲申传信录》，卷8，144页。，“无不一当百”《明史纪事本末》，卷78，1363页。，在阵中奋力冲突。
农民军毫不示弱，奋勇进击，前者死，后者继进，以优势兵力对吴军实行三面包围。吴军拼力反击，东西驰突。吴军向左突，农民军的号旗左指，迅即进围；吴军向右突，农民军的号旗向右指，再进围，吴三桂再冲开……如此反复，“阵数十交，围开复合”，不知凡几！《流寇志》，卷12。
激战在继续进行。“炮声如雷，矢集如雨。”《沈馆录》，卷7，2841页。李自成立马观战，屡下号令，“连营并进”《明史纪事本末》，卷78，1363页。，吴军逐渐失去进攻的势头……
正当吴军与农民军“酣战”，难解难分之时，多尔衮才进入关城，听得西边喊杀声震耳，金鼓大作，惊天动地，风助喊杀与鼓声，直震百里，战场上的“飞丸乱射”，已散落到城内数里许的庙堂附近。《沈馆录》，“西行日记”卷7，2841页。他不想马上参战，他要看看农民军的虚实，更主要的是，他要利用吴军打头阵消耗农民军的实力，使清军以逸待劳。他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及出征的诸大臣，说：“你们不能越伍躁进，此兵（指农民军）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大业就会成功。”接着，他部署兵力：清将士向海的方向鳞次布列，冲击农民军的阵尾。《清世祖实录》，卷17，17页。阵首已被吴军咬住，两头进攻，使农民军无法合围。
部署完毕，清军待命。多尔衮继续观阵，寻找战机。
战斗已持续到中午，吴军激战半日，已筋疲力尽，眼看支持不住了。多尔衮看得十分清楚，抓住战机，突然下令突击，蓄锐待战的清军闻令，如弦上之箭，一下子飞也似地冲了出去。三吹角，三声呐喊，以正白旗骑兵为先锋，数万铁骑从吴军的右侧插入，恰似“万马奔腾不可止”《平寇志》，卷11，244页。，惯于骑射的清兵，从马上发射出一批批箭矢，像飞蝗一样密集地射向农民军，刀枪并举，“剑光闪烁”《沈馆录》，卷7，2841页。，锐不可当。
李自成发现白旗一军已冲破农民军阵势，下令后军迎击。可是，农民军也已鏖战半日，处于疲惫状态，加之损伤不少，战斗力急剧下降。而清军铁骑正以旺盛的锐气，勇猛冲锋，其势如“风卷潮涌”，铁骑所至，无不披靡。三桂军得到清军增援，顿时振作起来，与清军展开联合作战，战场形势迅即改观。
李自成正惊异之际，有一僧人急忙跪在他的马前，说：“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指吴军），必是满洲兵，大王赶快回避。”《平寇志》，卷11，244页。参见《庭闻录》，卷1，《国榷》，卷101，6076页。自成没有说一句话，策马下岗西走。
李自成治军颇严，不得命令，谁也不敢后退。农民军仍在拼搏，大将刘宗敏一直在战场上厮杀，也中箭负伤。当沙尘散开，一发现带发辫的骑兵，都惊呼：“满兵来了！”农民军阵势顿时崩溃：丢戈弃弓矢，忽拉拉地败退下来，自相践踏，一片混乱。吴、清联军穷追猛打，农民军死伤累累，活着的竞相逃跑。约有一顿饭的工夫，随着尘沙远去，石河战场顷刻变得空旷寥廓，《沈馆录》，卷7，2841页。清军、吴军跟在农民军之后，一直追击四十里才收兵。有一部分农民军跑到城东海口处，被清军追上，逐一斩杀，而投海淹死的又不知有多少！关于山海关之战，论著颇多，如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周远廉、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明清战争史略》等，叙述各有优长，均资备考。
石河之战，是一场拼实力、拼消耗的空前规模的血战，打得十分惨烈。农民军死数万人、大帅十五人。吴军死伤也不少。《国榷》，卷101，6076页。双方留下的尸体已“弥满大野”，沟水尽赤，《明史·李自成传》，卷309，872页。被遗弃的辎重、军械到处都是。据战场目击者佘一元说，石河西的红瓦店一带是交战最为激烈的地方，“凡杀数万人，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临榆县志》，卷9，26页。有《石河吊古诗》一首为证：
二十年前战马来，
石河两岸鼓如雷。
至今河上留残血，
夜夜青磷照绿苔。《临榆县志》，卷6，4页。此诗为康熙初山海卫掌卫印守备陈廷横所作。此时恰是关门血战二十年。
关门一场血战，其结果竟改变了清朝、李自成、吴三桂的各自命运，而中国的历史进程亦随此而改观。这一点，他们当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胜负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多尔衮曾说：大业成否在此一战；李自成也知成败在此一战；而吴三桂的命运系于清朝，荣损与俱。清朝是很幸运的，由于种种的偶然，历史最终把一个特大的硕果赠送给了它。对清朝来说，关门血战，不过是以数万人流血为它一统天下举行了一场悲壮的奠基礼。而清朝的得胜，也为三桂开辟了更加辉煌的锦绣前程。这场决战的失败者是李自成，对他而言，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也是农民军的大悲剧。谚曰：朱家面、李家磨，做好了馍馍，送给对过赵大哥（指爱新觉罗氏）。这未免太不公平。然而，历史对每个人确实无远无近，无亲无疏。事之成败，归之于天意，那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胡说；否认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如政策、策略、个人的才能大小等），也不是唯物主义。自成之败，归根到底，是他进北京后一系列的失误，包括对三桂的政策，都表明李自成缺乏政治眼光，不足成大事。他出征山海关，失之轻率，没作准备，就匆匆出师，已伏下了失败的因素。军队的士气已不如前。进北京后，“恣意淫掠，身各怀重赀，无有斗志”，《明季北略》，卷20，371页，参见《平寇志》，卷11，243页。一听说清兵将至，已生怯心，而刚一接战，即溃逃不敢战，招致全线溃败！造成李自成失败的又一个因素，是他遇到了一个正在勃勃兴起的强大敌人——清朝。这是历史既成的客观事实，谁又能回避，甚至逃脱呢？人们不能离开历史已准备好了的条件去创造历史，而只能顺应历史，充分利用已存在的条件，顺应民心，在实践中展开人的本身能动作用的较量。优胜劣败，是自然之理。叹息失败者是不能改变历史的。
一场关系命运的决战——山海关大战就这样悲壮地结束了。在此之前，明王朝的历史被农民军给翻过去了，而经此一战，清军则把农民军的历史给翻过去了，并开辟了它自己历史的新纪元。吴三桂作为大明臣民的历史业已终结。从此，他要为新主人——大清王朝谱写出有声有色的新的历史篇章！正是：
千人石上坐千人，
一半清朝一半明。
寄语娄东吴学士，
两朝天子一朝臣！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10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此诗系一少年写给降清的著名诗人吴梅村的。此处借用，赠给三桂不亦宜乎！
十三、封平西王
李自成率农民军余部自山海关向永平撤退，于当天晚上退到永平，收揽溃散的士卒，重新集结兵力，又得数万人。《平寇志》，卷11，244页。参见《国榷》，卷101，6076页。他一方面，力图保存农民军的力量；一方面，阻击清、吴军的追击。自成为了赢得撤退的时间，缓解清、吴军的追击，特派明降官张若麒赴三桂军中议和。正在紧追不舍的三桂，接受了自成议和的要求，其条件是：李自成必须归还崇祯的太子和两王；速离京师，奉太子即位而后罢兵。自成表示：只要允许他不受阻碍地回到北京，一定把太子送到三桂的军中。《国榷》，卷101，6077页；参见《庭闻录》，卷1。三桂当即同意，便停止了对农民军的追击，率部返回山海关。三桂明知其父尚在自成手中，却不提以交还其父为条件，相反，坚持要朱太子和两王。这不能不使人强烈地意识到，三桂心中别有长图；将太子掌握自己手中，获护驾拥立之大功，且能以此号召天下，达到个人的极欲之目的。显然，索要太子远比索要其父的价值不知要大多少倍！从三桂与自成议和的条件，越发使人相信三桂与多尔衮谈判时所议定拥立太子于南京的真实性。
但是，这毕竟是三桂与自成的一厢情愿，多尔衮岂能放过农民军！他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农民军，夺取全国政权。毫无疑问，他不可能允许三桂以得崇祯太子为交换条件，放弃对农民军的追击。恰恰相反，他要遵循既定方针，乘胜进军，不给农民军喘息的时间，防止他们逃离北京，携带宝物而去。虽说他急于进军，也虑及到他和他的八旗将士及三桂军连日跋涉与苦战，需要暂作小憩。所以，他于山海关之战当天晚上在追击农民军一段路程以后，也返回到山海关，他们不进城里，却选了离山海关五里靠近战场的地方宿营。多尔衮一意要收揽人心，宁可在城外住宿，惟恐清军入城惊吓了百姓。
清军从关门大战中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多尔衮用此战利品，大赏诸将士。吴三桂获得了最高奖赏：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封他为平西王，赏赐玉带、蟒袍、貂裘、鞍马、玲珑、撒带、弓矢等物；又令三桂以下各将领，及山海关城内吴军皆剃发。《清世祖实录》，卷4，17页。三桂受封为平西王，标志着他彻底降清。他从请兵、献关、与清军联合作战，到受封为王，是一个短促而复杂的过程。从吴三桂方面来说，他是在形势的迫使下，才走上了降清这条路，用农民军的鲜血换来了一顶王冠！从多尔衮方面来说，他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形势和三桂处境困难，有步骤而又迅速地诱迫三桂就范，把他招降过来。清太宗晚年孜孜招降三桂不成，多尔衮则顺利地实现了太宗的遗愿。因此，三桂被招降和受封为王，是多尔衮的政策和智谋的胜利。
自后金建国，中经改国号大清，至入关初，直至清亡国前，汉官被封为王爵的，只有四人，即恭顺王孔有德（后改封为定南王），怀顺王耿仲明（后改封为靖南王）、智顺王尚可喜（后改封为平南王），加上新封的平西王吴三桂，共为四王。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原张献忠部将孙可望降清，被封为“义王”，是为汉人第五王。见《清世祖实录》，卷113，12页。孔、耿、尚三人是在天聪七年（崇祯六年）一年中先后叛明归后金的，他们从登州航海来归，带来精兵近万名，战船百余艘。在他们归降前，清（后金）既无水师，又缺乏新式大炮，同明朝相比，它显得力量不足。孔、耿、尚之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对后金具有重大的政治与军事意义。这使皇太极大喜过望，在他即皇帝位时，把他们三人晋封为王爵。这是皇太极给予的至高无上的奖赏。
吴三桂是在清入关的关键时刻，献关投降，又与清军联合作战，一战而败李自成。三桂为清朝入关首开胜利纪录，奠定统一全国的基础，其功勋之大，非孔、耿、尚三人所能比拟。当时，清兵固然强大，但农民军也不是轻易能击败的。这一点，在清军出征前，范文程特别是洪承畴等熟知农民军战斗力的人，无不承认农民军是一个“劲敌”，而且又强调它得民心，更难于与之争锋。三桂归清，就使力量的对比变得对清极为有利。他请兵献关，使清军大大缩短了进军北京的时间，长驱直进，使胜利提前到来。如果三桂投向农民军一边，牢牢守住关门，即使按范、洪等人的谋划进行，清军也很难得志于中原。中国的历史，很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很清楚，在清兵与农民军两大势力之间，三桂倒向哪一边，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而改变了明清战争的进程，保证和加速了清朝的胜利早日到来。多尔衮完全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山海关大战一结束，他就把对三桂的诺言毫不迟疑地付诸实现，给他的特大功劳以应得的酬报。这以后，清对他的酬报不断加厚，居其他“三顺王”之上。
清入关前后，敢于封异姓汉官王爵，这是一个很大的政策突破。明立国两百多年，从不封异姓为王，至高爵位，也不过公、侯、伯而已。清反其道而行之，完全是出于笼络汉人，进取中原这个大目标所需要。由于三桂之降，受封为王，引来无数明朝文武将吏大批降清，为它统一全国消除了层层阻力。三桂降清这一事件，对清入关后顺利取得天下，取明而代之，关系是很大的。
四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山海关大战的第二天，多尔衮决定乘胜追击，向农民军展开新的攻势，直取北京。行前，多尔衮下令将李自成的兵部尚书王则尧斩首。王则尧原是明朝密云巡抚，明亡，投降了农民军，李自成授予兵部尚书。山海关战役前夕，王则尧被派去山海关，劝说三桂投降，三桂再次予以拒绝，并把他扣留起来。现在，三桂把他交给多尔衮处置。王反复无常，毫无气节，留之无用，多尔衮把他处死了事。《清世祖实录》，卷4，18页。
这天早晨，清军、吴军整装出发，多尔衮调给吴三桂马步兵一万，作为先锋，追击农民军。多尔衮发布军令：“此次出师，所以除暴安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他又颁布文告，晓谕官民，声明清军“取残不杀，共享太平之意”。逃窜山谷避乱的百姓得此布告，都放心地返回乡里，剃发迎降。《清世祖实录》，卷4，17页。
李自成率残部自山海关溃败，连夜逃至永平，驻营歇息。他以为三桂会遵约，许他从容撤至北京。但是，已经降清的三桂只能惟多尔衮之命是听。他既受命为先锋，率部先行，为清兵入据北京打头阵，是不敢行动迟缓的。
当天，吴三桂率部进逼永平。农民军虽说已集结数万，但败退之后，士气大衰，与吴军刚一交战，就被击败了。李自成拔营被迫继续向北京退去。行至永平城西二十里的范家庄，他再也无法容忍对三桂叛卖行径的愤怒，下令将吴襄斩首，用竹竿挑着头颅示众。《庭闻录》，卷1；《国榷》，卷101，6077页。自成为抛开三桂的追击，马不停蹄地日夜兼程逃往北京。
四月二十六日，自成及其败军回到北京，即匆匆准备登极正大位。面对清、吴联军即将兵临城下的紧迫形势，遭到惨败的农民军，士气低落，无法再固守住偌大个孤城北京。自成在出师山海关前，已有了回关中的想法，而如今在兵败之后，便决意放弃北京，向关中撤退，再图固守。他找来牛金星商量，心情忧郁地说：“北兵（指清兵）势大，城中人心未定，我兵岂可久屯于此！即十个北京，不敌一秦中险固。今为之策，不若退处关西，以图坚守。”牛金星表示赞成，说：“大内（指皇宫）金银搜刮已尽，但皇居壮丽，焉肯弃掷他人！不如付之一炬，以作咸阳故事（指西楚霸王项羽焚咸阳）。即使后世议我辈者，亦不失为楚霸王之英豪。”自成点了点头。《明季北略》，卷20，375页。有关撤退大计，就这样决定了。此时，自成本无心即位，但受到部下的一再催促，考虑到有利于今后的斗争，他还是同意了。
从农民军扬眉吐气地进入北京，天下唾手可得，到兵败之后即将退出，前后不过一个来月。时局变化如此之大，后果又是这样令人沮丧，这一切，难道不是三桂勾引清军造成的吗？自成对三桂痛恨已极，不能有半点宽恕，他要使三桂的叛变付出血的代价。二十七日，他把三桂的继母祖氏、弟弟、妹妹及其族人共三十四口全部处死，尸体丢在王府二条胡同。吴氏家族被杀人口，有说38口，有说50余口，有说30余口。可信说法当是34口。见《庭闻录》，卷1、《甲申核真略》，36页、《国榷》，卷101，6079页。昔日的吴氏大家族遭到了灭顶之灾，仅三桂和他的一个哥哥吴三凤幸免。正是：
全家白骨成灰土，
一代红妆照汗青。《圆圆曲》。
清、吴联军大败李自成，“已得破竹之势”，而三桂事先已给至北京沿途各州县发去通告，令他们归降，不得阻碍。这些州县无力抵抗，乖乖听命。清军一路顺利，所过之处，无不迎降。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3728页。
二十八日，三桂率所部进至近畿，传檄远近，通告人们，他的“义军”不日就要进入北京，他要求“降贼诸臣反正自赎”《平寇志》，卷11，245页。。城内城外，人心更加惶惶，那些士绅们暗暗高兴，盼望三桂早日入城。原先他们提心吊胆，害怕抢掠轮到他们身上，纷纷逃出京城南下，三桂的檄文使他们镇定下来，停止出走，只等三桂来。已降农民军的明朝官员也准备摇身再变，向三桂投靠。
北京局势呈现混乱状态。李自成不愿因三桂的逼近而打乱他即位的计划，命刘宗敏、李过、李岩等出城拒战，唐通为先锋，合各军连营十八座，阻止吴军入城。三桂挥兵进击，后有清军陆续赶到，兵锋甚锐。两军接战，农民军又遭失败，连失八座营寨，据称：伤亡二万人，唐通被刺落马，刘宗敏等败退入城。《平寇志》，卷11，245页。
二十九日，这是农民军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也是农民军入城的第四十天。清、吴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北京郊外，李自成毫不理会，毅然即位，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追尊七代祖妣为帝后，由天佑阁大学士牛金星代行祭天礼。时间紧迫，即位仪式草草结束，立即着手撤退。令全军整束行装，收拾宫中尚未运完的宝物，随军带走。午后，用马骡驮薪木运至内殿，用车辆把大量硝磺、桐油等易燃物散放在薪木之上。接着，发出通告，令百姓出城。霎时，城内到处人喊马叫，一片混乱。约到夜里十时左右，自成下令放火、发炮。硝磺、桐油一见火，腾地一声，转眼之间，星星之火已变成烈焰，被引着的薪木发出劈里啪啦的声响。炮弹击中宫殿，倒塌声震天动地。宫城九门雉楼及大部分宫殿笼罩在火海之中。城外草场也被点燃，火光熊熊，与宫中大火相映，火光烛天，照耀得如同白昼。……《平寇志》，卷11，248页；《国榷》，卷101，6079页。
农民军对统治阶级的愤怒，皆付于这大火之中。他们就要离开这座曾使他们欣喜，又使他们沮丧的都城，他们不能把用民脂民膏筑成的巍巍宫殿留给新的统治者享用，宁可把它化为灰烬，来表示他们的抗议！
三十日，天蒙蒙亮，宫中大火继续在燃烧，李自成挟太子、两王从容出齐化门，刘宗敏等继其后，撤出北京，留原降将左光先及谷大成率万名骑兵殿后。
农民军刚出齐化门，忽见烟尘滚滚，眼睛被迷得难以睁开；马蹄相撞，坐骑不稳，又听得不远处喊杀声，人马受惊，队伍一阵大乱。原来，三桂见城中火起，侦察到农民军将要向西撤退，便在西山设疑兵，搜求数千个酒罂，里面装入石灰，乘夜埋在齐化门外的大道上，每隔数尺埋两个酒罂，上面覆盖浮土。李自成毫无察觉，当大批骑兵路经此处，马蹄踩中酒罂，陷了进去，惊得马匹乱踢，后边的马也跟着乱踢起来，一下子踢得石灰飞扬，人马被石灰呛得睁不开眼，埋伏在西山的吴军只虚声呐喊，结果把农民军队伍搞得大乱，互相挤压、撞击，在慌乱中争先逃命……《国榷》，卷101，6081页；《平寇志》，卷11，249页。
李自成和他的广大战士，如一过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只作了北京的新主人不过四十一天，才当了两天皇帝，便带着终生的遗憾去了。然而这短暂的四十一天，将永载于史册之中！
吴三桂欲乘农民军混乱之际，拥兵进城。多尔衮不同意，据当时传闻：“三桂与□□力争，不令其众入城”，只许各将领与三桂保护明太子入城。这都是谣传，实际情况是，三桂并未入城，明太子也未被三桂控制，他受多尔衮指令，率部“绕（北京）城而西”，随同阿济格、多铎追击农民军去了。《甲申核真略》，37页。
吴三桂及其所部作为先头部队，先到北京，多尔衮却不准他入城，令他去追农民军。表面看，军情所急，似无疑问。但稍作分析，这里面大有文章。清朝日日夜夜梦想夺取北京，当北京唾手可得时，多尔衮宁可虚城以待，却不让三桂夺取。照理说，他已知道农民军弃北京西撤，城内情况如何？是否有可能被他人占领？在这种未卜吉凶的情况下，他本来应让三桂率部先入城，探虚实，肃清农民军余部，为后续的清军廓清进城的道路。这对清军是有利的。还有，多尔衮也明知三桂的家属都在北京，三桂入京心情甚切，是人之常情。多尔衮从笼络汉人出发，可以体恤三桂先入城的。但事实正好相反，他把北京留给自己去占领。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多尔衮不准吴三桂先入城，到底出于何种动机？各书都载三桂坚持要明太子、永王、定王。目的是扶植太子即帝位，重建大明政权。这当然是清朝所不能允许的。多尔衮看得很明白，谁先入北京，谁就会占优势。如果三桂先入京，成了新主人，“建虏将不复纳矣”《国榷》，卷101，6084页。，即使清兵随后入城，那么，就将清兵置于“客兵”的地位，它就难以实现很早就确定的政治目标。这又使我们联想到，三桂与多尔衮在山海关威远台谈判时，已约定三桂拥立明太子为帝，划黄河为界。足智多谋的多尔衮不便明显反对，便借口农民军势大，急需追击，就把三桂打发走了，他自己却从容进城，从而把北京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吴三桂自山海关出发，向北京进军时，曾发布文告，要求京城百姓摆香案、穿素衣，为崇祯发丧。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哄传三桂在山海关大战中夺得太子朱慈烺，进京后，就把他嗣立为新君。都人于久乱之中渴望得到安定，所以对三桂拥太子入京抱有某种期望。这时，人们还不知道吴三桂已降清，对他请兵报君父之仇无不怀有感激之情。为讨好三桂，米巷的商人们自愿出资，凑集在一起，联合为三桂家办丧事，共购买了三十四口棺木，壮年以上的，每棺价值百余两白银，小孩所用棺木，每棺值三四十两白银。又给死者每人置衣衾，穿戴整齐入殓，总共花费数千两白银。《甲申核真略》，38页。这个数目，相当可观，三桂对商人此举，一定感到高兴。
从自成退出北京，到多尔衮进城，其间三天，北京真正成了无主之城，于是明旧官纷纷出来维持社会秩序，在朝阳门预备法驾，迎接太子朱慈烺。
五月二日多尔衮进北京时间，如《国榷》、《明季北略》、《甲申核真略》等书都记为五月三日，惟《清世祖实录》，卷5，1~2页记为五月二日，今从之。，都中士民出朝阳门外，跪伏道旁，迎接东宫太子。谁料，从辇中出来、换乘肩舆的人，却是“胡服颀身”，根本不是东宫太子。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摄政王多尔衮！“臣民相顾失色”，不胜惊讶时，多尔衮所辖满洲正白旗兵已在部分关、宁兵的引导下，傲然入城，城头各处遍插白旗。《国榷》，卷101，6083页。有些还有点气节的官员，骇愕之中悄悄溜走，有一部分官员将错就错，把多尔衮迎接进宫。
宫中大火已被昨夜一场大雨浇灭，剩下的是一片残垣断壁，烧焦了的宫木，散发出一股焦煳的刺鼻气味。整个宫城，正阳门楼、大明门及东交民巷尚未烧及，宫内只有太庙和武英殿还算完好。宫殿虽然残破，仍不失神圣庄严，进居于此，政权他人莫属。江山易代，主人更替。从这一天起，中国历史进入以大清为标志的新时代了。八月二十日，顺治帝自沈阳出发，正式迁都北京，九月十九日进城，登上金銮殿，成为清朝君临天下的第一个皇帝。
十四、畿南逞威
吴三桂眼巴巴地看着北京却不能入城，心中不无烦恼。他最惦记的就是陈圆圆，下落不明，一想到她，那绝代佳人的美貌就出现在眼前，入城之心尤为急切。王命不可违，只得从命。但想到对农民军的深仇大恨，又驱使他毫不迟疑地去追赶，必欲置农民军于死地而后快。他忍住内心的隐痛，于五月一日迅速渡过卢沟河，疾驰追击农民军。途中，三桂还在想着陈圆圆，命人回京师、替他寻找。《庭闻录》，卷1。
农民军出京时，用骡马载驮大量物资，行军速度缓慢，才出城三十里，他们的殿后部队就被三桂追上。农民军回避交战，丢弃金银财物和无数妇女，都被三桂夺走。农民军丢弃的仅是很小一部分，携带过多的财宝已成为他们的巨大负担，每天行军不过数十里，三桂从后边穷追不舍。农民军不得不继续抛弃大量金银财物和辎重物资，减轻负担，轻装快速撤退。从卢沟河至固安百里，所弃“衣甲盈路”，都被吴军收去。《国榷》，卷101，6081页；《平寇志》，卷11，249页。
李自成率部离京经畿南地区，计划走陕西，奔向西安。但他处境日益艰难：后边有三桂与清兵的追击；前边有已降农民军的原明朝官员与地方的地主武装纷纷倒戈，拦截农民军撤退。农民军被迫前防后堵，两面作战，伤亡、溃散、逃跑，使农民军大量减员，实力不断遭到消耗。
五月一日上午，李自成及其将士才到达北京南120余里的涿州（涿县）。在这里，原明官员冯铨等人纠集地主武装，占据涿州，阻击农民军。自成大怒，挥军攻城，激战达半日，城未攻下，农民军却是“尸横遍野”。《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406页。自成无奈，被迫弃而不攻，继续向南撤去。这一战误了时间，使清军、吴军迅速赶了上来。
二日，农民军退至保定。由于仓皇撤离北京，连日行军，屡遭袭击，广大战士已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人马皆疲。进保定府时，虽说钲鼓喧天，但部伍不整，骑兵无行列，漫无秩序。农民军没有饭吃，就用宝物向当地百姓换些食物充饥。《保定府志》，卷17。
三桂兵已追到，农民军奋起迎战。已受到饥馁折磨和过度疲惫的农民军经受不住清、吴军的凶猛攻击，又失败了。农民军不能立足，迅速撤离保定。为了赢得撤退时间，延缓清、吴军的追击，农民军把从皇宫内带走的锦、绮等御用织物都缠挂在树上，把重新烧制成的金、银块抛置在路旁，目的是诱使追兵争抢财物，可以稍缓追击，而农民军加快行军速度，日夜兼行三百里，把追兵抛在后头。《保定府志》，卷17，“忠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