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桂与清将领自然懂得农民军的意图。对于一向以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清军来说，财宝不能不要，却不容许因取财物而误了时间。他们很快又从后面追了上来。
三日这天，清、吴军追至定州（河北定县）北十里清水铺，已远远望见农民军正在向前赶路。与此同时，负责断后的李自成部将谷大成也发现后面尘土飞扬，渐渐地显露出骑兵飞奔的踪影，知道追兵已到，便勒转马头，传令部众停止前进，排成阵式，等待与追兵交战。不一会儿，三桂兵赶到，立即发起攻击。农民军已连日奔波，归心似箭，无意恋战。两军刚开始接战，农民军后阵先乱，谷大成厉声呵斥，对临阵逃缩者即以军法处置，挥刀连斩数人，仍然没有制止住部众的骚动。三桂看出对方破绽，驱兵大进，农民军阵势顿时大乱。在混战中，谷大成不幸阵亡。部众见主帅被杀，掉头奔溃，自相蹂践。吴军趁势猛攻，农民军死伤累累。李自成部将左光先率部来救，后继的清兵一涌上阵，举长刀，砍断他的马足，马当即扑倒，左光先从马上跌下来，腿跌断。护卫给他换了一匹坐骑，扶他上马，他痛得连马也不能骑。兵士们就把他扛起来，慌忙退出战场，逃走了。余众都往西北方向逃去。此战，农民军死亡数千余人，追兵夺回被带走的妇女2000余人，还有金、银砖720块，以及骡马、器械不计其数，都成了吴军的战利品。清兵又追杀十四五里，然后收兵返回定州屯驻。但见：
骷髅尽是良民骨，
日幕沙场化作灰。详见《国榷》，卷101，6083页；《平寇志》，卷11，250页；《李闯小史》，154~155页。
定州的地主武装擒斩大顺政权的州牧董复《平寇志》写作“董复”，《国榷》写作“董牧”，《李闯小史》写作“董一阳”。，把头颅献给三桂。三桂为他的父亲设灵位，特割下谷大成首级，放在吴襄灵前祭祀，“泣血尽哀”。《平寇志》，卷11，《李闯小史》等皆书“谷大成”，《明史·李自成传》，《吴逆始末记》则书“谷可成”，《国榷》，卷101，书为“谷英”。所获辎重财物都赏赐给他的将士。三桂召集溃散的农民军，两三日之内，集万余人，收为自己的部下。关于定州之战，各书均见载，且明确记为定州北。惟不见载于《清世祖实录》，仅载庆都之战，而各书除《庭闻录》却无此战之记。连清人修《明史》也记为定州，而不记庆都。考定州与庆都相距甚近，战役发生在定州北，似《清世祖实录》误记为庆都。所记战役日期为五月八日，亦与诸书记五月三日不合。可能把此后发生的真定之役日期误为定州之役。三桂以喜悦的心情，向摄政王多尔衮报捷。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陈圆圆回到了吴三桂的身边，经过一场生死的磨难，他们终于团聚了。
陈圆圆如何在兵荒马乱之中投入到三桂的怀抱，却是有一段难以说清的经历。根据可靠的记载，李自成撤离北京时，刘宗敏将占据的田弘遇府第搜掠一空。当他们出京后，街民涌入田府，宅里空无一人，偌大个府第，到处是遗弃的酱醋食物、生活用品。田氏家的人，包括陈圆圆在内都不知去向。田家女眷、“妾殊美者”，都被刘宗敏等分占。《甲申核真略》，52页。在农民军撤离后，田宅忽然不见一人。一种可能是藏于民家；一种可能是被农民军带走。如果刘宗敏把她们遗弃在田府，她们自不必藏于百姓之家。最有可能的是，她们被农民军带走了。从北京至定州途中，三桂已从农民军手中夺得大量财宝，数千妇女。在这些妇女中，田家女眷当在其中。李自成杀吴襄一家时，陈圆圆没有被害，亦证明陈没在吴家，或是因她的姿色不肯加以杀害，而把她保留下来。所以，刘宗敏撤走时，是不会不带走她的。在农民军被吴军与清军追杀紧迫，且被战败之后，于混乱之中，陈圆圆随同其他妇女也就被遗弃在路上。陈圆圆知道追兵系吴三桂所部，便找上门去，两人于战场上重逢，喜悦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有诗为证：
若非壮士全师胜，
争得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
云鬟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
啼妆满面残红印。吴梅村：《圆圆曲》。
如果不是“壮士”（吴三桂）打了大胜仗，怎么能重新夺回圆圆“匹马还”？三桂得知她归来，急不可待传见。由于受到惊吓，途中颠沛，她的美丽的头发凌乱不整。看得出来，她惊魂未定，心有余悸。迎来她的时候，正是在战斗刚刚结束的战场上，蜡烛、火炬通明，照在她那喜泪流的脸上，留下了淡淡的一道道红印。
短短几句诗，就把一个经战乱的风尘女子的形象，劫后幸存的喜悦心情描述得惟妙惟肖。虽说是经艺术加工的诗句，却是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三桂与圆圆久别重逢的动人情景。三桂重得圆圆，夙愿以偿，心满意足，不必细叙。三桂复得圆圆，众说纷纭。王永章《甲申日记》说山海关战后，圆圆就去找三桂；钮琇《觚剩》说三桂驻师山西绛州，将渡河时得之；陆次云《圆圆传》说得之于京师；吴梅村《圆圆曲》说得之于战场，等等。考各说，如山海关大战刚结束，李自成败归之时，圆圆如何逃出京师，匹马去山海关找三桂？三桂征山西是在顺治元年十月，在此之前数月，三桂居京师，为何不得圆圆，却至山西后，由飞骑送她至军中？自成撤走后，京师商人为吴家发丧，又哄传三桂将入京，如圆圆在京，为何迟迟不露面？又，清军入北京，也不见圆圆出来找三桂。由此可见，她此时不在京中，当被带走离京。惟《圆圆曲》说得圆圆于战场，接近史实。但在何地战场，却没有交代。一种可能是，山海关战后，或定州战后，在战场上得到圆圆。似后说得当。又有诗为证：
武安席上见双鬟，
血泪青娥陷贼还。
只有群亲为故国，
不因女子下雄关。
取兵辽海哥舒翰，
得妇江南谢阿蛮。
快马健儿无限恨，
天教红粉定燕山。吴梅村：《杂感六首》。
定州之役，是李自成南撤后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此次战役表明，农民军的士气与战斗力在继续下降，已成惊弓之鸟，使人很难相信它会重新振作起来。吴军、清军士气仍处在最佳状态，战斗力不见毫减。名为清、吴军联合追击，但从战斗实况来看，吴军却是充当了开路先锋和追击的英雄，它一直冲战在前，清军基本上充当了后援的角色。据后来有人揭发，与吴三桂一起追剿李自成的豫郡王多铎，在庆都激战中，“潜身于僻地”，躲避在一旁，尽量回避与农民军交战。《清世祖实录》，卷44，21页。
自定州败后，农民军于五月四日退至定州南的真定（河北正定）。这是一座不大的城邑，大街小巷都充塞了农民军战士。边大绶：《虎口余生记》，30页。自成也退居此城暂息。自从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以来，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农民军遭到一连串的失败，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还在四五个月前，他挥数十万之众，渡过黄河东征，直趋北京，所遇多少险关、劲旅，无不摧枯拉朽，所向无敌，长驱数千里，未尝一败！不意遇到吴三桂这个劲敌，屡战屡败，所得金银财物多被他劫夺，这还不算，如今又被他撵得无立足之地，仅仅几个月，局势变化之大，几如天壤之别！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他从一系列的失败中感到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而将士们也因他的失败渐怀二心，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他们一向崇拜的“闯王”，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自成把这一切后果都归于三桂的无耻叛变。因此，他把愤怒都集中到三桂一人身上，恨得咬牙切齿。他不想在追兵面前显得自己怯弱，应当给三桂一次教训，表明他有能力敢于击败任何强敌！于是，他决定亲自同三桂一战。他挑选精锐骑兵、率领他们北上出击。正驻营于定州的三桂发现农民军驰来，迅速指挥布阵，张开两翼迎战，从东西两个方向展开进攻。很不幸，农民军又被击败了，损失万余人，自成眼见自己又败在吴三桂手下，心中愤懑已极，但无力挽回败局，忍痛抛下躺在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农民军战士的遗体，拨转马头，跑回了真定。《国榷》，卷101，6085页。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78，“李自成之乱”。
次日，李自成调集大队兵马，督率诸将，要与吴三桂决一死战。在阵前，自成厉声高呼：“今日亲决死斗，不求人助，乃为豪杰耳！”《吴逆始末记》。他指的是三桂不许借助清兵，与他决一胜负，才是真本领。三桂根本不予理睬，指挥吴军冲阵，清将固山额真谭泰、准塔、护军统领德尔德赫、哈宁噶等率前锋兵参加战斗。《清世祖实录》，卷5，9页。双方纵兵大战，从上午一直激战到傍晚，互有杀伤。忽然，东风大作，黄沙蔽天，农民军阵中旗帜或被刮倒，或被折断。自成感到难以取胜，担心农民军久战有失，急下令收兵，撤离战场。当他正要回营，一流矢飞来，恰射中他的肋下（一说中其肩），从马上跌落下来，护卫及诸将忙把他救起，奋力疾驰还营。关于李自成受箭伤，详见《国榷》，卷101，6087页；《流寇志》，卷13，196页；《明史·李自成传》，卷309；《明史纪事本末》，卷58等书，还有《李闯小史》载一份南明奏折中提到从“闯营”逃出的一名兽医张奎明，也证实自成“肋下中箭”。《庭闻录》及《虎口余生记》不载受伤事。清、吴军也已力竭，没有追赶，返回营地休息。
这天，农民军陆续撤出真定，据当时在城外目睹实况的边大绶写道：“自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伶仃，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虎口余生记》，30页。李自成受伤后，没有进城，暂驻玉皇阁，正要吃饭，听说吴三桂的追兵将到，就顾不得吃饭，拔营西走，《庭闻录》，卷1。《虎口余生记》：自成“不进城，在关帝庙吃中火即行。”将携带不方便的辎重都烧毁，轻装疾驰。他们经获鹿（今仍名）、井陉，于六日出固关，退入山西境内。《虎口余生记》，31页。
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曾以雷霆万钧之力，掀起了浩大的革命浪潮，势如万马奔腾，迅猛异常，把明朝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吞没于浪潮之中。不幸的是，它遭遇到了吴三桂与清军这两块巨大的顽石，经几次猛烈撞击之后，浪潮终于悄然而疾速地退去了。定州、真定两大战役，农民军受到重创，更加速了它的退却。随着农民军主力和自成本人退出河北，京师以北，居庸关内外各城，以及天津、真定等处都投降了清朝。《清世祖实录》，卷5，9页。但是，李自成不会就此甘心失败，他要重整旗鼓，掀起新的波涛，向他的仇人吴三桂和其主子清朝统治者发起新的冲击！他进入山西境内，先屯平阳（山西临汾），布置兵力，分守山西各战略要地，堵截追兵，不得入山西。然后，他北上太原，回到西安，重新筹划他的恢复计划。《虎口余生记》，31页。
且说吴三桂，在真定一战大获全胜，让将士们略作休息，又传令进军，尾随农民军之后，跟踪追击。五月七日，当农民军已过平定州西的时候，追兵已到核桃园（固关北侧），直抵固关前。李自成调后营人马返回关上防守。《虎口余生记》，31页。此关居山西与河北之间，为一战略要地，易守难攻。吴军与清军自山海关至固关，长驱数千里，不间断地行军，常常是昼夜兼程，据朝鲜人报道：“自北京至保定府凡七日程（此为朝鲜人的计程方法），八王（阿济格）疾驰三日才及于保定，马困人疲，不能远逐云。”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3735页。特别是在途中，屡经激战，更是形神皆疲，在险关面前，不堪再战，急需休整。吴三桂到此决定班师。
五月十二日，吴三桂与英亲王阿济格等出征将领还京。多尔衮派大学士范文程等出城迎接慰劳。入城后，即谒见多尔衮。《清世祖实录》，卷5，70页。
吴三桂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借助清兵的支持，连续击败农民军，夺取了京师，将农民军主力驱逐出河北，巩固了京畿地区，为清朝统一全国取得了牢固的立足之地。三桂及其将士的这一功绩，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肯定和高度评价。三桂在给兵部的文件中详述他和他的主要将领的功绩，写道：
本藩忠义激昂，誓不与贼俱生，父母身家举置度外，不待言矣。仍多方鼓舞联络，幸辽镇文武官兵同心僇（努）力倡之于前，而关门各将士并能协和鼓励应之于后。四月二十一、二两日战，守者均矢肝脑涂地之心，用能催坚破垒，净扫妖气。此一役也，立肇造大定之基，揆厥勋劳，原非浅鲜……
文件还具体提到立有大功的将领的事迹，如总兵何进忠，“捐驱突阵，血功特懋”；再如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参将孙文焕“效力最多”；还如监记同知童逵行、陈全国“摧锋借箸，以文史而兼武弁之劳，其功更难泯灭”；再有游击鲁登，副将陈时登、夏登仕、胡亮“保关御寇，宣力并著”，特别是夏登仕、胡亮“当关门抚道投贼求生之时，独能同仇战守，忠义可喜”。这四个人“智勇兼资，俱属有用之材”。这些有功人员，有的“格外酬异”，有的“优加京衔”，有的“破格升赏”，有的“优补”重要官职。《庭闻录》，卷1。
在另一份文件中，就山海关与真定（或为庆都）两大战役作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家应天顺人，定鼎燕京，不期月间，率土来王，已成车书一统之治。揆厥始基，实肇造于关门之一战，而庆都（或为真定）之追剿，独暑星驰，摧锋陷阵亦不可泯之劳勋。”
吴三桂“已叨王爵”，请求给他的有功将吏晋级赐赏。三桂说：
查辽镇文武将吏诸生千有余员，其间有同谋归命者，有远请王师者，有当先迎驾者，有陷阵前登者，有效死守堞者，又有以一人而兼数劳者，虽功有大小，秩有崇卑，其归命投诚以宣力于朝廷，策勋于开创，则一也。……查当日同谋归命，又兼督战守者则同知童逵行也，前册另款开列矣。又，远请王师兼任战守者则副将杨珅、郭云龙、孙文焕也，前册亦另款开列矣。此前，册开之总兵、副将、参、游、都、守等二百四十八员，同知、参谋三员，则皆顺天归命，先登血战，应居首功者也。至云某月日，某地战守，此在摄政王（多尔衮）目击，亦贵部之所心悉，本藩（三桂自称）不敢赘陈琐屑……
当日明祚斩绝，本藩总统两镇，值人心皇皇，靡定之秋，其与本藩同肝胆而归顺清朝，舍性命而悍御逆闯，倘非动以望外之功名，万不能有济。今追溯成功之机，全赖此著。本藩又不得不申说明白，仰邀同仁之视也。总之，关门、庆都之役，人人用命，战系实战，功系实功，既开首功，又与寻常战守之功大有区别。破格升袭，赏一劝百，关系重大。贵部必能见及于此矣。……
吴三桂力陈他的将吏功勋卓著，为他们邀功请赏，连续上奏疏，编定文武清册两本，要求按功劳“撰给敕书者，即与世袭敕书；文职应超等擢用者，即与转咨吏部超等擢用”《庭闻录》，卷1。。
清朝正当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并需进一步向全国发展之际，多尔衮比谁都需要三桂及原明将吏的合作与支持。因此，他加意笼络吴三桂和他的将士，招降更多的汉官参加清政权，举凡所请，绝大部分都予满足，这使他们感恩于清朝，拼命效力，更踊跃于前。这些，都不在话下。
对于吴三桂来说，爵位已至王位，为人臣之限，无以复加。他所希望的是，给他一块封地。他选择了齐鲁，打算向多尔衮提出这个要求。齐鲁（山东）地区为南北适中之地，历史源远流长，物阜民厚。西周时，周公旦封此；春秋时，有齐桓公称霸。三桂大概想作周公旦，或有朝一日成齐桓公的霸业吧！他的这一企图，是方大猷传出来的。方大猷原任蓟州监军，随三桂一起降清。三桂令他暂驻通州，他于五月一日、二日间入京。这就是说，他是随同三桂一起到了北京的。三桂南下追击农民军，方大猷没有参与这一军事行动，仍驻守通州。七日，他曾护送他的老师杨士聪出京，经通州，在方家小住数日，至十一日，他又进京，次日即十二日，见到了刚返回京城的三桂。十四日，他离京回通州。第二天，他送别杨士聪南下。三桂求封齐鲁的事，就是他在自己家中向杨士聪透露的。他还说，三桂“切嘱抚镇属各武官不得散往他处”，在批准封地齐鲁后，打算“悉用旧人”。《甲申核真略》，40~41页。据杨士聪记载，方大猷说这番话的时间，是在五月七日。显然，三桂于南下追剿农民军前，向方大猷等人透露了自己的这一想法。杨与方是师生关系，自然无话不谈。方提供的这个情况颇重要。大抵三桂估计时局，只要彻底打败农民军，大功就算告成，南北即可议和，划黄河为界，他则居两国之间，可收南北之利。这便联系到三桂与多尔衮在山海关前威远台谈判时所达成的口头协议，大概不是子虚乌有之事！
不过，三桂一厢情愿的想法毕竟没有实现。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当时，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根本无意给三桂封地。他给自己的将吏请功邀赏，多尔衮都予满足，而给三桂赏赐也相当丰厚，却闭口不谈“裂土”封藩。在他看来，清朝仅得到京畿地区，大局还不稳固，而且无地可封，所以此时封藩为时尚早。三桂也算识趣，他观察多尔衮意向，也就绝口不提封藩的要求。他最终封藩云南，那是数年以后的事。此是后话，暂且不提。三桂回京后的活动，史无记载，大概是闲住京师，与士卒休息吧！
十五、弘光赐封
当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北京时，明朝的陪都南京一无所知，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迟至二十九日，始传京师陷落，但人们仍然半信半疑。南京方面引起警惕，开始戒严。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等人为首的大臣们感到事态严重，便集合起来，联合发布公告，“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献资财，佐助国家讨伐农民起义军。《明季南略》，卷2，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他们还蒙在鼓里，根本不了解北方的情况，更谈不到星驰赴援，不过发发号召罢了。
四月十二日温睿临：《南疆逸史》，卷1，1页，“安宗”；徐鼐：《小腆纪传》，卷1，1页，“弘光上”。惟《明季南略》，卷1。6页载4月14日。，北京陷落、崇祯殉国的消息终于传到南京，百官无不震惊，相顾失色，预感到大难临头！国不可一日无君，他们意识到必须赶快拥立新君，才能稳定局势。
崇祯诸子都落于农民军之手，生死未卜，无法迎立，只能在明宗室中物色合适的人选。这时，明宗室诸王纷纷逃向南京，其中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已到了淮安（江苏淮安）避难，受到淮扬巡抚路振飞的保护。南京诸臣想在这两王之中推戴一人。因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拿不准该立谁。再说，一些重臣不在南京，如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正在浦口督师勤王，所以不敢贸然做出决定，他们议了一次，不了了之。
潞王朱常淓是隆庆穆宗帝之孙、简王朱翊镠之子、万历神宗帝的侄儿。福王朱由崧是万历神宗的孙子、福恭王长子。崇祯十四年（1640年），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河南，将其父福恭王处死。李天根：《爝火录》，卷2，8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十七年二月，农民军攻陷怀庆（河南沁阳），朱由崧逃到卫辉（河南卫辉），与他的母亲邹氏失散，仅带内侍数人，辗转逃到淮安。论血缘关系，潞王是福王的叔辈，但福王跟崇祯是近支。若论人品，潞王贤明，为众臣所看重，而福王品行恶劣，他在藩地时，荒淫不法，早有恶名。比较两人，诸臣多数愿立潞王为君。兵部侍郎吕大器、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等人联名给史可法签发一份文件，明确表示反对立福王，指出他有“七不可立”：不孝、虐待下属、擅权干预政务、不读书、贪鄙、淫乱、酗酒。真是五毒俱全！这样的人，当然不该立为君。他们认为“潞王贤明”，可以信赖。《小腆纪传》，卷1，《弘光上》。史可法赞成他们的意见，说：“非英主不足以定乱！”《南疆逸史·高弘图传》，卷6，47页。
握有重兵的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凤阳总兵马士英另有企图，欲乘此拥立新君的机会把持朝政。为达到这一目的，他选择了昏庸的福王，一心夺居“拥戴之功”，以取悦于福王。他抢先秘密派人去淮安，向福王朱由崧传递他的拥戴之意，并授意路振飞为福王备舟急速来南京。同时，他又致书史可法、吕大器等人，反对立潞王，极力主张立福主，声称论亲疏，论贤能，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福王。史可法、吕大器表示反对。马士英阴谋内贿操江诚意伯刘孔昭，外结总兵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等手握重兵的将领，发兵护送福王至仪征（江苏仪征），以造成既成事实，向诸臣施加压力。接着，串通诸臣开会，压他们表态支持立福王。可是，谁也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吕大器负责执掌礼、兵两部印，迟迟不到会，给事中十九人联名送帖，令其速来，吕大器这才从容而至，不肯附和立福王的意见。会议从黎明开始，一直议到中午，还没议出结果。给事中李沾厉声说：“今日有异议者，以死处之！”刘孔昭怒气冲冲，当面大骂吕大器，不得出言惑众！韩赞周大叫：“快取笔来！”吕大器在他们的威胁下，再也不敢说话。与会诸臣心怀恐惧，不敢持异议。《爝火录》，卷3，200页。史可法得知情况，无可奈何，被迫同意立福王。《明季南略》，卷1，6~7页，“南京诸臣议立福藩”。立新君的大事几经周折，在马士英等人策划下，就这样定了下来。福王朱由崧已到了仪征，南京方面派出礼部官员前往迎接。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帝位，以次年为弘光元年。
朱由崧一即位，马上封赏百官。以史可法、马士英为兵部尚书、张慎言为吏部尚书、高弘图为礼部尚书。史、马、高三人俱为东阁大学士。其他各官都得升授新职晋爵：进黄得功为靖南侯、左良玉为宁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史可法提出，分长江以北地区为四镇：命刘泽清辖淮海，驻于淮北，经理山东一带军事；高杰辖徐州，泗州（安徽泗县），驻于泗州，经略山东、河南开（州）、归（德）地区的军事；刘良佐辖凤（阳）、寿（州），驻于临淮（安徽凤阳东、淮河南岸），掌管河南陈（州）、杞（县）一带军事；黄得功据滁（州）、和（州），驻于庐州（安徽合肥），经理光（州）、固（始）地区的军事。各镇设额兵三万，所需额粮钱，由各镇自行征取。各辖区军民，州县各官均听本镇节制。设督师一人驻扬州，节制四镇。《明季南略》，卷1，26~27页，“史可法请设四镇”；《小腆纪传》，卷1，3页，“弘光上”。这四镇大都与农民军所占地区接壤，设置的目的，就是以四镇阻挡农民军南下，并以此作中兴计。史可法说得很清楚：“国家设四藩于江北，非为江左偏安计也，将欲立定根基，养成气力，北则为恢复神京之计，西则为澄清关、陕之图，一举而遂归全盛耳。”《明季南略》，卷2，77页。
马士英果然以拥戴之功格外受重用。朱由崧下达旨意：“马士英保障东南，肤功更著，着加太子太保，荫一子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明季南略》，卷1，27页。本来，他应出外督师，诸臣也希望他去，把史可法留在南京，主持大计。但马士英根本就不想离开南京，企图把持朝政，就对史可法虚情假意地说：“您的威名素著，军士们都钦佩您。您能经营于外，而我居中，各帅听令，一切事都好办。”史可法明白他的意思，也想避开他，就说：“居者守，行者御，莫能偏废，敢辞难乎！”向朱由崧请求到扬州督师。南京城士民听说史可法要出镇扬州，舆论哗然：“为何夺我史公？”太学士陈方策等人上疏：“淮扬，门户也；京师，堂奥也。门户有人而堂奥无人，这能行吗？”朱由崧正倚重马士英，不愿他出镇督师，拒绝了舆请，下达旨意：“辅臣可法，身系安危，朝廷鉴知已悉。”《爝火录》，卷3，162~164页。批准史可法去扬州督师，特加太子太保衔，令百官至郊外饯行。
朱由崧即位一个多月，说话谦和，处事谨慎，待人平和，拘拘守礼。他听从各方面的建议，选贤任能，部署军事，判定施政措施，宣布实行“国政二十五款”，颇有一番维新的气象。人们对“中兴”大业抱有希望。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现象。从弘光政权成立时起，就已经重开党争，党同伐异，而且愈演愈烈。以马士英为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起用崇祯钦定的“逆案”（指魏忠贤案）中在册的人物阮大铖，进而加剧了这一斗争。像正直的大臣大学士张慎言、高弘图、吕大器、姜曰广等先后被排挤出朝廷，史可法在外督师，受到孤立。马士英操纵朝政，“浊乱国是”。弘光朱由崧变改初衷，原形毕露，他“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他大兴土木，修兴宁宫，建慈禧殿，靡费了大量资金，开宴、赏赐无度，已使国库“匮乏”。《明季南略》，卷2，104页，“朝政浊乱”。
且不说弘光政权如何腐败，在面临战争这个关系命运存亡的问题上，也是举足失措。他们天天讲“讨贼”、喊“中兴”，报君父之仇，把主要危险和敌人看成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军，以全力防御。其实他们对北方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还看不到威胁南明存亡的已不是农民军，恰恰是清政权。六月间，史可法在《款清灭寇疏》中，还强调：“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事实是，农民军已被清、吴军击败，退到陕西后，一蹶不振了。而清已据有北京及其畿辅地区，正在准备南下。史可法及南明决策人还不以为意，说：“但清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其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其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他们把清入京看成是帮助明朝复仇的友好举动，主张继续借用清兵全歼农民军。《爝火录》，卷4，235页。在此之前，马士英先自提出：“若可羁縻专力办贼，亦是一策。”《爝火录》，卷4，231页。他认为，崇祯末，授意陈新甲与清议和，当时是“下策”，而“今之上策也”。《爝火录》，卷3，189页。与清议和，实行“联虏击寇”的方针，是举朝一致的意见，已成为南明一项国策。殊不知清朝岂能满足于北方数省之地！他们对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久就被冷酷的现实所打碎。
南明统治集团对吴三桂抱有同样的幻想。当他们陆续得到三桂战败农民军的“捷音”时，无不兴高采烈，“举手加庆”，简直把吴三桂看成了大救星、大英雄！太仆少卿万元吉盛赞吴三桂“惟凭忠义，当闯百万，遂能屡挫贼锋，凯奏收京，功成勒鼎”《爝火录》，卷4，249页。。南明群臣都捧他，把他比作中兴唐朝名将郭子仪、李光弼，与郭、李“同功”。《明季南略》，卷2，66页，“贺士奇言慎刑赏”。还有的甚至说：“吴三桂克复神京，功在唐郭、李之上！”《爝火录》，卷4，222页。大学士马士英向朱由崧奏报吴三桂战败农民军的事，朱由崧大夸“三桂倡义讨贼，雪耻除凶，功在社稷”《爝火录》，卷3，197页。。他们以为，有吴三桂的累战累胜，又有清兵的援助，感到明朝中兴有望。于是，纷纷建议要同三桂取得联系，派兵进至黄河一带，与三桂成“犄角”之势，可置农民军于死地。有的提出：“宜速檄三桂提全师，及号召秦晋两边宿将义旅，并力入秦”，与左良玉部“前后夹攻，指顾扫灭（农民军）”。《爝火录》，卷4，221页。为了鼓励吴三桂效忠南明，不惜封爵之赏。大学士马士英首先建议，对“吴三桂宜速行鼓励，接济其用”《爝火录》，卷3，189页。。五月二十八日，朱由崧赐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子孙世袭，《小腆纪年附考》，卷6，21页。加赐坐蟒滚纻丝八表里、银二百两。户部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责令沈廷扬负责，自海道运送给吴三桂。其他有功将士，由吴三桂开列名单，以便给予升赏。《弘光实录钞》，卷1，172页。参见《爝火录》，卷3，197页，《明季南略》，卷1，40页。
在给吴三桂封爵时，南明弘光政权还不知道他已降清，还认为他借了清朝的兵平息了农民军，对国家创下不世之功。他们所提建议都不过是不合实际的一厢情愿。当然，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清兵此次进关的目的，一直把它当成是扶危济困的“义师”。为此，弘光政权打算派一个代表团，前去北京。一则对清出兵为明复仇表示感谢之意，同清议和，平分江山；一则面见三桂，把勅书与封赏交给他，以使他为南明效力。
代表团由三人组成：以左懋第为正使，陈洪范、马绍愉为副使。为重事权，特加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加给兵部职方司郎中马绍愉太仆寺少卿，进总官兵陈洪范为太子太傅左都督，还有锦衣卫祖泽溥作为重要随员同行。七月六日，朱由崧召见他们，托以重任之事。尚书顾锡畴起草的《恭拟祭告陵园文》、《祭告大行皇帝后文》、《吴三桂封爵制书》、《勒谕铁券》、《黎玉田、高起潜勅命》、《谕宣北京人民》、《谕宣彝御书》等七个文件，进呈朱由崧过目，然后交付左懋第等携带北行。经与会诸臣讨论，确定了北使议和的方针，一致同意颁赏吴三桂。《明季南略》，卷2，135页。授权使团执行如下命令：在天寿山特立园陵，为崇祯改葬，与清议和，可割山海关外地，每年给钱十万为限；往来国书按古称“可汗”；通使礼仪，宜遵“会典”，不得曲膝，以致辱命。《小腆纪年》，卷7，4页。
七月十八日，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三使臣与锦衣卫祖泽溥携带黄金一千两，白银十万两，蟒缎、里绢万匹离南京北去陈洪范：《北使纪略》；《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95页。，与清修好。
北使团刚走，总兵刘泽清又请求封三桂父亲吴襄，使三桂感恩于南明。刘孔昭也上奏：“吴三桂父子效忠，宜加殊礼。”朱由崧即封赠吴襄为辽国公，谥忠壮，三桂母祖氏为辽国夫人。《弘光实录钞》，卷2，201页、203页;《明季南略》，卷2，136页。三桂既受封于清，又被南明封赠，父子得到两个彼此敌对政权给予的殊荣，这大概是吴三桂所不曾料到的吧！其实，在给吴三桂加封时，南明弘光“举朝皆知三桂无心本朝，而奸党故欲崇之，已寓卖国之意矣”《明季南略》，卷2，136页。。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了这一点。
七月底，陈洪范等人途经东平伯刘泽清驻地，刘给吴三桂写了一封信，托陈洪范捎去。他信中的主要意见，是要吴三桂努力促进明与清的议和，建议吴“何妨劻勷两国而灭闯”《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92页。。他要吴为两个政权效力，共同消灭李自成的农民军。刘的信充满了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吴已降清，怎么可能首鼠两端，脚踏两只船，既为南明又为清效力？这是无法行得通的事。八月一日，使团正准备渡淮河，陈洪范、马绍愉也分别致书吴三桂，现节录陈洪范书如下：
国家遭此大变，臣子应共痛心，独老亲台（指三桂）忠义动天，借兵破贼。至闻太亲台、太亲母（指三桂父母）俱殉节捐生（被李自成处死），一门忠义，万古流芳。更荷清朝仗义助兵，复为先帝发丧成礼，何莫非老亲台精忠感动也！今皇上以亲王登极，锐志中兴，感清朝助兵之义，嘉老亲台破贼之忠，拟遣重臣至北通好……朝仪佥谓：洪范与老亲台托谊……特命同少司马左懋第、冏卿马绍愉齎捧书币，奉酬清朝，崇封老亲台蓟国诰勅，褒励懋勋，奉命驰驱，见在渡淮，先此附闻，诸祈老亲台鼎力主持，善达此意，两国通好，同心灭贼，保全万姓，徼福无穷矣。希先遣一旅，导行利往，余容面罄。《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93页。
马绍愉的信，内容与陈洪范大致相同。《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94页。马、陈与吴家早有关系。当此吴三桂“大义灭亲”，逼走李自成，恢复北京之举，已赢得明士大夫阶层的广泛赞扬，一时成为风云人物，那些原与吴家多少有些联系的人，极力攀龙附凤，不遗余力赞扬吴三桂，其中也不乏溢美之词。马、陈两信，同刘泽清一样，都把吴三桂吹得很高，再传布南明对他及其父母的封赐，进行鼓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借重吴三桂在清朝的地位，和吴三桂同它已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从中予以斡旋，说得明白些，要吴充当中间人，替南明说好话，所谓“善达此意”，完成和好。从刘、陈、马三人的信，可见他们完全不了解清朝此次出兵的战略意图，以为它出于大义，真正帮助明朝复仇，不惜大唱赞歌；而对吴三桂已降清一事，也似是而非、似明非暗，以为他还会为南明效忠，利用他来达到两朝和好的目的。这也是南明统治集团的共同想法。他们不久就明白，这些都不过是一种幻想。
陈洪范等人，想在适当时候，把信先送到吴三桂手中，使他预先知其内情，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八月中旬，使团渡过黄河，继续北上，差一名随行官员曹应试先行，向天津总督骆养性通报。据骆养性给朝廷的报告说：八月二十七日，他已接到陈洪范的信，内叙使团北行之意，酬谢清朝礼物与犒赏吴三桂的礼物清单，及陈、刘、马致吴三桂书三封。陈要求，他们到临清（山东仍名）暂住，请天津方面派兵迎护。为此，清内院批示，同意“天津拨兵迎护，无敌疏虞”《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95页。。至九月十五日晚，骆养性已奉朝廷命令，派兵至临清接陈洪范等。《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96页。
九月下旬，使团至沧州（河北沧州市），这时，才听说吴三桂由清朝已改封“平西王”。陈洪范三人还是决定派人携带册命与他们的三封信先期赶到北京，转授给吴三桂，并说明使团此行之使命。三桂接到册书，不启封，原样进呈给位高权重的摄政王多尔衮，表示他对清朝的忠诚不贰。《国榷》，卷102，6143页。《明季南略》，卷4，275页。多尔衮打开赐封吴三桂蓟国公册命，内有“永镇燕京，东通建州”的话，《甲申传信录》，卷10，“使臣碧血”。勃然动怒，想拒绝南明使臣进京。但诸臣议论，南明既以理来，应令使臣入京传见。多尔衮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令使臣来京。《南疆逸史》，卷9，68页，“左懋第传”。二十六日，使团至静海（天津静海），总督骆养性亲来会见使团，传多尔衮之令，使团只准带百人进京，其余皆安置此地待命。《北使纪略》，120页。
九月二十九日至河西务，听说明日顺治举行即位典礼，不便赶路，暂住下来。
十月十日，清派礼部官员迎至张家湾。祖泽溥父祖大寿已降清，清朝对祖泽溥格外关照，已先行到京。这时，他派人来，传来吴三桂的消息：已秘密地告以北使团来京，但三桂说：“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还表示：对南明“终身不忍一矢相加遗”。《北使纪略》，121页。关于吴三桂是否把陈、刘、马的私人信件上缴多尔衮，官方史书失载。但这三封信现已收入《明清史料》集中。据此可知，吴当时不敢收藏这三封信，即如数上缴，清朝把它作为档案存储起来，故留传至今。又，见《明季南略》，卷4：左懋第等“行次沧州，陈洪范遣使先致吴三桂封册”，也证明陈等三人信件先达于吴三桂。他感叹地说：“时势至此，夫复何言？惟有闭门束甲，以俟后命耳。”谢绝了福王朱由崧的一切赏赐。《吴逆始末记》。三桂降清才几个月，他这番话，表明他对亡明故国的怀恋尚未完全割断，换言之，他的良知还没有泯灭净尽。然而，他既受命于清朝，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行动自由。后来，剿杀大顺军、灭亡南明，都是他报效清朝的最好的证明。所谓“终身不忍一矢相加”南明的诺言，也被他的行动予以彻底推翻！趋利避害，是他的准则。眼下，他权衡利害，为保全自己的利禄乃至性命，只有跟清朝走，何况清朝给他的封赐远比南明更丰厚！他说清朝“法令甚严”的话，一点也不假。天津总督原明降官骆养性，因为在接待南明使臣中表示了亲热，竟被人告发，吏兵部议罪，拟革职为民。多尔衮从轻发落，改为带兵督任，保留太子太保左都督衔。《清世祖实录》，卷9，23页。眼前发生的这件事，不能不使他感到恐惧。为保全自己，他回绝了一切对他的诱惑，宁肯不见使臣！陈洪范南返时，曾向朱由崧报告与清议和情况时，透露了三桂的近况：“陷北诸臣吴三桂、祖大寿等，咸杜门结舌，不敢见南人。”《弘光实录钞》，卷3，238页。更不敢受福王朱由崧封赐，重要的是，必获得多尔衮的信任。
在陈洪范使团离南京之前，南明已派遣光录寺卿兼理饷务的沈廷扬《南疆逸史》，卷14，101页，明崇祯末，沈廷扬以熟海运官户部郎中，入南明，仍官原职。从海上押运米十万石、犒师银五万两，前往慰问和犒赏吴三桂将士。吴三桂不敢要，婉言谢绝，一粒米不收，一文钱也不要。《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7页。结果，沈廷扬只好携银米原封不动地从原路退回。
十月十二日，陈洪范使团从正阳门进入北京城。过了三天，清内秘书院与户部官员到使团驻地收取南明所酬谢的礼物。陈洪范等说：“银币是送给你们的，即刻收去。先将银鞘十万、金一千两、蟒缎二千六百匹付给，其余陆续运到。”《北使纪略》，123页。
吴三桂对南明使臣谁也不见，不拜福王诏书，陈洪范携带赏给吴三桂的白银一万两、缎二千匹，无法当面交付给他，便与另两位使臣私下商议：既然吴三桂不肯出面，赏银等物也就不必给他了。这些来收礼物的清朝满族官员，一看还有剩余银缎，也不管谁的，争抢上前攘夺。陈洪范只好说：“这银一万两，缎二千匹，是赏给吴三桂的。既到此，你们就收去，转给他吧！”他们一听，都乐得抚掌，扛起来就走。《北使纪略》，123页。这笔财物，三桂不敢要，大概是被他们私分掉，或上缴充公。
陈洪范等至京五六天，吴三桂奉命同英亲王阿济格出征陕西去了。
南明苦心笼络吴三桂的目的落空了。它想同清朝议和，划界为守，也没有达到目的。多尔衮拒不出见，只派内院大学士刚林及其属下官员出面交涉，断然拒绝南明的议和要求。使臣提出致祭崇祯、重新埋葬的要求，也被拒绝。十月二十六日，刚林向使臣下逐客令：“你们明早即行！我已遣兵将，押送至济宁。”同时还宣布：“你们回去通告，我们即将发兵南下！”次日，使臣怀着沮丧的心情离开北京南返。十一月四日，行至沧州，忽见一清将率四五十名骑兵追来，将左懋第、马绍愉等人扣留，携回北京，只许陈洪范一人回江南。《北使纪略》，124~125页。原来，使臣三人刚离北京时，陈洪范给多尔衮写了一封密信，表示愿降清朝，要求把左、马二人扣留，他一人回南京后，可招徕刘泽清诸将，把江南献给清朝。多尔衮大喜，特派学士詹霸等人追赶，至沧州才追上，向陈洪范密传多尔衮的指令“勉其加意筹画，成功之日，以世爵酬之”。多尔衮按陈洪范的主意，把左、马扣留下来。《清世祖实录》，卷11，3页。参见《南疆逸史》，卷9，68页，“左懋第传”。后来，左懋第不屈服于清朝的威逼引诱，慷慨就义。马绍愉率所从将士剃头投降。陈洪范南返后，于次年六月病死。《明季南略》，卷4，276页，“使臣左懋第”。参见《甲申传信录》，卷10，“使臣碧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