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作者：雷颐
内容简介:
官场“李鸿章模式”：当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敢于做事而疏于自保，下场往往很惨；精于自保而不做事，只是滑头和饭桶。而李鸿章则是既敢于做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擅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奏折是最危险也是最神奇的应用文，可以因之高官厚禄，也可以人头落地。奏折是台面上的东西，本书透过“台面”看“台下”，透过奏折的“说什么”，看其真正目的“要什么”。方寸之间，有被忽略了历史。
一个人和一个帝国：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李氏一生，虽力所能及地推进改革，但终究“不敢破格”；周旋于列强之间，功不可没，最终却“国人皆欲杀”。读李鸿章，其实也是在读者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
本书作者为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学者雷颐。本书对晚清名臣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的重要奏折与信函进行了独到的解读，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由幕僚到封疆大吏到晚清重臣的发迹轨迹，也可以看出晚清帝国逐步崩溃的全过程。李鸿章的官场心机、政治手段，尤其是其向“中央”打报告功夫堪称一绝。可以这么说，凡是有上下级关系存在的地方，本书都值得反复研读和收藏。
一个老官僚和一个老大帝国的40年(1)
正说晚清第一重臣、帝国第一流外交家、成效最著的改革先锋李鸿章
关于李鸿章，流传下来的野史不少，近些年陆续出版的传记和评说也很多。随便在网络上发一个评说李鸿章的话题，很快就能引来一堆或捧李或骂李的口水贴。人们对于这个一直是百年里“第一卖国贼”形象的人物，聚讼纷纭，却难有定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近代史专家雷颐先生的这部新书《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以李氏一生的重要奏折和信函为突破口，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事功，堪称学术界人的第一次“正说李鸿章”，或者能为解读李鸿章其人辟出一条新路，还一个更真实的历史人物。
老官僚的官场智慧
和晚清很多汉族大员一样，李鸿章的发迹，走的也是从书生到带兵官的路子，有些不同的是，李鸿章从曾国藩的幕僚身份退下来，开始当上江苏巡抚时，已是不折不扣的中年（40岁），完全属于大器晚成型。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做幕僚时，就以其识见和刀笔吏的功夫而深得曾氏的赏识，曾氏赞许其“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该书对李氏奏折中这种刀笔功夫，作了一些有趣的发挥，怎么反驳上级，如何敷衍皇上，揣摩圣意，打太极拳，今天的“秘书党”应该认真学学。
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其真正的本事当然并不在于雕虫小技的奏折文字上，大臣所以成为大臣，既有时运，更堪玩味的则是其人身怀的种种看家本领。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并和康、梁暗通款曲。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在这里，慈禧太后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是支持自己当家还是支持光绪当家，其他事，诸如是不是支持维新主张变法，则在其次。作者对此有很精到的评点：这是“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的区别。李鸿章作为洋务健将，改革口号喊了很多年，主张变法这一条是怎么也赖不掉的，但既然当权的是太后，那只要表明自己并没有紧跟皇上就行了。这就是李作为老官僚的官场智慧。这一幕“君臣”之间的对话，端的是惊涛暗涌、凶险非常。而李对康、梁的“保护”态度，和接下来抗旨不肯挖康、梁两家祖坟的事情，又充分显示了老官僚做事预留后路的生存智慧。
对于做官，曾国藩曾有批评：“少荃拼命做官”。但李鸿章虽然“拼命做官”，精于自保，他却也并没有在戊戌政变中落井下石，大造冤假错案，以洗干净自己，反而有点挺身而出的味道，这就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了。
成效最著的改革家
该书对李鸿章更为褒扬的是其作为改革先锋的一面。尽管后来的历史书对于洋务派多有贬低之词，但回到历史现实去考虑，洋务派在工业、商业、军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已确属不易。而无论是办机器局、招商局，设电报、修铁路，还是派留学生和陆军海军的近代化，这些大事件，都与李鸿章密切相关，都和李鸿章的支持和努力分不开。作为改革家的李鸿章曾经发过这样一段议论：“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这正是一个改革家应有的精神和风骨：我们现在若不能顶住压力，把事情办好，那后来的人恐怕都不一定想得起来要这样做呢！
对于办洋务，梁启超也曾有批评“不敢破格”，但从李氏一生来看，李鸿章虽然不能破格，但到底也始终力所能及地在推进革新。
帝国第一流外交家
一个老官僚和一个老大帝国的40年(2)
2008年02月21日00:00
外交是评论李鸿章最难说清楚的一个部分。李氏一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懂外交是他能够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也是使他事业、声名受累，百年都难翻身的一个大坎。但无论怎么说，李虽有“国人皆欲杀”的时候，朝廷要谈判时又离不了他，庚子事变后，李鸿章以夷制夷，分化八国联盟，周旋于列强之间，仍是功不可没。
当然，对于李鸿章，作者雷颐也并不是有心一味要作拔高。该书也还透露出了其他一些信息：“巡抚也曾心狠手辣”，李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背信弃义杀过降，可能还曾下黑手暗杀过常胜军的统领官美国人白齐文；在对慈禧亲信吴棠一案的处理中，也曾颠倒是非装糊涂。作者有一个很精彩的总结：既要做官，又要做事，但首先是自保，这才是李鸿章的立场。由这点出发，来论李的所作所为，才能真正达到“理解之同情”。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我们读李鸿章，其实也是在读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该书对时代背景有很深度的分析，这也是值得称道的一点。
自序：奏折里的历史世界(1)
2008年02月21日00:00
奏折是高级官员给朝廷的“工作报告”、请示和建议，稍稍重要之事，臣属都要向 朝廷“汇报请示”。然而，皇帝每日要披阅大量奏折，所以奏折不能太长，或者说要尽可能短。但所奏之事又多数都是国家、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其中不少又与上折者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如何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委实不易。可以说，奏折中的每一个字都十分珍贵，都不能“浪费”，端的是“一字千金”。如何写奏折、广而言之下级 如何向上级“打报告”，确实大有学问。
例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即1862年2月上旬，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了一道《参翁同书片》， 指责曾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对曾参与地方镇压捻军、但后来又割据一方抗清的苗沛霖处理不 当、弃城而逃、谎报军情等数条罪状，要求朝廷严惩。
此折一上，朝野震动。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曾入值上书房达二十余年，咸丰皇帝、恭亲 王等道光帝的几位皇子都是他的学生，历任工部、吏部尚书；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 同龢也是大名鼎鼎。翁家权位如此之高，竟有人斗胆敢“参他一本”，焉能不朝野 震动？
以翁家权位如此之高，要参奏翁同书，曾国藩也不能不格外慎重，所以要自己的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备选。在几份稿本中，他独独选中了此时还是他的私人幕僚的李鸿章之稿。事实证明曾国藩所选不错，如此重要之折，李鸿章只以区区不到六百字便将事情“搞定”，迫使本来有心回护翁同书的朝廷只得“比照统兵将帅守备不设，为贼与掩 袭，以致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
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认为，此折表明李鸿章写折的本领比其师曾国藩“还要辣”。据说曾国藩曾经赞赏李鸿章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因此，曾国藩在军情紧急之中要李回乡组建“淮军” 援沪、使其得以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就在李为曾写了《参翁同书片》几个月后，曾又推举李为举足轻重的江苏巡抚。早想建功立业却屡受挫败因而大发“昨梦封侯今已非 ”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无奈之中托人介绍才加入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终于志得意满，从“替别人”写折变成“为自己”写折，其一生事业，便由此“隆隆直上”。
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其中有大动荡时代特有的风云际会，更有李鸿章本人的通 权达变、审时度势。这种历史风云与老谋深算，当然也反映在他给朝廷的奏折中。
从 1862年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去世，四十年来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自然上了大量奏折。他的精于权谋与“写折子”的本事，在其奏折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在不少有关国家大政及一些与他本人利益相关的事情上，他与朝廷的主张并不一致，但多数情况下，他却都能迂回曲折达到目的，并在奏折中列举种种理由说服朝廷，使其不能不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张。
更重要的是，由于参与大量国家、地方政务与机要，李鸿章的奏折内容自然涉及方方面面， 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仅从本书所评点的奏折中，即可看出：清政府在 1861年其“基本国策”如何发生重大变化，使其“死里逃生”，又赢得几十年时间；他怎样以自己十分得意的“痞子手段”控制洋人的“常胜军”、使其为己所用镇压太平军却又不致尾大不掉、失去控制，利用与控制之间反映出清政府与列强间的复杂关系；他在对外交涉中的是是非非，既有据理力争，更有忍让妥协；他怎样冲破重重阻力，“遇到红灯绕道走”想方设法修铁路、架电线、造轮船、派留学生直至支持“商办”企业，艰难推进洋务运动；曾、李在与朝廷的博弈中为了地方、自己利益彼此的私下商议、协调与呼应，表明了地方势力在晚清的崛起；晚清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颟顸无知，奏函中更是反映得淋漓尽致……
自序：奏折里的历史世界(2)
2008年02月21日00:00
奏折当然全是冠冕堂皇的文字，对奏折的点评、研究，除了分析其写作行文的“技巧”外，更有意义的是要透过奏折的“文本”分析隐藏其后的具奏者的真实意图、见识、水平甚至其脾性才情，分析它的时代、社会背景与意义。所以，“奏折中的历史”往往比只有“结果” 而缺乏“过程”的“史册中的历史”更加生动、丰富，给人的历史感受更加深刻。与奏折相比，信件通常更少修饰。如果说奏折更多“台面”上的东西，信函则更多“台下”的活动，写信人的思想、真实意图往往表现得更加直接，是了解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社会背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因此，本书也对李鸿章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分析点评。目的依然是期望通过“奏”“函”两相对照，人们能对其人其事，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一直在风雨飘摇中的腐朽政权的那种无奈心境与悲凉 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状况的了解更加深刻、详细、生动。
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他的 “才”、“识”、“遇”，其实也就是他“个人”与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与那个江河日下 的王朝的关系，这些，也生动地反映在他的奏函之中。
目录
2008年02月21日00:00
自序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 ……
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
从曾氏门生到方面大员——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
做官须用自己人——空降巡抚的用人之道
该抗旨时就抗旨
升任两江总督——李、曾的政治命运初现端倪
首次严重政治危机
该敷衍时且敷衍——从吴棠案看李氏的做官经
痞子手段与曾李政治命运——接近权力中枢的关键一跃
第一总督——妥处与“老首长”关系
晚清时局中的曾李关系
出国欧游
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
老臣厄运与再起
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
1861：朝廷的新国策——从“仇夷”到“联夷制乱”
巡抚曾经心狠手辣——杀降事件和戈登辞赏
“常胜军”的终结
太平天国洋兄弟之死
从理藩到外交——外交对清政府的重大意义
近代中日外交的开端——中日外交一
台湾事端初次交锋——中日外交二
一次难得的强硬外交——保护秘鲁华工案
马嘉理案：中国边疆危机的大爆发
马嘉理案的“威八条”——弱国外交家的两难处境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琉球——中日外交三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朝鲜——中日外交四
中国边疆危机之新疆——中俄外交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越南——中法外交
洋务：被打出来的近代化
亦开风气之先——请设上海广方言馆
“发威马齐”：中国军队的近代化
“阿思本舰队”事件——中国的近代海军梦
穷则变，变则通——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一
从求强到求富——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二
开天辟地第一页：第一批幼童出洋
后发国家的困境——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三
在洋商与华商之间——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四
“戴红帽”企业的困境
电报与“忠”“孝”
铁路贵姓——晚清建造铁路的大争论
挨打之后的进步：海军建设
遇到红灯绕道走：近代铁路海军造
备忘：晚清政局中的象征性事件
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起
最高的文化接轨——跪拜礼仪之争
一桩官场丑闻：大工程里好赚钱
海防塞防战略大讨论
外交史上的荒唐一页——郭嵩焘刘锡鸿之争
太后嘴上的传统
莫道昆明池水浅，原来是为练海军
臣子都是替罪羊
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
2008年02月21日00:00
1862年初，由于曾国荃昧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执意要夺得攻克“天京”的头功，因而拒不接受其兄要他率兵缓解被太平军围困的上海之命，李鸿章得以离开曾国藩回乡组建“淮军”援沪，稍后被任命为江苏巡抚。由此，他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宦海生涯，最终成为晚清“第一重臣”。
用今天的话说，他是“空降”当官的。面对当时混乱腐朽的江苏官场，他用种种方法、种种机会大力整顿，任命廉洁、开明、能干的郭嵩焘、冯桂棻等一干人马在关键岗位取代原来官员。事实证明，他看人眼光确实老辣，所选得当，郭、冯不仅成为他的得力帮手，后来也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值得纪念的重要人物。
为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有些官员敢于做事，但疏于自保，结果“成就”有限；更多的官员则是精于自保，而不敢或不愿做事。在新旧交替、社会深刻变化的时代，更需要官员敢于创新“做大事”；但这种矛盾交织、新旧冲突剧烈的时代，“做事者”往往更易受到种种强烈的抨击和指责，更难自保。而李鸿章则是既敢于任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擅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他才能在云谲波诡的时代成为朝廷不得不深倚的重臣。从新官上任大力整顿地方起到后来大办洋务、权倾一时，李鸿章经常受到各种指责、抨击，有时甚至“弹章蜂起”，但他大都能想方设法、有惊无险地度过一次次政治危机。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是在晚年甲午大败之后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朝廷正好让他成为“替罪羊”而实际剥夺了他的一切职务；在随后的“维新变法”中，他因同情维新派而在年近八十高龄之际、在隆冬腊月被慈禧严命去黄河入海口“勘河”。他深明守时待变之道，不辱使命，兢兢业业完成勘河任务，同时又静观局变，抓住时机，终于东山再起，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
在紧接而来至为惨烈的“庚子巨变”之中，他又被委以与列强议和、挽救清王朝的重任。此时此刻，一个腐朽透顶的王朝的存亡几乎系其一身，责任与权势之大，均为空前。他颇以此得意自豪，然而对他而言，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晚清时局中的曾李关系(1)
2008年02月21日00:00
1872 年3月12日，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官署病故，时年61岁。李鸿章得此噩耗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位公子曾纪泽、曾纪鸿，痛表哀悼。他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在给他人的信中，李鸿章的悲哀之情也流露无余。他在挽联中痛悼：“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他的哀痛无疑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曾国藩对他确有“知遇之恩”。但曾、李关系却并非如此简单，而是极其复杂：由师生、主宾变为上下、同级，可谓多重。儒家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生之伦”，他们都以儒学正统自居，自然要践行“师生之伦”；但后来又是官场中的上下级乃至平行同级的官员，各有各的利益需要维护，不免也有矛盾。如何处理师生伦理与现实的官场逻辑，颇为微妙。当然，作为洋务派的领袖，他们在维护洋务派和“地方”利益方面，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与“中央”的博弈中更多地是互相支持，彼此引为奥援，总体而言配合不错。因此，将曾、李关系全面梳理一下，确是饶有趣味之事。
曾李关系可追溯到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的交往。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因此有“同年”之谊。李鸿章在未中进士之前，与其兄李瀚章都曾以“年家子”身份投靠曾国藩门下，拜曾为师，学习八股文、试帖诗和“义理经世之学”。1845年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李鸿章虽然没有考中，但诗文却得到曾的赏识。李鸿章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己“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曾国藩稍后对李瀚章说，这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后来李鸿章在翰林院学习任职期间仍常向曾请教。1853年，李鸿章之兄李瀚章进入曾国藩幕府，襄办湘军粮台，而李鸿章则回到安徽老家帮办团练，镇压太平军。
几年下来，本想大有一番作为的李鸿章却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落魄潦倒之际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858年底来到江西曾国藩大营，想入曾幕。对李鸿章的才识，曾早有所知，但认为他性情不稳，妄自尊大，所以故意不见他。一个多月后，李鸿章又托人说情，曾国藩说道：李鸿章也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窄狭、只是一条浅沟，容不下他这条大船呀，他何不回京供职？经反复说情，李鸿章终在1859年1月入曾国藩幕，成为曾的幕宾。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他，只是想打一打他的傲气，让他更加内敛沉稳。
在曾国藩幕，李鸿章办理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章。曾国藩最负盛名的参折《参翁同书片》，即出自李鸿章之手。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是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老师，历任工部、户部尚书翁心存长子，其弟即大名鼎鼎的翁同龢。这道参折指责翁同书举措不当、守城不力、弃城而逃，应予严惩。以翁家的权势，要将其扳倒谈何容易，所以曾国藩极其重视，要文案房多拟几份草稿备选。在好几份草稿中，他选中李鸿章稿。如此重要之折，却只区区不到六百字，可谓字字千钧，句句见血。此折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歹人、措置失当、贪生怕死、连失两城的罪状，然后指出翁的几道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的种种自辩，令其无继续辩解的任何余地。此折最后写道：翁同书有如此行为“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一句“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即将朝廷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本想“瞻顾迁就 ”从轻发落的“后路”封死，委实老辣。朝廷只得并不情愿地按规定将翁同书判“拟斩监候”。所以曾国藩称赞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而李鸿章也向人表示自己从前也辅佐过其他将帅，但“芒无指归”，入曾幕才“如识南针，获益匪浅”。
晚清时局中的曾李关系(2)
2008年02月21日00:00
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 ”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
在曾幕，李鸿章不仅仅是起草文牍，而是参与重要军机。如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孤驻祁门的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上救援。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但此时正是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精锐，于战局大有影响，而且这时正值徽州失守、祁门危急之时。曾国藩急得几个晚上不能入眠，于是令下属每人提一方案，结果几乎都主张北上“勤王”，但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不同意调兵北上。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李鸿章比清廷更早看出这一点，眼光确非寻常。他进一步论述湘军镇压太平军是关系“ 天下安危”之事，对北上驶援应“按兵请旨”，静观局势变化。经过仔细权衡，曾认为李说确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议。他上疏朝廷表示愿意北上，但提出鲍超人生地不熟“断不能至”，所以请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间“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其实是在拖延时间，因为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不必北援的命令。此事使曾对李更加器重。李鸿章对曾虽以师相待，但他毕竟是极有主见之人，经常因固执己见而时有冲突，曾有几次想离曾而去。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时，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没有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移营至此十分危险。在太平军攻击下，的确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而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不久，双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锐，终导致李鸿章负气出走。早在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入曾幕，参赞军务。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的艰苦岁月中，曾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当年湘军在江西战场数度为太平军大败，曾国藩两次想跳水自杀，李元度将其劝阻，可谓曾的恩人。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元度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驻防徽州。但由于他不听曾国藩的命令，打了败仗，徽州城为太平军所克，祁门更加危险。李元度乱中逃生，在浙赣边界游荡一段时间后又回到曾幕，但并不束身待罪，而是不久又径自离去。凡此种种，曾国藩决定具疏弹劾，以申军纪。李鸿章却率众人坚决反对，认为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时期有恩于曾，这些年不少人借故离去，但李元度对曾的支持和忠诚始终不渝，因此指责曾国藩现在是忘恩负义。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最后，李鸿章坦率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回答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生气地说：“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扬长而去，离开曾幕，前往江西准备独自闯荡一番。此事使曾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 之结论。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李鸿章在江西并不顺利，而经过胡林翼、沈葆桢等人的调和，曾国藩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李鸿章其实也想再回曾国藩幕，在曾国藩进攻安庆连获胜仗后，便写信致贺。以曾的历练，一眼便知此是回心转意的试探，便捐弃前嫌，写信邀其回营。李鸿章在江西混了七八个月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再回曾幕。
晚清时局中的曾李关系(3)
2008年02月21日00:00
事实证明，对李鸿章而言再回曾幕绝对正确。回营不久，曾就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驶援上海，稍后又任江苏巡抚，开始了他的“一生事业”。江苏巡抚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部下，但在事关自己重大利益时李则并不完全服从、相让。如1862年无为等地吃紧，曾国藩扣留了淮军新建的九个营增强防卫，但李鸿章却再三坚持要将这九营送到上海。最后曾国藩只得同意，并写信给李希望他能谅解。
当然，在许多方面李也对曾有体谅。如1863年底李鸿章的淮军攻克苏州后，朝廷命令他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天京”的曾国荃部。接到命令后，李鸿章却一直以种种理由迁延不前，以致受到朝廷的严责。倒是曾国藩理解李鸿章的用心，他为之辩护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因为湘军已将“天京” 团团围住，曾国荃独占全功之心又切，不愿让他人分功。而曾国藩颇有为难之处，作为两江总督的他有责任命李鸿章速往，但如此一来又使胞弟大不满意。李鸿章深谅曾国藩的困难，所以甘冒被朝廷责备之险而一再拖延，不使曾为难。
从很多地方也可看出，虽然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李更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曾、李关系大体不错，特别是在与朝廷争地方利益、与顽固派斗争时总能互相配合。甚至在李鸿章的晚年，曾国藩逝世已久，李仍十分敬佩地对人谈起曾国藩：“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曾国藩这一“言”即与洋人打交道的关节就在一“诚”字。原来，在李鸿章接替曾做直隶总督、将要参与外交时，他曾向曾国藩请教，没想到曾国藩先问他有什么主意，他只好回答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沉默良久，然后缓缓问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知道曾对此非常不以为然，急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只是以手捋须，很久才盯着李鸿章教训他说就是一个“诚”字。李鸿章接着坦率地对人说：“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不论曾国藩所说与外国打交道只用一“诚”字对不对，也不管李鸿章是否真的按曾氏所说行事，以李此时的地位之高与他人谈起曾来仍一口一个“我老师”、并毫不讳言曾对自己的批评，足见他对曾的敬重、足见他们关系的不一般。
曾、李的密切关系，其实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晚清权力开始“下移”，地方开始“坐大”。
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起(1)
2008年02月21日00:00
1865 年5月下旬，清廷命曾国藩到山东“剿捻”，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顶曾之缺。但曾国藩在安徽的剿捻颇不顺利，捻军部分主力西进河南，且有再往西行的动向，但曾部已无力西顾。清廷惟恐捻军西进与西北回民起义军汇合，于是急命李鸿章立即率以洋枪洋炮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部赶赴河洛剿防捻军，两江总督的职位由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清廷此举，其实有更重要的意图，因为“江督天下大缺”，是清政府财政经费最重要的来源，让曾、李久居此位，清廷毕竟放心不下，也心有不甘。而独立于湘淮系的吴棠早年曾有恩于当时还未发达的叶赫那拉氏家族，所以在慈禧垂帘听政后甚得恩宠，官运亨通。由他署理江督，既为他谋一肥差，又从曾、李手中夺回两江地方实权。清廷此项决定，可谓一举数得。
对清廷的用心，老于权谋的曾、李当然心知肚明，决定抵制。曾国藩当即上疏抗争，认为不必命令李鸿章前往河洛剿捻，而李宗羲、丁日昌或是“才略稍短”或是“资格太浅”，难胜其职。此时，李鸿章就任两江总督才刚满五个月，更不愿受领此命。在接到命令的第三天，就写信给曾国藩，商量对策。他认为如果慈禧亲信吴棠署理江督，其“用人行政或多变局”，恳请曾国藩“能否另再设法拟议之处，仰祈熟筹密陈”，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人事安排意见。他提出或以胞兄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以丁日昌为江苏布政使；或以李瀚章署理江督，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商”。当然，他也知道人事敏感，自己妄议并不妥当，同时表示“此非鸿章所敢与闻”。但此事事关重大，他还是忍不住提醒曾国藩“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事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仅过了两天，他又给曾国藩写了此信，提出最好是维持现状，如果不能维持现状，希望能按李宗羲(字雨亭)建议，曾、李对调；虽然曾国藩曾表示过“决不回任”，但李鸿章知道如果自己不去剿捻，会有贪恋两江总督之位、躲避艰巨任务之嫌，所以劝曾“必不得已仍照雨亭所拟，请以鸿章代吾师剿贼。如尊意肯俯徇众望，回驻金陵，则后路大局，满盘俱活，不致掣动”。很明显，他们的 “底线”是要保住湘、淮对两江的控制。
几乎同时，他在给友朋的信中更坦率地写道：“鄙人于西北形势生疏，而所部各军尽调归爵相四镇之内，冒昧前去，非特迁地弗良，岂忍夺爵相已成之局。诸将闻弟视师，必皆舍彼就此，一军两帅，牵制殊多，况饷源全恃吴中，付托非人，转运接济终必匮乏，恐于前敌无甚裨助，而东南全局先自动摇。”他知道，“一军两帅”从来是用兵之大忌，将领将在“两帅”间无所适从，贻误军机；而更难办的是，因为“裁湘留淮”曾国藩剿捻的精整部队系以淮军为主，如果自己去后这些将领实际将唯自己的命令是听，而不大会服从曾的指挥，将给曾造成不小麻烦。此点，也可看出他对曾的体谅。另外，“两江”为饷源重地，他与曾当然极害怕失去对如此重要之处的实际控制。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李鸿章在11月25日覆奏，陈明不能率兵前去剿捻的种种理由。而且，由于曾国藩坚决表示不愿回任，因此无法“对调”。结果，清廷只能维持现状，居然下谕承认：“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
由于他们的联合抵制，终使朝廷妥协，曾、李依旧保持了对“两江”的控制。这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结果，也反映出晚清政治格局中以曾、李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崛起。
从 1865年5月底接到北上剿捻的命令，到1866年年底这一年半的时间中，曾国藩的剿捻以失败而告终。朝廷丝毫不理会曾氏屡遭败绩的种种苦衷，丝毫不念及他镇压太平天国的汗马功劳，而是多次严旨切责。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曾氏受到廷寄责备七次，御史参劾五次，由于连吃败仗又屡遭朝廷严责，曾国藩终于感到衰病难持，告假休息。朝廷却顺水推舟，在他休假期满后仍要他在营调理一月，病愈后进京陛见一次，而钦差大臣关防暂由李鸿章署理。但令人寻味的是，要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前去剿捻的谕旨却未提及由何人接替李鸿章的两江总督之职。这有两个可能：一是李鸿章仍兼任两江总督，二是以后任命他人。实际上李鸿章知道前线军务繁重，自己不可能兼任江督。但让他人接任，于公于私他都难以接受：于公认为他人不会也无能力全力为他筹饷，于私不愿肥缺旁落。当然，他认为如能任命曾国藩重回江督之职，则于公于私最为理想。但曾国藩以老病告假，不能剿捻何堪两江总督重任？清廷对曾国藩本就防范有加，现在更不满意，又如何可能让他再担江督重任？
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起(2)
2008年02月21日00:00
李鸿章接到谕旨后，立即走马上任。在1866年12月3日他赴前线一个多月后写了《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这个二千余言的颇有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汇报 ”，其主旨就是强调筹饷的重要。他指出曾国藩在早些时候的奏折附片中说“将帅带兵剿贼，非督抚手有理财之权者，兵饷必不应手”“系阅历真切之语”。而这一年多以来一直是“曾国藩在前督师，臣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他强调自己到徐州剿捻刚一个多月，“后路粮饷转运相隔渐远，每恐呼应不灵，若再逐贼出境，远驻豫省，军务大局，未必遂能有济，而各军饷需本任公事，必多贻误。即蒙派员接署督篆，各有责任各有作为，何能与前敌痛痒相连，始终如一？若强争则徒失和衷，若隐忍则必分畛域。军需稍有掣肘，斯功效全无，溃败立见。”他深有体会地强调说：“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难接济。”接下来的一句，看似无意，其实却透露出之所以再三强调军需粮饷重要性的具体目的：“曾国藩老病侵寻，自萌退志。臣每谆切恳劝，谓若不耐军事之劳顿，即请回任筹饷，坐镇要区。彼总以精力衰惫相谢，然亦以剿捻全军专恃两江之饷，若经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撼，与臣再四密商，迄无嘉谟可以入告，是不得不仰赖朝廷之善为区处矣！”总之情况就是这样，请朝廷权衡决定，实仍表明希望朝廷让曾重回江督之意。他进一步对朝廷明言：“今谕旨并未令人接办江督与通商要件，而询及应否移扎豫境”，如果率兵打仗与两江筹饷二事都要我兼任，那我到远离两江的河南就无法兼顾两江，必将误事，而“后路根本重地，皆新复之区，又多通商口岸，设有蠢动，更难兼顾。臣反复推究事理，务求一是，纲领全在得人”。最后他明确说道：如果“皇上若仍令臣兵饷兼筹”，那我就只能前进到徐州为止。如果“皇上专责臣以讨贼”，我不必兼筹粮饷，当然可以进兵河南，但朝廷一定要解决粮饷。因为“在本境可兼管地方，驻别省即不能兼管地方。如不兼管地方，军需当责之何人，缺乏当如何处置，非一二空谈能有实济”。其潜台词仍是给朝廷施压，要其按己意任命曾国藩重回两江，但又句句在理，朝廷不能不认真考虑。
看到李鸿章利弊陈明得如此清晰有理的奏折，“纲领全在得人”，清廷只能谕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奉旨后，李鸿章立即于1866年12月19日写了《谢授钦差大臣沥陈下情折》。此折与前折相距半月，由于朝廷答应了自己的要求，所以此折的主要目的利用例行的“谢恩”对自己在前折中对朝廷的施压有所挽回。他诚惶诚恐地表示接旨后“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以前想到前线又感到“后无付托，日夜辗转，悚惶万分”，现在“仰蒙皇上洞鉴，两江所出饷需，实关剿捻全军命脉，特命曾国藩回任筹办，俾臣后路无掣肘之虞。圣慈曲逮，俯察艰难，无微不至，臣等应如何感奋，复何敢稍有推诿，致误事机？谨当恪遵谕旨，俟曾国藩回任后料理交卸，驰赴前敌”。当然，曾国藩回任仍有客观困难。因他不久前以衰老病多，不堪公务繁重，不能见客、阅读公文，病情短期内不得好转等为理由陈请开缺，怎好立即就回江督任上呢？精明老练的李鸿章当然能想到此点，所以紧接着就替曾国藩圆场说：“臣熟知曾国藩积劳久病，时形衰惫。其前奏不能见客及畏阅公牍等语，皆系实情。屡接来函，深以地方公务烦重，精力不支，必欲坚辞回任。臣虽专函商恳，但既叠请开缺在先，亦自恐贻误于后，其素性耿介，量而后入，固久在圣明鉴照之中。”由于曾国藩仍随军在营，一时难以或很可能是仍感不便立即回金陵就任，李鸿章又于1867年2月23日给朝廷上了《请饬曾国藩回任片》，再次替曾国藩圆场。他写道：“曾国藩久劳于军，所称衰病情形，实无捏饰。”不过现在 “惟感蒙圣主倚畀之隆，臣复仰体眷怀，以大义相劝勉，似可力疾任事”。并一再强调：“长江千里，番舶如织，游匪横行。自臣去金陵后，时恐小有蠢动，回顾不及。督臣必须常驻省会，坐镇四方。”他说曾国藩迟迟在营不回一方面是协助他剿捻，一方面是顾虑“回任迹涉畏难取巧，具见公忠尽抱，贞介素心。臣亦深为感敬。”但他仍强调“臣在江年久，审知后路筹饷察吏，督臣综揽大纲，不可远离”。所以在他即将远赴豫、鄂时，“仍乞圣明敕令曾国藩早日回省，久于其任。则东南已成之局不致败坏，即中原方、张之寇，终可殄除。通计天下大势，关系良非浅鲜。”这三则奏折，他一步一步地得出了曾国藩回任江督是事关“通计天下大势” 的结论。
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起(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