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2月21日00:00
通过这三个奏折，李有步骤地使不久前还称病陈请开缺的曾国藩名正言顺地回任两江总督。有曾在后方筹饷，李可完全放心。更重要的是，两江总督这一重要的职位仍保留在湘、淮手中，虽然曾、李也时有矛盾，但那毕竟只是“自家内部”的矛盾。
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1)
2008年02月21日00:00
1896 年，李鸿章自欧美风风光光地出访回来，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的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更未如他所愿重新得到重用，于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从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到被视为只是“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对此任命，李鸿章当然老大不乐意，拖了八天后才去上任。就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发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而下旨严责道：“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几天后吏部准备将其革职，光绪下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不仅未受重用，反因无心细过受罚，他的处境着实不妙，不能不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这时，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作为多年身居高位、深谙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维新运动又不能不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因此小心翼翼，力避卷入朝廷政争之中；而且，他与支持维新运动的重臣翁同龢之间又积怨多年，甲午战后他声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但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私交甚笃，将此书告李鸿章，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须有治人。 ”“迩日公车章疏，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采择，见诸施行而已。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1895年8月，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虽然他可以捐金支持强学会，却又难忘与翁同龢的恩怨，尤其难忘甲午战后“帝党”官员对自己的强烈抨击，一直伺机报复。所以又暗中指使，让人上疏抨弹“帝党”中坚文廷式，因为文廷式是“帝党”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者。慈禧见此疏后，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叙用。慈禧意在打击“帝党”，削弱光绪力量，因文廷式是“帝党”最敢言、最忠于光绪的官员。李鸿章一方面支持维新派，一方面又为“泄私愤”打击维新的重要“后台 ”帝党，从大处来说，足见政治斗争中政治见解与个人利益、恩怨的复杂纠葛，从小处而言，足见李鸿章其人的复杂性。在访问欧美回来后，他在给诸多友人的信中更是频频主张变法自强：“此行遍历诸大邦，亲觇富强之实效，中国地大物博，果能上下一心，破除积习，力图振作，亦何事不可为，日本变法以来不过二十稔耳。 ”中国面临列强环伺、亡国亡种的危险，而“根本之计，尤在变法自强”。在这些信中他甚至还提出要废科举、改书院为学校、官员要学习外语等主张。
从 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
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2)
2008年02月21日00:00
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他，意在要康留神。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同被召入。荣禄要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以李鸿章“多历事故”，应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则以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并将此密告康有为。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办学堂，但考虑到如果这样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所以妥协改为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校，但他也深知其中艰难，所以维新派的仅仅是改八股为策试即使他兴奋不已。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 ”，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改官制是维新的重要内容，由于知道“立宪”根本不可能，所以维新派只是提出了裁并闲职冗员的行政改革。“改官制”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有关大臣拖延不办。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这是他对 “新政”的惟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此时新旧斗争已经白热化，李鸿章显然要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此折也颇为折衷，一方面承认裁并官职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遽定”，“不至冒昧从事”，提出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此议获光绪首肯，下诏准行。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峻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只能“默然”。李鸿章之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了解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光绪、“帝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所以他强调“废立之事，臣不与闻”，表明不参与宫廷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务事”，若勉强翻译成现代话语，就是他十分明白“思想错误 ”与“组织错误”的区别。
就在政变发生几天之后，李鸿章奉慈禧之命宴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及随员大岗，席间李鸿章说如果康、梁逃往日本，应将其引渡回国，被日方以按国际法政治犯不能引渡为由拒绝。大岗随后说根据他的看法，“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同时说李鸿章“创行新法”时间不短而成效不大，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帮手；而近日康有为的所作所为，实是扩充李鸿章的未竟之功，所以不如让康“卒其业之为善”。对此，李鸿章回答说：“洵如君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认为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现在能力、阅历还不够。从后来梁启超给李鸿章的信中也可看出此点，李曾托人带话给梁，要他在海外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梁在信中说：“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当然，他对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气，未必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为未来预留后路的考虑。
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3)
2008年02月21日00:00
同情维新，但首先自保，这是李鸿章在戊戌风云中的立场。在这种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宫廷政争中，凸显出他圆熟老练的政治手腕和生存技巧。
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
2008年02月21日00:00
“弱国无外交”，在虎视鹰瞵、豆剖瓜分，随时有亡国之危的近代中国负责“外交”，实非易事。然而，外患越频，外交越重，越不能没有外交，不能没有办外交之人。
从到上海雇佣“洋人洋枪”“协防”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始，李鸿章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之路。提起“洋枪队”，人们自然想起“互相勾结”。然而，“勾结”中又充满了“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斗争。李鸿章是“借师助剿”的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但他又担心洋人尾大不掉，后患无穷，所以一直坚持对“洋枪队”要“权自我操”，谨防“太阿倒持”。他的方针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不过，以近代中国国力军力之软弱落后，以白齐文、戈登等“洋将” 之骄悍蛮横，要想“裁制控驭”他们殊非易事，李鸿章就头痛地将他们称之为“磨难星”。但使尽种种手段，用他自己颇为得意的说法是“痞子手段”，最终“过河拆桥”———达到了利用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然后又将其迅速遣散的目的。
从当上直隶总督起，他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全国外交决策，处理各种复杂外交问题。“以夷制夷”是他的基本外交思路，当他早早看到日本有侵略朝鲜之志时，感到中国自身难保已无力像传统那样“援朝”，甚至将“以夷制夷”当作不得已的良策，向当时极端排外、仍坚持严格闭关锁国政策的朝鲜统治者推荐。李鸿章一生中参与了许多中外谈判，签订了许多中外条约，其中相当部分是带有“丧权辱国” 性质的条约。作为主要谈判人，自难逃其咎。不过，在大败之后签订“城下之盟”，战败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其实非常有限；而且诸如割地赔款事关重大，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朝廷手中。
所谓“懂外交”是他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事业、名声，却也被毁于此，至今仍负重谤。对此，他自己也非常明白。他承认，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他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1861：清廷、洋人和太平天国间的“三国演义”(1)
2008年02月21日00:00
在镇压太平军的血腥战斗中，以当时十分先进的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由侵略中国的“洋人”组成的武装，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给清军以重创，甚至攻下都城北京，迫使大清皇帝仓皇出逃，皇家名苑圆明园竟被侵略者付之一炬，清政府被迫与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签订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与这些侵略者本应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但曾几何时，侵略者枪炮的硝烟未散，不平等条约的墨迹未干，却突然“中外和好”、“借师助剿”，昔日之敌成为今日之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究竟如何？在外患与内乱间清政府是如何权衡利弊的，对内对外方针发生了哪些改变？在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中，敌友关系也如此变幻莫测？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各级官吏、地方势力的作用如何，有何自己的利益？中外之间怎样合作又有哪些冲突？再具体而言，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又起了什么作用，他是如何考虑的？亲办此事的经历和一些具体事件又给了他哪些影响？
这些，都须从头说起，慢慢道来。
在对外方面，对洋人有所了解的郭嵩焘、冯桂芬一直就“主和”。郭认为“夷”“无意于中国土地民人”，而冯更曾明确提出要借兵“俄法”助剿，收复东南。但应者寥寥。而据守东南的一些封疆大吏在太平军的严重打击面前，多次请奏，提议借“夷兵”助剿，认为不如此根本无法剿灭太平军。对此提议，咸丰皇帝勃然大怒，一再强调不许也不需要借“夷”兵助剿，“若藉资夷力，使该夷轻视中国”，“后患何可胜言”。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侵略军，清王朝确实岌岌可危：北方外国侵略者已将京师攻克，咸丰帝出逃热河；南方“天京”久攻不克，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迹象。清政府显已内外交困，走投无路。
咸丰帝在临逃之际，命恭亲王奕訢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这实际是“朝廷”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使中央政府对侵略者有了较多的了解。经过一番“ 谈判”，备受侵略者侮辱的奕訢终于与侵略者“议和”成功，签订了《北京条约》。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訢认识到清政府面对的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 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己成为新的皇帝，而是“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后，侵略军“分踞京城，把守安定门，所有城内仓库及各衙门，彼亦深知，倘有包藏祸心，势必据为己有。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似属可信”。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之后，他们竟陆续撤军南返，清廷着实感到意外，对侵略者最终要“ 问鼎中原”的恐惧、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对外认识发生这种变化的，不仅仅是奕訢一人，某些官员和士大夫也开始作如是观。如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此时也认为侵略者的武器远用于中国，“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所以“夷人不足虑”。名士李慈铭也认为：“窃谓夷以数万里外浮海孤悬之军，长驱入都，据坚城以自便”，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京津间广大地区都被他们控制。如要侵占土地早就占了，但他们竟“往返请期，惟和是议”，其目的显然不是占地。与前相比，这种对外认识的“新变化”在中央和地方显然已颇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訢，成为这种观点的总代表。
清中央政府对侵略者认识的变化，直接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1861年初奕訢与其他几名重臣会衔上了《统计全局折》，正式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新认识。此折在回顾了清代“夷祸”之患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从此认识出发，他们自然要把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与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危害两相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自然得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逻辑，重新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
1861：清廷、洋人和太平天国间的“三国演义”(2)
2008年02月21日00:00
更为阴狠的是，他们以历史上的“三国”为模式，分析了当下的农民起义、列强侵略和清政府的彼此关系后，提出“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主张联合列强镇压农民起义。他们提出：“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新的对外基本方针是“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对这一将使清政府基本国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奏折，咸丰帝于1861年1月下旬颁发上谕，正式予以旨准施行，标志新国策的正式施行。从维护清政府统治来看，此折确实战略分析透彻，提出的具体建议可说是“刀刀见血”的狠招。大清王朝的垮台本已指日可待，这一重大战略、策略的转变顿使它死里逃生，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
当然，这种战略性的根本转变从提出到具体施行并不容易，必然要一个“磨合”过程。从上到下都会有种种不同反应、不同理解乃至不同的执行策略。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向何“夷”借剿、合作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合作、指挥权由谁掌握、允许“夷兵”剿“贼”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中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方案，因此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便有较大的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幅度极宽的“自由裁量权”。
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其实，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变时，与洋人打交道颇多的上海官绅就开始借用洋兵“协防”。 1860年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就提出用“抚夷助剿”的办法，但未被朝廷采纳，不过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仍雇美国人华尔组织了“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为各级头目而成。不久杨坊还把自己的女儿嫁与华尔为妻。1862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华尔率“常胜军”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但1862年9月下旬，他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府任命美国人白齐文为管带。如此重要之事，地方官竟能不经中央政府同意，足见外力对近代中国的侵染之深，更足见地方利益、地方势力在晚清之崛起。
“借师助剿”政策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漕运总督袁甲三就公开反对，上奏提出现在的中外“和约”只是暂时的：“夫战不胜，则和不久；虽暂时言和，亦必终归于战。”如果借用外国军队，等到消灭了太平军后，“外夷”都会提出格外要求，结果“一旦奉命而来，久居内地，是不仅引虎入室 ”，“况此日招之使来，他日不能挥之即去”，所以此举是“有害而无利”。对朝廷此项重大转变，曾国藩也不甚赞成。1862年曾已任两江总督，手握重兵的他对朝廷的重大政策不便公然反对，于是在奏折中提出先靠自己的力量在重要地区消灭太平军，后再商量“会师助剿”之事。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委婉的反对，既然重要地区的“贼”已被灭，自然没有“借夷”的必要了。他又提出“借夷”最多应只限于上海一地，因上海已是通商口岸，洋人利益颇多，而且上海无险可守，清军兵力又不够。他一再强调，借“夷”兵只能“会防”不能“会剿”，所以对部分江浙官绅此时吁请要借洋兵代为收复江宁、苏州、杭州一带极为反感，将其讥之为科举考试“借枪手顶替”，说他们“为此不择之呼吁，皆臣治军无状之咎”，表示臣“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明以“自责”，暗中“反对”。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藩信中多次指示他与洋人打交道的原则和策略，可以看出曾氏深知与洋人打交道的重要与谨慎：“洋人缠嬲，极难处置，尊处只宜以两言决之，曰‘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阁下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自非贼匪逼扑沪城，我与英法可毫无交涉也”。
1861：清廷、洋人和太平天国间的“三国演义”(3)
2008年02月21日00:00
到上海后，尚无与洋人打交道经验的李鸿章立即就必须直接面对洋人。为此，他一次次致书曾国藩，既表明心迹，又向曾讨教。他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称赞曾国藩“会防不会剿”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官兵与洋兵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迳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他个人“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洋人调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西兵助剿，江南官绅皆附合之。鸿章商之大帅，定议不拒绝以伤和好，不忮求以存界限。”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当不为无见。对洋兵，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走钢丝、搞平衡，但并不容易。
李鸿章刚到上海时，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自嘲说，华尔“总是众中矫矫，虽至今不理会，并未至敝处一谒，与外国人何暇争此小过节耶”?这种自嘲排解，或许是旧时为官不能或缺的“素养”。但不久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在给曾的信中将其讥为“蠢然一物”，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他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而且，中国官员中只有吴煦、杨坊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因此，李鸿章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的权势和清政府造成威胁，一直伺机对其加以制抑，并想藉此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白齐文性情较华尔更加肆横，与吴煦、杨坊等渐有矛盾，吴、杨则以拖欠军饷对付他。1863年1月，白齐文从松江带卫队回到上海，到杨坊开的银号索要欠饷，被杨拒绝。结果，白将杨痛殴一番后，抢去饷银四万余元。李鸿章知情后以“不遵调遣，劫饷殴官”之罪名将白齐文革职。白自然不服，到北京控诉，得到美国公使和英国公使的支持，会同促请清政府将其复职。但清政府认为，若将一省巡抚在职权范围内所作的正常决定强行撤销实无理由，于是将矛盾下推，发回上海再作处理，李鸿章坚持不许白复职。李鸿章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中强调：“外国人性情乖戾，威令不行，本难驾驭”，但白齐文已自请加入中国国籍，已受朝廷的三品顶戴职衔，“违犯法令，应照中国之法治罪，以杜后患”。他说自己对“常胜军”是“曲意笼络，俾为我用”，但又担忧，“惟常胜军人数过众，犷犴难制”。他提出要由中国官员会同管带。当然，他决不会同意仍由吴煦等人插手此事。在此显示出李鸿章权谋老辣的是，在这则因白齐文殴打杨坊而要将其严处的折片中，李鸿章竟提出还要严处吴煦、杨坊。因为白齐文的种种不是都与吴、杨有关：“该道等创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又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钤制，办理不善，咎亦难辞”，所以此二人暂行革职。
李鸿章深谙软硬兼施之道，在提出处理白齐文、整顿“常胜军”的同时，又提出朝廷应奖励一些外国使领馆官员和军人，“以示我朝行赏论功，中外一体之至意”，意在平息外国对撤换白齐文的不满。
但想整顿“常胜军”、收回兵权并不容易，因为撤掉白齐文后，兵权落入英国人手中。英国方面对“常胜军”一直由美国人指挥始终不甚满意，早就在“常胜军”中安排一些英国人。为收回兵权，李鸿章在撤掉白齐文十几天后，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作了一番艰难谈判。经过多次交涉，李鸿章已“舌敝唇焦”之后，双方终于同意“常胜军”由中英各派员会同接管，并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此协议有十几条之多，但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个主要问题。首先，在兵权归属问题上，英国放弃了独揽大权的要求，协议规定管带均应归中国抚台节制调遣，中、英两国都派正规军官会同管带，但中国放弃了英国管带如有过失照中国法律规章办理的要求。士迪佛立主张凡“常胜军”出去战斗必须先与英、法两国商定，此点被李断然否定，后改为如到百里以外作战则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临近作战可自主决定；其次是兵额问题，英国希望“常胜军”最少要五千人，而李鸿章一方面希望靠它消灭太平军，另一方面又怕它人数过多、既费银太多影响淮军费用又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留下隐患，所以力主大量裁减。最后双方妥协，同意以三千为度，若以后兵饷紧张可视情况继续裁减；第三，军费后勤方面规定其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在李鸿章的坚持下决定从简，并且规定购买军火须有江苏巡抚文书，管带官不准私购；第四，“常胜军”驻扎在松江城，但不得干预地方事务；第五，惩处兵勇须听中国会带官意见。
1861：清廷、洋人和太平天国间的“三国演义”(4)
2008年02月21日00:00
根据协议，英国派军官戈登出任管带，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当然，实际是戈登独揽大权。
李鸿章在上朝廷的《整饬常胜军片》中表白说，通过这些条款可以“渐收兵柄”，“以后办理稍有头绪”。他承认是看到了“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显示出的强大战斗力，又感到其“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才“筹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难”，此次正好借白齐文事达到目的。他对洋兵的原则、态度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
通观李鸿章处理此事的前前后后，不能不使人深感他的老谋深算、精于权术：步步为营，有进有退，撤掉了在上海经营已久的地方势力吴、杨，为安插“自己人”创造了条件；尽可能地裁抑了“常胜军”，使其当下能为己所用却又不会贻患今后；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真可谓一箭三雕！
太平天国洋兄弟之死(1)
2008年02月21日00:00
在与洋人打交道中，美国人白齐文是最令李鸿章头痛的一个，双方最后剑拔弩张、反目成仇，彼此欲将对方除之而后快，这一段恩怨最终以白齐文“覆舟溺毙”了结。不过白齐文真的是“覆舟溺毙”吗？此事的确不无可疑之处。如果不是“天道”而是李鸿章等人设计杀白，则反映出他们狠毒异常，故有必要详述此事原委。
白齐文于1836年出生，生性喜欢冒险，少年时就有到东方创立一个帝国的梦想，青年时开始周游世界。来到中国时正赶上华尔在组建“洋枪队”(后改名为“常胜军”)，白齐文就做了他的副手。华尔在1862年9月被太平军打死后，清政府任命白齐文管带“常胜军”。白齐文性情暴烈，与李鸿章及一些地方官屡有激烈冲突，被李免职。
白齐文被免职后心有不甘，几经努力想官复原职，但均被李鸿章严词拒绝。忿忿不平的白齐文转而于1863年7月初从上海赶到苏州，投奔太平天国，一方面想报复清政府对他的“不公”，一方面仍借机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到苏州后，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接见了他，表示接受其投诚。太平天国将他的名字改译为“白聚文”，成为太平天国的“洋兄弟”。当月下旬他又回到上海，招集旧部陆续前往苏州转为太平天国服务。8月初，他约定曾在清军小炮船“高桥号”当船长的钟思和其他几个人在青浦抢夺“高桥号”小炮船，驶回苏州，为太平军服务。谭绍光对他颇为信任，挑选了两千多人交他训练，但因外国军官人数不够只训练了一千多人。不久，他到天京谒见忠王李秀成，想要支部队归他指挥，并可单独行动。李秀成对他款待非常热情，并让他住在天王府中，临别时又隆重设礼相送，但却未答应他要独立指挥权的要求，命令他仍只带领自己原有的一小队人马。
由于白齐文在“常胜军”官兵中威望较高，其中一些人也想投奔他。对此，李鸿章和戈登都大为紧张，加紧了对“常胜军”官兵的控制。李鸿章在1863年8月向朝廷报告说：“现在苏州贼势亦蹙，吴江复后我军进步较快。惟白齐文回沪，闻已密投苏贼，招募外国流氓百余人陆续投往，并有代购洋枪炮情事，英国文武各官皆走相告。”他强调已经“札行”美国驻沪领事，要其尽量抓捕、解办白齐文，“并商令戈登、程学启等严为防备，通饬前路营卡一体查拿”。由于清方防备严密，白齐文几次为太平军大批购买军火的努力均未能成功。
由于无权独立指挥大部队，只能指挥自己那支不到一百人的洋兵和“高桥号”小炮轮，白齐文的能力和作用都备受限制。眼见局势对太平天国越来越不利，他向李秀成提出放弃苏州、天京，集中力量全力北攻的建议。这确是太平天国当时挽回败局的正确战略，故为李秀成采纳，并在苏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苏州失陷后李又赶回天京向天王洪秀全面奏，但此建议被洪秀全坚决拒绝。白齐文率领的“洋兄弟”不到百人，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伤亡日增，最后只剩下四十余人，且大半负伤患病，许多人要求离去。白齐文请示谭绍光后，同意他们离去，在1863年10月中旬给他们发了盘缠、路凭，并准备了一些船只，而对少数自愿留下的则“相待如初”。几天后，白齐文旧病复发，也提出回上海治病。对他的要求，谭绍光也痛快地答应，并担心他在路上会被李鸿章俘获杀害。对此，白齐文回答说戈登保证他平安回到上海。白齐文走时，谭绍光以隆重的军礼相送，并用自己的轿子和卫队将他送到前线两军相交处，同时还给戈登写了一封信，说明白齐文病重，希望戈登能将其平安送到上海治疗。这一切都使白齐文深受感动，到上海后他就在英文《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声明自己“直到此刻为止，仍然没有丝毫背叛太平天国的意念”。美国驻沪领事怕他在中国招惹是非，急忙将他送到日本横滨治疗，不许他再回中国。病好后他曾两次返回上海，又两次被美国领事强送回日本。1864年春，他又从日本潜回中国，因上海一直对他严密防范，这次他改从宁波登陆，终于成功。此时天京告急，白齐文在暗中招募队伍、租雇轮船，想去解天京之围。消息传出，清方大为紧张，加紧了对他的防备，他的意图终未实现，天京不久即被清军攻陷。1865年春，白齐文听说太平天国余部、侍王李世贤驻兵福建漳州，于是投奔前往。但在距漳州咫尺之遥的厦门附近，被已得消息的厦门海关俘获，送清军郭松林部关押。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翻译中国人细仔和英国人克令，他们一行被押送福州监狱。
太平天国洋兄弟之死(2)
2008年02月21日00:00
抓到白齐文，李鸿章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大为高兴，认为去掉一心头之患，他们认为“闽中贼匪未平，又距海口甚近，设有疏虞，关系非浅”，因此决定将白从福州起解，押往苏州。1865年6月25日，据李鸿章奏报说，船行至浙江兰溪县汇头滩时突遇大风大浪，白齐文、细仔、克令及一些负责押送的中国官兵“舟覆溺毙”。
此事端的是蹊跷。因为白齐文是美国人，按照近代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触犯刑律的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清政府无权审理，因此清政府无权审理白齐文案，只能交美国领事审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些，在此折中写道：“查白齐文叠助粤西发贼，谋害中国，按律久应诛殛。此次仍敢潜入漳州内地，投逆被获，本应立正典刑，即美国公使卫廉士，亦有白齐文既经投贼，已失体面，美国不应庇护之语，特以监禁听候严办。”他不无得意地说白齐文翻船溺毙，“虽中国未申治罪之权，而该犯穷凶极恶，致伏冥诛，足见天道之不爽”。如此凑巧，果真是“天道之不爽”么？对此，当时就有人表示怀疑，认为很可能是李、左等人怕美国公使坚执领事裁判权，将白齐文交美方审判后不会受到严惩而设此毒计，不是“天道”，而是“人事”。上海的外国人和报界舆论就认为白齐文是被害死，而近人陈锦松在《松沪从贼纪略》中谈及此事时写道，白齐文被“闽关获之，送郭军门松林行营，郭不敢杀，械送过桐江，舟覆而死，或曰，亦委员以计杀也”。而李鸿章在刚刚抓到白齐文时给朝廷的《拿获白齐文片》中咬牙切齿地写道：“查白齐文穷凶极恶，叠次甘心助贼，情罪重大”，“此次由郭松林营中拿获，若当时作为对敌杀死，可省葛藤。该提督等因系洋人及税务司公同盘获，无法消弭，既经解闽讯办，恐未便即予骈诛”。他遗憾没有机会将其作为战斗中的敌人打死，承认由于当时还有捉拿白齐文的其他洋人在场，郭才“无法消弭”。但他仍不甘心，向朝廷请示“应否由臣咨覆左宗棠即将白齐文正法，余犯解交该领事严办。抑俟敕下总理衙门与美公使反复申明情节，诘以如何严办或治以死罪，使其不能置辩之处，均候旨饬遵，臣未敢擅便。”对白齐文那恨之入骨、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心跃然纸上。这些均表明李鸿章等确有“作案”的动机和条件，如果真是他与左宗棠等人设计杀害，则足证其性格中狠毒无情之处。
或许是考虑到白齐文给自己添了太多的麻烦，同时更不愿因此破坏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美国政府并未深究白齐文死亡真相，而且自愿放弃了领事裁判权。此案就此了结。
虽然很多因素表明很可能是李鸿章等设计杀白，但毕竟还没有找到最终的证据铁定无误地证明白确是他们所杀。此案，可能成为永远无法水落石出的历史之谜；在人类历史中，这种无解的历史之谜又何可胜数！
近代史上的四次对日外交(1)
2008年02月21日00:00
初次接触：中日外交之一
1870 年，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从制度上获得了参与全国性外交活动和决策的权力。而就在他履任之前，日本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上任之后的李鸿章立即卷入了对日交涉。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尤需详细理清。
在西方列强打开中国、日本大门前，中日两国都实行锁国政策。但中日两国大门在近代被西方列强打开后，尤其是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决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日本政府便开始试图努力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而日本此时积极打开对华关系，除了想“均沾”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外，另一个直接目的是为打开、进而征服朝鲜做准备。
位于中日之间的朝鲜当时当然是独立国家，但按传统“宗藩”体制，又是中国的“藩属”或曰“属邦”。朝鲜国王即位时要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并要定期派官员前来中国向清朝皇帝朝贡；而清朝皇帝则有义务维护朝鲜国王的统治，帮助其平定内乱，抵御外来威胁侵略。按照日本的战略设想，征服朝鲜是实现其征服中国、统治亚洲进而争霸世界的第一步。因此，它首先想与朝鲜建立邦交，插进立足点。但日本的要求被朝鲜拒绝，于是日本转而实行“日清交涉先行”方针，想先打开与中国关系再利用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的巨大影响压服朝鲜。
1870年9月末，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经上海来到天津，会见了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刚任直隶、尚未兼任三口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要求与中国订约、通商，并通过成林将日本外务卿的书信转给北京的总理衙门。李鸿章在10月3日，即会见柳原前光的第二天，就写信向总理衙门通报了会见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李鸿章的信中看，柳原前光“礼貌词气均极恭谨”，提出“英法美诸国强逼该国通商，伊国君民受其欺负，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虽于可允者应之，其不可允者拒之。惟思该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民心协力”。柳原前光这种日中联合共抗西方列强的狡猾说辞明显打动了李鸿章，再加李对日本开始迅速学习西方原本就大有好感，因此在信中赞扬日本道：“鸿章前闻日本与英法通商立约，简严特甚。海关不再用西人，传教不许开禁，即此二节，已杜许多后患。又购求泰西机器兵船，仿制精利枪炮，不惜工本，勿谓小国无人。”因此他对日中联合颇为赞赏：“与之深谈西事，似有大不获己之苦衷。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华文，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同治三年曾颇有远见地提醒人们说：“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然而日本使臣的几句好话就使他认为中国应该“联日”抵抗欧美，作为外交的重要方针。当然，他认为与日本应另立条约，但不能按照与西方各国所订条约，即日本不应享受中国给西方列强的特殊利益。
总理衙门起初准备同意准许日本通商，但不与日本“立约”，然而在李鸿章的影响下，决定允许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商谈订约之事。日本达到了其最初目的。但是，对是否与日本通商、订约，清政府内部却有不同看法，安徽巡抚英翰就上折坚决反对。为慎重起见，朝廷将英翰的奏折寄发疆臣，征求意见。对此，已兼任北洋大臣因而“名正言顺”地负责对外交涉的李鸿章于1871年1月18日专门就此事致信总理衙门，再次申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明代虽有倭寇屡犯中国沿海，但自清初建政以来就很少侵扰中国，说明清政府“制驭得宜，畏怀已久”。咸丰朝以来内有“粤匪滋事”，外有“西人迫胁”，但日本没有乘机侵扰中国，也没有借此机会要求与中国“立约”，“可见其相安无事矣”。而且，日本与朝鲜、越南不同，不是中国藩属国，因此可与其立约，以求“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作外援，亦可以稍事联结”。针对英翰对日本会“入寇”内侵的担忧，他反驳说：“至虑该国入寇与否，似不在立约与不立约。使其意在入寇，不准立约愈可藉口寻衅；使其意在乞援，准与立约正可因之弭患。”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立约后中国可派“大员”长驻日本，“平素究知国风与之相习，将来情谊日密，耦俱无猜。设一旦西国有事，不致为彼族勾结，且可联东方形势”。当然，他仍强调立约的内容应与西方各国不同，不能按日本要求“一体均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