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的四次对日外交(2)
2008年02月21日00:00
三天后，即1871年1月21日，李鸿章便上了《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此折观点与给总理衙门信中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作了简化、概括处理。然有所不同的是，虽然他认为日本“安心向化”，但在此折后面注意到了日本今后可能对中国的威胁：“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他相信通商立约后中方可“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他的看法，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当然也得到了清廷的赞同。清廷要李做好与日本谈判立约的准备，李督饬江苏臬司应宝时、天津海关道陈钦详细研究日本情况。
由于准备对日谈判，李鸿章更加注意日本情况，对日本开始有所担心。在1871年 4月9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表示“东洋与中土最近，既议通商，稍有不慎易滋后患”，并对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开始警觉。原来，一艘美国商船于1866年冒险进入朝鲜海域，被朝鲜烧毁，此时美国派一艘兵船到朝鲜“理论”。李鸿章得到的消息，说“并有日本兵船亦约同往，如高丽不与通商，其势必得打仗”。他认识到“日本欲吞朝鲜已久”，历史上曾数次入侵朝鲜都未成功，现在则有可能联合西方各国打开朝鲜大门。“日本与西国情好渐密，与朝鲜猜衅较深。彼既通商，朝鲜恐不能独抗，抗之则日本尤为朝鲜之近患。”在随后的对日谈判中，他对此点尤为注意。
1871年7月，日本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大臣、升任外务大丞的柳原前光为副使，前来天津同清政府谈判。中方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应宝时、陈钦随同帮办，与日方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采取了让应宝时先与伊达宗城副手柳原前光反复辩争，然后自己再出面与伊达会谈的策略。在与伊达的会谈中，他对伊达“翘然自负”、盛气凌人、蛮横无理的态度极为反感，亦声色俱厉地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此时，他对日本的迅速发展虽心有所佩，但毕竟还未摆脱中国传统的轻日心态。对日本要与西方列强一样强加给中国一个不平等条约，如在中国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要求，中方断然拒绝，表示中日间不能以“西约”为例，中日应缔结平等条约，不能有来无往。由于日本此时羽翼未丰，不足以凭实力威胁中方让步，最后大体以中方的草约为基础达成协议。9月13日，李鸿章与伊达宗城正式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条约》。这是中日间缔结的第一个、也是平等的条约和通商章程，主要内容是两国互派使节；彼此指定口岸任商民往来贸易，此国商民不得到彼国除开放口岸之外进行贸易活动；中日两国对等地各在对方享有领事裁判权，这同欧美各国在中国、日本单独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情况完全不同。总之，日本希望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在内地贸易权、与欧美各国一样在华享有特权的要求都未能实现。但是，日本的主要目的虽然未能实现，不过却达到了它的另一重要目的，即它取得了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就得到了对中国的“属邦”朝鲜打压、威逼的有利条件。
对这一点，李鸿章还是有所警觉的。这些双方基本平等的条约有一条格外反映了清政府特别是李鸿章对朝鲜问题的担心。因李此时对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已有认识，所以想以条约形式加以遏制。《修好条约》第一条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所属邦土”，即指中国藩属国，实指朝鲜。而另一条则隐约透露李鸿章的另一意图，这一条规定：“两国既经通商友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此条虽是中方从1858年《天津条约》第一款引用过来，但李早有与日本“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的想法，故此时照搬此款亦非完全无意。
近代史上的四次对日外交(3)
2008年02月21日00:00
李鸿章认为立下条约即可保证日本不侵朝鲜、更不可能进犯中国，因此在谈判尚未结束时在8月30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就乐观地写道：“总之束约铁案已定，纵欲倚西人为声援，断不能转白为黑。”但事实几乎立即无情地证明李鸿章过于乐观、过于相信日本、过于依赖条约的约束力。实际上，双方签约墨迹未干，日本就“转白为黑”、要求修改条约，开始了一系列侵华、侵朝活动。
以后近八十年的历史表明，恰恰是日本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严重的威胁，几次将中华民族置于亡国之险境。因此，联合日本抗拒西方是外交方针、国际战略的根本性错误。如此巨大的错误判断，显然是对日本的实力之强和发展之快估计不足，对日本的野心之大认识不够，但从根本上说是对世界大势、中国将面临国际环境和格局缺乏深刻的洞察。平心而论，李鸿章对“外面的世界”的认识无疑超出同时代绝大多数官员，然他尚做出如此决断，表明清王朝确无能力对世界形势做出正确把握和判断。
就李鸿章个人而言，他以“知洋务”著称也以此自诩，曾与华尔、戈登、白齐文等洋人打过不浅的交道，用尽种种手段，对这些洋人确实“驾控自如”、为己所用。因此，他曾不无得意地对人谈到自己与洋人打交道时颇为有效的“痞子手段”。然而事实说明，这种“痞子手段”可能有用有效于一人、一事、一时，但若对世界大势缺乏认识、判断错误，则无论“痞子手段”多么成功，都不能挽救全局的灾难性整体失败。
台湾事端：中日外交之二(1)
2008年02月21日00:00
1871年秋，中日两国缔结了彼此平等的《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李鸿章曾乐观地认为这一下“束约铁案已定”，日本“断不能转白为黑”。他万万没有想到，双方签约墨迹未干，日本就要求修改条约，紧接着开始了一系列侵华、侵朝活动。
中日《修好条约》签订不久，日本政府就在1872年3月派柳原前光出使中国，要求修改条约。柳原于5月初到达天津，要向李鸿章递交日本外务卿照会。李鸿章对此大出意外，大为不满，开始拒不相见，继而决定面加驳斥。在上朝廷的《辩驳日使改约折》中，他说对柳原“面加指驳”，坚持两国条约刚刚签订，“断不能遽然悔改”，“交邻所重者，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日本“不应蹈此不韪”。由于李鸿章态度强硬、力拒所求，坚持两国必须办理使条约生效的最后换约手续，柳原只得无功而返。
由于中方态度强硬，日本便于1873年2月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华换约。当然，日本并不甘心于此，副岛来华的另一使命是想一探中国虚实。因为1871年底发生了琉球船民遇飓风飘到台湾而被当地居民劫杀54人的事件，日本借此开始悄悄作“征台”准备。就在副岛来华换约期间，又发生了4名日本人遭风漂流到台湾，后转经上海被送回日本的事件。因此，副岛此行尤其“关注”台湾问题，想进一步探明如果日本侵台中国政府的底线。
1873年4月30日，中日《修好条约》的换约仪式在天津举行，李鸿章与副岛分别代表两国交换该条约批准书。第二天副岛再专程拜访李鸿章，他狡猾地强调日本与中国一样，深受西方各国强加片面领事裁判权之苦，深得李的好感。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述副岛商论外交》一函中写道，副岛说日本现已派员到西方谈判修改条约，“欲令各国驻日本之洋人悉遵日本法令约束”，表示“中国、日本与西国换约之初，多因勉强成交，又不深悉欧洲习俗，致受诓骗。约已换定，无可如何。每见领事官作威作福，心实不甘”。李鸿章深为此言所动，表示积极支持，并望一旦日本与西方各国改约成功，“定属其随时照录新约”知会中国，以便中国也仿效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副岛这种“同病相怜”的交谈策略，使双方“畅谈半晌”，李鸿章对其完全丧失警惕。在中国看来，可谓一切顺利，中日“修好”更有保证。5月7日，副岛一行以祝贺同治皇帝大婚及亲政之名来到北京，实际要与总理衙门接触，纠缠台湾问题。在与总理衙门有关大臣的会见中，日方提出琉球船民被杀事件，要向台湾东部“土番”兴师问罪。对此要求，总理衙门大臣当即反驳：强调“琉球本系我朝之藩属”，“当时琉球人有自生蕃处逃出者，我朝命官曾予救恤，后转往福建，经我总督仁爱倍加，俱已送还其本国”。表示“本大臣只闻悉生蕃曾掠害琉球国民，并不知此事与贵国人有何相干？”日方则争辩说琉球人即日本人之后，便话锋一转，十分狡猾地问道：“今谓贵国官吏对琉民曾加救恤，请问对狂暴虐杀琉民之生蕃又曾做何处置？”总理衙门大臣根本未意识到此问背后的玄机，信口回答说：“该岛之民向有生熟两种，其已服我朝王化者为熟蕃，已设府县施治；其未服者为生蕃，姑置之化外，尚未甚加治理。”“生蕃之横暴未能制服，乃我政教未逮所致。”日方立即抓住此话，提出“贵大臣既谓生蕃之地为贵国政教不及之区”，证明杀害琉球民人“为化外孤立之蕃夷，则只能由我独立国加以处理”。对台野心，昭然若揭。
总理衙门将上述情况通报给了李鸿章，开始引起李的警觉，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 台湾生蕃一案，大觉离奇。日人力小谋大，尤为切近之患。中土不亟谋富强，NB167扰正无已时耳!”但是，李鸿章此时仍然小看日本实力。在给总理衙门的《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信中写道，恰在此时有“管带烟台兵船之闽人游击”吴世忠前来拜访，由于吴曾在福建沿海带船多年，曾因美国商人被台湾土著杀害一事与美国领事一同赴台查办，故对情况颇为了解。据他说吴有“蕃人矫捷强狠，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曾被侵害，屡发兵船往剿失利”，最后只能“仍讲和而止。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等语，李鸿章认为“所言似属有理”。在另一封给同僚的信中，他的轻日心态暴露无遗。他认为日本“所以矫强之由，不过该国近来拾人牙慧，能用后门枪炮，能开铁路煤矿，能学洋语洋书，能借国债，能制洋银数事耳。我中土非无聪明才力，士大夫皆耽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被彼一眼觑破，遂肆意轻侮，口无择言”。但如果日本动兵挑衅，中国“又何畏此小国。日本在唐宋以前，贡献不绝，至元世祖往征大败后，乃夜郎自大，今彼虽与西洋合好，尚无如朝鲜，何岂遽能强压我国耶”!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对日本变法自强佩羡不已，对中国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又恨又急，但另一方面仍有传统“上国心态 ”、仍将日本视为小国。尤其是认为日本“尚无如朝鲜”，足见其对日本实力之小觑、对“敌情”了解、掌握之浅陋。
台湾事端：中日外交之二(2)
2008年02月21日00:00
但日本国小野心确实不小，于1874年4月设立了“台湾事务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局都督”，并在长崎设立侵台基地。5月初，三千余日军开始侵台，从台湾南部登陆入侵。对日本侵略行径，清政府闻讯大为震惊，急忙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要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器，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查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稍后又任命他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给他以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亲自与日本打交道多年的李鸿章更是又气又急，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愤怒地写道：“日本自九年(即同治九年，1870年)遣使来津求约，厥后岁辄一至，弟与周旋最久。其人外貌恂恂恭谨，性情狙诈深险，变幻百端，与西人迥异。”“唯彼既兴师登岸，其办法亦不外喻以情理，示以兵威二语。”由于日本声称台湾岛并非全归中国所有，东部所谓“蕃地”乃是“无主地”，因此李鸿章提出包括所谓“生蕃”住地在内的台湾全境均属中国领土，主张通过“喻以情理”和“示以兵威”这两手策略逼迫日本撤军。同时他主动调拨6500名淮军精兵乘轮船赶赴台湾以壮声势，并从天津、上海各机器局紧急派调军火枪炮增援。
由于沈葆桢部署得当和台湾高山族居民的英勇反抗，再加此时日本军力、国力确实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感到自己现在还无法用武力夺取全台，于是又开始倚重与中国的外交谈判。1874年7月中，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到天津，开始与李鸿章会谈。见到柳原，李鸿章怒不可遏，在给总理衙门的《述柳原辩难》及所附《与东使柳原前光、郑永宁问答节略》函中详述了会谈情景：“鸿章系原议和约之人，深知若辈伎俩，又恨其行径诡变，不得不嬉笑怒骂，厉声诘责。”斥责日本“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除非有两日本国，一发兵，一和好”。说到气愤之处，李鸿章“取案上纸笔大书曰：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对李鸿章的斥责，柳原开始还“强辞夺理，至无理可说时一味躲闪支吾”，但一直强调中国政府不惩办杀人的“生蕃”，所以台湾“蕃地”不属中国管辖。对此，李鸿章反驳说：“查办凶首有难易迟早，你怎知道我不办？且生蕃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并正颜厉色说道：“今日如此办法，中国文武百官不服，即妇孺亦不服。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大丈夫做事总要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所谓师直为壮也。”然后又“喻以情理”地说日本几百年来从未与中国订立修好条约，但“并无一兵入中国边界，今甫立和约而兵临我境，你对不起我中国，且令我对不起我皇上百姓。若有约各国皆如是，天下岂不大乱了。”
日本由于现在不可能以武力侵占台湾，于是定下从中国取得赔偿，然后将已攻占的地方归还中国的方针，并于8月初任命大久保为全权办理大臣出使中国。在与日方的交涉中，李鸿章多次给朝廷呈上有关奏折，给总理衙门的有关信函更多，于8月底给总理衙门写了此《论台事归宿》函。此函不长，却是李对处理台湾问题的总纲。他终于认识到“台湾从此多事”，对日本的幻想最终破灭。他提出由于中日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应请各国“会同论理”，“公评曲直以复台疆”，但被日方拒绝。他认为要保全台湾的最终办法是开口通商，将台湾开为商埠，使各国利益均沾，因为“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日方要中国赔兵款换台湾的策略其实也合李鸿章就此了结的本意，只是李认为赔兵款太损中国政府的颜面，提出不以赔款而以“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之名换取日本撤军。这样“出自我意，不由彼讨价还价，或稍得体，而非城下之盟可比。内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羁縻勿绝之心。”此诚“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之论矣。这倒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大特色。
台湾事端：中日外交之二(3)
2008年02月21日00:00
李的这一建议得到总理衙门和朝廷的赞同，于是中日双方于1874年10月底达成协议。其中第一款即说日本此次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因此“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所以中国首先“向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十万两，日本在台军队于12月20日全部撤走，届时中国将为日本原先在此修道建房等支付四十万两。
这次日军侵台虽未成功，但中国承认其为“保民义举”且赔银了结也作出了屈辱性妥协，再次表明清政府的软弱无力。这次日军侵台的隆隆炮声，打破了自1860年以来所谓“中外和好”相对平静的局面，造成了中国东南沿海危机。几个月后，李鸿章在呈朝廷的《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中，认识到日本“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
无情的事实，终于使李鸿章“联合日本”对抗西方的梦想破灭。日本侵台其实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但遗憾的是中国并未意识到处境之危，依然故我，又浪费了几十年的宝贵时光。
琉球之变：中日外交之三(1)
2008年02月21日00:00
1879 年春，已卸任的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来华游历，这时中日两国正因琉球交涉争得不可开交。在日本毫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压迫下，中方则尽一切可能挽回局面，由于格兰特访华后还要到日本游历，于是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与他见面时，先后都请与此毫无关系的格兰特到日本后从中调停，这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对此要求，格兰特表示愿意一试。
历史上的琉球国位于日本九州岛和中国台湾岛之间，由三十几个小岛组成，其王城为中部的“首里”，即今天日本的冲绳县。在中国的明朝，琉球国与中国结成宗藩关系。明朝覆亡后，清王朝在问鼎中原不久即派人前往琉球，册封尚质为中山王，同时规定琉球每两年进贡一次。此后，所有王位继承人都由清王朝赐给镀金的银印，册封前只能称“世子”，册封后才能称王。最后一个琉球国王尚泰，就是在1866年接受清朝册封的。琉球不仅向清王朝称臣纳贡，而且使用清朝的年号，并常派官生到中国的国子监读书。不过，由于琉球离日本萨摩藩很近，多次遭萨摩藩侵略，在17世纪初萨摩藩甚至曾将当时的琉球国王掳往鹿儿岛。此后历代国王慑于萨摩藩的威胁，也向日本进贡，逐渐形成了中、日两属的复杂局面。清康熙朝以后，日本还在琉球设官、征租税、保护商旅等，但他们当时毕竟害怕中国，所以每逢清使来临，这些日本官员便事先躲起来。1871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废藩置县，立即开始了野心勃勃的侵占琉球、将其变成日本领土的活动。
1871年11月，发生了台湾原住民误杀琉球人事件，日本天皇于1872年10月中旬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日本藩王，列为华族，其目的是为侵略中国台湾寻找借口。日本由于此时羽翼未丰，所以1874年侵占台湾的目的并未达到，但却得到了清政府的几十万两白银作为从台湾撤兵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双方签订的《北京专条》承认“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因此承认日本此次侵台是“保民义举”，这就为日本吞并琉球提供了口实。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回国后，建议日本应采取断然措施尽快结束琉球的两属状态，要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将琉球并入日本版图。1875年 5月，日本政府命令尚泰晋京，停止向清朝遣使进贡并不得再接受清朝册封。在日本的压力下，琉球国被迫同意使用明治年号、执行日本法律、改革藩制、派遣留日学生等要求。但尚泰本人不愿前往东京，而且命令前往东京的官员恳求日本不要强断琉球与中国的关系，结果却遭到日本大臣的痛斥。尚泰不甘心就此亡国，决定向清政府求援，于1876年底派使臣乘坐一只小船出海，假装遇风漂泊，于1877年4月到达福州，投递国王密咨，要求到北京陈情。但他们只强调了日本的“阻贡”，而改年号等事却未告诉中国。
得到消息后，清政府认为琉球并非战略要地，不值得过于重视，但如果毫不过问，又恐怕其他国家认为自己不能保护藩属国，引起连锁反应。由于清政府对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应有的认识，所以在1877年6月底轻率发谕，要琉球使臣全部回国，不必来京。同时要驻日公使何如璋“相机妥筹办理”，弄清日本阻贡的原因。何如璋于12月到达日本，与日本政府严正交涉，但日方态度十分强硬，毫无妥协余地。何如璋此时对日本的野心已洞若观火，主张中国不能坐视，要积极干预琉球问题，阻止日本侵略，甚至不惜动武。他坚定地表示在与日本交涉中如果自己的某一句话被日本作为挑衅的理由，那就请朝廷罢斥自己。但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等地方官则不主张如此强硬，李鸿章的态度一开始则颇为暧昧，他在给何如璋的信中一方面谴责日本“无理已极 ”，认为琉球确实值得同情，日本阻贡之举不能不争，并指示何在与日本谈判时可援引《修好条约》第一、二两款相争，并请总理衙门将数百年琉球朝贡的成案抄备，作为力争根据；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琉球地势阻隔，中国干预的困难很大，因此主张“淡漠相遭”，实际表现出消极冷淡、不主张动武的态度。总理衙门认为何如璋积极干预甚至不惜动武的主张“过于张皇，非不动声色法”，认为还是“以据理诘问为正办”。总理衙门在其观点得到李鸿章赞同后立即上奏，得到首肯，清政府确立了以外交斗争为限、决不动武的方针。
琉球之变：中日外交之三(2)
2008年02月21日00:00
在与日本的一系列谈判中，何如璋态度坚定，毫不退缩，而日本仍坚持一定要吞并琉球，谈判事实上陷入僵局。1879年3月8日，日本政府决定废琉球藩，并派大批军警到琉球强制执行；4月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6月将琉球国王和王室其他成员移送东京。由于有只能限于外交的指令，何如璋在无奈之中认为不妨请一些西方国家出面调停，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他认为美国最有可能帮助调停。这时，正好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于5月末到达中国而后再到日本，于是奕訢和李鸿章都请他从中调停。而格兰特更关心的是中国华工赴美问题，当时美国国内强烈要求禁止华工赴美，希望修改原先有关条约。清政府此时有求于他，不得不同意“略予通融”。格兰特的活动为后来中美修改有关条约，铺平道路。
格兰特于7月4日到达东京，由随员杨约翰同日本官员接触，调停琉球问题。日方声称琉球原系日本属国，同时攻击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说何行文外务省时言辞有辱日本之意，如果中方愿将此文撤销，日本同意商议有关问题。7月14日，何如璋派此时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将琉球事件始末文卷译送格兰特，格兰特阅后认为中国理由充足，要杨约翰与日方讨论。经过一番了解，杨约翰认为日本国内有一股强硬势力难以妥协、准备与中国作战，遂写信给李鸿章，要李对此有所准备，提醒中国应当改革自强。在日期间，格兰特曾同伊藤博文、西乡从道等日本高级官员会谈，但一谈及琉球问题，他们就沉默不语，勉强表示要回去商量。眼见调解无望，格兰特就在8月1日分别致信给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竟说：“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在日人自谓球事系其办，并非无理。但若中国肯宽让日人，日本亦愿退让中国，足见其本心不愿与中国失和。”反复强调中日“两国应该彼此互让，不致失和，似不必再请他国出为调处”，表明不愿调停之意。在琉球问题上一筹莫展、原将一线希望寄托在格兰特调停之上的李鸿章得此信后焦急万分，在这封给格兰特的回信中首先对格兰特的调停表示感谢，然后重申几百年来琉球即是中国藩属的历史事实，痛斥日本事后捏造证据的无耻行径。信中客气地承认格兰特这位“贵前主”要中日互让不致失和“诚为公平正大之论”，但紧接着笔锋一转，强调“日本错谬在先，毫无退让中国之意。中国于前年台湾之役，业经忍让过分，举国臣民已形不服。今此事若再退让，于国家体制声名恐有妨碍”。他几近哀求地请格兰特继续调停：“未知贵前主与其太政大臣等如何妥商办法，使两国面子上均下得去。本大臣窃愿倾听下风，以待贵前主之指挥也。”大清王朝权倾一时、出将入相的中堂大人，不得不如此低三下四，既令人同情，亦令人可鄙。莫非此正应了“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老话？同时，他还请格兰特回国后，美国驻日大使仍继续调停此事，与中国驻日公使在东京“接续商办，务使两国归于和睦，感盼尤殷”。对他而言，美国调停可能是唯一的希望。同时他表示：“至敝国朝廷上下，皆欲认真整顿诸务，设法自强，以副贵前主暨杨副将殷勤属望之怀。”
9月2日，格兰特一行离开日本，琉球“调停”毫无进展。但他在给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的信中却把责任推给何如璋，认为何如璋的第一次照会使日本人大为不满，是事情无法解决的关键，他认为撤销照会、撤换何如璋是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但杨约翰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却不同意此点，他写道：“我看何之为人，实在谦和之至。”他认为何如璋的照会确实过于直率、有失礼之处，但他对李鸿章说：“至于何公使照会一节，此系细故，球事了结与否，及如何了结，与照会无干，可以不必追究。”他认为“照会 ”其实只是日本侵略的一个借口，他进一步分析日本必将好战，原因在于日本的改革使有二百万人的武士阶层失去特权，生活穷困，惟愿日本与其他国家打仗自己才有出路。杨约翰能从日本国内阶层变动分析日本将走上战争之路，在当时确属洞见。杨约翰不久还在美国一家报纸上撰文，“乃全指日本为不是”，日本官员对此忿忿不平；欧美许多国家的报纸转载此文，都认为日本对华过于傲慢。何如璋的助手黄遵宪曾写道，日本原来指责何如璋初次照会失于无礼，但“自杨约翰新闻一出，反谓其行文无礼，乃缄口不复道此，盖中间人补救之力亦不鲜也”。
琉球之变：中日外交之三(3)
2008年02月21日00:00
不过，杨约翰的看法毕竟只是他的个人看法，不是格兰特、也不是美国官方的看法，对日本更是毫无影响。而日本的态度却越来越强硬，提出了越来越过分的要求，清政府开始倾向对日妥协、同意其要求。因为日本狡猾地选择了一个最佳时机——这时候，正是中俄“伊犁交涉”越来越紧张的时期。在19世纪70年代初，俄国就占领了中国的伊犁地区；从70年代中后期起，清政府开始了收复伊犁的努力。从1880年初开始，中俄矛盾更加尖锐，俄国开始集结军队，特别是增强太平洋舰队；中国也开始在绵长的中俄边境部署防御部队。在1880年的大半年内，普遍认为中俄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大增。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和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级官员的主要关注点，不能不是以伊犁为焦点的中俄关系，而不可能是以琉球为焦点的中日关系。中国朝野普遍担心“倭为俄用”、害怕日俄结盟，甚至一向比较强硬的张之洞也主张同日本“连和”，“彼所议办商务，可允者早允之”，尽量使日本在中俄冲突中保持中立。此时栖居海外的名士王韬也写文章，认为中国不值得为琉球开战；倘真要打仗，也应等到中国强大到能冒此风险；虽然日本不讲诚信而且对中国的威胁不会消除，但尚不能与俄国的威胁相比；由于俄国已威胁到日本和英国的利益，所以中国甚至可能与它们结成三国反俄同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准备基本接受日本的要求。但1881年2月底，中俄谈判取得进展，签订《伊犁条约》，清政府争回一定主权，中俄关系有所缓解。3月初，清廷发谕，正式否决了总理衙门与日本达成的妥协方案，日本驻华公使气愤地离华回国，表示强烈不满。以后的几年中，中日两国又多次因此交涉，并无结果，但日本实际巩固了在琉球的统治地位。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就这样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不了了之地最终被日本吞并。清政府此时确实也无暇顾及琉球了，因为这时相继发生的法国侵略越南问题和导致日本干涉的朝鲜内乱问题，确实要比琉球问题重要得多。
琉球终于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个祭品；而琉球是中国传统的“属国”，中国此时却根本无法保护它免于被强邻吞并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宗藩体系”崩塌的一个最刺目的标志性事件。
朝鲜之变：中日外交之四(1)
2008年02月21日00:00
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在“宗藩体系”中很早就是中国的藩属；又隔一道窄窄的海峡与日本相对，自然又成为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觊觎的对象。
除奉中国为“上国”外，朝鲜一直实行“锁国”政策，日本人只能在釜山经商。日本首先想与朝鲜建立邦交，插进立足点，但被朝鲜拒绝，于是转而实行“日清交涉先行”方针。于1871年9月与中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这个条约和章程的精神是平等互利的，但中日对等的关系使此时的日本基本达到目的，因为在它的谋划中，“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使它对中国的“属邦”朝鲜的打压、威逼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谈判中，李鸿章对日本侵朝野心有所警觉，所以《修好条约》第一条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所属邦土”，即指中国藩属国，主要是指朝鲜。在随后几年与日本人交往中，李鸿章也曾多次提醒日本对朝鲜不要怀有非分之想。
但一纸条约和善意规劝根本束缚不住日本的野心。1875年2月，日本派使臣前往朝鲜，由于国书中有“大日本”、“皇上”、“敕”等字样，而且日本使臣乘坐轮船、身着西洋大礼服，引起朝鲜方面反感，拒收国书，谈判陷入僵局。5月，日本军舰“云扬”号擅自测量朝鲜海岸，意在示威。9月20日，“云扬”号再次擅自驶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口，朝鲜守军开炮警告，日舰即开火将朝鲜炮台炸毁。12月，在日本的压力下，朝鲜政府通知日本代表国书可以接受，但要求把“皇上”、“敕”字样改掉。几乎同时，日本政府派森有礼为驻华公使，同清政府谈判朝鲜问题，同时遣使率舰队驶赴朝鲜处理江华岛事件。1876年初，森有礼同总理衙门反复交涉，强说清朝与朝鲜政府之间的宗藩关系只是一种“空名”，所以日朝之间的关系与《中日修好条约》无关。此时总理衙门倾向于认同这种观点，认为朝鲜“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但李鸿章却不赞成这种观点，所以1月24日在保定直隶总督府与森有礼激烈舌战七个小时之久。森有礼明确说：“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同时强辩朝鲜不是中国属国，李鸿章则针锋相对指出“持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强调朝鲜“奉正朔”怎能说不是中国属国？最后森有礼央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设法劝说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事后，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详细报告了与森有礼激辩的情况，同时建议奏请礼部要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以息事宁人。在李鸿章的坚持下，总理衙门在1月29日照会森有礼，重申清王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要求日本严格遵守《中日修好条约》中“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的规定。当然，森有礼对此置若罔闻，因为日本的目的是一定要打开朝鲜大门。但在日本的压力和清政府息事宁人态度影响下，朝鲜于2月底与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共12款，而第一款一开头就写道：“朝鲜国乃自主之邦，拥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若仅从“文本 ”、且以今日之国际关系准则来看，朝鲜是与日本平等的“自主之邦”何错之有？岂非“天经地义”？但在这种冠冕堂皇的“文本”之后，其实却包藏着日本的“祸心”。这一条的真实意义是为了割断中朝间的宗藩关系，为将来侵略、吞并朝鲜扫清障碍。这一条款再次提醒人们，对任何宣言、纲领、条款等等，都不要轻信字面上的意义，而要透过“文本”，看到文本之后的实际目的、作用和结果。《江华条约》还规定除釜山外，还要对日本人开放两个港口。通过这个条约，日本还取得了通商口岸的租地造屋、自由测量海岸、派驻领事、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清政府却愚蠢(也可能是自欺欺人)地以为，只要朝鲜仍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承认此点与否无关紧要，因此既未向日本抗议，也未行使“宗主”之权向属国朝鲜诘问。
朝鲜之变：中日外交之四(2)
2008年02月21日00:00
《江华条约》是朝鲜被迫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它的大门终于被日本打开。此后，日本借口朝鲜是“自主之邦”，“顺理成章”地开始越过中国直接与朝鲜交涉，并竭力将中国排除在外。说实话，此时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才刚刚起步，之所以如此急迫地将“征韩论”付诸实施，其侵略朝鲜的野心比西方列强萌发得更早、更强烈，除了地理上与朝鲜相近以外，还有与俄国相争、要抢在俄国前面的缘故。俄国与朝鲜本不接壤，但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规定将乌苏里江以东的 40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这样俄、朝之间才有土地接壤。俄国南下侵朝的野心日益明显，西方其他列强也企图前来瓜分。《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俄国都加紧了在朝鲜的活动，而日本吞并琉球更引起了中国的警觉。1879年6月初，在家养病的前福建巡抚丁日昌条陈海防事宜时，认为日本有吞并朝鲜之心，但西方列强侵略各国主要是为了通商等种种利益，而“无灭绝人国之例”，所以主张朝鲜终不能闭关自守，不如主动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如果遇到日本、俄国吞并朝鲜，中国应“全力卫之，并可邀齐与高丽有约之国鸣鼓而攻，庶几高丽不致蹈琉球覆辙”。经过总理衙门的讨论和建议，朝廷肯定了丁日昌的意见，但觉得“不便以此明示朝鲜”，因为如果正式通知朝鲜与各国立约通商毕竟有碍中国是“天朝上国”的面子，所以在8月21日命令李鸿章查照丁日昌条陈，作为个人意见给朝鲜使臣李裕元通信，“私劝”朝鲜主动与西方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上谕还以李鸿章曾与李裕元通信、且现在“大局所关，亦当权衡轻重”为由，解除李鸿章“必不肯轻与藩服使臣往来通问”的担心。
劝朝鲜与各国立约通商、门户开放，李鸿章早就有此想法，所以在此折中称赞丁日昌条陈“为朝鲜计，实为中国计”。在以前给李裕元的复信中，他其实就透露过此意。李裕元是朝鲜国王李熙的叔父，“久任元辅，尚得主持大政”，影响很大。在1875年曾作为“属国”使臣来华，归国时曾致信李鸿章表示敬意，李鸿章向朝廷解释说自己当时“以古者邻国相交，其卿大夫不废赠答之礼”，故曾回信。
有了朝廷的谕旨，李鸿章在给李裕元的长信中畅谈了他对朝鲜处境、东亚形势的看法和应该奉行的外交方针。他认为日本居心叵测，行为乖谬，恃强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应及早设法防范。朝鲜在作军事准备的同时，还应作外交努力，“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与欧美各国立约以牵制日本。简言之，他——实际是整个清王朝——只能向过去的“藩属”推介“以夷制夷”这种炮艇外交横行时弱者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上朝廷此折中，李鸿章对在国际大势上几乎一无所知的朝鲜能否采用此策不无怀疑。同时认为朝鲜尚未开放，担心如果采用此策与外国立约时“利病素未深究”，中国不能不代为参酌；由于朝鲜不熟悉“洋情”，突然与洋人相处可能会发生种种冲突，“应由中国随时随事妥为调处”。后来的事实说明李鸿章的这种担心确有道理，但朝鲜最终被日本吞并，则说明“以夷制夷”并非“普适 ”的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