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与屠杀
努尔哈赤进入辽沈以前，女真族的统一和对明朝的战争，促进了后金国的经济发展，驱使奴隶耕作的“拖克索”(汉译“农幕”)庄园有长足发展。
明万历中期，努尔哈赤及下属三十一名首领，只六人有“拖克索”，努尔哈赤自己一处、其弟舒尔哈齐两处、舒尔哈齐女婿童时罗破一处、努尔哈赤从弟童阿斗一处、地方首领童流水一处;且规模不大，如童流水在蔓遮川的“拖克索”，“仅二十余日”，合一百多亩地。而随着努尔哈赤统辖区域不断扩大，土地和物质财富日益增加，奴隶人数愈来愈多，“拖克索”也急剧增加。后金天命四年，朝鲜《建州闻见录》记载，后金上自努尔哈赤、贝勒、大臣，下至八旗士兵“皆有奴婢、农庄”，一名八旗将领占有“拖克索”“多至五十余所”。
“拖克索”成为后金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标志着后金社会奴隶制的成熟。
努尔哈赤曾对诸贝勒大臣道:“若无阿哈(奴隶)，额真(主子)何以为生？若无诸申(女真内部自由平民)，贝勒(诸王)何以为生？”
努尔哈赤带领奴隶制臻于成熟的后金国、女真民族，进入了辽沈，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汉民族区域。
进入辽沈后，后金社会有了空前的扩展，由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化成多种社会经济结构的交错，特别是与汉族地区先进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交错。
努尔哈赤一方面要维护满洲八旗作为战胜者、占领者、统治者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既不愿又不可能把辽东地区的广大汉族人民在八旗内部消化”;一方面又作出将辽沈汉民从明朝黑暗统治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姿态，于后金天命六年七月，在辽阳颁布“圈地与计丁受田令”。
“圈地与计丁受田令”的第一部分内容是圈地。《满文老档》记载如下:
(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一行将前往分田，故先期告谕各村曰:在海州地方取田十万日，在辽东地方取田二十万日，共取田三十万日，给我驻扎此地之兵马。
也就是说，努尔哈赤下令在辽东地区和海州等卫，圈占原汉民土地共三十万日(“日”也作“晌”，后金土地计量单位，约为六亩)，以安置从浑河上游、苏子河流域迁至辽东的满族八旗贵族、勋臣、兵丁及家属。他认为辽东地区有很多荒地，可以作为圈占土地的基础，道:
“若这一带足我等所取者三十日则已，倘有不足，尔等自松山堡直至铁岭、懿路、蒲河、范河、欢托霍、沈阳、抚顺、东州、马根丹(单)、清河、孤山耕种;倘彼处仍有不足，着(尔等)出边耕种。”
这一做法，成为顺治年间清军入关后，在京畿等地区实行圈地、拨补换地等政策的先声。
“圈地与计丁受田令”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对辽东新占领区的汉民实行“计丁受田”。《满文老档》记载如下:
往日尔尼堪国(尼堪国为满族对明朝或汉族地区的旧称)富人广占田土，雇人耕种，食用不完，粜卖粮食。贫穷之人，无田无粮，籴粮食用，一旦财尽，沦为乞丐。富人与其屯粮霉烂，聚财闲置，何若赡养乞讨无着之贫者乎……今年所种之粮着(尔等)各自收取。现我清点田数，将平均分给每一男丁五日种粮之田，一日种棉之田。尔等毋得隐匿丁口，倘若隐丁，不得其田矣……凡乞丐、和尚均授给田亩。着(尔等)力作其田。三男丁耕种公田一日。二十男丁内，一人当兵;此二十丁内一人应役。
也就是说，努尔哈赤下令革除明朝辽东地区土地集中、贫富不均的弊病。首先将辽东地区全部土地收归后金国家所有，然后圈占三十万日土地给予八旗，再后将其他土地以每一男丁给六日，五日种粮一日种棉;每三丁种官田一日，每二十丁一丁当兵、一丁应役的方法，在辽东汉民中平均分配。
“圈地与计丁受田令”的重点，在于圈地。为了保持满族八旗的政治经济优势，为了保持满族八旗的战斗力，作为战胜者、占领者、统治者的努尔哈赤，理所当然地要剥夺被占领地区的土地为八旗所有，实行原有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所余之地，才尝试着对原居汉民重新分配，以改变明朝统治下的社会弊病。
只是第一，由于重点是圈地、是保证满族八旗对土地的占有，而土地却无论如何是有限的，原居汉民没有能够分到足额的土地。第二，努尔哈赤改变明朝统治下社会弊病的做法，虽在他本人几乎是从奴隶制统治思想到封建制统治思想的飞跃，但充其量只能算是尚未脱尽农奴色彩的封建制的初级阶段，如每三丁种官田一日的劳役地租，每二十丁一丁当兵、一丁应役的耕战合一的做法等，对于辽东地区的汉族人民仍是不能容忍的倒退，于是受到了汉族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的激烈反抗。
叛逃。后金天命八年，夹山河十二家人家，扶老携幼逃离后金辖区;刘济屯五村汉人乘高粱秆编成的筏子渡辽河投明;复州一万一千多男丁叛逃，投向明朝;鞍山、海州及周围之人纷纷叛逃，村村堡堡没有了鸡鸣狗吠、生息炊烟，只有刺耳呼啸的寒风在空旷的残垣断壁中随意穿行。
暴动。后金天命六年，金州两秀才为首，十人“合谋作乱”;镇江(丹东附近)陈良策率众起事，将后金守将佟养正执送明朝;汤站险山农民群起回应，成群结队南行投明，后金军眼睁睁看着，不敢近前。
后金天命八年，岫岩千名汉人乘木船八艘、独木船十四艘逆岫岩河而上，猛烈炮击后金五处哨探，后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
后金天命十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地都树起了反抗后金的义旗。
偷袭，暗杀，投毒。后金天命八年，催征公粮的后金官吏有被汉人绑架，放到车上带走杀死;有因单独行动，被汉人杀死;有被汉人以交朋友为名，骗到家中杀死。与此同时，屡屡出现汉人在水、酒、猪肉中下毒，毒死后金军民的事件。
整个社会动荡不宁。
置身此境，努尔哈赤第一次感觉到叶公好龙似的恐惧;第一次感觉到，展翅冲天九万里的大鹏，在浩瀚的汪洋大海中仍不过是一条如芥子般微乎其微的——“鲲”。
他暴怒。为已归顺汉民的反抗、已归顺汉官的“弃金投明”，更为他自己在新形势下竟然表现出的茫然、虚弱和不知所措。
后金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甚至以“光棍盗贼尚无畏惧”，下令嗣后满人不许与汉人交友，不许与汉人接触，不许单独外出，必须携带弓箭，十人接队而行，若结伙不足十人，而九人同行，“见即捉拿”，罚银九钱，“八人者罚银八钱，七人者罚银七钱，一人者罚银五钱”。六月下令“凡诸申汉人开设店肆之人，务将肆主姓名刻于石上或木上立于肆千，若不书名则罪之。无店肆携物售卖之人，概行禁止，以防下药鸩人。尤应晓谕我诸申妇孺，凡购食之人务记肆主姓名”。还要注意水、盐、葱、瓜、茄子、鸡鸭，以免遭汉民投毒暗算。
后金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1623年)五月，努尔哈赤密斥诸贝勒不明审理汉人案宜重于满人之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