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英里路竟然走了四个多小时。与其说是有意识地走，倒不如说是本能地蠕动。身边没有指南针，满天乌云遮住了星斗，也许已经迷失了方向。我不能断定是在往前走还是在向后退。其实，两头都同样危险：后方，德国警察追捕；前方，德国边防军挡路。
终于发现前面有灯光，我立刻意识到这是荷兰，是哺育了我的家乡在不远的地方向我招手。我不停地爬着，爬着。前边一道铁丝网拦住了去路，我知道，这就是边界线了。我强打精神查看一下铁丝网，生怕德国人用老一套办法，把空罐头盒拴在上边，只要企图偷越的人稍微一碰，便叮叮当当响起来报警。好在我所在的地段离岗哨很远，他们没有发现。
我用了一刻多钟终于通过了这道著名的铁丝网。湿透的衣服被撕得支离破碎，腿上脸上鲜血淋漓。倘若这时候德国哨兵看到我在铁丝网上挣扎，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像抓一只毫无自卫能力的小鸟一样抓到我。多亏我有造化，没有被发现。这样，我总算闯过了最后一关，踉踉跄跄，拖着疼痛难忍的双腿向前走去。还有几公里要走，但已经逃出了哨兵的视线，我晕倒了。土地，这哥罗宁根省边远角落的土地，像德国那边的土地一样潮湿寒冷。我紧紧伏在地上抚摸着故乡的泥土，深深出了一口气：终于来到自己的故乡，终于得救了！
等体力略有恢复，我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天亮。尽管我样子狼狈不堪，一个农民还是在他的马车上腾出一个地方，把我送到离边界大约二十英里的哥罗宁根城。我换了衣服，吃了点东西之后，乘火车到勒华登市，接着又到海牙，从海牙又乘船前往英国。在福克斯通，找到法国第二厅的办事机构，我的消息马上传到巴黎。很快，发来祝贺我成功出逃的嘉奖令，并给我五个月休假。
这个命令无疑是明智的，但我力表反对，因为我觉得身体毫无问题，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只是同妻子高高兴兴见面之后，她说我骨瘦如柴，简直成了一具骷髅。确实，虽说在德国的九个月饮食尚好，体重如前，但这次仓猝出逃，神经极度紧张，竟使我的体重下降了好几公斤。在这次事件中，除了染上左眼皮神经性痉挛的毛病之外，我每逢听到爆炸声就心惊肉跳。
于是，稍事准备我就去安心度假，直到1915年返回巴黎到第二厅接受新的任务。大概是上司相信了“以贼捉贼”的古老说法，把我从第二厅这个间谍机构调到国土安全部，即反间谍部，授命我在远离索姆边界的后方组织一个特别部门，专门负责审查方圆六十英里范围内的所有嫌疑犯。
我就是这样开始了反间谍生涯。到1948年引退前的近三十年中，我先后为法国第二厅、英国、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和外事警察局工作过。在此期间，对付过几千名押解到我办公桌前的男男女女。一开始，我总是先递上一支烟，提些诸如姓名、年龄、职业、宗教信仰和家庭情况之类的例行问题，然后便进入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的区分真假口供的工作。其中很多人是无辜的，也有一些确实是间谍。不管哪类人，都有机会为自己的清白辩解或证实自己的供词。我掌握了如何在一瞬间捕捉突然发现死神将临的人的茫然神情。我的职业远不是惬意的，正像战争从来不是诗情画意的一样。但愿战争不要再度涂炭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