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早就利用这种天才的发现：用醋酸在蛋壳上写字，等醋酸干后再煮鸡蛋，字通过蛋壳被吸收，印在煮熟的蛋清上，而蛋壳上不留任何痕迹，无论是用肉眼或精密的显微镜都看不出来。这一发现纯系偶然。我想这位反间谍人员懂得实用心理学，从农妇的紧张表情产生了怀疑。这种方法被识破后，无论它多么新奇，德国人都应当立即停止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士兵像苍蝇一样死去，但他们仍然死抱住老一套，缺乏应变精神。德国人知道这种方法已为反间谍机构所知，而且肯定通知了各下属组织，但他们仍继续使用。
我本人就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三起类似的案件被破获，而我不知道的则更多。在这些案件中，肯定有不少德国间谍因为上级的墨守成规而无谓地送了命。
上面就是反间谍人员应当具备的十个条件。光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衡量一下自己的情况，如果每个条件按十分计算，谁若能超过七十五分，就应当不失时机地去同反间谍机构接洽，一个具有这种条件的人对自己的国家是大有用处的。但是，我怀疑，在一千人之中能否找到一人兼备所有这些条件。我认为具备这些天赋的人干上五年，就可以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反间谍人员。
在本章结束之前，我想用点笔墨谈谈战争发生之后的反间谍工作。这里只强调一点，即战争爆发后再去组织有效的反间谍系统，就为时太晚了。一般说来，挑选和训练称职的人手需要几年的时间。
现在该谈到最引起人们争论的题目了：女人在反间谍工作中的作用。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我在谈到特工人员时，从来都用阳性词而不用阴性词。这是基于我三十年的经验而形成的个人看法，它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女人，不管是作为间谍或反间谍人员，一般说来都于事无宜。我不反对女性，恰恰相反，我喜欢女性。但是，我认为，正因为是女人，她们才应该待在应待的地方。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马德莫依赛尔医生外，没有一个女间谍和女性反间谍人员在相同情况下可以和男人相比。玛塔·哈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普遍认为她是一个妩媚动人的女间谍，但事实上她并不聪明，而且容易感情用事。倘若她不是受尽酷刑被处决，恐怕早已为人遗忘。我想用事实来说明这个意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参与训练一批特工人员，他们将被空降到被占领的欧洲。有几个从荷兰逃出来的女人找我，要求以志愿人员的身份参加这种危险的工作。毋庸置疑，她们都是真诚的、勇敢的爱国者。我对每个人都这样问：“你打算冒什么风险呢？”
回答也很简单，没有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
“我随时准备为国牺牲。”
我的回答也总是这样：“一个死去的人对国家毫无用处。请告诉我，你想活下去并且随时准备献出你的身体吗？”
虽然我不想这样提问，但责任迫使我必须这样做。这是问题的核心。大部分女人搞谍报工作都有三个弱点。一是缺乏必要的技术知识和训练，比如，在需要搞到敌人的一项新发明的技术细节时，一个机械师要比一个最聪明的女人有用得多。我了解这种工作的详情，许多女人不得不从头学习发动机的结构。至于搞军事情报，能像男人那样懂得现代军队的各种编制，以及师、旅情况的女人就更少。当然，这种知识可以学到，但需要相当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来学习更重要的东西。另外，女人比男人容易引人注意，很难做到来去无踪。一个衣着随便、外表粗鲁的汉子可以几个小时待在一挺机枪旁边而不引人怀疑；而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年轻标致的女人，总会引人注目，常常会引起美国人所说的“贪婪的啧啧声”，或是我们通常说的“垂涎”。男人可以走进码头旁边一家无人问津的小酒馆，而不引起注意，但女人就不行。因为她们是女人，所以行动总是受到局限。这样，她们在反间谍工作中的作用就十分有限。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女人比男人更不易控制自己的感情。我甘冒女读者同声抗议的危险，但经验证实了我的话。我知道，曾经有过两三起这样的事，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女郎博得了敌方高级人士的好感，她们干得不错。但是后来呢？后来她们却爱上了自己的猎物而使全盘计划付诸东流。她们倒戈了，供出了知道的一切军事秘密。我也知道一些倒戈的男间谍，但从来不是因为这种儿女情长的原因。一个间谍是不能多愁善感的。
我认为，女人在为自己的国家获取军事情报时，才是有用的。她们接近敌方高级军官或有影响的人，然后讹诈他们。她们可以在这些人的上级或老婆面前指控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问自愿充当间谍的女人是否准备随时为了国家的利益，献出自己的身体。大多数女人面对这种情况都会慎重考虑的。为了窃取情报，和一个陌生的、有时是令人作呕的男人睡觉，这种女人要有娼妓的本领，而娼妓是不值得信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能过高地估计女间谍，认为她们在反间谍工作中会有很大作用的原因。许多习惯迟归，经常受到盘问迟归原因的丈夫可能对此会持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在我二十年的经历中，遇到过许多在欧洲和北美从事间谍和反间谍工作的出色人物，没有一个是女人。当然除了马德莫依赛尔医生，因为她在这两个领域里表现得都很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