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我在国内一些大城市作过一系列讲演，并允许人们向我提出问题。在头两次讲演之后我便发现，听众们总是提出同样问题：“你是怎样成了反间谍人员的？”嗣后，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对我参与处理的几起案件作了广泛报导，使我名声大振，于是这个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对此，我总是说，这些事情细讲起来话就长了，而且，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姑且不谈也罢。
可是，鉴于本书很可能是我留给世人的最后著作，看来是到了谈及此事，解释一下我为什么选择这个生涯的时候了。“选择”这个词对我来讲或许并不贴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是年迈人的一种享受，我才发现，是命运悄悄地把我推上了这条道路，而我本人却毫无察觉。
谨请读者允许我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些遥远的日子。那时候，人们还能够自由走动，还有条件买票到任何想去并且能够去的地方，还能得到护照、签证，还谈不到什么边界、禁区。但是，20世纪初发生的几个事件给这清平世界投下了阴影，这一阴影与其说预示着威胁，倒不如说意味着苦难。
在我的故乡荷兰，人们对那些不受欢迎的德国来客的趾高气扬感受颇深。
出于幽默感而平易近人或者希望了解别人的观点——即使这种观点和自己的不尽相同——而与别人往来，这些从来都不是德国人的主要品德。在20世纪头十年越过边界来到荷兰的德国人遭到的两次失败，未能使他们学得稍微谦逊一些。不管来自何方，他们大部分人都把荷兰的习惯斥之为“土里土气的生活方式”。他们指责我们的铁路系统，批评我们的公共建筑和街道，甚至对我们的啤酒也横加褒贬，说是不合他们的口味。有件事虽然已时隔六十年，但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有一次父亲请他的一位德国相识吃饭，这位客人不停嘴地又吃又喝，每上一道菜都狼吞虎咽，表现得全无体统，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在他们国家，请客要比这讲究得多！
这件小事实在不能让人对德国人产生起码的好感。
我还记得1908年的一件事，事情虽小，却意味深长。那时我十八岁，和一位同学去黑森度假。火车进入德国境内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检票员走进车厢。我们忘记把车票放在哪里了，找了两三分钟。检票员很不耐烦，气急败坏地对我们又喊又骂，仿佛我们不是他国家的客人，倒是两名在逃的罪犯。我用德语请他安静点，别这样粗暴无礼，他却声嘶力竭地嚷道：
“IchtragedesKaisersRock！”（德语：“我穿的是德皇发的制服！”）
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回答说：
“Deristaberschmutzig.”（“可惜已经脏了。”）
后来我们听到的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骄横咆哮，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我禁止你对德国皇帝陛下进行任何影射攻击！”
这就是德国检票员对批评他制服不干净的一个荷兰青年的训斥。
第二年，即1909年，父亲考虑到每个年轻人都应当尽早学会自立的本领，把我送到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当时我十九岁，已经显示出学习语言的天赋，这对我的前程大为有用，可惜我没有加以开拓。
在塞纳河左岸看到的巴黎同《波希米女人》上画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巴黎大同小异。依然是那些充满浪漫色彩的学生，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和他们的模特儿，人们通宵达旦地谈论爱情、艺术和享乐，一切都显得那么真诚坦率，亲密无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