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都有大量难民到达。从1941年6月起，难民到达的时间总和空袭碰在一起。有时，从伦敦来的车队一次运来的难民竟达七百人之多。男男女女的难民，个个精神沮丧；饥饿，离乱，亲人下落不明，都使他们极度失望。夜间，当突如其来的德国飞机用无情的轰炸对他们表示“欢迎”时，这些刚刚到达的饥寒交迫的难民便乱作一团，有时简直成了一群惊恐万状、大喊大叫的疯子。
在黑暗中把一群外国人的秩序整顿好实在不易。但又必须尽最大努力使他们安静下来，以便一个一个验明身份。然后，每人领取一份食物和一杯热饮料，下面的问题就是给他们找被子和安排过夜的地方。但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维持好的秩序会立即被德国空军的轰炸重新打乱，惊恐又在可怜的人群中掀起轩然大波。
德国空军的飞行路线总是经过诺伍德和水晶宫。每天夜里，这两处总是要挨炸的。
天亮时，彻夜未休的各点的头目已是精疲力竭了，但又不得不重新投入到具体的工作中去。难民洗完了澡，换上消过毒的衣服，然后由大夫逐个进行体格检查。凡是有传染病征的人，麻疹也好，疥疮也好，一律隔离。经过长途跋涉，许多人需要进行治疗。
这时，反间谍局便开始工作了。七百人左右的行李都要进行严格检查。每张纸，每页书，每件衣服——包括衣褶和衣缝——箱子和旅行包都要进行检查。这项工作不属于海关人员，必须做得一丝不苟。有的难民为了给予收容他们的国家一些帮助，随身带来了地图、照片、图片，提供德占区的详细情况。这些东西都要经过详细检查。
这些工作结束后，开始口头问话。可疑的人另行拘留，待进一步审查。
这一过程大约需要一周。在此期间，难民是被隔离的，不能接收信件，不能同外界接触，并随时准备接受反间谍局的审问。以后，他们便被送进难民局，由该局发给他们在英国“落脚”的证明。所有的嫌疑分子——其中也有无辜者——另行看守。有一份详细记载着难民情况的中央档案簿，通过这份材料，可以了解到每个难民的全部生活。即使一个对难民的情况一无所知的人，只要翻开一看，他甚至可以为一个嫌疑犯进行辩护。
审查难民的这些临时措施一直使用到1941年4月份，那时我和一个同事被派往克拉彭去组织一个特殊机构，这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由于积累了前面所讲述的、在同难民日日夜夜的接触中得到的经验，我和同事们终于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用此方法审查难民，大大减少了他们的麻烦，而对我们又是完全保险的。这时，难民潮业已过去，而审查人员的数目又在继续地增加着，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对付他们。从1941年4月到1942年10月我被调到荷兰反间谍组织为止，我一直作为反间谍人员的负责人在该组织工作。在此期间，审查人员的数目从五人增加到了三十二人。
可以肯定地说，在那关键的六个月和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几个间谍滑过了我们过分松弛的网眼。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很难确定这个人或那个人是否是间谍。另外，审查人员少得可怜，没受过专门训练，难民又蜂拥而至，简直没时间对他们进行详细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