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上尉旁边说：“好了，他只有一次逃脱的机会。我们在这里等到天亮，肯定能抓到他。利用这点时间来看看抓到的这几个吧！”
搜查过这三个人之后，我对德国间谍的印象略好了一点。俘虏们穿着整齐，完全是英国流行的款式；衣服肯定出自某个英国裁缝之手，并且还带有英国一家有名服装店的商标。每人都随身带一些零钱，但数目不大。甚至灰色封皮的外国人身份证也填写得十分得体，并且盖有印章。每人带一部小巧而强大的发报机。
我命令三人拉开距离，然后开始审讯。头两个都是德国人，一个叫瓦尔德伯戈，另一个叫迈厄。他们像大部分德国人那样，尽管在战斗中相当凶猛，但这时却一攻就垮，因为他们知道抗拒也无济于事。他们都勉强地，但相当详细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
还没来得及叫到第三个人，他就主动用英语对我说：“请您跟我谈谈好吗？”
我吃了一惊，随即用手电筒照了照他的脸。他站得笔直，纹丝不动，只是电筒照到他时才轻轻眨了眨眼。我仔细一看，这显然是个德国人，口音很重，神态慌张。
“当然可以！”我回答说。
他说他不是德国人，而是荷兰人，原不是间谍，能这么快被捕非常高兴，不然也要到他遇到的第一个警察所去投案自首。他机灵地骗过了德国人，假装为他们当间谍，以便来英国参加到盟军方面。说完之后，他神秘地笑了笑。
这类故事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从心里感到厌恶。我钦佩那些敢于赴汤蹈火，被捕后又能勇于承担其后果的正直间谍，而怯懦只能引起人们的鄙视：为了自己免于一死，竟然出卖自己的同伙。当然，他对我们会有些用处。
“你说你是我们这边的人，很好。今天晚上你们几个人登陆的？”
“四个。”
“你敢肯定是四个吗？”
“是的，先生，我敢绝对肯定。有我、瓦尔德伯戈、迈厄和范·德·克彭，一共是四个。”
“范·德·克彭，是个德国名字。”
“不，先生，他和我一样，也是荷兰人。”
果然是四个，电报准确无误。可是，范·德·克彭在哪里呢？或许天亮了他会出来。
五
我们继续警戒。五点、六点，时间慢慢蠕动着：这一夜好像没有尽头。终于，一条微弱的亮光在地平线出现，慢慢向平静的海面伸展。很快，海滩上的巨石和人影已经依稀可辨，一刻钟之后，天亮得足可以开始搜索。
我们的士兵排成一行从海滩一端向另一端行进，在若明若暗的晨曦中，一英寸一英寸地搜查海滩、洞穴、坑坎和带刺的灌木丛。我和上尉走在队伍的后边。
我们搜查了这片地方的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一无所获，连范·德·克彭的影子都没有。
我喊一声“立定”，叫士兵们回来。来到我们跟前，原来的队形已经有些散乱，但仍然警惕地注视着海滩。真奇怪，范·德·克彭应该在海滩上呀！莫非看到同伙被捕他游回船上去了？这不可能！除了海浪在松软的沙滩上发出单调的声音之外，没有听到任何人下水的声音。莫非他爬上了陡峭的山峰？我往高处望了一眼，便打消了这个想法——就算一只山羊能爬上去，也不会不碰下一块石头或土块而暴露他的行踪。很明显，范·德·克彭就藏在海滩的什么地方。可是，他在哪里呢？
我很恼火，紧握双拳，看了士兵们一眼。天已经亮得能认出人来。我从排头看到排尾，又从排尾看到排头。突然，问题解决了，我不由自主地高声笑起来。
“好狡猾的家伙！”我说。
上尉惊异地看着我问：
“怎么啦？”
“好狡猾的家伙！”我提高嗓门重复说，“你们，士兵们，原地立定！”
全体站好，我转向上尉说：
“请你过来，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
我和上尉向士兵们走去，在每个人面前都停下来端详一下。八个、九个、十个，我们几乎来到队尾。十一个、十二个、十……我停下来，把手放在最后一个人的肩上：“你好，范·德·克彭。”他是第十三个人。
事情已经清楚，他利用当时黑暗中的混乱，插到我们的士兵当中。如果我们停止搜查，他会留在后边，等汽车一走，就伏到一个地方隐藏起来。真是个顽固而又诡计多端的家伙！
要不是士兵人数正好是十二人，要不是出于迷信我记住了“十三”这个不祥的数字，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在黑暗中走近队伍去默默地清点人数的。一个人的生命就悬在这么一根纤细的线上。
范·德·克彭、迈厄和瓦尔德伯戈都被判处死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时处决三个间谍的唯一案件。第四个人到大战结束一直关押在英国，战后转到荷兰监狱。后来我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范·德·克彭为保全生命尽了一切努力。他辩解说，他是个误入歧途，被诱骗来反对自己原则的青年。他要求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参加盟军开赴前线，使他能够作为一个战士死去，在人类、祖国和母亲面前挽回他的名声。但他的哀求毫无用处。
他是个狂热的、死心塌地的纳粹分子，在被处决前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里，请求母亲原谅他，不要为他的死而悲伤。他在信中说：“即使您不理解，我为了伟大的事业和我的元首而死也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在同时写的遗嘱中，他请求母亲卖掉他的财产、照相机、望远镜和其他物品以资助德国红十字会。他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并为此被处以极刑，但同时也是一个冷酷而有才干的家伙。他之所以被抓获，只是由于搜捕者当中有一个人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