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也有它的政治生活，而这种生活的倾向在我早就对德国的那一套相当反感的心灵里引起共鸣。整个法国，特别是巴黎学生，厌恶德国人，仇视德国。1870年的失败，巴黎被围困——数以万计的成年男女都还记得他们孩提时代经受的苦难，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吞并以及法国给侵略者的巨额赔款，这一切都在他们心灵里留下了痛苦的回忆。战争的失败永远不会使一个有血气的民族一蹶不振，而只能激起它更大的勇气去报仇雪恨，从而播下更多仇恨的种子，产生更多仇恨的浪潮。法国人正是这样。“Onlesaura！”（法语：“我们不会轻饶他们！”）是巴黎各阶层男女老少，特别是巴黎大学学生们的口头禅。在音乐会上，针对德国人的民歌一个接一个，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叫“Merci,BonsAllemands”（“谢谢你，德国佬”），这指的是将来德国人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的那一天。
他们这种情感在我心灵中扎根之深，同我的想法如此吻合，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只要谈到对德国人的仇恨，我马上就像今天法国人常说的那样，成了一个“比国王还激进的王权主义者”。
在法国的第一年，我住在塞纳河左岸一条叫做佩梯斯·佩雷斯的窄小街道的一座学生公寓里，同房间还住着两三个青年。尽管住在一起，我们之间的友谊不过是一般学生之间的关系。但是我渐渐成了一个叫弗朗西斯·沃尔德的朋友。他年龄比我大得多，当时大概有二十五岁的样子，是个身强力壮的高个子青年，肩膀宽阔，肌肉发达。我一向喜欢体育，每天用拉力健身器锻炼。他用的健身器是特制的，装有十二个弹簧，而一般的只有六个。
虽然我被称为体育健将，但用尽吃奶的力气充其量也只能把他的健身器拉开一两英寸，很多大力士也都望尘莫及。他拿起健身器，深深吸一口气，再慢慢呼出来，接着以钢铁般的力量把健身器拉到尽头。这精彩的场面使人叹为观止，我一生中从未遇到过像他那样力大无穷的人。
我的朋友沃尔德不光有非凡的体力，而且是全法国的柔术冠军。有好几次他请我同他较量较量，让我随便用什么方法自卫，只要没有危险：拳打、脚踢、头顶，但我总是被摔倒在地。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没有把我的脖子扭断，这对他来说简直就像掐一朵花一样轻而易举。同他在一起完全不用为安全担心，晚上出去散步也丝毫不用害怕。那时节，像蒙特鲁热和伯勒维莱这样的街区是人们望而却步的地方，那里，暴徒、流浪汉和罪犯们自由出没，肆无忌惮地几下子就砍掉一个倒霉者的脑袋。
虽然我无法与弗朗西斯相比，但作为一个业余拳击家，开始在大学，随后在整个巴黎，最后在全法国都颇有声望。对英雄业绩狂热的向往使我们更为接近，友谊与日俱增。我们俩谁都不愿意继续住在佩梯斯·佩雷斯街上这个阴暗潮湿的房间，一致同意找一套大一点的住所两人共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在拉斯佩尔大街找到一套合适的房子，搬进去之后又一起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依靠父亲供养上学，而弗朗西斯却靠在哈瓦斯通讯社①工作糊口。哈瓦斯通讯社是与美联社、路透社齐名的最大通讯社之一。弗朗西斯工作时间极不规律，有时彻夜不归，甚至两三天不见踪影。那时候，除了有什么热门新闻之外，我对报纸极少关心，所以觉得他经常加班加点是工作性质所致。学习几乎占去我全部时间。每当傍晚归来，看到弗朗西斯留下的便条，说他被召去干一件紧急工作，两天之后才能回来，我都丝毫不感到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