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时进入英国，有如参加私人俱乐部一样麻烦。如果是应人之邀而来，境遇会稍好一些。所有到达英国的人都要登记入册。假如逃亡者来自阿姆斯特丹某区，我们就要查看名册。如果有来自同区的人替他说话，那么新来者获准在英国居留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但是，这并不是说朋友具保可以完全使他高枕无忧。谁能担保对朋友的秘密和内心思想知道得一清二楚呢？所以说，朋友具保对新来者固然大有帮助，但他还必须接受讯问，以便从回答中推断出他来此地的意图。
虽说我在反间谍生涯中成绩卓著，但从不敢夸口说在判断上万无一失。同人打交道不像小孩排画片游戏那么简单。审讯者必须以自己的推断能力最大限度地发现事实真相，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现实生活中，人往往玄妙莫测。看上去货真价实的懦夫偶尔也会坚强无比，勇士也有软弱的时候。当试图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证实他的动机和行为相符的时候，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下面要讲的故事是对我本人的褒贬：我竭尽全部智慧和技术知识指望弄清真相，但到头来却大错特错。
有一次，来自加拿大的一艘联合城堡公司的轮船在格拉斯哥靠岸，运来至少八百名各国难民：法国人、荷兰人、波兰人，甚至还有一些在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将军胜利后飞往法国的共产党人。必须把他们一一甄别，以便发给他们在联合王国登岸的身份证明。用专用列车把这些人统统送到伦敦是一件困难的任务，于是决定采取“就地受理”的办法。
为了甄别这批难民，我受命带领一个七人审查组前往格拉斯哥。这七个人都是我的学生。在我们到达之前，船员可以上岸，所有外国乘客只能待在船上，以最大的耐心等待我到来。除了守卫在舷梯和其他战略位置的军事警卫人员，任何人不得上船。
经过慢腾腾的、令人难受的战时火车旅行到达格拉斯哥之后，我在一节灯光暗淡的车厢里研究了按国籍排列的乘客名单，起草又快又保险的甄别难民的方案。我想首先应当解脱那些非嫌疑犯。从名单上可以看出，船上有一批在加拿大“荷兰自由力量”总部训练过的战士。
这批人在出示警方发的身份证，并由陪同他们的军官作证之后，就首先得以解脱。然后，我们着手处理复杂的情况。
首先要处理的是那些真正的嫌疑犯。每个从自己的国土飞来、在英国居住的自由政府臣民都带来一份敌人合作者和德国政权同情者的男女的名单。我把手头这份名单的复制件同难民名单对照，就不难查出一些人的名字，把这些人一一找出来，押送到伦敦爱国学校去根据情况处理。
最后只剩下那些我们毫不了解或了解甚少的人。前边我已经说过，对审讯者的主要要求之一是仔细检查嫌疑犯的物品，而且必须在审讯之前进行。在别国搞间谍活动一定有同派遣他的人保持联系的手段。除非像我在另一章要谈到的，在一个荒凉地点登陆的瓦尔梯之外，一般不会携带沉重的通讯设备，但可能携带配制密写药水必要的药品——如奎宁——地址本或偷拍重要文件的微型照相机。
我的七人小组一到船上，便在餐厅分头开始工作。经过检查，一批荷兰军事人员很快就拿起行李上岸了。接着，我和副手们让嫌疑犯排好队，由士兵解往伦敦。这样，在第一天午饭时分，我们已经打发走了一半乘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