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工作开始了。每个审讯员坐在餐厅一张长桌旁边仔细检查留下来的乘客。他们都必须把自己所带的物品摊在桌上，接受审问并填写财物清单。如果没有发现疑点，就算通过了初步审查。我从餐厅一头跟到另一头，观察着检查和审讯的进行情况，偶尔在一张桌子前停留一会儿，看看散乱在桌子上的物品，不时听到某个审讯员提到一件可疑的东西或者因对被讯问者的回答不满意而发的议论。
我们小组的每个成员都是行家，其中有一个年富力强、精明干练的比利时人。那天下午，我刚刚回到自己房间准备再次研究乘客名单，在已经离去的人名字上划上记号，听到有人敲门。
“请进！”我说。
站在我面前的正是比利时审讯员里奥伯尔特（每个反间谍人员都有代号，在工作期间以代号相称至关重要。比如我的代号是弗兰克·杰克逊。用假名的目的在于，万一某个真正的间谍漏网，他就无法把审讯者的真正身份汇报给他的上司，以丰富他们的档案材料）。
我请里奥伯尔特坐下，递给他一支烟。
“有事吗？”我问，“好像你发现了什么情况，对吧？”
“对，看来是一名间谍。”
“是吗？你把情况谈谈！”
里奥伯尔特说，他刚刚审查了一个叫朱莱斯·弗拉厄斯的比利时人，四十五岁，自称是离比法边境不远的小城市库尔特雷人，职业是侍者，曾在安特卫普“至上”饭店工作。1940年德国人征用了这家饭店，他被辞退。在一个被占领的城市里，对一个侍者来说就业机会不多。为了糊口，他几次当短工。不久，他的表兄请他参加了抵抗运动。他所在的抵抗小组由业余成员组成，在战争初期既无训练又无武器对付敌人。
弗拉厄斯带着厌恶的口吻描述秘密活动的同伴们，说他们都是拿战争开玩笑的花花公子。他们每周在一个印刷所聚会两三次（总是在同一地点开会表明他们毫无经验，抵抗运动的人聚会必须经常变更地点），主要活动是编写并印刷传单，鼓动比利时人反抗德国人的压迫。每个成员都必须在公共场合散发一包传单，或者——这是个大胆的做法——把传单贴到德国人聚居地区附近。“整个计划非常幼稚，”弗拉厄斯说，“但是在战争进展不顺利的日子里，它有助于保持人们的斗志。”
一天晚上，他按规定八点钟同他的同志们会面（宵禁期间都必须在十点钟以前回家）。当时他正在一家酒吧当洗碗工，顾客多的时候也充任侍者。偏偏那天晚上顾客来往不断，他没能按时到会。
他走到秘密集合地点的大街上已经将近八点半钟，从很远就看到印刷厂门口停着一辆黑色奔驰牌轿车和一辆装甲车，并有两名身穿军装、手持武器的士兵把守。他立刻意识到已经布下罗网，就赶紧躲到阴影里：真是吉星高照，多亏他迟到了。他慌慌张张跑回家里，一下子倒在沙发上，心情平静下来之后更感到后怕。
他预感到面临的危险。盖世太保逮捕了很多甚至全部同志，他们完全有办法使俘虏招供。他被供出来只不过是几小时的问题。小小的房间已经不是安全的藏身之地，敌人正步步紧逼过来，不能耽误时间，必须马上逃走。
问题是：往哪里逃？根据经验，他知道火车站一定被德国兵控制，并且可以肯定，公路已被封锁。成年后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安特卫普，在本地没有亲戚朋友之处可以藏身。他突然想到抵抗运动小组的一个成员说过，比利时几个最优秀的爱国者曾经躲进罗马天主教修道院里，混在参加礼拜的教友之中。修道士们曾经多次帮助英国皇家空军士兵，让他们身穿教服从这个修道院转到那个修道院。盖世太保不敢闯入教堂搜捕身着神职人员衣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