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厄斯是经常做礼拜的天主教徒，认识库尔特雷教堂。他慌忙把必要的东西装进口袋，幸好还找到放在褥子里的一些钱，不敢带箱子，也不敢把口袋塞得太满，以免引起德国巡逻兵的怀疑。
他用了几乎一个小时做完这些准备工作，还不到宵禁时间。他绕道大街，顺着昏暗的小胡同飞快地向修道院走去。一路上没有被人发觉，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顺利到了目的地。修道院对他不轻易相信，直到问了几个问题，确认他不是德国人派来的间谍，才答应帮助他。
据里奥伯尔特说，弗拉厄斯以后的经历很简单。他在修道院一直藏到风声平静下来，才顺利地到了法国边境，然后到达西班牙边境。修道院所属的教团沿法国公路有几处教堂，他装扮成神职人员，一路上由一两个真正的教友陪伴，安然无恙地通过了德军占领区。有一次一个兴致极好的德国军官用车捎了他们一百五十英里。路上德国军官想用蹩脚的法语同修道士们交谈，他们就用手势告诉他，他们属于沉默教团。军官笑一笑，不再打扰他们。
在西班牙边境，弗拉厄斯脱下教服，同一批难民雇了一名向导带他们穿过山区，到达葡萄牙的里斯本。几星期之后，他终于等到一艘去荷属印度群岛的货船，尔后换乘另一般轮船，同很多人一起到达美国，又换乘火车去加拿大。在加拿大一个营地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再一次横渡大西洋，来到格拉斯哥。
听里奥伯尔特讲完之后，我沉思了一会儿，回忆了几个情节，说：
“他讲的经历很典型，你为什么怀疑他是间谍呢？”
“我正想谈谈这点，”他回答说，“你还记得他说过在离开库尔特雷之前打过几个月短工吗？可是，除了加拿大钱之外，他还有一百五十英镑、三百美元。”
我轻轻打了声口哨，说：
“真是个难民富翁！他说这些钱是怎么来的？”
“他说在‘至上’饭店当了十年侍者，从不肯花掉小费，才攒下这些钱。德国入侵比利时，他把积蓄下的所有比利时钱兑换成了英镑和美元，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要逃往国外的。”
“真有先见之明。”我说，“这不会错。一个饭店职员十年攒下二三百英镑……这笔钱足够在伦敦索霍区开个饭馆。”
“这我同意。但令我吃惊的是，我无法相信他是个侍者。”
“为什么？”
他打了个手势回答说：
“只不过是我的猜想而已。但他确实不像个侍者。一般来说，像他这样的中年侍者，多年伺候人的生活会养成根深蒂固的对人唯唯诺诺的习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当他站着的时候两只胳膊稍稍弯曲，头部微微前倾，说起话来声音很低，从不提高嗓门。可是这个弗拉厄斯却大不相同，从他的言谈举止来看，倒像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常常使用侍者不会用的词汇。”
毫无疑问，里奥伯尔特是位行家，他提出异议就说明此人情况确实有待进一步弄清。
“你同他的朋友们谈过吗？”我问道，“难道没有安特卫普或者库尔特雷来的人能提供一些情况吗？”
“我已经问过他，这里是否有人为他作证。他说没有。同行的人当中他不认识任何人。”
“他带的物品中除了英镑和美元之外还有其他可疑的东西吗？”
“据我看没有。”
“那好吧，我可以跟他谈谈吗？”
“当然可以。”
第二天上午，朱莱斯·弗拉厄斯被带到作为我的办公室的客舱。我请他坐在一把舒适的椅子上，递给他一支烟，便开始了谈话。他对我讲述了乘船来英国的经历，谈了尚未参战的加拿大和美国的生活情况。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都静静观察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