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对里奥伯尔特说过的，不少侍者攒钱准备有朝一日自己开饭馆或酒吧。可是，我根本不相传弗拉厄斯是侍者。就算他是个侍者，一年的黄金季节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里失了业，积蓄很快就会用光。我越来越强烈的印象是，弗拉厄斯的钱来自他心甘情愿为之效劳的德国情报机构。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我抬起头来，正好和弗拉厄斯惊慌的目光相遇。
我用法语说：
“弗拉厄斯先生，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不相信你讲的这一套。第一，我不相信你是佛拉芒人；第二，我不相信你一生中曾做过侍者；第三，我不相信你的钱是积攒下来的。这场闹剧已经耗费了我不少时间，你现在还不想讲实话吗？”
“我讲的是实话。”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
“可悲的是你不想变得聪明一些，不想了解我。我敢说，你还不如我更像佛拉芒人，因为你连佛拉芒语都讲不流利！我相信你曾在‘至上’饭店待过一两个晚上，但不是作为侍者，而是作为客人。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达十年之久的侍者能对厨房和餐厅的每一英寸都了如指掌，能回忆起某些常客喜欢的座位和两张桌子之间的距离。我很忙，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为什么非要用这场哑剧来浪费我宝贵的时间不可呢？快说实话吧。在这个最起码的问题上，你浪费的时间够多的了。”
“我说的是实话。”他还是不改口。
谈话又进行了大约两小时。我还是敲打他经历中的不一致之处；再次指出把抵抗小组成员一会儿说成七八个，一会儿说成十二个，这是不可思议的；我又故意说佛拉芒语使他摸不着头脑；重新谈“至上”饭店的问题。我还让他用几个卡片口袋表演侍者怎样一次端三个盘子，结果口袋都从他手里滑到地上。尽管事实与他的供词差之千里，他仍然坚持说他讲的是实话。我忍无可忍，只得叫警卫把他带走。
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设在伊顿广场的自由比利时政府，找到一个佛拉芒同事，请他到爱国学校找我，还请他查一查罪犯名单中是否有叫朱莱斯·弗拉厄斯的人。这位朋友来了之后说，他没有查到有关朱莱斯·弗拉厄斯的任何材料。我让人把嫌疑犯带来，由这位朋友用佛拉芒语同他进行一次长谈，谈话以后，比利时朋友说：
“这个人绝对不是佛拉芒族，我敢发誓。”
“你当然会发誓。”我对他做了个鬼脸，然后转向嫌疑犯：
“那么，弗拉斯先生，你还有什么说的？我这位同事是佛拉芒人，他用你自称的本民族的语言同你谈了这么长时间，听了你的回答。现在他同我一样，也肯定你不是佛拉芒族人。你还有什么说的？”
弗拉厄斯仍然死不改口。我的朋友走了好久，他还是一口咬定自己讲的是实话，完全是实话，百分之百的实话。
这样又过了几天，简直是在进行一场耐性考验。他不招供我决不罢休，想方设法让他尽快开口。我们的工作开始积压，同事们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于是我决定使一条我从未使用过的计策来突破这位可疑“侍者”的防线。
必须事先声明，这项计划未征得上司的同意。学校归内政部管辖，而内政部的官员在我看来过分宽容。在所有著作中我都明确表示，反对在审讯中采用拷打或其他使犯人身体不适的做法。我总是对嫌疑犯平等相待，请他坐在舒适的椅子上，并且从不禁止他吸烟。我只在正常时间审讯，而从不通过使对方过度疲劳来摧毁他的意志。但是，战争毕竟不是儿童游戏，为了使某人开口，有时必须装得十分严厉，采取恐吓战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