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在投靠希特勒之前是个香槟酒推销员，后来被提升到纳粹党的最高职位，战后作为战犯受审并处以极刑。他未能正确地理解英国人的特性，他对希特勒说，只要德国人一到，英国人就会像熟透了的梅子一样自己掉下来，但是，英国人的温和渐渐使他失望了。
在内阁会议讨论外国问题的时候，经常打盹的首相斯坦莱·鲍尔温先生作过一次著名的演说，他说道：“炸弹不会不爆炸的！”他和总是身穿尖领衬衫、带一把雨伞以象征和平的张伯伦一样厚颜无耻地跑遍整个欧洲，同希特勒和口若悬河的墨索里尼拉关系。数以十万计的男女参加了和平信誓同盟以期建立世界和平。在新首相的摇篮牛津，这个同盟辩论过一项决议案，决议案说，它的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亲王们和民族而战，最后，决议案案以压倒多数通过。有一次，丘吉尔高声喊道：“他把我们的人民当成什么人了？”
里宾特洛甫对希特勒说，英伦三岛就像纸牌搭成的、行将倒塌的城堡。他这番话也无可非议，因为比他高明得多的人都错误地把宽容、冷漠同无所作为混为一谈。
我们都知道，德国间谍机构虽然没有成功，但它确实早在敦刻尔克撤退之前就力图在伦敦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谍报中心，我下面要讲的故事就证明这一点。
请读者原谅，尽管本书的绪言已经很长，这里我还要多说几句。看过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精心制作的电视系列片《反间谍者》的人，都会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间谍工作都归功于一人——我。
把一个几星期处理的案件压缩成三十分钟的节目播出，势必要省略很多细节和次要的事实。也许我直接参与处理的某个案件从提审嫌疑犯到分析口供都由我一人负责，但更多的案件的侦破，特别是“被遗弃的行李”一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所做的只是进行第一次审讯，然后交给我的同事，由他们审问两三次后，案件又回到我的手里。
有时审讯人对某一案件过分熟悉，经过几小时、几天，其至几星期的审讯，精力都集中在某个情节上，结果钻了牛角尖，不知不觉地放过了关键的一点，而另一个头脑清新的审讯者可能会轻而易举地抓到这一点。有时审讯的战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过分坚持某一指控会引起嫌疑犯顽固的抗拒。在第二次审讯中采用更和蔼可亲的战术可能立即见效，甚至仅仅改换审讯人也可以产生较好的效果。嫌疑犯还可能对某类人有天生的反感，只要由这类人审讯，他就会几小时几小时地回避关键问题。如果换一个审讯者，他可能会立刻改变态度。
下面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一天，一个名叫韦尔纳·瓦尔梯的人被带到我的办公室，他在爱丁堡铁路总站被捕，有关他的报告令人震惊。
被捕的那天清早，瓦尔梯步行到班芙什阿铁路支线一个叫巴克浦的小车站，想乘车前往阿伯丁。到阿伯丁的火车刚刚开走，有人劝他到几英里外的巴基赶乘另一路火车，于是带着明显的外国人口音的瓦尔梯提着他咖啡色的大箱子和一个小旅行箱边走边打听到了巴基，赶上了十点零四分的火车到达阿伯丁，换车以后，于下午五点到达爱丁堡。在爱丁堡，他找到一个叫卡麦隆的车站人员，说他要去伦敦。
卡麦隆劝他把大箱子存放在行李寄存处，吃点东西，到市区溜达溜达，然后回来乘二十二点开往伦敦的火车（战争期间，灯火管制，又常有空袭，旅行是烦人而又不安全的）。瓦尔梯接受了他的劝告，把大箱子寄存在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