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下来点上一支烟。当真相开始出现的时候，审讯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仓促行事会把线团搞乱，找不到关键的一环。弄清真相如同剥葱头一样，看上去已经剥下了最后一层，其实里面还有一层。瓦尔梯交代的经历尚有不少模糊之处，我心里还感到某种不满足。真相大概在他的证件之中，应当仔细研究，设法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我终于找到了。
第二天上午，我叫人把瓦尔梯带来。他坐下以后卫兵退了出去。我说：
“我们开门见山地谈吧。你说在安特卫普遭到逮捕之后被迫为敌人工作；承认自己了解箱子里装的什么；打算到伦敦以后扔掉箱子隐蔽起来，不想把它交给额上有伤疤的人。这就是你交代的大致内容，对吗？”
瓦尔梯点头同意。
“那么，瓦尔梯先生，你为什么没有把箱子扔到海里呢？或者，为什么没有把它交给警察呢？事实恰恰相反，你把它带到了爱丁堡，放在行李寄存处，后来又回去取它。这说明你的目的是把它带往伦敦。这一切都使我相信，你想把箱子交给接线人，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接线人的话。或者这套收发报机就是供你本人使用的，因为你说过，知道怎样使用它。”
瓦尔梯犹豫了一下说：
“我怕盖世太保报复，有人监视着我。我发誓，确实打算到伦敦之后扔掉箱子。”
“可是，如果把箱子交到最近的警察所，你就会逃出盖世太保的魔掌。盖世太保的手的确伸得很长，但也不至于长到这种程度。”
“我原来没有想到这点。”他说。
“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点——手枪。既然你对英国人民怀有如此良好的愿望，口袋里为什么装着子弹上膛的手枪呢？”
“我……我把它忘了。下飞机的时候他们才把枪交给我，在慌乱中我把它装在口袋里就忘记了，更不知道枪已经顶上火。”
“忘了？一支手枪差不多有一公斤重，在你右边口袋里装了整整一天，走了好几英里路，你竟然发现不了？这太离奇了，瓦尔梯先生。”
“可能显得离奇，但这是真话。”他闪出一丝不信任的目光。
“好吧，就算我同意你说的把枪忘记了，那么，你怎么又想起用它拒捕呢？”
他沉默了半分钟才说：
“大概当时头脑发昏了。”
我耸了耸肩膀说：
“这令人难以置信。好吧，我们暂且不谈它。你不是说你在苏黎世住过吗？”
“对。”
“你说你是因为帮助两个犹太朋友逃跑而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被捕的？”
“对。”
“我手里这份护照——瑞士护照——是你本人的？”
“是的。”
“那么请你回答：为什么这份护照——你本人的护照——上边没有进入比利时的海关印章？”
这就是瓦尔梯案件的结局。尽管他如何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否认是敌人的间谍，说是被迫为别人带东西，但对这个问题始终无法回答。我们一直没有弄清他到底是瑞士公民还是德国人，但无论如何，他讲述的漏洞百出的经历使他无法脱逃。固然橡皮艇提供了他来到苏格兰的线索而导致他被捕，但我认为，即使橡皮艇未被发现他也难逃罗网。
韦尔纳·瓦尔梯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按照对待严重间谍案的惯例，总检察长——后来成为勋爵的威廉·约维特——命令继续审判。审判进行了一天多，法庭判决“有罪”。后来瓦尔梯被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