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护送她们短短的时间里，我们成了朋友，并且约定第二天由我带她们参观阿姆斯特丹的几处名胜。我对学习外语很有天赋，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前，遇不到多少讲英语的人，早就想同出生在英国本土的人谈话以纠正口音。以后的几天，我成了她俩必不可少的向导。她们返回英国之后，我继续同那个我中意的姑娘通信。书信来往催开了爱情之花，在1914年5月，我第一次访问英国的时候，我们在兰开斯特市附近的格尔沃斯结婚了。
我们首先在法国，而后在荷兰度过了漫长的蜜月。在荷兰，我把她介绍给父母和全家。那时候国际形势已经相当严重，并且日益恶化。我对德国人所说的“地理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心中有数，所以对三年前的艾加迪尔事件引起间接宣战并不感到意外。萨拉热窝的暗杀注定要产生严重的后果。表面看来，这个发生在1914年7月晴朗夏日的事件无足轻重，和平仿佛是持久的。但是，时针却在飞快地朝着战争转动。
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和妻子刚刚从英国回来。不到一个月——9月初，我接到一份由弗朗西斯签署的电报。直到今天我还珍藏着它。电报说：“我在安特卫普，希望见你。”
除了第二厅的官员之外，谁都不知道我同这个机构有联系，甚至妻子也不了解我在巴黎的情况。而现在，我又多了一层义务：对妻子忠诚。当时，一直到后来，荷兰在世界性冲突中都保持中立。但是，出于对法国的热爱和对德国人的痛恨，由于刚刚结婚而成了一个英国家庭的成员，我的同情自然在盟国方面。所以我立刻预感到，弗朗西斯急于同我会面绝不是仅仅为了叙旧。
就这样，在不透露重要细节的情况下，我对妻子解释说，弗朗西斯是我的朋友，他和情报机关有关系，他要见我是为了商谈一些与我有关的事情；还告诉她，当数以千计的英国青年志愿参军的时候，我不能保持中立。她虽然眼泪汪汪，但还是爽快地同意我起程前往。两天以后，我在安特卫普的伦敦饭店见到了弗朗西斯。过去，我们俩曾在这个饭店住过。
老朋友相见自然高兴万分，但我们无暇叙旧。德国军队正在入侵比利时，并且已经开到安特卫普附近。这座港口城市两天之后即陷入敌手。作为一名法国高级官员，我的朋友躲过了入侵者的追捕。鉴于当时的环境，他扼要地介绍了为我制定的计划。以前，在闲谈中我曾提到过我的几个家庭成员的情况。弗朗西斯以他惊人的记忆力记住了一个现在看来至关重要的细节。
我有个哥哥，比我大十三岁，在东印度的烟草买卖中财运亨通，同德国香烟制造商有牢固的贸易关系。他深信，即使打起仗来，人们也还是要吸烟的。弗朗西斯的计划是让我表面上作为哥哥的代表驻在德国，实际上，在那里为第二厅组织一个谍报网。只要德国反间谍机构发现不了我的真正目的，持有中立国护照出入德国并不是件难事。但是，不管其国籍如何，间谍毕竟是间谍，对间谍的刑罚只有一条——处死。
在这点上，弗朗西斯并未对我强求，他反复暗示说，如果接受这项任务，一旦被德国当局抓获，法国第二厅爱莫能助。他等待我做出抉择，并且说，假使我决定不接受这项危险的工作，也不会受到指责。我新婚不久，战争并不针对我的祖国，没有任何东西强迫我把脑袋伸进狮子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