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风平浪静，但莫名其妙的惊恐常使我心神不定。我只身在敌人国土，形影相吊。我的使命就像一把两刃钢刀，既能杀死别人，也能伤及自己。我的正式身份是致力于发展哥哥烟草贸易的精明干练的商人，主顾谈及战争及其给他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我必须深表同情，他们咒骂凶残的法国人和英国人，说他们阻止德皇攻入比利时，我也只得洗耳恭听。
扮演这个角色非常不易，特别是对我这火气正盛，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更是困难。时间一周一周、一月一月过去了。就算自制力很强，孤单和狐疑也不免使我心乱如麻，觉得迟早会落到敌人手中。除了安妮外，我不能向任何人诉说。即使对她，也只能适可而止，只讲她非了解不可的东西。安妮知道情况越少对她本人越有利。这是因为，万一不幸遭到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她必须开口说话。我只得时时警惕，避免露出任何害怕的神情。别人提出的每一句问话都要仔细剖析，看其中是否含有某种不测，而且回答必须迅速自然。
每次同我的人会面，都要冒被捕的危险。每次会面顺利结束，都使我联想到，有一利必有一弊：工作越顺利，处境也越危险。总有一天某个酒吧的老板会对我产生怀疑，或烟草贸易界某个同行看到我在跟一个装卸工谈话，会思忖这是为什么。在德国度过的几个月里，我体验了间谍的一切惊骇疑惧。当时我尚未搞反间谍工作，这段经历对以后的反间谍生涯大有教益，它使我亲身感受到一个嫌疑犯的惊恐心情。
1915年6月5日是个天崩地裂的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刚刚回到不来梅，在房间里等一个谍报人员来访，他叫普福卢戈。下午，他气喘吁吁、神色慌张地跑进来说，基尔运河的鲍尔·布鲁麦被保安警察逮捕，拷打之下供出了一切，包括我的名字在内。逮捕行动已经开始，我必须立刻逃离。
幸好安妮·范·姗坦已于头一天前往阿姆斯特丹履行公事，只有我一人处境危险。时间不允许整理行装，要离开德国就必须马上动身。十分钟之后，我已拿好最重要的文件上路了。时隔几年，战争结束以后，我才得知，我离开后半小时，德国警察就闯进了房间。
普福卢戈开车送我到离边界五英里的西富利锡亚。德国边境戒备森严，他不能冒险送得更远，况且待在一个被追捕的人身边每分钟都意味着不祥。他必须尽快返回不来梅以准备应付警察的口实。我们俩都明白，我是他们四个人的唯一联系人，但被捕的鲍尔·布鲁麦肯定也知道普福卢戈，并把他供了出来。事情很清楚，普福卢戈为了保全我的脑袋而把自己的脑袋置之度外。这真是个高尚的举动。当我同他分手，看着他掉转车头，向凶多吉少的不来梅方向驶去的时候，一阵难受涌上心头。
其实，一直到战争结束他都没有被捕。1919年，法国政府给他授勋，以表彰他的出色贡献。
天色渐晚。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岗哨林立的边界进入荷兰逃生……自由离我只有五英里之遥，我怎能贸然行动，不对后果考虑再三呢？德国保安警察肯定估计到我越境去荷兰的企图而加强了防范。我在一条沟里一直藏到夜幕降临。好一个漫长的夏日！
入夜，下起雨来。瓢泼大雨下个不停，把我淋成了落汤鸡。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德国哨兵一定早到掩体里避雨去了。我尽力向前爬着，不时还要把脸紧紧贴到泥地上。我从一个泥坑滚到另一个泥坑，每一步都困难重重。两条腿越来越重。湿衣服箍在身上显得沉甸甸的，寒冷使上下牙不停打战，再加上一路的疲劳，行动越发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