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来主席处访问、交谈，想摸清毛主席内心的想法和愿望。斯大林亲自给毛主席打来电话，与主席直接交谈，问主席有什么愿望或想法，双方应进一步做些什么，是否有新的考虑等。斯大林还给我打来一次电话，想通过我了解毛主席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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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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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即10月2日，苏联政府来电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立即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全权大使。接着，蒙古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都相继来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0月16日，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主席递交国书，周总理等参加了这个仪式。由于我们没有经验，采纳了苏联人的建议，在仪式之后举行宴会。苏联人特地向前门外全聚德订购了烤鸭。可是，烤鸭送到勤政殿后全都凉了，已不是皮脆肉嫩，而是咬不动了，使大家兴致索然。从此，在接国书之后再也没有举行宴会。当时外交部负责礼宾的是余心清，从未请外国人担任过这方面的顾问。建国伊始，全国人民投入紧张而热烈的经济建设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毛主席出访苏联。
毛主席首次访苏周恩来、刘少奇等在西直门火车站为毛泽东送行。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开国大典后不久，即着手进行出国准备工作。中央指定党政各有关部门准备和编写有关的资料，并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选定和筹集赠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前者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和指导下完成的，后者江青经常插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毛主席建议要带些能表明国情的礼品去，而且最好只带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她提出首先要送的是山东的大白菜、大葱,潍坊的大白萝卜；其次是湘绣的斯大林像、景德镇的陶瓷、浙江的龙井茶、安徽的祁门红茶、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与刺绣等。这些礼品来不及随车带走，而是陆续运到莫斯科的。1949年12月9日，毛泽东乘专列到达满洲里边境。右一为毛岸英。再地改变主意，审查货物的人又无休止地挑剔，致使一拖再拖，耽误了时间。为什么这次江青胆敢干扰、瞎指挥呢?原因是她于1949年夏季曾去过一次莫斯科，并受到斯大林的礼遇和夸奖，于是昏昏然，不可一世了。她似乎一下子成了里手，左出主意，右提意见，俨然以“参谋长”自居了。大约12月6日，毛主席偕陈伯达（当时陈的头衔是教授）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将经东北的满洲里，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前往。专列经过天津时，因在铁路线上发现了一颗手榴弹（实际已破旧了），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此下车去调查。国家初建，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还未肃清，对保卫工作自然也要求甚严。公安人员的责任无疑极其重大。
路经沈阳时，高岗等上车护送毛主席至边境站满洲里。专列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一站奥特堡尔时，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已专程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毛主席检阅了仪仗队，但因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气温甚低，只得迅速回到车上。一路上，每至一个大站都有当地主要领导干部出面迎接。行至新西伯利亚城时，苏联外交部打来电话，询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并问有什么特殊要求或愿望，以便满足路上的需要，护理好毛主席的健康，安排和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列车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时，毛主席下车在月台上散步，但几分钟后，他忽然头昏目眩，满头大汗，站立不稳，我急忙上前扶住他，并把他搀回了列车上。几个钟头后，他恢复了正常。这种情况在国内时也曾有发生。从此，主席不再到月台上散步。在雅罗斯拉夫尔，王稼祥大使登车迎接，并陪同至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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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伟人的首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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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中午，车站的大钟正打十二下时，火车徐徐开进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尔车站），这是苏方精心安排的。在车站举行了隆重而简短的（因天气太冷）欢迎仪式。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上车慰问、迎接毛主席。他们知道主席在路上感冒，身体不适，因而向毛主席解释说，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须绕行一趟，也无须答礼。如愿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报社发表就行了。毛泽东乘苏联专列抵达莫斯科车站时，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右一）、莫洛托夫（右二）等的热烈欢迎。右四为我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主席在书面发言中首先表示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然后指出：“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主席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这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住所，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主席、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我住在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在二层。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毛主席。6时整，厅门大开了。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及维辛斯基外长站成一排迎接毛主席。这是很破例的，因为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他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的尊重、信任及特殊的礼遇，所以特地做了这样的安排。会谈时只有我一人作翻译，苏方没有翻译在场，这又是特殊的安排，以表示对中国同志的完全信任和尊敬。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他回过头来，又把自己的同僚一一介绍给毛主席，大家围站在大厅里，相互问好，互表祝愿。斯大林对毛主席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这时，气氛十分热烈、动人。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不等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主席没有把内心的话讲出来。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主席及我坐在左侧。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多保重。斯大林说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取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主席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斯大林再三问毛主席：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毛主席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7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表示要等毛主席到苏联后签订一个条约。这次，我感觉到斯大林似乎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也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的做法，因此表现得很谨慎。毛主席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追根寻底，但毛主席没有再回答。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斯大林内心的打算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由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却不是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5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②
这是双方首次会谈遇到的难题，或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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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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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两位伟人都沿着各自的方向思考自己的事情。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来主席处访问、交谈，想摸清毛主席内心的想法和愿望。斯大林亲自给毛主席打来电话，与主席直接交谈，问主席有什么愿望或想法，双方应进一步做些什么，是否有新的考虑等。斯大林还给我打来一次电话，想通过我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我当然不好说，况且我也不大了解毛主席在想些什么。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他们有时来看看主席。有一次他们来到别墅交谈时，毛主席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其实他们是难得见到，甚至是见不到斯大林的。柯瓦廖夫当年随少奇见过一次斯大林。斯大林问他话时，他十分紧张，像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立正回答问题。主席发脾气一事，他们怎敢向上汇报呢。柯瓦廖夫和费德林离开时，我送他们出门，发现柯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他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我向主席解释说：柯瓦廖夫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也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他不能这样说，也不敢这样说。如果他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适当的。”后来，在毛主席和斯大林一次谈话中，谈到派专家的问题。主席提出是否可把柯瓦廖夫派给我们，斯大林马上说：柯不是专家，不懂建设，我们将给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随后，莫洛托夫来到别墅看望毛主席，意在摸我们的底。毛主席向莫洛托夫海阔天空地谈中国革命的历史、党内斗争等，谈的时间很长。但莫洛托夫却表现出沉默、不感兴趣的样子，只是点头听着，既不表态，也不提出任何问题。他不理解也不想揣测主席的心思，大概一心只盘算如何完成斯大林交办的任务。当时凑巧遇到一件预料不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倒有些着慌。毛主席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是最重要的外交接触和谈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竟没有消息报道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是西方人士不能理解的，当然要引起世人的种种猜测。大家为此很着急。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1950年1月1日，毛主席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月2日见报。
《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政治空气为之一新。谣言不攻自破。此时，斯大林已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来和毛主席谈话，询问主席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主席讲了三个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毛主席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说：是的。”毛主席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毛主席外出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
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的毛泽东表情凝重。话。毛主席到苏后还没有出门单独看望过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他们走后，毛主席于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1月11日，毛主席谒列宁墓并敬献花圈；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会见什维尔尼克是纯礼节性的。已决定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斯大林第二次给毛主席打电话，征求主席的愿望和意见。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必须讲到。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大寿，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斯大林和各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主席挨着斯大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我在毛主席身边担任翻译。毛主席的祝词是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同毛主席说话。但无论斯大林和拉科西怎样引逗，都未激起毛主席的一丝微笑，他一直沉默寡言，庄严静思。大会以后，举行宴会并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主席坐在一个包厢，这是旧时沙皇的专用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全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毛主席举手向群众致意，并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全场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持续了好几分钟。祝寿之后，欧洲各国党的代表团都回去了，我们仍留在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我找了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给他放映，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加斯豆斯·加林诺夫》等。在一次毛主席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我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我把这话告诉了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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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游览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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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得知周总理从北京启程的确切日期后，就准备外出旅游。1月14日乘火车离莫斯科北上。15日，毛主席在王稼祥、陈伯达等陪同下抵达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当地领导的隆重迎接。当地领导原计划安排主席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是毛主席要直接乘车去波罗的海。遵照毛主席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大海和陆地已被冰冻连在一起，分不出陆地与海洋的界限了。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行驰了一个多小时。十月革命时工人发起暴动的要地——喀琅施达特要塞与我们遥遥相望。毛主席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来回踱步，举目眺望，满怀激情地说：这里真是千里冰封啊!”苏联同志介绍说：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海面的冰层上，冰的下面就是海水，冰层的厚度大约一米至一米五。”毛主席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在列宁格勒，毛主席下榻于斯莫尔尼宫，即以前日丹诺夫的办公大厦。在市苏维埃主席库兹涅佐夫、书记利亚诺夫的陪同下首先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机器震动得地面抖动，隆隆机器声震耳欲聋。这个工厂是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据点，工人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参观后，毛主席在该厂文化宫接受青少年的献礼、致敬，场面十分热烈欢快。主席兴致勃勃地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在莫斯科，除在园内散步外活动极少，使心情暂时舒展开来的毛泽东。
人感到拘束紧张和乏味。接着，毛主席参观了艺术馆，即冬宫展览厅及沙皇的寝室、办公室、休息室、客厅、藏书室等。主人告诉我们说，本来还有一间中国厅可以参观，但目前正在整修，很遗憾。毛主席侧过脸对我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俄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在列宁格勒郊区，毛主席参观了保留下来的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及战场残迹。军区的一位上校参谋向毛主席介绍当年战地情况。他讲了一段后停了下来，问是否需要继续讲下去。毛主席回答说：可以了。”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听那些背熟了的一套应酬话有什么意思。”的确，那位上校把列宁格勒这座英雄城当年残酷激烈、千变万化的战斗经过讲得非常枯燥无味，简直是背诵经书。毛主席参观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晚上，主席到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列别杰娃主演的一场芭蕾舞《巴亚捷尔卡》。在演出后，毛主席派代表团成员登台给列别杰娃献花篮。台上台下的鼓掌和欢呼声融合在一起。列别杰娃谢幕五六次之多，观众仍不散场。列别杰娃意识到掌声如此热烈非凡的原因之所在，于是面向毛主席鼓掌，用手送吻三四次。由此可见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之热爱，对中国革命领袖的爱戴。毛主席也甚为感动，露出真挚的笑容，不停地向大家招手还礼。主席在列宁格勒短暂停留，16日启程，翌日回到莫斯科。仍住在姐妹河斯大林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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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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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代表团，除随同毛主席已先期到达的陈伯达及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等以外，随同周恩来的代表团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工业部计划处长柴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陛、东北外贸部处长常彦卿、中央财经计划局处长沈鸿、外贸部机要秘书苏农官、鞍钢公司副经理王勋、东北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东北煤矿局计划处长罗维和警卫参谋何谦等同志。毛主席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总理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电话。他们谈了一会儿，因传音不良，毛主席听不清楚，改为到了乌拉尔的斯维德洛夫斯克再通话。这次毛主席同周总理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总理的意见。这样，周总理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立即投入了工作。王稼祥到200公里以外的雅罗斯拉夫尔去迎接周总理一行。1月20日周总理到达莫斯科，车站也有仪仗队迎接，比迎接毛主席规模小些。
一到莫斯科，就来见毛主席，商量如何开展工作。过了一天，周总理索性搬到毛主席二楼的一间房子里住，这样更便于同主席商量问题。由于事先已有充分准备，在周总理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1月22日，毛主席、周总理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毛主席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订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毛主席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谈到大连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以及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不愉快的气氛，因为苏方提出的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的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由苏方审理和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执行的方针、政策，同时也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他这样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讨好俄罗斯民族，使国内的人们看到他是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俄罗斯人民办了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所以，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人们说：斯大林在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苏方提出在我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海参崴、伯力、赤塔等地设立领事馆；在西部地区，苏方在我国的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斋桑设立领事馆。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实际做法有很大的差距。苏联非常积极地按协定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并立即开展了活动。而中方除了在赤塔、海参崴两处勉强设立和维持了不长时间的领事馆外，在其他几个地方根本没有开设领事馆。曾担任驻赤塔中国总领事的徐介藩说：苏方按老习惯，把一切外交人员都当作外国情报人员看待，处处提防，行动极不自由。所以，他只在赤塔工作了不多的时间，就不愿返任了。毛主席对苏联的这些做法是有意见的。在1月22日的会谈中，双方决定委托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在会谈时，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从1月23日起，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有时，毛主席也参加会谈。
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于是，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我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以上两项在苏联未移交之前均由中苏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在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已搬走了大量的装备。）《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因为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意外蒙古独立。夏天，刘少奇访苏时已表明：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各民族自治的原则，我们应当承认蒙古独立。一次，毛主席、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在交谈了若干问题后，周总理提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斯大林一听立刻就紧张起来，愣了一下，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吗?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谈论人家的命运。”总理耐心地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斯大林好似放下一块大石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最后以两国公告的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谈中提出了如何对待苏联在中国（主要是东北和新疆）的侨民问题。主要是关于他们的国籍问题和居留条件。苏侨中有人既不愿加入中国国籍，也不愿要苏联国籍，这样就成为无国籍公民，而无国籍公民在中国居住，中国则不能答应。苏方对年轻的苏侨，愿意承认他们的苏联国籍，而对年龄较大，原系革命时期逃离苏联的人则不乐意承认并抱有怀疑态度。这个问题大概到1955年才彻底解决。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主动地提出，在盛世才时代，他们帮助新疆人民建立武装力量，训练干部，以对抗国民党的势力，并在那里建立有相当大的军火库，储存了一部分武器弹药。现在决定将这部分物资全部转交中方，望中方指定专人负责接洽、接收。主席当即委托周总理办理。我还记得《条约》的有效年限开始谈定是20年，不知后来怎么变成30年。翻译时，我曾问主席，他说：原来是20年，不知什么时候改为30年。”看来，他并不看重年限。因为斯大林认为中国应在亚洲多发挥作用，斯大林同毛主席谈论日共和朝鲜情况。斯大林说：北朝鲜同志总是想进攻南朝鲜，对于现时不要进攻的话，毛泽东与途经莫斯科的孙维世。女，我建议把孙维世留下来做些生活方面的翻译工作，周总理同意了，她住在了姐妹河别墅的三楼。一次会谈时，斯大林将毛、周、王稼祥单独请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可能斯大林想谈谈心里话。主席又一次向斯大林讲起他曾在中国十年内战期间受过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斯大林认真地听着。突然，毛主席指着王稼祥说：就是他们打击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弄得王、周十分紧张。斯大林接着话茬说：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你也是犯错误的一员。”毛立即接着说：“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可是，话刚开一个头，就被别的插话引开了，未能尽所欲言。毛主席始终未能在斯大林面前一倾衷肠，吐出胸中的冤枉和怨气，而斯大林将精力却集中于当前的事务，如谈判、条约、协定上，也许他不想再提中国十年内战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什么错误意见，或者认为关于错误一事，在刘少奇访苏时已谈清了。在此期间，斯大林给毛主席打了第三次电话，也是最后一次。因我正陪周总理在克里姆林宫谈判，电话是孙维世接的，她一听讲话者是斯大林，就说“我听不懂，听不懂”，吓得把话筒给丢了。于是斯大林把我从会场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我在电话上讲，你译给毛主席听。”斯大林问：你最近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如何?”毛主席答：还好。”斯大林又问：你还有些什么考虑、愿望和要求，我们还应该再进一步做些什么?”毛主席答：周恩来今天已进城去了，正在克里姆林宫商谈呢。”斯大林说：我是想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是否还有什么新的意见或想法。”毛主席说：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从此，斯大林再也没有来过电话。毛主席、周总理在条约和协定文本的准备过程中，还进行着其他活动。如2月6日、7日、13日分别参观飞机工厂、斯大林汽车工厂，到国立实验大剧院观看《天鹅湖》，还参观了“光”集体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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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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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等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参观，右三为师哲。在毛主席步入莫斯科大学的大门正厅时，我请他注意内厅门头正面匾额上的李时珍画像。李时珍已被列为世界著名科学家，可是在解放前，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位大医药学家的却不很多。在旧中国，很少有人重视他，甚至很少有人谈到他。1949年夏，我们跟随少奇同志来到这里参观时，第一次看到李时珍的画像同世界著名科学家的画像挂在一起，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中国留学生们齐集一堂，热烈欢迎毛主席，并要求毛主席给他们讲话。毛主席首先对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表示谢意，祝愿大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学习中获得优良成绩。毛主席说：校方称赞中国留学生很用功、学习成绩一般都好；我们的国家建设正需要专业人才，需要大量的科学家、技术家；你们之中有的是在打基础，有的是在深造。我想说的还是那么几句老话：学习要与实践相联系，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一切理性知识只有与感性知识相结合，经过实践的验证、鉴定、充实和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作用来；总而言之，学以致用，学到的知识必须在实践中运用、考验，使之起到应有的作用；学而无用或学而不用，这种事情虽然很少，但在实际生活中是有过的；我们国家希望有真才实学的人，希望你们今后能在实际工作中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同中国留学生一道参加欢迎会的有学校的领导、教师和少数外国留学生。原打算请毛主席参观物理系、化学系等，后因考虑到毛主席的健康，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在离开苏联回国的前几天，毛主席赴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了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并与他们一起座谈。参加座谈的还有商务参赞处的部分同志、医科大学的部分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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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误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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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散布谎言，混淆视听。他造谣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月17日，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来看望主席。主席向他们谈了我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方面，在方法上的区别。莫洛托夫认为中国的做法十分正确。这样，帝国主义不敢轻视中国。随后他交给主席一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讲话，并建议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当时，主席同意了，没有异议，可是我们没有进一步弄清楚什么叫做“官方”的声明。1月21日，苏联和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指出“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利益，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声明针对艾奇逊所说“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特别指出：“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这件事实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毛主席很重视此事，他于19日晨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文章写得简短明了，严厉驳斥了艾奇逊的谣言。为了在21日见报，文章连夜发回国内。在战争年代我党常常以向记者发表讲话的形式表明我们对某一局势的态度，并取得很好的效果。苏方十分注意这件事。1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邀请毛主席、周总理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并说，主人方面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客人只邀毛主席和周总理，无须再邀请别人参加。翻译也只要师哲一人去。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确实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斯大林首先说：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毛主席回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毛主席答道：“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莫洛托夫接着发言：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
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斯大林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大了不起，但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事实是客观存在，有什么可多说的呢。这次谈话，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效果。莫洛托夫的发言无疑完全是斯大林授意的，不管怎样都得讲出来。这些话在相当程度上激怒了毛主席。他始终一言不发。周总理作了一些解释，但鉴于已经形成的气氛，他也表现得十分矜持。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谈话结束后，宾主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前往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特地把毛主席、周总理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他们坐在后排主位上，他和我坐在加座上。在车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为了打开局面，我先同斯大林闲聊了几句，然后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大家都一言不发，气氛沉重得又像灌上了铅。大家就这样沉默地坐了30分钟。在汽车行至离别墅还有几里之遥的地方，斯大林就从车上给守卫人员发出信号，让他们开门迎接。进入别墅客厅时，仍然只有我们四人，莫洛托夫的车落得很远。半小时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及维辛斯基、罗申等都来了。他们来只是参加聚餐，并没有别的活动。尽管如此，晚宴的气氛仍旧冷清、无聊，丝毫没有欢快和喜庆。主席仍然沉默着，一言不发。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问举行宴会的目的及兴味索然的沉闷气氛的缘由和经过。为了打破僵局，饮宴间斯大林离开座位去放留声机，先让大家听音乐，继而邀请大家跳舞。主人们全都离座起舞，而客人们仅仅观看。后来，主人们硬把周总理和我拖进舞场。尽管有三四个人轮番拉毛主席上场，却始终没有成功。宴会和舞会更增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还是不欢而散。我们半夜三更才返回住地。在宴会上，总理虽然也说也笑，也吃也喝，甚至也歌也舞，但是他的每个举动，每一步骤总是紧跟着毛主席的步法和情调，然而又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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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误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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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斯大林对我们的态度是真诚和热情的。他说过，这种感情是因为我们都是东方民族；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外国欺侮和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是个大国，对世界很有影响；中国人民聪明智慧，有古老高超的文化；中国党是成熟的党，有大批成熟的干部。在谈判中，他常常只让我一个人翻译，而不像通常苏方一定派出自己的翻译，以表示对我们的信任。他在会谈中经常对我们说，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民族的利益，要保护自己的领袖，人民之间要团结。斯大林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有些看不起，而对毛主席则完全不同，很尊敬。从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凡关系到中苏两国两党的事情，在苏联一方可以说无论大事小事都是斯大林亲自过问、亲自处理，任何人都不能插手。斯大林这样做，一方面是表示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担心下面办事的人做错了事而影响同中国的关系。凡是访苏的中国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或其他人，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一律认为都是斯大林的客人，谁也不敢怠慢。他们对待毛主席就像对待斯大林一样尊敬，而且常说：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客人。斯大林很看重毛主席。1950年2月我们回国前，一次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在会见中，斯大林主动提出来华。并说：这个人你们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你看合适不合适?”主席表示欢迎，并说：这样的人最好。”斯大林又说：这是我们答应了，但尤金愿不愿意去中国还不知道，等他回来我问问。”斯大林是很尊重别人的。会谈时，凡是不明白、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问，斯大林总是耐心地予以解答。尤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的工作。我和费德林担任翻译，把书稿译成俄文寄给斯大林。斯大林阅后指示，将《实践论》、《矛盾论》提前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对东方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所以，在某次闲谈时，他询问了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用品、自然现象的称谓、说法等。他发现中文对如桌、椅、板凳、日、月、星辰，甚至一系列有关科学事物的称谓等，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而且丝毫听不出与欧洲语言相同的语音。这时他面向他的同僚们说：“听见了吗?让你们欧洲的文化见鬼去吧!”实际上，这时他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处是想“越俎代庖”，又丝毫不了解中国的事理，中国问题的实质，因而，应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情况、意识形态、人情风俗、生活习惯，以及中苏关系的历史发展，相互关系的各方面，以便重新做出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