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间才真正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灵活、巧妙，革命确实在步步走向胜利（这在中苏两党当年来往的电报中反映得很清楚）。所以，他们也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态度，较认真地接近和支持中共了。苏共领导层中大脑比较清醒、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几人，其余的人，对中国问题不甚了了，大多是人云亦云，或只会随声附和而已。1月21日晚，毛主席、周总理应邀出席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会。在大会结束后的便宴上，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表现得格外活跃。贝利亚对毛主席说：我们都非常想到中国去看看，你同意吗?不知何时能实现这个愿望?”毛主席说：欢迎。”贝利亚睁大眼睛说：这个回答够我揣摩的了。”马林科夫说，如果你不拒绝，我们就依次报名，排号到中国去。莫洛托夫见这个场面轻松愉快，就建议把民主德国的格罗提渥总理也请来参加。斯大林立即反驳说：欧洲人是离不开老婆的，请他来就必须同时也请他的夫人，一个妇女参加到这个场合里来，谈话恐怕有些不方便。”莫洛托夫这个小小的建议未被采纳。赫鲁晓夫也参加了这次便宴，但他坐在最靠边的座位上，只顾低头吃饭，一直没有说一句话，不知心里在盘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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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斯大林举行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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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举行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被请到克里姆林宫。
毛主席首次访苏①赛福鼎·艾则孜，时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于1950年1月30日到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宫。中方有毛主席、周总理，苏方有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维辛斯基等，聚集在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间客厅里。其余的人（如李富春、赛福鼎、陈伯达等）都在另一间客厅。斯大林面对周总理和维辛斯基说：“你们对今天的仪式、程序都协议好了吗?双方应参加的人员都到了吗?”维辛斯基答：还得稍等一等。”斯大林问维辛斯基：“前几天我们外交人员送来的那封信，我转到你那里去了，你先研究，拟出个答案来，我们再谈。这封信你看到了么?你有何看法?”维辛斯基：我研究过了，至于答案，我想先听取你的意见。”斯大林一面向一间小屋走去，一面回答维辛斯基：“我没有看，没有考虑它，你怎能先听我的意见；我送到你那里是要你先看、先提出意见来。”这时，维辛斯基躲在斯大林背后做了个鬼脸，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我还未读那个文件呢!怎能提出意见呢?!”我说：你撒了一个小小的弥天大谎。”维辛斯基说：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否则如何交卷，如何收场呢?!”签字仪式开始了。中国方面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罗申等。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
1950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1950年，苏联外交部部长安·扬·维辛斯基代表苏联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文本。
身材比毛泽东略低，在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或许还要高些。各种镜头对着我们，摄影灯在不断地调整，烤得大家汗流满面。斯大林也不得不常常调整一下姿势。突然，斯大林对我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呀!”毛主席问我斯大林说的什么（同时斯大林也要我翻译给毛主席听）。我如实地作了翻译。他听后说：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斯大林非常敏感地回头问我：他说什么?”我回答说：是我们个人之间的私话。”这样，他就不好再问了。中苏贸易协定，是苏联对外贸易部在苏联外交部协助下，与中国贸易代表团合作准备的。当时苏方还未准备好。苏方有关人员深恐斯大林斥责，所以就称中方未准备好该协定的中文本，以此搪塞，逃避责任。这种事发生在庄严郑重的签字仪式上，实在使人啼笑皆非。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洞察力，一眼就看穿了这件事的本质，同时一针见血。他的话消除了我的顾虑。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斯大林同毛泽东坐在一起。斯大林指着中国武官边章五问我：“他是谁?”我作了介绍。
晚上，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你，斯大林能莅临。我们希望你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斯大林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毛泽东再次说：如果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斯大林说：不会的，既然来了，就要参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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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破例出席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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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礼节性宴会的时间一般都很短。中午12时过后，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王稼祥大使立即着手安排告别宴会的工作。这次以王大使夫妇的名义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邀请了斯大林在内的五百位客人，其中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苏大使、苏联知名人士及各国记者。为此，我们租用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的第一层楼。酒会预定晚上9时举行。会前，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夫妇、李富春亲自在门口迎接客人。客人们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将出席酒会。9时许，斯大林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达门口。毛主席和斯大林握手后，便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不仅外宾，就是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过斯大林。客人们全惊呆了，接着便是热烈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直到毛主席和斯大林穿过大厅就座后才停息。毛主席和斯大林成了大家一致注目的中心人物。两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及主要客人被安排在里间小厅里，这间主宾厅与外厅隔着一排玻璃门。外厅的人们不顾礼节纷纷向里间拥去，连各国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无论是玻璃大门，还是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阻止不住他们。眼看隔板、玻璃门快要挤碎了，周总理见势不妙，索性让服务人员打开玻璃大门，将两厅合成一厅，让大家都能看到这非凡的历史性的场面。酒会继续进行，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稿子，二千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等。周总理的祝词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过一轮祝酒后，斯大林起立致词。他讲话很轻松，没有稿子，由我翻译，大意是：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讲到这里他环视大厅，看到没有南斯拉夫的大使，于是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
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开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在此提到南斯拉夫的问题，大家屏息静听。席间，毛主席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主席、周总理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酒会结束后，米高扬等留下来继续同周恩来、李富春等洽谈有关双方经济协作、商业贸易等项事宜。来宾中有不少我熟悉的人。在社会主义各国驻苏使节中，熟人就更多了。其中特别活跃的是保加利亚大使布拉葛耶娃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斯沃博达，她们站在人群的最前列，带头鼓掌、呼口号，不顾自己的外交身份，以党内的同志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苏方外交人员抱怨说：热情的“老太婆”有时会带来麻烦的。我记得，有一次苏联外交部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周恩来、王稼祥一走进宴会大厅，维辛斯基外长就离开了别的客人，前来与他们握手、问好，并向他们敬酒。当时，萧华将军也在一旁。布拉葛耶娃突然走过来，加入了我们这个小圈子。她一面问好，一面向周总理说：“萧华是一位少年英雄，我很喜欢他，我要认他做我的干儿子!”对这突如其来的话语，周总理风趣地说：这恐怕太便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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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归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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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欢宴毛主席、周总理、李富春等，为毛主席饯行。告别宴会后，我们准备启程回国。给斯大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主要工作人员的礼物都已送到。送给斯大林的是丝绸和屏风，其他人大体都是绸缎和刺绣之类。2月17日，启程的那天上午，周总理对毛主席住处的全体工作人员作了统计，亲自为他们分别准备了纪念品。全部礼品分配妥当后，工作人员前来领取自己的那一份，并向周总理握手致谢。最后领取纪念品的是瓦利娅、玛露霞和克信妮，她们三位同中国代表团朝夕相处时间较长，也是同毛主席、周总理接触最多的人。尤其是瓦利娅，她原在斯大林的餐厅工作，周总理见她做事麻利，常常一个人照顾一二十人的饮宴，而且从容不迫、有条有理、运筹自如，所以在闲谈中多次夸赞瓦利娅轻巧灵活，既能吃苦耐劳，又形如飞燕。管毛主席房间卫生的就是平时为斯大林打扫卫生的三十多岁的玛露霞，她是格鲁吉亚人。瓦利娅不言不语，而玛露霞则爱说爱笑。一次，周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在值班（何谦长得英俊，毛主席叫他拿破仑），玛露霞同他聊起来，尽管语言不通，各说各的，但仍然谈笑风生。毛主席正在睡觉，被他们吵醒了，起身循声而去，发现是他们，也加入了他们的谈笑。工作人员们帮助中国贵宾把要带的物品搬上汽车，并把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毛主席关心他们，理解他们，爱惜他们的劳动，不浪费电，注重清洁卫生……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很有规矩，因而使他们备受感动。随着与苏方接触的日益增多，我才知道照顾毛主席、周总理的服务人员全都是从斯大林、其他政治局委员身边和克里姆林宫里选调出来的。她们接待外宾，如为中国客人服务，只限于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招待其他宾客，即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客人，服务人员也是另一套人马。瓦利娅、玛露霞都是斯大林的贴身服务人员，无论是在克里姆林宫，在别墅，还是在南俄休养地，我多次遇到的都是她们，而接待毛主席的也正是她们。毛主席以他的德高望重、慈祥可亲，博得她们的敬重和爱戴。周恩来则以他特有的生动活泼、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忠厚长者的风度，使服务人员乐于亲近他。莫洛托夫到别墅把毛主席送上汽车，又先赶到火车站，在那里等候迎接。他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话，大意是：望你注意身体健康，多加保重。在路上、在国内都要注意保护身体，切勿大意。另外，要注意搞好保卫工作，不要轻视敌人，更不能麻痹大意。你们的道路是遥远的，行程是漫长的。只有具备健康的体格，才能继续自己的行程。中方人员有陈伯达、欧阳钦、叶子龙、汪东兴等人。李富春、叶季壮、李强等均留在莫斯科继续谈判。在车上，毛主席研究了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决定每到一个大站，不论白天黑夜，都下车参观。报纸上公布了中苏条约签字的消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大大改变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苏联人民对此欢欣鼓舞，毛主席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热情的款待。列车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主人建议在这里参观一家机械制造厂。但到那里时，厂里的工人早已下班了，只有汽锤车间尚有几个工人在操作，大概是专门为了让毛主席一行看看六吨级的大型汽锤工作的情形。我们还参观了联合电力与热力厂及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这所大学的学生们都睡了，学校领导及教授们在乌拉尔地质博物馆专候中国贵宾。这所大学主要是研究乌拉尔地区的矿藏。学校领导赠送给毛主席一个精致的乌拉尔山模型，在这个模型上用宝石标明了乌拉尔山的矿产品种和位置，整个模型五颜六色，非常漂亮。毛主席把它带回北京后，曾陈列在中南海里。在鄂木斯克，毛主席游览了市区，参观了机器工具制造厂。厂领导特意引导中国客人参观了正在加工中方订货的车间。
到后，他们立即演出了芭蕾舞剧《伊戈尔王子》的一个片段。苏方安排毛主席一行到大戏院不仅是看戏，而且也让客人们看看大戏院的建筑，这座大戏院前后用了二十多年才建成。当车队返回火车站时，主人又邀请毛主席参观车站的新型调度室。这时在调度室值班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她的头饰、胸饰明光闪闪、灿烂异常，在强烈的灯光下，耀眼刺目，使人无法睁眼。毛主席走进屋子，女值班员立即热情地起身迎接，和毛主席握手，但未来得及谈话，毛主席就转身退出了房间。他低声对我说，光线太刺眼了。莫斯科人常常说西伯利亚荒凉无比，只有狼。西伯利亚人如此安排，就是要让世人看看，这里不仅有狼，更有年轻漂亮的姑娘。22日，专列抵达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城，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的欢迎。毛泽东一行参观了生产自动推进联合收割机的工厂，晚上观看了俄罗斯歌曲合唱队的演出。其中有一组新编的歌曲，内容是赞颂斯大林、毛泽东和中苏友好的，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组节目是专门为迎接毛主席的到来而赶排的。23日，毛主席在旅途中致电斯大林元帅，祝贺苏联红军建军节。24日，毛主席在伊尔库茨克逗留了数小时，游览了市区，并参观了茶叶包装厂。当地负责干部向毛主席详细介绍了茶叶全部从中国进口，产品行销全苏。当专车经过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首府乌兰乌德时，当地党政军领导登车看望毛主席，恭请中国客人进城休息，但毛主席婉言谢绝了，这使他们很失望。上乌金斯克原是中国领土，当地居民基本是蒙古族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苏武牧羊”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毛主席不在此停留也许有更深一层的考虑。25日，毛主席一行在赤塔停留时，参观了一所幼儿园，并欣赏了孩子们的演出。他们的舞蹈和歌唱都是赞扬中苏两国友谊和伟大领袖的。由于赤塔可供参观的地方不多，中国贵宾们很快又登上列车，继续赶路了。专列离开苏联边城赤塔后，大家再也没有休息。毛主席一直坐在餐室里眺望外景。那天的天气虽然很冷，但阳光明媚。我和陈伯达坐在旁边陪着毛主席。由于无事可做，陈伯达开始说东道西，我也在一旁打趣助兴。毛主席不耐烦地说，你们在胡说什么呢?!这样，才打破了无聊的气氛，开辟了同他交谈的途径。毛主席侃侃而谈，从历史、文化、战争和自己的往事一直谈到今天新的世界。列车到了边界终点站——奥特堡尔。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登上主席的车厢作最后话别。苏方陪同的其他人员把列车护送到中国境内的满洲里车站，并帮助中方人员做完了换车、装车等全部工作后，才离开了工作岗位，毛主席再三吩咐我们要把苏联同志招待好。在莫斯科时，斯大林曾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各一辆吉斯小轿车。在满洲里换车时发现送给毛主席的那台车，由于没有放水，水箱被冻裂了。一进入国境内，毛主席就轻松了许多，我们也放松了不少。毛主席、周总理在哈尔滨、长春稍事停留，接见地方干部后，在沈阳大和旅社住了几天。毛主席因身体疲劳，只开了一次干部会，也没有在市内参观游览。一天早饭后，毛主席说要出去走走，叶子龙立即要了三台车。毛主席站在旅社的门口等车，我劝主席回屋等候，以防着凉，其实是怕出意外。上汽车后，我才知道毛主席是去看望苏联专家。可专家们大部分都去工作了，临时只找回少数几人。到苏联专家住所后，毛主席对他们说：现在，我们头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脚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苏联专家们对东方人这种特有的机敏和幽默一时没有理解，他们以为毛主席所说的“头上的问题”是指思想和理论，“脚下的问题”是指实践和实际。我向他们解释说：‘头上的问题’，是指我们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脚下的问题’是指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造福于人民。”1950年，访苏归来的毛泽东到达满洲里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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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归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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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晚，毛主席、周总理安抵北京。这次访苏，从12月初到3月初，前后近三个月，是毛主席出国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