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朝野不断抵制该约，民间持续抵制日货，东北地方官也颁布各种法令，限制日本臣民在南满东蒙之商租权。1923年旅大租约到期，国会议决废止《中日民四条约》，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但日本坚持该约有效，引发国内法与国际条约何者优先的法理争议。在实务上，中国千方百计限制日本权益，造成更多之满蒙悬案，日本认为中方“漠视条约”，不惜用一切手段维护条约权益，中日无法和解。在法理路线走到尽头，革命废约遂成为唯一的选择。俄国革命后，发布两次对华宣言，否认帝国主义及“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与《中日民四条约》应有密切关联。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废除《民四条约》运动，是中国朝野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要的根源，也是国际法观念发展的重要触媒；用法理与抵制相结合，即始于此案。长远来说，中日条约争议应是中国民族主义发扬的主要根源，1920年代初期，苏联影响之“反帝废约”暂时居于主导地位，以英国为主要攻击对象。到北伐末期济南惨案以后，中日冲突又成为中国外交主要问题，迨满蒙悬案交涉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更成为中国存亡之关键。在此期间，英、美、苏、日与中国修约，有复杂重要的国际与国内之互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