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德国地胜民勤，科学发达，我于此时与彼稍事联络，于我将来国际地位未始无益。
四 最后磋商与签约，1921年2~5月(2)
并称：至于约文之解释、司法上之保证及处置德人财产详细办法，均由双方会议时，议妥办法，与德国代表拟出往来公函两件。对较棘手之德国要求关税享最惠国待遇，而中国坚持关税自主一节，协约中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之大原则，但事实上对于德国仅能暂准其与他国一律对待。并附一《关税说明书》详细说明此事，强调：
事实上即使国定税则已行颁布，对于德国商货能否一律按章征收，亦毫无把握……此事焦点盖在旧约未改，又未能索取出产地证书之故……是以于关税条约未改以前，德国货物虽有特定税则，仍可托人纳税也。国定税则既未能得有实效，似可由我自由对德完全施用八年八月之新税则，或其同类之章程，总以关税一层对于德国商家暂准与他国一律为准。最后始允由我国委员单方声明：于国定税率未普通施行之前，德货入口得暂按通用税率完纳关税。仅将本国国内行政决定办法向之通告。法理上、事实上似于我国均无损碍。
11日，国务院通知外交部《中德协约》通过，18日，大总统任命颜惠庆为签约全权。20日，双方代表在北京外交部签字。
《中德协约及其它文件》共15页，包括：
(1)德国声明文件——声明中德基于平等相互主义，恢复友谊通商关系；德国承担《凡尔赛和约》128~134条之义务；因战事及和约已抛弃山东权利，故失去归还中国之能力；允任取消在华之领事裁判权；抛弃北京使馆区德国使馆操场；准备偿还俘虏收容费。
(2)中国复文。
(3)《中德协约》七条——双方派使设领；两国人民在彼国各遵所在国法律；关税各依所在国法令规定；本日签订各件为日后商议正约之根据。
(4)关于引用《凡尔赛和约》各款之利益德国来函(暂不宣布)——德国表明刻下不能笼统承认《凡尔赛和约》，但不反对中国享受128~134条之外其它有关系条款之权利。
(5)中国复函(暂不宣布)。
(6)关于解释条文德国来函——德国表示愿以在华德产价值之半数，以四百万元现款及铁路债券，赔偿中国战事损失。询问：中国归还德产，在华德侨司法上之保障等问题。
四 最后磋商与签约，1921年2~5月(3)
中国复函——声明自签约日起停止德产之清理，并将于本协约批准后，完全归还德产；德华银行、井陉矿务另商办法；保障德侨在华财产及司法上之权利；在国定税则未普通施行之前，德货入口，得暂照通用税率完纳关税；中国无意加入协约国赔偿委员会。
《中德协约》签字后，两国恢复邦交与商务关系。留下一些问题日后协商，主要是战事赔偿与债务清理，及商订正式通商条约。双方对此约都满意，签字当日颜惠庆在日记中称：“德国很满意，希望王景岐去柏林”。5月25日，外交部呈请大总统奖励商订协约出力人员，以参事王景岐始终其事，擘画周详，相应机宜，悉臻妥协，请以全权公使任用。代理参事张煜全、一等秘书官王曾思，襄同办理，勤劳备著，各颁勋章。6月9日，大总统“照准”。8月2日，大总统令：任命王景岐为驻比利时国特命全权公使；张煜全为外交部参事。13日令：王景岐给予二等大绶嘉禾章。
北京因国会停闭，6月14日，外交部呈大总统徐世昌：民国元年《临时约法》第35条：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缔结条约。唯现在国会尚未召集，开会需时，而该约之互换又未便久稽时日，拟请先行批准，俟国会开会时，再行提请追认。请大总统予以批准盖用国玺，发交本部，由外交总长副署后，再行知照德政府，订期互换，以资遵守。28日，奉大总统批准。德国国会也于6月下旬批准该约，函告张允恺，并电卜尔熙转告外交部：中国政府批准协约照会，卜代表有收受资格。拟以外交次长博邺(AdolfvonBoye)充驻华公使，请求中国政府赞成。7月1日，双方在外交部互换照会，声明批准，即日生效。中国暂派张允恺为驻德代办；24日，任命原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为驻德公使。
1922年初，博邺抵华履任，3月初会晤颜惠庆，要求尽速正式交换两国政府批准文件，“以便早日完结恢复两国友好之一切手续”。20日，颜惠庆与博邺在北京外交部互换批准约本。
五 各方反应与余波(1)
五各方反应与余波
《中德协约》的签订，受到国内各界的好评。颜惠庆认为：德国既已受《凡尔赛和约》惩膺，态度不免柔驯，同时因热望与我国早日发生商务关系，一切颇事迁就，故所缔之《中德协约》，完全基于平等互惠原则。“该项条约公布后，一般印象极佳，实为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外签订的平等条约”。驻日公使胡惟德于签约后电外交部，称：“《中德协约》荩筹各条，收复主权，可为他约改良之模范，无任倾佩，敬为中国前途贺”。罗家伦在《东方杂志》专文评论云：“根据于此一纸新约，举凡凡尔赛和约中所规定之一切权利，吾国已安然获得之。且根据新约，吾国得收回其丧失已久之关税自主权及治外法权，使吾国国际地位，顿形增高。数十年来，吾国外交之足以扬眉吐气者，惟此一事而已。”王正廷亦称：“自昔我国与各国缔结条约，多属势力不平等关系，结片面屈辱之约。今中德协约，较之胶州湾条约，辛丑条约，实有霄汉之别。俯仰今昔，感慨系之，不得谓非我国当时宣布参战之功也”。
当时驻北京外国使节也认为这是中国外交一大胜利，如巴西驻华公使阿威士(M.J.deP.RodriguesAlves)告诉颜惠庆：“中德协约业经签字，领事裁判权德国已允取消，此事关系至巨，嗣后任何一国与中国订约，当随德国之榜样”。荷兰公使欧登科亦对颜氏云：“德以战败之时势，让与贵国各项权利，此固德之意料所及，但不能谓非贵国之胜利也”。
但是《中德协约》签字批准后，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复杂外交问题，余波荡漾。协约国列强对战事赔偿，德华银行、井陉矿务之复业，及北京使馆区内德产之处置等问题，有许多意见。5月25日，法国驻北京慕代办(M.Mangras)会晤颜惠庆，提及处置东交民巷内德华银行房屋事，表示：照《中德协约》德华银行得与中国主管机关另订办法，本代办以为，将来使馆界内德华银行之房屋，如欲归还原主，非商得外交团之同意不可，此节似已载明《凡尔赛和约》(第130条)之内。颜氏答称：“此条似与德华银行如果交还原主无甚关系，如改作别用则另一问题也”。7月5日，北京公使团会议，讨论使馆区德国操场归还中国事。次日，领衔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M.BatalhadeFreitas)拜访颜惠庆，提出抗议照会，称：
外交团以曾签字于一九零一年善后条约各国之名义，认为必须将下列两点向中国政府声明，以期免除将来一切误会。（一）三面环绕使馆界之操场，由前门至哈达门，并包括在该地内之皇城一部分，根据上述条约第七款，为使馆界；（二）签字于善后条约各国于一九零四年六月十三号，以特别缔结条约，协同认可诸操场应属于使馆界，作为公共产业，故无论操场之任何部分，并不附属于德国使馆；再则德国与该善后条约之关系业已断绝，绝无将该操场之任何部分让渡于中国之权。
五 各方反应与余波(2)
13日，荷兰公使欧登科拜会颜惠庆，提及德国使署兵营已为荷兰使馆卫队所占，应由荷兰兵营保留，理由是：“贵国一经加入欧战，德署卫队即被收容，当时使团提出使馆界保卫问题，本署立即出任是责，遂添调卫兵驻扎德前兵营，以至今日”。颜氏答应再研究。28日，领衔公使又致函外交部，抗议中国交还德华银行北京、汉口财产，违反与协约国之协定。
此外，失去条约特权后的德国重返中国时，引发许多新问题，冲击列强在华特权地位。首先是德国使领重返中国，仅能享一般国际法所承认之待遇，北京外交团及各地领事团要如何对待之？外交团几经讨论后，于1922年初决定：接受德使领参加一般会议，但不能参加有关治外法权及《辛丑和约》事宜的会议。英国公使艾斯顿认为，为保持欧洲成员国之一致，使团应无条件支持德国公使恢复战前地位，如此对各国都有裨益。
其次是德人在华地位问题。德国允认取消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中国允认给予司法保障：“在中国德人诉讼案件，当全由新设之法庭，以新法律审理，有上诉之权，并用正式之诉讼手续办理，于讼案期间，德籍律师及翻译，经法庭正式认可者，得用为辅助”。德国原来担心中国不能完全履行此保证，结果中国法官公平审案，失去治外法权并未给在华德人带来不便。反倒是英国外交部担心，德人在华因丧失治外法权，反而可得在内地自由居住通商之利益，取得商业优势，会迫使条约列强追随放弃特权。只是中国政府未把握此大好机会，仍多方限制德国人居住旅行范围；同时中国内地之司法条件太差，监狱太脏，也阻吓德国人进入。
《中德协约》签订后，双方外交及贸易关系迅速恢复，1921年底，英国驻北京使馆向伦敦报告：在华德人工作勤奋，成功恢复在华商业地位，尤其在汉口；德国并在上海、广州及其他几个地方恢复领事馆。次年6月报告：德人决心重回战前在华贸易地位，重建领事馆。
7月11日又报告：大批中国学生赴德国留学，德商在华恢复商业，德使馆人员满额，领事馆遍布中国，外交人员尽可能不参与国际活动。德国放弃在华特权，得到中国人的好感，使德国商人意外得到较其他国家人民更有利的位置，对推展商业反而有帮助。有位中国外交官在1930年写道：治外法权的丧失，使德国商务活动赢得了优越的地位，在没有德国领事法庭、炮艇和使馆卫队保护的情况下，它重新获得了商业的据点。例如，在五卅惨案之后，1925~1926年抵制英货期间，德国商行在华南得到广州政府及商家两方面的格外优待，获利匪浅。到1927年，德国在华商行及侨民人数都已超过1913年，中德双方均将此归功于新的平等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德关系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更达于高峰。
六 结语(1)
六结语
1921年《中德协约》本质上是临时协定性质，中德签约后，双方解除宣战以来颁布之各种战时措施与法令，恢复正常之外交与商务关系。留下战事赔偿及债务问题、商订正式通商条约两件事，待日后解决。前者于1924年双方以换文方式解决，后者则一直未曾商订，但是并未妨碍中德关系之迅速发展。
中国利用参加欧战机会，废止德、奥旧约，并得以协约国一员的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公同订定对德和约。在和会前拟定对德和约条件，并正式向和会提出《德奥和约中应列条件》九款。结果和会议定的对德《凡尔赛和约》，除山东条款招致国人强烈不满，第128~134款虽将中国其他要求大部分纳入，但未明订德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也未提及另订平等新约。此外，战事赔偿要由协约国赔偿委员会统筹处理，俘虏收容费各国一律放弃。简言之，除山东三款外，中国之要求也未完全达到，并不能满意。
中国因山东问题拒签和约，以大总统布告方式，中止中德间战争状态，但是北京政府在补签和约或中德单独议约之间犹豫不决，唯与德国一直保持非正式接触。直到1920年初，德国表达议约善意，北京政府乃决定接受德国政府派非正式代表来华商谈。中国遂脱离协约国团体，单独与德国议约，逐步走向自主外交。
北京外交部掌握德国亟欲重返中国市场之筹码，等待德方先提出议约要求，并确定谈判宗旨，宣布德人来华必须得中国允许，坚持关税自主、放弃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待遇、德国须承担《凡尔赛和约》对华义务等条件，坚持要去除所有旧约的不公正条款，订定完全平等之新约。加以北京政府手中握有大批德侨在华私产，使得谈判时中国更居于有利地位。德国急于恢复对华商务，在谈判过程中，基本接受中国条件，采取舍名求实方针，注重德国人民在华失去条约特权后，如何实质上享有关税上之公平竞争地位，与司法上之保障。同时，为了早日收回在华德侨私产，作为重回中国市场的根基，德国在赔偿问题上作了许多让步，同意支付中国战事损失、俘虏收容费等不愿给其他协约国的利益，换取中国停止清理并归还德产。谈判中双方虽有争执，但大致圆满结束，中国成功地与一个旧条约列强缔结完全平等的新条约，北京政府的外交可称成功。德国则取得实质上与条约列强同等之关税，司法上享公平对待之承诺，成功重回中国市场。中德对此结果皆表满意，双方关系发展迅速。
六 结语(2)
《中德协约》的签订，使中国虽未签署《凡尔赛和约》，却完全享受到和约中的利益，避免受和约中山东条款的约束，甚至于还得到协约国所无之俘虏收容费。战事赔偿方面，中国若加入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必定拿不到赔偿；单独议约则取得巨额赔偿，使法、比等国眼红。更重要的是，中国与德国订定了第一个完全平等的新条约，德国放弃一切在华特权，尊重中国完全主权。甚至于中国可比照《凡尔赛和约》规定，在德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德国却无法在中国享有此权利，可说是对德国“不平等”的一款。对山东问题，德国声明：因战事及《凡尔赛和约》，失去将山东权利产业归还中国之能力；强化中国对山东问题之立场，对日后中日谈判颇有帮助。总而言之，中国在巴黎和会拒签对德和约，其意义不仅在山东问题，更促成中德单独议约，使中国得到远超过《凡尔赛和约》的收获。
颜惠庆是中德谈判中中方的灵魂人物。颜氏欧战前任驻德公使，中德宣战后，驻节丹麦，熟谙德国政情；停战后，多次向北京提出对德条件之建议。1920年返国，直皖战后出任外交总长，正逢中德谈判开始。颜氏慎选外交部参事王景岐任中方主谈代表，王氏在巴黎和会期间，奉陆征祥之命，与捷克代表在巴黎接触议约，草拟平等约稿；中捷条约虽未谈成，这份平等约稿转成《中德协约》的基础。颜氏掌握有利局势，坚持宗旨，与相关各部会协调；王氏以其对条约的研究，秉持宗旨，调和中德歧见，终能达成此维护国权的重要成果。
《中德协约》是北洋修约历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其意义与重要性，应置于整个修约的传承与发展中来考察，更能凸显。自民国建立之后，北京外交部力谋摆脱旧条约之弊害，欧战之后，更确立平等订约的政策，全面展开修约。在巴黎和会中，中国代表首次向列强提出修约要求，另成功与玻利维亚签订通好条约。但是玻利维亚系小国，原来未与中国有约，且签订于东京，在国际上及国内影响较小。德国则不同，原与中国订有“不平等条约”，虽然战败，仍是欧陆大国，加以是德国主动提议订约，谈判又在北京进行，意义重大。
就条约内容而论，民初平等议约时，北京外交部对侵犯中国主权最大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及最惠国待遇等三款，已坚持要去除领事裁判权，但仍互享最惠国待遇，且对关税自主一层，未有规范。最惠国条款本为友好国家间相互给予之常事，但对中国而言，此款有实质上“不平等”的特殊意义，必须去除；但在民初，只能做到声明最惠国待遇不包含领事裁判权在内。至于关税自主，只有利用参战机会颁布《国定关税条例》，并于和会中希冀各国同意，然而尚无实际成效。
中德谈判在以上修约脉络中展开，北京外交部把握有利时机，坚持新约必须完全平等。谈判时，双方对协约内容无何歧见，谈判重点在于附件之声明书及解释公函各件。《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协定关税，完全平等互惠的条约，并成为日后中外订约之范本，一方面可作为日后与各国议定新约之范例，另一方面也松动列强在华之特权地位，对协约国列强修改旧约产生道义上的压力。
《中德协约》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解释条文中国覆函》中，有“在国定税率未普遍施行之前，德货入口，得暂照通用税率完纳关税”一段，等于给予德国关税上实质之最惠国待遇。直到北伐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签署的关税条约中，才取消此项规定。
一 欧战期间北京政府对德产的处(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