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农民的政治参与倒也略有体会。一位原在安徽、困难时期因饥饿来到新疆分得土地的朋友告诉我说：毛主席早就讲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一个刘少奇。他的信息匪夷所思。再有就是一位回族朋友的“文革”中的夺权。这在我的写新疆的作品集《你好，新疆》中有详细的描绘。
可以讲一百次“文革”中的逍遥自在，同样可以讲一千次“文革”中的焦虑和忧心。“文革”中，学校不像学校，工厂不像工厂，国家不像国家，党委不像党委。硬是看不出一点出路。人们是度日如年。
而伟大导师的思想日益向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的哲思化、本源化、准终极化方面发展。早在“文革”之前，1963年已经在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在新疆，确实有基层干部学习这一段指示的时候断错了句，读成：“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嘛（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嘛（吗）不是。”
然后有“大风大浪并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在与大风大浪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1964年12月30日，新年前两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主席的语录：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十五、拧紧与放松齐飞，死磕共逍遥一色（6）
真是鲲鹏展翅九万里，掀动扶摇羊角。考虑的不是现时，而是百万年的历史，考虑的不是时政、财经、民生、社会、法制、秩序、分配、赋税、徭役、国防、外交、城乡建设、交通……考虑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事实。
上穷碧落下黄泉，这是真正的思想家、学问家、革命家、战略家、哲学家、史学家、宇宙学家，不要停止，不要悲观，不要无所作为，不要骄傲自满，那么要的是什么呢？是全面的新与焕然的新，是人类的与自然界的大发展，是万物皆备于我，是从天外源头引进了齐头并进的大水圣水推移，是重新从头浇灌人类的干涸的心灵，培植新品类新品相的人类智慧花朵，是水之积也其厚无限，其负大舟也力能移山，水呀舟呀都已经至大无外，水呀舟呀都已经占满了天地人间；呜呼，从此之后，哪里还有这样的心胸，这样的局面，这样的教导，这样的想象力，这样的风云变幻、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1964年12月30日的这一语录，是毛泽东思想的至大至深至高至厚，此后有新意的说法也不少。关于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关于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关于认真读书，弄通马克思主义；关于列宁为什么讲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吐故纳新；关于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关于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都振聋发聩，然而，毕竟达不到这个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了。
而在社会理念方面，最把我震动得一怔一怔的是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指示。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时，编者按中讲到了毛主席1974年12月对理论问题的指示，说是主席讲过或批示过：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因此这一指示便成了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由头。“五七干校”“知青上山下乡”……好多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做法，都是这样搞出来的。
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开始批判按劳取酬啦，能不雷人？
“文革”结束不久，又由中央权威单位说明，法权的译法有误，法权应译为权利。无怪乎有人提出近现代中国的许多麻烦都是来自误译。
悲剧呀，政治家尤其是执政者的天才、想象力、不可阻挡的不断创新开天辟地精神、哲思、激情、概括性、无所不包的整合与吐纳能力、决断能力与冒险精神，以及不是如老子所说的那样“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而是以奇治国，以多事戏天下，还有他的与俗鲜谐的个性与任性，真是国家的悲剧、人民的悲剧、民族文化的悲剧，也是导师领袖的悲剧呀！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了
十六、永忆1976年（1）
“文革”当中，毛泽东还有一段有名的语录：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1969年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上述理论性指导意见，标题是《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一时间全国男女老少，都在那里背诵“动脉、静脉、心脏、血液、肺部、二氧化碳、氧气……”，似乎是在普及生理卫生学常识。有些人一边念此段语录，一边忍不住笑，觉得它实在是别开生面。
我至今不明白这样一个针对执政党的组织建设的指示为什么要全民学习贯彻。可以解释的是，这是中国特有的民主与集中，人民当然关注执政党、领导党，而党也必须接受人民的关注，最好是监督。
还有一个重要的说法，说毛泽东在1965年曾与法国的戴高乐总统特使、曾任国务部长与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见面。马尔罗是小说家，写过反映中国的北伐大革命的小说。马尔罗回忆说，毛泽东确信前苏联在远离共产主义，要恢复资本主义。毛泽东认为，中国也有可能发生恢复资本主义的事态。毛说，某种情况下，他一个人会单独与群众在一起，反修防修。甚至还透露了“重上井冈山”的想法。
有意思的是，马尔罗对于与毛主席见面的回忆文字发表后，法方人士问他：怎么毛泽东说话的口气那样像马尔罗？这大概是讽刺马的回忆太马尔罗化了。马回答这种讽刺说：“怎么？你认为毛会像贝当古那样说话吗？”
贝当古是14世纪的法国海外征服者与殖民者。不知道马尔罗所说的贝当古是不是指此人。现在也有个女贝当古，是巨富婆。
马尔罗很浪漫，也很崇拜毛泽东。在我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期间，颇有一些外国记者向我提到马尔罗，并将马与鄙人进行比较。马尔罗当文化部部长的一个重要政绩，是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建设。
“文革”后期，还传出惊人的毛泽东语录：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你说，老人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对“文革”前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不称心、不如意？
从这些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到：
早在1965年，毛主席已经忧虑，最后的结果是新社会与旧社会差不多。为避免这种他认为很难避免的前景，他不惜一切代价，不惜单枪匹马，要做成一个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社会模式，即“五七指示”式的模式。可惜的是：
一、这个模式太含糊。
二、人类几千年的生存，形成的一些社会体制形式，当然不是可以说断就一刀两断的。喊决裂易，真决裂难，真决裂也未必能带来好结果，真决裂如果客观上变成做不到的空口号、假口号，更糟。认为数千年前的人类社会都是毒蛇猛兽们缔造的，恐怕是幻觉。
三、平等、平均、一致、一体、无差别、无不平，有它的可贵可爱之处也有它的空洞与乏味之处。人间的生活模式无法消除人与人的一切差异，包括贫富、强弱、寿夭、智愚、勤懒、城乡、官民、肤色、东西方、男女、健康与病残……社会应该做的是既鼓励强者勤者，又保护弱者，避免差异的恶性扩大。你不可能抹掉一切差异。
十六、永忆1976年（2）
四、毛泽东的预见有他合理的一面，他有意采取的孤军加群众人海的奋斗的方法，却是难以操作与实现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五、为了避免走回头路，毛泽东不惜对中国共产党动吐故纳新的大手术。这从哲学上讲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却只能乱党乱国。完全不吐故纳新又是不可取的，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六、不止这一次的“动脉静脉肺”说，历次政治运动，到了后期，到了党员重新登记、重新恢复组织生活、干部重新分配时期，往往不是吐故纳新，而是不得不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尤其是“文革”，又是瘫痪党委，又是五七干校，又是斗批散斗批走（指搞完斗批就解散走人），最后呢？还不是回到原点去了。这是为什么呢？现实比人强，形势比人强。人的意志再伟大，改变不了客观的真实现状。
七、“文革”“文革”，“文革小组”里聚拢的是一批嘴尖皮厚的笔杆子，搞到后来毛主席最后竟然起用的是江青、毛远新、王海容等亲属，毛主席要支持的竟然是交白卷的张铁生，摆出一副接班人架势的竟然是空手套白狼的王洪文……呜呼哀哉！
在毛泽东的词中，人们对于《念奴娇?昆仑》的理解是最差的。然而，我越来越觉得，此词最符合毛泽东的性格与悲哀：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就是“莾昆仑”，“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搅得周天寒彻”，“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这是人们应该对毛主席呼吁的呀！
而太平世界，同此凉热，则是他老人家的空想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原点中华大同世界说掺和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去了。
有一个说法，说是毛主席本来计划“文革”要搞上三年左右。没有正式的依据，但我觉得此说靠谱。因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重大的政治运动、政治举措，所用时间可没有像“文革”这样长的。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苏区时期有反围剿十年外，抗日战争也才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和平时期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是一个冬天，“反右”是一年左右，其他“肃反”“镇反”用的时间都有限。按当时的工作节奏与主席的只争朝夕精神，实在难以设想1966年开始“文革”时，主席已经安排到了十年左右的计划。原因是各种情况各种问题的涌现，超出了主席的想象。所谓的保守派的力量比主席预料的要强大，造反派的状况相当不争气，党政军各方面尤其是老帅们与国务院的领导们的阻力超出想象。两派全面内战，没有预料到。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尤其是林彪事件，给主席以重大打击。
“文革”中主席用尽了各种政治谋略。先是依靠红卫兵娃娃，背后则是依靠部队轻易地打倒了刘、邓、陶。再是依靠军宣队搞了夺权与三（一军、一红卫兵即群众组织代表与一亮了相就表明拥护“文革”的领导干部）结合。此时两派恶斗不已。又是靠工宣队。靠极“左”的投机笔杆子们，靠“四人帮”靠上海等。还曾想起用邓小平稍作整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十六、永忆1976年（3）
主席的晚年似乎有些悲观，在我国自己拍摄的故事片《毛泽东的故事》中，表现了老人家晚年接见尼克松的女儿与女婿的场面。毛强调自己快见马克思去了。尼的孩子则说，是您改变了世界，不必急于去见马克思。主席一听，有点苦笑，说，我哪里改变了世界，顶多改变了北京的几个郊区。这与“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时的调子大大不同了。
如此这般，到了“文革”第十年即1976年，到处仍然是一片混乱。
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万民同悲，人心郁闷。周恩来变成了忠实与鞠躬尽瘁、秩序与合情合理的符号，变成了抵制装腔作势、大轰大嗡、成事不足、乱世有余的“文革”人物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等的中流砥柱。客观上，周恩来变成了至高无上、惊世骇俗、扭转乾坤的毛泽东的最主要的参照系统：他忍辱负重、平衡稳健、苦口婆心，光劝和整天打烂仗的各派红卫兵，他用了多少时间、多少精神？他活得太难了，工作得太难了。毛泽东太伟大了，老百姓够不着，而周恩来大家都看得明白，感同身受，视若亲人。
这样的良相的角色，一、没有他，毛泽东很难工作，在毛泽东的天才型的富有想象力的指挥之下，没有周的填空补缺、避险化难，一个“文革”早就乱了套了，党与国家早就崩溃了。
二、他的存在与他的形象，客观上反衬了毛泽东的某些说法做法的不着边际。时间长了，他不可能不受到某种不那么满意直至猜忌的压力。
可能上述说法比较老旧一些，用在这里不太合适，但是百姓肯定会这样看的，谁让我们是中国人？谁让我们都知道一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
周恩来的去世毁坏了某种不平衡下的平衡，中国更加不稳定了。
2月，开始公开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传言四起，腹诽如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的感觉是，老人家放弃了最后一次自我调整的机会，失落了避免百年之后出现大的变局、危局的可能。我们国人，失去了最后一次平稳地实现国泰民安、安居乐业、走向富足的生活的希望。批邓批邓，“文革”已经十年，乱局已经飘摇，干事的不如偷懒的，效力的不如忽悠的，意欲建设的尤其不如捣乱破坏的。谁看不出来？能不天怒人怨、丧尽人心乎？
3月8日下午，吉林发生陨石雨。陨石在离地面差不多20公里的空中爆炸，3000多块碎石洒落一地，最大的陨石重1770公斤。人民愕然、怵然，不知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
4月5日，天安门前，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遭到了暴力驱逐镇压。终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而且“四人帮”掌握的媒体立即愚蠢昏聩地命名邓小平为邓纳吉，指邓小平搞起了类似匈牙利事件的事情，这就更加凶险，其暗示更加不祥了。
5月28日，云南两次发生地震，丧生者98人。
7月6日，朱德逝世。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伤24万人。“四人帮”的政策是不接受任何外国的救灾援助。这与后来的汶川大地震形成鲜明对比。即使外援的作用有限，至少还有象征的意义，不能把中国搞得那样惨兮兮孤零零的呀。
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世震惊，国内各种矛盾尖锐化。中国面临着再一次的重大选择。
10月，“四人帮”被“粉碎”掉了，号称是第二次解放。
十六、永忆1976年（4）
老百姓说：“今年是天崩地裂。吉林的陨石雨、云南与唐山的地震，都不是偶然的。”
百姓们又说：“今年（上天）收贵人。”
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知识结构相当新的人也认为，这就是天人合一，天灾就是缘于人祸，这是“文革”的倒行逆施造成的。当然这样说并没有科学根据。巧合也罢，整个1976年的事态太惊人了。
我年初就估摸过：春节过后会出事。我知道，春节拜年，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交流信息与意见的机会，而当时的民心，对于“文革”已经是全面地否定了。
果然，春节期间，我知道的城市干部与知识分子当中，关于“文革”上来的那四个人贬低周恩来，关于时任体委主任的庄则栋参加周恩来的葬礼时不脱帽，关于美国记者出版了描写江青的《红都女皇》，关于邓小平的得民心的整顿生产秩序的措施又受到“文革”人士的阻挠，以致关于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受到打击，身体日差的说法都是不胫而走。极“左”了半天，红海洋了半天，老百姓的思想反而更“解放”了，议论到了最上面，掂量到了最上面，臧否到了最上面。民心未可欺也，这是“文革”人士们所始料未及的吧。
美国的说法是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们的说法则应该是多数是靠不住的。多数、人海，可能误导、可能煽惑、可能跟风、可能浅薄、可能冒险、可能坏事。但群众长期被忽悠，长期犯傻，是不可能的。农民是知道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的。工人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科学家是知道哪些数字不可相信的。老百姓是知道什么样的领导是好人，什么样的领导会害人的。
回想1974年林彪事件后，短短的一段时间大家都骂林彪的极“左”，马上上面定调子，说林彪是“右”得不能再“右”了，而且非常勉强地把批林转到批孔子批周公身上。根据是说林彪有一幅字“克己复礼”。经过长期的培育，言传身教，百姓们也渐渐学会了吃菜吃心，锣鼓听音儿。一批判大儒，哪怕是新疆这种相对边远的地方，就是我的一些最不关心政治的老学究同事，也嗅到了批周恩来的味道。“大儒”的帽子给周恩来一戴，反而为总理增加了一个耀眼的光环。我的一位学究老友，深深感叹赞美道，周就是大儒，是真正的大儒呀！
此后传出不少毛主席批评儒家，骂孔子孔老二，赞美秦始皇的话语来。我的体会是，真的，毛主席不喜欢，也可以说是厌烦孔子的仁义道德尤其是仁政王道的这一套。毛主席信的是权力哲学。列宁说，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到了中国人民这里，毛泽东时代强调的是“权，权，权，命相连”，“文革”中甚至将“忆苦思甜”的说法改变为忆苦思“权”。毛泽东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暴力化——武装斗争，是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依靠人民群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告诉反动派）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线，整合、扬弃与汲取了权威主义、实力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尤其是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年月，依毛主席的说法，搞什么宋襄公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搞什么温良恭俭让，搞什么仁政王道，那就是扼杀革命，就是为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设立防护网，就是让地主老财永远地压在人民群众的头上，就是不敢胜利，自取灭亡。
十六、永忆1976年（5）
毛泽东多次讲，大意是中国的历代君王与头面人物，都骂秦始皇，都歌颂孔老二，但实际上做的都是秦始皇的那一套，抓权力与对于权力的巩固，提防具有不臣之心的叛逆奸佞分割夺取自己的权力；而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人能真正依靠孔子的一套治国安邦铁打江山，这是事实。但毛主席或许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就是历代中国的君王与士人，一直到平头百姓，大多提倡儒学，尊崇儒学，甚至说什么“天不生仲尼（孔丘），万古如长夜”，对儒学与孔子顶礼膜拜。就是说，确有一代又一代的老百姓，从内心深处接受了孔子的合情合理的政治与道德规范的主张……认为这种主张有利于人际关系，包括管理与被管理、尊长与民众、君子与小人的关系的和谐与太平。这样的主张多少约束了在上者的气焰与压迫，也约束了在下者的愤懑与叛乱。不错，很多人都讲说儒学、礼拜孔丘，而完全不实践儒学，被讥嘲为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腹的男盗女娼。但同时，儒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给百姓提供了一个大致可以接受、想来满有道理的规范，也给百姓提供了一个接受或者不接受权力统治的标准，提供给老百姓一个说法：君王有道，则是受命于天，就应该做良民；君王无道，君王如果变成了无道昏君，百姓也就造反有理，昏君也就逃不脱被颠覆的命运。
批孔批儒的全面影响与全部含义，当年作为革命战士与革命带头人的毛泽东是没有怎么深想的。当然，五四以来，孔子行情崩盘，非毛泽东一人作如是观。他揭露的是儒家的无效性、欺骗性与虚伪性。只讲仁义道德，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民主法制，不讲权力制衡与权力的如何运用，这是自欺欺人，是会变成人治而且无法可依的一团乱麻的。那么，不讲仁义道德，不讲人伦正义，不讲行为规范与社会文明，又当如何呢？那样也会沦为强梁蛮横粗鄙的黑暗的悲惨世界。
顺便说一下，至今还闹腾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闹腾什么《三字经》《弟子规》对下一代的教育准则，直到让小学生穿上古装衣衫读《三字经》，这是自绝于现代化，是关上门充老大，而完全不知道啥是传统文化、啥是先进文化、啥是现代世界、啥是当代中国的廉价闹剧。而至今如果还闹腾什么批孔反孔，完全无视儒学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那就是自绝于中华文化与中国百姓尤其是自绝于执政下的长治久安。
如此这般，毛泽东之要批儒，是真实的，有着他的长久的思想基础，也是符合他的历史角色与自我定位的。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之批儒是针对周恩来，是搞什么权力斗争。同时，从人格与行事风格上看，从历史观与价值观上看，雄踞高端、呼风唤雨、万物重新做过的毛泽东与戒慎恐惧、无微不至、恪忠恪勤的周恩来，实不相同，时有悖谬。“文革”人物江青等一讲批大儒，人们马上意识到周的处境不妙，也绝非空穴来风、唯恐天下不乱。事出有因，实乃必然，令人叹息。
毛主席与周总理同在1976年去世，但两个人的过世给人们的感觉颇有不同。周总理的去世人们感到的是沉痛、沉重、悲哀。周在这个时候走了，乱成一团的国家更不知道要走向何方。人们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的衰老与老而益坚、老而益奇、老而益倔强，已经难以理解他老人家了。毛主席在晚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法权，令人在五体投地的同时倒吸一口冷气。如此这般，整个人类社会得从头设计，得回到猴子变人的原点，敢情从周口店猿人时期咱们的人类社会就走向了歧路。这看法高明得令人怎样弹跳摸高也够不着。电视上最后一次的主席出镜似乎是与巴基斯坦军人执政者叶海亚汗的会见，主席举步维艰，头往下耷拉，嘴巴也闭不太严。还传出来小道消息，说是叶海亚汗捎来了口信，是什么国际组织关心当年的著名大学生“右派”林希翎的处境。林从而被恢复了自由云云。
十六、永忆1976年（6）
主席的去世令人惊惧，正如将本年的天崩地裂再应验一遭，落到了实处险处。我多次叹息，多次忧心，好也罢，赖也罢，爱也罢，怨也罢，伟大也罢，奇崛也罢，胜利接续着胜利也罢，挫折硬不承认是挫折乃至闹出了新挫折也罢……毛泽东与我们共同摸滚爬打了小30年，他的笑容，他的与众不同的思路与说法，他的雷霆万钧，他的好斗，他挑起的或者是被挑起的以阶级斗争为旗帜的国内外诸种纠葛冲突，他的顽强与他的虚虚实实，乃至他的书法、他的诗词、他的文体都已经是我们的、你我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你我他的命运、说话、用词、悲喜都与他老人家分不开。如今他老了，他走了，他没了，你我他也就跟着落进了宇宙大黑洞里头啦。
1976年9月8日，星期三，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丙辰年丁酉月癸亥日。明晃晃的月光，照得时在乌鲁木齐十四中学家属院的我们睡不着。我与妻一起议论老人家的健康状况，唉声叹气，我们说批邓使国家陷入新的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再一次掐灭了老百姓的希望。老人家一旦仙去，国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会遭遇哪些危险，边疆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中国没有了毛泽东，天啊，天要塌下来的啊。
我说，如果阅读历史，你就会知道，一个领导、一个君王，如果天才太盛、威信太高、主意太多、强势太过、招数太新、权力太大、步子太猛……他一旦辞世，定然会发生巨变。
我永远忘不了1976年中秋节乌鲁木齐的那一夜月光。此后的许多中秋节，都碰到了浮云遮月的情况。乌鲁木齐的晴朗干燥的天气，与当时做不起遮光性能良好的窗帘，使得明晃晃的月光令人心里乱乱，难以入眠。
谁知就在次日，1976年9月9日下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日子，通知新疆自治区文联全体职工到自治区文化局创作研究室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我已经猜到个八九不离十，我提醒自己，各级各界人士必须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听广播，明白了。毛主席就是在明晃晃的中秋月光中告别了他的中国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主席刚一辞世，一切该发生的事态立马就发生了。说是翻天覆地，又像手到擒来；说是千难万险，又像不战而胜；说是惊心动魄，又像顺手牵羊。敢情“四人帮”早已人心丧尽，“文革”早已臭名远扬，极“左”早已被认定是穷凶极恶、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早已被看出了装腔作势、破绽百出；周恩来、邓小平代表的健康正常的力量早已被人民所期待。整个中国像一个已经熟透了的苹果，一碰就掉到了百姓手中。整个“四人帮”，就像几只烂透了的虫子，气一吹就化成了齑粉。历史解决那些已经成熟了的任务，竟然是这样天公地道，顺风顺水，自然而然，一通百通。而所谓“文革”派，竟是那样的不堪一击。伟大的毛泽东的在天之灵有知，能不惊呼一声“原来如此”吗？
我已经不是孩子，我知道权力的厉害，我知道有时候人在权力面前硬是一声不吭，我知道人心也可以被引导，可以高喊吃饭不要钱，一亩地打一万斤粮食，还有任意把谁谁定性为敌人。但是1976年的事实告诉你，失人心者失天下，水能载舟，水能覆舟，人民，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把“四人帮”抓起来，硬是没有受到什么抵抗，而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上上下下有多少阻力！上海的徐景贤马天水之流还想过如何抵抗一下，门也没有，没等他们吭一声大气，早已经是摧枯拉朽，土崩瓦解啦。世界上当真有这样的事情啊，干部称快，知识分子称快，军人称快，老百姓也照样称快啊。
人们为了维护错误的东西，需要天才，需要雄辩，需要心如天、志如钢、情如火、意如刃、理论云蒸霞蔚、旗帜鲜艳瑰丽。而人们纠正错误的东西，只需要常识，只需要正常，只需要弹弹指、摇摇手，只需要懂得一加一等于二、 二加一等于三，只需要承认不吃饭会饿肚子、不穿衣不但寒冷而且不雅观。而我们费了多大的超人的力量，来举国论证一加一可以等于八百，不吃饭可以成为先进思想的标志，不穿裤子也要造原子弹啊！
我越来越坚信，毛泽东太伟大、太有特点、太不常规了。没有他中国也会有革命，但中国的革命未必胜利，如果是王明式的人物领导中国革命的话。尤其是，没有毛泽东就绝对不会有中国的革命胜利17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了毛泽东、他的妻子江青、几个迎合老人家的“秀才”、一批政治投机红卫兵“领袖”与一些乳臭未干而又心比天高的红卫兵原教旨主义者以外，到了1976年，他们的“文革”可以说是丧尽了人心，失尽了民意，输光了本钱，为自身挖就了坟墓！
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可怜可爱的伟大祖国！
十七、后“文革”时代开始了（1）
“四人帮”倒了，下面的事情会怎么样？
经过了最初几个月的控诉、回味、庆贺、欢呼与热泪盈眶之后，一位北京的、高中毕业后做泥水工的小友告诉我说，大家高兴了半天，激动了半天，然后，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小友的父亲是我在新疆的同事，胆小怕事，跟风听话，对上唯命是从，总算基本上保住了全须全尾小命一条。小友的母亲，心直口快，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用维吾尔语表达则是变成了一个“温素尔”分子，这话很有些超脱和幽默，可见那个时候的维吾尔人对于政治常抱不解、认命与旁观的态度。这位女同志，经过几年烈火熊熊的锻炼改造，更是经风淋雨、和光同尘、大大咧咧、泼泼辣辣，她做到了渔父教导屈原的那样，水清洗缨，水浊濯足，满不论啦。
小友的反映说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看重“四人帮”的覆灭与“文革”的结束。但是我看重，极其看重，从幼小，我的命运便离不开政治、离不开历史、离不开国家。
“文革”的结束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宣布的，他说“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文革”的胜利结束。我在新疆的好友、语言学家老夫子郝关中听了大喜，他的神色可以用“为之‘喷饭’”来形容。妙，太妙了，他不断摇头点头地说。只有中国的这个“妙”字才能表达他的感受。英语译出来wonderful，表达得了“妙”的非凡、奇佳的含义，却表达不了“妙”字的难言的曲径通幽的智慧、深邃与趣味性。我也许敢于冒昧地说，“妙”有点“坏”呀“嘎”呀的含义。例如男女之事，古典戏曲中如果说“妙哉”，那一定就是有戏了喽。“文革”就这样在“妙”声连连中胜利结束了。
这就是中华文化，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政治变迁，太多的凶险和灾难，太多的不尴不尬，挫折弯曲坎坷，我们大大提高了自身的应变能力、调整能力、更新能力、维持延续的能力。无怪乎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反共骂共也曾被我们骂了个狗血喷头的赛珍珠女士，后来给美国官方写信，建议美国政府要与新中国打交道，因为中国人在长期的考验中，淘汰了弱劣，留下的全是优秀人等。尼克松访华时，报的随行人员名单中曾经有她的名字，被我方否决。现在，她的遗骨，回到了她自幼居住并且梦魂萦绕的江苏省镇江市了。
对于“文革”结束的这样的妙解，在世界上其他任何角落，都是不可想象的。
数十年后我开始明白，世界上的事情并不常常是这样简单，不是一个“妙”字能够巧为结穴的。妙得太过了，也会绕昏自己。中国共产党后来正式作出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判断，有正式文件为证。但一批有过红卫兵经验的“知青”，包括其中的佼佼者，包括我最欣赏的同行友人，他们从内心深处仍然对“文革”不能忘情，不能忘记自己的激动与志气，也不能忘记毛泽东发动“文革”、信任“革命小将”，将“天下”交给“革命小将”们闹腾的深情厚意伟志。他们却忘记了1968年毛主席做出了整顿教育、向学校派遣工宣队的决定之后讲的话，大意是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真棒，30年或30个月，风水轮流转，该什么人犯错误就是什么人犯错误，讲得得心应手、稍泄天机、恩威在我、自有奥妙。1968年后，小将们从“文革”的中心旋涡中其实已经淡出，他们的历史使命改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似1955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胜似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从而出现了一批所谓“知青文学”作品，也算哭哭闹闹、咋咋呼呼了一回，自以为他们的上山下乡有历史意义或悲情无比，自以为他们的上山下乡将惊天动地，永垂史册。
十七、后“文革”时代开始了（2）
他们不明白，“文革”开始两年后，其运动中心已经不是，早已不是小将们揪斗走资派、抄家、抡皮带、粪土反动权威和批判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是有些小将自作多情罢了，误以为主席不能忘情于他们这些毛孩子。那些批反动路线夺权搞武斗的风头人物蒯大富谭厚兰等，已经因犯了必犯的错误而黯然失色，被历史的车轮甩到不知什么旮旯里去了。
其后再有令我震动并感到一个“妙”字不足以总结史无前例的“文革”的是国外对于“文革”的响应的遗迹。先说一下，主席看来很喜欢史无前例四个字，他追求史无前例，误了些事。1980年我在西柏林这面的柏林墙上，还看到墙上的西柏林“革命小将”书写的革命造反口号。1982年我在墨西哥访问时，结识了一位原在西德居住的纯洁天真的女生，她因为热烈参加该地的“文革”闹出了大娄子，有人说是打死了教师，我没好意思细问。她先跑到了中国，后去了墨西哥。我还认识几位原在西德的汉学家，他们当初也是受到毛泽东的感召，在中国“文革”掀起的世界准“文革”的学生运动高潮中，确定了要学中文，要向中国学习搞革命，而走向汉学的。在美国，则是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响应中国“文革”，建立了“伯克莱人民共和国”，与警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法国该年的学运也是一个重大事件，也出了大乱子，死了人。毛泽东的“文革”是可以否定的，但仍然需要进行研究：它的想象力、它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体制的愤青精神、它的对于青年学生的发动与煽惑、它的理想主义、它的非理性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先闹他一场再说的精神、它反映的社会矛盾与代沟，等等，都值得总结，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不可多得的篇章。
而到了新世纪，到了“文革”结束35年后，仍然有所谓新“左”派或老“左”派在那里怀念“文革”，为“文革”辩护，甚至期待“文革”。而且至今歌颂“文革”期待“文革”的人首先是扎根移民于美欧，至少也是在香港的一些人。他们按照西方的一知半解，断定了“文革”的民主性、大民主性。这就更妙了，竟会以美国为“根据地”捍卫与召回毛泽东后期的思想与实践。这也就更说明一相情愿地肯定与否定，都是难以一“妙”到底的，也就不一定能够一劳永逸。
幼稚永远与成长同在，偏执永远与常识共生，愤懑不会因惊人的发展而可以忽略，相反，越是发展，麻烦就会越多；而破坏的冲动、折腾的冲动不会看建设与增加收入的面子而有所收敛。那些完全不考虑“文革”的野蛮暴力给国家人民带来的伤痛的信口召唤“文革”的纨绔子弟们啊，那些加入了美国国籍、领到了美国的绿卡再向故国召唤“文革”的红苗苗们啊，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是在说什么想什么要什么！
对于“文革”，我的简单的结论如下：
一、客观上看，“文革”是彻底失败了，其结果是天怒人怨、天昏地暗、倒行逆施、丧尽人心、破坏生产、破坏稳定、摧毁文化、摧毁教育、胡作非为、血腥暴力、个人迷信、全民武斗……使中国丧失了发展机遇，使一心搞革命搞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大失所望。
二、“文革”的一大特点是它的混杂与泛漫。自始至终，你弄不明晰它到底要干什么。个中有毛与刘的斗争，有对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斗争，有飞鸟尽良弓藏的先例，有对亲苏派的清算（依季塔连柯的说法），有封建阴魂的重新附体，有对于斯大林的兔死狐悲，有50年代以来“左”了再“左”的停不住、煞不住车的运动惯性，有各种野心家如王张江姚的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有被挑动起来的青春躁动，当然也有认真的所谓反修防修一大二公大同世界的无限心计。
十七、后“文革”时代开始了（3）
三、只要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不管含有多少杂质——含杂质是必然的——再伟大的事业也是有杂七杂八的人众参与的，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考主题——怎样才能保证中国社会永远不会与旧时代靠拢，怎样才能保证底层工农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怎样才能保证社会的平均平等——是认真的，也是值得深思的。这里有一个任何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怎样解决人间的不平？陈毅有诗赞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曰：
当年著作曾名世，
汝是弱者代言人。
莫轻一部《忏悔录》，
总为世间鸣不平。
毛泽东更是为弱者鸣不平，而且是自以为为弱者向强者们展开了复仇之役。
问题在于，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我们怎样看待人间的不平即事实上的不平等？人与人无论体力体型面貌形象体高体重智力性格心理生理遗传基因寿命境遇……都是不同的，都是不平的。比如打篮球，我们的条件能与姚明相比吗？比如唱歌，我们的声带与体腔，能与帕瓦罗蒂比吗？比如绘画，我们的本能能够与凡?高或者齐白石比吗？不平不平，不平等当然不平，不平则鸣，不光是鸣，不平则斗，不平则折腾……
四、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是我党与我国人民的一个思想遗产，你说它十分荒谬也行，问题首先不在于价值判断，而在于认知判断，先别急着说毛泽东的“文革”思想的正误是非吉凶好赖，说清楚毛泽东非搞“文革”不可的最最能拿到台面上来的理论与思考吧。哪怕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查无实据，它的出现仍然是事出有因！
五、而且，如果你意愿中国的长治久安，你意愿世界的和平和谐，你意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充实，你不能不认真思考毛泽东思考过的一切：事实上的不平等，人民的大多数与少数，城市与乡村，治人与治于人，贫与富，武力暴力与道德教化，儒家与法家，天下大乱与天下大治，英雄创造历史与奴隶创造历史，体制、秩序与无法无天，群众运动与按部就班……包括所有的旧世界旧制度旧朝代土崩瓦解的教训，都值得唤醒我们的忧患意识。
尤其在今天，在分配公正、干部政风、贫富差别、农村前景、环境污染、意识形态、国际处境……日益引起人们的思考与忧患的时刻，我们更要重温与思考一下声名狼藉的60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如果毛泽东是大学教授，如果毛泽东的忧虑表现为学术研究论文，那将是中国人对世界社会科学的一大贡献。
六、毛泽东为此采取的直接面向群众、面向小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他的抛开党中央依靠“中央文革小组”的“左倾”空谈神经质书生的办法，他废黜全部知识分子的做法，他的实际操作，完全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是个人专断，是捉襟见肘，是匪夷所思，是按了葫芦起了瓢，是搞乱自身、四面着火、八方冒烟，是天花乱坠，是假大空牛皮，是完全的破坏性冒险性，是把新中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七、“文革”将毛泽东的有价值的忧虑与思考推到了极端，再加上暴力破坏，也就使极“左”的东西达到了极致，客观上判处了极“左”的过激主义以死刑。
八、江青在“文革”中的活跃与无能、幼稚与弄权、斤斤计较与神经兮兮、特殊身份与特殊地位，败坏了党的庄严与气度，败坏了毛泽东的崇高与伟大，推动了“文革”的必败。
十七、后“文革”时代开始了（4）
九、离开了各级组织，另搞一些莫名其妙的联络员毛远新，还有王海容、迟群、谢静宜……重用什么工农讲用毛著积极分子诸如李素文、吴贵贤，包括对大寨带头人陈永贵的火箭式提拔，都败坏了吏治。虽然，其用意有真正让工农劳动人民主事的伟大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