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许多人在“文革”中做了错事蠢事，我们应该理解其当时的难处，不用让他们承当“文革”的政治责任，我们不能是首脑生病，下属吃药。是的，至今我们可能仍然不能完全弄清“文革”的始末与责任归属。但是有一条，我们应该尊重，应该坚持做人的底线。例如，不论政治上、领导层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复杂情况，一个正常的好人：1.应该与人为善，不是与人为恶。2.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顺风夸大其词，更不能无中生有、诬陷他人。3.不能落井下石。4.不能恩将仇报。5.不能使用暴力打砸抢。6.不能一会儿一变，迎合投机。7.不能任意发展上面的说法，伤害无辜。8.至少要相信常识，相信理性，不能瞪着眼说瞎话。
我想起当年的新疆文联，有一位在上海当过演员的陶姓女生，一会儿一变不说，她指着少数民族作家中被揪出来者，教自己的女儿说“这是赫鲁晓夫，这是勃列日涅夫”。她还抢先将被批斗的文联领导人赶出房子，由她取而占之，这样的人，呸！
十一、我们在追悼那些“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时候，也要鼓励自己，任何时候都要不怕鬼，不信邪，坚强地活下去。
十二、总而言之，不论你是平头百姓还是干部官员；不论你是机缘凑巧，天上掉下了升迁发达的机遇，还是逆风点儿背，赶上了晦气一大堆；不论你是根正苗红，以接班人自居，还是地富反坏右狗崽子贱民；你应该心存敬畏，尊重生命，不敢伤天害理，也不敢自轻自贱；尊重历史；不敢轻蔑先人、抹杀祖宗；尊重文化，不敢无视学问、忽悠吹牛；尊重常识，不敢胡作非为、胡思乱想；尊重师长，不敢称王称霸、目无尊长；尊重规则，不敢无法无天、为天下之大不韪；敬畏道德，不敢昧掉良心、为非作恶；尊重事实，不敢胡编乱造、害人害己。你还应该自尊自爱，不做流氓无赖宵小窃贼奸佞才干的趁火打劫、浑水摸鱼、挑拨事非、虚伪做作与助纣为虐的事，也不做丧失勇气信心、自戕自弃的事。
1976年、1977年当时大家还沉浸在“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兴奋中。郭沫若填写了词，常香玉用豫剧调子演唱，嗓音宽厚有力，唱得人们笑出了也哭出了眼泪。真叫出气！一首首诗怀念周总理，《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周总理你在哪里》脍炙人口。一篇篇短篇小说也在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谈文学的神圣使命的整版文章支持一位小青年的描写平反冤假错案的小说《神圣的使命》。作者王亚平后来移民美国。之前小王还去过对越自卫反击前线，说是他养了一只猴子，带到各处，“影响”不佳。但评论家、作协的头面人物冯牧常常怀念与称颂这一时期，说是这一时期作家的写作与党的部署达到了“同步”运行的地步。不但同步，甚至作家还有走到前面的，中央还没有为追悼周总理的天安门“四五事件”平反，上海作家宗福先的话剧剧作《于无声处》已经在全国上演，光一个新疆就同时有三四个剧场演《于》剧。呵，那时候的作家与演员是多么可疼，那时候的领导是多么可亲，那个时候的全国上下是多么团结。为什么人们总是在面临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危险、共同的灾难和痛苦的时候才学到了与尝到了团结一心的甜头？那时候的评论是多么有力量，那时候的一切刚刚见天日的“文革”中被打入冷宫的歌、舞、戏、书、电影甚至是器乐，是多么有力地进行对于“四人帮”的批判！
十七、后“文革”时代开始了（5）
1978年12月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在政治上的针对性极大，关键在于，要不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果搞“两个凡是”，即如当时的一篇社论提出来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见《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那就会使中国的形势冻结于“文革”后期的格局。而如果用批林的办法，甚至将“四人帮”定性为“右”得不能再“右”了（华国锋曾出此言），那就是与将“四人帮”的被粉碎定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一样，由无可奈何，发展到令人喷饭了。
这里说明了一条，就是反“左”太难。我在新疆的一个同事，北大毕业生，素日不怎么关心政治，“表现”也被认为不怎么“开展”，就是说，他更关心的是个人的蝇头小利，而对于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前景、国家民族利益不怎么上心。奇怪的是，他常常一语中的，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有一次谈到粮食问题，他说我有办法：包产到户。而说到反“左”反“右”，他说，很简单，上台前总是要反“左”的，不反“左”，你得不到选票。上台以后，总是要反“右”的，不反“右”，你巩固不了权力。你可以说他说得不正规不准确不全面，但是你不能不为他的粗陋的概括而叫绝。
我的这位新疆同事的看法说明，此时的政事需要的并不是天才与深奥学理，甚至也不需要霍金或者爱因斯坦式的大脑，谈不到秋瑾或者江姐式的英雄主义，根本用不着如林彪所谈的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这里要的只是常识，只是“正常”二字。只需要承认一加二等于三，只需要承认人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1978年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说是生产秩序这样混乱，供应这样不佳，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批判“唯生产力论”，难道是让我们去喝西北风吗？一句大实话，一句类似儿童的有关皇帝新衣的实话，令多少人落了泪！
但是，请想一想，在大家的同仇敌忾的情绪下，在高调大嗓门的情况下，在夸张义愤的情况下，在冲锋号的声响中，这时出来一个人，敢于说一加二等于三不等于一百；步子要一步一步地走，不可能一步顶人家一千步；还有就是即使是坏人，该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不一定都往上往顶端提……这难道不需要过人的大智大勇？这难道不可能成为人众的公敌？这难道不可能招致极大的风险？刑场上高唱《国际歌》的英雄是伟大的。像邓小平那样屡屡说大实话的人物，也必然受到极大的尊敬与爱戴。我们不会忘记小平同志。
难怪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正如毛主席强调造反有理一样。他们都抓住了他们认定的关键。
无论如何，1957年、1958年的事情给我的刺激太深了，我也欢呼粉碎“四人帮”，我也欢呼邓小平复出，但是我根本没有往中国的大变化上想。一切都板上钉钉，往死里砸。什么都是铁案，什么都是大家动了手，谁也甭说自己如何干净。就像珍宝岛事件，中苏友好了半天，一个珍宝岛，双方动了炮火坦克，双方流了血，伤了命，还能转弯儿吗？刘少奇已经是叛徒工贼内奸，三自一包已经是反革命的同义语，“右派”已经与地富反坏绑在一起，歌词唱的是“人民公社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你想把这一切都翻过来？弄不好只能翻车堕谷丧命。
十七、后“文革”时代开始了（6）
我的梦想只是回到50年代，回到没有那么多假想敌人的相对能够唱着光明的歌曲过正常日子的时代。“四人帮”当红期间的奇特之处是你要歌颂他们他们不让，你要侍奉他们他们不要，你要喊万岁他们却拼命扼住你的喉咙，你没有胆量也没有动机反对他们他们却认定你正在要他们的命。我只能认为他们疯了，他们找死找灭亡，不灭掉他们他们不会答应。过高的、完全脱离了实际的政纲与敌情观念，只能是来自躁狂与精神分裂。
事情的发展大大超乎了预料。那竟是一个可以发挥志士精英的积极性的年代。邓小平一主持工作先恢复了高考，而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居然迟疑拖延。胡耀邦利用他的组织部长的职权给全国错划的“右派”分子改正了结论。文联与作协的筹备组在三中全会后立即在新侨饭店召集开会，宣布为一大批被错批了的作品与作家平反。原来搞批判时是声色俱厉、上纲上线、咒骂哭闹、搜集材料、准备“炮弹”、呐喊斗争、个别布置，一一落实，给积极分子以甜头，费了吃奶的力气，才斗妥了。然后只消一宣布说没事，第二天一清早，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大声一讲，全没事了。
这里我甚至感到了“不可承受之轻”。这怎么像是开玩笑？明明又那样真实，那样令人感叹。一位“反右”中倒过霉的老诗人艾青喜欢讲他自己的经验，他被划成“右派”前后共21年，然后对他说了三个字，“搞错了”，他算了算，每个字索要了他七年的光阴。
有时候我从另外的角度想：谬误确实有时候比真实更强大。谬误是断了线的风筝，是飘上高空的气球，是万丈浪花，弹指间就可让它发生巨变。它有更多的扩张、想象、神奇、不凡、壮怀激烈，它要求着也派生着高超、胆气、苦撑、硬顶、轰轰烈烈，瞪着大眼睛迎接灾难。而务实太普通，太容易被认同，有时候太让人扫兴。说咱们国家三年超英五年超美，这是多么令人心花怒放与热血沸腾；而说我们要用几代人的时间建设一个小康社会，这有多么平淡。说立马要搞共产主义了，这是多么雄伟；说几代人搞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有多么扫兴……一次在烟台，一次在大连，都有同行对我提问，为什么说到好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就要说坚持住、顶住，而说到资本主义，却只需要“滑向”，就是说随便一出溜就能搞成资本主义，而要搞个社会主义却费尽了吃奶的力气？上世纪50年代晚期，我甚至听到过辗转传来的毛主席的话，说是要采取什么措施改善肉食的供应，主席说，我就不相信搞社会主义会吃不上肉！这不是有点悲哀吗？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样样好，它通向的应该是人民的普遍幸福，是人间的正义、公平、富足和高尚，怎么会把吃点肉视为需要赌咒发誓的大难题！
也许下述粗浅的想法不无道理：对于执政党来说，除非发生外敌入侵或者极端的天灾人祸，一般情况下，太别扭的事不要做，太费劲的事不要做，太咋呼的话不要说，太生猛的理论不要推行，超过压力标准的气不要一味地打下去。与轰轰烈烈、高调入云相比，也许我们更需要的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循序渐进。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您还想在中国搞狂热的“文化大革命”？过了这个村，再没有这个店喽您哪！
十八、摸着石头过河（1）
1979年我从新疆回到了北京。我的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北京的中青年作家哥儿几个姐儿几个很喜欢谈民主。与新疆的同龄人相比，北京的小哥儿们穿得干净入时，吃得顺溜细致，口音规范而不失润滑，面容白皙而且说话风趣，尤其是谈起民主来令新疆的百姓头晕。
不知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民主的话题未必能谈得那样轻松和自在。
但整个气氛松快多了。越剧艺术片《红楼梦》重又上演。已经好久没有在艺术作品中接触爱情这一话题的观众中，据说有一对痴男怨女，欣赏完“红”的越剧以后，双双殉情自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成了抢手货，能搞到此书是关系网管用、路子“野”的标志。CCTV播送美国人演的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有“革命”群众来信，揭露此电视剧通过对安娜的丈夫卡列宁的嘲笑攻击革命老同志。《洪湖赤卫队》的韩英的歌曲重又风靡。不但是烈士歌曲，就是周璇唱红的歌儿也让唱了。一些涉外宾馆无尽无休地播放着《五月的花儿》和《玫瑰玫瑰我爱你》。第一个在内地发行了卡式盒带的香港歌星是奚秀兰，据说是认为奚的声音比较健康，不算太嗲。但真正红得透紫的是邓丽君。她的歌曲虽然上不了台面，却在全国风行。生活变得有点暖意。青年人喜欢挎着大个儿的卡式录放机，播放着流行歌曲招摇过市。还有在紫禁城筒子河边出现了弹吉他的。有戴宽边的墨镜的了，为了证明墨镜来自境外，有人甚至不把粘在镜片上的商标撕下去。香港的媒体高度严重关切与讽刺这种内地人的愚蠢与无知……我也奇怪，“四人帮”为什么会蠢到那种程度，与一切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为敌，只要有人喜爱，就一定高调取缔。这样，就使“四人帮”的对立面一上台，立即受到了百姓的拥护。
更不要说那些毫不含糊地对于“四人帮”的揭批了。说“文革”是十年浩劫。说“文革”中搞的是现代个人迷信。说“文革”是革文化的命。说“四人帮”是封建专制主义者。说他们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揭露了遇罗克事件与张志新事件。一篇篇长文揭露他们是怎样迫害刘少奇、陶铸、陈毅，直到进攻周总理的。揭批所谓的江青受林彪委托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真是天翻地覆啊。我常常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当真地热泪盈眶。
我毫不怀疑，我是经历了第二次解放，我体会的是比1949年的经验更加彻骨的解放感。我已经被“修理”得可以了。开始我的感觉是就这样吧，行啦，按照华国锋的调子欢呼“四人帮”的倒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吧，就像断言林彪的错误是“右”得不能再“右”了一样。只要没有了“四人帮”，只要不再过胡乱批斗迫害、朝不保夕、撅着腚练“喷气式”（由小将们扭按着批斗对象的胳臂，按着“阶级敌人”的脖子，使其上肢与上身的方位很像喷气式飞机的翅膀与机身）、工人不工、农民不农、学生不学、有粮票买不到粮食、有肉票买不到肉的日子。更不要说，允许我写作、得稿费、读书、温饱，已经是恩重如山，夫复何求？
形势的发展大大超过了我的预计，社会正在大变化中。刘邓陶，翻过来了。彭罗陆杨，翻过来了。在天安门追悼周总理事件，翻过来了。文艺黑线，翻过来了。连咱们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翻过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文联作协的筹备组在新侨饭店开上一个会，稀里哗啦，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对国内外宣布，20多年来被批得喘不过气来的文学作品，全没事了。翻身翻身，共产党是最讲翻身的，终于现在，自己翻了自己造成的荒唐大山所压住的身了。
十八、摸着石头过河（2）
这么简简单单地就翻了身儿了，一定能算数吗？
我的亲戚，也还有朋友，一再提醒我，不要说太多话，小心过几年又翻过去。
翻身以后呢？大家都知道日子要有新的过法了。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复出了。他讲对于毛泽东思想要全面地准确地理解，不能照抄照转只当收发室。他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他那时讲的每一条都令我欢呼雀跃。我听作家从维熙说过，他的老妈妈看着邓小平的照片掉眼泪。
第四次文代会前，在胡耀邦家里，我亲耳听中宣部部长胡耀邦讲过，1949年后党的失误是：第一，没有及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二，没有注意发扬民主。
周扬还讲过：第一，历史不能超越；第二，中国不能离开世界。
所有的说法，令人激动，令人一上来不敢完全相信。
80年代就这样开始了。周扬转向对人道主义的追寻。有一个后来完全走上了对立面道路的写作人刘某开始提出“一切为了人”的说法。这使我想起被我们称为苏修的《共产党人》杂志60年代的一篇署名文章：《共产主义与人》。那时候“人”的被强调是有敏感性的。不仅曾任驻印尼大使的作家王任叔（笔名巴人）因人性论的说法在“文革”中被斗得神经错乱，钱谷融的《论文学即人学》的论文也在“反右”运动的后期被板上钉钉地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周扬由于讲什么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他的处境开始不妙。胡启立在第五次文代会前曾去看望“文坛祖母”（见胡乔木的题词）谢冰心，第二天官方报道说，胡启立同志赞扬了冰心对于“爱心”的提倡。立刻，广东老作家欧阳山，批判超阶级的“爱心”。而我曾为之送葬的一位文化部门的老领导，也表示过，他最最不能容忍的歌曲是《让世界充满爱》，他质问，是不是爱黄世仁？
与此同时，有人鼓吹批民主集中制，有人批万里长城，有人批龙的图腾，有人提出应该引进一个总理……
这就是20世纪的80年代。思想活跃，针锋相对，矛盾基本公开，碰撞十分明显。时时有新说新话新提法刺激视听，时时有这儿批评了、那儿追究了某个知识分子的消息传来。当时的说法令人心有余悸，或新来了惊悸。诗人徐迟写了他旅行巴黎的印象，新上任的管文艺的头头大为不满，而《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徐迟的大照片。这里头也有交锋。报刊上甚至有所谓是不是要“收”了的讲法出现。一位老诗人发表关于“冻雨”的诗，说是一滴、一滴，又一滴，下起了冻雨，使人感到了肃杀。当时还有一些人喜欢用气象名词形容国家的政治与舆论形势。说什么近日是“晴转阴”，是“大风警报”，是“晴有时多云”，你知我知，心照不宣。
感到压力的常常是作家，有时候也包括当时比较著名的在改革开放上稍嫌激进的一些领导干部的什么言论。
一边似乎是解放解放再解放，一边似乎是警觉警觉再警觉。一边是前进前进再前进，向着改革开放现代化民主自由迅跑，一边是注意注意再注意，防止出现失控的局面，干脆是防止颠覆与混乱。
表面上看这二者互相对峙，实际上又是相反相成。
回想80年代，对于改革开放的理解其实相当幼稚。一些说法太简单了：如转变观念——那么多大事大麻烦，莫非只是一念之差造成的？我压根不信转变观念就能解决问题。再如松绑，再如敢闯红灯，再如宽松。有时候又把改革开放说得危险得很。如说利用小说反党。还有一位老作家，有人说是丁玲同志，私下讲过：某某某（写得比较“露”的）是“小学生反党”；而另一个写得含蓄点的是“中学生反党”，第三篇抓不住辫子的小说是“研究生反党”。
十八、摸着石头过河（3）
我记得在一次会议上，老作家马烽指出：“现在的口子开得太大啦。”
他还声明，农村政策的调整，只有利于调皮捣蛋的不良农民，而真正的老实农民，只能“死受”，所以，他反正不会（正面）写包产到户的。
一位部级领导讲了一些比较容忍与理解宗教的话，立即被当做奇谈怪论报了上去。
80年代伟大？不，不见得。我们对一些事情想得仍然幼稚而且急躁，清谈与大话仍然太多，各执一词仍然太多。谓予不信，请读拙作《青狐》。动辄说什么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是何等的一相情愿！
有人说，改革开放搞“右”了。这又是怎样的站着说话不腰疼，难道人们忘得了“文革”的灾难吗？
有人说那时候党内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分，有那么简明吗？我宁愿相信，当时的不同角度的政见，起着互补，也起着既能发动也能操控、既能加速也能减速或制动的作用。当然，也造成了分歧与各种传言。有朋友甚至说那几年是轮流高兴，轮流住医院。
以至于那些年产生了一个一半是事出有因，一半是牵强附会的说法：说是每逢年号的单数，要强调整顿、“反右”。如1979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整顿媒体与文艺；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1985年，邓小平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把中国变成乱的社会的问题；1987年，胡耀邦同志辞职等。以上是单数年份。
那么双号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80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包括党政不分、封建主义残余、离退休制度，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后公布时增加了“革命化”一条）等；1982年，党的十二大，大幅度地实现了上述的干部三化或四化；1984年，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邓小平兴奋地即席说“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年，有关于宽松的提倡，邓小平四次谈话讲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完全可靠的流年说呢？只有一个解释：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的说法是：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对于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不是盲目的……
邓小平还多次说过，改革开放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如果说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
一、要过河，这很诱人，过了河一定是风景那边独好，另有一番好风光。
二、要摸石头，说明还不成熟，不那么有底，会有变数，会有歧义，也就留下了探索、讨论、寻觅的空间。这又是一条诱人之处，是挑战也是机遇，是空间也是平台，是英雄有用武之地，是民主与创新的可能性大大地有。当然也是风险大大地有。
除了流年说还有广东香臭说，一强调开放，一到双号年头，说就有许多著名的先进人士到广东，到广州、深圳、珠海去参观取经，去换港币，去购买香港商品。我与杨沫等都到深圳的沙头角中英街购买过鸭绒衣、速食面、巧克力与维他命丸。而一到单号年头，一强调整顿，就是纪检部门政法部门的人到上述各地去检查腐败，打击违纪。广东的朋友说，他们是：“香三年，臭三年，不香不臭又三年。”
十八、摸着石头过河（4）
……至今仍然有不少年纪稍轻的朋友用美梦不再的心情怀念美丽的20世纪80年代。这也很好理解：第一，刚刚从“四人帮”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第二，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想象的成分多于现实的成分。这好比初恋，比几十年的婚姻似乎更醉人。第三，过河尤其是摸石头的浪漫性、美妙性与不确定性、风险性，当然是有魅力的。
“八九风波”以后，9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更加务实地迅速发展经济、意识形态上不争论、有什么问题尽量捂起来的阶段。老一辈领导人纷纷离世，行政管理代替了老一辈革命家们习惯了的意识形态斗争与反倾向斗争。
回过头来说80年代初期的文艺界的事，当然还是文艺界的事我更熟悉。那时候以在“文革”中被从文艺界扫地出门的周扬为首的文艺领导干部还没有名正言顺地回到自家的岗位。周扬当了一回社科院的副院长，陈荒煤担任着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而文联作协都已砸烂，只有个筹备组。当时的最活跃人物是冯牧与陈荒煤，他们整天召集中青年作家开座谈会，谈伤痕文学，支持刘心武和白桦，批评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是黄镇）不让日本影片《望乡》上演，还不知为什么常常点林默涵的名，有时候捎上刘白羽，说他们坚持比较“左”的一套，而周扬是认真地要改弦更张的。所有的发言都有对于周扬等老人的召唤与期待，就差说出来了：文艺还是得周扬领导！而且人们心照不宣地讲到周扬老了，不能让林与刘接班，也不能让生手瞎指挥。当时黄部长的绰号是黄老虎。不知道是指他在战争中是一位虎将，还是说他的外交工作虎虎有生气。反正好多人明白的是，只能让一位思想开明的诗人接班领导文艺。
北京的青年作家相对比较有风度，有强烈的政治头脑，动辄上纲，不是谁“左”了，就是谁违背了现实主义。不是谁是“凡是派”，就是谁“发”了新作品。“发”就是发表，不说发表而说“发”，更让人想到发达发迹发展发挥发扬发财乃至发情与发誓。他们还动不动谈到中央的精神，似乎人人都有一条连接中央的热线。李陀就说过：“怎么都像刚参加完政治局会议的啊。”而河北作家贾大山，1979年到北京领了一回短篇小说奖，奖金二百元，他的反应是，北京的这些作家个个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参加过几次会，人们就会爱听达斡尔族工人作家李陀——陀爷的发言，第一幽默，第二敢吹，包括吹自己尤其是吹同室开会的其他初出茅庐锐不可当的中青年文学人才。后来我们在北京市文联共事，遇到书记陈谋同志组织大家政治学习，一些发言令人昏昏欲睡了，陈祖芬就会耳语：“陀爷，来一段。”李陀开始发言，从第二国际的考茨基讲起，“考”字在这里他不读第三声“烤”，而读成阴平第一声“尻”，有点像外国人说中文。于是陈建功引用话剧《茶馆》里的台词，是小牛麻子讲他们的老板：“人家不说好（第三声，如郝），说蒿（第一声），洋味多足！”
后来一些人喜欢怀念80年代，我一怀念就会想起陀爷的“尻”斯基。
那时也常常传来对周扬不利、对文艺界不利的消息。那时至少北京的这些所谓“中青年作家”是认为周扬完全代表了文艺工作者的。那时的许多文艺的颁奖会、讨论会，作协、文联的人竭尽全力地请一些党政要人特别是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参加文艺活动，例如邓大姐、康大姐、王震同志、李一氓同志等，都应邀出席过这些活动。越是有相对高级的领导同志如胡乔木或更高的人物，对文艺界的人员与作品和工作有非议，就越要请官更大、资格更老、说话更有分量的大人物来，使这些大人物客观上成为文艺家们也成为文艺领导人的保护者。
十八、摸着石头过河（5）
这也说明，毛主席毕竟仙逝了，现在没有一张口就能让文艺人望风披靡乃至灰飞烟灭的权威了。这不正是建设艺术民主的大好时机吗？
其实最初我还没有这么多的幽默感，开始我感到的是一个新疆白坎儿的敬畏。“白坎儿”是新疆的汉族人的自嘲，来自维吾尔语，原意是无事无用无知与免费。我敬畏的同时暗自疑惑。他们讲的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公式化、“文革”后遗症、现代化、现代迷信、伤痕文学、小平、华、耀邦、周扬、默涵，尤其是民主，我听着都那么高亢、耀眼、迷人、牛气、不无豪华与奢侈。我来自新疆，来自巴彦岱公社二大队，后来是乌鲁木齐，仍然是一个有时候点电灯有时候点蜡或煤油灯的地方。那里认为最大的福气是出门时搭上了便车，为了搭便车你最好预备一条羊腿，挥一挥羊腿，也许心情好的司机师傅就会为你停一下车。而最倒霉的事，一个是停电，一个是手里存了不少肉票或砖茶票乃至粮票，却买不到肉、茶和粮。而且我明白，什么缺货，什么行业的工作人员就涨行市，就受重视。在有票而无肉的时候，你多么想认一个卖肉的朋友做大哥呀。
所以我在斯时的短篇小说《夜的眼》中提出一个问题：民主还是羊腿？大城市的哥们儿关心的是民主，边远小县的子民们关心的只是羊腿。呜呼，我听起民主的议论来竟是感到了陌生，感到了遥远，感到了有点眼角发潮。我的经验是，民主不一定靠得住，对不起，请给以上八个字加上红点。如果你不懂，我不打算解释给你，而只是认为你还天真烂漫。
我在坐火车来北京的路上，听说有一个“倒卖”羊腿的老乡横穿铁轨，被卷到车轮下面去了。从单纯的小说技巧来看，那几句关于民主与羊腿的话语并不精彩，更不形象与诗意。但是小说中毕竟有比小说作法更难以抑制的冲动，带几分悲哀，带几分老到，带几分今非昔比的成熟也带有毕竟是快乐的满足，又有羊腿，又有民主，岂不妙哉，岂不福满乾坤，乐在人境？然而，谁能断言，民主与羊腿二者一定可以得兼呢？或者一定不可以得兼呢？或者，有时候会一样也得不到呢？
却又像是自嘲，嘲笑民主也嘲笑羊腿，或者是只嘲笑民主却挂念羊腿；嘲笑新疆也嘲笑北京，嘲笑小说的主人公也嘲笑陀爷。但更主要的是嘲笑自己，嘲笑王蒙。站在北京的民主意识这边会嘲笑只知羊腿的新疆白坎儿。站到新疆的乡下人那边呢，又觉得北京侈谈民主的爷儿们是在那里轻薄为文哂未休。
要那么多民主干吗？操作得灵光吗？用刘绍棠的话，开明的封建社会也是可爱的哟，也比江青的颐指气使合情合理哟。
羊腿呢？面包会有的，黄油会有的，羊腿也会有的。这个句子是仿照前苏联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中列宁的话延伸出来的。
“四人帮”倒台后，在欢呼声中产生了一小段观望与试验相结合的时期。有一段时期连各种政治大字报也在西单“民主墙”上随便张贴，吸引了一些眼球，除了我，我从未到那里看过一次大字报。我懂得过分期待的后果可能并不佳妙。
1979年3月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一批党内的社科、人文、文艺人才济济一堂，解放思想，从“文革”说起，抨击教条主义、封建残余与现代迷信，抨击家长制、唯意志论、独断专行与瞎指挥，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包括理论文艺公案鸣冤。斯时我到北京也是领短篇小说奖，听了冯牧同志讲理论务虚会的令人鼓舞的情况，兴奋而又不敢太露相，欢呼又不敢太出声。回到新疆，赶上一个什么场合，人们非让我说说去北京的见闻，我讲了几句关于理论务虚会的事。不久就传来了似乎对该会并不怎么感冒的一些说法。我后悔自己还是太嫩。人们，包括新疆的人们，对于北京的知识分子哪怕是有知识分子味儿的领导，已经有经验，不能特别相信他们；越是好话好事好听的说法越不可信，少想点放宽政策、提高待遇、增加福利、拿着你当成人五人六地抬举，多想想下一步可能是整顿纪律、批评歪风邪气、勒紧腰带、检举坏人、恰恰你就是那个不良倾向的典型……这样你反而比较主动。这是许多人的经验。
十八、摸着石头过河（6）
一位官至副部级的好人告诉我他一辈子的政治经验：四个字——少想好事！
3月底，邓小平在务虚会上讲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我一怔，不是正大张旗鼓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与反“左”以解放思想吗？怎么又画起框框条条来了？当然我也说服自己，党的领导讲这四项基本原则完全正常，完全应该，不这样讲，还能是共产党与领导人吗？
时过22年矣，到了21世纪的2011年，我明白点味儿来了，批“文革”、批“四人帮”的专制独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搞现代化、搞改革开放，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了底线，等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等于自己制造亡党亡国亡头的结局，可能吗？能够想象吗？
是的，这时已经出现了会旷日持久地讨论、争论下去的矛盾与挑战。“文革”、极“左”，大家都厌倦透了。后“文革”时期我们走向何方？则其说不一。文艺界也出现了所谓自发性文艺社团与自发刊物。一开始人们希望作协能够“团结”住吸引住这些人、团体与刊物，结果，矛盾无法调和，幻想不是事实也变不成事实。
当然，不仅文艺上有许多歧义，经济上也是一样。提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商品经济。提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些概念对于一些人是如堕五里雾中的。
我们还可以回想某一年全民办公司的过程，回想起闯物价关的提法。
我们曾经热议过傻子瓜子，热议过乡镇企业，热议过搞改革开放也要农村包围城市，因为我们发现，城市的改革比农村的包产到户麻烦得多。
我们提倡过能挣会花的故事，报纸上介绍，几位新富人上了火车，要高标准的餐饮，后来是餐车勉为其难地做出了高价菜肴。老革命、老作家韦君宜著文：“我们什么时候发横财了？”
我们在大报上提倡穿西服，一位领导同志说，穿起西装，仪表堂堂。林默涵同志不喜欢这个说法，乃声明，不穿西装，也是仪表堂堂。
我们在大报上提倡穿裙子，收效一般。
我们在大报上提倡烤面包，可能是因为烤面包容易存放。
我还在一个场合听到领导同志提倡吃饭用刀叉，因为不锈钢制的刀叉容易洗净，不易传播肝炎。
回想难忘的80年代，斑斑点点，遍地开花，八面来风。三中全会提出来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话简单而自然，然而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的已经完成了的翻天覆地的伟业的党，它的豪情、它的激越、它的拼死拼活、它的在刑场上被反动派处决前举行婚礼的视死如归、它的英雄主义、它的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它的万众一心、团结统一、坚如磐石，它的吃苦耐劳、廉洁奉公，它的牺牲与奉献精神，它的一往无前、革命到底，都是在枪林弹雨、你死我活的铁与血的阶级斗争中，锻造出来的。离开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投入经济生活，过起普普通通的太平日子，再释放出欲望与对于私利的追求，再看到境外的一些地方的经济发达与消费水准，看到人家那时到处是电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如果我们也追求上这些玩意儿……还能是原来的抱着炸药包滚地雷、擎着炸药包炸碉堡、在刽子手开枪前高呼“共产主义万岁”的共产党吗？
十八、摸着石头过河（7）
我在1981年撰写的小说《相见时难》中，甚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面临的是“解放”还是“解体”？
如果连老王（或者是当时的小王吧）都有这样的担心，谁又能不担心呢？谁又能面对改革开放不忧心忡忡，不如临大敌？何况还有这样那样的不利于长期执掌政权的说法出现，有挑战的理论，有“自发”的组织与印刷品……
与此同时，要求改革开放的压力也非常大。人民，尤其是干部与知识分子明白过来了，发出了响亮的改革之音。我听过不止一个领导讲到“文革”十年中一些亚洲地区的飞速发展，如“四小虎”。甚至讲到，越南也开始了改革开放，而且进展很快，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步子迈不开，我们会落到越南后面。“文革”十年，我们又一次丧失了大好机遇！
摸着石头过河，这留下了不确定性，留下了群雄并起的空间、创造的空间，例如斯时的报纸刊物，有多么激进、热烈，掀起了多少波涛，又引起了多少关注与冷眼？摸着过，这也使党内的讨论、争论，以致上层的不尽相同的说法空前地白热化了。例如胡耀邦，他的说法与别人的说法，还有别人对他的说法，是一个样儿吗？
经过“文革”都明白了，上面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这就产生了站队的问题。毛主席有言：队站错了要什么紧？站过来就是了。话虽如此，站对了飞黄腾达，站错了一撸到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你往哪边站？当然，举个小牌子会更方便。如果你在文艺界，你往周扬那边站还是往默涵和白羽那边站？
而太自觉的“站队说”，又鼓励了投机分子、因人成事者、浑水摸鱼者、唯恐天下不乱者……在某些地方，群雄并起，意味着多元制衡与按一定的游戏规则办事，也是时有阴谋与虚伪，起哄与借题发挥，但大致尚能维持。而我们这里，群雄并起，在欢呼“搞活”的同时，在极其吸引眼球的同时，却也意味着动乱的危险。“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这是《沙家浜》里忠义救国军胡司令的定场诗。而我们的80年代，则是活世英雄起四方，有言（有头脑、资望、影响、机遇）便是草头王。早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的讲话中已经提到了“动乱”一词。你注意到了吗？我也是事后许多年才注意到的。
好一个过河！河那边会是什么情景？河那边你还有多少地位？水流中会有什么危险？一脚踩空了咋办？我们这一代人将看到什么样的风光？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将会怎样实现？美国、前苏联、欧洲、日本，还有港澳台……会有什么样的反响与影响？他们能相信中国大陆会当真改革开放、面貌一新吗？我们也能够过上买肉不要肉票、家家有电视机、女人也能穿个五颜六色的日子吗？
怀念80年代，我们仍然有一种温馨与幸福。主政者的摸着石头过河说，承认了探索，承认了自身也不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承认我们的救国建国兴国之路还需要一个实践、总结、思考、充实的不短的过程，确认了不止一种可能性，明确了讨论和调整的必需，明确了真理要靠历史的进程与人民的感受来澄明，这样就拓展了领导班子的胸怀，也就反对了僵化，否定了我说你紧跟照办的单向思维乃至个人迷信模式。
邓小平的过河说给人以巨大的期待，当然也有悬念。完全没有悬念的生活是乏味的生活，也是不真实的生活。毛泽东时代的悬念也不少，那是由于主席的思想理论方法的超常性，那个时代的悬念有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有畏惧与焦虑感。如果说两个时期的精神状态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那仍然是一种急切，快200年了，中国的有志之士渴望着救国、建国、兴国，当时还有一个词，叫做起飞——腾飞。
几乎是转瞬间，中国已经大大的不同啦。悬念与急切依然存在。有一位当时地位很高的领导问：“我们现在对知识分子这样好，为什么还有知识分子不拥护我们？”
沟通与同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缺少沟通与做不到同心，尤其是尚未建立起公认的权威的游戏规则，哪怕我们可以指出这个规则的极不完善，则又是一件不无危险的事情。
许多年过去了，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往事。这里，大自然的代谢规律起着巨大的作用。周扬、夏衍、茅盾、巴金、林默涵、丁玲、刘白羽、冯牧、陈荒煤……都已仙逝。吃意识形态的饭的人已经寥寥。现在的高层文艺界领导孙家正、铁凝、高占祥、翟泰丰、胡振民、李冰等同志再不会像过去那样就文艺政策文艺理论等文艺意识形态话题争论不休啦。
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不怎么露面的宏伟大师，它姓时，叫间，全名时间。它可以变热为冷，变大为小，变强为弱，变浓为淡。它的特点是走向淡定与从容。当然你不知道何时又会有新的热点。反正一般来说，新热点不会是早热点的复制，却又逃不脱旧热点的影像与痕迹。
十九、20世纪末旷日持久的文艺论辩（1）
截至20世纪的90年代，文艺，尤其是文学和作家在我国处于非常敏感的地位。80年代，常常传出哪个哪个作家的聚会上，谁谁说了什么政治上不正确的话，被报到某一位领导那里，引起了上边的不满、警惕与关注；或者是某一位级别非常高的领导调阅什么黄山或黄河笔会的发言纪录的消息。可能由于那时的思想活跃，未来似乎有不少变数，而文学家本身就是敏感、情绪化、理想化、自命不凡而又能说会道的一群人物。同样的话，这些人说出来，就比较辛辣、风趣、刻薄、扎人耳朵。例如80年代，老革命作家陈登科语出惊人，说是文学家的主要特点是讲良心，而政治家是不那么讲良心的。这当然刺激了一些人包括领导。
周扬还语重心长地奉劝作家们，不要一味地闹什么“干预生活”（这个口号来自前苏联的“解冻”时期）——其实是干预政治。他说，你干预政治太多了，政治就要干预你，你干预它，可能不过如此，它干预你，你可能受不了。他说的是大实话。
周扬又说，你看着政治家做得这里对那里不对，换成你去试试，不一定比他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