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马上受到一位新进女作家的驳斥：“那就让那些领导也来试试写篇小说嘛。”
周扬笑了。当时的气氛还是挺不错的。
我的经验可能更悲哀。我的说法是，用小说干预官僚主义很难，用官僚主义干预小说，比较容易。同时我见识过这样的事：当某个小说家或诗人掌了一点权，他的那个烧包劲儿，他的那个躁狂样儿，比老官员还不堪得多。
又怎么样呢？作家仍然要说话。作家的力量当然不在于速战速决与权力应用。作家的力量在于人格、智慧、真诚与深思，一个只有权力发声的地方是又乏味又危险的，再来一点诗的猜想、小说的掂量、散文的倾诉与评论的深沉吧，为了真正的诗与小说，作家们献出你们自身吧。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先烈做榜样了，我们不必那么吝惜自己。
顺便说一下，80年代初期的文学正在热潮之中，人们的感觉似乎是从文学作品中能够读到对某些事物发展前景的透露、诉求，还有预感预报。与新闻、正规信息或组织渠道的传达报告相比较，作家们似乎更急于说出一些想说的话来。作家的特点就在于“不吐不快”四个字。认为文艺是政治的气象探测气球，或晴雨表，早已经成为共识。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一个特殊年代，作家们就成了一早起来就叽叽喳喳报信的鸟雀。那时候的一些大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订数都超过了百万，《花城》《钟山》等也超过了50万册。文学因政治的酝酿与期待和新闻媒体的不能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而异样地火了起来。
而斯时作家的住房条件很差，好多人苦于不能集中精力写作。于是急需各种有志于贴近时事、干预生活、讨好读者的期刊，动辄以笔会名义找一个风光与居住条件差强人意的地方，弄好了，也就可以邀请一批作家前来，在这里写稿改稿校稿约稿，讨论一些文学话题，当然也有游山玩水、饮酒作诗、醉后题写、大放厥词，直到牝牡野合之类的事发生。
这与我们的革命传统也有关系，我们的人民革命，有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革命动员作用的传统。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常常被形容为“四面楚歌”。楚歌楚歌，唱什么歌儿，这本来是文艺现象，却原来从刘邦与项羽时期，国人已经习惯于通过文艺现象判断政治斗争大势。
十九、20世纪末旷日持久的文艺论辩（2）
当时一位刚刚担任文艺“战线”的不怎么大的领导的人物，得意之论就是说：毛主席说利用小说反党，并无不妥，我们都是利用小说反党的嘛，我们写小说反对的是国民党嘛。依照这个逻辑，文学界永远是多事的地带，永远是“重灾区”。“四人帮”认为你是“（从资产阶级司令部到周扬的）黑线专政”，是重灾区。拨乱反正者认为你是被“四人帮”残酷打击迫害的“战线”，当然也是重灾区。两三年后，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的地盘啦，你还是重灾区。又过几年，你是利用小说反党的啦。总之一切有志于接管你救助你整顿你并论证他才是代表正确路线的人都认为你是重灾区。
赈不赈你的灾，其实没有太要紧，重要的是通过让你的对手四面楚歌而宣扬你自己的政威、人威、文威、导威。
我们党内有一个名词，叫做“反倾向”斗争。就是说，有时候领导机构“左”了，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口号过高，对敌斗争过狠，整人过多，要求太严太急，如李立三、王明、瞿秋白等，就记载为犯了“左”的错误。有时候领导人会犯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政纲平淡，斗争软弱，对敌退让乃至投降，如陈独秀。而解放后，有趣的是，凡十分忠于毛泽东，主张加速再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变化、基本建设规模、生产数量指标，主张加强对敌斗争、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如农民一心搞副业跑自由市场）的扼制的，都被认为是“左”，太过了则是极“左”。相反的，总想搞得缓和一点、宽容一点、平衡一点、务实一点与太平一点的则被认为是“右”。例如1959年就将批评“大跃进”的浮夸的彭德怀大张旗鼓地命名为“右倾”机会主义。至于“左”，“文革”时期变成了千金难求的绣球，谁得到了这样的绣球，谁就将飞黄腾达、意气风发、青云直上、喜上加喜。而谁要是被扣上“右”的屎盆子，那就是晦气万分，祸延九族，有口难辩，用毛主席的话，叫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和前苏联后来搞改革时的说法恰恰相对立，前苏联是将急于改革、迫不及待、大踏步地推行多少带点西方化色彩新政的叫“左”；而把墨守成规、照本宣科、保守僵化、死板教条的叫“右”。
正如“文革”中极力强调的，共产党的历史既是一部对敌斗争史，也是一部自身的路线斗争史。“文革”中一口气讲到十几次路线斗争，多数与我们无关，讲那么多，主要作用是吓唬人。
文艺工作多年来，也就成了路线斗争的练兵场与预演场。尤其在1949年后，这里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前哨战地。“肃反”，先批胡风。“反右”，先斗丁玲。“文革”，先批《海瑞罢官》与《三家村札记》。往更远一点说，延安的抢救啊什么的也是从批判王实味的杂文开始的。
很有意思，中国的大量作家选择了革命而不是镇压至少是逃离革命。但以农民为主体、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革命对作家不一定放心，作家自由散漫，好独立思考，说话没谱，不遵守纪律，毛病多了去啦。还有，革命需要声势，批一个作家比批一个局长影响大得多，风险小得多。我在边远地方出差时亲耳听到，说是“我们县里一个科长也能管得住作家”。
十九、20世纪末旷日持久的文艺论辩（3）
而1949年以后呢，地主富农，七零八落。资本家经过“三反”“五反”，一个个五体投地。国民党旧政客，杀、关、管、改造，已经化为或正在化为齑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5年就中国形势发表的白皮书，提出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即知识分子们，这个观点与我们的领导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中国，还有力量唱出一点点不同的调子的只剩下了读书人，特别是受过西方影响的人文高级知识分子了。
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后，由于领导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到处是一片歌功颂德，新中国建立时精神饱满地唱起毛泽东的颂歌的作家当中恰恰首推后来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领的胡风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有它的难处，而不搞阶级斗争就不能精神振奋，实现革命化，而且像北京人说的，像“慢撒气”一样，一个忽略了阶级斗争的执政党，很容易变修变腐，先是庸俗化，再是市民化，紧接着就是资产阶级化。幸好有一批胡说八道的写作人，提供了斗争对象，他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牢骚太盛，不仅会肠断，弄不好应该头断。他们分不清延安西安，还有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他们“哗众取宠，嘴尖皮厚”（上述八个字，毛主席早在延安整风时就提出来了）。抓住了他们就抓住了阶级敌人，就敲响了阶级斗争的警钟。“文革”中上海帮在上海创立的文学刊物《朝霞》就有一篇作品叫做《警钟长鸣》，一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文人，人还在，心不死，就为警钟长鸣奠定了根据。
这样，长期以来，文艺工作的反倾向斗争就闹了个像煞有介事：今天“反右”，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一大群作家身败名裂。明天稍稍“反左”，就要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打一巴掌揉三揉，揉揉挨了打的孔乙己们，鼓励他们还是要大胆创造，要关心人民，要说真话……
问题在于反倾向的进程竟是一直发展到了把领导反倾向的诸位与被领导的全体全都彻底否定了，说是文艺工作领导乃是一条又大又粗的黑线（“黑线”一词的灵感不知道是出自科幻小说还是志异杂书）。
否定的速度越来越快，否定的面越来越广，待到“文革”中把1949年以来乃至30年代以来的全部左翼文艺运动否定，提出重组文艺队伍，也就是要自上而下地搞推倒重来，再以后若干年，干脆整个“文革”分子们全军覆灭了。
文化文化，文化并不好办。武化斗争的艰难伟大是看得见的，而革命队伍中的“文化人”云云，常常意味着戴眼镜、视力不好、打枪不准、缺少坚定性与成为行军的累赘的准废物。法捷耶夫的《毁灭》中的游击队员小文人美谛克则最后还是当了叛徒。夫复何言？
但是文化是种在每个人的心底深处的。那么多文化斗争，高潮迭起，风雷激荡，中国文化依然还是中国文化。孔孟，完蛋了吗？胡适，臭了吗？丁玲，倒了吗？张爱玲现在比丁玲、艾青还香呢。不要说张爱玲了，一个邓丽君，也令大陆百姓爱恋至今。而“文革”初期的“破四旧”“立四新”，反而是千夫所指、遗臭万年了。废黜整个文化队伍，另拉新的队伍的设想，或可能有时用在武化队伍上。本来“队伍”也是武化而不是文化名词。一个连队大量死伤或逃亡叛变，你可以宣布取消建制，解而散之；你可以另拉队伍，重新整编。可惜文化不行，文化是长期积淀的果实，是一代一代传承的结果，是心底深处的爱憎、顺逆、接受或者不接受、痛快还是不痛快，是未经刻意选择的习惯成自然，是润物无声的水滴石穿，是并不听命于行政权力与武化权力的无形的存在。
十九、20世纪末旷日持久的文艺论辩（4）
“文革”的覆灭说明了文化引导必须改弦更张。“四人帮”完蛋了，黑线论被彻底否定了，领导人员一个个官复原职了。底下怎么办？继续批“左”，批封建主义，一直批到高天之上？继续翻案，一直翻到凡原来红的都黑，原来臭的都香？继续解放，在宽阔的道路上疾走？痛定思痛，重写乾坤？
还是不放松批“右”这根弦，不放松整顿、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党性原则、顶住任何削弱意识形态色彩的试探，一定要有个预应力，不让稀里哗啦的事情出现在咱们这里？
如此这般，以文艺为例，我们可以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的精神状况：
有一些年轻人，碰到了大好机遇，声言自身是思考的一代，喜欢谈现代化与民主、改革与开放，他们坚信，改革与开放的目的与标志就是推进现代化与民主。他们有一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同时，毕竟是刚刚经过“文革”，他们有头脑也有判断，懂得如何“站队”，如何与领导圈子中的“开明、开阔、开放”的人物结合起来。
有一些领导，痛感解放以来乃至更长久以来极“左”思潮的危害性，身先士卒，披荆斩棘，发动中青年作家力量，一是争取思想与政策上的更加解放，更加放宽；一是，希望把以周扬同志为代表的文艺界老领导请回来——也就是意味着把“文革”当中乱点鸳鸯谱派进来的或者混进来的那些其实是与文艺工作十分隔膜的老兄们请出去。他们当中一直在前线冲锋，并且确实作出了贡献，也得到了相当一批中青年作家拥戴的是冯牧与陈荒煤。
有许多老作家，特别是来自老区的作家，对于这时的形势抱旁观与存疑的态度。他们已经饱经沧桑也饱受教育，他们不相信写伤痕写刚刚发生的历史的阴暗是写作的正路。他们本能地认定这毋宁说是一条邪路，是自找倒霉之路。同时他们也轻视这种成风成气候的“伤痕文学”，认为它们有人云亦云的浅薄性直至投机性。以孙犁为代表，包括丁玲等，都差不多持这种观点。丁玲写了以“文革”当中的“牛棚”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投给文学期刊编辑的时候同时以不屑的口气说：“给你们，时鲜货！”我在新疆时颇有过往的老作家老领导王玉胡也曾经多次表示过：“写‘文革’？我的经历多了，我不写。”一个“我不写”，表达了他在政治上的坚定选择，忠心不二。
一面观望一面摸精神看气候的也不少。有趣的是老作家李準，“文革”后期他到一个县里去工作，而且不是文艺工作（有人说是到一个什么银行去了），毛主席去世、“四人帮”倒台后，他为了解北京的气候自己来到首都。他说，他的左口袋里放着批判走资派的作品，他的右口袋里放着批判“文革”的作品，他的豪言壮语是：“你难不住咱们。”
当然一个作家要这样来适应生活、适应条件，要这样混生活，这里不无悲哀。李凖已经有过这样的“难不倒”的超人纪录，他的小说《李双双》是写“大跃进”当中一位先进的女公社食堂人员的，以此为底本搞了电影，电影制作过程中公社的食堂普遍解散了。但是同样难不住咱们老李，他换了场景与故事，依然写出了大公无私、心直口快的李双双与李双双的丈夫孙喜旺，一个私心较重的可笑男人。影片照样拍了出来，而且还得了百花奖金鸡奖。还传出了“看戏要看孙喜旺，做人要做李双双”的话语。喜旺是仲星火扮演的，很有幽默感与真实感。
十九、20世纪末旷日持久的文艺论辩（5）
后人们与外人们会问，一个作家怎么能够这样跟风走？作家的良心与智慧、文学的尊严与崇高、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到哪里去了？
然而仅仅这样责备李凖兄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不看到，正是李凖兄在这个期间拿出了好作品，与风向无关，与适应不适应无关，他写的是自己最熟悉的一切，书名《黄河东流去》，他写得好，我羡慕也服气他。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那么高兴“伤痕文学”与中青年作家，而且我知道也有领导不喜欢巴金的《随想录》。常常传来一些消息，一会儿说是《清明》杂志上发了一个中篇小说《调动》，写了我们的人事工作中的黑暗面，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意思；一会儿说《十月》上有一篇小说写了某领导干部凌辱了一个美丽的少女；一会儿说是本来很受青睐的作家刘心武竟然提倡“挖一口深井”，违背了延安讲话号召大家深入工农兵、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的重要原则，以致最最器重刘心武的冯牧一段时间竟以“捉襟见肘”来称呼刘，“捉”与“见”的含意大约是说刘的生活经验不那么宽广丰富吧。
所谓文艺界的问题，有的是上面指出的。例如白桦、彭宁的影片《苦恋》，由于白兄斯时的编制是在部队，而他的活动能力特强，结交层面广泛，语言传播量也极大，他的身影与动静一直颇受注意。1979年我从新疆回到北京，斯时白兄经常住在东安市场附近的和平宾馆。我来京后听说白兄曾经参与了为影片《创业》鸣冤的上访活动，活动的结果是毛主席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我大为惊异，白兄居然在“摘帽右派”的身份下，还能奔走天庭，小试身手，非凡人也。果然，一位此后作了完全与白兄不同的选择的女诗人、老相识，托付另一位与我要好的诗人捎话给我，说我在新疆知情太少，可以找白桦兄请教，“以便了解与参加北京的文艺路线斗争”。引号里的话是我自己加的，我立马明白了向我进行“路线交底”的意图，我也想起了我的边疆好友的一句至理名言：不要把自己绑定到任何人的战车上。（按：后来胡乔木同志曾建议我向钱锺书请教，而女诗人建议我向白桦请教，我则由于疏懒加自负，辜负了他们的爱护帮助的好意。）
白兄太活跃了，使一些老同志很看不惯，终于爆发了1982年批《苦恋》的事件。从当时的多数文化人的心气来说，不希望出现这样的事，不希望白桦挨批，也不认为在当时汗牛充栋的伤痕作品中《苦恋》（发表电影文学剧本时，题为《太阳和人》）有什么特别出格的地方。但是这样的事情是肯定要发生的，事出有因，文艺界的情况，包括作品的情况与个人活动的情况已经到了使某些同志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程度。
也有些同行，因为前一段时期多种风头被旁人抢去了而感到悻悻然，这回赶上了整顿《太阳和人》，喜出望外。刘绍棠老弟就是这样，他兴冲冲地对当红的一批作家说：“不要想不通，这回端了你们的饭碗了吧？”一说整顿文艺界，他笑得合不上嘴。
是的，这是一个活跃而且不无天真、敢想而且不无轻率的年代。
国人真是可爱，开放起来也许要将中餐推向部分西化——如用刀叉与吃面包。20多年后，到了新世纪的2008年了，传统起来了，国学起来了，则立马回到《三字经》与《弟子规》上，甚至抱怨是五四与革命把大好的《论语》治国、《三字经》治人、《弟子规》治儿女的如意算盘破坏了。其实这些人只消读读中国的四大才子书，读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与《西游记》，再读读《金瓶梅》与《儒林外史》就可以齐活，就知道伟大的祖国与伟大的孔孟后来混成了什么模样啦。
十九、20世纪末旷日持久的文艺论辩（6）
而另一方面的人物们呢，则昼夜盼望着搞一次不叫整风的整风、不叫运动的运动，收拾收拾、挽救挽救这帮文人，让它出现一个哭爹叫娘、低头认错、热泪盈眶、痛改前非的大好局面。他们有经验，他们有历史的依据，他们知道上面的好恶，他们坚信，依据他们的经验，这样的局面迟早是会出现的，他们要预先站稳自己的脚步，要预先占据这样一个政治整顿、不叫整风的整风的制高点。
“左”了还是“右”了？批封还是批资？高举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还是举得太低？伤痕还是鼓劲？讴歌还是揭示？现实主义还是危险万分（由于20世纪40年代，当年的前苏联大佬日丹诺夫大张旗鼓地攻打过）的不知道到底是啥的现代派？上世纪80年代的这些话题、这些学习讨论（有一次周扬同志组织的这样的学习长达两个月，最后是由于中央召开有关会议才使此会议汇入了更高级别的会议）使我筋疲力尽，头晕脑涨。我暗中期盼，有一天作家能沉下心来写小说，政治家能沉下心来治国平天下。
后来，90年代以来，这样的大而空的争论渐渐少了，终于少有了。行政性的管理渐渐取代了理论性倾向性的掌舵，公关式的团结与和谐，渐渐取代了谁更正确的要死要活的争执，个案的悄没声的低调处理——如认为有大问题的书，先捂下来，追究一下出版单位的责任并通知他们不要再印了了事，以此替代了整条“战线”的反倾向斗争，甚至不妨用含糊其辞来捂起来，却避免正面的文艺斗争，以免把一本有害的读物、一出有害的戏剧炒作成轰动世界的名品……领导做得聪明多了，却也失去了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原则与理念、理论的机会。我们已经没有自己的季米特洛夫、日丹诺夫，也没有自己的卢卡契，也没有自己的胡乔木与周扬、艾思奇了吗？我们再看不到那种气势恢弘、光彩照人、雄辩滔滔、铁的逻辑、横空出世的理论文章与文艺文章了。我们会问激情何在？高论何在？本时代的《大风歌》何在？没有那样的大理论家，我们的生活是更美好了还是更失落了呢？难道我党变得不那么高屋建瓴、气势如虹了吗？有时谈起文艺来，我甚至觉得不太过瘾、不太够劲、缺乏概括力与理念感、上不了大纲，干脆绝无文采，也就上不了台面了呢。是不是我“奥特”——网上用语，即out，即过时与出局了呢？
中国太大。国情太有特点。历史太久。现代化的、极其先进的、善良天真同时是急躁的、不无脱离实际的幻想大量存在。美好的概念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以最美好与智慧的概念始，以冤假错案、以追求革命的文艺人的悲剧剧终的往事大量存在。
而与此同时，落后几百年、愚昧无知、荒唐顽固、几乎是难以救药的东西也是大量存在。正是80年代，我在某报的只限机关团体内部发行的参考材料上读到过：东北一个地方一个老农的大儿媳妇，闹神闹鬼，宣布她的公公已被黑蛇精附体，与全家人一道对其公公作法，包括鼓噪与烟熏，然后将公公置入棺材，公公在棺内呼救，就这样公公被家人活埋了。事后案发，一干人等被逮捕判刑。还有是在四川，一个人宣布自己当了真龙天子，村民纷纷将自己的女儿送去做王妃，最后支部书记走过了正在“上朝”的他的家，书记走过去了，越想越不踏实，回转到该人的“朝”上，给他叩了头。后此人被判处了重刑。
十九、20世纪末旷日持久的文艺论辩（7）
而到了90年代，部分作家中时兴的是批判科学主义，批判现代性，批判全球化，乃至批判“开发”。这些作家受到了最先进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成为新左翼的时髦学人。
批判“开发”绝非无的放矢。你可以认真阅读张炜、贾平凹、王海的小说。你可以找到无数开发中官商勾结、坑害百姓、破坏环境、破坏文化文物、破坏善良纯朴的民风民俗的例子。
铁凝的成名之作应是8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哦，香雪》，表现了一个山村女孩对于城市与现代文明的向往。一个日本同行说，女孩香雪不珍惜父亲为她手工制作的铅笔盒，而渴望得到大批量生产的小有科技的铅笔盒，他觉得不可理解。语境不同了，是有这样的差异。就像1980年我去美国讲到巴金老人要求作家们要说真话，美国有听众问，这是怎么回事，文学作品是允许虚构的呀，怎么只能说真话呢？还有我在新疆生活的经验，那时偶有偷偷地从四川过来卖相对高价猪肉的人，那时的买肉，要求的是肥膘厚过四指，至少也得够三指，否则是没有人要的。这也许是70后80后们想不到的吧？
我后来还看到作者在欧洲的一次讲话。铁凝说，现在，香雪的家乡正在飞速发展，也许香雪这种年龄的女孩，现在当了旅游服务人员，其中也有人做了三陪小姐，现在会出现新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了解她的世世代代曾经是多么贫穷与封闭，那么你就能理解香雪对于城市的热销商品新式铅笔盒的追求。我希望我的根据记忆的复述，大致不违背原意。
这里有许多理论与实际问题。铁凝的讲话是赞成“发展是硬道理”的。问题在于也有别的说法存在：例如我在文化部工作期间就不止一次听到老同志大讲“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我还听说过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上书与争议。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认为政权的安全性、防止演变即防止红旗不够红的道理，不见得不比发展硬。
这些东西没有搞大辩论，这是对的，因为如果就这些问题大鸣大放大辩论起来，确实可能乱套。
同时，这些问题隐蔽起来了，早晚还要出事情。
我体会邓小平的不争论，这是他自称为他的“发明”的，其要义在于，争辩本身无法为争辩作结论，只有时间与实践、效果与人民的利害，才能最终为这些辩论画一个句号。
另外有些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但同时在中国这里确有奇效的手段和因素，如用粗暴、粗糙至极的办法抓计划生育、抓人才培养、抓夺取金牌等等，也是存在的。
中国共产党发动与组织人民革命，通过武装斗争得天下的“马”上的经验举世无双，胜过刘邦李世民朱元璋。治国的方略则有待摸索充实，任重道远。但大家一起摸起石头来也许有点搞笑。所有的小说家诗人歌星影星也都一块儿摸，那是不是最好的办法呢？值得探讨。
马上得天下的经验是：千军万马，人多势众，全民上阵，举国同心，打歼灭战。马上得天下的经验是压倒敌人。搞经济跃进遵循同样的路数，结果是受挫。搞改革开放呢？我们的习惯仍然是大轰隆。我们有过全民打麻雀、全民炼钢、全民做诗的壮举。我们也有过全民喊松绑、全民办公司。我们有过全民反“左”或反“右”或宣扬反封建或宣扬还是以批资为主。我们有过全民反和平演变。最令人费解的则是全民喊“韬光养晦”。（按：“苏东波”后，中央的韬光养晦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样的方针在上层谈一谈也就行了。这样的方针不宜大喊大叫。用老子的说法，韬光养晦是应该深藏于渊的国之利器，韬光养晦是不能示人的，它要的是暗中使劲。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说刘备做了“好事”，指他屯兵小沛、种菜自娱，差点把刘备吓坏。难道刘备可以告诉曹操：“在下目前正在韬光养晦”不成？那不是等于自求“夷九族”吗？）
一个外宣与外语方面的专家告诉我，他们为了“韬光养晦”四个字的翻译，费尽了苦心。美国将之译作悄悄积累实力，以备未来，含意不太正面。我们自己则译作低调行事，但英美的汉语专家不承认韬光养晦只是低调行事之意。
一个正常的与有效率、少混乱的社会应该更注意科学发展、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各安其业、各本其分、各尽其能、各取其酬。我到新加坡、泰国等地去，他们对我讲得最多的是他们那里基本上各安其业，因为他们就业的标准清清楚楚，什么学历、什么资源、能干点什么是透明的与有理可讲的。我们习惯的则是齐头并进，你追我赶，一拥而上。这样我们会成他人之所未成，如革命夺权。但在平日，在经济事宜上，大轰隆也会把好事办砸，把本来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事情办得浅薄庸俗、粗鄙可笑。
正常的社会就得承认差别，承认具体性与科学规律。例如，你提出能挣会花的口号，这对挣到了较多的金钱的人来说也许有意义，对于多数生活还相当艰窘的人来说，则是彻头彻尾的昏话。例如发扬民主是极好的事，但问题在于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而不是一下子变成全民的高调，又一下子来个绝不可妄谈民主的全民低调。
当然，不论职业与社会分工有多少差别，我们还必须强调一个国家的公民应有的权利与义务、责任与担当，强调领导集团尊重各行各业的人们的知情权、建议权与监督权、投票权等等。我们不能不承认全国一盘棋的重要性，同时我们还要承认棋局的多样性，一人一盘棋，一时一盘棋，每盘棋都下好了下赢了才有全国一盘棋的胜利。正像我们在人民公社时代天天讲大河不满小河干，却忘了小河小溪小泉眼小山谷小山沟如果都干了，大河的水又来自何处呢？
呜呼，在轰隆中前进，在同下一盘棋中前进，这就是历史，尤其是中国史，这就是历史的创造与曲折。我们终于渐渐知道了轰隆的不可过分仗恃。我们将从讲声势到讲科学方面过渡。我说过，历史是一个粗心大意的大师，让你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走了不少的弯路。而你不能对历史太挑剔。你感到了无奈，你仍然在点点滴滴地努力。你终将在苦笑以后显露出一个真正的欣悦的笑容了。
毕竟是前进了。得来不易的成果啊，我喜欢你！
二十、意识形态的尴尬与创新（1）
其实还不能只说是人们习惯于或文艺家们自己习惯于风声鹤唳地对于一些文艺现象产生强度反应。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的调整变化日新月异，你想反应也反应不过来，同时你开始的反应与后来的反应可能大不相同。许多事许多说法突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的框架，突破了从共产党的名称、到共产党的历史、到共产党的主张与特色，至少是被认为是共产党的主张与特色的框架。新的兴奋点很多，新政策新事态很多，新的困惑新的说法很多，新的起哄也不少。我还要说，新的尴尬很多。
然后，改革开放的发展，又突破了开始时所设想所描绘的框架。例如，仅仅“开发”二字，人们有多少不同的反应与理解？
意识形态本来是共产党的强项。一、它体系严整，逻辑不容置疑。在宇宙中，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社会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文化是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永远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着历史事变的进程，决定着革命的必然。生产力才是社会中最最革命的因素。资本主义是最后一种私有制社会，人类的历史将进入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文明幸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此共产党人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马克思与恩格斯还指出，进入了共产主义以后，人们才会明白，阶级社会只不过是人类的史前——野蛮时期。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意识形态能够这样严密与有力，它的彻底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二、它是这样一种理论，这样一种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明确地宣布站在全世界受苦受难、被侮辱与被损害、被压迫与被剥削、做牛做马的工人、贫下中农、穷苦人一边，它与阶级社会的统治者、剥削者、压迫者不共戴天。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这后一句《国际歌》歌词，曾改为“受苦的人”，但窃以为还是“罪人”有力度）。一旦消灭那毒蛇猛兽，鲜红的太阳将照遍全球。
三、它应允的是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生活新社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天翻身，地打滚。地覆天翻。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万年的枯树发了芽。
四、它唾弃私有观念、个人主义、私利、市场、利润、金钱、特权，它告别了一切低级与庸俗，它最富有批判性、斗争性、理想性，尤其是献身感、崇高感。
五、它充满激情、悲情、英雄主义，它综合了诗人、战士、烈士、慈善家、哲学家、当仁不让的政治领袖、冲在最前面的爆破手与敢死队、救苦救难的苦行者与坚持不懈的实践者多种角色，已有的哲学志在说明世界，而马克思哲学志在改造世界。哲学而能改造世界，壮哉！
与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比，与激进的革命理念相比，共产党的对手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意识形态体系，他们的理论魅力、学术高度、理念境界几乎是零。他们对于旧中国的封建主义传统的美化听来令人发指，他们本身就是老朽、腐烂、无能、软弱、拖延、抱残守缺、抗拒先进思潮、抗拒世界潮流、维护陈规陋俗的反动派、顽固派。他们是鲁迅笔下的赵太爷、巴金笔下的冯乐山、曹雪芹笔下的贾赦等抽大烟的、逛窑子的、整天梦想着灵魂出窍的蛆虫加废物的代表。尤其是他们不敢面对工农百姓与接受了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不敢面对欧美强势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同样不敢面对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他们的结局除了完蛋，还是完蛋，难道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二十、意识形态的尴尬与创新（2）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夺取政权的斗争特别是战争中显示了巨大的令人敬畏的力量。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1949年后，差不多各省市都建立了烈士陵园或纪念碑纪念塔，多少后人，得知了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后脱帽致敬，潸然泪下。然而，多么不幸啊，这么好的理念，却不足以令它组织与引导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落后、愚昧、无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富裕、公平、正义和进步的国家。
最好的理论，在夺取政权建设新生活上，特别是经济发展上没有达到最好的结果。这就难免有些尴尬。过去被我们的理论最为坚持的一批东西，例如一大二公，例如阶级斗争，例如兴无灭资，例如“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现在改了口啊。过去最最唾弃的东西，如包产到户、如商品与市场、如民营私营、如物质刺激、如私有财产，现在又时兴至少是被允许起来了，这也是不无尴尬。然而，这正是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机遇，这才是飞跃的起跑线，这也是得来不易的转折点。
于是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这是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万众为之热泪盈眶与山呼万岁的红太阳已经为有一定任期的执政党的领导人代替。高谈阔论、豪言壮语的年代正在为务实求富的年代所代替。厮杀缠斗、苦大仇深的年代正在为和谐社会、维稳为先的年代所代替。理念唯一、绝不言利的年代正在为寻租实惠、钱权结合的倾向所修改。
上边改变了过去的理论先行、先务虚后务实的习惯。现在是政策先行，实践先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白猫黑猫，先看你抓不抓得住老鼠。至于白猫抓住老鼠算什么理论，黑猫抓住老鼠算什么学派，不急，不急，以后再说，反正仍然是咱们自己的理论，不会自我否定的。
老鼠都抓住了一大堆，还怕没有理论吗？让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让社会大大地进步一大截，让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大大地提升，还怕理论的尴尬或者言说的发展变化吗？
一个只有中华文化才会有的说法：有些事，要说也要做；有些事，先做着看看，不必急着说，如国企的改革；还有些事，要大讲特讲，但讲讲，别忘记，也就行了。
这就叫心照不宣。这就叫天机不可泄露。
什么是幸福的生活？其实很简单，人均收入翻两番啊、800美元啊、三步走啊、小康与全面小康还有殷实小康啊，伟大的邓小平与其后的领导人，使我们的光芒万丈的理论发展得多么平实，使我们的锋芒逼人的信念，发展得多么好商量好接受好办事了啊。
农村一搞包产到户，立马农产品产量就上去了。阔别几十年的花生、板栗、山药回到了餐桌。还出现了孩子们不太认识的核桃、腰果、杏仁、夏威夷果、松仁。我1984年首次去重庆，发现重庆的菜市场上，把猪肉产品分摊销售，连续一大片一大块猪腰花，又是连续一大片一大块猪肝，再是连续一片五花肉，再一大片都是蹄髈，再一棚的猪头……猪肉类产品能够分门别类供应得如此丰富，我几乎为之热泪盈眶，从我出生，到日本占领时期、国民政府时期、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肉量如山、肉感如玉、肉色如花。而那时不过是1984年，改革开放不过是小试身手。
二十、意识形态的尴尬与创新（3）
我完全不明白，政策按道理讲是不会这样快变成物质消费品的，怎么有这样快的立竿见影的奇效？
工厂一与效益挂钩，面貌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私利私利，私利得到了承认，成为激活劳动积极性的一个因素。怎么解释呢？不是应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吗？理论的绝对性彻底性恰恰会带来理论的尴尬，大千世界，有几多是那么绝对那么彻底的呢？有例就有例外，有规律就有变异，有一分为二就有一分为三、四、五直到无穷，有斗争就有和解，有冤仇就有一风吹，有义正词严就有坐下来商量商量，而且商量出了一个美好的词——和谐。然后怀念到了中华老祖宗，和为贵、和而不同、和气生财，都想起来了。
咱们中国可真行，几千年的文化，各式的资源与说辞，多了去啦。说仇恨入心要发芽（样板戏词）就真发芽，说和为贵还真贵上啦。
许多年来，我们极度地憎恨私有制，现在，却要允许个体户、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建立与发展。我们曾经痛恨地主老财，而现在，则叫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同的说法汹涌澎湃。做是这样做了，有没有、需要不需要给个说法呢？直到80年代还在讨论，说是马克思说过，雇用七个或者八个工人还凑合，再多了就要算剥削了，这可不是教条主义的笑话，这是姓社姓资的大问题呀！
姓社姓资，不好讨论吗？不该讨论吗？兴无灭资，不让再提了，为什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能够和平共处与互补互利了吗？
有一阵子，《中流》杂志激动地破釜沉舟地强调共产党的名称不能改，他们是执著而且有一定背景的一些人，他们有这样的信息吗？历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或挑战来了吗？
我想起了胡适的著名命题：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提出这个问题，在当时条件下，涉嫌维护旧中国与阻挡革命。他受到了左翼激进知识分子的猛烈批评。现在呢，现在还能耽于社资无资的意识形态的清谈吗？无怪乎胡耀邦同志多次强调“清谈误国，实干兴邦”。胡锦涛同志的说法是“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是不是领导也有点怵咱们自己的高论了呢？
但也不是没有人严厉地批评改革开放，说是改革开放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这样的批语从来没有断过。这样的批评不是全无根据。只是执这样的批评的人渐渐离开了我们的世界，至少是一天少似一天了。今天的问题仍然不少，当然，今天的问题只能靠前进，靠更好的改革开放解决，而不是靠回到昨天，不是靠追回失去的天堂解决。
人们可能还不习惯于对“清谈”的中止。对于许多不事稼穑、不事工商、不事柴米油盐的人来说，清谈有多么给力！我不止一次地在个人的文字中谈到，不应把一些讨论清谈化，而又不止一次被责任编辑或终审编辑或印刷工人改成了“清淡”“清淡化”，这是偶然的吗？仅仅是由于言字旁与三点水偏旁的不易区别吗？是不是几十年的时而有之的举国清谈忽悠，已经使人们习惯了种种神来之笔的清谈，于是再不知道祖国语言中有一个带贬义的词儿“清谈”了？
说起清谈来也是感慨系之。如在“反右”运动中谈《登徒子好色赋》，说明宋玉对登徒子的攻击手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与“右派”分子对于党与社会主义的攻击手法相近。要不要给宋玉补划一个什么分子呢？“反修”时谈晏殊的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就是说落去的花儿是苏共，归来的燕是我们吗？而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谈枚乘的《七发》，证明对“大跃进”感到不安者是患了楚太子的抑郁症，需要准浪漫主义的心理治疗。敢情早在弗洛伊德出世前我们这里已经有具有资格执照行医的心理咨询家枚乘大夫啦。而在“文革”后期，最好谈《水浒传》，研究宋江是怎样背叛了晁盖的革命路线。这是天才，这是奇想，但这也是色彩缤纷的肥皂泡。没有清谈的政治是寂寞的，而清谈多了确实一定会误事。
二十、意识形态的尴尬与创新（4）
还有把对林彪事件的震惊转化为清谈的艺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鸟要飞，再加杜牧的“折戟沉沙铁未销”的吟咏……
我们的许多文字编辑已经不会用清谈二字，但知滋味是否清淡，不识高论是智慧与勇气，还是仅仅是个误国的清谈啦。
欢迎外资。老百姓编段子道：著名歌词里的“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一句，已经改为“夹着皮包回来了”。到了新世纪，人们还在网上炒，说是司徒雷登的遗骨来到了中国，说明毛主席的“别了，司徒雷登”的指示，也被背弃了，司徒雷登的骨灰，最终还是葬到中国来啦。
新世纪，镇江设立了赛珍珠的陈列馆，合肥设立了李鸿章的纪念馆，同时都保持低调，因为这两个人过去都被视为反面人物，后来也没有正式改动。
抗美援朝期间我们曾经进行过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的教育运动，我们曾经断言，美帝国主义只是纸老虎……我们曾经讲述前苏联的十恶不赦……如此这般，要开放了，要与他们打交道了，现在的说法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又一次革命。这次革命很必要，很好。“文革”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物极必反，革命革到“文革”那样的程度，人人都知道不能沿着老路走下去了。但是理论上意识形态上发展经济与改革开放远不像夺取政权的革命意识形态那样丰盈饱满、激情悲壮、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上纲上线、严丝合缝、无懈可击，而且是惊天地而泣鬼神，大气磅礴，扭转乾坤。
这次“革命—建设—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务实得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时富裕或平均富裕。
我们党的一位大秀才，经过考证，在一个郑重的场合提出，他查阅了马恩的经典，马克思或恩格斯，并没有说过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听着都觉得奇怪，这位我所敬重的老前辈，怎么比我还天真，我要狂妄一点说，还幼稚？马恩说没有说过要什么紧？关键在于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不是说了吗，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还有不能唯上唯书，只能唯实！还要看中央是怎样决断的，邓小平是怎样指示的。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指马克思本人或者加上恩格斯的论断，不是单指某个特定的学派，它是客观真理的代名词。我们尤其是要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与理论本身的发展。如果不把发展生产力看做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难道任务是别的？历史答应吗？人民答应吗？党心民心（这是毛泽东最爱说的话）答应吗？把发展生产力当做主要任务，这就是客观规律，这就是执政兴国，这就是顺天应人，这就是改革开放，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背诵原文、念念有词，难道就是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