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要的说法：共产主义。一位同志在担任了宣传部门的主要领导以后，开宗明义，第一个工作报告叫做《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但这并不符合更上面的精神。其后，我还读到过网上的报道，说是一位学校的老师在与学生答问时说过，共产主义是千百年后的事。终于，后来在江泽民同志的一个报告中对此有一个说明：共产主义是长期的目标，过早地预言预测议论，是并不可取的。
二十、意识形态的尴尬与创新（5）
这样，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有过不少意识形态上的困惑与尴尬、争论与冲突。光一个邓丽君就争了个不亦乐乎。有的领导赞成邀请她来，有的反对，30余年后，稀里糊涂也就解了禁，中央电视台做了纪念她的专题节目，由资深主持人赵忠祥主持了这个系列节目。在北京，还举行了邓丽君歌曲演唱会。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有很多人喜欢她的歌曲是事实。她的歌曲属于流行歌曲，她谈不上是一个歌唱艺术家也是事实。听她的歌也有美好的情操，也还文雅清纯，并无邪恶与龌龊，这也是事实。而当年，怎么会成为那样的争执的缘由呢？而现在，怎么就不用争了呢？
当年从邓丽君一直争到国内的李谷一与朱逢博，因为她们唱歌时用了一点气声，因为她们唱得抒情，当时的说法就叫做软绵绵，叫做靡靡之音。为此，正经八百的音乐评论家在党报上撰文提出了批评，认为那样的歌曲与社会主义、与共产党、与红色文化的战斗风格不相容。顺便说一下，中国历代一遇到社会风气不好或其他令人不快的现象如刑事犯罪、政纪松弛、风纪涣散，就会责备流行歌曲。早在解放前，就有人出来责备靡靡之音，甚至将曲艺演唱单弦大鼓等也划入靡靡之音，闹得评书艺术家连阔如——当代著名评书艺术家连丽茹的父亲——站出来反驳。
这些事让我想起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一风吹”。他说的是中苏论战。往者已矣，来者可追，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谁能纠缠于过去？谁能不更重视当下？佛家也讲“活在当下”。不“一风吹”，你纠缠得过来吗？你不怕再激发出新的纷争来吗？晦气的是写作人，是作家，他们有时候重视记忆超过了现实利益，重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与“喀秋莎走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绝对超过噢噢叫着的《忐忑》。他们只能自找苦吃。记住，有时候，有些事，不“一风吹”，你没有别的选择哟！
现在不是时兴说什么“回到原点”吗，其实不必一定是原点，只需要回到一个“前点”就行，让我们回到人们眷恋的20世纪80年代吧：我们已经走出了多么远的路！
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之风渐长，美国就有这样的电视新闻纪录片了，题曰：《寻找毛》，什么意思呢？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毛泽东过世不过五六年，中国的社会风貌大变，中国青年在听好莱坞与港台歌曲，中国女孩子在烫发和使用化妆品，中国人在追求与珍视日本家用电器，在积攒美元等外币，在扭腰摆臀跳“迪斯科”，在弹吉他。
是的，人们说在故宫的筒子河附近，1979年底出现了一些弹吉他的青年。青年作家刘树华写了名为《吉他的朋友》的小说，很有新意。
1980年我访问美国，看到一些旅美台胞。当他们知道我会唱台湾的电影插曲《橄榄树》和校园歌曲《乡间的小路》的时候，他们大吃一惊，而当我聊到凤飞飞的怀旧歌曲与林青霞的电影的时候，他们也许更为吃惊。我从来不把文艺的东西划分成政治壁垒彼此对立起来。我常常倾心于革命歌曲、前苏联歌曲、老区歌曲尤其是陕北民歌与山西民歌，是的，当然，我最爱唱红歌，虽然我从来不用“红歌”这个词。因为我难于用某种颜色来形容例如刘天华或者瞎子阿炳、舒伯特或者德沃夏克的歌曲或者如歌的器乐作品。同时我认为从贝多芬到约翰?丹佛到约翰?列侬直到猫王尤其是聂耳、冼星海、贺绿汀与罗大佑都是好听的，是可以敞开心扉接受的。
二十、意识形态的尴尬与创新（6）
说是一位著名劳模，后来同时是高级的领导干部，去了一趟深圳。参观了两天以后，他或她哭了，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一杆红旗还在，这里（的社会主义元素）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人编了曲儿：“辛辛苦苦四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有一位很有身份的戏曲艺术家，是周总理的座上客，是周总理帮助她确定了生活方向，她当过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文联与剧协的委员理事……可能还有什么三八红旗手之类，演员是解放后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的一部分人。她还当过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几乎当了领导干部。到了21世纪，听了半天关于剧团体制改革的说法，她费了老大劲，最后说：“我明白了，还是与解放前一样。”
那几年的深圳和珠海也真有趣，花城杂志社、花城出版社那时常常组织一批北京的与一批湖南的作家到深圳与珠海参观。北京这边去得多的有杨沫、谌容、我，而湖南那边，韩少功、水运宪、谭谈等都是常客。到了深圳和珠海，有一件事就是参观旅馆，这事太逗了，居然是一批“严肃”的作家在那儿煞有介事地参观正在修建或刚刚完工的旅馆，给大家看从意大利进口的光滑如油的地板石和彩色玻璃，看什么“总统套间”的豪华奢侈宽大，总统有一间特大的卧房，总统夫人在对面的一间。我想，参观的含意不会是鼓励诸位作家将来去竞选总统，但至少作家应该懂得当总统的风光，懂得一改革开放，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咱们引进了多少风光与享受！否则不是你有没有资格去享受占有当总统的一切优越性的问题，而是你连知道也不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优越的可能性的问题了。
我们也被邀请去看歌舞厅，去听靡靡之音，去喝五颜六色的冷热饮料。连饮料这个词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口”到中国的。对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民来说，99%的人知道的饮料就是水，当然是水。邓拓写过一篇文章《白开水最好喝》，批的时候说他是攻击中国人只能喝到大锅清水汤，而大清——太清的这个恶毒攻击的说法来自赫鲁晓夫。改革开放后人们居然知道了，外国人喝果汁。果，已经是奢侈品了，果还要榨成汁喝，过去的万岁爷和皇太后也没有想到过啊。
得到当地的朋友的帮助，我们到了深圳和珠海要在黑市上换“港纸”或澳门币，在深圳和珠海，要“港纸”而不是人民币才好用，也才有面子。
呜呼，伟大的祖国，羡港慕澳（门），夫复何言？30年过去，现在是人民币大为吃得开的时代了。
在深圳与珠海，也完全可以包括广州，有一条就是开放，所有的干部、所有的职工，都对意识形态的上纲上线不那么敏感，干脆说是不那么感觉有兴趣。他们关心的是挣钱，是快步赶上港澳，是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是对付着“左”，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文人们一到广东，特别舒畅。胡乔木同志曾经与我交流，说是他读了一篇中篇小说，描写改革开放的伟大与艰难，作品的“光明的尾巴”是，主人公决定次日出发到深圳去闯生活了。胡乔木同志感到不安，他说，怎么这像是解放前的小说里描写一个在国统区走投无路的人要去解放区？
当然不能这样类比。但是我还是要提到一个情况，我常常有机会在深圳见到一些年轻的文友，他们原来在其他地方，遇到了某些麻烦、某种压力，他们来深圳了，小日子过好了，钱挣得也不少。例如因为诗歌讨论而受到点名批评的徐敬亚、王小妮夫妇，例如写过很别致的小说《高原》的谭甫仁。还有等等，等等。
广东的老领导也给文人们留下了好印象，在动辄发现文艺界的歪风邪气的年代，在动辄认为改革出了问题的年代，广东省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有一句名言：“莫把支流当主流，莫把苗头当过头。”他的此语得到了作家同行们的欢呼。
广东人还嘲笑北京人：“连活鱼都吃不上，还整天说什么政治局呢！”
北京人也嘲笑广东人，他们说不清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谁，他们写华国锋的名字时常常把“锋”字写错。
这就是美好的，也是天真的80年代。
往事喽，现在，广东早已经不是一个话题了。就像邓丽君、气声唱法、选美、《安娜?卡列尼娜》中对“老干部”的描写早就不是什么话题了一样。万物都是在变化不已，有的需要调整政策，作出决断，构建说法，克服阻力，有的改变了也还有反复，还不断有人提出复旧的呼吁，应该说是革命的原教旨主义。但更多也更靠得住的恰恰是只需积以时日，诸事水到渠成，有的原来闹了个翻天覆地，现在只需轻轻一风吹。有的原来碰了个头破血流，现在则已经司空见惯，习惯成自然。噫，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大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我们的意识形态正在大步前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了执政党的思想建设。也许一开始，你没有完全把握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是看一看呀，为什么有些人那样如临大敌地看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们的鼻子不是比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人更灵敏吗？他们搞反对这一思想的签名。而在一个理论单位，还有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呢。我就是从反对者那里觉察到这一理论发展的意义不小的。
而科学发展观，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本书从头到尾，都表现了作者对于我们在执政兴国方面的不够科学的教训的痛惜之情。但愿今后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决策，能有更多的科学的含量、科学的手段、科学的决策，更重要的是上上下下，都需要更多的科学精神。
变了，变了，前进了前进了，更麻烦了更麻烦了。随着前进、发展迎刃而解的问题多半是旧的问题，随着前进与发展产生的是新的麻烦、新的牢骚、新的不满。改革是又一次革命，邓小平这样深有感触深有思索的话语，怎么没有得到我党我国的那些大秀才们的更多的阐发与解读呢？想想这句话的分量吧！
二十一、新话如潮——80年代一瞥（1）
80年代在政治、政策、大政方针上有各种新鲜的说法，影射延伸下去，社会上也出现了多种新名词，文件、文章、文风也与毛泽东时期大大地不同了，可说是好话新词如潮。
先是平反、昭雪、冤案、迫害、浩劫、改正、恢复名誉等重申正义、天网恢恢、水落石出的词儿。
接着有改变了思想与政治格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有一说，叫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是四个现代化。中国能实现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与现代科学技术，只这样一想我就五内俱热，我甚至想嚎啕大哭！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个近乎大实话的说法。呜呼，伟大者的失误并不是由于误解了高深的学问，而是由于违反了大实话。你搞的“社会主义”千好万好、千姿百态，就是多了一个字：穷，能说是成功的吗？
富民政策。我党在国与民的关系上的认识取得了突破。
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是“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是“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我后来才知道这个说法的创意人发明人是高占祥同志。一位高级领导，本人也受过多年的冤枉与封杀，我说的是黄克诚同志，曾经上书反对上述的五四三。五四三也是正式的说法，有一阵子各地党委成立了五四三办公室或五四三委员会。黄老主要是不喜欢那个“美”字，美什么？一美就沾了资产阶级啦。
全国提倡学习说几个礼貌用语，包括“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有点像补幼儿园的课程。《诗刊》副主编、诗人刘湛秋在“八九风波”后受到了党纪处分，他拿着处分文件到了党支部有关人员那里，他说：“你好。”并退还了有关文书。对方说：“谢谢。”并接受了退回的文书。“对不起。”这第三句礼貌用语是谁讲的我没有完全弄清，然后是另一方说“再见”。四句礼貌用语全用上了。人们体会到了五讲四美三热爱与普及礼貌用语的功效：文明程度是在增进。
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一共“三个一点”，最早是华国锋同志讲的。白桦为这“三个一点”写过诗，提出“一点就透”，可能还有“就破”呀什么的，令人浮想联翩。
按照当时基层干部的“民间”说法，与“三个一点”相对立的还有一种方针：一慢二看三通过。这个一二三是交通安全宣传用语，倒也通俗形象。这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大家感觉心里没有底。
后来说是步子太大出现了洋跃进（以为通过进口可以购买出一个现代化来）的问题，还有什么投资规模过大的问题。然后是说经济、投资、基建要退，而且要退够。
“三个一点”啦、退够啦，这些说法都带有中国的农业国家特色，亲切则亲切矣，缺少的是绳墨的精准。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爱护人才。这些说法说明与过去搞运动时期的人海战术已经有所区别，正在从民粹道路转为开始注意到发挥“精英”的作用。
对“精英”一词也其说不一，有人认为此词是资产阶级祭出来压无产阶级的，有人认为承认与依靠精英是不可避免的。30年过去了，对于这个词的讨论并没有怎么展开，但“精英”一词依然不冷不热地存在着。
二十一、新话如潮——80年代一瞥（2）
“精英”一词令人联想到过往的岁月更常用的“英雄”一词。“英雄”一词更多的是讲斗争，讲民间的忠诚与忘我，如小车不倒尽管推之类。文艺曾经接受了写英雄人物的使命。这个词一直用着，声势不如改革开放以前了。
清谈误国，实干兴邦。反对假大空。我的印象是胡耀邦喜欢这样讲。胡耀邦还喜欢讲“振兴中华”。这原来是孙中山提的口号，原意有反对清朝的内容，与胡耀邦的用意不完全相同。这些说法说明了对于学风、文风、党风的转变的期待与爱国主义的情感正在蓬勃。
要把阻力变助力，要把压力变动力。这是讲改革开放的。压力变成动力，言之有理，因为压力要求的是你好上加好，效上增效，对于有志者来说，有压力才更要干得出彩、再出彩。至于阻力变助力，则主要是文字发音的游戏，一个zu变成zhu，倒也有趣，内涵不多，多少表现了改革者的苦口婆心，没有那种不跟着我走的滚他妈的蛋的粗鄙与蛮横。
建立干部的梯队形结构。要建立第三梯队，扶上马送一程……是讲干部接班的。后来不怎么这样说了，原因是接班人定早了、说早了，往往到时候不能实现。我们的生活的计划性、可预见性，都还没有发展到那样成熟的地步。我们仍然脱离不了必要的随机应变与常有的临时调整。
把新一代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这是邓小平1980年向青少年们提出的要求。有理想，谈何容易？人们说，“文革”使我国面临了“三信”——信任、信仰、信念危机。《中国青年》上刊登了一名女读者潘晓的信，说是她把什么都看透了。热烈的讨论并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而后又查出来，潘晓是刊物编辑部制造出来的一个人物。有领导同志批评这件事。但所谓潘某的看透论是事出有因的，而且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鲜明的答案。仅仅将我们的理想解释为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与发展战略上的三步走，人们并不满足，这里还牵扯到终极关怀问题、大同世界即共产主义的远景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使命意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中央领导还一贯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说明了上边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这方面的关注。但同时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有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老领导，囿于原有的强大的意识形态的清规戒律，对于改革开放若即若离，他们在新时期，可能有点寂寞与开始边缘化的趋向。
在文艺界的一次学习讨论会上，被认为稍稍“左”了那么一点点的林默涵同志说道，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这令我一头雾水。莫非说搞资本主义是自然而然，搞社会主义却要苦口婆心死撑硬顶吗？
“新时期”的说法也很深入人心。将十一届三中会会后定为进入了新时期，已经被广泛接受。以致谈新时期的文学的时候，有极好的同志劝我，不要从刘心武的《班主任》谈起，因为那篇东西是1977年出版的，当时还没有召开三中全会，还是华国锋主政。其实文学不会那样与政治生活同步，文学家敏感一点，其作品仍然是迎接新时期之作，把文学的年表与大事记和政治程序结合得如此紧密来思考来研究，这其实是中国外的别处少见的。
二十一、新话如潮——80年代一瞥（3）
后来有教授们建议将新时期的说法改为“后文革时期”，有理倒是有理，但此说未得到响应。
与新时期具有同等意义的一个词是“转型”。我不知道此词是不是最早出现在境外。我最早是听到时任北京市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大明同志讲过“转轨变型”。我理解的转型主要是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发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越来越占重要地位。80年代，还没有大张旗鼓地讲什么市场经济。有一次我与一位领导同志谈到转型，领导同志说，那是外边的讲法。我解释了我的理解后，领导同志点了点头。
在谈当代文学史时，胡乔木提出一个重要意见，文学史应该以作家作品为纲，而不是以文艺战线上的政治运动与文艺政策的沿革为纲。
不能事事决定于长官意志，此说在80年代风行一时，后来渐渐不见了。
英国人帕金斯的著作《官场病》有一阵子很畅销，许多高级领导人提到此书，包括很少接触外国著作的同志。我也找来了此书，印象较深的一个是说，巨额预算，如航天经费容易通过，因为议员既不懂航天，也想象不出那么多钱是个什么概念，而公务员茶歇时的饼干经费，却可以引起长时间的辩论而无法表决，因为议员人人都有对于饼干价码的知识。还有一个是说，为什么机关工作人员越精简越多？主要是大官交班时不能把自己的权力转给一个人，必须一分为二，让两个人掌管他一个人的工作范围，才好继续发挥影响力。另一个是说，一个官员不甘心退休，那就频频地派他出国开会好了，累他几趟，到头来他肯定要写退休报告。还有一趣说，两个人条件实在难分轩轾，咋办？问问异性人员对他们二人的反映即可……
于是提倡“观念更新”，前面已经提过。例如人民代表听了政府工作报告，不该老是说受到教育与认真学习，而应该是认真审查，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
比如说对于自己的能力与作品，不能一味谦虚，而应该表现充分，敢于竞争。对于自己获得的利益应该理直气壮。应该有维权意识。
过去毛主席强调的是“谦虚使人进步”，现在则有一说“谦虚使人退步”，原因是你太谦虚了，表现不出自己的能力与本事来。
知识分子被请去讲学，一开始说有酬金，许多中国人大吃一惊，作报告还要钱，这成了什么体统？现在改过来，劳动应该付酬，知识自有产权。
还有公务员是公仆，不是你的衣食父母、恩人神灵。川剧《乔老爷上轿》的名台词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其实为民做主的说法并不现代，也不先进。其实为人民服务是咱们一贯的说法。少奇同志特别向时传祥同志讲过，他与时传祥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这个用意当然极好，但听着仍然不感到忒踏实放心。
反过来说，一个官员能够为民做主，即使带有封建味儿，也比坑害压榨百姓强不知多少。
有的观念虽好，如公仆之类，操作起来落实起来有难度。有的观念再更新，具体事仍然办不痛快。有的是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人热衷于更新，多数人还不知就里呢。还有的观念更新就是讲究吃喝金钱美女之类，与其叫做观念更新，不如叫做观念沦落与复旧。
总体来说，我不是不欢迎观念更新之说，首先，它突破的还是极“左”的教条主义与专制主义，它带一点新启蒙的意思，可惜在我国，起哄容易认真难。
二十一、新话如潮——80年代一瞥（4）
问题是与此同时，观念的复旧也不能说不是问题。90年代初期，人大代表有提案，应该在宪法中规定“孝”的概念。这就很令人吃惊。制定宪法与法律，本来是一个很先进的事情，孝其实很自然，怎么到了吾国闹得这么大发？老子早就讲了，国家昏乱有忠臣，六亲不和有孝慈。亲属关系、血缘关系，当然是很自然的亲近关系，弄得那样人为化做什么？欧美没有“孝”字，但是人家绝非不孝。我亲眼目睹过许多好的人和事，还有许多例子，包括读狄更斯的小说、读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读奥尔柯特的《小妇人》就会知道。某些场合的他们在开支上的AA制，恰恰避免了在经济利益与钱财义务分配上的尴尬，避免了许多类似侯宝林的相声里描写的那种表面上的慷慨大方，实际上的吝啬抠门，避免了又死要面子，又生怕吃了亏的做作，避免了心口不一、丑态百出的“段子”继续在我们的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循环上演。
再回过头来说那一段时期的一个重要的说法：闯红灯。
不用废话，闯红灯就是说法律或上级行政领导所明文禁止的东西，你也可以大胆去试，可以从中获得更不俗的成绩。这话明显地带有几分匪气或痞气，但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事实是，“文革”后安徽农民的包产到户就是硬闯红灯，参与其事者甚至订了生死文书，谁若是由于包产到户丢了命，其他人负责抚恤死者家属；谁若是由于包产到户坐了班房，其余人负责打点料理。小平同志说过，改革是要“杀出一条血路”。他不愧是军事指挥员，他充分认识到中国在“文革”后处境的险恶，没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就只能坐以待毙。对他老人家的悲壮的决心，我们很多人还没有咂出真正的滋味来。
一面是血路，一面却是微笑。80年代需要党的领导与政府提倡微笑，有许多说法，如“微笑在广州”“微笑服务”。有一年我去南方一个沿海新兴城市，许多酒楼的服务人员戴着红带子，上写“微笑”字样，但脸上并无笑容，她们只是微笑在红绸子上，我看着很难过。有篇小说还描写过一个家门不幸的农村女子，到城市打工，被老板逼着微笑，而心中十分伤痛的故事。那就成了惨痛的微笑啦，唉。
30年过去了，到了新世纪，微笑多起来了。这也算是进展吧。
2011年上演了从英国引进的音乐剧《妈妈咪呀》，说是一个女孩结婚，她想请自己的生父来参加婚礼，结果请来了妈妈的三个老情人，其一后来与妈妈结了婚。剧情这里不拟探讨，我说的只是一些外国艺术经纪人来华看了此演出后，反映最强烈的是中国青年人竟是这样高兴。
那些年常说学习（境外）先进企业管理经验，还有同志提出先进的企业管理也属于精神文明。湖北聘了一个德国人当国营企业的厂长，搞得颇热闹。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人气非常汹涌的大国，我们这里虽然缺乏某些资源与教养，但我们不缺热闹，在中国，你永远不会寂寞。
1986年经济上有一个说法是“国际大循环”，内容是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搞好来料加工之类的“三来一补”，通过国际贸易与协作，解决我们的内部需要。一个德国汉学家说循环的说法是极富有中国特色的。
更早的说法是“三通一平”，“三通”是说深圳之类地方的开发，一定要通航、通电，也还通什么。“一平”则是说平地，三通一平了，才好开发。
二十一、新话如潮——80年代一瞥（5）
邓小平同志在深圳蛇口题过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其后有人多次对此提出质疑。
1986年，我在上海听到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小潘同志说：“现在的事情是红灯绿灯一起开。”太妙了，形容得好。一面是既定的规则法律特别是严肃的民主集中制；一面是大胆尝试、探索的鼓励，在前者亮起了一盏又一盏红灯的同时，后者又在鼓励你向前向前向前。底线在哪里？今天的底线明天还算不算数？是定数还是变数？
与红灯绿灯同时的说法就是政策的多变与不变。20世纪80年代，这方面的说法有多少啊。“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趁着共产党没有明白过来，赶紧赚钱吧。”
而在21世纪到来之后，我又在斯洛伐克，听到了人们说，在欧洲某国，凡是没有明文禁止的，就都是允许的；在另一国，凡是没有明文允许的，就都是禁止的。在俄国，不论明文禁止的还是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而在中国，一切法律规定允许的或者不允许的，都可能被允许也都可能不被允许。原因可能是指中国的人治。一个美国学者说，他住在北京的一个友人那里，派出所指出他违背了有关登记临时户口的规定。但，又指出他来是为了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故而没有找他的麻烦。其政治挂帅，其灵活处理，在美国都是不可思议的。
我对“一起亮”这个说法太有兴趣了，我写了《来劲》这篇短篇小说，主人公叫项铭、向明或者祥命，他去出差或者旅游或者充军。这是大意，不一定是原文也不需要是原文。我要的是表现这种红灯绿灯一起开的热烈、缤纷与困惑。一篇2000字的小说，招惹了20余万字的评论争鸣，辽宁的评论家刘齐曾经想编一本《来劲不来劲》，他快编好了，他出国走了。
这篇小小的作品引起了北京市市委宣传部一位与我同宗的领导同志的怒火冲天，他应该说是气得够呛。原来一篇不中意的或者不习惯的或者不顺心的小小作品，能把人气成那个样子，此前我还不知道。据说雨果当年有一部戏，由于形式与内容太不寻常，演戏的时候剧场附近甚至发生了游行示威，街头抗争。我明白了。
好你个红灯绿灯一起开，你害了多少人！
第一个向我讲到红灯绿灯一起开的小潘，也很不寻常，他的经历富有20世纪80年代特色。他曾任清华大学党委领导干部，后来调到上海当宣传部长。他很机灵潇洒乐观。1987年，随着胡耀邦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他也大为受挫，随后一蹶不振。而在90年代，他因为更离谱的嫖娼之类的事情“双开”受（到）刑（事处分），现在他可能在企业界，祝他后运平安。
也许我不应该提这些水还没有开——沸腾好的壶，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然而回味80年代是有点意思的，有人拿80年代当美梦来回味。现在50多岁的人那时是20多岁，是多梦的年华，回忆20多岁的事情，用屠格涅夫的话来说：“连悲哀也给你以安慰，连忧愁也给你以欢乐”。前些年对于80年代的回忆潮，就是这样掀起来的。
社会主义也好，治国也好，为人民谋幸福也好，具体做法都有待于摸索。在北京市文联的一次会议上我听吴组缃教授讲过，治国就像给人脊背上搔痒痒，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一会儿“左”了，一会儿“右”了，一会儿劲太小了，不解痒，一会儿劲太大了，搔出了血……吴老还批评国民党没有认真地诚恳地搔。他讲得通俗也很阳光，当然我们的教训不像搔痒痒那样轻松。
二十一、新话如潮——80年代一瞥（6）
我也回忆80年代，微微一笑，喜中略悲。
也许共产党人多了一些天真？我当真认为，有几位姓胡的领导比我更天真些。因为我划入过另册，我曾经自我放逐到了边疆，我曾经体会到了最底层的滋味。我曾经与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人包括劳改释放犯、被管制分子、各种新的底层人物打交道。
80年代邓小平同志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共产党员必须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否则你可以退党）。此话一说，管住了不少出格的人和事。但仅仅是“保持一致”似乎仍然没有解决思想认识上、理论观念上的问题。也许此话的用意在于行动上局面上不会搞乱，然后改革好了，开放好了，生产力上去了，有话再讲。这也是他的“不争论”的意思。他的用意是压缩理论性意识形态性口水性争论，用实干、实际效果来解答那些复杂的言语的分歧。
大政府小社会还是小政府大社会？这也是当时大家喜欢思考与议论的话题。有关的还有政企分开等。这方面也在后来有了些进展，当然仍是任重道远。
80年代曾经十分强调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形成正式文件时才加上了革命化这一化。社会上与外国议论中国正进入“以技术官僚取代行政官僚”的时代。外国人的这些说法，至少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没有过多久，许多新兴人物，不知所终了。我就任文化部部长时，胡耀邦曾找朱厚泽（时任中宣部部长）、钱李仁（时任《人民日报》社长）与我谈话，说我们三个人是“跨世纪的干部”，我听了大悲，因为我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说好，只干三年的，耗到了新世纪，怎么得了？老天有眼，没有等新世纪到来，这三位部长全下来了。
彭真同志讲到赫鲁晓夫的时候说过，像赫这样的人不过是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意即赫在政治上是站不住的，可能夤缘时会于一时，很快就会被历史淘汰。他说中了。80年代的中国政坛，来去匆匆的过客还真不少呢。其中我非常喜欢一个人，虽然与他从无来往，他就是叶如棠。他曾任城建部部长，后来他担任副部长，多么可爱！
但是时间并不是衡量一个政治家或一个人物哪怕只是一个官吏的唯一标尺。卡扎菲担任利比亚领导人42年，穆巴拉克担任埃及领导人30年，加上他们原来的军人经历时间就更长，他们当然并不来去匆匆，然而对他们无需佩服羡慕。
我在担任了文化部部长之后，写过一篇小说《球星奇遇记》。金克木老师读了，认为我是夫子自道。我在此作中曾经大胆戏言，对于“干部”来说，第一步，是要求他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变外行为内行。仅有这一步还不够，他必须再努一把力，更上一层楼，再从内行变成外行。就是说从此不再受业务规律的束缚，不受内行争端的沾染，不为专业的发展与挑战而动心，不为十足外行的指挥而愤慨，永远不会只见树木而忘记了森林。从内行再变成外行后，要敢于说一些虽不内行却十分必要的原则话，要不惜得罪同行，要坚决贯彻一些粗粗一看对本行业本专业不利，但从全局来看有不得不如此的道理的意图。我写的那位球星，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第二步的转变，才陷入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内心痛苦的境地的。
我的戏言，其实应验了。原来外行领导内行有时比内行领导内行更可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转变的前夕，又会提出干部的知识化与专业化的问题来的。
二十一、新话如潮——80年代一瞥（7）
变化，变化，变化，中国的各种变化是太多也太快啦。有说中国文化的源头在于《易经》，易经，就是变化之经。很少有哪一个国家的人，在20世纪与21世纪初经历了那么多易变剧变。剧变与维稳，有时并不那么协调。
我想起小潘，还想就此说一个话题。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这是一个好的提法，怎么样选拔这样的“四化”干部呢？如果仅仅有自上而下的选拔，即领导同志的选拔，仍然未必能恰当，仍然摆脱不了如百姓所说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则是“不服不行”的随意性与专断性。
大力提倡干部“四化”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仍然留下了某些值得回味的往事。
1985年夏我刚刚访问德国回来，接通知到中南海出席一个会。会上领导同志让我们提名文化部部长的人选。参加会议的有徐惟诚、唐达成、于是之等。后来才知道，领导同志听到了对于英若诚同志的推荐，便说要找来一谈，但领导同志忘记了老英的称呼，便说是演《茶馆》的一位演员，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当然地认定那当然是院长、北京市市委委员于是之了，便找了于是之。然后是我听到了此事，便努力使英若诚的到任成为事实。
可能有许多好心，可能有许多期盼，可能有许多真诚，但是我们的政治家需要更多的严密、更好的程序、更明文确立的制度、更有效的监督与纠错机制。否则心再好意再诚仍然是人治，带有太多的偶然性与变数，带有碰运气的性质。
我们怎么那么爱说话、会说话、说过那么多留下深刻印象的话！
当年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只有两个字：松绑。它指的是一些规章制度成见偏见束缚了我们的手脚，束缚了我们的生产力的发展。但笼笼统统说松绑，未免玄乎，这甚至有点鼓励乱来的意思。不久又出来了一句话，“党的纪律不能松绑”，这好像也不完全合榫。它反映了认识与掌控上的参差。一个大人物放风要放炮，一个更大的人物则说要摊牌。我们的谈经济谈政策的话常常会偏于通俗化文学化估摸化灵活化，而总是做不到科学化准确化明朗化。我们的太极拳与中医气功的传统还是太厉害啦。
80年代初期鼓吹万元户。1982年以后，我到南方听到的已经是：“万元户是困难户，十万元了才起步，一百万元不算富，一千万元探探路。”
当然多少万元才算富，这里也还有汇率与通货膨胀的因素。1980年我首次去香港，听说一个名教授月薪数万元乃至十万元，我都无法相信。现在明白了，不过如此。
80年代有一句“民间”话值得回味：“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这来自毛主席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上作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后的一句歌词，原文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唱起“谁也不怕谁”来了呢？它反映了思想的活跃，反映了斯时的红灯绿灯一起开的现象，反映了“文革”的后果之一是党与国家的掌控力量有所放松，铁板一块的局面有所改变。当然，这也酝酿了此后的某些社会冲突与分道扬镳的可能。
……人的一生会和许多人物与话语有关。回想过去，我童年的时候喜欢电影演员周曼华，喜欢《小妇人》与《爱的教育》。我少年时代喜欢保尔?柯察金，喜欢唱或者说或者想：“我们的青春像火焰般的鲜红……”青年时代我喜欢《青年近卫军》里的刘巴，喜欢说：“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喜欢季米特洛夫在“国会纵火案”的法庭上自己作的辩护词：“它（指地球）转动着！”与“不做铁锤，便做铁砧！”“反右运动”后我爱琢磨的言语是“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红楼梦》），“文革”中我最受触动的是《沙家浜》里的唱词：
二十一、新话如潮——80年代一瞥（8）
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
这几天，多情况，费猜想……
而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我想着的是“民心不可侮”“踏遍青山人未老”“这一切都是真的吗？”，用影片里最俗不可耐的一句话说：“这不是做梦吧？”
也许那个时候最中听的一句话是：“小平你好！”
也许你能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说“最好的时期”了吧，为这样一句大实话，有几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人作出了歇斯底里的反应。而且最好的时期云云的发明权不在王某，而是美国大使芮效俭。
到了90年代与21世纪，新的、极好、极重要、深得人心的提法与口号就更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团结也是生产力。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回头看。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科学发展观。三个（理论、制度、科技）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时俱进。防止和平演变。一百年不许变。政治文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维（持）稳（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我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的理解也最简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当然就是社会主义，就是珍惜保卫、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力提倡求真务实的作风。
我也很赞成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组织（如人民政协就这样提过）、创新型社会、创新型政党、创新型组织的说法。我希望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这学习、创新二型目标努力的果实与经验。
经济上有宏观调控、拉动内需、最惠国待遇、WTO、与香港和台湾的互惠协定、生态园、文化产业园……反面的则有山寨版、假冒伪劣、添加剂、地沟油等。市场经济更带来了包括对于文化的新的说法：精品、卖点、品牌、包装、大片、贺岁片、炒作……
政法方面有令贪官胆寒的“双规”、令罪犯丧胆的“严打”等。
体育上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从零开始、战胜自己。
生活上有裸婚、剩女或剩男（原名大龄未婚青年）、驴（旅）友、平台、人肉搜索等。
受外语影响的有作秀、模仿秀（香港人则将秀称作骚）、可读性、派对，兼受广东话影响的还有打的、埋单、泊车……
中华民族是一个能言善辩、能说会道，话语比雨点充沛、比繁星还光闪闪的民族。中华民族却又是一个提倡内敛、不喜欢外向，相信祸从口出、宁可寡言少语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戒慎恐惧、偏于保守的民族，常常视新异为妖邪。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求新求变、赶时髦、追风逐浪的民族。每逢改变，新语如潮。以致80年代颇有人发出新名词太多啦的微词。中华民族是敢于、善于、长于自我调整与改变的。所以，是中国而不是前苏联与东欧成功地进行了改革。中华民族的新语如潮，又反映了不无浮躁与浅薄的思维特点。许多语重心长、内涵丰富深刻的话语淹没在或混同在潮流之中，而后逐渐淡化了。许多哗众取宠、大言欺世、夸张咋呼的话语到处张牙舞爪，其实嘛也不是。真希望有专家出来，仔细梳理梳理、研究研究、解读解读、评价评价，哪怕只是记载记载伟大祖国的一些历史的大转折当儿，上上下下、官官民民、城城乡乡、各色人等中煞有介事地传诵过的新老话语啊。
欢喜、忧患、未来
二十二、物质生活、钱、腐败（1）
共产党是讲唯物论的，但同时是最强调精神的。“文革”当中有一段毛泽东语录被广泛宣扬：
……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