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奋斗，这是中共制胜的法宝之一。“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相当唯美的诗人李商隐的名句。老子也早就说了，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孟子则推崇“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推崇“义”而鄙薄“利”。
我1949年参加工作，是供给制，大灶，机关管饭，一年发两套左右的衣服，按大、中、小号分男女发，另每月有折合现今二三百元的津贴费。津贴费对于女性，稍高一点，说是因为女性需要多一点卫生纸。那时我的认识是人应该一切贡献给革命。1949年3月我参加工作时，自己从家里带了一套铺板，三条木板两把铺凳，从此捐献给了公家，连收条都没有要。我那时对革命的态度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而不像现在某些人，我的也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那时候对弹簧床或曰钢丝床已经觉得是涉嫌豪华堕落，至于席梦思床垫，则视为异己。有张木床睡觉已经是了不起了。
1952年冬“三反五反”以后，改成包干制，我是七等三级，每月除伙食外还有按现在的物价在我的感觉是五六百元的津贴。我开始订牛奶，买过义利面包，觉得生活水准提高。1954年改成薪金制，我是十九级，第二年升成十八级，工资是84元7角6分。
我在1958年虽然找了倒霉，但没有降工资。吃苦是1960年冬，粮食紧缺果然十分了得，闻到邻居家蒸窝头，那种粮食香味令人羡煞，而且我也体会到了吃不饱肚子的那种无力感、屈辱感、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到了新疆，同样的级别，加上边疆津贴什么的，工资达到124元多，居然觉得自己挺富裕，尤其是到了伊犁农村，不能不承认自己的优越性。一位困难时期从安徽逃荒到伊犁的老农，分析我的处境后居然说：“老王，千里为官只为钱啊……”
那个时候也有享受，不取决于工薪收入而取决于群众关系，当然我的关系差不多都是间接的。从北京带来了猪肉猪油。方法是找一个金属饼干桶，买一些肥肉馅，把肉馅炒一下，炼出来许多脂油，把炒过的肉馅连同脂油放到桶里，肉末的比重大于脂油，沉到下面，油层起着天然的隔离作用，这样肉馅运到乌鲁木齐也保持住了基本品质。底下的事就是大快朵颐了。北京的亲属还给我们带过松花蛋与饼干。再以家具为例，当时根本没有或少有木器店营业，木材紧缺，大家都明白，家里的基本木器有床铺、一张双屉或三屉桌，两把办公室规格的木椅，则是公家配置的。不知怎么莫名其妙地找着一块木板，很可能是化公为私的，请一位木匠师傅给自家打造一张小饭桌、几把小椅子小凳子，类似炕桌的规模，已经很不错了，可以不在写字写作业的桌上吃饭了。
二十二、物质生活、钱、腐败（2）
“文革”当中，我所在的单位新疆自治区文联，把沙发堆到楼道里了，不知是不是认为坐沙发容易“变修”。一连几年没有人正眼看它们一眼。而到了1975年底，一面搞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面在一个晚上，全部沙发都失窃了。叫“窃”，很可能是用词不当，因为可以设想，搬走沙发的人，肯定是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开着卡车，打开电灯，几个人热热闹闹地完成了沙发大转移。我甚至推测，这干脆是文联的人起的事。
而个人的生活非常简朴。以我家为例，房屋两间，使用面积有20多平方米。两间屋，有两个灯泡，一个看书用的是40瓦最多是60瓦，另一盏是15瓦或25瓦，个别时候我在书桌上放一盏台灯，觉得相当奢侈了。厕所是公用的，浴室不存在。我在伊宁市生活时，全市只有兵团农四师那边有一个焖气，焖气是新疆对浴池的叫法，据说来自俄语。“文革”中，这唯一的澡堂子也常常歇业。厨房与饭厅和卧室不加区别，冬季用房间里的取暖火炉做饭，其他时间在户外我自己砌了一个砖灶做饭。
房间里没有卫生间，就只能用便盆、夜壶之属。冬季清晨，新疆的气温经常是零下二十度左右，一些学历不低的男公民，端着热气腾腾的尿盆尿壶去厕所倒尿，有时街坊邻里还乘机寒暄，也是别有风味。中国的妇女运动还是有成绩的，事例之一，是倒液态排泄物的人士，男子居多。
什么叫贫困，什么叫匮乏？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可怜？事过境迁之后，还真说不清楚。人在对待自己的经验上永远做不到客观，永远不是按照统计表格确定感受。在伊犁，我们的住房月租费不到一元钱，在乌鲁木齐，我们有的房屋的月租费是一元七角钱。然而，我们真穷呀，这是真的。一直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最重要最正规的媒体上还刊载过如下标题的文章：“中国为什么这样穷”，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替领导说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穷困这般，也绝非一朝一夕一个政权之责。我们可以认定这篇文章写得很实事求是，公平合理，但文章的题目仍然让许多读者感到沮丧。我的一个小辈就是这样说的，一看题目，就不能不觉得晦气。
然后再一传出什么亚洲出了“四小龙”，不是“四小虎”的发展迅速，呜呼，叫咱们说啥呢？咱们奋不顾身，咱们英勇牺牲，咱们拼上了老命，咱们掌握了最先进的思想，可咱们怎么穷到了这步田地！
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话能不说吗？该不该说呢？
从1978年、1979年以来，事情立马发生了突变。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对于我来说，这一切就跟变魔术一样：说没就全没了，说有就都来了。这些农产品，都是实实在在的货物呀，即使开放农贸市场，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至少要等一个生产的周期吗？你总要经历一个下种、栽苗、浇水、施肥、收获的过程呀！好吧，算你可能立马出积极性，但总不可能立刻就出能吃能卖钱的货色呀。
我记得我1980年首次出访德国，回来后说到在德吃的豆腐来自马德里唐人街；吃的哈密瓜，来自以色列；吃的大米来自泰国；而喝的咖啡是产自南非或者巴西。我父亲听了我的话后，他说：“他们是把全世界摆到了他们的饭桌上。”我想，老爷子还真能夸赞他佩服的德国人啊。
二十二、物质生活、钱、腐败（3）
现在这有什么稀奇呢？澳洲龙虾、美国或者日本的牛排、法国的葡萄酒……上了餐桌，又有什么可以说道的呢？最最能消除偏见、体现普世价值、推动人类联结的平台之一，不就是餐桌吗？
一是吃，二是家用电器。直到1980年秋，我初访美国，遇到来自台湾的同胞，他们说在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早已不再罕见，我听了还有点叹息。我想起史良先生在“三反五反”期间曾经在大报上公开作检讨，说是她家里有冰箱。我估计那还不是电冰箱，而多半是用冰窖供应的大冰块降温的冰箱。
1981年初，我访美归来，托了友人、走了后门才买到最早的、供不应求的国产的雪花牌冰箱。
说到电视机，直到我已经在文化部上岗了，那时买彩电还要票证。
1981年，我在从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与我同席的英国的一位女汉学家聊起天来，她甚至于提意见，认为中国人不必将家用电器看得那样重要，她强调说，她家里也没有好的彩电。但她并没有说服我，你没有好的彩电，并不是市场上没有，也不是你一定买不起，很方便买，但是我不需要，我不买，这叫做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种感觉和买不到、买不起、买不着，眼睁睁地看着外边的人家有而你没有，恐怕不好相提并论。
像飞一样，家电云云早已经跨越过去了。现在是中国的家电充斥在欧美市场。然后是汽车，是房产，是股票，当然，只是城市的一部分人充分享用，还有一些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我有一位老朋友，他在刚刚改革开放时期就到美国留学去了。他买了一辆二手汽车，在美国我见到他，他一再嘱咐我，回国后遇到他的家人，万万不可说及他买了旧车的事，因为在国人看来，有了私家车，这是大阔佬的表现，家人会认为他发了大财……这会令人想入非非，制造家庭矛盾。
我也记得1980年我第一次出国到德国访问，谈起汽车的事，同行的老作家、辽宁的马加同志就说，中国那么多人，如果个个开起汽车来，那怎么得了！
而早在90年代初期，一位德国朋友到中国来，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于是我急切地向他说明，中国很大，西部很穷，你走了几个沿海城市，不能代表全中国。
1980年我也首次访问了美国，在一些大学与听众谈论文学等话题，我会得到上百美元的讲话酬金，我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谈美丽清高的文学怎么会以金钱、以“万恶”的美元为收获、为礼金。老舍当年就是由于在红卫兵面前被揭露有美钞而遭到了殴打，导致后来不幸的结局的。我想起了当年读过的前苏联首位女拖拉机手的小册子，她访问美国时，美国记者问她：“你有多少财产？多少存款？”她的回答是两亿。对方惊讶地问：“是两亿卢布吗？还是美元？”答：“是两亿前苏联人民……”
后来，我在美国讲演的礼金大大超过了最初的数字，再后来，我在国内，也会收获高得多的劳务酬金。酬金当然是有用处的，从我的感受上说来，酬金更是一种符号，像是分数或者筹码，像是电脑游戏中的淘豆，像是体育的名次、纪录、积分等等，它首先仍然是精神层面的喜悦与鼓励作用。鼓励、利益、锦标并不一定使人堕落，贫穷也不一定使人高明。高尚的人、智慧的人、有头脑的人，应该能够活得更好而不是更差更尴尬。如果这个社会不是如何的畸形，成就感可以是比较自然比较实在的。
二十二、物质生活、钱、腐败（4）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好厉害呀。直到1982年、1983年，我听到小康的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翻两番，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的时候我还觉得不过瘾，心想一个堂堂的社会主义大国，怎么能够用几百美元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呢？我们的伟大、我们的理想，用区区几百美元来表示，这也太不提神了啊。
贫穷无论如何有令人沮丧处，虽然人生的价值还有更高更重要更美好的其他方面。如果你生活在乱世，如果你追求学问、艺术、高端的创造与高出于一般的操守，而且你虽然贫穷大致还能温饱，也许你会有君子固穷的清高自信。但是如果是长期的，如果贫穷的经验遍布了你的大半生或者一生，如果是你的整个民族、你的亲爱的祖国、你的同胞百姓，是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下而不是在抗击外族入侵、焦土抗战的情况下，穷穷穷，一味地穷，这是一种尴尬。我见到过一个贫穷的兄弟国家的来访人士脸上的那种无神的表情。我们给予来访者一点零花钱，或者一点香烟与啤酒，或者一双塑料底布鞋，或者一副扑克牌……他们脸上的表情使我感到沉重如铅。我感到了他们的窝囊与硬是抬不起头来。我自己的感觉是与他们、与我们的朋友一样尴尬。我希望是我的凡俗没有能理解他们的伟大的幸福感与政治上的骄傲感。人靠一口气，树靠一身皮，动不动需要练鼓气的生活未免尴尬。贫穷而不承认自己贫穷，这是又一层尴尬。贫穷了而且拼命克制自己对于物质财富的羡慕，拼命说服自己：那些财富是与罪恶同在，说服自己那些财富只能蔑视不能向往，口水只能咽下去然后变化为对于异己者的“呸”的一声唾沫……那会是尴尬上再加三层尴尬。我的一个亲戚，80年代初期到国外学习电机工程两年，他回程的时候途经香港，然后从香港到深圳罗湖口岸入境。一过分开香港与内地的铁丝网，他看到的是一片破烂，他哭了。他现在已经不在人间，毕竟他生前已经知道，现在从香港入境，不论是罗湖、皇岗还是落马洲，你看到的只会是日新月异的深圳，是平地上升起的新兴城市，而不必再为咱们这边的贫穷而伤心落泪了。
1980年我首次去德国、美国，经过香港。外边的商店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货物？而一位台湾同行告诉我说，他们那里的农家有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我微微一笑，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但问题在于他硬是有，你硬是没有。
我是1981年才有机会首度走访江南胜地的。我从小就背诵“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我赞美江南的美景与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我也惊异于到处的陈旧、穷困、破破烂烂。
现在回忆起来，这些情景恍如隔世。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报上说“有计划、大规模、按比例的经济建设”开始了。我听了，如醉如痴。我当时的目标就是莫斯科。歌曲《列宁山》曰：“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克里姆林宫上一片曙光。”还唱什么“峻峭的山岭令人神往”。我想的是，几个五年计划后，咱们的家园也是一片高楼、一片烟囱，一条条大道上跑着汽车，家家都有电灯电话。过了许多年，我到了莫斯科，知道了，列宁山只是一个地势高些的平台，绝无峻峭可言。想来可怜的歌词译配者根本没有去过莫斯科。还有工厂的烟囱，当然也不值得羡慕，而是应该为城市的污染而忧心忡忡……
二十二、物质生活、钱、腐败（5）
现在呢？完全是另一个中国了。我在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结识了西班牙驻华大使，并因组织多明哥访华演出等事与之有很好的合作经验。1989年他调任驻俄罗斯大使，1999年他回到北京又坐上了他个人的外交官生活的最后一班车，仍任驻华大使。三任大使、重回中国后，他告诉我，此次回来，他觉得是换了一个中国！
早在1980年冬，我与艾青一道访问了纽约，台海背景的旅美爱国诗人秦松先生请我们吃饭，他激动地说，他期待着中国的发展，他希望有一天，在五大洲三大洋到处看到中国的游客，我很感动，同时觉得很遥远。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国家，我在新疆麦盖提县时知道，那里的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越过叶尔羌河走一趟县城。设想中国人民绕着地球哗哗地转？太不可思议了。
然而，1996年在已经倒塌了的柏林墙边，2002年在毛里求斯的维多利亚酒店、在南非的开普敦好望角攀登灯塔舷梯与在喀麦隆逗留的时候，2004年参观俄罗斯彼得堡阿芙洛尔号巡洋舰时，2007年访问伊朗四十柱宫……的时候，我的周围是一片叽叽喳喳、欢声笑语的中国游客，有的还拿着中国旅行社的三角形小旗帜。中国游客还有一个特点，特别像我们的近邻日本人，几乎个个拿着相机，嘁里咔嚓，一通按快门，留下中国人在世界上的身影。
所以，泰国有事、埃及有事、利比亚有事，我们都要派飞机去接华侨华人回国。
同时媒体上也报道了对于中国游客的负面反映：说话声音太大、有随地吐痰的、未能很好地遵守公共道德……这当然不好，但暴露一下碰撞一下也好，总是有了更多的有关中国的响动，中国与世界正在打成一片。开始，我对“走向世界”的说法难以接受，中国就在世界上、世界中，怎么还要走向？毕竟太久太久了，中国与世界互相感到了陌生与紧张、困惑……这正是我激赏“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的原因。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世界，不卑不亢，自然而然，举止大方，进退从容了，容易吗？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著名电影演员于洋之子于晓阳导演了一部商业片《翡翠麻将》，《参考消息》上援引了外电评论，说影片的某些画面是在靠拢西方发达国家。30余年过去，到了2011年，我看了影片《失恋三十三天》、电视连续剧《男人帮》与《双城生活》，内容暂且搁下不表，只是影视剧中的北京、上海的城市风貌，就令人惊叹：林立的高层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商店，规模巨大的购物中心与自选市场，夜晚的华灯百色，穿戴入时的男男女女，名牌服饰用品奢侈品，城市的标志性的崭新的大建筑：鸟巢、国家大剧院、浦东新区、上海电视塔……高速公路、动车高铁、外国游客、咖啡馆与酒吧……我怎么能不为之泪下？
我活了77年以上了，国家能有如此的发展，只是近30年的事。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辈子幻想着吟咏着“换了人间”“旧貌换新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然而这“两换一站”不是仅仅靠豪情与斗志就能做到的，哪怕热血如沸，理论比天还高，没有经济上的成果，您换不了也站不住！
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全国还有一亿人生活在联合国确定的贫困线以下，即人均日收入低于一美元。由于开始变富而出现的社会问题、社会忧患到社会危机，更是一刻也不能忘记。发展是硬道理，绝对正确，认准了坚持下去，一百年不要变，这也是语重心长。但发展解决的问题是太不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如饥饿，如辍学，如贫穷与愚昧。但发展本身解决不了恰恰是由于发展而不是由于不发展所产生的新问题，如贫富悬殊，如分配与机会的不公平，如奢靡浪费，如信息骚乱……
二十二、物质生活、钱、腐败（6）
与此同时，腐败的问题与温饱同来、与银钱同来、与商品经济同来，最初还不叫市场经济呢，那时说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还有是在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就这样，1988年匈牙利驻华大使伊万诺夫对我说：“我们两国现在要发展商品经济，还来得及，前苏联呢？前苏联建国已经六七十年，知道什么叫商品经济的人，已经死光了。”而在90年代，前苏联解体以后，我去俄罗斯，有俄国朋友对我说：“在我们这里，懂得市场经济、能够经商的人已经全部杀光了。连遗传基因也没有了。”
究竟是什么更好一点？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按：头两句话是毛主席说过的，后一句话是话剧《田野啊，田野》里的）。大家都穷得勉强温饱，一切欲望都在抑制之下，进行足够的意识形态的动员与煽情，不会斤斤计较于物质的需要，然后通过学习讨论认识自己的幸福生活是世界第一。还是突然发现了金钱的用途，如电视剧中所说的：“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那是万万不能的……”然后立刻一脑门子钱钱钱，到处是红包，是寻租，是请客送礼，是大水泛滥一般的单据报销，是权钱交易，是用钱来衡量一切，是垂涎三尺……呜呼，可怜的同胞们！
贪污受贿，这些词在我的少年时代是专属于国民党的，而现在也越来越威胁与败坏着我们，弄不好会像洪水海啸一样淹没我们。当年专门反贪污、杀贪官的共产党，面对的却是自己的贪官污吏了。最可怕的是一些省份关于买官的传闻，人生在世，一举一动，不送红包硬是寸步难行！一个又一个贪官被枪毙了，然而，连枪毙也制止不了贪官的胡作非为。尤其可怕的是有一种说法：贪官都是因为分赃不均，内部有矛盾才暴露出来的，类似的贪官，多了去啦。还有一种说法：想整谁，想查谁，就准能按钮一样方便地按出贪官污吏来。这些说法当然不一定靠得住，从开始至今，我们尚没有足够有效的肃贪防贪手段。
还有各种暴发户的烧钱、浪费、挥霍与无耻斗富的传闻。我看过一张网上的照片，一个婚宴，至少是二百张圆桌，两千人同吃，这绝对是世界少有的人海宴会啊。我见过一个大款，为了与邻居争一口气，废弃了一幢价值1000多万元的别墅。传出来一个故事：某某大款，以数百万元的代价购买了一套房子，包了个二奶，五年后，与二奶分手；五年中，他花费了上百万元养二奶，但二奶离去后，他的房子升值的价钱远远超过了他的包二奶费用，他赚了。还有网上的消息，说是全世界的奢侈品，主要靠中国消费者（？）来购买。
还有吃，有人说中华文化是食的文化，读书开会，都说要好好咀嚼与消化。1980年以来，粤菜、潮州菜忽然大行其道。王府井出现了香港美食城。美食再加上城，这里有一股消费主义的牛气，简直是对清贫的社会主义的挑战。而潮州菜的价格，令我晕眩。当时个人根本没有能力进这些餐馆，吃这些玩意靠的是公费宴请特别是外事宴请或港澳朋友的到访。
现在一桌吃一万元，已经不再稀奇了。
喝就更恐怖了，全国各地不断传来喝酒喝死人的传闻。我都知道，例如我在新疆的哈萨克作家同人，不止一个是喝死的。只消听听那些段子吧：“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喝得机关没经费，喝得夫妻背靠背……”，还有公务员总结经验：不会喝酒，影响“进步”。
窝藏30年的茅台，已经涨到两万元一瓶了，是谁在发疯？台湾的马英九甚至也要干涉要控制金门高粱的定价呢。
国务院前后发了大量的文件，限制大吃大喝，但大吃大喝只见发展，不见控制。
俱往矣，现在我也常常通过饭桶网订一桌饭，把孩子们或朋友们找来，吃饭已经越来越不是什么问题了，而随着年老，我也不再馋什么，更多的是求清淡与易于消化了。
我非常感慨老舍在话剧《茶馆》里的总结：年轻时，有牙，没有足够的花生米；年老了，花生米越来越积攒得多了，没有足够锋利的牙齿喽，嚼不动或嚼不烂喽。这也算人生长恨水长东吧。当然这也是一乐即一种尴尬的风流呢。我老了，但我的花生米越来越多喽，自己咬不动怕什么，有花生米，还怕无人共享吗？住房，我认识的人当中，包括工人与农民，没有不扩大了自己的居住面积的。房里，多数都有了上下水道、厨房、天然气或液化燃气供应、沐浴设备、卫生设备、空调等等。
电器算什么？谁家里没有电话？谁手上没有移动电话？电视机往大了再往大了走。手机的功能已经使我敬谢不敏。我到现在也不明白，用手机摄影，那照相机呢？用手机上网，那电脑呢？用手机打游戏，那游戏机与网络游戏呢？电子技术日新月异，造成了多少浪费啊。遥想靠级别安装电话的日子，安装电话还要送礼的日子，学习着用PC机的日子，昨天已经古老，中国仍然是跟着走，不是跟比尔?盖茨就是跟乔布斯的苹果iPad或者iPhone。世界真奇妙，技术真高超，未来在闪耀，中国还得加油啊。
二十三、理念、权力与实绩的起舞（1）
一位具有台湾背景的旅美华人女作家对他人说：“王蒙这个人很政治。”
真的，我这一辈子与政治难解难分。我说话做事有一根政治的弦。我的命运与政治分不开。政治状况比较清明开放的时候我也最愉快、最能发挥、最露头角、最出人头地。包括小说抒情诗也发表得最多。相反情况下，我只能俯首甘为孺子牛，只能忍辱含垢，只能精神胜利，犹自逍遥，对天长啸，迎风洒泪，今天天气哈哈哈。
是的，我关心政治、牵挂政治，喜欢政治的意义深远、大气磅礴、斗争险峻、挑战智力，关系到人类、世界、祖国、民族、人民的利害祸福。我相信政治才是男人的真正事业。我渐渐看明白了政治的一个又一个层面：它的理想性、浪漫性、务实性、计谋性、凡庸性、全局性与有些时刻很难说没有的、或有的私密性与阴暗性。如老子所说，鱼，要隐藏在深渊，国之利器也是不可以示人的。在中国，从事政治事业要沉得住气，要喜怒不形于色，要知白守黑，心里跟明镜似的，眼睛跟火炬似的，而把自身低调地隐蔽在茫茫夜色之中（这是黑格尔对老子的理解，也是他盛赞老子的一个亮点）。另一方面，政治最光明，最能接受公众的监督，最出头露面、人山人海、如火如荼。后面两句话被中小学生开玩笑说是“people抯 mountain people抯 sea，likes fire likes tea”。他们是开玩笑，说人们不认得荼，以为是“茶”，乃译为tea。用德国一位领导人的话说，政治家好比养在鱼缸里的热带鱼，所有的一切都在人们的监督之下。我曾著文指出，李商隐正是因为有那些咏史诗、政治诗，他的气度才在晚唐诗人中更出类拔萃。
有什么办法呢，中国是一个政治的大国，近一二百年以来，没有比政治更重要的命运之神或命运之魔紧紧抱紧了每一个国人。在中国，政治就是生活，甚至比爱情亲情财产生老病死更切近于每个人每一家的悲欢离合。
我说话利落，口齿清晰，喜欢辩论、婉转解释、稍作说明、淡淡一拂或以退为进或及时打住——休兵一笑。我用词力求准确，有分寸，有棱角，自自然然，随机应变而又有所控制。我说过，在政治上我有“童子功”。我太熟悉咱们的政治语码。同样一句话，我会从25种说法中找到一种比较恰当的说法。我不怕反驳不怕攻击，我反应迅速。而更多的时候我明白不反应更好，我早就明白老子的道理：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童子功是从哪儿来的？从小学习的？那时也许仅仅是背诵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当然是政治，修身齐家在这里也不是为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而是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起始，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才出现在我们的文化信条中的。
一部中国史，是政治与政治的极端表现——军事史，是改朝换代史，是明君与昏君、忠臣与奸臣、兴与亡、盛与衰、胜与败的纠结史。在中国通史与近现代史当中，经济、科技、工程、民生、文化的发展都处于陪衬或从属的位置。民族与宗教也是在它们的演变与政治势力、政权稳定、国家版图、政令举措的得失相联结在一起的时候才受到史家的重视。
伟大与悠久的中国，发展远远不像分配那样受到关注，通过争夺来获取，对有些人来说远远比学到手、提高自身、增加自身所具有的资源与本事更事半功倍，纵横捭阖远远比创意产业有更高的被期待性。在革命的高潮中，我早就深信不疑，一切的一切取决于政治上的谁胜谁负。穷困，是清朝政府与国民党政府造成的。疾病，是由于反动政府不关心人民的死活。女子受到侮辱，是由于人压迫人人侮辱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腐烂的社会制度。同时，只要政治上解决了问题，国家将充满光辉，世界将一片欢呼，人人丰衣足食，个个前途远大，男子雄壮文明，女子健康美丽，如歌词里所说：“青年人都有远大的前程，老年人越活越年轻。”
二十三、理念、权力与实绩的起舞（2）
我生活在政治是轴心的时代。我出生前11年，东北三省被日军占领。出生后三年，日军占领了北京。出生后10多年，抗日战争胜利。然后是国共内战。我的童年与少年时代，难道在中国有比政治更重要的事吗？难道那个时候可以考虑发展经济、科技、艺术、体育、法制、产业与品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是全世界左翼思潮的高涨。以致人们在那个年代说，那时的一个人，40岁前，如果不是左翼，就证明他没有良心。当然欧洲也有一个说法：如果40岁后，仍然是左翼，也不足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掀起了国人的爱国高潮，也掀起了那样热烈的期待，中国应该建设好，中国不能再继续积贫积弱、东亚病夫、一盘散沙、贪污腐败、无知愚昧、点头哈腰、吞云吐雾、麻将二簧（当然，二簧不应该列在这里，麻将也不该，这反映的是少年的我的看法）、阴阳怪气、哼哼唧唧……那样一副败落在世界后面，一副正在自绝于地球、自绝于20世纪的德性啦！
国民政府没有能满足人民的这样的期待，而激进的天翻地覆的共产党的勇敢冲击，唤醒了国人。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代人每一个国家的人们都能够经历这样的大事件大时代大风暴，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艰难与变数。我不太能够胜任历史提供或强加给我的机遇与重负。
艰难还不在于选择不选择革命，不在于革命可能失败，革命者有可能、革命者应该时时做出抛头颅洒热血的准备。为革命而殉，至少还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悲壮。艰难在于革命胜利了，胜利了以后怎么走？继续革，继续抛头颅洒热血唱《国际歌》上刑场？接着搞世界革命，把革命搞到全世界，至少搞到亚非拉第三世界？鲲鹏展翅，九万里是九万里了，输出革命谈何容易？而且，你革命成功了，你掌握了政权，你何以面对为革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嗷嗷待哺的千家万户！或者你的兴奋灶是致力于保住政权、铁打的江山？当然，权权权，命相连。问题是权力并不是目的，不应该是目的，权力只是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手段。权力很重要。庄子早就说过，诸侯之门，仁义存焉。你当了诸侯，对何为仁义有了解释权，你就成了价值的标杆、仁义的样板。“形象再好，政权丢了，（形象）还有什么用？”一位我最最敬仰的领导人的名言令我醍醐灌顶，也是对我的当头棒喝。权力不是目的，但是权力是最大的敏感，是中心，是刀刃，是刀把子。林彪解释过，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好的，这样的解释颇不现代，带有封建主义的霉臭味与坐井观天的土皇帝的霸气与小气，然而在我国，这曾经就是历史，这有时候也就是事实，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的以民心民生民主为权力的精髓的国家，绝非易事。
一个合乎逻辑的想法是确保革命的传统与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住窑洞、吃小米、点煤油灯、穿着带补丁的旧军服与贫农老大爷老大娘在地头上拉呱的精神。一句话：军事共产主义精神。我们靠这种精神取得了胜利。那时一切待遇的区分就是三级：大灶，吃大锅饭的；中灶，吃小一点的锅炒的菜的；小灶，吃单独为这位首长炒的菜的。这里有军事共产主义，有起义农民文化，有君子固穷的传统，有理想主义以及与理想主义、与仁人志士情怀密不可分的禁欲主义倾向。
二十三、理念、权力与实绩的起舞（3）
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条件不同了，不论我们曾经多么简朴纯洁厚实，政权的建立、外交内政的新局面新场面新任务，都难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或者总理与外国元首也罢、本国劳模英雄也罢，共坐在一张炕桌边，在窑洞里促膝谈心的情景。
有人以前苏联为榜样，希望中国成为苏式国家。前苏联人甚至建议新中国的政府应该迁入故宫紫禁城，可能他们是想推广他们的克里姆林宫模式，保持权力的法统与尊严。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于故宫的封闭、沉重、封建、保守的前现代、反现代性的负面观感。
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地区会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据说高岗就有过这样的说法，这实在是国人的大忌，高岗当然只能灭亡，而且他的事情差不多是那一段时期至今仍然没有能翻得了案的少数事情之一。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民党政府的、西方国家的很多人责难中共，是将中共视为拿“卢布”的苏俄代理人的。而人们终于明白的是，中共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怀，绝对不比中国的任何政治力量缺少，毋宁说是更加强烈。
从绝对的理念上，从真空与零上四度的条件上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应该是超越国家的。共产党宣言的口号是“工人无祖国”。理论认为，民族国家的纷争其实是资产阶级的自私性、贪婪性、掠夺性所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大公无私的、与最最先进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只有同一个祖国，那就是英特纳雄耐尔，英特云云，是法语的译音。有的版本，干脆把“英特”译作“国际苏维埃”，把《国际歌》的结语唱作“国际苏维埃，就一定要实现……”。
但实际上，前苏联对自己的与俄罗斯民族的利益考虑，不可能也没有理由比任何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稀少。很可惜，理念有它的真空性、摄氏四度性、绝对性与绝无干扰性即理想性与纯洁性，而实践的特色不是这样。实践的特色是：理念会与实利挂钩，人民对理念的理解会与各自的实情挂钩，权力的务实性会让你稍稍冷一冷、忘一忘、权宜一番理念。而在与反对派——实存的与臆想的——的斗争中，理念会被夸张，会增加不必要的杀伤力，会成为恶斗的借口，会使自己硬着头皮撞墙。而对于实绩的考量，又会排挤理念的完整。
所谓捍卫某种理论的纯洁性的主张，如果不是霸气，也可能是傻气，是高空理论，是不接地气。
曾经有人以真空理念搞苏俄至上，同时今日也不是没有人以真空与摄氏四度的前提来考虑普世价值，考量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人权的神圣。我很欣赏9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报》上的一个说法，世上有乌托邦社会主义，也有乌托邦民主主义或资本主义。有人唯美国的马首是瞻。甚至在2003年，以隐藏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战争后，一位绝非廉价的激进愤青的兄长，一位有着相当的资格、阅历与社会地位的兄长，曾经认为：依照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美国应该军事介入，改变中国的政治地图。他老兄怎么能这样幼稚、这样天真烂漫、这样信口开河？应该说是脑子进了水，可以在头颅内养金鱼啦。
一者伊拉克是3000多万人，中国人口约为伊拉克的40倍。美国在2003年的战争中派遣了16万人的地面部队，英国也派遣了1.5万人的地面部队，加上其他一些国家的援助，大举进入了伊拉克，历时八年多，至今不能说伊拉克的事情已经搞定。按照伊拉克的比例，还不考虑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信仰主义、长期武装斗争的锻炼与军事方面的经验和决心，不考虑中国的核武器、军事经验与备战精神，如果美国要在“文革”时期对中国进行军事介入，它至少要派遣近千万陆军人员进驻中国，大体上，它要让它的适龄男青年倾巢而出。这样的设想如同梦呓。
二十三、理念、权力与实绩的起舞（4）
二、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用什么理由、什么借口、什么旗帜，战争将变成中华民族的民族保卫战，将会是世界的大灾难。还好，恰恰是美国人，没有人有这样的念头。而我们的这位老哥，也是在病重发烧后说的这话。
是意识形态之争还是权力之争？意识形态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解说，还是一种实力，它至少可能转化为权力、追求着权力、隐藏着威权：从激励的功能到惩戒的功能。因为，权力是一切实力的总和与叠加。理念诉求着权力，这很实在也很吓人，很有理由也很闹心。理念驱动斗争，争取权力，夺得权力，照耀权力，美化权力，激活权力，涂抹也整理权力。而权力大大地抬高理念，强化、激化理念，加热理念，充实理念也大大地增强了理念的威风与压力。足够高明的理念加上同样高明地运作着的权力，你的感觉是它将无往而不胜。
首先是权利，其次是权力。一切对于应有的人民权利的诉求都包含着关注权力的奋斗，因为权利或是受到权力的保护，或是受到权力的制约与控制直到抹杀。权力从来不是真空，被说成应该拥有而目前失落的权利，一定是被旧有的，有时干脆是反动的权力所把握、占有、垄断或者抹杀了。权力之争常常是你死我活之争，尤其是中国，为了争夺权力，父子可以互戮，兄弟可以成仇，夫妻可以反目乃至被囚禁被处死。权力反过来命名与定义理念，权力可以执理念之牛耳，权力可以修改、调整、淡化或者热化理念，也必须保持对于理念的掌控。
原因是权力比理念更务实也更灵活，权力比理念更真实得多、贴近得多、威武得多也强大得多。理念应该崇高、热烈、感人……而权力必须能够运作、能够保持、能够用到刀刃上，该含而不露就别露，不但要笑不露齿，怒也别露齿，而该出手时便出手。
作为理念的天下大同也好，理想国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弥赛亚也好，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也好，神仙境界也好，“大跃进”也好，“一大二公”也好，“五七公社”也好……仅仅作为理念，它们可以并存，可以各抒己见，可以大打口水战。但如果各自掌握了特定的群众，掌握了阶级、地域、山头、派别、志同道合者、利益攸关群体，而且掌握了哪怕只是小米加步枪，更不要说是掌握了航空母舰与精确制导导弹……落实为权力集团，落实为教会、政党、国家、民族、军事力量、军事联盟，则是永远的纷争、可怕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之下，权力比理念显得更重要，丧失权力不但会丧失理念再宣扬再实践再发展再完善的可能性，而且会丧失接受了某种特定的理念的人的脑袋。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理念之争常常会、多半会变成脑袋之争，至少是谁先进太平间之争。
没有权力、丝毫不在意权力的政治理念，好比是没有性器官与性能力的爱情。没有权力意识而要去搞政治，等于以柏拉图的方式去与潘金莲或孙二娘恋爱调情。而没有理念的权力，典型的中国式的说法，则是官场无政治、情场无爱情——只是低级的性交易，最多是配种站的操作。
能够把理念的热烈追求、探索与权力的精到运用结合起来的首席人物还得说是非毛泽东莫属。他与许多人不一样，他追求“一大二公”，喜欢大家包的饺子全一个味儿（见《介绍一个合作社》）。他似乎不那么重视与恪守社会分工，他主张全国都要学工、学农，尤其是学习人民解放军，还有批判资产阶级。他喜欢群众运动，喜欢直接面对群众，一呼百应，无坚不摧，花样翻新，好戏连台。他喜欢的还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他在晚年批判按劳取酬，认为那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他坚信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些都太绝对化了，超出了实践的度，更超出了执政条件下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常规。
二十三、理念、权力与实绩的起舞（5）
他最懂得争取权力、巧用权力，每次运动只打击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把权力用出花儿来，把权力用成五彩云霞彩虹幻景。他的发动大鸣大放，搞什么引蛇出洞、阴谋阳谋，支持红卫兵，批判“文革”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还有什么批《水浒传》，都进入了艺术加魔术、哲学加诗歌的浪漫与玄妙境界。然而，他忘记了一条：近代以来，中国的首要历史要求是实现现代化，是摆脱民族、国家、人民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状态，是发展生产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成为世界的一员，自立于民族之林，是不要被开除球籍——其实开除球籍的说法也是出自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太浪漫了，他的理念如高天彩虹。对于一个革命家来说，他的诗人与哲学家气质、他的凡人所不及的理念有时令人找不着北。1959年“批修”时，我们的文章就喜欢强调列宁主义的锋芒令凡夫俗子胆战心惊，却忽略了，政治是群体的事业，是面向凡俗的事业。过分地高超，也许会增加主席的魅力。作为执政者，他的大胆立论、大胆想象、不计得失、不在乎碰壁、独出心裁、语出惊人、动辄搞得举世皆惊，甚至是搞得自己人也是举座皆惊，又实在是太乌托邦了。
理念的地位太高，高天而降，令人震服却也令人晕菜，最后为理念而动辄血战到底，不一定是好事。理念的地位过弱，只求护官护权护待遇，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只有得过且过的今天，却丧失了明天，也会降低咱们的工作的水准和威信。好难啊。
理念的分歧常常大于实际操作上的分歧。饥饿的灾民需要的是吃饭，这在实际操作上本来不应该产生争端。但一加上理念层面的讨论，就会提出高耸入云的口号：宁可饿死也不能以理念原则做交易，叫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理念的坚持常常会不惜带来实际层面的损伤。只一个“大跃进”一个“文革”已经教训足了咱们。
